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楚科夫斯基
楚科夫斯基先生在其论述未来派的一篇文章——像他写的所有文章那样咋咋唬唬、装腔作势——的结尾，对民主作了不符合文章思路的颂扬。他谈论的——确切地说不是谈论，而是歌颂——是令人惊叹的、绝无仅有的词，是宏伟壮丽的词，是新的天空上的新太阳——民主制。
当我在显然是快要凋谢的《野蔷薇》文集最近一期上读到楚科夫斯基先生的这篇文章时，我进一步明确地、而且可以毫不隐瞒地说，以一种可以称之为幸灾乐祸的兴奋心情重又确信，那个不久以前的、现已变得如此遥远的时代，也就是时常当众搔后脑勺的罗扎诺夫以天才哲学家自居、司徒卢威标定社会发展的“路标”、与罗扎诺夫亲昵地挤咕眼睛的楚科夫斯基领导文学运动，而《野蔷薇》获得荣誉或者至少获得荣誉的某种资本主义的等价物的那个时代已经彻底灭亡了。丑恶的、该死的时代、下流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至少应当有过风格吧？也许是有过的，不过，有的只是某种蹩脚的、零碎的、存在于语句和音组中的、动摇不定和断断续续的风格，是一种缺乏综合能力的风格。
时代的“天才哲学家”没有得到好下场：他甚至被从完全可以容忍他的地方扫地出门。而“起领导作用的”文学批评家楚科夫斯基先生则向“新天空的新太阳”——民主制祈祷。可是，他的祈祷并不能挽救他，因为这种祈祷并非出自内心，而是出自于狗一样灵敏的嗅觉。从文章中可以看出，对民主制的祈祷不过是故意在“落幕时”说出、以期博得额外的掌声的结束语而已。
我翻阅了一下手头的楚科夫斯基的两本书：《从契诃夫到现在》和《批评故事集》，——尽管我当时读了它们，可还是无法相信：难道这就是“起领导作用的”批评？难道这种不值一读的东西被人们认真地接受下来并发行了好几版？是的，被人们所接受，并且发行了好几版。也就如此而已。
在“肩负重任”的批评家的位置上还从未有过、绝对从未有过像楚科夫斯基先生这样不学无术的人。他在理论上如此缺乏自制力，甚至丝毫也不想一下自己的不学无术有没有限度：他不仅在自己的专业方面知识贫乏，而且主要的是他不具有任何思维方法，——须知恰恰是思维方法才能使一个人成为有学问的人。
不错，楚科夫斯基一度曾宣称——就像眼下关于民主制的太阳的说法那样出人意外——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他将彻底予以接受”。可是，要知道，“契诃夫和高尔基作为当代生活的一种现象，是凭借着自由意志的幻想才得以实现的，而且只有在倒退到过去的情况下，他们才能够服从因果关系的范畴”。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从社会起源进行研究的”方法对他们来说是不适用的。这是一位第一流的批评家而绝非一年级学生的话。这么说来，当代生活的各种现象——不仅仅是文学现象，而且还有政治现象——不能运用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因为这些现象，用楚科夫斯基的中学生语言来说，“是凭借着自由意志的幻想才得以实现的”。应当允许预先“倒退”。这意味着什么呢？什么也不意味着。“倒退到过去”，——这话针对的是谁：是高尔基，还是他的作品？因为显而易见，作品只有在它“凭借着自由意志的幻想”写成之后，也就是在它“倒退到过去”之后，才能成为批评家研究的对象。或者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楚科夫斯基先生的话，就是说社会批评的观点仅仅适用于这样的作者，他们本人已经完成了“倒退”，即完全倒退成了故人，从根本上摆脱了自由意志的幻想，同时也摆脱了所有其他的幻想……这几句话——其中马克思主义、自由的意志和因果关系的范畴以一种士官生的从容不迫的态度迎头相撞——使楚科夫斯基先生在理论上完全无可非议。
