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分子*
一
这是丑恶的年代，胜利者洋洋得意的年代。不过，在已经发生的事情（虽已发生，但尚未过去）当中，最可怕的东西其实并不体现在胜利者本人身上。那些紧跟在胜利者屁股后面的人要坏得多。但就人的品性来说更坏的还是那些昨天的“朋友”和样子像朋友的人——他们要么作道德说教，要么幸灾乐祸，要么津津乐道，要么暗中讥笑。
不是孟什维克主义，而是“路标”派的主张成了近年来的阴森可怕的东西。报纸、期刊、文集、演讲、闲谈——无不散发着“路标”派主张的味道。您可以用焦油皂洗净双手，可是这股味道甚至到了夜里还一直折磨着您。
这些年来，人们已不再喜爱萨尔蒂科夫了。这并不是一个多变的文学趣味的简单问题，而是时代的一个精神特征。不喜欢，是因为他们害怕的缘故。“现在对人们思想有巨大影响的”恶棍、洋洋得意的无耻之徒和“对卑鄙行径采取放任态度的自由主义者”的形象，是这个以“路标”派主张补孟什维克主义之不足的时代所不能容忍的。
当米留可夫先生抓住社会情绪极度低落的时刻在《言论报》上说他从今以后要彻底把“犟驴”的称号从身上甩掉的时候，他（自然是指米留可夫先生）不过是用这种方式说出了这样的一种发展过程的实质罢了，这种发展过程同时存在于知识分子的各个阶层和小组，——不仅仅只存在于社会民主党的奥林匹斯山上。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巴尔蒙特，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夏里亚宾[1]，以及楚科夫斯基们、加利奇们、日尔金[2]们、波谢[3]们，恩格尔哈特们和明斯基们，——他们每个人不管怎样都从自己身上甩掉了以往的爱好、同情和希望的任何“小犟驴”。
而跟在他们后面的还有许许多多、成千上万的无名之辈。他们穿越不同的道路和交叉路口——经过放荡不羁的个人主义、贵族的怀疑主义、淫秽的无政府主义、梅列日科夫斯基主义和缺乏思想性的讽刺讥笑——一齐奔向“文化”。大家都对陈旧的知识分子的禁欲主义感到非常厌倦，——都想得到干净的内衣和带浴室的住房。加利奇把这种对干净内衣的向往称为宗教信仰。
出现了记者的一种特殊类型，他们没有才气，没有思想，而且也不想有这些东西，可是却善于转向过去，善于伸出舌头惺惺作态。请想一想，在这漫长的三年当中，每当读起成为集合名词的伊兹哥也夫的大作时，你有多少次对自己说：“有什么办法呢……等一等吧……应当学会等待”……
可是，有一点已可看清楚：如果说我们注定要受到被社会思想中路标派俘虏的耻辱，那么这是因为知识分子在公开的舞台上总是形单影只——与他们在一起的只有他们的报纸、杂志、丛刊、讽刺周刊、文学小酒馆和他们的弱点——的缘故，而当他们都已相信，都已亲眼看到现代的、真正的、无可怀疑的历史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另一些更加强大的力量创造的之后，依然还是形单影只的……已可看清楚，知识分子可以从自己身上找到的精神稳定的根源是多么地不可靠……
不过，历史的讽刺本性往往总是这样：恰恰在这个几乎全面放弃自我和放弃职位的时期，知识分子的帮派的自负达到了极点。他们从未占据过这么多的地盘，并且还是在完全不同的阵营里：从十月党到马克思主义；它从未受到这么多的注意，它自己也从未像这几年这样这么多地注意自己。它从未有过这样的自我陶醉，这样的自鸣得意和野心勃勃。它从头到脚仔细地打量自己，简直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没有一丝内心的波动不被他们抱着自我欣赏的态度细心地写入自己的自传的。宗教信仰，这就是我！文化，这就是我！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也是我！
众所周知，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便是以这种夸大狂的心态建立了一整套历史哲学。俄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非阶层的、非阶级的、纯思想的、燃烧着神圣的火焰的集团，在他眼里成了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他们在与“道德方面的小市民习气”进行伟大的论争，并将赢得已部分地、零散地沾染了小市民习气的新的精神世界，——他们并未感到任何满足，还在拄着朝圣者的手杖向前行进，越走越远，直到另外的世界。在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看来，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独立自在的行进才构成了俄国的历史……而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甚至许诺说，俄国知识分子已预先得到宗教信条的支持，定能将世界五大洲从即将来临的愚昧中拯救出来。人们对他的话信以为真。这种自封的救世主降临说的根源在哪里呢？这种知识分子傲慢的惊人的生命力的原因在哪里呢？这是什么：是最崇高的使命的反光，或者只不过是民族的特征——赫列斯塔科夫习气[4]？不，这仅仅是对古老的俄国历史——卡拉塔耶夫习气——所应受到的致命的诅咒的一种思想上的反映罢了。这仅仅是对阿廖沙·戈尔绍克的温顺的一种补充罢了。
