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凡尔赛分子的疯狂。屠杀场。军事法庭。瓦尔兰的死。埋葬尸体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我们是些正派人，刑罚要依照通常的法律处理。我们只是执行法律。”

　　梯也尔在1871年5月22日国民议会上的发言。

　　秩序党控制着巴黎。到处都是瓦砾、死人和可怕的炮声。军官们在街道上耀武扬威，挑衅地故意把他们的佩刀弄得哗啦哗啦响。军士们也学他们的傲慢样子。士兵们在所有主要街道上露营，有的由于疲乏和杀人杀得麻木不仁而睡在人行道上，有的就在死尸旁边煮肉汤，并且还哼着他们家乡的小曲。

　　所有的窗口都挂着三色旗，以免住宅被搜查。枪、子弹袋和军服堆满了人烟稠密的市区的街头。在许多房屋大门下面，坐着一些女人，用两只手支着头，眼巴巴地望着前方，等待着永远不会回来的儿子或丈夫。

　　在富人居住的市区里，是一片欢腾景象。两次围城的逃兵，和平街上的游行示威者以及许多移居凡尔赛的人，重新回到了各林荫道。自从星期四以来，这些戴着手套、身穿绫罗的市民就跟在俘虏们后面，向指挥俘虏队的宪兵们欢呼^[1]，看到那血迹斑斑的家具搬运车也不禁要喝采。还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和军人们竞尚放荡。一些未曾越过英雄咖啡馆一步的人，不是大谈占领沙托得奥广场，就是夸口说枪毙了十二个俘虏。一些放荡的、服饰华丽的“贵妇”赏玩死尸，居然用阳伞挑起英勇的死者身上最后的破衣衫布块来取乐。

　　麦克马洪在28日中午宣布说：“巴黎的居民们，巴黎解放了。战争已经在今日结束。秩序、工作和安宁将要恢复了。”

　　“解放了的巴黎”分为四个部分，分别受维努亚、拉德米罗、西赛和杜埃四位将军管辖，重新进入已被公社取消了的戒严状态。巴黎只还有一个政府，这就是屠杀巴黎的军队。上街的人被强拉去拆除街垒，只要稍有不愿意的表示就可能被拘捕，如果口出怨言就谁免一死。而且出了布告：凡是有一件武器的人都必须立即向军事法庭报告，只要从民房中射出一粒子弹，就把那幢房子的全体居民就地正法。所有公共场所一律要在晚上11点钟关门。在11点钟以后，只有穿着制服的军官才可以自由行动，有骑马的巡逻兵经常在街道上巡逻。想要进城很不容易，想要出城简直是不可能。由于种菜的人不能自由出入，生活资料几乎完全断绝了。

　　“在战事结束以后”，军队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执行队。星期日，有五千多名在拉雪兹神父墓地被捕的公社战士，被送进了拉罗盖持监狱。有一个营长站在门口检查俘虏，他连一个人也不问，只是说“右边”或“左边”。走到左边的人是要立即枪毙的。他们掏空这些人的口袋，让他们靠在一道围墙边，然后开枪把他们打死。围墙对面有两三个面前捧着祈祷书的神甫,为就死的人们祷告。

　　从星期日到星期一清晨，只在拉罗盖特监狱一处就照这样处决了一千九百多人。在监狱的下水道中血流成河，这种疯狂的盲目屠杀也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墓地，在军事学校里，在蒙索公园里，在卢森堡公园中。这些地方的兵士已经疲惫极了，为了勉强支持，不得不用他们的枪身紧挨着犯人开枪。牺牲者靠过的凉台围墙上粘满了脑浆；执行队兵士们在血泊中趟来趟去。

