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十章 共产党的莱比锡大会


· 1922年的组织报告
· 萨克森和图林吉亚的红色集团


　　德国共产党代表着欧洲的一种新型组织，并且是这类组织中的第一个，因为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其他许多类似的组织才发展成熟。它把俄国国家党操纵机构的许多特点，带进了一个欧洲劳工组织。这个党在1922—1923年的组织体制是非常有趣的，因为它一身兼具两种特色，既有点像原来的民主工人组织，又有点像后来的警察式政党；当时，这两种形式都不占统治地位。党的结构非常不同于列宁那种职业革命家的雅各宾组织。它的专职干部和社会民主党的领薪干部表面上似乎一样，但是，由于和俄国党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些德国工人官僚也开始变成了俄国式的党务人员。

1922年的组织报告


　　1922年的党的报告反映了德国党中央委员会的野心，表明他们想使自己的工作范围同俄国党一样广泛。党建立了许许多多的特殊工作部，分别负责市政机关、合作社、妇女、青年、儿童、教育、娱乐、农业工人和农民工作、援助苏俄、为被捕者及其家属提供法律与物质援助等各方面的工作。

　　党拥有一所印刷局和三十四家日报（其中有十五家是仅仅更换一下报头的他报翻版）。它办的许多杂志包括：《国际》、《德国共产党通讯》、《共产主义工会会员》、《共产主义合作社社员》、《共产主义农业工人》、《犁》、《共产主义妇女》等等。[1]在1922年，中央委员会散发了十三份传单，它们的政治倾向可以从几种传单的题目上看出来：3月，《不实行实物征用制，国家就会破产》；4月，《热那亚、俄德条约和世界工人代表大会》；7月，《是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还是同资产阶级联合？》传单的印额分大小两种，大印额为四百万份（1922年9月减为一百八十万份），小印额为一百四十万份（后来减为五十万份）。书籍和小册子都以较粗糙的开本形式印出。译自俄文的书籍还刚刚出现；在1922年，党出版了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短篇小说集。

　　在三月行动以后，大约有六千名党员被捕，其中有一千五百名左右被拘禁一两星期后，未经审判便被释放。在四千五百名受审判的人当中，五百人被宣布无罪，其余四千人被判的刑期加起来总共为三千年。党通过“中央法律代办所”给予这些被捕者以法律援助，并且通过“红色互助会”组织对被捕者家属的赡养。红色互助会在1922年一共募得九百八十八万一千四百二十八马克捐款，支出总额达八百四十四万四千八百马克。

　　支援苏俄的工作也单独由一个机构负责。1922年，有二十七个自治区捐助了大量金钱，或者在苏联举办了儿童之家。青少年搜集了价值八百万马克的工具和衣服。发行的一种“工人公债”筹得二百万马克。这个组织拥有自己的每周画刊《镰刀和锤子》，该刊第一期印数便高达十三万份。放映了俄国电影，所得的收入全部送往俄国。俄国小提琴家索耶穆斯，伴随着一个时常表演政治性朗诵的合唱团，在德国各地巡回演出。

　　在农民中间进行的宣传，效率比较不高。在这一时期，农业工人和1918年11月创立的工会分裂，另行组成一个由共产党控制的独立工会。党的农村工作部组织了许多农业委员会，并且发布了一种标准合同。党利用一种把农事和宣传结合起来的特殊日历，向小农进行鼓动工作。

　　妇女书记处组织了家庭主妇委员会来控制物价，特别是合作社的货价。每年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是这个部门的工作高潮。

　　办给青少年看的杂志有两种，都由埃德温·亨勒主编，一种是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无产阶级儿童》，另一种是以青年人为对象的《青年同志》；后者每一期发行三万份。1922年9月16—18日，在柏林召开了一次共产主义儿童组织的国际会议。

　　青少年组织的专门工作之一，就是按照社会民主党的传统，筹备各种典礼和仪式以代替宗教的按手礼、洗礼、婚礼等等。一本题为《火焰》的小册子，是献给“达到行按手礼年龄、即将跨入生活的共产主义青年”的。这本供十三岁的年轻人阅读的小册子，载有马克斯·巴特尔[2]的几首诗，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肖像，以及从他们的著作中摘出的下列这类语录：

　　“长路漫漫，需要走千百年之久，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是笔直的，因此，我们高唱红色的自由之歌，这歌声就像千军万马的奔腾一样使敌人心惊胆战。”

