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第三十三章 俘虏队伍。温室。萨多利[1]。告密人
“正义、秩序、人道、文明的事业胜利了。”
梯也尔在1871年5月22日国民议会上的发言。 |
死去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不需要当俘虏走上断头台。
既然是成批枪毙人，那么逮捕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狂暴的凡尔赛分子搜捕男人、女人、小孩、巴黎人、外省人、外国人、中立人士，不分性别和年龄、不论党派和身分一律看待。他们逮捕一幢房子的全体住户，一条大街的全部居民。一种嫌疑、一句话、一个可疑的举动就足以遭到士兵的捕捉。从5月21日到30日他们共逮捕了四万人。
这些俘虏必须排成长队，有时随便站着，有时象1848年6月那样用绳索紧紧地绑成一团。谁不肯走就挨剌刀戳，谁要反抗就被当场枪毙，或者被系在马尾上。兵士强迫俘虏在有钱人的教堂前面光着头跪在一群居心不良的侍从、花花公子和妓女当中，这一群人异口同声地嚷道：“弄死他们！弄死他们！有咱们就没他们！马上枪毙他们！”在爱丽舍路上这群人想要冲进队伍，动手杀人。
从24日起把俘虏解往凡尔赛。加利费在拉缪艾特等候着他们。他在城内押送俘虏队伍，命令俘虏在贵族俱乐部的窗下停止，以便接受鼓掌和欢呼。他在巴黎的城门前征收他的“什一税”；他穿过行列，摆着他那付饿狼面孔对一个人说：“你看起来倒聪明，出来吧。”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有一只表，你一定当过公社的职员”，说完让那个人站到旁边去。他在26日从一个队里挑出八十三个男人和三个女人，让他们沿着城防工事排好，在他们战友的眼前枪 毙[2]。接着他说:“我名叫加利费。你们的巴黎报纸曾经辱骂过我。我现在要报复。”5月28日，星期日，他命令：“所有白头发的人一律出列。”一百一十一个俘虏走到前面来了。加利费继续说，“你们是从1848年6月过来的，所以罪恶要比别人重。”枪毙后他吩咐把他们的尸体扔到城壕里。
经过这次“清洗”以后，队伍夹在两行骑兵中间顺着公路向凡尔赛前进。人们简直会认为，这是一座城市被野蛮的游牧民族占领了。流浪街头的青年、白胡子老人、反穿大衣的兵丁、衣着入时的男子、最高贵的和最卑贱的，各种身分的人乱糟糟地混在一起。其中有很多妇女，而且有几个戴着手铐。有的女人怀抱着吃奶的孩子，孩子吓得双手紧紧抱着妈妈的脖子，有的女人胳膊折断，或者胸衣上血迹斑斑，有的紧紧趴在身旁比较强壮的人的胳臂上，有的十分愤慨而顽强地反抗所受的痛苦和辱骂。平民出身的妇女不断把面包送到堑壕里，安慰那些垂死的人，然后绝望而“意气沮丧地，显出不幸的表情”投入“解救的”死神的怀抱。
她们那使外国人[3]不能不惊异的举动，更增加了凡尔赛分子的疯狂。《费加罗报》写道：“谁看到叛乱妇女的队伍经过，都不由得要因同情而激动，但是如果想到，国民自卫军曾经保护并开放首都所有的妓院，而这些妇女绝大多数是这些青楼中人，就可以安心了。”
这些俘虏队伍在公路上太阳烤烫了的尘埃中拖着脚步走了几小时，他们气喘吁吁，遍身灰尘，饥渴，劳累得麻木了，太阳晒焦了他们的皮肤，乘马猎兵还不住吆喝谩骂着驱赶快走。骑兵把跌倒的俘虏一部分枪毙，一部分干脆扔在后边的车上。
大群人——法国社会的“精华”，其中有议员、官吏、僧侣、军官和上流社会女士以及花柳界妇女，都在等候他们进入凡尔赛。就象高潮漫过海岸一样，这次比4月4日的狂暴发作和对先前几队所犯的恶行还要厉害。巴黎路和圣克鲁路有吃人生番把守，他们用呐喊和殴打迎接俘虏队伍，并且用脏东西和破瓶子投掷俘虏[4]。不辱骂这些败兵，流露出同情态度的人就倒霉了，有的立刻被逮捕，押到岗哨去[5]，有的直接被推进俘虏的队伍了。人性退化得可怕，这种退化情形同优雅的衣服对照起来就越发地可恶。几个普鲁士军官从圣丹尼街走过来，为的是再看看他们打过交道的是什么样的统治阶级。
