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七章 统一共产党


· 建立党机器
· 三月发动
· 德国的新经济政策？
· 和列宁的讨论


　　在1920年12月代表大会后的改组初期，新加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人，就把他们大失所望的情绪带到了党的队伍中。他们在如此大吵大嚷地摆脱了改良主义的传统以后，听到从俄国传来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消息，说是俄国共产党人从此要精明地做生意了，的确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德国党内的列维—拉狄克集团热烈欢迎这条新路线。对他们来说，新经济政策就是允许德国的政策实行同样大转变的口令。保尔·列维希望列宁批准把新经济政策应用于德国，这样，就可以通过把新的党发展成为压力集团的办法，使它得以参加一个社会民主党的政府。这项主张激怒了原来属于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新党员；在他们看来，这大大违背了党的任务，并且是对于德国形势的危险误解。

　　卡尔·拉狄克在两党合并以后立即来到德国，以便使统一共产党走上这条新的道路。在一封发表于1921年1月6日的“公开信”中，他建议各工人政党采取统一行动，把赔款负担“从无产阶级肩上转到资产阶级”。这封打算把共产党领袖直接引到部长席位上的公开信，完全背离了卢森堡的政治弃权主义。

建立党机器


　　统一共产党希望发展五十万缴纳党费的党员，这是一个从未达到过的数字。到1921年3月，在新的分裂刚要发生以前，党员总数达三十万至三十五万人，在这次分裂以后，党员总数下降到二十万人。党的改组使传统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特征同莫斯科那边慢慢传过来的新工作方式、以科学地控制群众为主要目的的工作方式结合了起来。

　　按照德国工人联合会中央理事会的形式，一个特殊的工会工作部在共产党总部建立起来了。专门工作者密切地注视着所有各种工会的内部发展，组织起平行的专家集团指导各工会中的共产党人。另一个由埃德温·亨勒[1]领导的新部，负责专门在农村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共产党在1922—1923年的心理状态，可以从这一时期印行的各种袖珍日历上很好地反映出来。有一种这样的日历[2]，一打开来，第一页上就是下列表格：

　　 （即时填写）

　　本日历持有者：……………………
　　地址：……………………
　　证件号：党证：……………………
　　 工会会员证：……………………


　　一年的每一天，都备有专供填写下列各项内容的记事栏：

　　会议：……………………
　　干部（或委员会）会议：……………………
　　报告人：……………………
　　结果：……………………


　　对于一个暗中准备夺取政权的党来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出版物。

　　按照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对于建立一个与合法党相似的地下组织给予了特殊注意。在1920年，地下支部主要由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老干部的战斗队加上党的同情者组成。他们自称为“机器”（Der Apparat），他们的“总参谋部”由恩斯特·多伊米希和艾米尔·巴尔特领导。这个组织严密的集团的成员，很瞧不起他们后来与之合并的斯巴达克团的军事组织。可是，俄国专家均认为所有这些德国地下组织都不中用对他们进行了改组；“机器”被打碎了，许多独立社会民主党人被消除了。不论在什么地方发展了独立于党之外的抵抗组织，它们的活动都要受到正式谴责，并且禁止党员参加。

　　在1918—1920年，斯巴达克团曾经主要是一个地下组织，但它是不同于新的“专职部门”的另一种类型。斯巴达克团的地下活动是在同志愿团作斗争时产生的；它们不受莫斯科国家机器和莫斯科顾问的控制。从技术上讲，它们是软弱的和效率不高的，但是从精神方面来说，它们在地下生活中依然维持了社会主义政党的一切具体特征。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俄国代理人引进了新的成分，竭力使得那些为保护运动而建立的自卫团服务于俄国国家目的——这个国家要求在德国境内建立一个谍报组织。

　　新的机器是流线型的；旨在训练红色军队干部的军事团（军事机器本身），组成了一支骨干部队。团员们接受各种基本训练（有时是在俄国军官的指导下），进行秘密演习和夜行军，学习怎样使用手榴弹和轻炮。只有领导者，那些由于和俄国秘密警察有联系而受到信任的人，才被允许接近暗藏的武器。

　　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领导人都切望在这些军事组织中取得个人影响，因此把很大一部分党的经费拨给他们，而且还经常答应再多拨一些。可是与此同时，在军事机器和认为这些内战准备已经过时的中央委员会之间，也存在着剧烈的冲突。中央委员会逐步把军事团改变为军事理论研究组，使它们唯一能起的积极作用只是保护党的会议。这种做法遭到独立社会民主党工人的坚决抵抗，他们的要求恰恰与此相反——他们要求在取得武器方面，在维护那些已经取得和隐藏起来的武器方面，能得到更多的帮助。在这类地下演习过程中，难免要时常发生意外事件，而为保密起见，党是不公开支持被捕者的。另一方面，合法党的领袖则享有议会豁免权的保护，即使被捕的领袖不是议员，也可以由党发动大吵大嚷的运动加以营救。

　　在党内生活中开始占重要地位的，还有另一个秘密机构——情报团。这个机构的装备更好，拥有更多受过政治训练的领导人，能够支配的经费数目也更大。情报团开始接替许多本来由军事团担负的任务，例如保护党的重要会议，保护非法通过德国的俄国间谍等等。许多研究小组建立起来了。武装着手枪和手榴弹的五至十人小组，被派去执行种种特殊任务。另一个分支机构——潜伏团，专门负责打入敌对组织，他们伪装成这些组织的信徒混入内部，窃据要职和窃取情报。打入军警组织的潜伏团员，通过极其秘密的途径和党取得联系。恐怖团的任务是进行破坏和消灭叛徒。

