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路特·费舍《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1948）
第六章 走向新经济政策
在整个俄国内战时期和后来的若干年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倾向于地方政权、倾向于分权制度、倾向于由工人管理工厂及地方军队，由各个独立民族单位组成联邦的强烈趋势。这是十月革命的原来潮流，体现这一潮流的“工人反对派”、“军事反对派”、“工会反对派”的出现都发源于一个愿望，即以地方为基础建立一种合作社社会主义，它们在党内掀起了长期的斗争，只是在一个又一个地被击败以后，这一潮流才逐渐销声匿迹。
工业国有化
正如他们在革命前和革命中起先承认然后鼓励农民夺取土地一样，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后也对工人夺取工厂作了一段时期的让步。将在此后三十年中震动俄国的工业革命，早在1917年11月14日就已通过一道关于工人监督生产的法令缓慢地开始。法令规定，仍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占有他们的财产的旧业主，应该在工人委员会的监督下继续生产，工人委员会有权对生产计划和劳动条件进行监督。但是，这一方案始终没有实现。一系列个别没收的事件发生了；只要工厂上飘扬起一面红旗，就标志着工人已经把这家企业夺取过来，并且正在自己经营管理。人们感觉到，没收私人财产并不等于就是社会主义，而只是它的一个基本前提；经理、工程师以及其他专家在工人组织的监督下进行协作，也不能被看做社会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经济的第一步，是由生产者本身实行集体管理。譬如说以铁路为例，这就意味着铁路应该由实际在火车上和车间中劳动的那些人来管理，而不应该由一个从外面派来的专家来管理，即使这个专家是一个工会干部甚或原来是一个铁路工人。
这种打算由工人管理工厂的尝试，很快就由于普遍的贫困和经济解体而受到阻碍。大型的现代化工厂，一个农业国中的孤立单位，不足以充当少数工人优秀分子恢复和指导生产的工业基地。1918年6月，经济委员会全俄代表大会反对自发地个别没收工厂，瓦解了的俄国资本主义经济需要更加谨慎地向社会主义形式过渡。布尔什维克党把工人干预生产的任何企图都叫做“工团主义”。在乌克兰德军的压力下，加紧实行了种种强迫措施。5月30日，苏维埃地区的城市中一律实行戒严。6月11日，各地建立起贫农委员会，以便利于征收粮食；它们把较富裕农民的土地分给贫农，从而使土地革命继续了下去。不久，又有一批批武装工人参加到它们当中来，这些工人大致分为七十五个人一组，每组武装着两三挺机关枪，开始征收存粮。对于农村说来，这些征粮队成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具体化身。
6月28日，通过了一项规定工业普遍国有化的法令。凡是资本超过一百万卢布的工厂，以及某些工业部门——采矿、纺织、烟草、玻璃与瓷器水泥等部门的较小工厂，都一律没收。颁布这项法令的直接原因是政治上的，旨在同得胜的德国施加的压力作斗争；当时，乌克兰的德军正在向顿河挺进，如果它继续获得胜利，俄国企业主就有希望恢复他们在自己工厂中的地位。因此，许多企业主都事先给自己的工厂挂上属于某个德国工厂的招牌，而有一些德国公司就是专门为这种目的成立的。
“拉林
[1]当时正作为一个商业代表团成员逗留在柏林，他在〔6月〕25日打电报通知列宁说，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很可能日内向苏维埃政府提出一项声明，宣布某些俄国重要企业目前已经归德国公民所有，因此，它们应该不受任何国有化法令的约束。面临着俄国工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落到德国人手中的这一危险，人民委员会在四十八小时内匆忙拟订和通过了国有化的新法令，同时，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则连夜开会，拟出了一份适用该项法令的企业名单。其结果是，在米尔巴赫伯爵多半正在准备提出他的外交照会的那一天早晨，《消息报》上便公布了国有化法令。”
[2]
因此，第一道普遍国有化法令是内战和对德战争的联合产物，是一个没有经济内容的强有力的政治姿态。当时，重要的工业区域大部分都同莫斯科隔绝了；这一时期的主要工业中心，关系生死的粮食和原料，即煤铁和谷物的主要储藏地——乌克兰、顿河盆地、高加索，都和莫斯科失去了联系。一半以上的交通系统掌握在敌人手上，在俄国这样一个领土极其辽阔的国家，这种情况使得其余的地区变得雕零不堪。一切经济措施都是为了军事便利而采取的，因此，随着红军的收复失地，在这些烂摊子上便建立起了一个集体经济管理的骨架。经济困难愈大，所采取的强迫措施就愈加严厉。
1919年是军事上取得胜利的一年，这些胜利是以粮食、原料和各种生产品的日益缺乏为代价而换取来的。[3]1919年3月，粮食情况严重到如此地步，以致更加紧实行了由合作社分配食物的强制措施。城市人口被强迫参加合作社，在口粮定量方面分为三类：工人、工人家属和以前的统治阶级。对于国营企业的雇员和工人（包括军属）来说，可以依靠实物奖金和小卖部的补充配给品改善一些定量情况；此外，他们还获得免费的住房和燃料，而且在理论上，使用煤气、电灯、电话、交通工具都可以免费。在这段时期结束时俄国经济分成了两个不均等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受到严格控制的国营企业，它的工作情况极为糟糕，工人们只能得到勉强维持最低生存的工资，另一部分则是已经解体的庞大的农业经济。
取代了资本主义的并不是一种计划经济，而是经济无政府状态，并且就在这种极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机关。苏维埃经济结构变化的根源直到新经济政策以后时期才发展成熟，但是早在内战时就都完全表现了出来。当时的两个主要特征——经济的完全解体，受控制的小市场和大得多的黑市之间的对比——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欧洲的特有景象。
到1920年初，内战大体结束。1月26日，协约国的封锁宣告解除。然而，随着这一政治情况改善而来的，并不是放松而是更进一步加强了经济控制，向业已扩大的国营经济稳步前进。1920年11月29日，颁布了全面国有化法令，把一切利用机械动力、雇用五人或五人以上以及不利用机械动力、雇用十人或十人以上的工厂全部收归国有。
和国有化趋势同时发生的，还有废除货币的趋势。根据1920年4月30日的一项法令，一切工资都应该以实物支付；1921年2月，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六个星期之前，废除了以现金纳税的制度。这一趋势部分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希望建立一种无货币的经济，同时也是通货体系崩溃和实物交换制度代之而起的结果。按照国家银行公布的数字，在1917年10月6日，流通中的卢布共有一百六十二个亿；到1918年5月，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四百十亿，而到1918年底，便高达二千三百亿以上了。[4]
红军和党
在这些艰苦的年代里，托洛茨基从革命者之一变成了一个在地位和声望上仅次于列宁的全国领袖。正是他组织了红军，缔造了这一在击退资本主义干涉和建立年轻苏维埃国家的最为有效的工具。从内战的烽火中崛起的俄国，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俄国。
1918年3月15—17日举行的第四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任命托洛茨基为军事人民委员，而在一个月前，中央委员会已经指定他为红军领导人。在辛比尔斯克失陷以后，决定让托洛茨基到伏尔加前线去。8月7日，托洛茨基在不知道喀山当时已落入捷克斯洛伐克军团之手的情况下，乘坐一列在夜间匆忙装备起来的火车离开了莫斯科，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他就在这列火车里把红军组织了起来。“革命军事苏维埃主席”的火车开到“萨马拉、车里雅宾斯克、维亚特卡、彼得格勒、巴拉朔夫、斯摩棱斯克，再回萨马拉，然后开到顿河上的罗斯托夫、诺沃切尔卡斯克、基辅、日托米尔等等数也数不完的地点……我的军事著作中的一条注释提到三十六次旅行，行程总数达十万零五千公里以上。”[5]
在组织红军的过程中，托洛茨基时常和地方工人组织发生冲突。革命的最初阶段，在每一座城市里，在每一个部队里和在每一艘军舰上，工人、士兵或水兵都发动起义，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这些战斗队时常难免要打一些小仗。由于具有群众的同情，他们很容易获胜。这样，他们便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锻炼，他们的领袖也获得了一定的威望。”这些地方武装部队是围绕着本区工业单位组织起来的，它们和工人委员会一致行动。它们建立了一种以地方军队为基础的地方政权，如果不加干预，这种政权就会自行采取一套甚至反对莫斯科中心的行政和组织方法。“最初，”托洛茨基写道，“不仅每一个省、甚至每一个区都有自己的人民委员会，都有自己的军事人民委员。”
针对这种军事组织的地方主义原则，托洛茨基为提高军事效率进行了两年的斗争。
“由于习惯了轻而易举地取得的胜利，游击队……暴露出种种重大缺点；他们没有能够胜任的情报组，彼此之间没有联系；他们也没有能力执行一场复杂的军事布置。因此——有不少次，在全国的不少地方——游击主义遭到了惨败。要把这些单独的支队组织在一个集中化的系统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任务。指挥官的军事才能不高，他们仇视旧军官，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旧军官，一部分也是由于要掩饰他们本身的缺乏信心。”