为了好玩，前头几队俘虏被押解在凡尔赛游街。其余的则在火热的武器广场上足足站了几个钟头，离那些大树只两步远，却禁止他们到树荫下去。俘虏后来被分开胡乱安置在四个地方:“大马厩”的地窖、王宫的温室、萨多利的船坞和圣西尔学校的练马场。不论大人小孩，连十岁以下的也在内，塞满了潮湿而令人作呕的地窖，那里只有几个小窟窿可以透进光线和空气，头几天连铺草都领不到。后来才领到一些差不多变成了垃圾的铺草。没有水洗脸，没有机会换换破烂衣服。家人给送干净衬衣来，都被用极野蛮的方式打发走了。官方每天两次给他们拿来一桶黄汤，那是狗食。宪兵一面用高价出售烟草，一面没收烟草，以便再出售。没有一个医生。受伤的人害坏疽，眼疾也发生了。说胡话成了家常便饭。夜间害热病的人和发疯的人的喊叫声不断。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漠不关心地站在旁边。
在这黑暗场所还有一个更黑暗的洞穴——凉台的漂亮大台阶下边的狮子窝，一个又黑又不通气的房间，简直是坟墓的外屋。被认为危险的人，或者只要惹宪兵队长不高兴的人就到那里去。身子最强壮的人在这里也只能支持很少几天。他们出来的时候，麻木不仁地蹒跚着，一见阳光就两眼昏花，马上晕倒了。谁在这种情况下被他的夫人看到那算是走运。俘虏们的妻子拥挤在温室外面栅栏跟前，竭力要从这群能隐约看到的人中辨认出自己人。她们一面扯头发，一面央求向后推她们、殴打和大声辱骂她们的宪兵们。
萨多利的平地的船坞——一个有围墙的大平行四边形地方，是个人间地狱。地是粘土地，下一点点小雨就成泥泞。最先来到的人被安顿在约可容纳一千三百人的建筑物里了。后来的人就只能留在外面，头上连帽子都没戴，因为他们的帽子在巴黎或凡尔赛被打落了。宪兵比一般兵士更可靠，更有锻炼，因此个个克尽职责。
星期四晚8点钟，主要由妇女组成的一队来到船坞上。其中一个是第八军团指挥官的妻子，她告诉我说，“我们有好多人被丢在半路了。我们从早晨到现在什么都没吃。
“天还没有黑。我们看见来了一大批俘虏。妇女被尽先安置在门口附近一处临时营房里。我们跟他们合并在一起。我们听说有个水池。大家已经渴得半死，赶紧跑了去。先喝了水的人突然大叫一声，并且呕吐起来。‘唆呀，这些坏蛋，他们让我们喝自己人的血啊！’原来所有受伤的俘虏昨天都在这里洗过伤口。我们渴得实在难受，因此有几个人勉强用这种血水漱漱口。
“临时营房已经满了，因此我们约有两百人不得不分组躺在地上。来了一个军官，说道：‘下流的东西们，注意我的命令。宪兵，只要有一个人动一动，就开枪打这群娼妇。’
“10点钟，我们听到附近有枪声。大家一下子跳了起来。‘躺下，该死的坏蛋！’宪兵们一面吆喝，一面朝我们端起枪来。他们在离我们两步的地方枪毙了几个俘虏。我们感觉仿佛子弹穿过自己的脑袋似的。开枪的宪兵接了原来的看守的班，于是我们通夜归这几个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看守。他们吼叫着对那些因为害怕和寒冷而辗转反侧的女人说：‘等着吧，也会轮到你的。’天亮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死人。宪兵之间谈论着：‘我希望我们将获得丰收！’”
俘虏们晚间听到南面墙上有铁锹和锤子的响声。枪毙和恫吓已经弄得他们心情纷乱，他们等候死神以任何形式从四面八方来临。他们认为敌人要把他们炸碎。墙上挖了一些窟窿，露出几门速射霰弹炮，一齐开了火[6]。
星期五晚间，营地上突然来了暴风雨，连续好几小时。俘虏们在违令乱动者立即枪毙的威胁下，被迫整夜躺在污泥里，结果冻死约二十人。
萨多利的营地不久变成了凡尔赛“上流社会”的龙尚[7]。奥布里上尉招待贵妇、议员和文人学士们，让大家看他所管的俘虏怎样在污泥里爬动、啃干面包，并且从宪兵故意弄脏的水池里喝水。几个失去神志的俘虏在墙上撞破了头，另外几个一面号哭，一面拔自己的胡须和头发。从这一充满恐怖的活垃圾堆里发出一股恶臭。
