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中央委员会接受职务，改组机关和占据巴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我相信巴黎的暴乱者不会驾驶他们的船。”

　　茹尔·法夫尔〈关于3月18日的调查》。

　　于是没有获得和解。四个代表中只有一个人由于精疲力尽而让了步。20日早晨，当区长崩瓦勒和另外两个使者前来接管市政厅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们异口同声地喊道：“我们并没有签订协定。”但是，崩瓦勒装作仿佛他相信已经达成了正式的协议，接着说：“今天议员们将要求城市自由。只要巴黎的行政权没有更归区长们掌握，你们的谈判便不可能有任何结果。面临能够挽救你们的努力将要落空的危险局面，你们必须实践你们代表的诺言。”

　　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回答说：“我们的代表并没有让我们履行这样的义务的全权。我们也决不要求别人来拯救我们。”

　　另一个发言人说：“议员和区长们的怠工是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如果中央委员会把位置让给他们，并且放下武器的话，那么国民议会就根本什么也不会答应了。”

　　第三个发言人说：“我刚从科尔德利来，二十区委员会正在那里开会。他们请求中央委员会留在自己岗位上，直到进行选举。”

　　其他的人也纷纷要求发言，这时崩瓦勒说，他不是为争吵而来的，而是为了接管市政厅。崩瓦勒说完就走了。

　　这种粗暴的态度证实了存在的怀疑。昨天晚上还赞成议和的那些人，现在也说：“这些人想要出卖我们。”中央委员会已经看清了隐藏在区长们背后的不可调和的反动势力。要求中央委员会交出市政厅，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意味着是直接关系到它的存亡问题。国民自卫军就会把它的委员当作叛徒，立刻予以惩罚。中央委员会就会断绝自己的一切出路。

　　破天荒第一次掌握在人民手里的《公报》和布告都宣布说：“下星期三，即3月22日进行市议会的选举。”公告中写道：“共和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明了博爱两个大字，中央委员会是共和国的儿子，它不计较自己的诽谤者，但是它却要向那些因为不明真相而误听流言的正直的人们说明真相。中央委员会没有过秘密活动，它的委员在所有的文告上都签了名。中央委员会原是人所共知的，因为它是二百一十五个营的选举权的自由体现。它并没有促成混乱，尽管有人向国民自卫军挑衅，但是国民自卫军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行动。政府曾经诽谤巴黎，并且煽动外省。它硬要派给我们一个总司令，它企图解除我们的武装。它向巴黎宣称：‘你有过英勇的行动，我们害怕你，所以要摘掉你的王冠，废除你的首都地位。’为了回答这种攻击，中央委员会作了些什么呢？它建立了联合总部，并且克制住自己，表现了宽宏大度的精神。他们对我们最不满意的一点，是我们不是有名人物。咳，有很多人已经出名，简直是太出名了，这种情况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幸。要出名是很容易的，只需唱上几句高调和稍许表示一些怯懦就可以做到，——最近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的目的实现以后，我们就对尊重我们和重视我们意见因而克制自己急躁情绪的人民群众说：现在，我们交还你们所给予我们的委托，因为开始涉及我们个人利益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结束了，随你们处理吧。你们是我们的首脑，你们已经获得了解放。我们还要象几天以前那样没没无闻地回到你们的行列里，向统治者表示：我们可以昂首走下你们的市政厅的台阶，怀着坚定的信念在末级台阶上接受你们的诚挚而热烈的握手。”^[1]

　　除了这个洋溢着崭新的、有说服力的辞句的公告以外，议员和区长们也发表了几行软弱无力的枯燥辞句，他们答应当天就向国民议会要求选举国民自卫军全体领导人和设立一个市议会。

