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赔款危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二部分民族布尔什维主义

第八章赔款危机

　　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上西里西亚究竟是划归德国还是划归波兰，要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公民投票定于1921年3月20日举行，1921年初春，柯尔芳蒂^[1]领导下的波兰游击队渗入上西里西亚，在被认为是德国地区的格莱维茨和腊提博附近展开活动。得到巴伐利亚辅助军援助的志愿团，在德国政府的默许下也开进了该地区，^[2]于是在这两支非正规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小规模的战争，而由于上西里西亚的矿工不断罢工，再加上社会民主党的工会的活动，形势便格外复杂起来。其中有许多波兰人的矿工不欢迎志愿团；因此，反映了这种观点的当地共产党也不反对柯尔芳蒂。但是，公民投票的结果却是德国人以717122票多数对波兰人483614票不小的少数。在公民投票以后，协约国监督委员会把上西里西亚划分为三区，一区并入波兰，一区并入德国，另一区由该委员会管辖。

　　在伦敦开会的赔款委员会于5月5日通知德国政府，它已经变更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偿付方式。赔款总额定为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每年必须偿付二十亿金马克外加对德国出口商品课取26%的税款。一切有关赋税的立法都要由赔款委员会审查，该委员会并将派一名代表常驻柏林。第一期赔款十亿金马克必须在二十五天内付清。如果这一项新的建议——它是德国和协约国代表之间进行了一年反复斗争的高潮——在六天内得不到答复，鲁尔区就要被占领；早在3月8日，也就是两个月前，法国军队就已经占领了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鲁罗特三个城市。在德国，这项最新的建议被称为“伦敦最后通牒”。^[3]

实物赔偿

　　志愿团对阿尔芳蒂的作战，使得巴黎和伦敦对德国政府的不信任更为加强。这种情况再加上伦敦最后通牒，便引起了一次政府危机。中央党的总理费伦巴赫^[4]辞职，由约瑟夫·维特^[5]博士继任，维特也属于中央党，但是稍左一些。

　　5月11日，议会以二百二十五对一百七十二票通过接受伦敦最后通牒。反对派包括三个右翼政党——冯·威斯塔普^[6]伯爵领导的德意志民族人民党、施特莱斯曼^[7]领导的德意志人民党以及巴伐利亚人民党，这是中央党在巴伐利亚的名称——和共产党。共产党议员威廉·科嫩^[8]斥责这一通牒是要德国人民饿死的判决书。他谴责德国工业家协会操纵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从中牟利以补偿他们为支付赔款而遭受的损失。

　　所有的左派都要求推行实物税制度，以便按照凡尔赛条约的规定以实物偿付赔款。德国工人联合会、社会民主党和已经分崩离析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更公平地分配赔款负担的法案。所有这些建议中都暗含着一个要求，即加强国家对重工业的控制。德国工业家协会通过它的首领胡戈·施蒂内斯，强烈反对这一工会方案，与此相反，他们要求取消国家对德国铁路系统的所有权，把它们仍然交给一个专门为此组织的私人公司去掌握。如果能这样控制住运费，工业家协会的手上就会集中更多的经济实力。工会对此以掀起一场运动作为回答，在这一运动中，要求推行实物税制度、把矿山收归国有和国家垄断外汇的口号，同要求国家控制托拉斯的口号结合了起来。动摇于这两个有组织集团之间的政府，企图通过向英格兰银行贷款来摆脱困境，但是未能如愿。千方百计拖延偿付赔款的德国政府宣布：“首先给予贷款，然后才谈得上偿付赔款和预算平衡。”

　　1922年1月11日，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在戛纳开会。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9]已经设法使伦敦同意延期偿付赔款，但是控制进一步加强了；在戛纳，他表示“愿意在可能范围内尽量履行赔款义务”，他这种引起一切民族主义组织哗然反对的表示，是导致他后来于6月被暗杀的因素之一。不过，就连拉特瑙也没有全部接受赔款委员会的要求。与此同时，通货膨胀急速发展；马克和英镑的比率达到了650比1。

　　一个冲突导致另一个冲突。共和国总理维特抗拒协约国提出的要控制赋税的一切要求，认为这是和德国的主权不相容的。而在巴黎，总理普恩加莱^[10]和法国重工业界的一个主要发言人卢绍尔^[11]，则坚决反对德国政府这一政策。在赔款委员会内部，不断同英国和比利时代表发生冲突的法国代表坚持己见，把赔款委员会照会中已经够严厉的措辞弄得更为尖锐。于是，赔款委员会发出了一份份语气激烈的照会，德国政府也以一份份语气同样激烈的照会相回答。

