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中央委员会召集选民。巴黎的各区区长和塞纳省的议员们反对中央委员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我们破碎了的心在向你们的心呼唤。”

　　巴黎各区区长、副区长和塞纳省的议员告国民自卫军和全体市民书。

　　19日早晨，巴黎才知道自己胜利了。虽然许多情景在这七个月的戏剧里已经交替出现过，然而，景况变化得多么显著啊！红旗飘扬在市政厅的屋顶上。军队、政府和行政机关都随着朝雾杳无踪迹地消失了。中央委员会在全世界面前从巴士底的深处，从黑暗的巴夫鲁阿街登上巴黎的最高峰。帝国也曾于9月4日这样消失，而左派议员也曾这样接受过被放弃的国家政权。

　　中央委员会的光荣和幸运在于：它只有唯一的一种思想，那就是使巴黎恢复自己的力量。假如中央委员会的行动带有宗派色彩，并且制定出一些法令的话，那么运动的经过情形就会象10月31日那样。幸而中央委员会是由一些没有经历和政治野心的新人物、小资产阶级、工人、小商人、店员、会计、机械师、雕刻师、建筑师和其他的一些很少过问体制而首先考虑拯救共和国的人们组成的。在这个令人头晕目眩的高位上，唯一的思想根据，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无愧于巴黎人的思想：保证巴黎的自治。

　　在帝国时期，巴黎的自治曾经是左派的动人听闻的题目，特别是他们用这种方法赢得了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觉得八十年来在市政厅里对巴黎所实行的强制管理是可耻的。预算的不断增加，债务的日益增多，房东的欺诈，这一切使得爱好和平的人民非常激愤。当皮卡尔为法国最大的和最开明的城市要求至少要享有与最小村镇同样的权利，以及当他指责塞纳的帕夏提出假结算的时候，他受到怎样的拥护啊！选举一个市议会是帝国临终时流行的一种思想。巴黎的被围困，已经部分地实现了这一思想，现在这是唯一能够补偿废除巴黎的首都地位的思想。

　　在人民群众当中不仅谈论着市议会，而且还谈论着公社。在巴黎被围困时期，人们曾经要求以公社作为反对敌人的武器，现在又重新要求成立公社，以便从专制政治和贫困中解放出来。一个自己选举的没有真正自由的市议会，紧紧附在国家身上，既不能管理学校，又不能管理司法、医院和警察，也不能保证自己市民的生活，象这样的市议会又有什么用呢？人民群众所追求的是能够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国家形式。人民群众逐渐看出，所有的宪法和政府是怎样压制人民意志的，越来越专制的国家最后连工人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权利都给剥夺了。根据这些经验，人民完全确信：现在的政府和立法，按其整个性质来说是不适于使工人获得解放的。他们的获得解放必须期待于独立的公社，它能够在保持国家统一所必需的范围内独立领导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行政管理工作。应该由全权代表来代替会违背选民意志和欺骗选民的代表。强加在地方上的国家，吸尽了它的精髓，代表着特殊的阶级利益，为极少数人的利益而掌握着军事、司法、财政和警察。和这样的国家相反，独立公社的代表机关专门保证全体国民的利益。

　　因此，关于市行政问题，便能使各个阶级团聚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其中有一些阶级是因为这个问题符合于它们的合法目的，而另一些阶级则想从这个问题中得出一切合乎逻辑的结论。

　　8点半钟左右，中央委员会在特罗胥从前就职的那个大厅里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会议是由爱德华·莫罗主持的，他是一个三十二岁的青年，从前是个小代理商。他说他认为不应该在市政厅里开会但是既然人们都已经在这里了，那么必须尽快地整顿局势，向巴黎说明中央委员会的目的，在最短期间进行选举，并且接管国家机关和保护城市免遭袭击。

　　立即有他的两个同伴反驳他说：“我们首先应该向凡尔赛进军，驱散国民议会，并且号召全法国表明自己的态度。”

　　另一个人（他从前在沃克斯大厅提出提议）说：“不，我们除了保障巴黎的权利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任务。如果外省的想法和我们一致，那么它就应该效法我们的榜样。”

　　有些人想先结束革命，然后进行选举。另外有些人反对这种不明确的要求。中央委员会决定，立即公布进行选举，并且委托莫罗起草一个宣言。当人们在这个宣言上签名的时候，来了一个中央委员会委员，他通知说：“公民们，我们刚刚得知政府的大多数成员还都在巴黎，他们正在第二区和第三区准备进行反抗，军队正逃往凡尔赛。我们必须赶紧采取措施，把各部长们逮捕起来，解散敌对的各营队和阻止敌人逃跑。”