　　教育文娱工作部包括以下各分支部门：对党员本身的教育；在工人的教育、体育和文化组织中的宣传鼓动；在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当中的工作，以及对党的会议和代表大会的艺术表现〔已经有这种画了！〕；学校工作方针和教师的工作；青少年；知识分子。党在教师中特别活跃，既组织了一个独立的教师联合会，又在官方的教师公会中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大学中的学生党员组织在“共产党大学生支部”里面。

　　对教育方面的工作有极仔细的安排。莱姆夏德和波鸿支部受到批评，因为他们创办了一所自由人民大学，而没有参加本地市议会组织的学校。另一方面，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该市组织的工人学校受到否定，被宣布为不宜由马克思主义者参加。

　　中央委员会组织了两所党校，共有学员七十四名。课程包括经济史、德国革命史和俄国革命史、土地纲领、马克思主义等。此外还有七所地区学校和四名流动党课教员，为十六个区和七十八个地方党组织服务。

　　在1922年下半年，德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党员人数都在上升。在1922年的第三季度，它拥有党员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五十五人；[3]这和一年前三月行动刚结束后的党员数字十八万四百四十三人形成对比。而在同一段时间内，尽管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希法亭派和它合并了，社会民主党的力量仍然有所削弱。

　　不言而喻，这一部分受有训练的党员核心并不足以全部显示出党的影响。有许多地区，据中央委员会诉苦，在那里是找不到一个共产党员的，可是尽管如此，党在这些地区的选举中仍然得到了极大支持。一般说来，党在一个地区所得的选票，时常是该地党员人数的二十至四十倍。

　　党在柏林、汉堡和莱茵区最强大有力——这表现在党员人数上，也表现在它的追随者具有影响的程度上。在这些以及其他关键性的工业中心，人们仍然存在着内战的情绪。另一方面，德国中部的气氛则与此不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地方组织原封不动地转到了共产党方面，他们感到自己是党的主人。这些工人分散在遍布于本区许多工业区的小作坊中——分散在萨克森的机器和纺织工厂中，分散在图林根的玻璃、光学仪器、玩具和纺织作坊中。在许多这样的小村镇上，共产党获得了巨大的地方影响，在镇议会和其他许多地方机关内拥有很多代表。由于在一个小生活范围内的亲近接触，他们和社会民主党人紧密地联在一起；在地方工会、在许多地方委员会以及体育和文化俱乐部中，两党党员毫无摩擦地彼此合作。在这个地区，共产党人有一种自信感；内战已成往事，诺斯克和谢德曼的罪恶也可以随着内战一同被忘却了。

　　在全德国的八十个市议会中，共产党的席位占绝对多数；在另外一百七十个市议会中，他们也拥有过半数的议席。有六千名以上的市议员是正式共产党员，党有一个殊特的市政工作机构（内政工作部）统一指导这方面的活动。

　　同议会中的情况比较起来，地方上的胜利便显得更为重要；在议会内，保尔·列维及其追随者脱党以后，共产党的正式议会党团只剩下十三人，连提出议案所必需的十五个法定名额都无法凑足。因此，每当德国共产党要向议会提出一项议案时，便不得不疏通敌对的列维集团中的两名议员，请他们补足必需的法定人数。

　　在工会中，共产党拥有九百九十七个有组织的集团；有四百名工会干部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在六十个地方工会理事会中占多数。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共产党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在1922年6月的莱比锡工会代表大会上，六百九十四名代表中只有九十名共产党人。[4]

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红色集团


　　党的领袖想把地方上的胜利从市级机构发展到邦政府，为了讨论这项政策，1923年1月在莱比锡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5]。莱比锡的共产党日报编辑保尔·波特赫尔[6]，在一年前就扼要说明了这种政策的可耻之处。[7]在他的指导下，莱比锡党组织着手为代表大会创造一种合适的气氛，工人代表团将来到大会上，要求党加入邦政府；任何新的选举胜利都要在会上宣布；要以党在地方工会中的胜利和党在大工业中心缺乏影响的事实相对比。

　　在柏林，卡尔·拉狄克同海因里希·布兰德勒和奥古斯特·塔尔海默一道，共同起草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策说明。这份报告必须仔细拟就，因为共产党人参加邦政府担任部长，是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至今所阐明的一切政策与理论背道而驰的。在本世纪初，当法国社会党人亚历山大·米勒兰[8]参加资产阶级内阁时，曾引起整个国际的轩然大波，现在，拉狄克必须避免出现一种类似的局面。