　　在偿付赔款上遇到的困难使德国亲近了另一个债务国俄国，由于它废除了沙皇政府的债务，俄国也在不断地遭到协约国、特别是法国的攻击。1922年4月10日，在英国的倡议下，于热那亚召开了一次讨论战债问题的会议；德俄两国都被邀请参加。在会议即将举行期间，两个债务国的外交部更为靠拢。拉狄克在停留于柏林的这若干个月中，同布罗克道夫—兰曹这样的人以及同拉特瑙都建立了极良好的关系，前者代表帝制派中的亲俄倾向，后者则是德国共和派中同一倾向的代表人物。

　　去热那亚的苏俄代表团由外交人民委员格奥尔格·契切林、马克西姆·李维诺夫^[12]和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13]组成，拉特瑙在柏林为他们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在这次有拉狄克出席的招待会上，起草了两国间的一个友好条约。当热那亚会议正在举行时，拉特瑙和契切林到附近的一个小城拉巴洛秘密会晤，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这一德苏结成同盟的消息，使热那亚会议失去任何意义。

　　根据拉巴洛条约，两国政府保证以最亲善的精神相互协助解决经济困难。双方相互放弃赔偿战费的要求和战前的债务。苏俄政府得到了法律上的承认。

　　在德国，拉巴洛条约几乎受到了一切人的欢迎，包括倾向于西方的社会民主党在内，该党在议会中的发言人称这项条约是“德国外交政策跃向新的积极阶段的惊人一步”。民族主义分子感到高兴的是，用施特莱斯曼的德意志人民党的话来说，“尽管不无可反对之处，我们毕竟要欢迎德俄密约的签订，这是德国重新活跃起来的象征。”

　　德国共产党的发言人则声称，“迄今为止，拉巴洛条约仅仅是一些漂亮话，目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14]同参加热那亚会议的协约国代表一样，一般党员对这个条约大吃一惊。除去拉狄克的少数密友（也许有布兰德勒）而外，谁也不知道德俄之间的谈判。党内产生了一种不安情绪；共产党员们把德俄的这一联盟同喀琅施塔得叛乱后革命的退步联系了起来。俄国共产党的权威地位太高了，因此不可能公开抨击它的外交政策，但是，当人们要求把这一条约和共产国际的政策区别开来的时候，不信任的潜流便升到了表面。被开除的共产党左派，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公开指责这一政策是俄国向德国反革命投降，他们在共产党员当中迅速得到了响应。

　　在热那亚，德国被数次要求平衡其预算。6月24日，会议刚一结束，保民团^[15]的成员就在柏林—格伦瓦尔德大街上暗杀了拉特瑙——这是民族主义分子的一次强烈示威，表明他们在赔款问题上，除去完全废除而外，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安排。德国工人联合会发动了一次抗议罢工和声势浩大的示威，共产党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为德国重工业界说话的施蒂内斯，反对同赔款委员会作任何妥协，力图使冲突达到严重地步。马克和英镑的比率这时已达到1650比1；到7月1日，升到2000比1，一周以后又增加到2500比1。

　　同年8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新的会议。普恩加莱总算同意延期偿付，但他要求有进一步的生产抵押，这意味着要在德国的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树立关税壁垒、由协约国监督委员会利用国家森林和国有田庄、占领煤矿并由协约国专家管理。结果，仍然没有达成任何明确协议；英法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1922年秋，德国政府召集在柏林的协约国专家开会，想寻求出一种新的妥协方法。德国的一切建议中都包括着这样一句话：“先给予贷款，然后才能偿付赔款。”

　　10月28日，墨索里尼的罗马进军又向欧洲的分崩离析添上了一层强烈的色彩。马克和英镑的比率上升到35000比1。

　　1922年11月（正当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维特政府辞职。社会民主党拒绝和德意志人民党联合，因为这个党的领袖正在要求废除工会政策的基础——八小时工作制。前汉堡—美国邮船公司总经理威廉·库诺^[16]继任总理。12月9日，在伦敦再次举行会议，出席的有英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代表。德国政府提出的方案再度要求得到大量外国贷款。