　　这是些公开的屠杀场。没被屠杀的俘虏也被他们送到军事法庭，自从星期一以来，巴黎到处都有这样的法庭。在这些军事法庭中，忠顺的国民自卫军军官担任主席或辅助军队的军官，他们个个把佩刀夹在两腿之间，嘴里叼着雪茄烟^[2]。审讯只用四分之一分钟。“你携带过武器吗？你在公社中服过役吗？把你的两只手给我们看看！”如果一个俘虏态度倔强有点象战士，或者脸上表现出不高兴的神气，他们就不问他的姓名或职业，也不考虑他的年龄，就宣告审讯完毕。“那么你呢？”他们向旁边的人发问，照这样一直进行到排尾，连妇孺和老人也不怜惜。如果由于一阵高兴，某一个俘虏被赦免了，他也会被认为是“普通犯”而留给凡尔赛审讯。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释放。

　　他们把“审讯完毕的人”立即交给刽子手，刽子手立即把这些俘虏带到花园或附近的院子中去。例如他们从沙托列押送一批到洛博兵营中去了。门刚刚关上，宪兵就立刻开枪，牺牲者连执行队的面都没有见着。有几个不幸者沿着围墙逃跑。宪兵就在后面追赶他们，好象打野兽似地向他们开枪，直到把他们全打死为止。中央委员会委员莫罗就是在一次这样的大屠杀中死去的。他在星期四晚间在瑞华利街被捕，被送进沙托列监狱，第二天就被枪杀了。

　　这种经过计划、讲究方法的屠杀，分别在军事学校，在杜普勒兵营，在波拿巴中学，在北车站和东车站，在植物园，在许多区政府和兵营，一个赛一个地进行着。具有格子门的大型搬运车把死尸运到一个广场或最近的荒地上倒出来。

　　牺牲者从容就义，并不说什么豪言壮语。很多人都在枪前交又着手臂，命令开枪。女人和孩子跟着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并且对士兵们叫喊：“也把我们枪毙吧！”而那班人居然真把他们打死了。有人看到，有些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的女人冲到街上，给那些军官几下耳光，然后自动地靠在墙边等死。

　　卡芬雅克曾经答应宽大处理，他却进行了谋杀。梯也尔曾经凭法律起誓，他却允许军队自由行动。那些从德国回来的军官可以随便在巴黎发泄他们的愤怒，因为巴黎不肯投降使他们感到侮辱。波拿巴分子可以对共和主义者发泄帝国时代的旧恨。有一位将军（很可能是西赛）下令枪毙赛尔努希，罪名是：他在反对1870年的全民投票的斗争中曾捐献过十万法郎。凡是稍有名望的人都不免一死。例如托尼-木瓦兰博士，他在公社时代并未起什么作用，只是在帝国时代曾卷入几桩政治事件之中，审讯他只用了几分钟就判处了死刑，正象审判官们所说：“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什么该死的罪行，只因为他是社会党的一个领袖，这种人一旦获得合法的权柄，一定会组成一个贤明政府。”急进派对于公社的仇恨固然是完全公开的，可是他们不敢在巴黎露面，因为恐怕也被人杀死。

　　因为军队并没有人约束，也没有严格的命令，所以就盲目地杀人。随便一个行人假如偶而用一个革命者的姓名招呼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就立刻会被一些贪图奖金的士兵所枪杀。他们就是这样误杀了一个叫做比约雷的人，尽管这个人极力抗议也没有用。《高卢人报》发表过关于一个外科军医的消息，据说这个人认识瓦莱斯，并且瓦莱斯被处死刑时他曾在场。目击的证人们都硬说，曾看到勒弗朗塞星期四在邦凯街被处死了。但是真正的比约雷是在八月才判决的，瓦莱斯和勒弗朗塞由于身在异邦而得救。常常有人被枪杀只是因为他们与公社某个委员或职员在面貌上多少有些相象，有时还把好几个人当作一个人枪杀。