[6]
托洛茨基实行了最严厉的军事纪律。
“我发布了一项从我的火车上印刷好以后分发给全军的命令，这道命令宣布：‘我警告全军，如果任何部队未奉命令而擅自撤退，该部队的政治委员将首先被枪毙，其次将枪毙指挥官，然后另派勇敢的士兵接任他们的职务。懦夫、胆小鬼和叛徒，都不会逃脱吃子弹的命运。’我在全体红军面前郑重宣布一定将上述措施付诸实行。”
[7]
1918年末，一个名叫潘切列耶夫的共产党军事委员，第一次根据托洛茨基的特殊命令受到军法审判，以“军事渎职”罪被枪决。这一事件引起了猛烈的反对，几乎所有的党的领袖都反对托洛茨基。斯大林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利用了这一事件；布哈林，“一个左派共产主义者，因此也反对雇用‘将军们’”，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暗示托洛茨基“未经审判就枪毙了最优秀的同志……集中制的军队被说成是帝国主义国家特有的东西，反对派鼓吹以游击队制度作为它的代替物”。[8]
对托洛茨基的军事措施的反对，导致了严重的党内争执。列宁出来缓和了这场争执，他使党认识到，正是托洛茨基的军事天才挽救了革命和国家；另一方面，他又增强了党对指挥官的控制，以此和军队的集中化相抗衡。党史作者们和托洛茨基都用来称呼这一派的名词“军事反对派”，不足以表明统一于列宁的领导之下的党和军队两大力量之间的根本对立。这种矛盾是促成斯大林兴起的一个重大因素，因为在托洛茨基极端敌视他的情况下，列宁对他采取了保护态度。一个新参加布尔什维克的人白手起家，在最短的时间内天才地创造了一支现代化军队，这一事实在新国家成立后最初三年的决定性时期，使正在形成的两支新干部、即红军军官团和党的组织家之间，产生了一种长期存在的和危险的摩擦。
当布尔什维克党夺取到政权的时候，它的集中化程度比不上任何西欧社会民主党；组成它的是一些松散的单位，而这些单位中的人在组织、管理和政府工作方面也都没有什么经验。口头上大谈而特谈党的纪律，同革命俄国实际存在的党的生活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主要由新党员组成的地方党组织，被内战割断了同中央的联系，不得不大部分独立行事。长途电话、电报、飞机，只有党的最高阶层才能享用。依靠时常被战争打断的铁路交通进行联系，往返一次要花好几天时间，对于边远的省份来说，要耗费好几个星期。由于纸张缺乏，连党的文献都无法多印。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布尔什维克组织存在着一种要求独立的热烈情绪，不断地反抗紧急状态强加于它们身上的军事纪律。在同“小资产阶级无政府状态”作斗争的过程中，托洛茨基用数以千计的、后来是数以万计的旧沙俄军官建设了红军。这种把旧政权的军官安插到革命军队中的做法，在党的组织者中间引起了怀疑。脑子里装着法国大革命教训的布尔什维克，在注视着他们的总司令完成丰功伟绩的时候，经常想起了拿破仑·波拿巴。托洛茨基曾在回忆录中提到，在他从流动火车里指挥前线军务的两年半当中，莫斯科出现过种种反对他的谣言和阴谋；他所说的话无疑是真实的。列宁力求彼此妥协，他不止一次地试图以可靠的党员来担任新军队的较高级职位；这种冲突曾反映在托洛茨基谈到的一件轶事上：
“当我们在东线失利、高尔察克
[9]逼近伏尔加河的时候……列宁写给我一张便条：‘要是我们把所有的专家统统撤职，任命拉舍维奇
[10]做总司令，你看会怎么样？’拉舍维奇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在‘德国’战争中被提升为军士。我在同一张便条上回答了两个字：‘儿戏！’”
[11]
这一步已经走得过远，势难回头了。后来，当托洛茨基某一次难得回到莫斯科，列宁和他再次讨论起前线形势的时候，托洛茨基对他讲了改组军队的详细情况：
“‘你问我’，我说，‘是不是最好把所有的旧军官统统一脚踢开。可是，你知道目前的军队里有多少这样的人吗？’
‘不知道。’
‘连大致上的数目也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们至少有三万人呢。’
‘多少？’
‘至少三万。他们当中每有一个叛徒，就有一百个可靠的人；每有一个开小差的，就有两三个阵亡的。因此，我们怎么能把他们不分好坏，一律撤销职务呢？’”
[12]
作为红军的组织者，托洛茨基要求日益扩大他管理全部现有人力的职权，他也得到了这种权限。他负责管理铁路体系，因为这个体系的改组是保证军队机动性的唯一前提。他后来主张把工会溶入国家机关的纲领，必须放到这一背景上去考虑。在一切和军队有关的生产部门中，都树立了严格的劳动纪律，这大大改变了工厂中的气氛。布尔什维克工人的先锋队咬紧牙关忍受了这种转变，他们把这看成是一种为争取生存而不可避免的暂时状况，但并不承认这种军事劳动纪律就是他们为之而推翻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托洛茨基对交通运输部门的改组也得到了列宁的赞同，列宁支持他击退了各方面的反对，特别是体现在党内的各种“工人反对派”，党内第一个有组织地反对国家党政权的派系。
民主集中派
这一派的一个早期集团自称为“民主集中派”，由瓦列里安·奥新斯基[13]和季莫菲伊·萨普龙诺夫[14]（前者在1918年担任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他们在1919年8月举行的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一份反对派政纲。“政府各级工作人员完全照旧作风办事，”他们声称。“党和苏维埃正在蜕化为一种官僚体系。列宁一个人独揽了大权。”他们的攻击矛头特别指向第八次代表大会成立的三个党组织。季诺维也夫——无疑是在取得了列宁的同意以后——建议中央委员会把它的一部分职权委托给三个较小的组织——政治局、组织局和书记处。只有斯大林一个人从一开始就兼任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15]
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把他们对党组织的批评扩大为普遍要求苏维埃国家民主化。他们不但要求党和苏维埃内部的民主，而且要求国家机关和工业管理方面的民主。他们的关键性要求是党和苏维埃分离，这就等于要求使多党局面合法化。这个集团的另一个成员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则集中攻击军队的组织过于严格。
在内战时期，党内争执在争取生存的共同愿望下被抛到了一边；从1919年3月到1920年3月，党员人数增加了一倍。[16]新党员大部分是工人，他们带来了潜藏着的巨大精力和锐气。在这一时期，革命浪潮仍在高涨，这些工人甘心忍受的牺牲在战场上决定了苏维埃国家的命运。随着革命热情的高涨，人们也愈来愈希望有另一种类型的党和国家组织。
1919年3月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否定了民主集中派的纲领，认为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是不正确的，但是并没有撤销奥新斯基和萨普龙诺夫在党和苏维埃政府中的重要职务。反对派领袖中包括若干内战时期的重要人物，他们作为工人布尔什维克的声望一直持续到和平年代。这个集团的力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竟能控制乌克兰——俄国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莫斯科中央同乌克兰之间天生的对立，以及内战时期该地地方政权的迅速变化，使得无政府主义的、反中央集权的倾向在这个地区的居民中最容易得到响应。由乌克兰本身的特点形成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愿望打成了一片。内斯托尔·马赫诺[17]，几个无政府工团主义农民领袖中最重要的一个，在乌克兰南部建立了一种农民公社，1918—1919年，他一直在那里进行战斗。他对克里姆林和红军统帅部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决不是白党的工具，也不打算屈从于莫斯科的控制；他希望能在两大力量的夹缝中求生存，维持某种程度的区域自治。二十年代初，红军粉碎了他的游击队，但是马赫诺运动已经成为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乌克兰神话。[18]
在1920年8月召开的全乌克兰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民主集中派集团在中央委员会内赢得了多数。乌克兰共产党人选举这个反中央集权派，是希望能把莫斯科的干涉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民族主义的抗拒和布尔什维克党内反国家集团的结合，被政治局正确地理解为一种最危险的征象，因而迅速受到镇压；萨普龙诺夫的中央委员会被解散了。[19]
另一个集团自称为“工人真理派”，其领导人是亚历山大·波格丹诺夫[20]，一个老布尔什维克和理论家。他进一步发展了萨普龙诺夫的分析，宣称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已经完全丧失，这个集团要求民主，照他们的意思来说，也就是要求政治组织的自由和取消共产党对国家的控制。
第三个集团称为“工人反对派”，其纲领基本上同“民主集中派”和“工人真理派”相同，[21]它的领导人是亚历山德拉·柯伦泰[22]和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23]。这个集团在1920—1921年占有重要地位。[24]
战时共产主义和工会