　　1923年1月2日至4日，又举行了新的会议，进行了新的商谈。早在1922年11月21日，法国内阁就已经拟定出占领莱茵—鲁尔区某些部分的详细计划，并且组织了一批保证把煤炭赔偿物资运出的法国行政官员。这项计划是一种更大的野心的一部分。法国原来已经控制萨尔、卢森堡、比利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工业，如果再加上鲁尔区，就将成为欧洲最大的产煤国；事实上，这种安排意味着，法国控制下开采出来的煤和铁矿石将超过英国的产量。

　　德国政府交付的赔偿物资一贯比条约规定量少10%，这种做法一直为赔款委员会所容忍，已经逐渐习以为常。但是，在1月的会议上，普恩加莱却就德国少交出10%的煤和电线杆一事提出异议，再次要求立即占领波鸿和埃森，由协约国控制鲁尔矿区。英国代表博纳·劳^[17]反对普恩加莱的建议，他主张同时清偿赔款和协约国之间的债务，并大大削减德国的负担。法英两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结果，英国代表在1月4日退出会议。普恩加莱宣布，英国的这一举动恢复了法国充分自由行动的权利，于是在1月11日，法比军队开始占领整个鲁尔区。^[18]马克和英镑的比率原来已经是60000比1，从这一天起，它的价值更是一落千丈；到1月末，马克和英镑的比率达到250000比1。

　　1月12日，艾伯特总统号召德国人民抵制占领。同日，莱茵区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知名领袖威廉·索尔曼^[19]在波恩向重新统一的社会民主党人讲话，鼓动他们尽一切力量抵抗对德国人民权利的这一罪恶侵犯。

　　议会在1月13日下半旗开会；共和国总理库诺在德国各邦总理的簇拥下出现于会场。议会议长社会民主党人保尔·洛贝^[20]和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领导人赫尔曼·米勒—弗兰肯，以德国工人的名义抗议占领鲁尔；施特莱斯曼代表所有的资产阶级政党发言。极端民族主义者要求立即和法国断绝外交关系；把赔款委员会驱逐出德国领土。共产党议员没有得到详细指示，但是遵循着刚在一篇共产国际的宣言中规定的党的路线，声称“在这个受到外来攻击的时刻，我们必须从内部攻击本国的资产阶级”。在庄严的仪式中，议会以284票对12票和1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在共产党的反对下通过一项号召“消极”抵抗的议案。

　　十万名法、比联军开进了莱茵—鲁尔区。埃森和盖尔森基兴于1923年1月11和12日相继被占领，1月14日，德国政府发表白皮书，详细公布了据说是占领军犯下的种种罪行。一星期后，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区的所有铁路和运河出口，到1月底便控制全区。其间发生过一些小冲突——在杜塞尔多夫和波鸿有开枪事件。于是开始戒严；多特蒙德市长在1月17日被捕。1月27日，若干名煤矿管理人被捕，其中有弗里茨·蒂森^[21]，他在哈波恩的矿山被占领时发生过很大骚乱。库诺打电话给蒂森赞扬他的忠诚，并且抗议逮捕煤矿经理。政府答应补偿矿主的利润损失；它宣布，如果矿工罢工反对占领军当局，保证发给他们救济金，如果拒绝罢工，便是和敌人合作，背叛祖国，要被送进监狱。

　　民族主义分子作了强烈反应。1月28日，鲁登道夫将军发出了拿起武器的号召。退役军官开始对大批少年公开进行军事训练。活动已经减弱的民兵团和埃舍里希团，又挑衅性地重新露面。黑色国防军集团在共和国政府的鼓励下，把许多破坏队派进莱茵—鲁尔区。各式各样的反革命分子和帝制派大肆鼓吹“全民皆兵”。

　　法国占领军当局宣布采取下列措施，没收一切煤炭和税款，在德国占领区和非占领区之间树立关税壁垒，对重要的铁路中心实行军事管制。可是，在德国保安警察被逐出莱茵—鲁尔区以后，英国报纸便开始议论起当地的共产主义危险，认为德国警察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反共别动队，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法国占领军当局是无法镇压共产党的。柏林政府尽管和鲁尔工人结成爱国统一战线，也小心地强调了这种危险的近在眼前。