直接的审美直觉是一种美好的东西（如果这种直觉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话）。然而，一个艺术批评家不管怎样还是需要有方法的。在缺乏方法的情况下研究当代文学，不啻于想空手在城里造屋。楚科夫斯基先生，这位非常乐意在文学批评界扮演“天才后生”角色的人物，在方法论方面过的是一种纯粹的寄生生活。他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抄袭了大量的东西，——有关于城市的作用问题的，有关于地主老爷和小市民的问题的，还有关于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的。不过，正由于这一切是他从活的理论结构中硬抽出来的，所以社会的结论在他那里便成了苍白无力的随意编造。
“知识分子已经消亡啦，”他在1908年宣告说。“没有人猜到他们的消亡”，——没有人！——而我，楚科夫斯基，“准备用客观的材料来证明这一点”。可是，他想用从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窃取到的“客观材料”来“证明”的那些东西，即知识分子在革命后的年代所经历的那种社会心理蜕变，不仅被楚科夫斯基以外的某个人发现，而且当楚科夫斯基先生本人还没有生下来的那个时代就已被人预言过了。
楚科夫斯基先生在谈到巴尔蒙特时蹙着额头说道：“农村的消亡对俄国来说是由它完全进入加工工业地带来完成的。”这里，农村的分化不知何故被称之为消亡，资本主义被偷换成什么“加工工业地带”，并且先是农村消亡，而后才进入“加工工业”，——纯属滑稽之谈。而除此之外，从这种尚未站稳脚跟的因果联系中还可以推导出，——从“社会起源的角度”，并且是直截了当地，——抒情诗人巴尔蒙特，尽管他似乎并未向任何地方“倒退”，却继续“凭着自由意志的幻想发挥作用”。
楚科夫斯基不知从哪里读到一点儿关于流氓无产者的思想的东西，于是便丝毫也不怀疑，这说的是工业无产者，是“第四等级”，而Lumpen（衣衫褴褛）一词不过是为了增强艺术表现力加上去的，谁不知道，工人身上穿的不是晚礼服，而是破衣烂衫！由于把流浪汉与无产者混为一谈，楚科夫斯基便在这种概念的混乱中平静地描绘自己的批评图案。
楚科夫斯基在接受——而且是“彻底地”接受了——唯物主义的方法后，立即马不停蹄地、同样也是彻底地附和起菲洛索福夫先生[1]对马克思主义的辱骂：说它是戴在“无产阶级神圣的面孔上的”一副愚钝的、洋洋自得的资产阶级假面具。为什么说“面孔”，为什么说“神圣的”（这些先生们身上散发出了多么虚伪而庸俗的气味啊！），为什么以及如何给无产阶级戴上了马克思主义的愚钝的假面具，——所有这些问题是无法从楚科夫斯基那里得到解答的。可是，既然他将接受，并且还是彻底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那他怎么还会附和菲洛索福夫先生的“极妙的回答”呢？既然他与这位虚伪的哲学家一道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愚钝的资产阶级假面具，那他又怎么能够向马克思主义者宣称：“我们的方法是一样的”呢？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说完，事情也就完了！
在楚科夫斯基的所有著作中，几乎只有唯一的一段从达尔文书里摘来的“学术性”引文，而且这段引文也没有任何用处——仅仅是为了一种简单的比较而已。可是，在这唯一的引文后面却在括弧里用四行半字注明英文原文书名。可怜的天才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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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俄国文学中“小市民习气”这一词的历史，不啻于编写一部俄国知识分子数十年的历史。不过，如果说很久很久以前曾围绕着这个社会历史概念从思想上来划分知识分子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后来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话，那么，近年来已找不出一位不这样或那样地为这个十分空洞的词增添自己的一份精神贫乏的天才后生了。显而易见，“小市民习气”这个概念的形成仿佛直接成了楚科夫斯基的救星，不过，同时也成了他的灾星……
