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九章 卡尔·拉狄克
卡尔·拉狄克1885年生于加里西亚（奥属波兰）利沃夫的卡尔·贝尔纳多维奇领地。年轻的拉狄克在塔尔努夫上学时，参加过波兰社会党（简称PPS），波兰工人运动的民族主义一翼。但是，他很早就被吸引进马克思主义集团，波兰和立陶宛王国社会民主党，1904—1908年间在这个集团中非常活跃。“从十四岁起，他便和工人运动各种派别发生联系——先是在加里西亚，然后作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热情党员。”[1]
卡尔先后在维也纳和伯尔尼求学。1908年，他离开故乡加里西亚去德国，在那里，他以帕拉布隆的笔名为各种社会民主党报纸——《莱比锡人民报》、《不莱梅市民报》等——担任特约撰稿编辑。在不莱梅，他团结一批年轻党员，组成了一个反对党领导结构的激进派小集团。格平根党报的编辑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发表了他的许多篇反民族主义文章。
1912年，在德国党的开姆尼茨代表大会议程上，出现一桩所谓“拉狄克案”。会上提出了开除拉狄克出党的动议，这表面上是为了个人原因，实际上却是由于他不断攻击民族主义政策，激怒了党官僚。他被说成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家伙。据说他曾经在一个寒冷的冬夜，向一个同志借去他的大衣（另一说是一条裤子），以后并未立即归还。人们就根据这一类琐事，暗示他是一个贼。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对这种“非社会主义者的”行为发动了一场夸大其辞的攻击；正是为了对这种诬蔑活动表示抗议，帕拉贝隆才在几年前换了一个新的笔名拉狄克，这和波兰文的“克拉狄兹”（意为“盗窃”）一词的发音很相近。
卢森堡和拉狄克都是德国和波兰党的跨党党员，德国党的这一事件是同年波兰党发生分裂的反映，在分裂时，卢森堡领导了一派，拉狄克领导了另一派。卢森堡得到大多数全国领导人的拥护，拉狄克则为华沙组织——包括瓦列茨基、温什利希特和加涅茨基——所支持。列宁所袒护的是华沙集团。[2]
德国党的全国执行委员会宣布，由于拉狄克事实上从未被接受入党，因此开除他是一件多余的事。这种把他的地位降低成一个闯入者的做法，使得调查他所受的指责也就变得没有必要，而根据党章，本来是必须进行调查的。在案件悬而未决之际，格平根地方组织补授给拉狄克一个党员资格，以保护他的地位。
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对拉狄克的动议；用申诉审理委员会的话来说就是：
“不莱梅的十五位同志反对接受拉狄克入党，但是根据党章，个别党员无权提出此类性质的申诉。因此，我们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全国执行委员会处理。无论如何，下列问题必须予以肯定，即：一个被国际局所属另一个党开除的党员，是否有资格参加我党，我们是否可以考察他的被开除的理由，或者是，这项工作是否必须由国际局办理。”
大会代表安东·潘涅库克[3]为拉狄克申辩。在代表大会幕后操纵的罗莎·卢森堡，同代表大会一道谴责她所极端厌恶的拉狄克，克拉拉·蔡特金和卢森堡的几乎所有其他的同事也都采取了同样立场。党代表大会的主席诺斯克，在代表艾伯特的支持下，决定不讨论拉狄克的地位问题。结果，问题被提交给了全国执行委员会，以后永远也没有作出正式结论。
在开姆尼茨紧张地等待最后决定的拉狄克，写信给党代表大会说：
“由于没有机会出席代表大会，不能当面回答人们在格平根事件上对我的攻击。我希望借这封信坚决表示，从1908年到1911年，我一直是莱比锡组织的一个党员，履行了党员的一切义务。所有与此相反的申述都是捏造；我欢迎有机会在不莱梅地方组织的调查委员会面前澄清事实。”
[4]
这件事在卡尔·拉狄克的一生中并不是一个小插曲。对于他来说，德国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组织中的最高典范，被剥夺掉这个党的党员资格是一种痛苦的侮辱。把他驱逐出党的不仅有右派诺斯克和艾伯特，而且有左派的公认领袖卢森堡和她的朋友。罗莎·卢森堡是一位到处受尊敬的人物，她被视为社会主义道德的化身，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典范和表率；她也参与提出开除拉狄克的动议，便使得她在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激进分子的心目中变成了一个道德品质恶劣的人。
在拉狄克的性格结构中，这一事件对于他的不牢靠、他的政治立场闪烁不定等特点的形成有莫大影响。他曾多次对我讲过这个故事，虽然在细节上前后有些差异，但总是强调这件事的不公正，夸大了它的重要性，把它作为肮脏的政党把戏的实例介绍给较年轻的一代。
在德国革命行列中
拉狄克继续在德国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一直到1914年。1915年，他去瑞士避难以免被征召进奥地利军队，在那里，他和列宁的集团发生联系。
1917年4月，拉狄克也列名于坐“密封车”假道德国返俄的布尔什维克之内。但当时达成了谅解，即拉狄克作为一个奥地利公民，不能到当时还在对奥作战的俄国去。列宁及其集团继续向彼得格勒前进；而拉狄克在把他们陪到斯德哥尔摩以后，便留在那里为布尔什维克担负起组织国际联络的任务。赋予他的使命是：同齐美尔瓦尔德集团中的反列宁主义倾向作斗争，为建立一个独立的国际组织铺平道路。
当时，他曾和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夫[5]一起工作，后来，巴拉巴诺夫在她的回忆录中谈到这段合作的情况。“我们瞧不起拉狄克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庸俗的政客。”[6]除了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之间必然会产生的个人不和之外，她所以作出这一评语还有其政治分歧的根由。巴拉巴诺夫当时正力图组织一个独立于莫斯科中心之外的国际团体，而拉狄克则致力于相反的工作。
拉狄克没有参加十月革命，但在革命后便立即去彼得格勒，第一次正式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用“维亚托”的笔名替《消息报》撰写各种文稿。他刚从斯德哥尔摩抵达俄国，就被契切林任命为外交人民委员会中欧司负责人，当时，这个部门的工作主要是在战俘中展开宣传。于是，第一批德国、奥地利和匈牙利战俘委员会在战俘营中建立了。他在西伯利亚战俘营的德国人当中发起成立了一个李卜克内西旅，在莫斯科组织过若干规模巨大的群众集会，在这些大会上，来自战俘营的代表们宣布他们和十月革命站在一边。
