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三段论的践踏
革命的18世纪曾渴望建立一个三段论的王国。我们“60年代”也曾充满过唯理论精神。战斗的三段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对非理性的思想和规章制度的否定，后者想依仗其历史久远取得继续存在下去的权利，而没有想到要出示任何其他的证明文件。唯理论不同意，也不会尊重历史事实所具有的盲目的惯性，——更不会尊重很久以前的权利。它想用理性把一切东西都检验一遍，并用从逻辑前提中得出的结论重新构筑一番。而由于远不是所有的社会规章制度在逻辑上都能相互协调一致，所以三段论不能不让它们觉得是一种需要密切注视的极其不安分的和可疑的主体。要知道，书报检查机关也无非是针对三段论的检查机构。如果未经警察当局的准许公民不许携带武器的话，那么，警察局长们对于使用像三段论这样的火器的监督便是必不可少的了，其中有的东西竟标价近五百卢布（在赊欠三个月的情况下）。请设想一下，如果在正在铸造历史的美舍尔斯基公爵[1]的沙龙或其他别的什么反动黑窝里出现了不屈不挠的和不可收买的三段论，并加入了谈话，那会有什么结果呢？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这是显而易见的：主人定会喊一位上了年纪的门房来轰它出去……顺便说明，这便是为什么某些出版法案不能成为符合法律逻辑的典范的原因：它们建筑在直接对立的基础之上——建筑在对三段论这一充满自信和不知疲倦的原则破坏者的仇恨之上。不过，我说得离题了。
年轻的社会，年轻的阶级，也如年轻人一样，——如果它不是胆小鬼和笨蛋的话，——往往总是倾向于三段论，倾向于用理性来检视一切。唯理论对于觉醒的时代来说有着重要意义。昨日的第n+1个“人口”从社会的大蜂房里钻出来，作为精通三段论的“批判地思考问题的个性”出现在前台。紧随其后的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三段论具有可怕的传染性，——它能很容易地使个别的经验上升到一般的经验，——这便是它的不可靠的职业的所在。
刚一遇到打着逻辑旗号的反抗，老权威们，不论是家庭权威，还是国家权威，便因不习惯而感到极度的恐惧。一个突然开始被十五岁的儿子用逻辑搅得不能安宁的母亲会有这样的感觉：家规要完了。而各级岗警们则会觉得，好出风头的三段论将立即动摇所有其他的规矩。因此，那些从本性上难以与逻辑学和睦相处的国家形式便不得不对青年发动歼灭战了。
年轻的唯理论充满了唯心主义的观点。它相信人的思想的绝对力量，并认为丑陋和荒谬的东西的存在只不过是由于误会。它深信只要发现和说出真理，就能以此为它开辟通往实现的道路。可是，不久便发现，事情并非如此。
当三段论与不合逻辑的、但却是未经加工的事实第一次发生尖锐冲突时，三段论惨遭失败。它因此而在精神上败坏了自己的名声：“瞧，这就是你们的光荣的理性，——答应把世界翻个底儿朝天，然而却因违反必须执行的行政命令而被带到了派出所。”的确，锁还牢固地挂在门上，锁的旁边站着警觉的斯维斯图诺夫。而三段论则蹲在那里，只给面包和水，看上去活像一只落汤鸡。这第一次考验无论是对于个人生活，还是对于社会生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向父母挥舞三段论的少年这样认为，父母离人类的共同始祖——猿猴的距离比他近一级台阶，于是他确信，除去理性的等级之外，还存在着社会生活的等级，后者虽不以三段论为基础，但却比三段论有优越性，也就是说它已成为现实，而三段论则没有。先进的社会集团同样也会被迫确信，理性宣言本身并不能使古老的耶利哥城的城墙[2]坍塌。
唯理论作为觉醒的思想，是作为一种不成熟的思想展示出来的。事情很清楚：三段论不仅应当到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应当懂得自己的内容不只是形式上必须的，而且也是历史上必不可少的；应当确定自己的活动范围；应当寻找自己的历史体现者，——总之，不应再作纯三段论，而应进到社会运动的生动的体系中去。三段论是一种衰弱无力的东西，至今尚无定形。它应当进入群众的意识，应当给自己生出社会的肌肤，——只有到那时它才能够在行动中得到展示，在规章制度中得到体现。历史辩证法并不是简单地用理性的标准去衡量现象，而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它们的产生、发展和灭亡去考察它们。辩证法并不摈弃三段论，恰恰相反，它把三段论收为养子。它给三段论以血肉，并给它装上翅膀——为的是能使它飞升和下落。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三段论才成为不可战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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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对所有人都适用的道路，而且它也不是一下子就展示出来的。唯理论失败的直接后果便是转入消沉的悲观主义。从唯心主义地信仰理性的万能到完全不相信它，仅仅只有一步之遥。什么是三段论？它是一只夸口要把大海点燃起来的山雀，出尽了风头之后，并没有把大海点着。让三段论滚开吧，它只会把个性变成抽象概念的牺牲品！像它这种不负责任的蛊惑人心的东西是会把青年毁掉的！把这个该死的家伙的脑袋砍掉！——勃伦斯克树林[3]里的某个畜生从右边发狠地说道。万古流芳的个性，对三条鲸鱼[4]的确信和使我们愉快的谎言万岁！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哪里出现肩扛扫帚的三段论，那里便不可能自然地回到生活习俗的纯朴以及出生、结婚和死亡的生物循环。如果真的打算向这种未经加工的事实让步的话，那就应当从美学上把自己装点和打扮一番，以便能为个性所通过并变成个人对三段论起来反对之前就已存在于世的卑鄙行为的“自愿的”的顺应。这个任务也为反动时代的思想创作提供了一项更为重要的内容。