德国，一个工业殖民地

　　在德国共产党刚成立的头几年中，他们并没有一套详细的对外政策，所想到的只是先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同俄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个欧洲社会主义联盟中实行合作。作为一支德国生活中现实存在的力量，他们在制订对内政策时，不得不使自己的原则适应于德国现实生活，但是他们的对外政策却往往局限于一些模糊的公式。就连沃尔夫海姆和劳芬贝格在1919年提出的民族布尔什维主义，也以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为保卫德国的先决条件。虽然他们强调军队和工人联合起来，共同保卫祖国以反抗西方的侵略，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民族抵抗的基础。

　　然而，在1920年8月的俄波战争期间，保尔·列维这个少数斯巴达克团议会议员之一，却宣布了一个新纲领；他提出了“和苏俄联合起来！”这个轰动一时的口号，并表示共产党将支持任何愿意接受这一政策的德国政府。事实上，他是在表示愿意以国内和平换取同苏俄的联盟。这篇演说是在卡尔·拉狄克的直接鼓励下发表的，它受到柏林党组织的抨击。^[22]

　　在列维发表这篇演说的同时，拉狄克一方面同当时俄国驻柏林代表维克多·柯普^[23]、另一方面同恩斯特·雷文特洛夫^[24]伯爵进行了秘密商谈。雷文特洛夫写道：

　　“在当前形势的可怕压力下，群众的情绪似乎正在改变。今天的过激分子所主张的那种群众斗争，决不应该针对着我们的本国同胞。这种主张应该加以改变，把矛头指向工人阶级的真正敌人，指向把无产阶级束缚在奴役枷锁中的协约国。表明群众的心理和思想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征兆，现在已经显现出来。”^[25]

　　鲍威尔上校，鲁登道夫将军的助手和拉狄克的主要联络人之一，这时在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商谈，要求它在德俄两国结成联盟时保持中立。

　　为了解释同德国军队以及德国谍报机构所作的这些联系，莫斯科本部研究出了一种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鼓吹者之一就是尤金·瓦尔加教授，他以巴甫洛夫斯基的名义，在一系列小册子中发挥了一种关于赔款问题的理论。

　　他写道，只有一种办法能使德国有力量履行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这就是提高它的工业产量。因为，工业产量提高以后，德国便能够增加出口，出口增加以后，出超部分就可以用作基金。但是，生产的这种提高唯有在取得外国贷款的情况下才能办到，而协约国却是不肯给予贷款的，除非它们能获得生产抵押。提出这些抵押的结果将是，协约国把德国所有重要的生产生命线——铁路、预算控制等——都抓到手上。从而使德国完全依附于英法帝国主义。（美国在1924年以前还没有认真干预德国事务；因此，瓦尔加的攻击对象只是英法。）德国工人将在德国经理的监督下为英法帝国主义劳动，而后者则和他们的外国上司共分利润。这样一来，德国就将沦为英法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同印度或印度支那一样替伦敦商业区和巴黎证券交易所创造利润。迄今为止，殖民地都是工业很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国。作为不列颠帝国主要利润来源的，一向是那些被迫以原料和农产品换取英国工业品的地区。德国将成为第一个新型的殖民地；它那高度发展的工业将被完全合并到英国的工业体系中。^[26]

　　在瓦尔加—巴甫洛夫斯基的首唱之后，布哈林、拉狄克和塔尔海默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小册子，大肆宣扬这种理论。共产党的工会国际，即赤色工会国际，也在洛佐夫斯基的领导下参加了合唱；它所出版的讨论赔款问题的小册子，着重说明赔款负担大都落到了德国工人身上。^[27]

　　这套理论中似乎并没有任何同德国共产党人的利益相矛盾的东西。他们认为，德国工人正忍受着双重复读，一方面是本国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是和约强行规定的赔款。诚然，工资和赋税都是同偿付赔款联系在一起的；但对他们说来，唯一可以接受的政策只能是完全由工业家的利润中而不是由工人的工资袋中拿出钱来偿付贷款。因为事实是，在一片经济瓦解声中，重工业仍然有新的投资，利润仍然有所增长。