　　出席莱比锡大会的代表共有二百一十九人。代表右翼的地区是哈雷—梅泽堡、图林根、厄尔士贝格—福格兰、西萨克森、东萨克森、符腾堡、南莱茵区、下莱茵区和巴登；代表左派反对派的地区是柏林—勃兰登堡、瓦塞尔坎特（汉堡区）、黑森—法兰克福、中莱茵区和路萨提亚。党在政治上的分裂为二具有一种地理政治背景。在德国中部城乡“执政”的共产党人，低估了反革命的力量；对于社会主义的图林根和萨克森两地本党同志的“民主幻想”，大工业区的共产党人都嗤之以鼻。

　　讨论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参加萨克森和图林根政府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对社会民主党性质的讨论。难道说这个党已经和德国反革命结下不解之缘吗？还是说，这个党或是作为一个整体，或者至少是其中的左派，仍能够被争取到“实行工人政策”这方面来；如果可以争取，又如何来达到这一目的呢？

　　按照拉狄克和布兰德勒的理论，社会民主党是资产阶级联合阵线的左翼。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使他们组成工人联合阵线的右翼。这可以通过同埃里希·蔡格纳[9]博士[10]这样的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结成统一战线来做到；这位萨克森政府的部长反对柏林社会民主党领导机构的政策，将会赞成同共产党人组成联合内阁。作为一个开端，他们决定这个联合阵线的政策应该是：采取大刀阔斧的社会改革措施，建立工会委员会监督生产，组织“无产阶级百人团”（红色百人团）武装保卫工人阶级。

　　出现于萨克森和图林根的红色集团将成为全国的典范，成为全体德国工人的视线焦点。然而，这种建立“中德红色集团”的打算——当时共产党报刊上风靡一时的口号——却不是以共产党本身的力量为基础的。而是依赖共产党渗入和操纵社会民主党的能力。在“红色萨克森”的两座关键性城市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的市议会中，社会民主党人都占压倒多数，而共产党的力量则很薄弱。[11]

　　在柏林和其他主要工业区，共产党选民与共产党员的比例数在萨克森要高得多。此外，党在这些地区的工厂委员会中也拥有雄厚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它在选举中的相对劣势。

　　共产党左右两派之间的主要分歧之一，就在于他们对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在左派看来，工厂委员会是一种具有真正独立价值的运动，应该支持它们和工会机器展开竞争。而在右派看来，它们则主要是一个压力集团，应该用来迫使工会不得不向共产党人敞开大门。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建议组织“监督生产的工厂委员会”，但要通过正常的工会途径。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工会运动，将成为德国工人政府的基础。当时流行的共产党口号，往往以“工会领袖必须……”这样一句话开始。

　　不过，尽管党内不同集团之间的这些分歧非常重要，从主要方面来看，整个讨论却有意识地回避了左派认为是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悬而未决的鲁尔危机竟未被列入议程；它只是在一般的对外政策项被涉及。在拉巴洛条约签订以后，德国军政界的民族主义集团已经使德国和赔款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尖锐化，这时，该委员会正在施加压力和挑衅之间举棋不定。出席莱比锡大会的代表充分意识到，那里正在酝酿着某种决定性的步骤。

　　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期间，法国和比利时军队占领了鲁尔和莱茵区。左派建议把鲁尔危机列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从而承认德国政治舞台的这一根本变化。他们的建议以相差不多的票数被否决，结果，党并没有对这一问题展开认真讨论，而只举行了一次由克拉拉·蔡特金代表党发言的公众集会。这一事件加深了左右两派之间的恶感：布兰德勒集团声称左派利用鲁尔事件推行它的冒险主义政策，而右派坚持拒绝对党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进行充分研究，也使少数派感到气愤万分。

　　多数派硬使代表大会的重点返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即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参加图林根和萨克森邦政府。当克拉拉·蔡特金正在就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作报告的过程中，传来了萨克森邦政府已在共产党压力下辞职的消息。为了提高代表们对共产党这一局部胜利的欢欣情绪，大会执行主席阿尔伯特·施托尔岑堡[12]安排了一个有关这一事件的幻灯节目，并在放映时亲自朗读说明：

　　“德累斯顿，1923年1月30日。萨克森邦议会正在开会……部长利平斯基谴责共产党从事非法活动……波特赫尔同志提出下列要求：在萨克森组织政府应当成为全体工人阶级的任务。‘我们要求举行工厂委员会代表大会……这个大会将决定组织工人政府的问题。’”