要知道，如果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能够以某种表面的说服力把我国社会思想的全部历史说成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有独立意义的历史的话，那这里就不仅仅是篡改历史的问题了。当然，篡改是肯定的，而且还是荒谬绝伦的篡改。可是，问题在于，这种对历史的篡改反映了一个重大而悲惨的事实，它一直威胁着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整个发展。这个事实的名字就叫落后、贫穷和文化贫乏。
二
我们由于一千年来积累起来的贫穷而在各方面都一贫如洗，这一点无须证明。历史从自己的衣袖里把我们抖到了严酷的条件下，并把我们薄薄地撒在了一块广阔的平原上。没有人为我们提供另一处居住场所：只好在这块拨给我们的土地上苦苦挣扎。东面有来自亚洲的侵犯，西面有来自更为富强的欧洲的残酷压迫；人民劳动的绝大部分果实被国家利维坦所吞食，——所有这一切不仅仅使劳动群众陷于贫困，而旦也使统治阶级的衣食之源濒于枯竭。这便是他们发展缓慢，社会野蛮期的处女地上的“文化”积累只能勉强察觉到的原因所在。俄国人民受到的贵族和教权主义的压迫绝不比西方人民轻多少。可是，欧洲那种在等级统治、封建制度的哥特式花边的基础上形成的复杂而完整的生活方式，在我们这里却没有出现，因为缺乏生活资料——只不过是钱不够用。我们是一个贫穷的民族。千百年来，一直住在低矮的、用原木搭成的、墙缝用青苔堵塞的房子里，——幻想修建尖形拱门和哥特式塔楼合适吗？
我们的受到历史冷遇的贵族是多么可怜啊！他们哪里有过城堡？他们哪里有过骑士比武？哪里有过十字军东征、执戟仆从、宫廷乐师和少年侍从？哪里有过骑士的爱情？什么也没有，空空如也。有的也许只是，当姆斯季斯拉夫斯基[5]们和特鲁别茨科伊[6]们因没有位置而感到屈辱时，他们便滑到桌子底下去了……等级骑士的声誉不过如此而已。
我们的贵族官僚制度本身所反映的便是我们的贵族阶层在历史上的这种渺小。他们哪里有巨大的力量和声誉？他们在自己最鼎盛的时期也没有超出过三流模仿者的圈子：模仿阿尔发公爵[7]、柯尔培尔[8]、杜尔哥[9]、梅特涅[10]、俾斯麦[11]。
如果把文化的所有方方面面都逐个翻检一遍的话，那么便会发现：处处都是同一种东西。可怜的恰达耶夫[12]曾这样仰慕天主教，仿佛仰慕一种可以将巨大的思想和道德力量集于一身的完美的宗教文化似的。后来他才从天主教里发现了一条人类发展的康庄大道，并感到自己在尼康教[13]的乡间小道上是孤立无援的。天主教的欧洲进行了一场宗教改革——一场成为中世纪史与近代史的分界线的壮阔的运动。起来反抗天主教会的机械的封建生活方式的是从封建主义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的市民的人的个性，它渴望在自己和自己的上帝之间建立一种比较亲密的关系。这是一场意义极大的精神革命，培养了一种新型的人，——这一切发生在16世纪初叶！我们的历史中有没有哪怕能与这种宗教改革运动大致相比的东西呢？是什么，尼康的教会改革吗？
如果从城市的历史来进行考察，便会发现各种文化类型的差别是何等惊人！欧洲的中世纪城市是第三等级的石头摇篮。整个新的时代就是在那里酝酿成熟的。在行会、同业公会、地方自治机关、大学及其会议、选举、诉讼、庆祝活动、学术辩论中形成了一种宝贵的自治习惯，人的个性成熟了，——当然是资产阶级的个性，但它毕竟是个性，而不是一个可以由随便哪个岗警痛打一顿的丑八怪……当第三等级在旧的组织中开始感到拥挤时，他们只好把在那里产生的新关系推广到整个国家身上。可是，我们的——别说是“中世纪的”，哪怕是俄国废除农奴制以前的也好呢——城市呢？这不是手工业商业中心，而是一种长在全俄农村身体上的军事贵族赘疣。它们的作用是寄生性的。地主、家奴、士兵、官吏……没有自治这回事，有的只是斯克伏兹尼克—德穆汉诺夫斯基[14]或拉斯托普钦伯爵[15]。在彼得时代，萨尔特科夫曾建议把商人官吏——也就是被斯克伏兹尼克尊为大骗子手和头号骗子的那些人——改称男爵、显贵和城市长官。科卢帕耶夫[16]显贵和拉祖瓦耶夫[17]城市长官！诸如此类的官味十足的奇怪称谓已经在我们的各个领域实行了，可是并未能掩盖我们的社会贫困，而且也掩盖不了。在彼得时代，我们这里倒是通过警察推行过行会，可是从警察行会里没有产生出手工业者的城市文化。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贫乏的根源就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俄国城市的这种特点里，而且这种贫乏又对等级传统的粗浅作了补充。