　　这样一来，从统一共产党一成立起，党的各级之间就发生了尖锐的路线冲突。在1921年的一系列事件中，上述四个组织第一次大显了身手，而这一系列被非常不恰当地称为“三月行动”的事件，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也获得了一定的重要地位；它变成了关于革命策略问题和俄国间谍干涉德国工人运动问题的一场复杂讨论的中心。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布哈林等人（但是没有斯大林）都参加了讨论，讨论范围愈来愈扩大，最后变成了对共产党战略的总检查。

三月发动


　　在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前的几个月、即在1921年3月，俄国党内以季诺维也夫和库恩·贝拉为中心的一群核心干部，策划在俄国发动一场起事，以便使俄国工人忘记本身的困难。列维的报告大大夸张了德国新党的力量，按照这些报告，发动几次事件就足以造成同卡普暴动时期相同的力量配置。库恩和古拉尔斯基[3]携带一份未必经过政治局批准的干部会议的秘密指令，于1921年2月被派到柏林。古拉尔斯基是前犹太社会主义工党[4]左派成员之一，一个具有波兰地下工人运动经验的人。他们在德国中部曼斯菲尔德产煤区发动进攻，在那里，矿工和普鲁士警察之间本来就经常发生冲突。他们以为，曼斯菲尔德起事以后，总罢工的条件便会成熟；这将导致一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出现，而单是这个政府的存在本身，就可以使灰心失望和不听话的俄国工人重新振作起来。

　　新建立的军事团和恐怖团被派出去向志愿团挑衅，以便把工会发动起来。在布拉斯劳和哈雷爆炸了几个炸弹；另外几个为柏林预备的炸弹没有爆炸成功。曾经在上西里西亚搞过破坏工作的胡戈·埃贝莱因，被重派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在担当这一不幸的职务以后，一般党员群众便给他起了个外号叫“拖着炸药引信尾巴的胡戈”。

　　只是在曼斯菲尔德以及图林根和萨克森的部分地区，普遍举行了罢工。有几天功夫；曼斯菲尔德很像卡普暴动期间的鲁尔。马克斯·赫尔茨离开福格兰，加入曼斯菲尔德游击队，组织了赫尔茨近卫军。分散的工人队伍没有能结合成一个部队，这主要是因为拥有武装、能够组成整整一个师的累纳工人，却偏偏要关起大门守在工厂里等待国防军的进攻。

　　在鲁尔和柏林也有局部罢工。独立于曼斯菲尔德行动之外，整个德国好闹事的地区都发生了地方性的罢工和骚乱。但是，曼斯菲尔德的起事范围太局限了，因此不能使这些东零西散的活动汇合成全国性的总罢工。和卡普暴动相比，三月行动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政府的镇压要有效得多；国防军在警察的配合下发起进攻。工人村遭到大炮的轰击。一列装甲车从符腾堡开来；来自哥廷根的学生军对哈雷区的森格豪会城进行了突击。游击队破坏了铁路、桥梁和车站，封锁交通几乎达一周之久。许多乡村和小市镇几经易手。在袭击工人住宅区过程中，有五六十名工人被杀。一些被捕者遭到了国防军士兵的殴打，并且被迫在街上呼喊“国防军万岁！”的口号。[5]

　　列维的某些朋友——柏林五金工人工会的组织者保尔·马尔赞[6]和保尔·诺伊曼[7]——曾经走遍了全城的工厂，号召工人不要举行罢工支持曼斯菲尔德的罢工者。勃然大怒的党要求把列维和这些工贼立即开除。

　　在党内危机达到这一高潮的时候，列宁进行了干预。在1921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他大力支持了列维；在这次大会的议程上，“德国问题”是一个重要项目。德国代表团由奥古斯特·塔尔海默和保尔·弗勒利希领导，提出了一份经过仔细准备的“革命进攻”问题论纲——所谓“革命进攻论”的意思就是，只有通过一系列进攻性的行动，才能推动工人阶级。列宁驳斥了这一理论。他没有公开责备季诺维也夫—库恩集团在德国的活动，但是列宁支持在争论中攻击他们的列维，就间接而又明显地表示了对他们那套策略的反对。

　　列维把对于三月行动的谴责，变成了对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的猛烈进攻；这种要赶掉季诺维也夫的企图，遭到列宁的坚决反对。最初，代表大会支持德国代表团对三月行动所作的申辩。列宁同这种进攻主义进行了斗争，并且使他的观点占了上风，虽然在态度上有某些保留。三月行动被宣布为“进了一步”——这个评语的含义是模棱两可的，因为每一个共产党人看了这句话，都会想起列宁那本小册子的题目的后半句——“退两步”[8]。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使党在反对列维的方面不致丧失威信，同时又试图把列维的批评纳入党的政策。照列宁的理解，代表大会提纲的大部分都接纳了列维的批评，但是，列宁对于魏玛共和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完全不抱任何幻想，因此，他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

　　在他就世界形势向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中，托洛茨基阐述了政治局对世界革命前景的新考虑。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渡过战后危机，获得了恢复政治和经济平衡的能力。从这个前提出发，托洛茨基要求共产党的政策来一个大转变，转到巩固自己的根基、集中全力建立群众性政党的工作上去；世界革命扩展的时代已经肯定停顿。托洛茨基是以党的发言人身份作报告的，但他把资本主义稳定化强调到了极端的程度。虽然对于形势分析没有基本差别，但以托洛茨基为一方，以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另一方，在关于这种稳定的持续性和各国共产党未来采取行动的可能性方面，存在着很大分歧。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意见之间所以会产生这种微细的差别，就在于他们对各种因素——不仅对有助于稳定的因素，而且对不利于稳定的因素——的理解在细致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人们认为，同托洛茨基的分析更接近的是列维而不是列宁。