为了向我们解释契诃夫的创作，楚科夫斯基大谈“小市民是如何在社会上出现的”，社会是如何出于对小市民的憎恶而与他们作对的（请特别注意！），而契诃夫又是如何表达这种情绪的。可是，所谓80年代的反小市民“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它是由哪些人组成的呢？到底采取过哪些与小市民“作对”的行动呢？谁来回答？谁来解释？那么，好吧，就让我们暂且接受这些蠢话……可是，究竟是什么使小市民与80年代的俄国“社会”格格不入呢？回答是：功利主义。契诃夫“动摇了小市民文化的极为深刻的和永恒的(！)本质：功利主义”。原来小市民（资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一定的历史时代和一定的阶级的文化，而是一种具有“永恒的本质”的东西。这就是那位天才后生所“彻底”接受的可怜的“从社会起源进行研究的方法”！好，也把这点暂且放一放。那什么是功利主义呢？如果说这是一条节省力量的原则的话，那它应当成为全人类文化的基础，而不应当仅仅是小市民文化一家的基础。可是，既然它是艺术创作本身的基础，那契诃夫又能在何种意义上来反对这条原则呢？或者说，功利主义只不过是小市民的贪财心和发财的欲望？如果是这样，那楚科夫斯基先生对小市民习气的理解就过于狭隘和小贩气了。不过，这也算不得什么。他在对小市民习气作这样理解的情况下是如何下决心将高尔基划入小市民行列的呢？而他正在这样做。
“契诃夫的伟大社会意义”在于他培养了社会对小市民习气的仇视。然而，照楚科夫斯基的看法，契诃夫之后的文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却是它的小市民性。即便高尔基，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小市民”。契诃夫的伟大社会意义在老天的帮助下跑到哪里去了呢？我们刚刚开始从这种逻辑上的混乱中恢复过来，立即又遇到了一场新的、更加严峻的考验。原来，安德列耶夫最最充分地体现着契诃夫之后文学的精神，而且——请注意——“如果别人敌视小市民习气，那么安德列耶夫是所有人当中最敌视的一个”。白纸黑字，言之凿凿。那么，究竟什么是契诃夫之后文学的特征：是小市民性，还是反小市民性？这将取决于你所翻开的楚科夫斯基的书的页码：是单数，还是双数。你不相信吗？是的，的确难以置信。可这正是所谓的事实！
楚科夫斯基是反对偏见的（当他发表最平庸无奇的言论时，总以为自己妙语惊人），说什么“个人主义是反小市民习气的可靠标志”。反过来又说：“个人主义在当代（！）恰好是俄国（！）小市民习气所特有的形式”。天啊！难道整个资产阶级文化不是在个人主义的原则上成长起来的吗？路德的小市民宗教改革不是基督教的个人主义化吗？伟大的小市民革命不是宣告了人权和公民的权利吗？现代意义上的个性这一概念本身不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吗？
然而，正当我们刚刚茅塞顿开，知道我们的契诃夫之后的文学具有小市民性和个人主义性质的时候，忽然又得知，我们新文学的最典型的特点是——你料想得到吗？——“忘记个人主义”。
总而言之：（一）契诃夫动摇了小市民习气的本质，成为现代俄国文学的奠基人。（二)现代俄国文学贯穿着小市民性。（三）安德列耶夫最充分地体现了现代俄国文学的本质，而又完全充满了对小市民习气的敌视。（四）（“目前俄国的”）小市民习气的基本特点是个人主义。（五)我国契诃夫之后的小市民文学的特点恰恰是忘记了个人主义。
这真是滑稽之至！可怜的天才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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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请等等。这仅仅是开的花。结的果还在后边呢。听听楚科夫斯基是如何使……“无产阶级思想”免遭伪造的吧。