《法兰西独立报》写道：“他们在这里生活在污泥中和受到毒虫侵袭，几千人染上了病毒.连一公里方圆的周围地区都传染上了。一些大炮已经对准了这些不幸的人，把他们象野兽一样封锁起来。巴黎居民害怕埋葬在巴黎被杀死的起义者会引起时疫：巴黎《公报》称之为地主贵族的那些人更怕由于活的起义者住在萨多利的营地会引起时疫。”
这就是帮助“正义、秩序、人道和文明的事业”获得胜利的凡尔赛的那些“正人君子”。然而与这些正人君子相比，那些巴黎强盗的心肠却多么好，多么仁慈啊！在公社政权下的巴黎谁虐待过一个俘虏呢？什么地方有个妇女被杀害或遭到污辱呢？象光天化日下在凡尔赛施行的成千次刑讯，在巴黎监狱的哪个黑暗角落里发生过一次呢？
从5月24日一直到6月最初几天，新的俘虏队伍不断地涌进这几个人间地狱。大批逮捕夜以继日地进行。市警跟军人一起借口搜查住宅拿走家具，把贵重物品据为己有[8]。他们不仅逮捕同最后几次冲突有关的人和被邻居告发或者在各区政府和陆军部发现的文件中提到而背上嫌疑的人，而且也逮捕每个知名的有共和思想的人。曾经售货给公社的人，甚至从未出过城的乐师也纷纷被捕了。护士遭到同样的命运。可是公社的一个代表在围城期间检查普列斯野战医院时却曾对医务人员说过：“我不是不知道你们多半是拥护凡尔赛政府的，但是我希望你们会认识自己的错误。我不追究你们用保皇党的手术刀还是用共和派的手术刀给伤员治疗。我看到你们在规规矩矩地完成自己的任务，我就要感谢你们。我将把这种情况报告公社”（《泰晤士报》）。
一些不幸的人逃进了墓穴，凡尔赛分子举着火把追赶他们。警察带着警犬，一见可疑的黑影就开枪。巴黎附近各森林里都追捕到了。警察把守着法国的一切车站和边境路口。护照必须换新的，而且要在凡尔赛签证。船主全都被监视起来了。茹尔·法夫尔在26日借口巷战不能算政治行动，正式向所有外国要求引渡逃亡的人。
在巴黎也大肆叫嚷把人交出来。家家户户因为害怕而紧闭大门。被追捕的人再也没路可逃，朋友很少，再也没有同志，有的只是无情的拒绝和告密。医生们重复了1834年的卑鄙行为，交出伤员[9]。一切怯懦本性暴露无遗，巴黎简直成了下贱行为的泥坑，这种情况人们认为连在帝国统治下都是不可想象的。这时控制大街的那些正人君子把自己的情敌当作公社社员逮捕，并且在他们本区成立“清洗委员会”。过去公社拒绝恶意的告密人，现在秩序警察却欢迎他们。告密事件多到三十九万九千八百二十三[10]这个近乎荒唐无稽的数字，其中最多不过有二十分之一不是匿名的。
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新闻界。新闻界看到资产阶级的怒气稍一平息，就又重新招引恐怖的鬼怪。《公共福利报》写道：“我们知道得很清楚，巴黎最希望再睡大觉。但是我们要再摇醒它。即使惹它不高兴也在所不辞。”6月8日，《费加罗报》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屠杀计划[11]。1848年6月的一切虚构，尤其是那些最疯狂的虚构又应运而生，并加以无限夸张。这些东西可以编一部书，事实上这个工作也有人作；这部书可以说很能说明资产阶级的特性，对于人民富有教育意义[12]。可是，据说是为了法国的荣誉，在这流行的怯懦病当中也有一些高尚的，甚至英勇的行为。例如，一个门房的妻子收留了受伤的韦莫雷耳，她让他冒充自己的儿子，隐藏了几小时。一个凡尔赛兵士的母亲给好几个公社委员会委员找到避难所。很多著名的起义人员被陌生人拯救了。这在最初几小时，对庇护战败者的那些人是有生命危险的，到后来他们也可能被放逐。在这件事情上再次证明巴黎妇女是多么勇敢。