　　我出席了许多次党的秘密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人们对列宁为列维所作的辩护表示极大愤慨。人们骂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右翼分子；预料中的对库恩·贝拉及其集团采取的纪律措施被认为是没有道理的。在这种对列宁感到愤怒的感情冲动中，他所提出的新策略的政治重要性，也就没有能得到清醒的估价。党的左派对于这样庇护列维的行动愈来愈冒火。在此后热烈展开的讨论中，三月行动以及列维对它的反对等问题很快就被抛开了，重心转移到党的今后政策上。

　　列维的身边围绕着一大批妥协集团；它们都接受列维的政策，但是责备他不该违反纪律。不久以后，事实便表明列维并不以批评三月行动及其流产的恐怖主义为满足，他把这种批评发展成为对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总的重新估价，很快就变成了布尔什维主义的一个原则反对派。他坚决反对暴动主义的根据在于，他相信如果工人不向敌对阶级挑衅，德国就能够恢复正常状态。他强调俄国和西方之间的不同，攻击布尔什维主义的亚细亚性质；他把俄国在德国的代理人称为“希瓦和布哈拉的高僧”[9]。列宁曾经赞同列维破坏党纪的做法，认为这是为纠正党的政策所必需的，但是，在看到列维总分析的要旨以后，列宁就像布尔什维克所说的那样，完全地和绝对地抛开了他。

　　三月行动对德国的新党产生了严重影响。曾经给统一的前景涂上最光辉色彩的保尔·列维，这时发表了一本名为《三月行动：过错在哪里？》的小册子，攻击党内的暴动主义者。在党的其他重要领导人中，有两个议会议员参加了他的抗议：他们是克拉拉·蔡特金和年老的阿道夫·霍夫曼[10]，一个典型的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若干年前，他曾经提出过“自由思想家十诫”，因此，他在党内有个绰号，叫“十诫霍夫曼”。）

　　1921年7月8日，克拉拉·蔡特金于出席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旅途中，在德俄边界上被普鲁士警察没收了她身边那些有关三月行动的文件，这无疑是得到了她的默许的。[12]列维集团从列宁那里得到的部分支持，使他们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难以决定是留在党内设法重新掌握领导权呢，还是分裂出去另组新党。当他们断定自己的失败已经肯定时，社会民主党的《前进报》在12月25日发表了六个月前从蔡特金那里搜去的材料。接着，又有两个议会议员库尔特·盖尔[11]和威廉·迪维尔离开了党；过一些时候，另两个人也步了他们的后尘。这就是一度担任过工厂代表委员会领导人的恩斯特·多伊米希和玛丽·瓦克维茨 [12]。 [13]

　　这些脱党者聚集在列维开始出版的《我们的道路》这一刊物的周围，成立了“共产主义社”。[14]1922年1月，因为传播《我们的道路》被中央委员会开除的二十八个党的高级干部，参加了列维的分裂集团。列维编纂了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的小册子，以此作为他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基础。曾经鼓励过列维的蔡特金仍然留在党内，这时摆出一副自己是罗莎生前唯一密友、最能了解她内心思想的姿态，变成共产国际斥责这本小册子歪曲了作者原意的官方传声筒。[15]

德国的新经济政策？


　　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的决议，激起了又一阵关于资本主义稳定程度的热烈讨论。列维退党以后，另一个老斯巴达克派恩斯特·麦耶尔，前社会民主党《前进报》编辑，成为德共政治局主席。麦耶尔也是一个紧密追随罗莎·卢森堡的门徒，他是一个很有修养的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很感兴趣，具有微妙而复杂的性格。他在党内各方面有很高地位的原因在于他对事业的忠诚，但他本人完全不能够和本党的无产阶级打成一片。

　　恩斯特·麦耶尔在卡尔·拉狄克的鼓励和支持之下，重新提出了列维所说的新经济政策标志着一个时代肯定结束的论点，用德国的话来说，也就是内战业已告终。他声称德国革命的潮流已经慢慢平息；德意志共和国将适应新的环境，为在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欧洲获得新地位而斗争；它的政策将以减少赔款为中心。德国共产党人必须改变自己的基本政策，集中力量同全体工人以及中产阶级集团组成统一战线，把为偿付赔款而征的税款从这些阶级的身上转移到大企业和大地主身上。麦耶尔比列维更进了一步。他把俄国的公式应用于德国，建议推行“实物税制度”，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要由政府经营重工业以偿付欠下的赔款。这首先得保证工人的高工资水平和广泛的社会保险计划，然后由政府把一切额外的利润交给赔款委员会。共产党的口号“没收全部实际价值的61%”，包括银行资产、股票和证券以及不动产、工厂、矿山等。为了偿付赔款而实行这种国家控制一切重要工业的做法，最终就会造成一种社会主义的国家经济，而毋需以暴力推翻政府。

　　麦耶尔把自己的纲领叫做“德国的新经济政策”，[16]这可以在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以前——也就是说，用不着夺取政权——便可实现。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决定性一面；战时共产主义和剥夺都是决不应该重复的根本性错误。不仅是新经济政策的经济纲领理当效法，而且，恢复元气的种种社会和文化措施，也是对“1917年精神”的一种健康的和不可避免的反应。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1922年11月召开前夕，大约有三千名柏林党组织的代表在克列姆斯宴会厅开会，拟订了一个坚决反对恩斯特·麦耶尔的德国新经济政策的纲领。会议选我为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的代表，明白地要求我在那里反对这一纲领。举行这次会议以及会上的讨论完全在党章允许的范围以内，但是由于会议对共产国际的政策采取了积极的攻击态度，麦耶尔便以此为把柄，建议主席团对不听话的左派进行纪律制裁。用中央委员会的话来说，左派领导人是反布尔什维克的，把他们开除就等于强调表明，共产国际的一切成员都有义务接受新经济政策。党内的恩斯特·麦耶尔集团自称为调和派，表明他们希望把列维集团拉回党内。作为第一步，他们揭发了左派在柏林和莫斯科同工人反对派集团的联系，企图用这种方法使列宁同意把左派开除。