　　大体说来，所以编造出德国变成西方工业殖民地的理论，目的就在于为拉巴洛条约制造根据。在1922—1923年，瓦尔加、布哈林和拉狄克发现了德国资产阶级的一个新身份，它已经不再是阶级敌人，而成了一个几乎同德国工人一样的受苦的牺牲者。由一切阶级组成反对协约国的民族阵线是当务之急。宣扬“德国是工业殖民地”的理论家们，力图把德国工人运动的一切派别——右派、左派、中派、工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都引入新的途径。但是，五年的内战已经使工人阶级的少数积极分子认识到，只有在那些把德国拖入复仇战争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组织统统被清除以后，德国才有可能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把阶级仇恨的重心转移到它的历史对象——德国资产阶级的一切化身——身上转移到协约国身上，这些理论家们便使德国的、从而也就使欧洲的工人运动走上了歧途。他们加重了德国的思想和心理混乱，而这种混乱正是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组织获得发展的主要条件。

　　对列宁主义阶级政策的这种修正，并不仅仅局限于德国问题的范围之内。按照列宁的理解，同敌对集团暂时结成联盟的必要性总是服从于欧洲革命的总战略的。列宁为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及后来苏维埃政府同资产阶级国家达成的协议申辩，指出它们是为争取时间所必需的暂时妥协。但他从来也没有认为，工人国家同资产阶级国家之间的联盟，可以代替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国际组织。因此，认为德国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质的理论实际上取消了列宁的上述思想，而代之以一种完全建立在强权政治基础上的共产党外交政策。这种理论大力宣扬，对于俄国防备西方日后的侵略来说，俄国同德国资产阶级结成联盟是必不可少的；从可能发生战争的角度来考虑，这样一种联盟要比德俄两国工人之间的联盟更现实一些。这样一来，列宁对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所作的分析就受到根本性修正，也就是说，不仅在目前而且事实上是在整个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时期，都放弃了德国工人革命的思想。对于这种政策的含义，德国党的普通党员只能有模糊的理解。对年轻的共产党员，瓦尔加—巴甫洛夫斯基和拉狄克把他们的观点说成是更有利于宣传的灵活建议。当时，党内讨论是围绕着民主共产主义或专政共产主义以及党同工会的关系问题进行的。对于忠诚的党员说来，根本不容许对苏俄的外交政策作任何探讨。一个在这方面提出尖锐问题的批评家，很快就会被勒令闭口。在党的内部小圈子里，在左派的干部会议上，工业殖民地论受到了尖锐的谴责；不过，根据一致同意，这些意见并没有出现在当时正花费大量篇幅进行内部讨论的共产国际报刊上。

^[1] 沃伊契克·柯尔芳蒂在1903年至1918年期间，一直是代表上西里西亚波兰少数民族的议会议员。在发表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篇谈话中，拉狄克曾提到过柯尔芳蒂，认为他在德国议会中代表了真正的波兰精神。（俄国外交部：《红皮书》，外交人民委员会，莫斯科1920年版，第17页。）——原注
　　沃伊契克·柯尔芳蒂（Wojciech Korfanty，1873年4月20日—1939年8月17日），原名阿达尔贝特·柯尔芳蒂（Adalbert Korfanty），出身于矿工家庭。早年参加了天主教中央党。1903—1912年、1918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904—1918年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一战结束后返回波兰。1919—1921年期间在上西里西亚曾三次发动起义。1922年7月16—31日候任波兰总理，但在毕苏斯基的压力下未能就任。1922年加入基督教民主党。1922—1930年任波兰下议院议员。1930年被捕，1935年出狱后流亡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流亡法国。1939年4月回国后再次被捕，三个月后获释，8月17日在华沙逝世。

^[2] 上西里西亚战役在志愿团的心目中一直占有特殊的荣誉地位。具体例子可参看阿尔诺特·布朗能：《罗斯巴赫》，柏林1930年版。——原注

^[3] 参看赔款委员会第五号出版物：《1920—1922年赔款委员会工作报告》，伦敦1923年版；约翰·惠勒—贝奈特和休·拉提默：《关于赔款协定》，伦敦1930年版；海因里希·施内和汉斯·德雷格编：《凡尔赛条约的十年》，柏林1929年版，第1卷。——原注
　　约翰·惠勒·惠勒—贝奈特爵士（Sir John Wheeler Wheeler-Bennett，1902年10月13日——1975年12月9日），英国历史学家。
　　海因里希·阿尔伯特·施内（Heinrich Albert Schnee，1871年2月4日——1949年6月23日），德国律师、作家、公务员。出身于法官家庭。1898—1900年任德属新几内亚法官兼副省长。1900—1904年任德属萨摩亚总督兼副省长。1905—1906年任驻伦敦大使馆顾问。1912—1919年任德属东非总督。一战结束后被捕，1919年获释后被遣返回国，参加了德意志人民党。1930—1936年任德国殖民协会主席。1932年退党。1933年加入纳粹党。1933—1945年任国会议员兼德国世界经济协会主席。二战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49年因车祸死于柏林。