列宁曾经把俄国同革命德国的合作，作为从战时共产主义经济过渡到改进国家技术装备上去的桥梁。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全部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25]的公式，意味着技术发展的高度水平同工人民主的充分展开这二者的结合。列宁非常关心技术水平，认为这是苏维埃民主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前提，因此他把这种电气化计划的第一步称之为“我们的第二个党纲”[26]。1920年12月22—29日举行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和恢复工业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电气化计划。标志着内战实际结束的1920年，也是集中的计划经济趋势走上高潮的一年。
这个趋势的一个方面，就是建议大规模使用劳动军。他们不打算把农民的子弟送回饥饿贫困的农村，而是使他们编成劳动营，哪里需要人力便开到哪里去工作。内战时期，在列宁的号召下，志愿劳动队（用俄语来说，叫做“义务星期六”）曾从事于修复道路、维护铁路等各项工作。这时，决定把这种方法进一步扩大；解体的俄国经济还要依靠同一个人、即托洛茨基使用在击败敌人时曾证明非常有效的同一种方法来恢复。当时计划使劳动完全军事化（即使只是暂时的）；红军不仅要保留和改编成劳动军，而且要通过征发农业工人加以扩大。1920年1月15日，红军第三集团军改编成第一支劳动军，不久又有另外两个集团军改编。
三个月后，托洛茨基以一个伟大的革命保民官的热情，为这项计划进行申辩。他指出，在一百一十五万产业工人当中，只有八十五万人还在工作。“另外那三十五万人呢？他们都跑了。跑到哪里去了？跑下乡了吗？也许是改行了。也许正在忙着搞投机买卖。因此，从军事意义来说，和八十万工人相对的就有三十万逃兵。”和对待士兵一样，也必须强迫工人去尽义务。工会担负着动员工人的巨大任务，但是就农民而言就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并没有实现农村军事化的工会机构。
托洛茨基继续说，我们必须首先集中力量生产生产资料。“只有到我们拥有生产资料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进而直接为群众生产消费品。”一旦克服了初期的贫困，经济便会飞跃发展，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譬如说，国内工业经济的重要部门便会不经过蒸汽时代而直接电气化。
认为强迫劳动效率不高的“资产阶级原理”，只是在以自由的志愿劳动同封建制度作比较时才是正确的。诚然，劳动军目前的生产率是低的，最初甚至比现在还要低。十三至十五名士兵，有时候多达三十名士兵所砍的木材，才抵上战前三、四个人或是北方一个人的砍伐量。但是，第一批砍伐木材的劳动军必须在交通运输方面花去相当一部分时间；他们当中有许多人不懂得怎样才能砍倒或铲起一棵树，而又没有指导他们的内行和工具。“这些情况便足以解释劳动生产率何以会如此之低。”
我们必须征发最低数量的一批农民，并且努力以劳动责任感来代替军事化。但是，我们必须以军事方法来对付开小差的人。“我们不能袖起两只手，坐待每一个农民和每一个农妇明白道理，我们必须强迫每一个人留在他原来的岗位上……如果党的意识和党的组织统一起来，我们就能够完成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任务。”[27]
拉林、克里茨曼[28]等[29]经济计划工作者，热情地扩大了这项建议，把它变成了以一切劳动军事化的办法来恢复俄国工业的普遍方案。这一以劳动军复兴俄国的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在实践中，只限于利用一部分军队担负了修复公路、铁道以及参加各种建设工程这样一些紧急任务。当新经济政策完全取代了这项计划的时候，它已经由于农民士兵的不断“开小差”而宣告垮台。
在这种国家经济的方案中，没有工人管理和工厂代表的立足之地。每一个新的国营企业都实行“一长制”，设上一个大都是技术人员的经理。在初期，这些专家由共产党的政治委员领导，政委不仅负责劳动关系方面的问题，而且过问生产计划本身。战时经济的新时期是以大力反对工人干预生产宣告开始的；当时不得不赋予国家经理以指导企业的全权。在这一时期，硬性规定工人必须参加工会。
在布尔什维克工人对党的统治展开反对的同时，在这一时期大约拥有三百万会员的工会中也发出了反抗的声音。一旦贫困和战争使得一长制成为必不可免时，由谁来委派这个人——由党、由军队还是由工会——便成了问题。工人反对派集团[30]的纲领获得了广泛响应，但是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列宁和党肯定不赞成恢复革命初期的集体管理。俄国的工会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同托洛茨基和党的计划相抗衡。
和西方的工人运动不同，俄国的工会是一个年轻的组织。在沙皇统治下，它们的发展由于长期处于地下状态而受到阻碍。可是，这并不是说俄国工人阶级投身于革命的时候不具有群众组织的经验。从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特别是在1905年前后这段时期，存在过大量的教育协会、医药互助团体、文化组织，尤其是合作社——所有这些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了工会运动学校的作用。二月革命爆发以后，工会便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纷纷组织起来，其会员达数百万人之多，在数目上远超过那几十万党员。在党员中，除无产阶级核心以外，还包括农民、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但是，工会会员的成分却要单纯得多。工会的成长比俄国其他任何组织都更能表明工业中心的经济意识在这些年代中的发展。整个内战时期，工会都同党和军队紧密地站在一起，但是，孟什维克的影响在工会中比其他苏维埃机关中都要大。
工人反对派各集团的建议，是1919—1921年普遍讨论的题目。工会组织者要求由他们负起管理工业的职责；在他们看来，这是工会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具体任务。工会已经有了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这一事实，可以避免地方主义的种种害处；另一方面，由于工会代表着比党要广泛得多的阶层，因此，它们在这个重要岗位上可以起一种同党的垄断欲望相抗衡的作用。虽然工会的这个纲领和工人反对派集团的纲领在党史中可以区别开来，实际上，支持这两个纲领的时常是同一个集团的人。
“这一派完全以1918年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奥新斯基、萨普龙诺夫、马克西莫夫斯基
[31]、斯米尔诺夫等人为首。他们反对一长制、反对工业军和个别工业部门军事化时所提出的论点。‘左派’共产主义者两年前反对在工厂中建立严格的纪律、反对取消‘地方当局的全权’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国家机器，事实上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所提出的论点完全相同。”
[32]
工人反对派和工会的纲领，都是针对托洛茨基的劳动军和党专政提出的。当施略普尼柯夫建议召开将成为真正政府的“生产者代表大会”时，讨论达到了炽烈的顶峰。置身于缓冲集团之中的布哈林，提出一个较缓和的妥协方案，即党必须接受工会参加经济和行政管理机关的人选。这个“工会问题”是1920年3—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讨论中心；在11月的第五次全俄职工会代表会议上，讨论达到了高潮。
工会的主要反对者是托洛茨基，他一心要把工会改变为军事化经济的一个部门。
“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一切资源都由——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政府下令收归国有和加以分配。在这种制度中，我并没有看到工会起什么独立作用。如果工业需要依靠国家保证供给工人一切必要的产品，工会就必须包括在国家管理工业的分配产品的体系之中。”
[33]
米哈伊尔·托姆斯基[34]领导下的工会，向这种计划展开了斗争。现在来追论往事，我们也许可以说，把工会消溶入国家机器这样一种办法，会使工会下降为国家党的一个工人阵线，但是在托洛茨基当时的思想中，这样做的用意却在于——至少部分说来是如此——加强他自己掌握的机构，从而和党在国家机器中的统治地位相抗衡。作为一个兵工联合组织的领导人，托洛茨基就能占据党和国家的最重要职位。尽管托洛茨基和工人反对派之间这时争执得非常激烈，所有的反对派集团却都抱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即把党掌握的大权转移给更广泛的组织。“‘工人反对派’的纲领和托洛茨基的纲领的相似之处就在于，托洛茨基是要把工会变成国家机关，而‘工人反对派’则是要把国家工会化。”[35]