阿纳托利·卡缅斯基（现在似乎已无人读他的作品了）“让自己的女主人公脱光衣服，把自己的男主人公打发到别人家里去，想望着由贵族女子中学学生组成的妓院”。总之：“如果听一听卡缅斯基先生是怎么说的，那么便会感到（是谁有这样的感觉？谁？），像他这样的小市民文化的否定者还未有过第二个呢”。原话一字不差，就是这样！不过，由于卡缅斯基先生对“妓院”的想望是“异常谨慎的”，由于他的风格是“经过深思熟虑而又工于算计的”，所以我们这位颇具洞察力的批评家立即领悟到：卡缅斯基的创作确是从小市民文化的内部产生出来的，卡缅斯基先生——竟然如此！——是“quasi—无产者”[2]。
当忘记穿衣服的利达[3]向男人们分发苹果的时候，在场的楚科夫斯基便会解释说，尽管这一点看样子是“个人主义”，但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果真如此吗？是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思想”，因为利达为自己未穿衣服之事作了过于冗长而枯燥的、因此是小市民气的解释。要是没有这些解释嘛……难道你们现在对新批评方法的益处还不清楚吗？一丝不挂的女士为客人们分发苹果，并非故意做出来的，大家即刻便明白了：她正是第四等级的处于自然形态的思想。解释是多余的。可是，楚科夫斯基来了，把了把风格的脉，便下诊断说：平淡乏味，有点像中间等级的风味。而读者却不知因为什么感到害羞。不是为自己，不是为利达，甚至也不是为她的可怜作者，而是为刚直不阿地把利达的小市民习气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机灵的批评家感到害羞。对于萨宁，我们不准备多加评论：仅仅指出这么一点就够了——楚科夫斯基先生也剥下了他身上的社会革命者的外衣。
也许只有在《新时报》和布勒宁[4]的声嘶力竭地谩骂了半个世纪的文艺短评中，还能够找得到像当代起领导作用的批评家楚科夫斯基的文章中所看到的那种把社会主义、游民习气、小市民习气、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肆无忌惮地混合在一起的现象。先生，您不觉得可耻吗！您在赤身裸体地出现在公众面前之前，最好读一些由聪明的人写的好书。须知赤身裸体是有伤大雅的。须知您是所谓的批评家、领袖人物，而不是什么利达！您不加解释是行不通的。
楚科夫斯基先生发表的旨在使资产阶级文化免遭霍屯督人[5]——品克顿侦探小说[6]的广大读者和情节性很强的电影的观众们——侵犯的轰动一时的演说是多么的糟糕啊。
“大家都在辱骂小市民阶层，都在嘲笑资产阶级，”楚科夫斯基抱怨说。“可是要知道，是小市民阶层造就了达尔文、穆勒[7]和斯宾塞[8]，要知道他们十分热爱我们人类的文化，而遍布世界的、密密麻麻的信奉启示录的霍屯督人，正是他们将扼杀和践踏所有这一切！”于是，楚科夫斯基像小丑一样故意作出百般丑态（他往往用这样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精神贫困），向小市民阶层高声叫道：“喂，回来吧！你们是非常好的！”
在这里寻找社会意义是枉费心机。为什么小市民应当回来呢？从哪里回来呢？难道他们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吗？还有，这种所谓的霍屯督人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指的是城市群众。正是他们像一堵密实的墙一样压在了文化的身上……多么粗鲁而又反动的诽谤啊！
如果说首次被唤起生命力的无特权阶层贪婪地吸收了伪浪漫主义和假感伤主义，并以紧缩、简单而又毫无遗漏的方式完成了有产阶级在过去的数十年和数百年中以华丽的形式完成的那种美学进化的话，那么，这里面并不存在霍屯督人对文化的任何侵犯，这只是无特权阶层在掌握文化的道路上所迈出的最初几步。这不是对文化的威胁，而是对它的巩固。这里没有从莎士比亚回到品克顿的危险，而是存在着从无意识——经过品克顿——向莎士比亚的上升。在对侦探的英雄气概和情节性很强的电影传奇剧的向往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极为深刻的、虽说是半盲目的社会理想主义。明天它便会成为一点也不盲目的了。品克顿将被忘却，而数百万首次开始有自觉的精神生活的人们将为比我们的艺术宽广得多的人类艺术打下基础……可是，楚科夫斯基与这些重大的问题，与文化时代的这种交替，与历史的前景又有什么相干呢！……