　　同施托尔岑堡和皮克一样，波特赫尔也是代表大会的三个共同主席之一。在“重新响起的暴风雨般的掌声”平息以后，施托尔岑堡继续说下去：

　　“同志们，你们已经表示了对这一事件的热情。现在，我请你们和我一道高呼三声口号。萨克森的革命无产阶级万岁，德国革命万岁，世界革命万岁！”

　　“代表们热情欢呼，”议事录继续说道，“重复高呼了这些口号，然后全体起立唱国际歌。”可是，这种自我陶醉的场面刚一结束，马斯洛夫就提出了撤销施托尔岑堡大会执行主席职务的动议，这项动议被否决时，双方的票数相差无几。

　　蔡特金的报告显示出，那种将成为共产国际风土病的不良表现——奴颜婢膝地认俄国为祖国，这时已经开始有强烈的表现。蔡特金是这样描绘她在进入俄国国境时的感情的：

　　“脱下你的鞋子！踏在你脚下的是一块神圣的土地。这里已经由于革命斗争、由于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牺牲而成为圣土（暴风雨般的掌声）……

　　你或是战胜成为主人，
　　或是被击败，变成奴隶，
　　不是凯旋，就是受难，
　　不是铁锤，就是铁砧！”[13]

　　（像这类引用歌德诗句的做法，是党的演说结尾时流行的一种修辞术。）

　　直到那时为止，共产国际的传统一直是，任何一国共产党内的少数派集团，在党中央委员会中都有适当比例的代表，而且，这些代表要由每一个反对派集团自身选出。可是，拉狄克和布兰德勒却打破了这种传统，他们不顾左派的抗议削减了他们应有的代表名额；不仅如此，他们还自行选择那些在他们看来最容易妥协的左派作代表。在党没有对入侵鲁尔事件发表声明以后，现在又采取这种行动，代表大会几乎因此走向分裂。为了抗议对他们的组织权利的侵犯，左派决定不参加选举中央委员会。而如果没有他们参加，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就不能得到最大的几个地方党组织——柏林、鲁尔和汉堡党组织的信任。

　　卡尔·拉狄克明白他自己做得太过火了。在夜间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关于这次会议，代表大会议事录中没有记载），他提出一个妥协方案，答应让四名左派反对派的代表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瓦西里·柯拉洛夫[14]的支持下，拉狄克摆出一副共产国际仲裁人的中立姿态，但他运用手段成功地阻止了左派领袖台尔曼和马斯洛夫的当选。

　　只是由于左派的忠于共产国际，分裂才被避免。少数派代表坚信右派一定会再次坐失时机，把党领向另一次失败。在夜间的秘密会议之后，公开进行了新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但左派以投票时弃权的方式表示了他们的不满。多数派投了少数派候选人的票，他们所得的票数大都接近于二百一十九名代表的总数；但是多数派代表当选的票数却少得多，自党的新领袖布兰德勒得一百六十六票至乌布利希得一百一十二票不等。拉狄克选择的少数派代表阿图尔·埃维特[15]，只获得一百六十三票，因为左派相信他一定会很快转到多数派一边。[16]

　　在此以前，拉狄克已经接到通知，知道苏俄外交部希望以一种和共产国际政策相违背的方式利用法德矛盾。可是，谈到同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德国政府合作反对法国，即使是暂时的反对，也会引起人们——不仅包括共产党人，而且包括大多数社会民主党员和无组织的德国工人——的强烈反对。在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这样一种政策，将无异于引诱人们起来反抗。可是，如果讨论占领鲁尔的问题，只能导致两种结果：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承认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就是使党被一种相反的政策死死束缚住。苏俄外交部特别希望的，恰恰是要在德国有一个灵活的助手，这个助手要能够在占领鲁尔问题上同德国政府进行它所希望的任何程度的合作；而拉狄克除去起其他作用以外，正是它同德国政府的联系人。

　　因此，必须使代表大会的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问题上，例如工会策略问题、参加萨克森和图林根的邦政府问题等等。在它们同欧洲政治的主流这样隔绝以后，这些问题便降低到地方主义的水平上。当时，左右两派都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所讨论的是枝节问题，也没有清楚地理解何以不允许提出党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这样，拉狄克就集中力量对统一战线和工人政府问题作了阐述：

　　“为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果，将使旧式的无产阶级群众组织，如工会和合作社等被我们争取过来。这些已经被改良主义的策略化为资产阶级统治手段的工人阶级工具，将通过这一斗争再次变成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现在，必须为击败资产阶级而进行阶级斗争……