　　一片愚蠢的混乱气氛笼罩着凡尔赛。害怕巴黎“恐怖统治”而逃跑的官员们，到处散布着恐怖。据报外省发生了五、六次暴动。联盟惊惶失措了。巴黎胜利了，政府逃跑了，这都不是人们预言过的事情。这些被自己装好和点燃的地雷炸翻了的阴谋家们，大谈阴谋叛乱，并且策划逃到布尔日去。皮卡尔虽然向全省发出通电说：在凡尔赛已经集结了四万军队，但是人们看到的不是军队，而仅仅是一群衣衫褴褛、徘徊在大街上的乌合之众。维努亚几乎派不出足够的士兵到夏提荣和色佛尔街的一些岗哨去站岗和用速射霰弹炮来守卫通到宫殿去的路口。

　　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呆在外省默默仇视防御的议长格雷维，第一个辱骂这种犯罪的暴动：“对于这种暴动无论局势怎样缓和也不能有丝毫宽恕。”接着巴黎的议员相继登上讲台。他们没有发表共同的声明，而是提出了许多零碎的提案，这些提案既没有说明性的前言，也缺乏任何内部联系。首先是关于在巴黎立即举行选举的法律草案，其次是关于应该允许国民自卫军选举自己的领导者的法律草案。只有米里哀尔讲到期票支付期限的问题，并且提议把期票支付期限推迟六个月。

　　除了低声的辱骂和叫喊以外，还没有对巴黎提出正式的控诉。在晚间的会议上，一位议员补提了这种控诉。特罗胥站起来，演了一场简直需要一个莎士比亚来描述的大场面戏剧，这个把伟大的城市逐步交给了普鲁士人的卑鄙家伙，他把自己的叛国罪行推卸到革命者的身上，并且归罪于革命者说：他们一心一意要让普鲁士人侵入巴黎。国民议会称赞他的效劳和对敌人的憎恨，给予他“应得的荣誉称号，向他鼓掌喝采。另一个发言人更是火上加油。头一天，国民自卫军的战士从来自奥尔良的一列火车上逮捕了两个穿军服的将军，其中一个是尚济，群众把他当成了奥雷尔，他们没有生命危险而被释放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一个叫图凯的伴随着他们的议员立刻被释放了。他急忙跑到议院里，讲了一个童话般的谎言，并且为他的同伴的命运表现得很激动。这个伪君子说：“但愿人们不杀害他们。”他一面叙述，听众一面疯狂地叫嚷^[2]。

　　第一次会议已经表明了凡尔赛和巴黎之间的斗争情况。保皇党的阴谋家们暂时放弃他们的美梦，逃往极窘迫的地方去了。“躲避革命”是他们的口号。他们聚集在梯也尔的周围，答应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援。这个本该被真正的国民议会逮捕的内阁，正是由于它的罪恶行动而变得万能了。梯也尔和他的部长们刚刚逃脱，又马上趾高气扬了。外省不是象1848年6月那样起义了吗？这些没有受过政治训练，没有行政机关，没有金钱的无产者，能够确保巴黎吗？

　　1831年成了里昂主人的无产者不会运用自己的权力，而1871年巴黎人的困难不知道要大多少！所有的新的政权全都找到了原封不动的准备为胜利者服务的行政机器，而中央委员会在3月20日所找到的仅仅是一个支离破碎的机关。在凡尔赛的暗中指使下，大部分官员都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市税务局和公路局，马路上的照明设备、商店和市场、公共救济机关和电报局。总之，这座拥有一百六十万居民的城市的一切生活设备都必须重新建立。有几个区长已经把他们区公所的官章、表册和钱柜搬走了。兵站留下了六千名病员，医院和诊疗所里没有一文经费。梯也尔竭力使一切都陷于瘫痪状态，连公墓也不例外。

　　可怜的侏儒！他没有想到我们巴黎的无穷无尽的勇气和惊人的力量。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中央委员会，各区委员会派来了区公所需用的人员，许多小市民献出自己的经验。聪明而熟练的人们很快就使主要的机关恢复了工作，并且表明这些素质弥补了经验的不足。那些留在原来岗位上要把钱财交给凡尔赛分子的官员们，很快被查了出来而不得不逃走。