6、7两月中，平均每天要逮捕一百人。在伯利维尔、麦尼尔蒙坦区和第十三区，有几条街道只剩下妇女了。凡尔赛分子在他们那些伪造的册子上承认了三万八千五百六十八个俘虏，其中有一千零五十八个妇女和六百五十一个小孩（包括四十七个十三岁小孩、二十一个十二岁小孩、四个十岁小孩和一个七岁小孩），仿佛他们用什么方法点数过他们盲目地胡乱赶在一起的人群。被捕者的数目很可能达到五万。
当时发生了无数错捕的事。有的“上流社会”妇女因观看公社战士的尸体被搜捕，拖到萨多利去了，她们在那里衣着破烂了，身子被害虫咬坏了，样子非常象她们的报刊虚构出来的“女石油纵火犯”。
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躲藏起来，成千上万的人逃亡外国。7月的补缺选举比2月选举少了十万选民，这一事实可以清楚地说明全部损失[13]。巴黎的工业衰落了，因为死亡、被捕[14]或者成批地出国的恰恰多半是那些对工业制造起主要手工技术作用的工人。 市议会10月间在一份公开的报告中老实承认，各工业部门由于缺乏劳动力不得不拒绝定货。
野蛮的搜查，大量的逮捕，加上由失败引起的绝望，迫使这座山穷水尽的城市发生最后一次反抗。在伯利维尔、蒙马特尔和第十三区，从一些房子里飞出了枪弹。在勒恩街的英雄咖啡馆里，在和平街和马德莱纳广场上，一些士兵和军官不知被什么人杀死，有人在佩皮尼埃的军营附近向一个将军开了枪。凡尔赛的报纸对这种民愤还没有平息的情形表示了幼稚的无耻的惊异，而不理解“可能仅仅有微不足道的原因引起对世上最善良的士兵的憎恨”（《钟报》）。
左派始终遵循着他们在3月19日决定的路线。他们同意向军队致感谢状以后，同时附和地主进行咒骂。路易·勃朗给《费加罗报》写信，为了诽谤战败的人，在他们的法官面前卑躬屈膝，并且宣称“公众的愤怒是正当的”[15]。这些刽子手在1848年6月曾遭到拉梅耐的痛骂，同时比埃尔·列鲁为起义者辩护。1871年的那些大哲学家，地主议会的实证主义的使徒声明反对公社社员。极左派不肯听两万被枪毙的人的垂死呻吟，甚至对于离议会一百步远的温室的哀号也装听不见。
只有外省还有些勇敢的人。蒙彼里埃的《人权报》，土鲁斯的《解放报》，《卢瓦雷国民报》和许多进步的报纸都报道了胜利者的屠杀暴行。大多数报纸受到了迫害和禁止。有几处动荡不安：在帕米埃（阿里埃日省）、瓦隆（伊泽尔省）两地开始起义。在里昂的军队保持战斗准备，省长瓦伦顿命令四门紧闭，以便逮捕从巴黎逃来的人。波尔多也在纷纷捕人。
维克多·雨果在布鲁塞尔对比利时政府答应引渡流亡者的声明提出抗议。路易·勃朗和舍耳歇写信责难他。一帮花花公子打破这位诗人住宅的窗户。倍倍尔在普鲁士邦议会、华雷在英国国会揭发凡尔赛的暴行。加尔西亚·洛佩兹在西班牙国民议会的讲坛上说：“我们钦佩这次伟大的革命，它的意义今天还没有人能够正确地估计。”
外国的工人为他们的巴黎弟兄举行盛大追悼会。伦敦、日内瓦、苏黎世、布鲁塞尔和来比锡都有大规模示威运动声援公社，谴责那些刽子手，并宣布凡是没有提出抗议的政府都是这些罪行的同谋犯。所有社会主义的报纸都赞扬这些失败者的斗争。国际的伟大声音在一篇有说服力的宣言[16]里报告他们的英勇努力，建议全世界工人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1] 萨多利——凡尔赛东南面的一个高原，是军事机关的所在地。——中译者
[2] 这个事实和下列的事实不仅由俘虏自己证实，连一些秩序党的报刊和外国保守派报纸如《旗帜报》记者也说曾亲眼看到。
[3] 《每日新闻〉报道说：“我看到一个穿着国民自卫军军服的年轻姑娘在一队低卷头的俘虏中昂首行走。这个高身材、金色长发垂在肩上的女子愤怒地望着一切人。人们纷纷辱骂她，她连眉头都没有皱一皱，并且以她的冷静态度使那些男人感到惭愧。假如法兰西民族完全由妇女构成，那会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
[4] 5月30日的《世纪报》写道：“人们看到妇女们——不是妓女，而是普通妇女——怎样在俘虏经过时辱骂他们，甚至用阳伞打他们。”