拉狄克是参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的俄国代表团团员之一，在代表团中，他是波兰问题的专家。德国一向把波兰人视为臣民，因此，波兰人拉狄克咄咄逼人的态度特别使霍夫曼将军左右的工作人员感到恼火。这位革命新闻记者同德国将军们形成对立。性格已经成熟的拉狄克变成了一个知名人物。他带着一种挖苦人的劲头，故意使自己的打扮和举止都夸大了他的体格特征；他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奇特使徒，这个头大身小的人，一张仔细刮过的面孔就像猴脸一样，长着络腮胡子，突出两只招风耳朵，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镜，被烟草熏黑了的牙齿叼着一柄烟斗，任何记者一见这副模样都会认出他是谁来。他时常头戴一顶英国便帽，夹着一卷外层是伦敦《泰晤士报》的报纸，匆匆忙忙地走过街头。可是，在这副外表下面隐藏着的，却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俄国的新社会而斗争并努力把它向西方扩展的人物。
拉狄克回到俄国以后，同布哈林一道向列宁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政策发动激烈攻击，作为这一派的刊物《共产党人》的编辑之一，他提出了一个以革命战争对付德帝国主义的纲领。列宁经常很猛烈地抨击他，说他是一个不肯负责任的可悲的左派，同列宁的和平政策进行的这一斗争，标志着拉狄克革命热情的顶峰。他后来接受了列宁的观点，但内战的经验使悲观主义成了他的主要心情，这种心情只是在1920年波兰战役的几周中暂时中断过。这种对共产主义前途基本上抱悲观的态度，是拉狄克的所有密友都知道的性格的一个方面。
在俄国官方的外交代表团——越飞、布哈林和拉科夫斯基——于1918年11月被逐出柏林以后，拉狄克作为一个党代表团的首脑被派往德国。在维尔那，由于德意志共和国政府的挑唆，代表团受到阻拦，只有拉狄克设法进入了德国。
在德国，他参加了1918年12月的斯巴达克团成立大会。在这里，他再次和罗莎·卢森堡会面；他们的关系是冷淡的和纯官方的。他们彼此隔阂不仅是由于过去在波兰和德国长期发生过分歧，而且是由于他们当时对待李卜克内西、雷德布尔和米勒的态度不同——这些人参加工厂代表委员会的活动，被卢森堡斥责为暴动主义。
在柏林发生“一月血腥周”以后，拉狄克于2月4日被捕，但罪状只是冒名登记。有人企图杀害他。两个月后，当他仍然在狱中时，为了使他能得到至少是有名无实的外交身份的保护，苏俄政府任命他为乌克兰派往柏林的外交使节；事实上，当时正在乌克兰进行内战，克里姆林宫要到很久以后才有把握最终控制该地区。此外，俄国人还逮捕了好几个德国人做人质；1920年1月，作为放回格奥尔格·克莱诺夫[7]、海因茨·施特拉茨[8]、布伦德尔博士等人的交换条件，拉狄克终于获释。
拉狄克在狱中的一年并不是十分不舒服的。他被捕后不久，总参谋部就把他的案子抓到自己手上；拉狄克是他们和年轻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之间的的宝贵联系人，当然不能让他被某个狂热的志愿团领导人随意杀害。他们一再发出了不准杀害拉狄克的秘密指示。他在监号中得到特殊照顾——同其他共产党人所受的待遇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譬如说，约吉希斯在1919年2月被捕，几周后就遇害，人们借口他企图脱逃从背后枪杀了他。正如拉狄克的被赦免是因为有特殊指示，这一谋杀同杀死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一样，也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拉狄克得到了一间特别大的囚室，他可以在里面接待朋友；他有一个秘书，甚至被准许同莫斯科政府取得联系。他和外界联系的信使是卡尔·摩尔[9]。[10]
这时，我正在柏林上密谋技术的入门课。拉狄克听到我在奥地利的经历后希望和我见见面，派摩尔把我带到毛比特监狱去看他。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摩尔竟先把我带到本德勒街的总参谋部本部，在那里，好像有一只电眼似的，所有的门都在他面前打开了。一个军官给我一张护照，上面的姓名、身份和相貌说明一望而知都是伪造的；我就凭着这张护照每周到拉狄克那里去三次。我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的囚室成了我的课堂，在这里，我上了不少堂高级共产主义的课。本德勒街总部的插曲，摩尔和军官们在德国内战方酣之际的友好联系，深深印入了我的脑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看出了这些事情的重要意义，拉狄克来柏林的特殊使命也愈变愈明显了。
拉狄克从毛比特监狱里积极参与了德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他在自己的囚室里同所有的领导人以及许多积极分子会晤，接见数量惊人的来访者，这一般是每周三次，每次从下午二时到六时。他偏爱自己的老朋友，不莱梅的《工人政治报》集团，这个集团中的夏洛蒂·科恩菲尔德（她的丈夫约翰·克尼夫是该集团最有才能的领袖之一，已于1918年患肺病去世）受到委托，负责把他写于世界大战前的文集出版。[11]他非常急于想要重印这些用德文写的论文，以便重新树立他作为社会民主党老战士的声誉。
当最初出现的民族布尔什维克沃尔夫海姆同劳芬贝格的纲领在党内引起讨论时，拉狄克从他的囚室里干预了这场讨论。1919年夏，他又干预了地下斯巴达克团海德堡代表大会召开前的工会问题讨论。我从监狱中私带出一封给保尔·列维的信，把它送到了代表大会上。
除去本党同志外，拉狄克还有其他来访者。鲁登道夫的副官鲍威尔上校总是定期访问他，此外，来访的不仅有其他军官，而且包括费利克斯·多伊奇[12]这类同瓦尔特·拉特瑙有联系的工业巨头。另一个访问者是奥托·赫奇[13]教授。[14]
关于拉狄克和总参谋部之间的这种联系，新成立的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没有接到正式通知，但是他的两三个密友，例如保尔·列维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无疑是知道个中底细的。魏玛共和国的许多政界人物，都很高兴有机会看看拉狄克，和他讨论讨论德国的政策。他灵活地扮演着自己的双重角色——一方面，他是俄国政治局的代表，另一方面，他又俨然以担负着半官方外交和军事使命、派来和德国政府联系的俄国国家使节自居。
拉狄克在俄国党内的地位是不稳定的。诚然，他是俄国党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并且后来作为该党代表被列入共产国际主席团，但他并不在俄国共产党的政治局之内。他是一个对外问题顾问和新闻记者，一个有才能而没有正式地位的外人。从俄国人的角度来看，这些活动都是比较无关紧要的，它们太不能满足拉狄克的勃勃野心了。在政治局内，由党的各个重要部门负责人决定重大政策，而拉狄克所渴望的，就是能在这个决策机构中占一个头等地位。