列宁维护党和垄断地位，使它不为这两个反对派所动摇。他完全拒绝施略普尼柯夫和托姆斯基提出的工会管理要求，认为它是一种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这意味着在他看来，他们的意见不仅一般说来是错误的，而且特别不适合当前俄国已经解体的经济。过了好几年以后，认为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应当被看作无产阶级叛徒而无情地加以清洗这一主张，才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基本论点。列宁为党集中掌握大权而斗争，但也总是完全意识到使用强制措施会给原来的苏维埃民主思想带来多大危险。他反对托洛茨基想把工会改变为国家劳工组织的计划，就再明显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点。在列宁看来，工会的主要任务不是搞行政工作，而是在政府机关和广大群众之间构成一道桥梁，作为共产主义和经济管理训练的学校。这种非常有限制的概念不容许工会分享国家政权，但在另一方面，列宁又维护工会在苏维埃国家中的独立作用，它们是工人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在当前的社会中，在无阶级工人国家这一目标的最初阶段甚至还远没有实现以前，工会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这个观点产生自列宁终生坚持的一条原则，即工会运动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三个有机形式——经济的、政治的和理论的——之一。但是，这并不是对问题的回答，在以后的几个月里，问题越来越大，达到了无法收拾的地步。受到孤立、动摇于内部的工人和行政官员两派之间、脱离了广大群众的国家党，越来越受到全国人民的仇视，一步步地走近了灾难。
喀琅施塔得叛乱
1921年3月1日，紧接着在彼得格勒显得最为激烈的一阵罢工浪潮之后，普遍的骚动在彼得格勒的大门口——喀琅施塔得炮台达到了高潮。水兵和驻军召开了一次有一万六千人参加的公民大会。加里宁[36]发表演说反对会议通过的政纲，可是徒劳无益，这个政纲变成了号召全国反对派的中心力量。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对于每一个重大问题都提出了一种渗透着十月革命精神的新政策。他们代表着各种相互冲突的倾向和集团——不满的农民群众、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有组织的反革命核心等等，但是也体现了工人对国家军事组织化的反抗。
在经过二十五年一党专政以后，今天再来看一看喀琅施塔得纲领便显得更有意义，这个纲领包括下列各点内容：
（1）通过秘密投票举行新选举，在竞选时有“在工农群众中”进行鼓动的充分自由。
（2）给予工农、给予无政府主义者和左派社会党人以言论和出版自由。
（3）给予工会和农民组织以集会自由。
（4）释放被囚禁的社会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
（5）从一切苏维埃机关中取消党代表，任何政党在宣传本党思想的活动时，都不得享有特权和国家的支持。
（6）与此相应的是，特别要取消军队中的党政治委员。
（7）除去在有害于健康的部门中工作的人以外，所有劳动者的口粮一律平等。
（8）取消工厂中的共产党卫队；在必须设置卫队的情况下，由本厂工人组织自行决定从军队士兵和工厂工人中选派卫队。
（9）农民有处置自己土地的充分自由，只要他们用自己的力量经营而不雇用他人。
（10）个体劳动者有进行手工业生产的权利。[37]
布尔什维克党宣布，白卫分子柯兹洛夫斯基[38]是喀琅施塔得叛乱的幕后策动者，因此没有任何妥协可言。3月7日，奉政治局的命令，托洛茨基开始轰击炮台。经过在第十次党代表大会期间进行的十天战斗以后，喀琅施塔得被攻克。3月1日至17日，好几团彼得格勒的驻军和港口水兵被解除了武装，送往乌克兰和高加索。继此以后，俄国全境展开了逮捕和处决。在兵变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莫斯科庆祝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五十周年。
列宁固然发出了要托洛茨基用重炮攻取喀琅施塔得炮台的命令，但他也认识到，在如此靠近俄国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的彼得格勒的地点，爆发了反对国家政权的第一次这样大规模的叛乱，这标志着旧路线的结束。列宁曾经通过一系列的妥协，通过调停各个相互冲突的集团，维持住党的团结。他曾经在军队结构问题上和托洛茨基妥协。他曾经缓和了以斯大林为首的党组织工作者对托洛茨基的反对。他曾经容忍了主张实行国家计划化的人，但是并没有允许把工会消溶入国家。他不能让喀琅施塔得炮台落入一个敌视党的集团之手，但他也不再能容忍继续在俄国农民身上进行危险的试验。到这一时刻，列宁不再和任何人讲客气了，他把控制党的缰绳重新拿到了自己手上。对于农民经济，不可能通过军事的、也就是恐怖主义的措施使之工业化。俄国的专政是以两大阶级为基础的，列宁要维持住这一联盟。喀琅施塔得叛乱以后，列宁便回到了他原来的改造俄国经济的方案上，这种方案既不同于战时经济的现实，又有异于国家计划化鼓吹者的纲领。
3月8日，第十次党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认识到党和地位已经如何岌岌可危，代表们在列宁的周围聚集起来，把他当作也许能为他们找到出路的唯一渠道。
列宁指出，在“恢复贸易自由”的口号下，全国掀起了反对布尔什维克专政的叛乱。农民群众和城市中产阶级希望，在推翻国家经济的严格组织化之后，他们能够通过恢复城乡之间的市场关系，找到一条摆脱贫困的出路。这是小生产者对效率不高的国营工业的抗议。可是，这种叛乱所反映的并不只是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它还深深地影响了无产阶级，蔓延到了莫斯科和附近各省的工厂。列宁评论了非党工人中最近表现出来的“动摇和不满”；从莫斯科最近举行的一些会议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把‘民主’、‘自由’变成了引向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口号。”[39]
列宁号召工人阶级不要在最危险的时刻抛弃国家党。他提出要对坚持不同意见的人采取最严厉的措施；第十次党代表大会规定此后禁止党内的派别活动，这便为斯大林实行他那一套措施提供了起点。
然而，就在这种全国骚动的情况下，列宁仍然对反对派的纲领进行了讨论，他引用恩格斯的话为论据，驳斥了施略普尼柯夫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看法，而且，他所用的语气之缓和同客气，就共产党人的争论而言，今天看起来是十分令人吃惊的。他认为，在当前的贫困状况下，在一个农民要在许多年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反对派的纲领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必须予以摈弃。他宣布，要组织起足以使工人成为俄国经济中心人物的大工业，最少也需要十年时间，但是他也认为，这种“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建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党员们能就有关的原则性问题交换意见。
“如果需要详尽地讨论，我们也非常欢迎，我们可以找出一些人来详细引证各种文献，如果认为需要并且恰当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国际范围内提出这个问题，现在你们都听了共产国际代表的报告，你们知道，在国际工人革命运动的队伍中存在着一种左的倾向。我们现在所谈的倾向，同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是一样的，在上届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同这个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
[40]
列宁请施略普尼柯夫耐心一点。
“只要有一两年不发生饥荒的休息时间，并且使燃料供应正常，保证工厂开工，我们就可以从工人阶级那里得到百倍的支持，而且可以从他们队伍中提拔出比现在多得多的人才。这是任何人都不会而且也不能怀疑的。”
[41]
列宁在总结这篇讲话时宣布，宣传施略普尼柯夫的纲领是同共产党员的称号不相容的，但又说不应该放弃对这个问题的“科学探讨”。
“如果施略普尼柯夫同志（举例来说）想在最近几个月内利用空余时间，为不久前出版的、叙述他地下革命斗争经验的集子续写第二卷来分析‘生产者’这一概念，那就请写吧！”
[42]
列宁分析了产生危机的背景，农民军队的复员抛出了千千万万“疲惫不堪的士兵”，使这些只习惯于战争、以战争为职业的人无事可做，往往沦为盗匪。“我们的军队复员在全国产生了大量的暴乱分子。”[43]无产阶级是极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农民。“我们不可能实际地显示出大生产的一切优点，因为大生产已经被破坏了。”[44]播种面积、生产工具和收成都减少了；城市中存在着“完全饥饿”的状态。小资产阶级分子正在鼓动农民反对工人，这种情况比邓尼金[45]、尤登尼奇和高尔察克加起来还要危险。
列宁以一句简练的话结束了他的报告：“由于经济问题严重，苏维埃政权正在动摇。”
列宁建议“今天晚上就把通过的决定用无线电向全世界宣告：说明我们执政党的代表大会已经基本上决定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从而给小农许多刺激，推动他们来扩展经济，增加播种面积”[46]。他提到了颁布于1918年10月30日而以后始终没有实行的一项实物税法令。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核心并不单单是实物税，甚至也不仅仅是保证农民能获得相当一部分自己的劳动产品，从而使他们安下心来，而且还包含别的内容，也就是恢复一种有限制的市场体系。从而在国内造成一种改变了的政治气氛。
空想主义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在欧洲，经过战后的危机，各国已经显然趋向于重新获得社会平衡；而就亚洲来说，尽管布尔什维克一再强调世界革命，他们当时也并不指望这里会发生迅速的变化。“三年来，我们已经懂得，指望国际革命，并不是指望它在一定期限内爆发……因此，我们要善于使我们的活动同国内外的阶级关系相适应，以便长期保持无产阶级专政，逐渐消除我们遭受的一切灾难和危机。”[47]