俄国是个贫穷的国家，我们的历史是一部贫穷的历史，只要回溯一下过去，便不难发现这一点。斯拉夫派把社会的无个性和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精神怯懦看作斯拉夫心灵的两朵最出色的花朵——“温顺”和“谦让”，想让它们流芳百世。民粹派想把国家经济的原始状态变成社会奇迹的源泉。而新露头角的主观主义者则在人们把历史变作对知识分子的歌功颂德时拜倒在那种社会政治的贫乏现象面前。
从18世纪（甚至比这还早）起，我们的整个历史便是在西方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发展的。“欧化”现象在两个方面发展得最为迅速，这两个方面相互之间越来越充满着敌意，但却同属于“上层建筑”，同样远离人民现实的经济生活的中心：第一个方面是国家的物质技术方面，这里西方的压力达到最大限度，而独特的阻力却是最小的；第二个方面则是西方的压力下形成的阶层、即知识分子的新意识方面。新的影响在民众中间传播得要慢得多，他们那里犹如大洋的洋底一样，笼罩着一片黑暗，尽管水面上已经反射出旭日的光芒……知识分子是伸向欧洲文化中的民族触角。国家既需要他们，又害怕他们：先是对他们进行强制性的训练，然后则在他们头上高高挥舞着长鞭。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起，知识分子便对国家、对各个特权阶层和所有有产阶级越来越抱仇视态度。我们知道，这里隐藏着什么样的社会原因，这就是贫穷、粗野和阿拉克切耶夫[18]的国家观念及赫雷诺夫[19]的公益心的丑恶。
“说句不客气的话，我不喜欢你的这个特点，”奥斯特罗夫斯基剧作中的一个人物对商人赫雷诺夫说道。
“请问，是什么特点呢？”
“你的下流行为。”
是的，一个精神上接受某种高尚的东西的人怎么会喜欢下流行为呢？不过，从新的欧洲观念、结论和理想的角度来看，这个别具一格的“特点”理应显得越来越突出和不可忍受。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各个旧阶层的那些已不再过单一的寄生生活并已进入欧洲思想的阳光普照地带的新人们才如此坚决地、几乎是毫不犹豫地脱离了等级制和代代相因的“好信仰”。他们对他们的新意识与父辈们的半动物的生活方式之间的精神鸿沟作了测量，于是便充满了一种精神上的傲慢。然而，这种傲慢不过是他们的社会性弱点的另一侧面而已。
文化往往束缚和限制人们的思想，文化往往是保守的，而且它愈丰富，便愈保守。每一个重大的新思想在穿越旧文化的层层障碍时，在欧洲遇到旧的完整的思想体系的拼死抵抗和由共同的利害关系出发的顽强反击。新思想在与反抗力量进行的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战斗力，吸引了各界的注意，并作为正在为自己争得社会地位的新阶级或阶层的旗帜最终赢得了胜利。新的阶级征服了叛逆的思想，进而从社会上对它进行束缚和限制，剥夺它的绝对意义。而整个社会发展便在这种“受限制的”思想的旗帜下向前迈了一大步。正是由于具有由其本质决定的起源的缘故，新思想具有很强的社会稳定性，并在取胜之后，本身成为一种保守的力量。
往往总有新的思想从“彼岸”到我们这里来，犹如别人的思想演变的产物，犹如一个完整的公式，——犹如珊瑚石，它在海洋的某处受一种自然进程的影响慢慢沉积起来，而妇女们得到的是它们的成品——成为脖子上的装饰物。关于最初的借用时代，不消再说什么。伪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这些在西方标志着整整几个时代和阶级，标志着深刻的历史的重新调整和感受，在我们这里却变成了彼得堡和莫斯科的贵族小组的形式上的文学进化的不同阶段。可是后来，当思想不再是珊瑚装饰物，而成了知识分子行动（这种行动有时是英勇的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的动力时，——就是在这种较为成熟的时代，我们的历史贫乏也在知识分子所作努力的思想前提和社会效果之间制造了巨大的不协调。