为了改进他在俄国统治阶层中不能令人满意的地位，拉狄克力图使自己成为德国共产党人的领袖。他非常熟悉德国工人运动，他坚信在俄国绝对找不出另一个比他更好的德国问题专家。可是，尽管他在早期往往是同德国党直接联系的唯一桥梁，俄国政治局的对德政策却并不机械地根据拉狄克的报告来决定。他的缺点、他的新闻记者作风、他对人对事的印象主义估价，都是为大家、特别是为列宁所熟知的；拉狄克的建议时常不被采纳，或者受到很大修改。他在1919年同德国军官的谈判，只被看成是执行苏俄外交政策的一个不重要的细节，对于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并没有多大意义。
然而，在德共政策的一切细节方面，拉狄克却比任何俄国领袖都更直接身与其事。在1918和1921年间，他屡次到德国去。他认识了数以百计的共产主义斗士，在德国作过广泛旅行，撰写了许多党的文件。共产党设在汉堡的出版社一再重印了他的演说和论文集德文版。它们是当时共产党人的教科书；其他政治集团也用心地阅读和重视这些著述，认为它们直接反映了莫斯科的观点，因此要比德国共产党人的著作更具权威性。
在卢森堡死后，尽管他们两人之间长期存在过分歧，她的大多数好友却都投到了拉狄克的旗帜之下。克拉拉·蔡特金、保尔·列维、奥古斯特·塔尔海默、雅可布·瓦尔赫尔、海因里希·布兰德勒等人，都拥戴这时已经成为强大的俄国党的代表、成为同莫斯科的宝贵联系桥梁的拉狄克为领袖。
早在1919年10月，在致海德堡代表大会的信中，拉狄克便曾以悲观主义的语调写道：
“世界革命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进程，中间必然要遇到不止一次的挫折。我毫不怀疑每一个国家〔俄国！〕的无产阶级都将不得不几次建立自己的专政，并且在它取得最终胜利以前，几次看到这种专政的崩溃。”
[15]
拉狄克坚信，在未来的一段漫长时期内，斯巴达克团可以做的工作只能是组织和宣传。
“在1918—1919年，党是由好几千名工人组成的，斯巴达克团有责任遏制工人阶级，防止不必要的冲突。”
[16]
在他早期所有的演说和小册子中，拉狄克都强调了他的主要思想：在1918—1919年，除宣传而外不可能再做任何事情，不可能在公开的战斗中发展共产党的力量。但是，他也感觉到了德国工人对共产党的这种消极无为是怎样反应的；他常常不厌其烦地指出，工人们已经不再信任任何政治领袖，并且在1919—1920年的失败后把他们都看成了叛徒。他感觉到了普遍存在于工人积极分子中间的那种危险的幻想破灭情绪。
“在德国革命过程中，一个接一个的政党丧失了声誉。它使人看到革命词藻是如何一文不值；共产党首先必须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赢回工人们的信任。”
[17]
抱着悲观主义的拉狄克，强调俄国的无产阶级将经不起世界资本的进攻；他认为革命实验是不可避免的，在他看来，每一个事件都是日益临近这种实验的高潮。拉狄克建议同工会和社会民主党进行抵制赔款的共同斗争，就是以这种分析为依据的。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和斯巴达克团于1920年12月合并为统一共产党以后，他盼望工会的态度能有所转变。
“社会民主党工人充满民主幻想。他们仍然希望，他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范围内改善自身的处境，并且认为共产党人有意识地分裂无产阶级运动。他们以为，假如共产党人不曾分裂无产阶级，假如无产阶级还保持统一，它就会在议会中赢得多数，一切事情就会顺利进展……
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指望德国自发的无组织运动，除非群众受到了外界事件极其剧烈的震动。现在有一千万工人是工会会员。他们唯自己的领袖马首是瞻；他们听从自己领袖的口号……共产党的战略必须是说服这些广大的工人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工会官僚和社会民主党不仅拒绝为工人专政而斗争，而且也没有为工人阶级最基本的日常利益而战斗。”[18]
在一封注明日期为1921年1月8日的《公开信》中，拉狄克说明了同工会结成统一战线的策略：
“过去两年内，我们已经在若干工厂小组、工会和地方组织中摸索出了这样的策略……
共产党人对其他政党的斗争，永远不会变成无产阶级内部的阋墙之争。”[19]
在列维脱党以后，拉狄克赞扬塔尔海默和布兰德勒真正体现了革命精神，有能力领导党走向更大的胜利。
同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的联盟
俄国政治局的所有领导人都养成同某些经过挑选的外国共产党集团发生个人联系的习惯。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对德国特别感兴趣；托洛茨基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特别熟悉法国的情况，因此是法国和西班牙革命运动方面的专家。站在布尔什维克核心集团之外的拉狄克，热烈崇拜托洛茨基的杰出人格和军事天才。1923年，在列宁在世最后一年的混乱时期，当托洛茨基和“三人小组”——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之间即将爆发的斗争正在酝酿中时，拉狄克站到了托洛茨基一边。他力图把布兰德勒集团拉进自己的圈子，使它成为欧洲各国托洛茨基派一连串坚强据点的主要一环。托洛茨基和拉狄克希望，一个缓和了的德国共产党能够支持1917年以后并入俄国党的非布尔什维克分子，从而有助于同布尔什维克中央日益增长的势力分庭抗礼。托洛茨基地位的加强应该和拉狄克的德国政策相一致；如果在旧式工会中取得关键性职位并且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就会加强托洛茨基的地位，而随着他的地位的加强，拉狄克也就会列身于俄国政治局之内。
在1922年整个一年之中，拉狄克奔波于柏林和莫斯科之间，集中力量劝诱人们同社会民主党结成统一战线。他希望能在国际范围内做到这一点，以便使这种联合更为全面。奥地利社会党人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响应拉狄克的建议，发起在柏林举行一次三个国际的联席会议。阿德勒领导着一个独立的国际集团，这个集团主要由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和英国独立工党组成，在大多数问题上的立场都介于社会党国际和共产国际之间。列宁把它称为“第二半国际”。从这种居间的立场出发，阿德勒希望能充当调解人，把全世界工人阶级重新统一进一个组织。共产国际派去参加这次柏林会议的人，除拉狄克外还包括以下代表：俄国党的代表布哈林、德国的克拉拉·蔡特金、法国的弗洛萨尔[20]和阿尔弗雷德·罗斯默[21]、波兰的瓦列茨基、南斯拉夫的斯托耶诺维茨、捷克的波希米尔—什麦拉里[22]以及日本的片山潜[23]。每个国际各派三名代表组成了一个九人委员会，[24]但是该委员会在几个月后就宣告解散。