　　俄国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以后，施略普尼柯夫、卢托维诺夫[17]和米亚斯尼科夫[18]以各种贸易团团员的名义被派来柏林，这主要是为了不让他们在一段时期内参加俄国党的生活。他们都同德国党内左派反对派的中心柏林共产党人以及背离正统的共产党人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取得了联系。在柏林共产党人的领袖、原来是俄国人的阿尔卡季·马斯洛夫[19]和他们之间迅速发展了良好的友谊。他们在后来写了德意志共和国史的阿图尔·罗森贝格[20]家里举行秘密会议，由俄国来的人报告了俄国工人的处境。这些人要求柏林党组织继续不遗余力同国家组织化、国家党和共产主义的蜕化作斗争，尽可能建立起独立的左派。关于俄国左派和德国左派之间的这些联系，地下组织肯定向俄国政治局作了大量报告。

　　调和派取得了局部胜利，他们终于使列宁向1921年8月举行于耶拿的德国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写了一封信，建议暂时不要让马斯洛夫参加德国党的生活。在这封信中，列宁在评论列维危机时力图抵制分裂党的趋势，希望把各集团重新组织进一个新的单位。“的确，德国党最好把这位马斯洛夫和他的两三个同道者和战友送到苏俄两年，这些人显然是不愿遵守‘和约’（这指的是共产国际在德国党的左右两派之间所作的安排）……的。”[21]右派希望党代表大会通过一项执行列宁决议的相应决议。但是代表大会以绝大多数票否决了这一建议，而针对代表们的意志，列宁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相反行动。然而，右派仍然暗中想方设法，力图使左派领袖被送到俄国去，从而被实际排除出党；在他们看来，俄国对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的严厉措施，意味着德国党也要相应地排除自身的这一个工团主义派别。由于不能够通过党内的民主程序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便通过共产国际的途径求救于俄国国家力量，要俄国当局为他们做到这一点。

　　列宁对工人反对派集团采取了严厉措施，并且作为党的杰出领袖替他们承担了责任，把反对派的憎恨吸引到自己身上。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变成了全世界左派共产党人攻击的对象。但是，尽管他猛烈反击了工人反对派，他仍然向他们敞开了党的大门；在喀琅施塔得危机期间和以后，他的态度都反映了他的一种顾虑，也就是他意识到了社会的和党的分裂的意义以及党对此应负的责任。列宁对工人反对派的暧昧态度，表现出是对于他所树立的严厉党纪的一种不够充分的缓和，不过在看待这一问题时，我们必须同时考虑到实行新经济政策第一年弥漫于党和共产国际之中的修正主义思潮，以及不断要求列宁对共产国际左派采取严厉措施的要求。

和列宁的讨论


　　1922年11月，也就是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几星期后，我作为参加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的柏林党代表到达莫斯科。从我到莫斯科的那天起，我就被扣上了反布尔什维克的帽子，人们认为我多半要被开除，因此在此期间也应该受到相应的待遇。拉狄克和布哈林想挽救我，他们劝我放弃反对中央委员会，承认他们对德国局势的理解。按照拉狄克的分析，德国内战已经以无产阶级的失败而告终。德国资产阶级的崩溃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与此相反，德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正在不断地和大大地巩固。同来自汉堡和鲁尔的其他左派代表一道，我对提出的这种政策表示反对，要求开一次会听取我们的观点。

　　这样，在俄国代表——事实上就是政治局——和德国代表团之间便安排了一次会议。德国危机被如此看重，以致列宁尽管已经病得很厉害，不再积极参与日常事务，仍然率领了俄国代表团。除他而外，代表团中还包括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托洛茨基和拉狄克。会议在克里姆林宫的一间会客室中举行，靠近举行代表大会的圣安德烈厅。列宁的这次露面在与会代表中引起了轰动。外国共产党人的情绪趋向于在国外采取调和政策，德国左派代表在大会上是不受欢迎的。人们都期待着这次会议的一个结果将是我们被开除，事实上，假如列宁真的提出了这样一项动议，他一定很容易获得绝大多数代表的支持。斯大林当时不在场，那时，他还没有插足于共产国际的事务。

　　疾病缠身、面色苍白的列宁，坐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之间，凝神地倾听恩斯特·麦耶尔分析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对德共事务产生了什么影响。麦耶尔得到一个不莱梅代表卡尔·贝克[22]的支持，贝克是拉狄克的密友，原来是国际社会主义者集团的成员，而这个集团一向被布尔什维克党认为是他们在德国最亲近的一族。

　　麦耶尔和贝克用列宁主义的词汇说明了他们的新经济政策纲领，以这样一个要求总结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即立刻对左派采取惩治措施。最低限度也要把左派领袖放逐到俄国，用这种方法把他们撤职。同时，应该由列宁的政治局下令并且在该局特别代表的协助下，对柏林和汉堡的党组织作一次彻底的清洗和改组。对于党后来的改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斯巴达克派领导人眼看不能通过党内民主程序使他们的路线得逞，便要求俄国政府违反当时共产国际的习惯来干涉本党生活，以这种手段展开了他们的改良共产主义运动。