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当楚科夫斯基颂扬了小市民阶层，并试图以霍屯督人的侵犯之说（“没有活路了，——我们都是落水者！”）把人们吓得惊恐万状之后，他忽然在最后二十行的文字中抛出了“无产阶级思想”的……救生圈，并以一副谄媚的，同时又是恶狠狠的面孔结束道：“我坚信这一点，求上帝帮助我坚定我的信念吧。”而这种为无产阶级思想所作的祷告在“落幕”时被那样荒谬地、那样毫无根据地和那样故意地抛了出来，以致让人可从这位天才后生的特点中完全清楚地看到一个拾人牙慧的食客、批评界的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寄生者嘴脸。
楚科夫斯基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便是他对高尔基的仇视。
楚科夫斯基夸口说，我们的批评界（即他本人）现在并不是在“宣传思想”，而是在“实实在在地评论作品”，在他楚科夫斯基面前，一如在阿波罗面前一样，所有的思想和主题都是平等的，因为艺术仅仅尊重形式。然而，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在楚科夫斯基先生那里，美学上的公正态度是微乎其微的。他的好恶往往总是带有极其强烈的倾向性。他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批评”，不是的，他也宣传自己的“思想”：他在为无思想性的权利而斗争，在帮助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取消道德义务，——这便是楚科夫斯基先生所起的全部作用。他的确善于给人以不痛不痒的批评，因为他的批评尚未给任何人造成重大伤害，不过却带有一种固执，这种固执与他的漂浮不定的作风似乎有些格格不入。他把自己的攻击矛头主要指向一个他的美学思想所不能容忍的主要敌人：攻击他“相信”（落幕时）的那种思想，他曾与菲洛索福夫一道把它称之为戴在神圣的面孔上的一副愚钝的假面具。他从未敢于公开反对世界观：在总的思想、方法、综合和逻辑论据方面，他十分清楚地感到自己的虚弱和不足；于是他满足于进行嘲笑和讥刺。不过，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很大的靶子：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他所憎恨的；而作为一名艺术家，却是他觉得容易接近的。
当洪水退却时，各种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在光秃秃的堤岸上一下子变得相当引人注目，他们便认为现在历史将掀开它的新的、真正的篇章，每一段的第一行将以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宇母开头来书写。当时有形形色色的其他论调，有人轻松地叹口气说：“高尔基完了。”而那时异常活跃的楚科夫斯基先生立即接口道：什么？高尔基完了？不。“他甚至没有开始过。”也就是说，从来就没有过什么高尔基，有的只是一场文学上的误会。高尔基是斗士吗？绝无此事。他是一个十分讲求认真的“宗教事务所官吏的子弟”，“现在是法院职位的候补人”。而几年之后又说：他是奥国学派的普弗尔将军[9]，一位天生失明的抽象概念制造者。就其意图来说，这确是十分歹毒的，不过，在其意图和实施的过程中倒是有某种真正属于斯麦尔佳科夫的东西[10]。
“他的所有作品，简直像是几何图形一样……里面没有色彩，有的只是一些线条。”而两三年后又说：“高尔基是一位天才的装饰大师，——他往往善于运用最鲜艳的补丁来掩饰自己的全部过失。”没有色彩也罢，只有线条也罢，天才的装饰师和鲜艳的补丁也罢，——其实说的都是同一回事儿：只要能宣布艺术家已不复存在就好。