西方社会党人和俄国共产党人之间这种恢复亲善的尝试，所得的收获不过是一场激烈的讨论，而到1922年7月莫斯科审判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时，这种尝试便显然结束了。俄国问题专家、比利时社会民主党人王德威尔得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议会议员库尔特·罗森菲尔德[25]，被准许出庭为被告充当辩护律师。结果，社会革命党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共产国际开始发动一场讨伐“社会党叛徒”的运动，而争取劳工团结的努力也就在这片讨伐声中被淹没了。
对拉狄克说来，柏林会议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他并不怎么相信有可能立即恢复统一，但在他看来，世界工人团结的纲领是西方各国共产党合法化和稳定化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则严厉地批评了拉狄克的立场。在他就共产国际问题所写的题为“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中，列宁指出，在柏林会议上，王德威尔得及其朋友们被给予了一个进行反对苏俄的宣传的讲坛。
拉狄克没有放弃他的建立国际统一战线运动。在他的影响下，德国中央委员会发布了一个“召开一次国际性世界代表大会”的口号，同时故意含糊其词，并不说明这究竟是要再次举行第二、第三国际之间的谈判，还是要把全世界的工会并入一个新的组织。1922年底，在整个德国都展开了召开这样一次国际性世界代表大会的宣传；来自法国、英国、捷克、瑞典、波兰、俄国的各党同志也参与运动，帮助宣传这个口号。这是在世界范围内实行新经济政策这种思想的另一面。如果一种共同的民主改革政策能行之有效，两个国际的统一便是正确的了。
1922年11月的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企图澄清统一战线的问题，回答每一个共产党存在的疑问——究竟什么是劳工政府？——使年轻的各国共产党的教条主义者能灵活地和现实主义地运用共产主义理论。但是，拉狄克对德国统一战线的解释却不应包括在内。
“共产国际必须考虑下列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Ⅰ.假劳工政府
（1）奥地利目前存在的或英国可能很快出现的那种工党工人政府。
（2）德国的那种社会民主党工人政府。
Ⅱ.真劳工政府
（1）可能在巴尔干半岛诸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形成的工人贫农政府。
（2）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工人政府。
（3）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人政府，其最纯洁的形式只能由共产党实现。”
[26]
在这里，把“假”字加在英国工党头上并不表明它不应该得到共产党有保留的支持。英国同大陆工业中心的德国一样，在促使欧洲变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方面将起重大作用，这一点在社会主义者心目中早就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布尔什维克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英国，单单依靠有组织工人的群众压力，也许就能达到推翻资产阶级政府的目的。1923年，在拉姆塞·麦克唐纳[27]成为英国第一任社会党首相后，列宁尖锐地批评了他的政府，但列宁从来也没有像第一批英国共产党人那样存着幻想，以为单靠英共本身就能消灭工党，取得政权。在列宁的心目中，党在英国的作用应当是作为一种发酵剂，刺激英国工党的发展。两年以前，当英国党的超左派反对利用议会方法，把它们一概斥之为改良主义的时候，列宁便曾同这些人作过辩论。
“英国共产主义者
必须参加议会，必须由议会
内部帮助工人群众在事实上认清亨德森
[28]和斯诺登
[29]政府成立后的结果，必须帮助亨德森辈和斯诺登辈去战胜联合起来的劳合·乔治
[30]和丘吉尔。”
[31]
但是在德国，给社会民主党政府加上“假劳工政府”的形容词，目的却在于阻止共产党人参加。德国不是英国。这至少有两点原因。第一，德国共产党并不是一个搞搞宣传、很少有发展可能的小宗派；它已经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党，它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在日益发展的危机中的潜能。第二，德国的反革命已经显示出——在卡普暴动和一般的志愿团活动中——它不是能用社会民主主义的方法击败的。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正在发展，必须以一个同样坚决的社会主义政党来对付它。用第二次世界代表大会的话来说：
“德国采用议会制度已经为时过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流产，而这个革命本身又是历史的流产——这种议会制度在出世初期就染上了垂暮之年所特有的一切疾病。艾伯特共和国最民主的议会，不仅在铁血元帅福煦
[32]面前显得软弱不堪，就是在本国施蒂内斯之流玩弄的股票交易所手段之前、在好战集团的军事密谋之前也一筹莫展，无能为力。德国议会制度是两种专政之间的真空地带。”
[33]
显而易见，就抵抗日益发展的民族主义反动潮流而言，组织在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将是一支强大的力量。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指示并没有禁止同社会民主党人合作；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法西斯主义”政策只是在1928—1929年才出现。大会指示也没有排斥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左派组成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被禁止的只有一点，即共产党不得在消极的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少数派尾巴参加任何社会民主党政府。