[1] 尤里·拉林（Ю́рий Ла́рин，1882年6月17 日——1932年1月14 日），原名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卢里叶（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урье）。青年时代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901—1902年领导社会民主工党敖德萨组织，1903年起是孟什维克，同年被流放到雅库茨克，1904年流亡瑞士，1905年潜回俄国，在多地开展地下工作。1913年再次被捕，但因健康原因被释放，随后流亡到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被驱逐到瑞典。二月革命后回国，此后立场急剧左倾，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工会工作。十月革命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工作。1917—1921年是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1年11月参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并担任主席团成员。1923年担任犹太工人土地管理协会（OZET）主席。新经济政策期间，出版了有关农业和私人资本的着作。1932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莫斯科红场。
[2] 莫里斯·多布：《革命后的俄国经济发展》，伦敦劳特列治父子出版公司1928年版，第59—60页。——原注
莫里斯·赫伯特·多布（Maurice Herbert Dobb，1900年7月24日——1976年8月17日），英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
[3] 下列统计表所显示的，是1920年上半年各种物品的产量同和平年代1913或1914年六个月的产量相比较的百分比：
| 塑料、油漆等 | 3.2 |
| 纸与纸板（包括乌克兰） | 15.2 |
| 橡胶产品 | 1.7 |
| 玻璃 | 13 |
| 火柴 | 16 |
| 烟草 | 17.7 |
| 40°酒精 | 10 |
| 糖（包括乌克兰） | 9 |
| 煤（包括乌克兰和西伯利亚） | 25 |
| 粗挥发油（包括高加索和恩巴） | 33.0（？） |
| 铂 | 33 |
| 黄金（包括西伯利亚） | 12 |
| 铁矿石（包括乌克兰） | 12 |
| 铸铁（包括乌克兰） | 2.4 |
| 钢铁（包括乌克兰） | 4 |
| 棉线 | 20 |
| 棉布 | 3.3 |
| 原麻 | 50 |
| 钾碱 | 0 |
| 硝酸 | 0 |
| 面粉 | 18 |
| 矿物肥田粉 | 0 |
| 肥皂与蜡烛 | 2.8 |
| 铅笔 | 1.2 |
[4] 在这些年代中，流通的卢布有四种：沙皇卢布、杜马卢布、克伦斯基卢布和苏维埃卢布。随着通货的日趋膨胀，这四种卢布的购买力和相对价值也迅速地发生了变化。——原注
[5]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14页。——原注
[6] 托洛茨基：《斯大林：对他的估价和他的影响》，查尔斯·马拉穆斯据俄文编译（纽约哈普尔兄弟出版公司1941年取得版权，1946年发行），第298页。——原注
查尔斯·马拉穆斯（Charles Malamuth，1899年11月9日——1965年7月14日），美国记者、作家、翻译家。出身于一个波兰人家庭。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1929—1934年任美联社莫斯科分社副社长。1930年参与访问斯大林。1947—1950年任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欧洲公共关系主任。1950年赴德国，在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自由电台从事反共宣传。
[7]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01页。——原注
[8]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99、303页。——原注
[9]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高尔察克（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Колчак，1874年11月16日——1920年2月7日），出身于贵族家庭，1894年毕业于海军武备学校，参加过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曾任波罗的海舰队作战部长和黑海舰队司令，十月革命后，于1918年在乌拉尔纠集反革命势力，自立“全俄临时政府”，自任“最高执政”。1919年11月，红军攻占鄂木斯克后，“全俄临时政府”作鸟兽散，高尔察克企图逃窜至太平洋沿岸，寻求日本的支持，1920年1月在伊尔库茨克被红军抓获，1920年2月被枪毙。
[10]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1884年？月？日——1928年8月30日），出身于敖德萨一个商人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派。曾多次被捕，被关押五年。1915年应征入伍，曾两次负伤。二月革命后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委员，十月革命时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内战期间历任第3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集团军司令、东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南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一系列高级军事职务。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3年时是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1926年参加联合反对派，1927年12月被开除出党。1928年死于哈尔滨。
[11]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47页。——原注
[12] 同上，第447页。——原注
[13] 尼古拉·奥新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1887年4月6日——1938年9月1日），本名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波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出身于库尔斯克省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907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担任苏维埃俄国国家银行总经理，1917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1918年3月因参加“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辞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一职，1920年成为“民主集中派”领袖，1921年3月担任副农业人民委员，1921年至1922年、1925年至1937年间曾当选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3年至1924年任苏联驻瑞典特使，曾参加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脱离了左翼反对派，1925年7月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2月任中央统计局局长，1929年12月至1930年12月任最高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32年至193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8年在大清洗中遇害。1957年平反。
[14] 季莫菲伊·弗拉基米尔·萨普龙诺夫（Тимофе́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апро́нов，1887年？月？日——1937年9月28日），早年参与了1905年革命。1912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1919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在哈尔科夫与邓尼金部队作战，1920—1921年任哈尔科夫革命委员会主席兼执行委员会主席。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1—1924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小人民委员会主席。1922年随团参加了热那亚会议。1922—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1924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23年起是左翼反对派领导人。1926年成立“十五人集团”。1927年被开除出党。1928年被流放到克里米亚，流放期间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再次被捕并被判处5年徒刑。1937年再次被捕并遇害。1990年平反。