　　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曾经同社会民主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强加于党内的纪律进行了毕生的斗争。但是在1914年以前，艾伯特和谢德曼能够对他们采取的最严厉措施也不过是把他们开除出党，而这一点如果未经地方支部的同意便不可能办到。作为党员，反对派分子有权接近报刊；譬如说，拉狄克就曾多年担任过党的各种日报的编辑。李卜克内西曾经是议会议员。反对派分子如果赢得党内群众的支持，都能够在党内占据重要职位。在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官僚不能把讨厌的反对派分配到西伯利亚去工作；卢森堡用一种和一个德国本土人形式上结婚的简单办法就获得了永远住在德国的权利。当罗莎的学生恩斯特·麦耶尔以马斯洛夫原是俄国人为理由，要求列宁把他从德国撤走的时候，他便把一个新的因素引进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

　　我为左派的论点作了申辩，柏林和汉堡的左派承认新经济政策对俄国说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调整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使之适应于一种农业经济和欧洲目前的政治形势。但是，新经济政策并没有消灭十月革命[23]提出的工人国家中的工人管理这一思想。如果这种把资本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被斥责为根本性错误，需要在世界范围内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拼合而成的新经济政策所代替，那末，成立共产国际就是一个错误，应该把它立即解散。

　　在德国，接受这样一个鼓吹逐步改变的纲领将是不现实的和危险的。我们的任务不能只限于争取实现一系列的劳工要求，而必须集中力量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行动，这些反革命分子一直不断地在重新聚集力量，现在几乎已经作好了另一次政变的准备。如果我们破坏了年轻的德国共产党组织的战斗精神，我们就等于为德国帝国主义的复辟铺平道路。我们反对把新经济政策错误地和机械地搬到德国，它对我们当前的紧急任务并没有任何直接关系。

　　这时列宁讲了话，使会议吃惊的是，他坚决驳斥了麦耶尔对列宁主义原则的维护。他说，使得新经济政策在俄国成为唯一正确路线的种种具体条件，在更先进的西方并没有同样出现。他强调了俄国无产阶级的不成熟，缺乏组织经济等等，并且再次指出，在德国，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要比在俄国困难许多倍，而实现社会主义则要容易得多。列宁的分析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他曾经多次以同样的话分析了德国的形势。但是使听众吃惊的是，他在这个时刻又一次坚决肯定了他长期以来对德国反革命的力量和方法的评价。

　　列宁的这篇讲话意味着拒绝对左派采取任何纪律措施。这种拒绝由俄国国家干涉德共事务的态度，应该和他在同一次代表大会上就共产国际问题发表的最后几篇演说之一结合起来考虑。在他总结俄国革命的五年时，他最后对共产国际的工作方法作了一些评论。他说，我们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组织结构和我们的工作方法与内容的决议，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样做有坏的一面。决议的俄国味道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而是因为它充满了俄国气息。外国人是无法理解这种决议的，也不能够实行。“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24]

　　继列宁之后，季诺维也夫也站在反对右派的立场上为柏林和汉堡的左派辩护，而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拉狄克和布哈林也作了同他一样的发言。列宁再次进行干预，力求把德国党内的各种成分团结在一起。在他的倡议下，共产国际曾经在1919年认真尝试过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合作。1921年，列宁曾力图把右派分子保尔·列维保留在党内。1922年，在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上，列宁又第三次进行干预，反对把曾经好几次受到他本人严厉批评的左派开除。在每一个紧急关头，列宁对德共事务的干预总是表现了一种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截然相反的态度。列宁这样苦心孤诣地培养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干部，是因为他极其重视德国反革命的威胁。而且，就和以往经常发生的情形一样，这位首先提出党应该有铁的纪律的人，再次主张在运用这种纪律时要仔细考虑到一切可以用来代替它的革命政策。

　　列宁的妥协并没有在柏林起多大作用。它没有能缓和左派和中央委员会之间的冲突，中央委员会在准备下一届党代表大会时，仍然力求创造出向改良共产主义大转变的条件，并想方设法要把一切反对派分子从党内清除出去。



[1] 在1947年，他是俄占区德国的农业改革部长。——原注
　　埃德温·亨勒（Edwin Hoernle，1883年12月11日——1952年7月21日），出身于牧师家庭，学过神学。1909年与教会和家庭断绝关系，1910年参加社民党，1912—1914年任《士瓦本每日卫报》（Schwäbische Tagwacht）副主编。一战爆发后参加斯巴达克斯派，参加了《国际》的发行工作。1916年4月代表斯图加特社会主义青年参加了耶拿社会主义青年反对派秘密代表会议。1916年6月被捕，同年8月被送往前线作战。1917年参加独立党。十一月革命当选为斯图加特工人士兵苏维埃委员，并参与创立德共（斯）。1919年1月至6月被捕入狱。专门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开展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局，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1924年支持中派，但反对开除左派，1928—1933年在中央局竞选活动部工作。1933年流亡苏联，1943年参与创立自由德国委员会，1945年返回德国，至逝世前一直担任重要职务。

[2] 《德国共产党袖珍日历，1923年》，柏林，1922年印行。——原注

[3] 萨穆埃尔·海菲茨（Samuel Haifiz或Heifetz，1885或1890？—1960），原名亚伯拉罕·雅科夫列维奇·海菲茨（Abram Jakowlewitsch Heifetz），又名奥古斯特·克莱涅（August Kleine），曾用化名萨穆埃尔·古拉尔斯基（Samuel Guralski），波兰犹太人，大学时期参加犹太社会主义运动“锡安工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抵达俄国，活跃于孟什维克之中，1918年底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1921年三月行动前与库恩·贝拉前往德国。1922年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参与德共的工作，1923年入选德共中央局，1923年起义期间曾负责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方面的筹备工作，十月起义失败后成为中派组织者之一。1924年他的派别被左派击败后被召回莫斯科，后支持季诺维也夫，参加了联合反对派，大清洗中被捕，斯大林死后获释。