^[4] 康斯坦丁·费伦巴赫（Constantine Fehrenbach，1852年1月11日——1926年3月26日），出身于乡村教师家庭，当过律师，1885年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03年起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曾任国会议长，1919年至1920年任国民议会议长。1920年6月至1921年5月任总理。逝世前一直任中央党议会党团主席。

^[5] 卡尔·约瑟夫·维特（Karl Joseph Wirth，1879年9月6日——1956年1月3日），出身于技师家庭，1908年任弗莱堡经济技术学院院长，1913被选为巴登邦议会议员，1914年被选为国会议员，1918年任巴登邦财政部长，1919年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卡普暴动失败后任财政部长，1921年5月至1922年11月任总理。

^[6] 库诺·弗里德里希·维克托·格拉夫·冯·威斯塔普（Kuno Friedrich Viktor Graf von Westarp，1864年8月12日——1945年7月30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世纪90年代参加农民工会的活动，并加入了德国保守党（Deutschkonservative Partei）。1900—1904年任普鲁士邦兰道（Randow）区区长。此后曾在法院工作。1908—1918年任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912—1913年任保守党副主席。1913—1918年任保守党主席。十一月革命后参与创立民族人民党。卡普暴动期间充当民族人民党与卡普分子之间的联络人。1920—1932年任国会议员。1925—1929年任民族人民党国会党团主席。1926—1928年任民族人民党主席。1930年退党，另组保守人民党（Konservative Volkspartei）。纳粹党上台后脱离政治活动。

^[7]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Gustav Stresemann，1878年5月10日——1929年10月3日），1903年参加民族自由党，1917年任该党主席兼国会党团主席。一战期间积极支持战争，1918年12月主持成立德意志人民党，1923—1929年任外交部长。

^[8] 在1947年，他是柏林统一社会党的一个领导人。——原注
　　威廉·科嫩（Wilhelm Koenen，1886年4月7日——1963年10月19日），生于汉堡一个木工家庭，1903年参加社民党，1907年起任全职干部。1910—1911年在党校学习，1911—1919年任哈勒的《人民报》（Volksblatt）编辑。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后，任哈勒—梅泽堡（Merseburg）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1919年领导了德国中部的罢工。1920—1932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曾为三月行动辩护，后来又支持莫斯科妥协。后来参加了中派，1929年屈服。纳粹篡权后转入地下，辗转流亡捷克斯洛伐克、法国、英国。1945年返回德国，1946年当选为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6—1948年任统一社会党萨克森州委主席。1949—1963年当选为人民议会议员，1953年受批判，1959年任柏林工人运动研究委员会（Kommission zur Erforschung der Berliner Arbeiterbewegung）主席。

^[9] 瓦尔特·拉特瑙（Walther Rathenau，1867年9月29日——1922年6月24日），出身于犹太商人家庭，其父是通用电气公司（AEG）创始人。1899年进入通用电气公司工作，一战期间在陆军部任高官，1915年其父死后继任通用电气公司总裁。1921年任重建部长，1922年任外交部长。在签订拉巴洛条约后被极端民族主义者刺杀。

^[10] 雷蒙·普恩加莱（Raymond Poincaré，1860年8月20日——1934年10月15日），法国政治家。1912年至1913年任法国总理和外交部长，1913年至1920年任法国总统；1922年至1924年与1926年至1929年再次出任总理。

^[11] 路易·卢绍尔（Louis Loucheur，1872年8月12日——1931年11月22日），生于北部省鲁贝市（Roubaix）一个富裕的新教家庭，曾就读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1908年创建西宝建筑公司（Société Générale d’Entreprises S.A.），1916年12月担任负责炮兵与军工的副国务秘书，1917年9月——1918年11月担任军备部长，1918年11月——1920年1月担任工业重建部长。1921年1月——1922年1月担任解放区部长。1924年3月——1924年6月担任贸易、工业、邮政与电报部长。1925年11月——1926年3月担任财政部长。1928年6月——1930年2月担任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长。