[15] 参看托洛茨基：《斯大林》，第345—346页。——原注
[16] 《苏联大百科全书》（第11卷，第531页）和《联共党史》，对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人数作了如下统计：
[17] 内斯托尔·伊万诺维奇·马赫诺（Нестор Іванович Махно，1888年10月26日[新历11月7日]——1934年7月25日），乌克兰无政府主义者，十月革命后，在乌克兰组建了代表落后农民的“黑军”，既反对红军，也反对白军。1921年，黑军被红军粉碎后，流亡国外。
[18] 参看阿尔西诺夫：《1918—1921年的马赫诺运动》，柏林1923年版。——原注
彼得·安德烈耶维奇·阿尔西诺夫（Пётр Андреевич Аршинов，1887—1938），1904年起参与革命运动。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年退出布尔什维克，转向无政府共产主义。1911年被捕，在狱中与马赫诺结为挚友。二月革命后获释，组建莫斯科无政府主义联合会并担任主席。1919年加入马赫诺运动。1921年流亡国外，在巴黎发表了回忆录《马赫诺运动史》。1934年回国，继续开展地下无政府主义活动。1938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
[19] 萨普龙诺夫及其集团把他们争取工厂实行集体管理和苏维埃独立于党之外的斗争，同保护乌克兰农民不受莫斯科中央严格措施的束缚结合了起来，因此，在后来的党史说明中，布尔什维克工人萨普龙诺夫便被安上了富农代理人的帽子：
“在第四次全乌克兰会议上，以萨普龙诺夫为首的一群‘民主集中主义’的拥护者，表现了党内屈服于小资产阶级和富农分子直接影响的某些集团的思想，作为它们的政治代理人而出现。他们着重反对贫农的独立组织，反对在乌克兰成立贫农委员会。可是，如果没有这种组织，就不可能没收强大的乌克兰富农阶层的土地，就不可能在乌克兰农村中实现已经于1918年夏秋两季在俄国农村中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
通过反对乌克兰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萨普龙诺夫便实际上变成了乌克兰富农的代理人。”（波波夫：《苏联共产党简史》，纽约国家出版社出版，第2卷，第87页。）——原注
[20] 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波格丹诺夫（Алекс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огданов，1873年8月22日——1928年4月7日），19世纪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小组。1903年起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曾在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编辑部工作。1905年革命失败后在哲学上转向马赫主义，并试图建立唯心主义的经验一元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他的哲学作了彻底批判。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同年成立“前进派”，并先后在卡普里和博洛尼亚建立党校，与列宁对抗。1911年退出“前进派”，淡出政治活动。1913年回国。十月革命后从事过高等教育工作，担任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领导职务和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输血事故在莫斯科逝世。
[21]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工人反对派的政纲》，柏林1921年版。——原注
[22] 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芙娜·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Михайловна Коллонтай，1872年3月31日——1952年3月9日），出身于沙俄将军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分裂后参加了孟什维克派，1914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5年9月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十月革命后任公共福利人民委员，提倡改革社会风俗，鼓吹自由恋爱、改善妇女处境、提高妇女地位。1920年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进入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1923年起先后任苏联驻挪威、墨西哥、瑞典大使，是世界上第一位女大使。她被后世的女权主义运动奉为女权主义先驱之一。
[23] 亚历山大·加夫里洛维奇·施略普尼柯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врилович Шляпников，1885年8月30日——1937年9月2日），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08年流亡西欧，1916年返回俄国，二月革命后任彼得格勒工人士兵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后当选为彼得格勒五金工会和全俄五金工会的主席，十月革命后任劳动人民委员、高加索—里海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西方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后来与柯伦泰一起组织工人反对派。1933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3月26日被捕，被判处流放阿斯特拉罕五年，1936年9月2日再次被捕，1937年9月2日遇害，1963年1月31日平反，1988年12月21日恢复党籍。
[24] 参看奇列加的报导，奇列加在俄国的监狱和隔离所中度过了1929—1934年这段时期，在监狱中，他曾遇到过各种反对派的残存者。（安东·奇列加：《俄国之谜》，伦敦1940年版。）
二十年代末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去的萨普龙诺夫，没有在轰动一时的几件审判案中露面。他至少活到了1940年，那一年，他在巴黎的朋友们还时断时续地收到过他本人的短信。根据来自巴黎的报导，苏德战争爆发后，他在1941年和一群反对派一起被杀。波格丹诺夫于1927年善终。斯米尔诺夫在三十年代清洗时期失踪。奥新斯基在1938年的审判中作为维辛斯基控告布哈林的证人出现。
这些工人反对派中最有才能的人之一，就是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他生于1884年，在1900年当他还是个十六岁的少年时便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参加1905年的革命后，他被判两年徒刑。1908—1914年期间，他住在国外。作为一个五金工人，他的工作是组织工会；1917年，他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一个著名人物。1917年4月，他当选为五金工人工会的主席，并担任过短时间的劳动人民委员。1924年，为了把他排出俄国，他被派往巴黎大使馆工作；他从那里曾数次来柏林同马斯洛夫和我会晤。1926—1929年，他又回到了俄国，担任五金进口局局长。他在1930年清洗工会反对派时消失了踪迹。
工人反对派在国外最知名的成员，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和所有其他人的履历都不相同。她生于1872年，1899年参加社会民主党，曾数次担任该党参加国际妇女大会的代表。她于1915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列宁把她派到美国，在社会主义者当中组织人们支持他的观点。她于1917年3月回到彼得格勒，7月示威事件发生后被捕。此后，她便当选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并担任社会福利人民委员。1920年，她成为共产国际所属国际妇女书记处的副总书记。1922年，为了把她排出俄国，她被派往奥斯陆大使馆工作，次年担任俄国驻挪威外交代表。1926年，在俄国国内声讨工人反对派的高潮中，她被派到了更远的地方——墨西哥。她在去墨西哥途中，曾在柏林同我见过面，当时，她的情绪已经消沉，表示不愿意再继续进行“这场毫无希望的斗争”。从那以后，她就变成了斯大林的忠实追随者；她所得到的酬报是，在很长时期内担任了一系列的外交职务，并在1933年被授与列宁勋章。——原注