[4] 1901年在俄国建立的一个犹太社会主义政党，它的左派在1922年参加了共产国际。——原注

[5] 普鲁士议会的一个委员会，再次调查了国防军和警察的野蛮行为，按照共产党的估计（见《革命行动的策略和组织：三月行动的教训》，德国统一共产党，柏林1921年版），大约有七千人被捕，其中有数百人被判处长期徒刑。姑且不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报复措施的确是严厉的。——原注

[6] 海因里希·马尔赞（Heinrich Malzahn，1884年12月10日——1957年4月9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技工。1906年参加社民党，在五金工会内属于左翼反对派。后参加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任罢工工人行动委员会委员，1918年11月任大柏林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任柏林工厂苏维埃委员会主席。1920年被选为独立党议员，共同领导独立党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和工会委员会。1921年反对三月行动，但在鲁尔组织了罢工。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为列维辩护。与布拉斯和弗里斯兰德组织了右翼反对派，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同年年底返回德共。此后未在政治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纳粹篡权后，参加地下抵抗运动，并多次被监禁。德国解放后，在西柏林市政府工作，1948年9月因参加统一社会党而被解雇。此后在德国自由工会联合会工作。

[7] 保尔·诺伊曼（Paul Neumann，1888年2月7日——1934年？月？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五金工人。年轻时即加入社民党，1916年参加了革命工长组织，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1月参加革命委员会，在五金工会内组织了左翼反对派。在独立党内属左派，1920年参加统一共产党。反对中央委员会于1921年3月通过的决议，支持列维，在共产国际三大上代表“右派”出席大会。与布拉斯一起组织了右派反对派；与布拉斯一起在中央局工会工作部工作。后支持弗里斯兰德，1922年1月被开除出党。1922年返回独立党，随后返回社民党。此后的活动和生平不详。

[8] 指列宁的早期著作《进一步，退两步》。——译者注

[9] 希瓦和布哈拉都是旧俄乌兹别克斯坦的城市，该地居民多信伊斯兰教，这里所说的“高僧”指伊斯兰教的一种旧式学者。——原注

[10] 约翰·弗兰茨·阿道夫·霍夫曼（Johann Franz Adolf Hoffmann，1858年3月23日——1930年12月1日），出身于工人家庭，当过镀金工人和五金工人。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加入社民党。后来当了记者，从1893年起当起了社民党的出版家。1900年当选普鲁士邦议员；非常受人欢迎。1904年当选国会议员。1914年时是和平主义者，既反对党内多数派也反对革命派。1917年参加独立党，在1918年1月的罢工浪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18年11月任教育部长。后来跟随独立党左派加入德共，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后支持列维，追随列维退出德共，参加了共产社和独立党，又随独立党回到社民党。

[11] 库尔特·盖尔（Curt Geyer，1891年11月19日——1967年6月24日），出身于萨克森社民党干部家庭，1911年参加社民党。1914年进入《前进报》编辑部工作，后来在符茨堡（Würzburg）的社民党机关报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18年被选为莱比锡苏维埃委员，1919年被选为苏维埃主席。1920年当选为国民议会议员。在独立党内属于左派，支持参加共产国际。1920年入选统一共产党中央局，代表统一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1921年8月因支持列维被开除出党，后来追随列维参加了共产社、独立党和社民党。他跟列维及其他“列维派”不同，没有参加社民党的左翼反对派。纳粹篡权后流亡国外，后定居英国，参加了社民党的流亡执委会。他长期为德国报刊担任通讯记者，后来在西德退休。

[12] 玛丽·瓦克维茨（Marie Wackwitz，1865年1月11日——1930年11月23日），本名约翰娜·玛丽·露易丝·钦斯克（Johanna Marie Louise Zinske），生于萨克森邦格尔利茨县勒保镇（Löbau）一个建筑工人家庭。1890年参加社民党。1897年与工人阿道夫·克莱门斯·瓦克维茨（Adolf Clemens Wackwitz）结婚。活跃于社会主义妇女运动。从1901年起在萨克森负责妇女鼓动工作，还参加过《平等报》的编辑工作。1917年参加独立党。1920—1924年当选为国会议员。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1921年9月退党，参加了共产社，之后又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继续从事出版业务和妇女运动。