长时期地往墙上钉钉子仿佛已成了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为了不致在“死魂灵”的花天酒地的环境里酗酒打牌，需要有一种强烈的思想兴趣，这种思想兴趣要像磁铁一样，能把所有的精神力量吸引到自己身上，并让它们时刻处于激奋的状态。为了不致收受贿赂，不致在谄媚者和受赂者中间阿谀奉承，需要有某种可以使人脱离环境并使他变成叛逆者的重要原则：需要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家，或者至少成为一个自由思想分子。为了不致按父命结婚，需要成为唯物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也就是说要完全彻底地明白，人是从猴子变来的，所以从溯叙家族谱系的角度看父亲比儿子离猴子更近。如果向罗马法或手术刀伸手，那么从原则上说便意味着向禁书伸手，意味着得出这样一个坚定的看法，没有政治上的自由，手术刀不过是一个又钝又锈的铁片而已。为了争取宪法，知识分子需要社会主义的理想。此外，知识分子不得不在“义务”与“美”的最高法庭上把各种“易逝的”政治价值贬得一钱不值，——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自己易于顺应六三制度[20]。
于是，思想和社会生活实践之间的这种极度的不协调，这种关于贫困的惹人注目的证据反而成了知识分子目空一切的根源。
“瞧，”他们说道。“我们是些什么人：是与众不同的、优秀的‘反小市民习气的’、追求新生活的人……也就是说，我们的人民说到底其实是些野蛮人：手也不洗，吃饭的勺子也不洗，正因为如此，一个半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不断替他们受难，把对真理的全部渴望集中在自己身上，满腔热情地生活……知识分子是政党、阶级和人民的代理人。知识分子代替人民经历各个文明时代。知识分子为人民选择发展道路。”这一宏伟的工作究竟在哪里进行呢？就在这些知识分子的想象中！
三
俄国老“知识分子”所摈弃的等级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缺乏内在的力量去征服正在觉醒的个人意识，——他们几乎不经过斗争在另一种更为高级和更有价值的文化所产生的思想的影响下轻而易举地摆脱了这种文化。由于脱离生活基础的缘故，等级的残余成了叛逆者，并因而感到自己在选择道路和方法时是绝对“自由的”。过去已经结束，未来还像是白纸一张。我们的忏悔贵族和起来反抗的教会学校学生们的极其主观的激进思想便由此而来，他们的知识分子的夸大狂也由此而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韦尔西洛夫与赫尔岑一起以一种半怀疑的苦闷看待欧洲。他说道：“那里的保守分子不过是为了生存而斗争；而纵火者也仅仅是为了求得温饱而拼闯。只有俄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思想而生存……俄国（即它的一小撮知识分子！——本书作者）完全不为自己，而只是为欧洲生存，几乎已经有一个世纪了！”这个韦尔西洛夫还说道：“欧洲造就了那种高尚的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可是对自己未来的人，却几乎一无所知。而且，它似乎暂时还不想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自由，而我们却是自由的。在欧洲，当时只有我这个怀着俄罗斯苦闷的人才是自由的”……
韦尔西洛夫没有看到，他与欧洲的保守分子和纵火者不同，他的“自由”不仅不受等级传统的束缚，而且也不具备社会创造的任何可能。那曾给他以主观自由的毫无个性的环境如同一道客观障碍一下出现在他的面前。
在文化秩序井然、一切都预先规定的欧洲，在柏油马路上、公路上和一般指定的地方才可行走。那里找不到绝对的“自由”。党和领袖的工作方针一般说来是由客观情况所决定的。在我们这里，在知识分子先生——从自己的精神上——不受任何约束的地方，同样如此。在欧洲，“他们”受到体现着阶级利益的计划、规章、方针和纲领的约束，而自我在自己的社会天地中则是绝对自由的。然而，奇怪的是，绝对自由的俄国知识分子没走出三步远，便极其丢人地迷失了方向。于是，再向欧洲求救，从那里带回最新的思想和成果，又一次起来反对这些思想和成果的有先决条件的、有限的、“西方的”意义，使其适合于自己的绝对的“自由”，也就是说把它们破坏得一干二净，并在自己的周围转了八万俄里的大圈子后，重又回到出发点。总而言之，老是旧调重弹，瞎扯一个顶俩。