　　工人政府既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也不是通过议会道路走向这种专政的和平过渡。他毋宁说是工人阶级的这样一次尝试，即：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框内，最初以这种民主制度的方法，通过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推行一种工人政策。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则是要有意识地粉碎这种民主结构；它要打碎民主的国家机器，完全代之以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17]

　　莱比锡大会刚一结束，俄国党的政治局便进行干预，宣布莱比锡提纲是“不正确的”。通过两个工人阶级政党的联合走向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道路，被正式斥责为“右倾”。然而，尽管这一批评涉及的范围很广，其用意却主要用于缓和党内危机，而不是要认真地研究德国政策的重大问题；事实上，它是以俄国党内的冲突为转移的。

　　季诺维也夫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德国右派；它通过拉狄克和托洛茨基有联系。另一方面，布兰德勒集团继续想开除少数派，指责它们是党的破坏者。可是，如果发生分裂，俄国政府同德国民族主义集团之间的秘密联系就有被暴露的危险。另外，有一个群众性的共产党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它可以作为替俄国施加压力的集团，作为在未来可能改变路线时的后备力量。随着中央委员会和左派之间的冲突日益发展，政治局力图充当一个调解争执的仲裁人。

　　因此，政治局的干涉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使德国党保持一个灵活的政策，其二是防止分裂。鲁尔区共产党人提出的夺取地方政权的建议被否定，但他们的革命热情也受到了几句夸奖，这种态度似乎不同于柏林中央委员会对冒险主义和暴动主义的声讨，但也仅仅是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已。事实上，骚乱、示威、饥饿暴动在全德国都反映了正在加深的政治危机；显而易见，德国左派是一部分德国工人阶级的代言人。中央委员会应该学习怎样更巧妙地去对付反对派。



[1] 由于销路不广和缺乏资金，办给农民看的《共产主义农业工人》和《犁》两杂志，已在1922年停办。——原注

[2] 1933年以后，巴特尔投降纳粹，在希特勒统治下继续写诗。他和拉狄克交情很好，曾在1919年去毛比特探监，并把自己的一卷诗《乌托邦》献给了他。巴特尔也是青年共产国际的创建者维利·明岑贝格的朋友。——原注
　　马克斯·巴特尔（Max Barthel，1893年11月17日——1975年6月17日），德国诗人。早年投身于社会主义青年运动。一战期间入伍。1918年加入斯巴达克斯同盟，1919年一月起义后被捕，获释后加入德共。1920年加入国际工人救助总会。1923年退党，加入了社民党。1931—1933年任德国作家协会柏林—勃兰登堡分会主席。1933年起支持纳粹党。1942年加入德军。1944年加入党卫军。二战结束后逃往法占区。晚年定居莱茵兰。

[3] 其中男党员十九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人，女党员二万六千七百十人。这些数字只是按缴纳党费的人数统计的，可是在通货不断膨胀的当时，有些人往往并不按时缴纳党费，因此，党员的实际人数要比这稍为多一些。1922年9月，党在二十八个最重要地区的情况如下：

　支部数党员数
柏林—勃兰登堡22024908
西萨克森7311610
东萨克森733580
哈雷—梅泽堡23523374
图林根24915147
瓦塞尔坎特（汉堡区）9023206
北莱茵区15918525
南莱茵区13819309

——原注

[4] 共产党代表有半数以上都来自五金工人工会，其余的来自建筑业、公务部门、铁路和运输部门。党统治着几个从传统的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分裂出来的较小工会。譬如说，在开姆尼茨，大约二万二千名被开除的建筑工人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会。有一万六千名左右的海员，也就是说，一切可以组织起来的德国海员的半数以上，组织在共产党领导的“德国海员工会”中，对于在国外从事密谋工作说来，这个组织于党特别有用。《走出黑夜》一书的作者扬·法尔廷就出身于这个环境。
　　另一种不同的组织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工人联合会”，这是按照世界产业工人协会的传统，想把体力劳动工人和职员联合在一个大工会中的尝试。该组织的十万名会员，有四分之三在鲁尔。这个工会是赤色工会国际的成员，莫斯科使尽了一切手段同它的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作斗争；在1922年10月举行于埃森的工会代表大会上，指名谴责了这些“特别危险的”倾向。——原注
　　扬·瓦尔廷（Jan Valtin，1905年12月17日——1951年1月1日），原名里夏德·赫尔曼·尤里乌斯·克莱布斯（Richard Herrmann Julius Krebs），1923年加入德共，同年参加了汉堡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苏联。1925年进入共产国际工作。1926年赴美国执行任务，任务失败后被捕并被判处10年徒刑。1929年获释后返回德国。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被捕。1934年被判处四年监禁，监禁期间成为介于共产国际与盖世太保之间的双面间谍。1937年被派往丹麦工作，同年逃走。1938年流亡美国。1941年参加美国陆军。1944年参加菲律宾战役。1947年获美国国籍。1948年一度返回西德，后返回美国。1951年去世。