[13]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迪维尔住在伦敦，是德国避难者中一个和范西塔德有联系的亲英集团的领袖。
　　大约在保尔·列维的这些同事脱党的同时，左派的一个著名领袖恩斯特·罗伊特—弗里斯兰德博士也离开了党，但是和他们并不是一伙。罗伊特早年是一个社会主义和平主义者，曾经在东线被俘；俄国革命爆发时，他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帮助组织了对他们的支持，特别是在伏尔加河地区的德国人当中。在1919年和1920年之交，他回到柏林，加入了斯巴达克团。在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于1920年12月合并以后，他被左派推选为新的柏林—勃兰登堡党组织的第一政治书记。这段时间内，我和他同在钱币街二十四号工作，直接了解到他那非凡的组织才能。三月危机期间，罗伊特反对列维，并在列维退党后被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他精通俄文，因此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只处了几个月，就意识到日益增长的俄国影响是无法抵御的；所以，在1921年底，他便离开党参加了社会民主党组织。
　　在一段时间内，他是《前进报》的编辑；接着，他成为了柏林市议会的议员，以后担任市交通局长，在这个岗位上，他在使全市交通系统现代化的工作中显示了自己的行政才能。他在希特勒当权后离开德国，从1935年到1946年，在安卡拉充当土耳其政府交通部长的顾问。他在1946年回柏林后当选为市长，但没有被准许就职。在社会民主党和苏联占领军当局进行的尖锐斗争中，他变成了一个中心人物。
　　据《纽约时报》1947年7月10日讯，“俄国军政府办给德国人看的官方报纸《每日评论》，今天刊登了很长一篇（亚历山大）柯提科夫将军访问记，在他对报界发表的谈话中，这位将军开了俄国人反对共产党脱党分子罗伊特博士的第一枪。柯提科夫将军指责罗伊特博士一贯反苏，从1935年至1946年在土耳其有过一段‘不可告人的可疑’历史，当时德国驻土大使弗兰茨·冯·巴本曾认为他‘于希特勒德国有用’。
　　此外，柯提科夫将军说，罗伊特博士也没有资格担任市议员。他说，选举罗伊特博士的社会民主党人早就知道俄方的立场，但却非要选出这个人来制造本市危机。至于俄国当局是否有权否决一个当选官员的问题，柯提科夫将军指出，这项原则是经过刘易斯·克莱将军所同意的。”——原注
　　罗伯特·吉尔伯特·范西塔德，第一代范西塔德男爵（Robert Gilbert Vansittart, 1st Baron Vansittart，1881年6月25日——1957年2月14日），英国外交家。1902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20—1924年担任寇松的私人秘书。1928—1930年任首相府私人秘书。1930—1938年任外交部常任副大臣。1938—1941年任政府首席外交顾问。
　　亚历山大·格奥尔基耶维奇·柯提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еоргиевич Котиков，1902年8月27日——1981年7月19日），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2年加入红军。1940—1942年任红军总政治局组织部副部长。卫国战争期间曾参与华沙战役和柏林战役。二战结束后，于1945—1946年任苏占区驻萨克森—安哈尔特邦专员。1946—1950年任驻柏林苏占区军队司令。1950年回国。1955年因病退役，从事讲学工作。
　　弗朗茨·约瑟夫·赫尔曼·米夏埃尔·玛丽亚·冯·巴本（Franz Joseph Hermann Michael Maria von Papen，1879年10月29日—1969年5月2日），生于贵族家庭，一战前曾在总参谋部工作，并当过驻美使馆武官。一战期间因在美国策划破坏活动，被驱逐出境。一战后参加天主教中央党。1921年至1932年当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1932年6月1日被兴登堡任命为总理，7月他在普鲁士邦发动政变，推翻了由社民党领导的中左翼邦政府；为了换取纳粹党对他的支持，他还取消了前任布吕宁对冲锋队的禁令。同年11月，由于在议会选举中未能得到多数支持，他便于11月17日辞职。1933年1月30日任希特勒政府的副总理，并兼任普鲁士邦总理。同年4月10日被迫辞去普鲁士邦总理的职务。“长刀之夜”后出任德国驻奥地利大使，1938年2月被免职。1939年至1944年任驻土耳其公使。二战后被拘捕，但未被起诉。
　　刘易斯·杜宾根·克莱（Lucius Dubignon Clay，1898年4月23日——1978年4月16日），美国将军。1918年入伍。1946—1947年任盟军驻德国军队副司令。1947—1949年任柏林美占区司令。1949年退役。1950—1962年任大陆制罐公司（Continental Can Company）董事长。1962—1973年任雷曼兄弟投资银行高级合伙人。1973年退休。
　　恩斯特·鲁道夫·约翰内斯·罗伊特（Ernst Rudolf Johannes Reuter，1889年7月29日——1953年9月29日），又名弗里斯兰德（Friesland），1912年加入社民党，一战爆发后反对战争，1915年3月应征入伍，1916年8月在俄国受伤被俘，十月革命后，在战俘营中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1918年5月，列宁派他去萨拉托夫，在即将成立的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工作。十一月革命后，返回德国，参加了德共（斯）成立大会，1919年4月被捕，同年9月获释，随后负责重建柏林党组织的工作，在同年10月举行的德共（斯）二大当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他支持党内的左派，拥护1921年三月行动，并反对党的领袖保尔·列维。1921年8月在德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与总书记。1922年1月22日被开除出德共后，加入共产社，同年随共产社先后返回独立党和社民党。1931—1933年任马格德堡市长。1932年7月—1933年3月当选为国会议员。纳粹篡权后被迫辞职，1933年6月9日被捕，1934年1月7日获释，同年6月16日再次被捕，9月1日获释。1935年辗转流亡荷兰、英国、土耳其，为土耳其经济部、运输部工作。二战结束后回国，1947年6月24日——1953年9月29日任西柏林市长。

[14] 共产党的青年组织特别受到了影响。“党保留着许多老朽的习惯。在党的会议上，他们又喝酒又抽烟。”
　　1922年底，青年运动中出现了一种不同的趋向。在柏林，一个共产党集团“觉醒的青年”建立起来；一份党的报告——《德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报告》，柏林1923年版，第118页——把这一运动说成是“旨在成立若干由二十五名或三十名积极分子和勇敢青年组成的青年突击小队，对各个反动集团的会议和游行示威进行直接干涉”。——原注

[15] 到1922年，列维集团参加了当时由希法亭领导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并且在同年9月随着它重新回到社会民主党内。列维当选为社会民主党开姆尼茨区选出的议会议员，以这个身份协调了党在全国的左派，通过一种松散的方式把他们团结在一起。他愈来愈认为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将带来灾难性后果，不断试图改变该党的路线。1929年，他在一次发高烧时跳窗殒命，他的死亡引起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哀悼，他们都认为列维具有光辉的人格，是一位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忠诚战士。——原注