[5] 刚刚给《论战报》写过文章的拉提斯邦说：“一次多么无法估计的胜利啊！”
[6] 这个事实已为包括《世纪报》在内的好几种保守派报纸所证实。比起《费加罗报》来，我们更喜欢引用《世纪报》，人们有理由怀疑《费加罗报》会夸大军队的声誉。“前天（在萨多利）曾有些人企图暴动。兵士首先瞄准还明显的首脑开枪，但这个措施似乎没有充分效果，于是他们架起速射霰弹炮向人群扫射；秩序已经恢复了，但是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啊！ ”（凡尔赛，5月27日。）
“早4点钟左右萨多利的俘虏又发生了一次暴动。几门速射最弹炮齐放了好几次，可想而知死伤的人致一定相当大。”（凡尔赛，5月28日。）
[7] 巴黎人的游览场所，跑马场。
[8] 首先是抄公社的重要委员或职员的住宅。后来好多军官因为窃取没收的物品被判了罪，其中有国民自卫军的中校梯尔斯，他曾在第十三区主持执行死刑。
[9] 一个受伤的公社战士躺在博容医院，病人和全体人员都想救他，只有主任医生兼医学院教授德尔博博士反对。他派人把附近哨所的士兵找来，逮捕这个不幸的人，据说大学生由于感到可耻，几个月后强迫这个教授停止授课。
[10] 根据告密登记表上的数字可以作出这种卑鄙行为的统计，这是当时警察刊物公布过的。
[11] “巴黎的总清洗行动。——惩罚必须与罪行相当……为达到此目的的办法是：公社委员，暴动首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军事法庭和革命法庭的成员，外国的将军和军官，逃兵，蒙马特尔、拉罗盖特和马扎斯等监狱的杀人凶手，男女石油纵火犯和被判过罪的人必须枪决……对那些把火炬和沙斯波式步枪交给愚蠢的狂信者的新闻记者必须依照军法严办……这些措施已有一部分实行了。我们的士兵简化了凡尔赛法院的工作，因为他们当场执行枪毙；但是我们不能不说有很多罪犯逃脱了惩罚。”（《费加罗报》）
[12] 人们已开始出版这部书，题为《地主贵族司法的红皮书》，茹尔·盖得和埃克特·阿马都著，日内瓦，1871年。
[13] 根据《论战报》的估计，起义者的损失连死亡和被俘数达十万人。
[14] 这里可以根据阿别尔将军的自然很不准确的报告，列出各种职业所损失的人员如下；首饰匠五百二十八人，纸板工一百二十四人，制帽工二百二十人，木工三百八十二人，推销员一千零六十五人，鞋匠一千四百九十一人，女缝工二百零六人，镀金工一百七十二人，象牙雕刻工六百三十六人，商业职员一千五百九十八人，乐器工九十八人，白铁匠二百二十七人，铸工二百二十四人，刻板工一百八十二人，钟表匠一百七十九人，石印工八百一十九人，印刷工一百五十九人，教员一百年六人，短工二千九百零一人，泥瓦工二千二百九十三人，家具工一千六百五十九人，织花边工一百九十三人，油漆工八百六十三人，装钉工一百零六人，雕像工二百八十三人，钳工二千六百六十四人，裁缝六百八十一人，皮革工人三百四十七人，石工七百六十六人。
[15] 人们在6月8日的《费加罗报》，即拟出屠杀计划的同一期上读到：“我们接到路易·勃朗先生如下的信：
致菲力普·日耶先生
尊敬的先生！
我在一篇由您署名的文章里读到：光荣的共和派有理由期待我对发生在巴黎和使巴黎成为牺牲品的一些丑恶行为提出抗议。这话使我感到惊讶。
哪个正直的人会认为，他必须向公众保证放火、抢劫和杀戮引起他厌恶而不有失自己的体面呢？我十分自重，由我来发表这样一种声明完全是多余的。
当公众的愤怒这样正当和这样大的时候，尤其不必要……我的先生，您知道在法庭里出席旁听的人应该注意最严格的缄默，因为在法官发言的时候，人人有义务保持缄默。此请
文安
路易·勃朗谨启”
[16] 卡尔·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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