　　遗憾的是瓦尔兰未能幸免。在星期日，即5月28日，他在拉斐德街被人认了出来，就被拖到——不是带到——正在蒙马特尔山麓负责指挥的将军那里去。这个凡尔赛分子下令将他枪毙在罗捷街上。他们带着瓦尔兰在蒙马特尔游街整整一小时之久，他双手绑在背后，备受虐待和辱骂。他那有着思想家的额头、从来不曾有过残酷思想的青年脑袋，现在却布满了佩刀砍的伤痕，转眼间只象是一个鲜血淋漓的肉球；眼珠也从眼窝里套拉出来了。到达罗捷街时，他再也走不动了，他们只好架着他。他们为了枪毙他才把他放下。那些卑鄙无耻的人甚至在他死后还用枪托打几下尸体。

　　“烈士丘”中没有更为光荣的人。但愿他也将永远埋在工人阶级的伟大的心坎里。瓦尔兰的一生是个光辉的榜样：他用铁一般的意志来锻炼自己；他利用晚上很少的工余时间来进行学习；他学习并不是象别人那样想要挤进资产阶级的行列，而只是要教育人民和解放人民。他是帝国末期工人组织的中心人物。他孜孜不倦，谨慎谦恭，他沉默寡言，总是只在适当的时机才发言，可是仅用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明极端复杂的问题。他始终保持着革命意识，而这种革命意识就是在优秀工人中也往往难以长久保持的。他是 3月18日最早参加运动的一个人，在整个公社时期始终坚持工作，而在街垒上也坚持到最后。这位烈士是完全属于工人阶级的。假如扉页上除写伟大的巴黎外还有篇幅可写别的什么的话，这部历史将是献给瓦尔兰和德勒克吕兹他们的。

　　凡尔赛的记者们往瓦尔兰的尸体上吐了几口唾沫，并且硬说，有人在他身边搜出了几百张一千法郎的钞票^[3]。军队的辎重车返回巴黎时，他们象猎犬似地跟在后面，一边叨唠着一边在尸体堆中翻来翻去。特别是妓女们，完全为歇斯底里的残暴心情所支配了。3月21日的同盟又缔结了。所有的人在怒吼声中一致反对被打败了的工人。他们不但没有阻止屠杀，反倒进行煽动。他们透露出被认为应该处死的人的姓名和藏身处，而且还不遗余力地捏造，为的是支持资产阶级的可怕的恐怖统治。在每次执行死刑之后，他们总希望更多地执行。

　　我随便引用一些，而且可以整页整页地引用：“必须通缉公社社员。”（《公共福利报》）“盘踞在巴黎两个月之久的任何一个罪犯都不能看做政治家；应当把他们作为强盗，作为人类历史上从古至今最可怕的怪物来对待。”更多的报纸谈到，“把被他们破坏的断头台重新建造起来，不让他们有被枪杀的美名。”（《总汇通报》）“前进吧，高贵的人们，动起手来把这个民主的和国际的害虫扑灭吧。” （《费加罗报》）“捕获的只是一些由于嗜杀成性和在盗窃中杀人的人，还能对他们讲什么宽赦吗？这些可恶的女人，她们曾经用小刀剐将死的军官们的胸脯，如今被捕了，还能对她们讲宽赦吗？”（《祖国报》）^[4]

　　为了给刽子手们打气（如果有必要的话），报纸向他们扔花环。《费加罗报》说，“我们的军官和士兵们表现的是多么值得惊异的态度，只有法国的士兵才能这样迅速而完全地重新站立起来。”《论战报》大声疾呼地说：“多么大的荣誉！我们的军队对于它的崩溃是用一个非常可贵的胜利来报复的。”

　　军队为它的失败就是这样对巴黎进行报复的。巴黎是一个如同普鲁士一样的敌人，当军队必须重新恢复它的尊严时，更可以毫不顾惜。为了做得完全象那么一回事，在战争胜利以后，举行了一个凯旋游行。这是罗马人在内战后都不曾有过的情况。梯也尔真不知耻，在外国人的眼下，在硝烟未散的巴黎面前，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公社战士在抵抗凡尔赛军队的同时，也对普鲁士人进行了抗战，谁还敢谴责他们呢？