安东·奇列加（Ante Ciliga，1898年2月20日——1992年10月21日），早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曾任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6年移居苏联，支持左翼反对派。1929年被开除出南斯拉夫共产党。1930年起在列宁格勒共产主义大学任教。三十年代被捕，被关押在上乌拉尔斯克政治隔离所，1935年获释，前往法国，一度与托洛茨基建立联系，此后又远离了托洛茨基，转向社会民主主义。二战期间加入了乌斯塔沙。战后流亡意大利。1992年在萨格勒布逝世。
[25] 列宁的原话是“共产主义就是全国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见《全俄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68页。——译者注
[26] 同上，第467页。——译者注
[27] 托洛茨基：《论当前经济建设的任务》，1920年4月第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演说，载《俄国通讯》，柏林，1920年7月，第10期，第11—19页。——原注
[28] 列夫·纳坦诺维奇·克里茨曼（Лев Натанович Крицман，1890年10月22日——1938年6月17日），曾参与1905年革命，因受到迫害而移居国外，后毕业于苏黎世大学化学系。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20—1921年担任最高经济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苏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3年任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和《真理报》编辑委员会成员。1928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土地研究所所长。1928年任苏联中央统计局副局长，1928年任俄罗斯土地革命研究委员会副主席，1931—1933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23年以来是共产主义学院主席团成员和农业部门的组织者。1925—1930年任农业经济研究所主任。1927—1931年在农业科学院工作。1920—1924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任教。1921—1930年在红色教授研究所任教，1923—1929年在莫斯科国立大学任教。1926—1929年任《农业前线》（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ый фронт）期刊执行编辑，1926—1936年是期刊《经济问题》（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编委会成员和电信标准化局编委会成员以及《经济百科全书》（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编辑。1928年任俄罗斯土地革命历史资料集主编。1937年被捕，1938年遇害。
[29]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诺维奇·鲁里叶，生于1882年，1901年改名拉林加入社会民主党，1906年参加孟什维克派。战时，他流亡到斯德哥尔摩，在此期间对德国战时经济进行了研究；在发表于俄国国内外报纸和经济杂志上的许多文章中，他把德国的讲究效率和俄国乱七八糟的情况作了对比，认为德国的战时经济是建设一种集体经济的第一次实际努力。
拉林在1917年转到布尔什维克阵营中，并且回到俄国。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组织俄国经济的新思想，对于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把沙俄时代的旧行政区改成按经济划分的行政单位、由苏维埃垄断对外贸易等措施，都尽了一分力量。由于他是一个新入党的人，又由于他脑子里满装着的那些互不一致的主张，都是以教条主义图式为根据的，很少考虑到俄国经济的现实状况，因此，拉林很快便被认为不够严肃。特别是列宁对他尤其没有好评，把他和克里茨曼的经济计划称之为“枯燥到极点的烦琐言论……有时像文人的烦琐议论，有时像官僚式的烦琐议论”（见《论统一的经济计划》，《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27页。）。对列宁来说，“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才是唯一“科学的”计划；他在经济问题上最密切的合作者是老布尔什维克格列布·克尔日札诺夫斯基。在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拉林便丧失了一切影响。此后，他继续写作有关经济问题的论文，1932年死于莫斯科。
这一时期最吸引人的较大著作之一，是克里茨曼的《俄国大革命的英雄时期》，柏林1929年版，这部著作把经济理论提到了它的哲学含义的高度。另外可参看米柳亭的两部著作：《苏俄的国民经济组织》，柏林1921年版，《社会主义与农业》，汉堡1920年版；拉林与克里茨曼合著：《1917—1920年苏俄的经济生活与经济建设》，汉堡1921年版。——原注
格列布·马克西米连诺维奇·克尔日札诺夫斯基（Глеб Максимилианович 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1872年1月12日——1959年3月31日），1891年开始参与革命活动。1899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年当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1904年主张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统一，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以后脱离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是莫斯科苏维埃成员，重新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参与了莫斯科武装起义。1920年任国家电气化委员会主席。1921—1923年、1925—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24—1939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31年是大苏维埃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成员。1927—1930年任劳动和国防委员会标准化委员会主席。1929年当选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29—1939年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1930—1959年任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所长。1931—1932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中央能源局主席。1959年在莫斯科逝世，葬于克里姆林宫宫墙下。
弗拉基米尔·巴甫洛维奇·米柳亭（Владимир Павлович Милютин，1884年11月5日——1937年10月30日），1903年加入孟什维克。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年被征入伍。二月革命后任萨拉托夫苏维埃主席。1917年7月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他是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十月革命的领导工作。1917—1918年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年11月8日—11月19日任农业人民委员。1917年11月支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有关“左翼联合政府”的立场，辞去农业人民委员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候补委员的职务，但11月29日即承认错误，撤回申请。1917年11月—1918年3月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经济部长。1918—1921年任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1920—1922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1928年是苏联工农检查院成员。1924—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27年任共产主义学院副主席。1928—1934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37年在大清洗运动中遇害。1956年平反。
[30] 这里所说的“工人反对派集团”不仅包括施略普尼柯夫和柯伦泰的集团，而且包括以前的民主集中派和工人真理派，以及其他许多部分表示了反对国家党垄断这一总思想趋势的小集团。——原注