^[12]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Ливинов，1876年7月17日——1951年12月31日），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长期侨居国外。1903年以后是布尔什维克。1906年流亡英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回国，被任命为苏俄驻英代表。1918年10月被英国当局逮捕，次年初获释回国后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1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2年出席热那亚会议和海牙会议并任苏联代表团团长。同年任莫斯科国际裁军会议主席。1930—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1934—194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1946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42—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1946年退休。1951年逝世。

^[13] 赫里斯季安·格奥尔基耶维奇·拉科夫斯基（Xристиан Георгиевич Раковский，1873年8月13日——1941年9月11日），保加利亚社会主义革命家，长期同托洛茨基合作。曾参加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同盟、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积极参加了巴尔干地区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1923年后支持左翼反对派。1934年向斯大林屈服，1937年在大清洗中被捕，1941年遇害。1988年获平反。

^[14] 弗里茨·施万：《从艾伯特到兴登堡：德意志共和国的十年》，莱比锡1928年版，第29页。——原注

^[15] 又名埃舍里希团，是一个以从事“费姆”（秘密法庭）活动闻名的军事密谋组织。凶手特科夫、克尔恩和费舍三人在图林根落网。其中的两个人在被捕后自杀。帮助安排这次暗杀的恩斯特·冯·萨洛蒙和特科夫一同被捕，被判处五年徒刑。
　　在6月4日，这个保民团就曾试图以氢氰酸毒杀谢德曼。1933年以后，它的首领弗里德里希·威廉·海因茨成为全德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他所写的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恶棍的队伍每年都要检阅一遭，
　　看看吧，从李卜克内西到拉特瑙，
　　这些伙伴已经吃了枪弹到了阴曹，
　　嘻嘻嘻，他们的账算是查完了！

　　——原注

　　格奥尔格·埃舍里希（Georg Escherich，1870年1月4日——1941年8月26日），原为巴伐利亚一林务官，1919年在巴伐利亚组织反共军事组织“民卫军”（Einwohnerwehr），1920年组织恐怖组织“埃舍利希组织”（Organisation Escherich），1921年埃舍里希组织被协约国解散缴械后逃离德国，1928年回国后继续参加右翼运动。
　　汉斯·格尔德·特科夫（Hans Gerd Techow，1905年1月30日——1992年7月29日），德国律师。1919年加入自由军团组织“埃尔伯特海军旅”（Marine-Brigade Ehrhardt）。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22年参与刺杀拉特瑙，被判处四年零一个月监禁。1926年获释后继续参加右翼活动。1932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1933年起担任律师，倾向于民族布尔什维主义。1937年加入纳粹党。二战结束后转而从事出版工作。
　　埃尔文·克尔恩（Erwin Kern，1898年8月8日——1922年7月17日），出身于法官家庭。1915年进入德意志帝国海军服役。1920年加入埃尔哈特旅。1921年参与镇压了第三次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2年6月4日企图毒死谢德曼，但未果。同年6月24日参加了刺杀拉特瑙的行动，7月23日被警方击毙。
　　赫尔曼·威尔巴德·费舍（Hermann Willibald Fischer，1896年2月6日——1922年7月17日），德国机械工程师。一战中入伍。1919年加入埃尔哈特海军旅。1920年参加了卡普暴动。1921年参与镇压上西里西亚波兰人起义。1922年6月24日参加了刺杀拉特瑙的行动，7月17日在与警方交火中开枪自尽。

^[16] 威廉·卡尔·约瑟夫·库诺（Wilhelm Carl Josef Cuno，1876年7月2日——1933年1月3日），1907年进入财政部工作，一战期间参加了为德国军队提供食品的工作，1917年进入汉堡—美洲航线公司工作，1918年12月出任汉堡—美洲航线公司总经理。1922年至1923年出任德国总理。

^[17] 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1858年9月16日——1923年10月30日），英国政治家。出生于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1888年起成为富翁。1900—1906年、1906—1910年、1911—1918年、1918—1923年任下议院议员。1902—1905年任贸易委员会秘书。1911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911—1915年任反对党领袖。1911—1921年、1922—1923年任保守党党魁。1915—1916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1916—1918年任财政大臣。1916—1921年、1922—1923年任下议院领袖。1919—1921年任掌玺大臣。1921年5月因病隐退。1922年复出并出任首相。1923年5月20日因身患晚期喉癌而辞职，10月30日去世。