[5] 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核心干部作一番考察，倒是十分有趣的。他们当中有不少目前都还活着，并且成了德国苏占区内的官员。
　　玛尔塔·阿伦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员会委员，目前在柏林的统一社会党内。
　　保尔·波特赫尔，1929年被开除。
　　海因里希·布兰德勒，1929年被开除。
　　弗里德里希·赫克特，1935年死于莫斯科。
　　伯恩哈德·科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员会的成员，目前在柏林的统一社会党内。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1926年被开除，1941年在可疑情况下死于哈瓦那。
　　威廉·皮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目前在柏林，是统一社会党的领袖。
　　维尔纳·肖雷姆，参看下文第493页注。
　　瓦尔特·乌布利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莫斯科，是自由德国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目前在柏林，是统一社会党内仅次于皮克的领导人。
　　胡戈·乌尔班斯，1926年被开除，1947年1月死于斯德哥尔摩。
　　雅可布·瓦尔赫尔，1929年被开除出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纽约，积极参加了一个争取成立民主德国的委员会，现已回到德国，活跃于统一社会党内。
　　恩斯特·沃尔韦伯，设在德国的苏联军事情报处工作人员，多半在1936年被国家政治保卫局杀害于莫斯科。
　　克拉拉·蔡特金，1934年死于莫斯科。——原注
　　玛尔塔·阿伦泽（Marta Arendsee，1885年3月29日——1953年5月22日），曾在书店工作过，1907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担任妇女运动组织者；1914年加入反对派，参加了下巴尼姆小组，出席了1915年的伯尔尼会议。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1922年起参加《共产主义妇女》（Die Kommunistin）编辑部，当选莱比锡工会委员会委员，同德共右派比较接近，在国际工人救济会工作。1933年被捕，1934年获释，与丈夫保尔·施文克一起流亡苏联（施文克后来在苏联遭到关押）；后来在莫斯科为苏联电台工作。1945年返回德国，1947年以前是统一社会党领导层成员之一。
　　伯恩哈德·科嫩（Bernhard Koenen，1889年2月17日——1964年4月30日），1906年参加德国五金工会，1907年参加社民党，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十一月革命期间任洛伊纳工人苏维埃主席。1920年起任德共哈勒—梅泽堡地委书记，1922年至1933年当选为萨克森邦议会议员。二十年代中期参加调和派，1929年被免去党内职务。1933年2月12日被冲锋队打成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随后转入地下，同年7月流亡苏联。随后在国际红色救援会工作。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0年获释，1943年入选德共中央委员会。1946年参加创立统一社会党，1946—1964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时间当选人民议会议员，1952—1953年任哈勒地委第一书记，1953—1958年任民主德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58—1963年再次担任哈勒地委第一书记，1960—1964年担任国务委员会委员。
　　恩斯特·沃尔韦伯（Ernst Wollweber，1898年10月29日——1967年5月3日），出身于矿工家庭，当过码头工人，1915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6年应征入伍，1918年参加了基尔水兵起义。1919年参加德共（斯）。1921年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并担任黑森—卡塞尔地委书记。1924年被捕，1926年获释，1928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员，1932年至193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上台后，领导地下党组织，1940年前往瑞典工作，被瑞典政府逮捕，被判处三年监禁，1944年被驱逐到苏联。194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1953年2月任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部长，1954年当选为民主德国人民议会议员和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57年被迫辞去国家安全部部长的职务，1958年被指控犯有反党罪行，被免去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67年于东柏林逝世。

[6] 保尔·波特赫尔（Paul Böttcher，1891年5月2日——1975年2月17日），曾用化名“保尔·迪本多尔菲尔”（Paul Dübendorfer）、“汉斯·萨尔巴赫”（Hans Sallbach）等。当过印刷工人，1907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08年任莱比锡的社会主义青年组织领导，参加社民党后，在工会内担任青年全职干部。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年在斯图加特担任《社会民主党人》主编。在独立党内属于左派，领导工会内的左翼反对派。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卡普暴动期间曾被暴动分子绑架。1921年2月担任《红旗报》主编，1921年8月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任萨克森议会中的共产党党团主席，西萨克森地委书记，支持并参加了工人政府。1923年10月任蔡格纳政府的财政部长，后来被国防军强行剥夺了职位。后参加右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与布兰德勒一起成立了德共（反对派）；1933年至1946年流亡瑞士。二战结束后返回德国，1946年2月23日在莫斯科被捕，1947年被判处十年徒刑，被辗转关押于各个劳改营，1955年获释，返回民主德国，1956年参加统一社会党；担任《莱比锡人民报》主编，1968年退休。