“你否定我么，”我们的不文明的社会舆论对已进入“自由”王国的贵族知识分子或造反的教会学校学生说道。“我还否定你呢。你要知道，我是多么的松软，像面团一样，无形无状，——我身上没有可供你抓的地方。我不能够从精神上限制和约束你，这是实情：这确是你的‘自由’。而且，我也不适于作你塑造理想的雕塑材料。你是你，我是我。你一个人去写自己的历史吧！”
我们有人群，却没有社会：
俄国的思想已独自成熟，
然面现在无所事事。
韦尔西洛夫的“自由”除去思想的自由——无所事事——之外，不表示其他任何东西。而这种“自由”——比如民意党人莫罗佐夫[21]在施吕瑟尔堡[22]参悟启示录的奥秘时就曾充分拥有过这种自由——是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全部历史的诅咒。
***
非但语言没有变成行动，——俄国知识分子也许会这样表白自己：“我的思想和我的语言便是我的行动，我可以将它们传给子孙后代！”——而且在世界的思想王国里俄国知识分子不过是个寄人篱下的养子而已：他们享受现成的东西，而拿不出任何自己的东西。在他们面前，永远有现成的文学流派、哲学体系、科学学说、政治纲领可供广泛选择。他们能够在任何一个欧洲图书馆里从上千面镜子——大镜子、小镜子，圆镜子、方镜子、平面镜、凹面镜、凸面镜……——中观察自己的精神成长。这使他们养成了进行自我观察的习惯，磨炼了他们的直觉、灵活性、理解力、感受力和女性般的心理特征，却从根本上损害了思想的物质力量。可以经常轻而易举、几乎不费气力便一下子获取“思想”和对它所做的现成的评论，以及对这些评论的评论，仅此一点便不能不使他们丧失掉独立的理论创作能力。恰达耶夫在谈到俄国知识分子时有一段话说得极为出色：“我们的才智不会留有思想连续运动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因为我们所借用的只是那些成熟的思想。”由此便产生了那种可怕的思想交错现象、不断的理论误解和出乎意外的自作主张的哲学判断。这位恰达耶夫还写道：“在我们的出类拔萃的大脑中，存在着某种比轻率更严重的东西。”屠格涅夫曾断言，俄罗斯人不仅歪戴着帽子，他们的大脑也是歪长着的。恰达耶夫本人成了他对连续性的思念的牺牲品，这种连续性——唉！——在他那里原来比轻率还要糟糕。
如果看一看我国知识分子中的那些自鸣得意而又毕恭毕敬的历史学家和肖像画家们，便不由地令人感到气愤。我们拥有历史长达一百五十年的知识分子，他们极其大公无私，胸怀大志，“为思想”，“为欧洲”而生活，——可是，在哲学或社会科学领域里，我们对世界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没有，完全等于零！请您举出一个无可怀疑的俄国大哲学家试试。是那位只有在其忌辰时才被人提起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23]吗？可是索洛维约夫的那套含混不清的形而上学非但未能进入世界思想史，甚至在俄国国内也未能形成任何类似学派的东西。别尔嘉也夫、埃恩[24]、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25]等人倒是从索洛维约夫那里借用了某些东西……但这毕竟是微不足道的。
过去的十月党人中的哲学家加尔特先生如果因为看到我们的军需官们如此肆无忌惮地贪污盗窃，反动分子如此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而十月党人又如此肆无忌惮地卑躬屈节而感到惶恐不安，并在寻找一种能完全适合于“博大的俄罗斯性格”（其中也包括军需官们的性格）的绝对命令的过程中束手无策地左顾右盼的话，他定会克服它的温厚而又放纵的优柔寡断，定会以条理清晰的思想方法来约束它，使得不敢再接受贿赂。“未来的斯拉夫的康德，他究竟在哪里呢？”——他的这位微不足道的先行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26]。是的，他到底在哪里呢？他并不存在。我们的黑格尔在哪里呢？有谁能和他并驾齐驱呢？在哲学上我们除了三流的学生和毫无个性的模仿者之外，没有任何人。
我们富有“独特的”社会乌托邦，甚至现在也还是多得不可胜数。可是，我们为社会思想宝库增添了什么自己的东西呢？是民粹主义，俄国的这个社会主义类似物吗？可是，这无非是我们的不文明对正在侵蚀着它的资本主义进步的一种思想反应罢了。这并不是世界思想的新成果，而仅仅是历史偏僻角落的精神生活的一个不大的章节而已。