“如果我们不说高尔基完了，那仅仅是因为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来看，他从来没有开始过。”而两三年后又说：“人人都在说，高尔基好像完了，其实不然，他最近的一部长篇小说（《奥古洛夫镇》）远比他以前的作品要好得多和严肃得多”……怎么会这样呢？这种恭维，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用来反对高尔基的。它所针对的是作家的信仰。楚科夫斯基需要证明这么一点，即高尔基实际上没有什么信仰，他不过是在变换抽象概念而已。高尔基先是“歌颂”个人主义，而后痛斥个性，并认为集体主义和具有崇高精神的群众才是救星（《忏悔》），后来好像又责骂群众和自己对群众的信任（《奥古洛夫镇》）。正是因为后者，他有希望得到美学上的大赦。
实际上，在高尔基的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是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内在联系的，如果高尔基没有完成那场无识之士在其中只看到形式上的矛盾的进化的话，那他是会背弃自己的信仰的。当国内进行着把个性从卡拉塔耶夫习气（它作为一种可怕的守旧势力，不单单存在于农夫身上，而且也存在于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身上）的深渊中解放出来的过程的时候，高尔基高举起了英雄的个人主义的旗帜。反“神圣的”无个性、反传统和代代相因的权威的个人主义，是一股巨大的进步力量，高尔基并未从心理上把自己与人民对立起来，并未自私地使自己与他们疏远起来，——恰恰相反，他在自己的创作中仅仅以浪漫主义的笔调表达了人民群众中出现的对个性的自我肯定的强烈愿望。而当个人主义在一定的社会集团那里不仅仅成为反卡拉塔耶夫习气的，而且完全成为反社会的、自私自利和目光狭小的、资产阶级式的利己主义的东西的时候，高尔基便满怀痛恨地摈弃了它，——他的心始终总是与甩掉了旧的精神桎梏的人民在一起的，——其目的是为了自由而又自觉地把自己纳入到新的集体创作的范围中去。无论高尔基从游民式的尼采哲学的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的转变表面看来多么剧烈，但其心理基础仍是同样的。
高尔基在《奥古洛夫镇》中描写了俄国县城可怕的愚昧落后以及卡拉塔耶夫习气和社会野蛮时代的种种积淀。高尔基在探寻——运用一个艺术家拥有的那些方法——伟大的希望破灭的原因，他对这些希望的最终实现是丝毫也不曾怀疑的。这里既没有忏悔什么，也没有放弃什么，有的只是一种精神和艺术上的勇气，它并不掩饰自己的信仰以逃避考验，而是迎着考验大步走上去。可是，楚科夫斯基竟因此而把两个手指放进嘴里，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恶毒地嘲笑说：高尔基“在抨击自己不久前的活动”，并企图躲在高尔基背后来污蔑整个革命运动是一场小市民加流氓的运动……
这几页讲高尔基似乎放弃了什么的既幸灾乐祸而又带有保护人口吻的文字，就其内在的虚伪性来说，令人厌恶。这便是整个楚科夫斯基及其所处的整个时代！丑恶的、该死的时代，下流的时代！
1914年2月9日
[1] 菲洛索福夫（1872——1940），俄国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译者注。
[2] 意为“准无产者”。——译者注。
[3] 长篇小说《萨宁》中的女主人公，萨宁之妹。——译者注。
[4] 布勒宁（1841——1926），俄国反动的政论家和作家。——译者注。
[5] 霍屯督人，南部非洲最古老的居民。——译者注。
[6] 品克顿侦探小说，一种粗糙的侦探小说。源自美国侦探品克顿的名字。这种小说在俄国1905年革命后的反动时期十分流行。——译者注。
[7] 穆勒（1805——1873），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译者注。
[8]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译者注。
[9] 普弗尔（1757——1826），先在普鲁士军队服役，后为俄国将军，曾制订过1812年对法作战计划，未被采纳。——译者注。
[10] 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人物，是一个灵魂肮脏、贪婪狠毒的人。——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