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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七月事件问题的讲话
（7月17日）[1]
我很荣幸，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人唐恩提到我在12年前说过的话，[2]我们号召准备进行武装起义时，号召工人勇于牺牲，不要杀戮。但唐恩没有引用检察官卡梅尚斯基和巴尔茨（后者现在似乎是在临时政府合作者的行列中）断言我们号召的不是牺牲，而是杀戮的答复，我对此表示遗憾。
你们看到，卡梅尚斯基和巴尔茨用唐恩在这里使用的是同样的词句，而且唐恩的讲话如此适合检察官的论据，甚至连伊苏夫同志都不得不修改他检察官的调子。
我不知道，唐恩是否哪怕出席过一次7月初我们在其上发言的集会。我本人7月2日对机枪团讲过话，7月发动的号召对这个团特别有作用，如同在争取全部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的整个斗争中一样，我声明，与外省相比，我们在彼得格勒走在前面，但我们不可能跳过自己的头。我们应该把农民群众吸引到自己这边来。（喊声：“这不可能。”）
这是可能的。我相信，俄国民主派号召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是正确的。我们知道，彼得格勒的起义能够在24小时内废除内阁，更换部长们，但这是冒险，因为内阁应该依靠群众的支持。（大厅里一片喧哗，主席费了好大力气才恢复了会场的平静。）托洛茨基转向大厅，并声明：这里有你们不请自来的盟友——资产阶级报刊《交易所经济人报》、《俄罗斯意志报》、[3]《新时报》[4]、《言论报》以及其他肮脏的机关报的代表，我们像你们一样蔑视它们。明天在这些报纸上将会出现的简讯，说指控民主派的多数派犯了刑事罪。我请你们注意发言的焦点。
还在7月2日，那时我们在开中央委员会会议，我们得知准备发动。这个消息像火花一样迅速传遍了所有团队。我们尽管消息灵通，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传言来自何处。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内阁时，有只黑手企图逮捕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喊声：“这是喀琅施塔得水兵干的，他们是俄国革命的光荣和骄傲。”）这证明了黑色百人团企图利用立宪民主党人的辞职。（喧哗。）
这些事实将载入史册，我们力求确定它们的真相。我肯定，亲临这次尝试现场的人都知道，水兵和工人都不知道，在塔夫利达宫的入口处发生了什么事。我在发言时，看到在入口处站着一群恶棍。我对卢那察尔斯基和梁赞诺夫[5]同志说了此事。我对他们说，他们是密探，他们企图闯进塔夫利达宫。（卢那察尔斯基在座位上说：“对。”）当切尔诺夫出来时，这些恶棍企图在群众背后逮捕切尔诺夫。当我跳向他们时，我发现他们共有10人，他们企图完成他们的肮脏的勾当。我能在上万的人群中认出他们来。当我试图让群众知道此事时，发现没有一个工人和水兵认识他们。匪徒们散去了，切尔诺夫回到了宫中。谁也不知道克伦斯基去了前线，逮捕他的企图只能在前线实现。
叫策列铁里出来的目的不是逮捕他，因为工人和水兵们喊道：让策列铁里到我们面前来，给我们讲清楚事情的真实情况。如果有其他喊声，那也是出自企图逮捕切尔诺夫的那群人。起义的全部构成的3/4依据的是逮捕部长的企图。（喊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近几天的报纸证明了这点。
武装者的武装起义应该有这些人要实现的目的。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塔夫利达宫被完全解除了武装。武装群众没有企图占领战略据点和政治中心。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则没有武装起义。这证明了这个有反革命分子介入的运动的自发性和初级性。
当唐恩说到工人部的会议时，他没有提到，我们坚持肃清反革命据点，它们的代表在工人士兵群众底层进行自己的工作。7月3日，我们对我们的全权机构要求这点，这证明我们不是瞎子。人们指责我们煽动群众情绪。这是错误的，我们只是试图形成它。
在5、6月间，当我们指出资产阶级集团进行怠工时，人们说我们是蛊惑人心。当立宪民主党人辞职时，切尔诺夫同志和《人民事业报》[6]和《工人报》[7]重复了我们的话。
当立宪民主党退出内阁后，工人认为有必要警告民主派不要与资产阶级集团联合，这是不足为奇的。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群众拿起了武器，因为他们知道反革命的企图。