　　即使外国人曾经什么时候会这样疯狂过呢？^[5]似乎连死人都刺激了他们。星期日在第十一区区政府附近有五十个俘虏被枪杀。不是出于无意义的好奇，而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严肃要求，我们冒着被人认出的危险，走到横陈在人行道上的尸体跟前去。这里躺着一个女人，她的裙子撩了起来。她的内脏从破膛的肚子里流在外面。一个水兵用刺刀尖把它挑起来取乐。在两步以外的军官却并不加以阻止。为了侮辱尸体，胜利者在那些尸体的胸前贴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杀人犯、窃盗、醉鬼”等字样，他们还把瓶颈塞进一些尸体的嘴里。

　　怎样为这些野蛮行为辩护呢？根据官方的报告，凡尔赛分子被杀的为数很少^[6]，因而不能用报复来原谅凡尔赛分子的狂悬。少数绝望的人为了给几千的弟兄们复仇，从约三百名他们所控制的穷凶极恶的敌人当中枪杀了六十四名，这时伪善的反动派隐藏起自己的面目，假借正义的名义提出抗议。这些人不考虑战斗的结束，特别是战事结束以后有计划地枪杀了两万人（其中有四分之三是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如果人们对他们提出控诉，那么这种正义将要说什么呢？士兵们倒还到处流露出人的感情，可以看到有些士兵在执行完枪杀任务回来时垂头丧气，但是军官们却在任何时候都不停止他们的野蛮举动。甚至在星期日以后他们还虐杀俘虏，而且在执行枪杀时大声喝彩。牺牲者的壮烈丝毫都不能感动他们，他们的愤怒反倒因而达到不可抑制的程度，他们把这种壮烈牺牲叫做莽撞^[7]。他们要为这些可耻的行为对巴黎、对法国、对下一代负责。

　　虐杀的恶臭终于扼住了那些极端狂暴的人自己的咽喉。发生作用的是瘟疫而不是同情。无数的传播瘟疫的苍蝇从腐败的尸体上飞了起来。满街都是死鸟。《自由未来报》在赞扬麦克马洪的布告时借用了弗勒基埃对他说的话：“他隐藏起自己，但是他的声誉泄露了他。”

　　的确，甚至塞纳河也在泄露1871年的屠朗内^[8]的“声誉”^[9]也在个别街道上，尸体遮断了车道，睁眼瞪着来往行人。在圣安东郊区到处都是一堆堆的尸体，有一半被氯气熏成了白色。在综合技术学校附近，那些尸体遮满了一百米长的一片平地，堆起有三米高。帕西并不是主要的执行死刑的地方，可是在特罗卡德罗广场附近就有一千一百具尸体。甚至有的尸体上面盖的土太薄，还露出一些死人脸^[10]。雨水和炎热促进了尸体的腐烂，尸体胀大了，又都显露了出来。麦克马洪的“声誉”露得过于明显了。报纸因而为之震惊。有一家报纸说：“这些在生前曾经给我们带来许多损害的恶人，在他们死后不该还危害我们。”甚至在当时曾经煽动虐杀的人如今也说：“已经够了。”

　　6月2日的《巴黎报》宣称，“我们不要杀死更多的人了，即使是杀人犯、放火犯，我们也不要再多杀。这倒不是要求赦免他们, 而是要求缓期执行。”

　　6月1日的《国民报》写道：“死刑的执行已经够了，流血已经够了，牺牲者也够了。”同一天的《民意报》写道：“人们要求对于被告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人们愿意看见只有真正有罪的人受死。”

　　死刑的执行比较少了，开始清除积尸。各种车辆，包括带阶梯的马车和公共马车，都被用来搬运尸体。自从伦敦和马赛发生大瘟疫以来，人们还没有看见过这样搬运人的躯体。这一次翻掘表明，有一大群人是被活埋的。没有击毙就随着其他的人被扔进万人坑里了，他们曾在地下咬牙切齿，在这里当然出现一种可怕的、与死亡搏斗的奇形怪状。有些尸体是残破不全又被凑在一起的。担任搬运的人必须尽快地把这些尸体抛进密封的车厢中，并且飞快地运到芒帕尔纳公墓去，那里有好多巨大的石灰坑可以容纳这些腐烂东西。