[31]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马克西莫夫斯基（Максим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1887年1月11日——1941年11月？日），1905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科洛姆纳组织副书记，负责非法文献库。1905年11月领导了科洛姆纳学生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此后在科洛姆纳，莫斯科，图拉，哈尔科夫进行地下工作。1906—1907年流亡瑞士。1907年回国，多次被捕和流放。二月革命后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委员会委员。1917年12月任图拉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1917—1918年任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年9月19日—12月16日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执行委员会书记。1918年期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和约》。1918—1919年任苏俄契卡主席团成员。1919年9月—1920年5月任俄共（布）中央会计和分配局书记。1919年8月—1920年1月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兼铁路人民委员会主要人民政治总局会计和分配局局长。1920年起是“民主集中派”领导人。1920年10月起任梁赞食品委员会主席。1921年任红军军事学院政委。1921年任副教育人民委员。1924年1—5月任俄共（布）莫斯科卡莫夫尼基（Khamovniki）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年签署了《四十六人声明》，后又接近“新反对派”。1927年与反对派决裂。1937 年7月27日被捕，1941年逝世。1955年平反。
[32]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91页。——原注
[33]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464页。——原注
[34] 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托姆斯基（Томский 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1880年10月31日——1936年8月22日），1904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积极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担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在彼得堡、莫斯科等地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参加过党的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的组织工作。曾多次被捕流放，直至1917年二月革命后才被释放，从流放地回到彼得格勒继续从事工会工作，鼓动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任莫斯科省工会主席、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20年参与创立国际工会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总书记。同年起还先后当选为全俄中央执委会、苏联中央执委会委员；并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等职。1919—1931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还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4月被撤销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的职务。1930年在联共（布）“十六大”上被开除出政治局。1932—1936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6年8月22日自杀身亡。1988年平反并恢复党籍。
[35] 波波夫：《苏共简史》，第2卷，第116页。——原注
[36]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Калинин，1875年11月19日——1946年6月3日），1891年参与革命运动，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来加入布尔什维克。1919年任俄共（布）中央委员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苏联成立后担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最高苏维埃改组之后，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到1946年过世为止都保有这个地位。1925年开始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
[37] 爱玛·戈尔德曼：《我对俄国所抱幻想的进一步破灭》，纽约1924年版，第67—68页。——原注
爱玛·戈尔德曼（Emma Goldman，1869年6月27日——1940年5月14日），美国无政府主义作家。出身于立陶宛一个犹太人家庭。1885年移居美国。1886年起参加无政府主义运动，并与贝克曼成为恋人。1892年参加宅基地罢工。1893年被捕并被判处一年监禁。1901年因卷入时任总统麦金莱遇刺案而短暂被捕。1907—1917年期间在全国宣传无政府主义。一战期间持反战立场。1917年被捕并被判处两年监禁。1919年获释后被驱逐出境。1920年流亡苏俄。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后移居德国。1924年移居英国。1927年移居加拿大。1928年移居法国。1934年返回加拿大。1936年赴西班牙，支持全劳联。1939年共和国政府被答覆前夕返回加拿大。1940年在多伦多逝世。
[38]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柯兹洛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зловский，1864年8月18日——1940年3月7日），1882年入伍。一战期间在波兰前线作战。1916—1917年任第34炮兵军团炮兵督察。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战争部副部长。1919年加入红军，曾在第7方面军和南部方面军工作。1920—1921年任喀琅施塔得要塞司令。1921年喀琅施塔得叛乱爆发后，被视为叛乱领导人，叛乱失败后流亡芬兰，从事教学工作。1940年死于赫尔辛基。
[39]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9页。——译者注
[40] 同上，第239页。——译者注
[41] 同上，第241页。——译者注
[42] 同上，第242—243页。——译者注
[43] 同上，第173页。——译者注
[44] 同上，第175页。——译者注
[45]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年12月16日－1947年8月8日），1892年和1899年先后毕业于基辅步兵士官学校和总参学院。1905年参与日俄战争。1914年晋升为基辅地区驻军司令，后前往加里西亚指挥作战。1916年指挥第八集团军发动了对罗马尼亚的进攻。二月革命后出任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最高统帅参谋长、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司令，辅佐三任总司令。在科尔尼洛夫叛乱后受到牵连，于1917年9月同科尔尼洛夫一同被捕。十月革命后越狱逃往俄国南部，与科尔尼洛夫等在北高加索组织了一支由一部分黑海舰队、“士官生”、顿河哥萨克、高加索各地区、乌克兰军区白军组成的“志愿军”进行反对俄共（布）的军事行动。1918年4月任“志愿军”司令。同年秋，在协约国扶持下担任“南俄武装力量”总司令，在其盘踞地区建立地主资产阶级军事独裁统治。他率领白卫军从顿河出发由南方北上，大举进犯莫斯科，并几乎攻占莫斯科，但10～11月被红军击溃。进攻莫斯科失败和北高加索白卫军被粉碎后，率部退入克里米亚半岛，领导地位也被迫交给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弗兰格尔。1920年开始先后流亡到英国，比利时，法国等地。1940年法国沦陷后流亡美国。苏德战争爆发后，支持苏联。1947年在美国去世。
[46] 《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17—218页。——译者注
[47] 同上，第169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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