我们和你们一样认为这是一个错误。在这个讲坛上，沃伊京斯基同志说过，布尔什维克警告群众不要发动。当群众走上街头时，我们明白，我们的角色是把计划性引入这个运动。我们对群众说：我们的口号是正确的，但还是别上街，回家去。
我想请你们注意一个情况。如果革命专政认为，我们犯了罪，那它就应该以革命政权的全部力量来粉碎我们。有人在这里说过，不知道我的住址。这不对，它在中央委员名单上。你们以自己的消极态度造成了这种气氛，在其中你们与我们一起窒息。在这个气氛中，把肮脏的指控扔到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身上。（喊声：“这是正确的。”大厅里再次喧哗起来。托洛茨基继续讲。）
在这个大厅里有同情这些指控的人。在这里有刚刚依附革命的人。（喧哗。主席摇了半天铃，才恢复了平静。）
这里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他们是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思想对手，但还有其他人，他们追求的是另外的目的。
列宁为革命斗争了30年。我为反对压迫人民群众斗争了20年。我们不能不仇恨德国军国主义。只有不知道革命者为何物的人才能断言相反的事实。众所周知，我因反对德国军国主义而被德国法庭缺席判处8个月的监禁。
在这个大厅里有这样的人，他们把自己的革命刊物用于对我和我的同志们的卑鄙的指控时，他们就是以此给反革命用它的语言说话提供了机会。
不允许任何人在这个大厅里说我们是德国的雇佣，因为这不是坚定的革命者的声音，而是卑鄙的喉舌。
《消息报》第121期
1917年7月19日
[1] 这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话，针对的是唐恩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对7月3-5日事件所做的“说明”。托洛茨基同志是第一个党团演讲者。在他之后讲话的有马尔托夫、诺根等。结果是全会通过了李伯尔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名义提交的决议。
[2] 就我们对此事的询问，列·达·托洛茨基回答如下： 这里说的显然是下面的事：在1906年彼得格勒苏维埃审判案中，在我对法庭的陈述中我说过：“不是群众杀戮的能力，而是他们的随时准备牺牲的伟大精神，法官先生们，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才是人民起义胜利的最终保障。”唐恩援引了这些话，指责我们在1917年7月号召群众杀戮。我就此回答唐恩说，他援引我在12年前说过的反驳检察官卡梅尚斯基的话，他本人以他自己的名义重复了卡梅尚斯基在1906年对我们的指责。
[3] 《俄罗斯意志报》是一份由俄国银行出资办的反革命报纸。它的创办人之一是著名的普罗托波波夫，后来他成了沙皇政府的实际领导人。
[4] 《新时报》系俄国最大报纸之一。1968-1917年在彼得堡出版（1869年起改为日报）。原为自由主义报纸，1876年改由A.C.苏沃林发行后，成为保守报纸。1905年起为黑帮分子喉舌。十月革命后被查封。——译注
[5] 梁赞诺夫（Давид Борисович Рязанов，1870-1938）苏共党员（1917-1931年），年轻时参加社会民主运动，1917年为“区联派”成员；十月革命后是公认的布尔什维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921-1931年任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反对让研究院直接为党的现行政策的利益服务。因对托洛茨基有好感，请已被流放的他为研究院翻译、校对马克思著作，以解决他的生活问题。1931年孟什维克审判案中他被指控与孟什维克驻国外中心有联系而被开除出党，并被流放。1938年1月21日被枪毙。——译注
[6] 《人民事业报》系革命报纸。1868-1870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17期。编辑A.M.巴枯宁。第2期起编辑为Н.И.吴亭。1879年起为第一国际俄国支部机关报。——译注
[7] 《工人报》系孟什维克日报，1917年3月20日（俄历7日）至12月13日（俄历11月30日）先后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出版。1917年9月12日（俄历8月30日）起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统一）中央机关报。因反苏维埃活动而被查封，改用其他名称出版到1919年2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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