　　巴黎各公墓尽量收容。这些牺牲者除了身上的衣服而外没有别的遮盖，一个挨着一个堆起来，填满了拉雪兹神父、蒙马特尔、芒帕尔纳等公墓的巨大坟穴，人民年年都怀着纪念的心情来凭吊他们。另外一批比这些人更为可怜的，被运送到市外去。在沙冯内、巴纽勒等处，人们利用了在第一次围城期间挖的废堑壕。《自由报》写道，“在这里不必害怕从尸体散发出来的臭味，不洁的血液可以肥田。死去的军事代表午夜时分可以在这里检阅他的忠实部属了，口令应该是：‘放火和杀人。’”女人们在这悲惨的堑壕上方低下头来，打算辨认出这些残骸。警察们潜伏着窥伺她们泄露自己的秘密，以便拘捕这些“造反的女人”。

　　要埋葬这样多的尸体，即使动员一切力量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人们就把这些尸体送到要塞的掩蔽部去焚化。但由于没有足够的通风，烧不透，因而人肉就变成了粥状。在肖蒙高地上是在堆积如山的尸体上浇上煤油，在露天焚烧的。

　　大屠杀一直继续到6月初，就地处决则继续到这个月的中旬。而在布伦林苑里秘密勾当却还进行了好久好久。在血腥的一周中，牺牲者的确实数字无从得知。军法部长承认，被枪杀的大约有一万七千人^[11]。巴黎市议会支付了一万七千具尸体的埋葬费，但是还有很大的数目是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埋葬或是被烧毁的。如果认为单是巴黎一处至少有二万具（凡尔赛方面的除外），决非夸大其辞。

　　在许多战场上死的人还要多，可是他们至少是在战斗的狂暴中倒下去的。我们这个世纪还不曾有过象这祥的在战斗结束以后杀人，在我们的内战史上也找不出类似的情形。巴托罗缪之夜、 1848年6月和12月2日的屠杀至多只相当于5月大屠杀中的一支插曲。甚至罗马的和现时的大刽子手们在马振塔公爵^[12]面前都显得逊色。只有亚洲的胜利者的大量坑杀以及达荷美的“祭典”才能和这个规模巨大的“无产者大屠杀”相比。

　　“通过法律，根据法律”来镇压就是这个样子。在这比保加利亚惨案还要悲惨千倍的事件中，资产阶级高高举起沾满血腥的拳头，煽动全世界来反对在执政两个月和数千同志被残杀以后才使六十四名囚犯流了血的这些人民。

　　一切社会力量以他们的喝采来窒息牺牲者的残喘。为被杀害的人祝福的僧侣们在一次国民议会全体参加的庄严的礼拜仪式上庆祝了胜利。于是开始了耶稣会士的统治。

^[1] 弗朗西斯克·萨尔塞说：“看到这些英勇宪兵们的忠诚可靠的面孔，多么令人欣慰！他们迈着豪迈的步伐，走在那奇形怪状的纵队旁边，为那个队伍构成一个严格而有杀气的框框。”在意大利林荫道上有一些“贵妇”吻押送这些队伍的骑兵的长靴。

^[2] 所有人的名字后来都打听出来了。在一百多人中，我们只提一提下面这些人：在第五区区政府的是国民自卫军的上校加勒；在波拿巴学院的是第六十九营营长苏朗日；在第十三区区政府的是第四营营长阿符里、第十七营营长拉斯科耳；在爱丽舍路的是奥絮德和第三营营长圣·盖尼兹；在笫七区区政府的是笫十七营的少尉布拉芒；在第九区区政府的是夏邦提埃；在卢森堡公园的是第一百一十五营的果塞兰、帕尔费和达尼埃耳。在沙托列的是瓦布尔上校，他是在3月18日从市政厅逃出来的，几个钟头以后就博得了一个可怕的名声。