[7] 保尔·波特赫尔：《社会民主党—共产党政权》，载于《国际》第4卷第21期（柏林，1922年5月4日），第471—476页。——原注

[8] 亚历山大·米勒兰（Alexandre Millerand，1859年2月10日——1943年4月7日），生于巴黎一个小商人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当选为众议员。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转向社会主义，1893年与饶勒斯等人组成独立社会主义派，1896年提出了改良主义的《圣芒德纲领》。1899年6月入阁，任商业部长，他是第一个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党人。1920年1月至9月任法国总理，1920年9月至1924年6月任法国总统。

[9] 埃里希·里夏德·莫里茨·蔡格纳（Erich Richard Moritz Zeigner，1886年2月17日——1949年4月5日），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曾学习法律，1913年取得博士学位，1918年担任检察官，1919年参加社民党，担任莱比锡地方法院法官。1921年8月出任萨克森邦司法部长，主张同德共结盟。1923年4月担任萨克森邦总理，同年10月接受两名共产党人入阁。因谴责国防军占领萨克森邦的行动，被艾伯特利用魏玛宪法第48条强行解职并下狱，1925年获赦出狱后继续担任法官。纳粹上台后失业，曾在书店工作，1944年被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战后担任莱比锡的社民党组织领导，1946年4月参加统一社会党，同年10月当选莱比锡市长，1948—1949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49年在莱比锡逝世。

[10] 蔡格纳博士在纳粹政权崩溃后仍然在世；他在1946年当选为莱比锡市长。他已经完全和俄国占领军当局合作。一般说来，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各地，并入统一社会党的前社会民主党干部，则构成了目前政府的主体。
　　“今天，统治着莱比锡的是这样一个领导机构，其组成部分为主席二人、执行书记十人、工作部长二十人、另有党的议员约六十人……在特别成立的各工作部中，有政治部、文化部、宣传鼓动部、人事情报部（这是保安部门，拥有一个特殊的情报网）、经济部、财政部等等，这些部没有一个比它们的前任——暴虐的纳粹机构逊色。在全市三十二区的每一区里，党都建立了一个街道和住宅代表系统，由一名专职书记统一领导……在莱比锡的八万名统一社会党党员中，有二百人以上是党的雇员，在两座党的中央大楼和二十个区支部中工作……
　　蔡格纳以及萨克森、梅克伦堡和勃兰登堡政府中的其他社会民主党人，都没有任何实权。内政部长、经济部长、两个邦以及其他行政区的警察机构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在杜鲁门演说（建议贷款给土耳其和希腊）以后，警察机构中残存的几个社会民主党人也都被撤职，例如茨维考的警察总监库尔特·克里普纳、开姆尼茨的副总监埃格尔、莱比锡的副总监赫尼希、格里玛的警察局长顺费尔德等，所有这些人在工人运动中都有三十年的历史，并且都是受过法西斯主义迫害的人。”《德国社会民主党情报汇编》，社会民主党，汉诺威，1947年5月13日。——原注

[11] 在1922年11月5日的萨克森选举中，共产党得二十六万八千票，在邦议会中占十席，可是社会民主党却得了一百万票，在邦议会中占四十席。和这五十席所谓无产阶级多数相对立的，是共占四十六席的资产阶级少数（民主党八席，德意志人民党十九席，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十九席）。
　　在1921年10月16日的选举中，柏林丧失了无产阶级多数。左派联合起来才有一百一十席（共产党二十一席，独立社会民主党四十三席，社会民主党四十六席），资产阶级集团则有一百一十五席，其中拥有席位最多的是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原注