拉狄克反对共产国际在德国问题上的这种观点。在他看来，德国广泛存在着两种发展前途：或者是军事民族主义，或者是工会主义；他的主要计划就是要把这二者结合为一。他和列宁之间的地位过于悬殊，要公开表示反对未免太冒险了；因此，他走的是一条介于他自己和列宁政策之间的曲折路线。
1922年11月，拉狄克偕同恩斯特·麦耶尔回到柏林后，便和自己的斯巴达克团老朋友们设谋划策，打算用某一个和他更亲近的人代替麦耶尔，以便实行他的统一战线政策。因为麦耶尔服从列宁的干预，他和季诺维也夫在代表大会上会过面以后便似乎不愿意在德国建立一个有组织的拉狄克派系。
拉狄克选中了海因里希·布兰德勒，一个老斯巴达克派和开姆尼茨支部的领导人。布兰德勒1881年生于苏台德区的瓦恩斯多夫。他一生都在开姆尼茨工作和生活，但是从未加入德国籍，因此不能被选入议会。作为一个具有长期工会运动经验的建筑业工人，他参加了属于左派的开姆尼茨城社会民主党，成为卢森堡的信徒之一。他在1916年参加斯巴达克团反对派，并被认为是这个集团的创始人之一。布兰德勒在开姆尼茨两党工人中都很出名和深受爱戴，但他的政治经验只局限于这个偏僻小城。他瞧不起那些没有通过许多年日常的艰苦工作挣得地位的新入党者。在布兰德勒的眼里，一个没有在1914年以前的社会民主党内受过若干年训练的共产党人，都是不足取的和不可信任的。在他看来，战后年轻一代喜欢进行破坏的趋势，是一种令人不安和不可理解的现象。他为自己所熟悉的德国工人阶级感到极大骄傲，为充当这个阶级的领导人而自豪。新俄国的强大力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他同时认为，俄国人是没有办法理解德国工人、理解德国政治的种种特殊因素的。德国革命将避免掉俄国革命的某些特征；它将是非暴力的，不会出现由俄国工人的落后性造成的那些恐怖、破坏和混乱。德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将会立即顺利地发挥作用，表现出极高度的生产效率。新出现的那批积极分子如布朗基分子、巴枯宁分子和暴动主义分子，所起的作用只能是破坏党组织工作者稳扎稳打的工作，应该不惜任何代价把他们从运动中排除掉。
布兰德勒要比文雅的知识分子恩斯特·麦耶尔坚决果敢得多。同布兰德勒在一起，拉狄克就能够把一批工会主义者安插到党的各个重要职位上，就能够彻底实行他自己的政策。把布兰德勒扶植到领导岗位上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在党内的声誉受到了许多人的攻击。他曾经在卡普暴动期间反对过马克斯·赫尔茨，人们并且认为，开姆尼茨党组织在粉碎这次的总罢工中消极无为，主要也应该由他负责。此外，当他在暴动后被法庭审讯时，他以法律术语而不是以政治词句为自己辩护，这也被党内那些思想家们长期嗤之以鼻。[34]
与此同时，拉狄克把来自格平根的老友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安置在布兰德勒身旁，塔尔海默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拉狄克希望他充当布兰德勒的智囊。蔡特金被安排为这个集团的闯将，而弗里德里希·赫克特和雅可布·瓦尔赫尔这两个精明强干的工会活动家，则充当布兰德勒的副手。拉狄克希望通过这样一种联合阵势，给予争取继承列宁位置的托洛茨基以有力支持，并且在共产国际内部进一步削弱季诺维也夫。
在1923年，拉狄克串通布兰德勒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活动狂热化了。他一再变更自己的德国政策，按照苏联外交部不断变化的需要调整它的曲折路线。革命活动在德国的挫折和托洛茨基在俄国党内的失败，使拉狄克被排除出了共产国际。
在1925年7—8月召开的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季诺维也夫总结了“我们和拉狄克之间的十点分歧”：[35]
（1）在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对保尔·列维的叛党行为持有不同的估价。
（2）对德国的左派脱党分子——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抱有不同的态度。
（3）拉狄克和列维在1921年1月6日写给工会的《公开信》。
“包括布哈林和我在内的某些同志反对这封信。后来，列宁出面干预，才解决了这一场争论。”
（4）关于三个国际柏林会议的政策。
（5）关于挪威问题和马丁·特朗美尔
[36]案。
[37]
（6）对待德国党内左派的态度。“我十分肯定，我们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和左派达成协议。”
（7）关于工人政府问题。
（8）关于莱比锡代表大会的提纲。
（9）关于实物税问题。
（10）关于1923年9月会议以前准备在德国夺取政权的问题。
从德国革命一开始，在他的布列斯特政策失败以后，拉狄克就不赞成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下列观点：在事变的压力下，大部分社会民主党工人会形成一支足以改造德国社会的强大力量。按照拉狄克的估计，必须训练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人操纵社会民主党多数——通过合作、渗入、瓦解、重新结合。通过这些措施，内战便可避免或者被化为一些小冲突，从而为一场由上面指导的革命构成发展背景，这样，工人政府就能一步步独占合法地位。这种在策略上讲究权术的做法（它后来成了共产国际的标准），受到拉狄克注意的时间要比列宁或托洛茨基早得多。对于列宁或托洛茨基说来，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宣布自己的纲领并公开为之而斗争，是革命策略的基础。
拉狄克在德国工人政府问题上所作的冗长解释表明了一种转变，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黄金时代（认为革命会扩张到欧洲这一假设是一切政治考虑的基础的时代）已经转变为以玩弄权术为主要战略的过渡时期。季诺维也夫对各种劳工政府所作的同样冗长的解说，正是企图以一个公式把两个互不相容的时代调和起来。这场讨论奠定了共产国际以后政策的基础；拉狄克等人的这种小小开端，到三十年代中叶便发展成为人民阵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发展成为民主阵线。德国共产党人支持拉狄克，并不是希望由俄国政治局来统治德国党，而是由于他们相信，改造德国社会是他们的母党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而不是居于少数地位的共产党的责任。