^[3] 《阿里埃日人报》发表了西克雷少尉（出生于阿里埃日）给第六十七常备团团长的报告的原文。西克雷逮捕了瓦尔兰并且指挥枪毙执行队。在他的报告中有这样的话：“在他身上搜出的物品中有一个写有他的名字的书信夹、一个装有二百八十四法郎十五生丁的钱袋、一把小刀、一个银表和一张特里东的名片。”

^[4] 有些外国的报纸也发出同样的叫喊。5月27日的《海陆军报》写道：“我们坚决地认为，对于这些流氓执行绞刑真是太便宜了，如果在医学上可以利用这些罪犯的尸体进行解剖，我们认为不妨做一下这种实验，

^[5] 星期日清晨，我们在伏尔泰广场上的一家酒店里看到一些非常年轻的水兵。他们的肤色淡黄，行动有些迟饨，眼光熟胧。我们问道：“死亡很多吗？”他们中间的一个人迟迟疑疑地回答：“是的，我们有命令，决不留俘虏；将军要这样”（他们不能对我们说出将军的姓名）；“如果他们不放火，我们也不会这样对待他们，但是因为他们放了火，我们就一定要杀死他们。”（一字未改！）然后他面向他的同伴接着说：“今天早上，那里（他指着市政厅的街垒）来了一个穿工作服的人，我们把他带走了。他说，‘你们反正不会枪杀我。’哼，当然不会。我们把他赶到我们面前来，然后，砰，砰！他挣扎得多么可笑！”

^[6] 在整个作战期间，也就是从4月5日凡尔赛军组成那天起，直到5月28日，军官死亡六十三名，受伤四百三十名，兵士被杀的七百九十四名，负伤的六千零二十四名。

^[7] 缪恩伯爵：《关于3月18日的调查》，第276页：“他们被枪杀时，都带着一种莽撞的表情，这种莽撞并没有什么道德上的感情（意无疑问，这指的是刽子手缪恩的感情）作基础，而是他们下定决心，宁愿牺牲生命也不肯参与高尚的工作。”与此相反，麦克马洪却这样说（28页）：“他们似乎认为，他们是为一种神圣事业、为巴黎的独立而战斗。至于他们的目的，那么也许有些人是怀着良好信念行动的。”

^[8] 屠朗内（Turenne），1611-1675年，法国元帅，十七世纪名将，曾残酷地蹂躏他侵占的帕拉齐那和亚尔萨斯。作者在这里指麦克马洪。——中译者

^[9] “在塞纳河上可以看到很长一道血线，随河水流走，而且出现在第二个桥洞下土伊勒里宫的岸边。这条血线一直没有间断。”5月31日《自由报》。

^[10] 《时代报》写道，“只要看过那些尸体几分钟的人，谁不会想起公园，不，谁不会想起圣雅克塔的屠宰场呢？从这个潮湿的、新近翻掘过的土地上，处处可以看到人头、胳膊、脚和手。在地平面上，可以看到尸体的面部，这些尸体是穿着国民自卫军的制服的，景象十分可怕。从这个花园中有一种令人作呕的腐烂气味散发出来；在个别地方，这种气味会立刻变成恶臭。搬运车正准备运走这些可怕的货物。”

^[11] 这个数字是阿别尔将军在《关于3月18日的调查》中提出的。麦克马洪说：“我曾宣布，只要交出武器，就不枪杀他们。遗憾的是，有些人在很多地方把我发的指示忘记了（原来如此！）。虽然如此，我可以确实保证，被处决的人数是很有限的。”人们对于这个结论的逻辑都感到惊奇。毫无疑问，人们是把所有这些“健忘”登记下来了。战斗结束以后几天，自由主义保守派的报纸《国民报》写道：“据官方估计，在5月间战死的、被枪杀的或因伤致命的公社战士的数目，总有两万名。我们认为这个数字相当可观, 假如这个数字不是从一些军官那里得来，我们是不敢提出的，因为军官们曾向我们证实，这个估计大体上是正确的。”

^[12] 即麦克马洪。——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