我们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在哪里呢？他们当中最出色的一位便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可是就是他，由于受到落后的社会条件的限制，也始终是个学生，未能变成先生。赫尔岑、拉甫罗夫[27]、米哈伊洛夫斯基无论如何也不会载入世界社会主义的史册；他们完全消失在俄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了。似乎只有巴枯宁一个人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史册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恰恰为了这一点他应当完全脱离俄国的社会土壤，而且在欧洲工人运动的历史上他也不是必不可少的人物，只是一个短暂的环节，而且是一个完全不标志着历史前进步伐的环节。现在，巴枯宁主义为我们留下了什么东西呢？不过是罗曼语系工人运动中的一点点偏见，仅此而已……
当然，这里还可以举出托尔斯泰的名字；可是，这也不会是令人信服的。毫无疑问，腰系皮带、脚穿麻绳鞋子的托尔斯泰不是倚仗自己的社会哲学，而是作为一个实际的大人物而完完整整地进入世界思想界的。他的“学说”一直就是他的精神的主观材料，它保持着很大的自传价值，不过，在欧洲宗教改革和欧洲历次革命之后，在19世纪欧洲的各种社会学说之后，托尔斯泰又提出了什么新的东西呢？
我们再重复一遍：迄今为止，我国的社会思想史甚至还没有在全人类的思想史中占据一个小小的位置。这难道不有损于民族自尊心吗？可是，第一，历史的真相并非服务于民族自尊心的宫中女官。第二，我们最好将我们的民族自尊心放到未来，而不是放到过去。著名的本肯多夫[28]很久以前就说过：“俄国的过去是非常了不起的；它的现在更加出色；至于它的未来，那是任何最丰富的想象力都无法想象得出来的。”对于那些按本肯多夫将军的说法思考（哪怕是从“反面”思考也罢）并想把俄国历史——为了它的七个遵守教规者——变为由上帝选定的人民的历史的知识分子崇拜者们来说，我们的意见自然是不会合乎他们的口味的。可是，我们并不按本肯多夫将军的说法去思考——甚至也不去从“反面”思考。可以认为，从这里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相信俄国的未来……
可是，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的又是什么呢？这便是：对我们来说，伟大的未来只有在我们的“了不起的”过去，和“更出色的”现在的“独特的”特征被历史所冲刷掉的情况下才由渺茫的幻想变为现实。而属于这种独特的特征并作为其补充和顶点的，还有我们的古老的、非阶级的、以救世主自诩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理论方面的特点是“有某种比轻率更严重的东西”，而在实践方面的特点则是软弱无力。
***
缺乏历史传统和明确的政治派别必然导致缺乏个人的精神上的稳定性。在动荡的“非历史”环境中，为思想而献身远比终生保持思想的一致性要容易得多。应当承认，这么一种对知识分子的轻狂的评价是全无意义可言的：“三十岁以前是激进分子，然后便成为骗子手。”尽管冈察洛夫对虚无主义者的丑化十分拙劣，但马克·伏洛霍夫[29]表示后悔并做了士官生却没有任何不可信之处。这位候补的格拉古兄弟成为税务督察官，是因为他被“环境吞噬”的缘故，难道这样的人物形象早已离开我们的小说，退职家居了吗？
那么，优秀人物所注重和遵循的又是什么呢？是极度的精神紧张、强烈的禁欲主义和生活上的背弃信仰。在缺乏社会基础的情况下，个人精神上的稳定性只有用思想的狂热、无情的自我节制和自我独立、怀疑和多心、坚守自己的纯洁等作为代价才能够换取。阿瓦库姆[30]大司祭曾经说过：“可爱的俄罗斯人就是跳进火海，也不会背弃信仰的。”不应当从特殊的斯拉夫人的大脑回，而应当从古老的俄国的社会条件中去寻找旧礼仪派[31]的狂热的根源和热中于字面意义的根源，这两种现象在我们的那些极端的知识分子那里经常可以看到。这并不是说，从知识分子的信仰中清除几只蚊子便可顺利地吞下双峰骆驼了。
别林斯基曾经写道：“我是犹太人，决不和腓力斯人[32]同桌用餐！”然而，尽管自己的精神个性具有统一性，别林斯基不得不彻底改变自己的观点。思想的不可调和性是每个奋斗者的高贵品质，既然它不能从建筑在社会关系的机构之上的客观的不可调和性中找到永久的依靠，它本身对毅力提供的保证是甚为无力的。频繁而急剧地改变观点是俄国知识分子（而且不仅仅是那些在三十岁之后成了……税务督察官的知识分子）中司空见惯的现象，这只不过是韦尔西洛夫的绝对自由、思想的自由——“无所事事”——的必不可少的一种补充而已。