1922年9月，当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派回到社会民主党内时，拉狄克认为这些左派社会党人虽然在共产党自身的组织中无所裨益，却可以通过他们打入德国工人群众政党的心脏。但是到1923年，当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通货膨胀和法国占领鲁尔的双重压力下迅速被削弱时，拉狄克便把他的主要注意力转移到别处，考虑是否有可能操纵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力量。1922年的统一战线政策和1923年的施拉格特[38]政策[39]，是同一块伪币的两面——希望把任务推给另一个组织，而由自己在背后操纵以赢得共产党胜利的两个打算。
从1924年起，拉狄克便不再怎样过问德国共产主义运动。他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校长，热心研究中国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在托洛茨基1923年的失败和1926年斗争再起之间的平静时期，拉狄克仍然忠于自己的派系，和布兰德勒不同。[40]到1926年，当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联合起来攻击日益得势的斯大林时，拉狄克便同季诺维也夫和解，并在此后两年内成为托—季联盟中最富有进攻精神的领袖之一。[41]
[1] 《卡尔·拉狄克：肖像和小册子》，伦敦1935年版，第Ⅻ页。——原注
[2] 《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列宁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73—478页。——译者注
[3] 安东尼·潘涅库克（Antonie Pannekoek，1873年1月2日——1960年4月28日），出生于荷兰，在天文学上有很高造诣，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从1905年开始组织了荷兰社民党内的左翼，并领导“论坛”（Tribune）集团；1909年被开除后，成立了左派社民党。1905年后定居德国，在不莱梅住了很多年，在那里培养了很多活动家。一战前曾同考茨基进行过论战。1914年返回荷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8年创立了荷兰共产党，支持德国的际共团，随后成为德国极左派的理论家。1920年对共工党的纲领产生了很大影响，并成为共工党的理论家。在共工党的一系列危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活动，出版了许多权威著作；并继续在荷兰和其他地方宣传委员会共产主义。
[4] 《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议事录》（1912年9月15—21日举行于开姆尼茨），柏林1912年版，第515页。——原注
[5] 安杰丽卡·伊萨科夫娜·巴拉巴诺娃（Анжелика Исааковна Балабанова，1878年5月7日——1965年11月25日），生于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即加入。1900年加入意大利社会党。1912年任意大利社会党中央委员。1915年参与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1916年参与了昆塔尔会议。她是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与布尔什维克关系良好。二月革命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1918年任乌克兰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因与联共（布）有意见分歧而返回意大利，支持塞拉蒂。1924年塞拉蒂派加入意共后并未一同加入。1924年支持左翼反对派，同年被开除出党。此后相继流亡瑞士、奥地利、法国、美国。二战后回国，反对社会党与共产党合并。1947年加入意大利工人社会党，1951年加入意大利社会民主党。
[6] 安杰丽卡·巴拉巴诺娃：《一个叛逆者的自传》，伦敦1938年版，第188页。——原注
[7] 格奥尔格·克莱诺夫（Georg Cleinow，1873年4月27日——1936年10月20日），德国记者、作家。一战期间曾任东方面军最高司令部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和驻华沙总督府新闻办公厅主任。一战后参与创立波兹南和西普鲁士省联合人民委员会并自任主席。1936年去世。
[8] 参看海因茨·施特拉茨：《作为拉狄克人质的三个月》，柏林1920年版。在这本小册子中，施特拉茨报导了1919年7月29日他在基辅被捕的情况。德国占领该地期间，曾建立了一个“德国艺术工作者之家”，他就是这个机构的代理人，德军撤退后他仍然留在基辅。他说，“当时很难把财产清理完毕，因为在实行房屋国有化的情况下，没有人再愿意订立新租约。”他在1919年10月28日作为拉狄克的交换对象被释放，这本小册子是他一回到柏林就立即写出的，所署的完稿日期为12月27日。
克莱诺夫在被交换释放后也写了一本小册子，题为《市民们，工人们，拯救欧洲！在垂死的俄国的经验教训》，柏林1920年版。——原注
[9] 卡尔·维塔尔·摩尔（Carl Vital Moor，1852年12月11日——1932年6月14日），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早年从事记者行业。1881年因颁布《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被驱逐出境，返回瑞士。1882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1897—1920年任伯尔尼市议会议员。1897—1922年任伯尔尼大议会议员。1908年起利用其母亲留下的巨额财产来支持各社会主义政党。1908—1914年任瑞士社会民主党驻第二国际代表。一战时持反战立场，1915年参与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俄国革命期间曾为布尔什维克提供贷款。1927年移居柏林。1932年在柏林逝世。
[10] 1932年，卡尔·摩尔以八十高龄在柏林去世他是一位奥地利高级官员的儿子，早年在纽伦堡受教育。他和家庭决裂，变成李卜克内西和雷德布尔的朋友，后来去瑞士，在那里采用了卡尔·摩尔（席勒的剧本《强盗》中的主角）这个名字。他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创建人之一，参加过许多次国际代表大会。