无论各个阶层和集团的社会思想的内容多么不同甚至对立，不可抗拒的时代色彩总是要或多或少地在各个层面上留下痕迹的。对思想的清晰和准确性的仇视，往往如同油渍一样上下洇开。基本法及其解释者常常回避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是宪法还是专制独裁？国家法律的三段论因含糊地借口照顾民族特点而被消除了。“起领导作用的”和“负责任的”政党把自己的政策建筑在含糊不清上。到处都在进行着砍锐角、磨掉棱面、破坏界壕和界碑的活动。到处都出现一种对各种有益的学说的厌恶情绪，因为它们束缚人；人们对各种怀疑论表示同情，只是因为它“解放”人……
最最忠实于这种时代精神的思想实验室，无疑就是俄罗斯大地上最反动的杂志《俄国思想》杂志了。这并非危言耸听。扎梅斯洛夫斯基[5]、沃洛季梅罗夫和正教院[6]的急先锋斯克沃尔佐夫[7]的任何出版物就其反动意义来说都无法与从前的头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小组的出版物相比拟。某《捷径》杂志（当然是通往资助的捷径）与民主相隔一道鸿沟；它所面向的读者反正是绝不会让自己的精神要求上升到横膈膜之上。已列入预算的各种黑帮出版物汇合成一个社会寄生虫的精神阴沟，这些人匆匆忙忙地抛出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实际上与思想毫无相似之处。而《俄国思想》杂志则完全属于另一个谱系。从起源来看，它是俄国自由主义甚至激进主义古老的根上长出来的一个分支。如果说普利什凯维奇[8]之流公然用行动来侮辱俄国社会思想的话，那么司徒卢威先生们则是用怀疑论和怯懦的毒素从内部来毒害它，使得它软弱无力，准备向敌人交出用智慧和勇气赢得的任何一块阵地。《俄国思想》杂志的同仁们真正仇视的东西，是关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俄国民主的清晰而明确的思想。他们所有的人都在利用宗教、哲学、美学、天堂和地狱，以便传播他们的唯一的真正信念：对社会的漠不关心和对各种历史邪恶的容忍。“既然进行斗争，这样你就承认了对手，并相信他，”弗·穆拉维约夫在《俄国思想》杂志上教导说。这个自命不凡而又十分健谈的青年人命中注定不会高过自己的老师的。穆拉维约夫先生以甜蜜而又放肆的语气申斥所有那些区分两个俄国的人和不能够把扎梅斯洛夫斯基与高尔基等量齐观的人，因为“所有进行区分的人都是生活的敌人”。生路在于俄国思想的这样一个流派，这个流派不是在区分，而是在“连结”（司徒卢威）。这些人郑重地宣称“任何抽象都是软弱无力的”，可是实际上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民主的“抽象概念”。不过，他们会不加思索地用诸如“伟大的俄国”或“民族特色”之类的极含混的抽象概念把自己的“唯心主义”的洞开着的窟窿堵上的，如果他们希望仅仅通过这种途径与黑暗的反动阵营建立直接联系的话。
我们在请读者原谅和强压住自己精神上的厌恶的情况下，再从穆拉维约夫先生的大作中摘引一段文字：“我问那些俄罗斯人，——不管他们的身份、党派、生活方式，不管他们是农夫还是知识分子，仆人还是老爷，——他们现在意识到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吗？他们为什么东西所感动，又往何处去呢？当他们的灵魂在孤寂中转向玄妙的东西，头昏脑涨地寻找上帝的时候，他们身上表现出什么特征呢？他们的心情是否平静和充满着希望呢？他们是信还是不信呢？当夜幕降临，当早晨（在穆拉维约夫先生那里，早晨结束于‘夜幕降临的时候’！）日常工作的喧闹声归于沉寂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充满了什么，晚上以什么来自慰，倾注在什么上面的东西能去迎接那吉凶难测的命运呢？”诸如此类的虔诚的乏味东西写了长长的好几页……
司徒卢威这个俄国社会机体上的游走肾，他个人在我们的思想发展中的作用是够引人注目的！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阵营里白手起家的，——而且还在那个时候，便已经着手为自由主义准备思想武器了。他转到自由主义阵营之后，刚一熟悉环境，马上就开始为反动的社会势力准备欧式武器。毫无疑问，他的这项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历史上所不可少的。不论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还是反动的社会势力都需要所谓的精神利剑，这利剑应当有人来制造。可是，历史为什么需要这种兼职呢？一个在1898年曾向俄国工人灌输社会革命思想的人，现在却培养起年轻的反动分子来了，这些年轻人，甚至觉得梅列日科夫斯基先生也是一个极端的“区分者即生活的敌人”。这是在进行直接的诱惑。可是，就连这种诱惑也是有其扎实的历史根据的：有产者的政党竟如此可怜，如此渺小，以至于要由社会民主党的叛徒来给自由主义提供思想，而给反动势力提供思想的，则是自由主义的叛徒。
1914年2月19日
[1] 美舍尔斯基（1839——1914），文学家，《公民》杂志的主编。——译者注。
[2] 耶利哥城的城墙，源出《圣经》。传说以色列军队围住耶利哥城后，士兵吹起号角，把城墙震塌。——译者注。
[3] 典出扎戈斯金的小说《勃伦斯克树林》。——译者注。
[4] 据古代传说，大地是一块平板，三条鲸鱼背着它，飘浮在大洋上。今喻主要基础。——译者注。
[5] 扎梅斯洛夫斯基（1872——？），黑帮分子。——译者注。
[6] 正教院，1721至1917年俄国管理东正教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译者注。
[7] 斯克沃尔佐夫（1859——？），教会作家。——译者注。
[8] 普利什凯维奇（1870——1920），黑帮分子。——译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