世界观的转变可能具有主观上的悲剧性质（别林斯基）、喜剧性的庸俗性质（不足挂齿的别尔嘉也夫）；精神堕落的性质(司徒卢威）、夸夸其谈的肤浅性质（明斯基、巴尔蒙特)、背叛的性质（卡特柯夫[33]、季霍米罗夫[34]），可是，其历史基础却是同出一辙：我们的社会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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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十二月党人的起义，拉斯托普钦伯爵挖苦说：在法国“庶民”闹革命为的是要与贵族平起平坐，而在我们这里贵族发动革命却是为了庶民的利益。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先生曾借用拉斯托普钦的这一奇论来强调十二月党人运动的反等级的、纯粹空想的性质。在十二月党人那里，未定形的、空想的激进主义成分在多大程度、多大比例上与等级的暗示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可是，十二月党人运动不是等级和阶级的运动，却是正确的——从整体上说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十二月党人是这样表现自己的，俄国知识分子在他们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这样表现过自己，即他们试图替代那些缺席的成熟的阶级。十二月党人“替代”的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
替代那些可以掩饰知识分子的社会缺陷的不存在的或不大发达的阶级，这成了他们的思想需要，同时也成了他们的政治职业。首先是贵族知识分子替代“庶民”；其次是平民知识分子和民粹主义者替代农民；再次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替代无产者。格列布·乌斯宾斯基[35]——他本人就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和民粹主义者——以天才的洞察力揭穿了民粹派身上的那层知识分子的伪装。不过，尚须二十年的时间，积极的农民才会显示出自己的真实面貌，——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给知识分子与假农夫的爱情关系以致命的打击……
然而，甚至当思想的发展顺乎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在西方的影响下能在时间上预见到这种发展，以致这些思想的代表者不是通过他们想为之服务的阶级，而仅仅是通过这一阶级的“思想”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联系。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最初的小组的情况便是如此。精神逐步地才具有了实际的内容。
***
在1905至1906年间，一些巨大的社会群体——有着自身的利益和需求的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俄国发生的事件一下子闯入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在欧洲和亚洲激起巨大的反响；政治思想不再是从思想的天宫中下凡的无形体的仙女；知识分子替代他人的时代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终于结束。可是值得注意的是，恰恰在这些有重要意义的年月之后，知识分子自我推崇之风泛滥开来，就像灯火在熄灭以前往往总要特别明亮地闪耀一下那样。
说历史在极度紧张之后仿佛倒退了，这是无稽之谈。倒退的是官僚政治，官僚政治确实控制了许多东西，可是并未控制历史的进程。我们的卡拉塔耶夫现象，群众无历史的现象永远结束了。绝无再生之理。同时结束的还有知识分子的思想传播者的作用。
经过三年的自满自足的意志消沉之后，他们现在重又挺起了腰板儿。真妙呀！可是，如果以为他们又一次进入了十月[36]时代之前的时期，那就幼稚可笑了。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无论知识分子的作用本身有多么大，这种作用在未来也只能是次要的和辅助性的。英勇地替代他人的现象完全是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事了。
路标派分子（司徒卢威、伊兹哥也夫）对这种过去的事表示了一致的蔑视。可是蔑视并未到达所要蔑视的对象那里，而是回到了蔑视者自己身上，这在今天可以说是尽人皆知的事。不过，对于那些相信未来的人来说，也没有必要对过去顶礼膜拜。过去是不会再现的。这很好，因为未来比过去好，原因只有一个：它依靠过去，拥有过去的丰富经验，比过去更聪明和更有力量。
1912年3月4—12日