[12] 阿尔伯特·施托尔岑堡（Albert Stolzenburg，1884年9月20日——1967年11月21日），生于多特蒙德，中学毕业后当过机械工。1902年参加社民党和五金工会。1905年前往美国，参加了美国社会党和世界产业工会，并担任德语报纸《费城日报》（Philadelphia-Tageblatt）编辑。1912年回国。一战爆发后被强征入伍.1917年参加独立党，并担任曼海姆独立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德共（斯），并担任曼海姆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曼海姆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于1919年2月逃往慕尼黑。1920年担任德共（斯）莱茵兰—威斯特法利亚—北方区委书记。1924年脱党，1925年重新参加德共。纳粹上台后，先后流亡萨尔和法国。1940年9月1日被德国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9月获释。1946年4月加入统一社会党。1947—1952年在党校执教，1952年退休。

[13] 《德国共产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1923年1月28日—2月1日举行于莱比锡）议事录》，柏林1923年版，第268—277页。——原注

[14] 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派来参加大会的兄弟党代表。柯拉洛夫生于1877年，上世纪（19世纪）九十年代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他参加了“紧密派”——后来加入共产国际的一个左派集团；他在两年后被选入该集团的中央委员会，1919年成为总书记。在战前和战后，保加利亚党派出参加各种国际会议（包括齐美尔瓦尔德和斯德哥尔摩会议）的代表，一般都由他担任。1920年，他和季米特洛夫一同被捕。次年，柯拉洛夫成为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一个成员；翌年，他被选为保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他是保加利亚1923年暴动的领导人之一，暴动失败后去莫斯科，在那里担任过一段时期的国际农业研究所所长。1945年，他重新在保加利亚出现，目前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主要的领导人之一。——原注
　　瓦西里·彼得洛夫·柯拉洛夫（Васил Петров Коларов，1877年7月16日——1950年1月23日），生于保加利亚东北部舒门市（Shumen）的一个手工业者家庭，中学时代接受社会主义思想。1895—1897年在尼科波尔镇当教师，1897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并建立了党的地方组织，任党组织书记。1897—1900年留学瑞士，学习法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05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工党（紧密派）中央委员。1907—1917年，作为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多次出席在斯图加特、哥本哈根、齐美尔瓦尔德、斯德哥尔摩等地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代表大会或者代表会议。1919年5月，紧密派社会民主工党改名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后任中央委员会书记。1921年6月和1922年11月先后率领保共代表团参加共产国际的三大和四大。1921—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1924年任执委会总书记。1923年9月起义失败后再次去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一起组织领导了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和反对德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45年9月从苏联回国，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2月当选为保加利亚第26届国民议会主席。1946年9月出任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临时主席，同年11月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1947年12月起，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去世后任保共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1950年于索非亚逝世。

[15] 阿图尔·埃维特（Arthur Ewert，1890年11月30日——1959年7月3日），出身于小农家庭，当过制鞍工人。1908年参加工会运动，同年参加社民党。一战爆发前前往加拿大，曾因参加政治活动被判刑一年。1920年返回德国，在柏林参加了德共（斯），随后担任黑森地委书记。倾向于同左派合作，但被左派认为是“温和派”。1923年1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局委员。同年4月与菲弗尔、海因茨·诺伊曼一起批判左派。1923年担任西方局军事首脑。1925年参加中派，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与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28年转入地下，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候补委员，1928年至1929年侨居莫斯科。后来与调和派一起被清除，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29年至1934年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随后被派往巴西。1935年被巴西警察逮捕，因遭受毒刑拷打而精神失常，但仍被判处13年监禁。1947年被遣返回德国，医生认为他的病情无法康复。但在1956年仍被谴责为“外国代理人”，不过他去世前，在精神病院内获得了平反。

[16] 埃维特果真在1923年转入右派阵营。1928年，作为调和派的一个领袖，他同胡戈·埃贝莱因和格哈特·艾斯勒（别名汉斯·伯格）一起进行反党活动，结果被排除出德国。他被派到巴西，在那里参加了卡洛斯·普里亚科斯领导的暴动。以后，埃维特被关进疯人院，1946年获释，被送入一家私人医院。他的妻子入了纳粹集中营，据说已在那里死亡。——原注
　　路易斯·卡洛斯·普里亚科斯（Luís Carlos Prestes，1898年1月3日——1990年3月7日），早年组织士兵起义，反对农业寡头，失败后流亡阿根廷。在阿根廷逐渐倾向于马克思主义，成为巴西共产党领袖。1935年发起成立人民阵线。1935年《国家安全法》颁布后被捕，1943年获释。1945年当选为参议员。1961年再度被捕。六十年代初期巴共分裂时，他率党内亲苏派留在党内。1970年流亡苏联。1980年回国，退出了巴共，成为民主工党的支持者。1990年在里约热内卢逝世。

[17] 《莱比锡党代表大会议事录》，第417、420页。——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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