^[18] 占领是在这样的借口下进行的，即：一个工程师委员会要进入鲁尔，监督煤炭赔偿物资的交货工作，必须派兵保护该委员会。军事行动的依据是凡尔赛条约的第248条和附录的第17和18条。后来，在如何正确理解这些条文的问题上，英法两国法学家之间发生过长期争执。——原注

^[19] 弗里德里希·威廉·索尔曼（Friedrich Wilhelm Sollmann，1881年4月1日——1951年1月6日），1902年参加社民党，1911年任《莱茵报》编辑，1920年担任《莱茵报》主编。十一月革命后任科隆工人士兵苏维埃主席，1919年当选国民议会议员，并参加了凡尔赛和约的谈判。纳粹上台后流亡美国，1943年加入美国国籍，二战后担任科隆大学客座教授，1951年在美国逝世。

^[20] 保尔·洛贝（Paul Löbe，1875年12月14日——1967年8月3日），1895年参加社民党，1898年在伊尔梅瑙（Ilmenau）成立了社民党支部，1899年至1920年任《布雷斯劳人民卫报》（Breslauer Volkswacht）主笔，1904年至1919年被选为布雷斯劳市议员，1915年至1920年被选为西里西亚邦议员，1920年至1933年被选为德国国会议员，1920年至1924年、1925年至1932年曾两度出任国会议长。纳粹上台后两次被监禁。1949年至1953年被选为西德联邦议会议员。

^[21] 弗里德里希·“弗里茨”·蒂森（Friedrich "Fritz" Thyssen，1873年11月9日——1951年2月8日），蒂森家族的掌门人，保守派，民族主义者。1926年其父死后接管蒂森集团。1923年经鲁登道夫介绍，认识了希特勒，从此开始大力资助纳粹党。1932年11月，他是力促兴登堡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主使人之一。1933年当选为纳粹党的国会议员。二战爆发后表示反对战争，后出走瑞士，被开除出纳粹党并被剥夺了国会议员身份。1940年流亡法国，准备逃到阿根廷，但被法国警察逮捕，被引渡给德国。1943年起先后被关押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达豪集中营。二战结束前几天被美军解放。

^[22] 参看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周刊《共产主义工人报》关于一次共产党会议的报导，柏林，1920年8月。——原注

^[23] 1918年，柯普曾在契切林的外交人民委员会任职，他在1925年担任驻日大使，后来又做过苏联驻瑞典公使。参看格里戈里·别谢多夫斯基：《一个苏联外交官的秘密》，伦敦1931年版。——原注
　　维克多·列昂蒂耶维奇·柯普（Виктор Леонтьевич Копп，1880年9月29日——1930年3月24日），1898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01年起成为职业革命家。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战期间入伍，1915年被俘并被关押在德国。1918年获释。1919—1921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驻德国代表团雇员。1923—1925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驻日本全权代表。1927—1930年任驻瑞典全权代表。1930年逝世。

^[24] 恩斯特·雷文特洛夫（Ernst Reventlow，1869年8月18日——1943年11月21日），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参加德国海军，晋升为海军少校，因与法国女人结婚而被迫退役。退役后当了记者。1920年创办《卫国者》（Der Reichswart），在1923年曾与拉狄克有过接触。1924年退出德国民族人民党，成立了德国人民自由党（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partei），1927年退出人民自由党，参加了纳粹党。

^[25] 《德意志日报》，柏林，1920年8月31日。——原注

^[26] 1947年3月，苏联科学院的尤金·塔尔列教授复活了瓦尔加的理论；他把复兴德国工业的一切计划都说成是旨在使德国成为西方——“工业封建主义”的工业殖民地。——原注
　　叶夫根尼·维克多罗维奇·塔尔列（Евгений Викторович Тарле，1874年11月8日——1955年1月5日），苏联历史学家、教育家。1900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一度支持合法马克思主义者。1903年进入彼得堡大学任教。1909—1910年期间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团工作。二月革命后进入临时政府特别调查委员会工作，参与调查沙皇政权罪行。1918年以后相继在彼得格勒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任教。1927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年因被指控为“工业党”成员而被捕，并开除出苏联科学院。1931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1937年平反，同时恢复苏联科学院院士身份。卫国战争时期前往喀山国立大学任教。1955年在莫斯科逝世。

^[27] 参看累德尔：《赔款问题、工会和工人阶级》，柏林1924年版。——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