他在日内瓦遇到列宁，时常从他继承的大宗财产中拿出钱来帮助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者。他在1917年以后去俄国，从那里，他肩负着革命政府的特殊任务被送回欧洲。——原注
[11] 卡尔·拉狄克：《在1909—1919年的德国革命行列中》，保尔·弗勒利希作序，慕尼黑1921年版。——原注
[12] 费利克斯·多伊奇（Felix Deutsch，1858年5月16日—1928年5月19日），德国工业家，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之一。
[13] 奥托·赫奇（Otto Hoetzsch，1876年2月14日—1946年8月27日），德国学者、政治家。1918年参加德国民族人民党，1920、1924、1928年连续当选国会议员，1922年曾协助签订拉巴洛条约。
[14] 奥托·赫奇，东欧问题权威，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的议会议员。他是德国东欧研究学会会长，兼《东欧研究》和《东欧——东欧问题综合杂志》主编，1946年，他在柏林和俄国当局合作。——原注
[15] 卡尔·拉狄克：《论共产主义战略：德国共产党十月党代表大会文件之一》，柏林1919年版，第5页。——原注
[16] 同上，第44页。——原注
[17] 同上，第44页。——原注
[18] 卡尔·拉狄克：《德国统一共产党打算做一个采取革命行动的群众性政党呢，还是做一个守株待兔的集中制政党？》，汉堡1921年版，第21—22页。——原注
[19] 同上，第25、33页。——原注
[20] 吕多维克—奥斯卡·弗洛萨尔（Ludovic-Oscar Frossard，1889年3月5日——1946年2月11日），曾当过教师，一战期间因反对战争而被开除教职。1918年当选为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20年访问苏俄后，主张参加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成立后担任总书记，但因意见分歧，于1923年1月1日辞职，并重新参加了工人国际法国支部。
[21] 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1877年8月23日——1964年5月6日），本名阿尔弗雷德·格里奥（Alfred Griot），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年因反对斯大林而被开除出党，后接近托洛茨基，虽未参加第四国际，但为国际托派运动做过不少工作，第四国际成立大会就是在他家里召开的。
[22] 波希米尔—什麦拉里（Bohumir Šmeral，1880年10月25日——1941年5月8日），高中时即加入捷克社会民主党。1909年当选为社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11—1918年任奥匈帝国国会议员。1914—1917年任社民党主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主张奥地利—匈牙利的联邦化。1917年9月被免职。1920年成为社会民主党左翼领导人，1921年5月创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20—1929年任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员。1922—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5—1938年任参议员。1938年9月流亡苏联。1941年逝世。
[23] 片山潜（かたやま せん，1859年12月3日—1933年11月5日），1897年起参与工人运动。1898年2月参加和领导日本铁路系统400多名工人参加的铁路罢工并取得了胜利。之后成立了“日铁矫正会”（工会）。1898年10月和幸德秋水、安部矶雄等人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1900年1月发展为“社会主义协会”。1901年5月建立日本社会民主党（しゃかいみんしゅとう），但当天被勒令解散。1904年参加在欧洲大陆举行的第二国际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1906年2月另组日本社会党，自任评议员，但1907年社会党即被取缔。1911年底领导了东京市电车工人大罢工。1911年5月因骏河海员和消防队员等举行罢工而被捕，入狱九个月。1914年流亡美国，1917年以后在北美参与创立美国共产党和墨西哥共产党。1921年到苏俄，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7月创立日本共产党。1933年病逝于莫斯科。
[24] 《第二、第三国际和维也纳工会》，各方执行委员会自1922年4月2日起于柏林议会大厦举行的联席会议正式报告，伦敦1922年版。——原注
[25] 库尔特·罗森菲尔德（Kurt Rosenfeld，1877年2月1日——1943年9月25日），大学期间加入社民党，1905年起担任律师，一战爆发后参军，1917年参与成立独立党，1918年11月至1919年1月曾任普鲁士邦司法部长。1922年独立党与社民党合并时，他与雷德布尔、特奥多尔·李卜克内西（Theodor Liebknecht，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大哥）一起反对合并，但后来还是回到了社民党内。在社民党内他与列维等人成为左翼领袖。1931年9月被社民党开除，参与成立社工党，并当选为党主席。1933年春加入德共。纳粹上台后辗转流亡法国、美国。
[26]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2年11月5日—12月5日举行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议事录》，汉堡1923年版，第1017页。——原注
[27] 拉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1866年10月12日——1937年11月9日），出身于苏格兰一个农场工人家庭，1885年参加社会民主同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1893年参加独立工党（Indenpendent Labour Party），1900年任工人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书记，1906年工人代表委员会改称工党，同年麦克唐纳被选为下院议员，并任工党议会党团主席。一战爆发后因反对英国参战而辞去党主席职务。1922年重任党主席，1924年组织了首届工党内阁，出任首相，1929年至1931年再次出任工党内阁的首相，1931年因同自由党、保守党组织联合内阁，被工党开除，此后担任联合内阁首相至1935年。