[16] 1946年在柏林，自称是一个资产阶级—工人政党的激进民主党复活了麦耶尔的没收61%工业的口号，7月8日，它在向盟军本部申请许可其活动时呈交了一份纲领。这个纲领表示反对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反对社会民主党，因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在1932年以前没有完成任何进步改革”。通过中产阶级和工人的政治联合，激进民主党人希望造成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其中的重要企业都由国家控制，而让私人资本家掌握49%的股权。他们宣称，有控制的资本主义已经在美国表明了它的能力。
　　这一纲领还列出了进行其他社会改革的要求，包括没收六百二十英亩以上的庄园，发展不强制加入的工会，普遍提供九年学校训练的机会，教会对青年进行宗教教育等等（《纽约时报》，1946年7月9日）。——原注

[17] 尤里·赫里桑佛维奇·卢托维诺夫（Юрий Хрисанфович Лутовинов，1887—1924），俄国工人革命家，出生于卢甘斯克（Луганск），当过金属工人，190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党，活跃于金属工会，1918年春担任卢甘斯克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内战期间曾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委员、俄国金属工会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委员以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等职务，内战结束后担任过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曾组织和领导了工人反对派。1924年5月7日自杀身亡。

[18] 加布里埃尔·伊里奇·米亚斯尼科夫（Гавриил Ильич Мясников，1889年2月25日——1945年11月16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1905年革命，此后多次被捕和流放。1918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1918—1919年任彼尔姆契卡副主席，参与处决了米哈伊尔大公。1919—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委员会副主席。1920年任俄共（布）彼尔姆省委主席。1920年起是工人反对派。1921年提出“出版自由”主张并与列宁争论。1922年2月被开除出党。1923年被派驻到苏俄驻德国贸易代表团，在此期间与德共左派领导人马斯洛夫和路特·费舍联系，又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取得联系，并发表了“工人团宣言”，成立了“俄国共产党工人团”，其后被召回国内并被监禁。1927年被流放到埃里温。1928年11月逃离苏联，相继流亡伊朗、土耳其和法国。1944年12月回国。1945年1月17日被捕，11月16日遇害。2001年平反。

[19] 阿尔卡季·马斯洛夫（Arkadi Maslow，1891年3月9日——1941年11月20日），本名伊萨克·叶菲莫维奇·切列明斯基（Исаак Ефимович Чемеринский），出身于乌克兰一个富有的犹太商人家庭，幼年时随家人移居柏林。自幼天资聪颖，博学多才，曾学习过自然科学和音乐，还曾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物理。一战期间曾因敌国侨民身份被拘留，后来在德军战俘营当俄语翻译。战后在柏林继续求学，其间认识了列维和路特·费舍，并转向共产主义，以马斯洛夫的化名积极参加德共（斯）的活动。1920年11月以德共俄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德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21年支持三月行动和进攻理论，积极反对列维及其提倡的莫斯科妥协。1922年被德国警察逮捕，被判处监禁八个月。在莱比锡代表大会上担任左派发言人，并入选中央委员会。1923年9月为筹备起义，被召去莫斯科，并遭到质询。1924年1月，在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为他开脱后返回德国。1924年4月当选政治局委员，与路特·费舍一起领导德共。1925年5月被捕，1926年7月获释。在监禁期间反对成立红色工会，并支持在第二轮总统大选中撤回德共候选人。1925年9月遭到共产国际执委会批评，1926年8月被开除出党。与他人创立列宁同盟。1933年与路特·费舍一起流亡巴黎，1934年至1936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与托洛茨基决裂后，曾同费舍成立了一个叫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小组（Marxist-Leninist International Group）的组织。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古巴，因车祸去世。但费舍坚持认为是斯大林的刺客谋杀了他。

[20] 阿图尔·罗森贝格（Arthur Rosenberg，1889年12月19日——1943年2月7日），出身于柏林的一个犹太商人家庭。在古代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1914年当上了柏林大学的助教。1918年复员后参加独立党。1920年随独立党左派参加统一共产党，在《国际新闻通讯》工作。他是柏林左派和柏林—勃兰登堡区委领导层成员，在1921年是进攻理论的理论家。1924—1928年当选国会议员。1924年至1925年当选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在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上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后来成为极左反对派的领袖。1927年4月26日退党，返回柏林大学工作，领导了人权同盟（League of the Rights of Man）。纳粹篡权后被开除教职退职，流亡英国，在利物浦大学任教。1937年定居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继续教书并撰写历史著作。

[21] 《给德国共产党员的一封信》。《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07页。——译者注

[22] 卡尔·阿尔宾·贝克（Karl Albin Becker，1894年11月19日——1942年12月1日），印刷工，出身于社民党活动家家庭，1909年参加社会主义青年组织，1912年参加社民党。一战期间先后领导了德累斯顿和不莱梅的左翼激进派，1917年被捕，十一月革命后获释，领导了一个工人苏维埃。在德共（斯）成立大会上代表际共团出席。后支持极左多数派。1919年成为反对派领袖，并与人创建了工人总联合会。在海德尔堡大会上被开除出党，但没有参加共工党，1920年3月在拉狄克和弗勒利希的影响下重新回到德共（斯）。数次访问莫斯科。1921年起任《汉堡人民报》（Hamburger Volkszeitung）编辑，1923年当选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右派。1923年年底转入地下，流亡莫斯科。1925年返回德国，成为“调和派”成员，1928年被选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做了“自我批评”。1933年转入地下，后流亡到法国。1941年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9月4日被判处死刑，12月1日在普洛岑泽（Plötzensee）监狱遇害。

[23] 1918年2月8日，政府下令把旧俄的历法推前十三天，使它和西方通用的历法相一致。按照这种新历法，以前所说的“二月革命”应该开始于3月8日；以前所说的“十月革命”应该算在11月7日。在整个这本书中，具体日期都用新历，但是“十月革命”一词仍然沿袭旧称，一则为保持这个词组的感情内容，二则为避免同德国的十一月事件混淆。——原注

[24]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89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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