* 本文是以对知识分子咖啡馆的民族和小组的救世主降临说进行挑战的口气写成的，对于这种东西甚至离得很远（彼得堡，莫斯科—维也纳）都让人难以忍受。文章在《基辅思想报》撂了很久：编辑部不敢拿出发表。1912年的政治活跃使气氛一新，于是文章得以问世，当然是经过严厉删节的。这篇文章便以这种被删削的模样收在这里。——作者，1922年6月。
[1] 夏里亚宾（1873——1938），俄国歌唱家。——译者注。
[2] 日尔金（1874——1958），俄国新闻工作者。——译者注。
[3] 波谢（1864——1940），俄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活动家。——译者注。
[4] 赫列斯塔科夫习气，源于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的主人公的名字，即漫天撒谎、招摇撞骗的行为。——译者注。
[5][6] 均为俄国著名的贵族家族。——译者注。
[7] 阿尔发公爵（1507——1582），西班牙统帅。——译者注。
[8] 柯尔培尔（1619——1683），1665年任法国财政总稽核，推行所谓的柯尔培尔主义，即当时法国的重商主义。——译者注。
[9] 杜尔哥（1729——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启蒙哲学家。——译者注。
[10] 梅特涅（1773——1859），公爵，奥地利首相，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译者注。
[11] 俾斯麦（1815——1898），公爵，德意志帝国宰相。——译者注。
[12] 恰达耶夫（1794——1856），俄国宗教哲学家。——译者注。
[13] 俄国东正教总主教尼康在实行教会改革后所创建的新教派。——译者注。
[14] 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县长。——译者注。
[15] 拉斯托普钦（1763——1828），曾任莫斯科总督。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里曾对他作了描写。——译者注。
[16][17] 均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蒙列波避难所》里的人物。——译者注。
[18] 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亚历山大一世时斯任陆军大臣，以专横残暴著称。沙皇专制制度代表人物之一。——译者注。
[19] 赫雷诺夫，俄国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剧作《炽热的心》中的人物。下文对话即引自此剧。——译者注。
[20] 六三制度，系指六三政变后建立的制度。——译者注。
[21] 莫罗佐夫（1854——1946），原为俄国民粹派分子，后从事科研活动，1932年起为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译者注。
[22] 施吕瑟尔堡，彼得要塞的旧称，18至20世纪初施吕瑟尔堡要塞是政治犯监狱。——译者注。
[23] 索洛维约夫（1853——1900），俄国哲学家。——译者注。
[24] 埃恩（1882——1917），俄国哲学家。——译者注。
[25] 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1866——1949），俄国诗人。——译者注。
[26] 参阅加尔特：《俄国为什么开始动摇了？》，圣彼得堡，1910年。
[27] 拉甫罗夫（1823——1900），俄国革命民粹派理论家，哲学家。——译者注。
[28] 本肯多夫（1783——1844），俄国伯爵，骑兵上将，曾任宪兵司令和第三厅厅长。——译者注。
[29] 冈察洛夫的小说《悬崖》中的人物。——译者注。
[30] 阿瓦库姆（1620——1682），俄国分裂教派的领袖和思想家。——译者注。
[31] 旧礼仪派，俄国分裂教派的别称。——译者注。
[32] 腓力斯人，自公元前12世纪起居住在地中海东南沿岸的民族。圣经故事中曾多次谈到他们与犹太人作战。——译者注。
[33] 卡特科夫（1818——1887），俄国政论家。——译者注。
[34] 季霍米罗夫（1852—1923），原为俄国民意党人，后为君主派分子。——译者注。
[35] 格列布·乌斯宾斯基（1843——1902），俄国作家。——译者注。
[36] 自然指1905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