[28] 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1863年9月20日——1935年10月20日），出生于苏格兰格拉斯哥，母亲是佣人。曾当过铸工，1892年参加工会运动，曾任纽卡斯尔、达灵顿、达勒姆市议会议员，1903年当选达灵顿市市长，同年晚些时候作为工会议员进入下议院。他是工党创始人之一，曾三任工党下院领袖（1914，1921—1923，1925—1927），1908—1910年和1914—1917年任工党主席，1911-1934年担任工党书记这一更重要的职务。 一战爆发后支持英国参战，战时曾任教育大臣，主计大臣、政府劳工问题顾问和不管大臣等职。
[29] 菲利普·斯诺登，第一代斯诺登子爵（Philip Snowden, 1st Viscount Snowden，1864年7月18日——1937年5月15日），出身于工人家庭。1891年加入自由党。1893年加入独立工党。1900年加入工党。1903—1906年、1917—1920年任独立工党主席。1906—1918年、1922—1931年任下议院议员。1924年、1929—1931年任财政大臣。1927年退出独立工党。1931年和麦克唐纳一同被工党开除出党。1931—1932年任掌玺大臣。1937年去世。
[30] 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年1月17日——1945年3月26日），英国著名政治家，曾任首相、财政大臣、军需大臣和外交大臣等要职。
[31]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译者注
[32]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年10月2日——1929年3月20日），法国著名军事统帅。出身于公务员家庭，1870年入伍，一战前曾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13师师长、第20军军长等职。一战爆发后曾任第9集团军司令、“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和法军总参谋长。1918年3月出任协约国最高统帅。1918年8月晋升为法国元帅。
[33] 《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国际》，第三（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宣言，莫斯科1924年，第16页。——原注
[34] 可参看布兰德勒在审讯后发表的小册子《1921年6月6日柏林特别法庭对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叛国案的审讯》，柏林1921年版。——原注
[35] 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对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的答复》，1924年6月26日发表的演说，第五次世界代表大会印刷局印行，莫斯科1924年版，第20—24页。——原注
[36] 马丁·奥尔森·特朗美尔（Martin Olsen Tranmæl， 1879年6月27日——1967年7月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早年担任画家和建筑工人。19世纪末开始参加工人运动。1900年移居美国，加入了世界产业工人协会。1905年回国后加入挪威工党，1906—1918年任工党国家委员会委员。1918年任工党中央委员。俄国革命后率挪威工党加入共产国际。他接受“二十一条”，但反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干涉党内事务，持有联邦主义倾向。1923年退党。1924年因参与军事罢工而被捕。1925—1927年任议会议员。30年代起逐步滑向改良主义。1938—1963年任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二战期间流亡瑞典。二战后回国，立场日趋保守。1949年公开支持挪威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67年死于奥斯陆。
[37] 挪威问题涉及挪威党内的联邦主义倾向，这一派人反对莫斯科执行委员会干预党内事务。它的领袖之一特朗美尔，对于要他去莫斯科的邀请和命令充耳不闻，但是并没有被开除。参看布哈林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第四次代表大会议事录》，第955—956页。——原注
[38] 阿尔伯特·列奥·施拉格特（Albert Leo Schlageter，1894年8月12日——1923年5月26日），一战爆发后自愿参军，曾参加伊普雷战役、索姆河战役和凡尔登战役，获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并被晋升为少尉。战后参加了自由军团，镇压革命运动，并参加了卡普暴动。鲁尔被占领后，施拉格特带领一个民族主义小组潜入鲁尔进行了多次破坏活动，1923年4月8日，施拉格特被法军逮捕，5月7日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5月26日被枪决。他死后变成了德国民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偶像。
[39] 参看下文第13章。——原注
[40] 参看拉狄克给蔡特金的信，见本书第565页注。——原注
[41] 拉狄克在1927年12月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俄国共产党。他在被放逐后向斯大林投降，于1929年回到莫斯科。他被恢复了党籍，再次作为外交问题专家从事工作，并为《真理报》写稿直到1937年。这一年，他是莫斯科审判中的被告之一，被判处十年徒刑。此后不时传出这样的谣言，说他还活着，并且仍然在暗中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他在审判中所起的作用，作者将在另一本书中加以分析。——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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