　　中央委员会还克服了一个更大得多的困难。有三十万人没有工作，也没有救济来源，他们盼望着七个月以来赖以生活的那一个半法郎。19日，被任命为财政代表的瓦尔兰和茹尔德来到财政部。当时国库里还存有四百六十万法郎，但是国库的钥匙在凡尔赛。因为正在进行议和，代表们不敢砸开国库的锁。第二天他们去找路特希尔德，要求他拨给银行贷款。路特希尔德对他们说，他准备预支贷款。同一天，中央委员会还派了三个代表到银行提取必要的款项。银行的人对他们说，将要付给瓦尔兰和茹尔德一百万法郎。晚6点钟左右，银行经理卢兰接见了瓦尔兰和茹尔德。“我期待着你们的到来，”卢兰说，“在政府更换以后银行总是要支持新政权的。评论这些事件不是我分内的事情，法国银行是不过问政治的。你们是一个实际存在的政府，银行今天付给你们一百万法郎。但是请你们在收条上注明，将由巴黎归还这笔钱。”代表们领到了一百万法郎的钞票^[3]。财政部的官员全都不见了，但是靠着几个朋友的帮忙，他们很快地把款项交给了各个会计主任。10点钟左右，代表们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将在各区发放薪饷。

　　银行的作法很聪明.因为他们看到中央委员会已经把巴黎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了。虽然区长和议员们委托海军上将赛塞组织反抗，可是他们所能动员起来的人只不过三、四百名。中央委员会当时很相信自己的力量，以致下令拆掉了街垒。大家象潮水似地奔向中央委员会，文森街的卫戍部队及其要塞自动表示拥护。但是，过于完美的胜利本身却隐藏着危险，因为中央委员会不得不分散自己的部队去占领那些被敌人放弃的南部炮台。接受这项任务的留尔耶，在19日和20日命令占领伊弗里、比塞特尔、蒙鲁日、旺夫和伊酉等炮台。最后，他派一部分国民自卫军去占领蒙瓦勒里安炮台——南部和巴黎城的要冲。

　　这个难于攻克的要塞有三十六个小时之久没有守军。18日傍晚，在下令撤退以后，要塞只剩下了二十支枪和文森街的几个猎兵，这几个猎兵是因为哗变被监禁在那里的。当天晚上，这些猎兵砸坏了锁，回到巴黎。

　　当蒙瓦勒里安要塞已被放弃的消息传到凡尔赛以后，议员和区长们请求梯也尔下令重新占领这个阵地。梯也尔顽固地拒绝了，他宣称：这个炮台并没有战略意义。19日，他们一整天还在继续要求梯也尔，但是仍然没有效果。最后，20日清晨1点钟，梯也尔命令维努亚立刻调派一千名军队，在中午占领了要塞。傍晚8点钟，太尔纳路的各营队才开到，要塞司令毫不费力地把军官们挡了回去。可是当留尔耶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他执行任务的情况的时候，他却说他占领了所有的炮台，甚至指出了根据他的指示而据守蒙瓦勒里安要塞的那个营队的番号。

^[1] 我无需为我的长篇叙述说明理由。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提到过法国的无产阶级，因此至少在叙述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应该介绍一下法国无产阶级。

^[2] 《关于3月18日的调查》中证明了两个将军被监禁期间受到特殊照顾，在他们被捕后的第二天，委员会就根据尚济的决不反对巴黎的简单诺言，把他们释放了。

^[3] 当然，急进派在其中发现了波拿巴主义者的阴谋，用文字并在讲台上口头宣称：“波拿巴主义者的法兰西银行经理挽救了叛乱。如果没有星期一那一百万法郎，委员会也许就投降了。”有两件事实回答了这个问题，从19日起，委员会在财政上就掌握了四百六十万法郎；市金库有一百二十万法郎，并且在21日又征收了五十万法郎的税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