　　事实上，茹尔·法夫尔和皮卡尔刚刚才离开巴黎。部长之流的人物在众目之下公开离去。长长的行军行列—如往常，穿过塞纳河左岸的城门离开了巴黎城。但是，中央委员会却在不慌不忙地继续签署宣言，它连最紧急的预防措施，关闭城门都没有采取，而是埋头于选举的准备工作。当时中央委员会也象所有的其他人一样，不了解要和凡尔赛国民议会进行一场殊死的斗争。

　　中央委员会给它的委员们分配了工作。它任命了接管各部和机关的代表。当有人谈到提高新俸问题的时候，他的同伴们激昂地说：“我们不是为了效法国防政府到这里来的。我们一向是靠自己的薪水生活的，今后它也足够维持我们的生活。”他们声明委员会要永远存在，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点钟。

　　外面，人民群众在欢呼。春天的阳光在向巴黎人微笑。八个月以来，这是第一个使人感到欣慰和充满希望的日子。在市政厅前的街垒上，在蒙马特尔高地上，在所有的林荫道上，都挤满了充满好奇的人群。没有一个人提到内战问题。只有《公报》（Officiel）以它自己的方式报道了情况，它报道说：“政府采取了一切和解的方法。”《公报》在致国民自卫军的一篇绝望的呼吁书中说：“一个叫作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会，已经残酷地杀害了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两位将军。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都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共产主义者，波拿巴主义者，还是普鲁士人的拥护者呢？你们愿意承担他们的杀人行为的罪责吗？”逃亡者的这种哀叫只对市中心的几个连队发生了影响。但是，综合技术学校的一些年轻的资产阶级分子来到第二区区公所，而且直到这时一直是一切革命前卫的高等学校的大学生，也向正在那里开会的区长们表示反对中央委员会，这仍然是一种严重的征候。

　　但是，这个革命是无产者的事业。无产者是什么人呢？他们希望的是什么呢？2点钟左右，人们聚集在由国家印刷厂刚刚印出来的委员会的宣言前面。宣言上写道：“市民们！沉着而不可动摇地相信自己力量的巴黎人民既不畏惧也没有挑战，一直等到那些无耻的疯狂者企图侵犯共和国的时候为止。现在，巴黎和法国能够共同为一个带来一切成果而受热烈欢迎的共和国奠定基础，这个共和国是唯一的将为各时代开辟革命纪元的政府。我们号召巴黎人民进行选举！”宣言对国民自卫军说：“你们把捍卫巴黎和保护你们的权利的任务交给了我们。目前我们的这个任务已经成为过去了。你们立即进行公社的选举吧！在选举期间，我们要以人民的名义保护市政厅！”这个宣言是由二十个人签署的，他们的名字（除了三、四个以外）大抵都是第一次在巴黎正式出现在文告上^[1]。自1792年8月10日以来，巴黎再也没有过由一批无名人物掌握政权的事情。

　　但是，他们的文告受到了尊重。国民自卫军各营队毫无阻碍地行动起来。它们占领了一切重要机关：1点钟左右占领了财政部和内政部，2点钟左右占领海军部和陆军部，以后又占领了电报局和《公报》报社，杜瓦尔接管了警察局。中央委员会是能够采取这些措施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表明了正确的态度。一个政权在诞生时就谈到了它的解散问题，人们为什么还要去反对它呢？

　　中央委员会由成林的枪刺围绕着，枪林越来越密，我们由瑞华利街的半敞开的街垒通过一次。两万人露营在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枪上插着面包。五十门大炮和速射霰弹炮沿着市政厅的正面排列开来，当作鹿砦掩护市政厅。在市政厅的院子里和台阶上也有国民自卫军，他们正在开饭。高大的王位大厅里挤满了军官、国民自卫军和市民。参谋部占据的左边的大厅里，喧哗的声音沉寂下来。面朝塞纳河河岸的拐角上的房间，被用来当作中央委员会的招待厅。在这里，有将近五十个人伏在—张长桌子上写东西。这里很安静，也很有纪律。完全克服了10月31日的无政府状态。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不断出现在由两个卫兵把守的房间门口，传达命令和分配任务。

　　又开会了。一个委员要求委员会对处死克列芒·托马和勒康特提出抗议，它与这件事毫无关系。“你们不要责难人民群众的行动”，另一个委员反驳说，“否则你们就要遭到人民群众指责你们的危险。”第三个人说：“《公报》硬说，是当着我们的面把他们枪毙的，我们必须驳斥这种诽谤。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已经在这次革命中联合起来，必须保持这种联盟。必须让全体市民都行使选举权。”“好啊！”人们对他喊道，“你们为了要让资产阶级保护你们，就要脱离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会离开你们的，你们将会看到，是否能和资产阶级共同进行革命。”^[2]中央委员会决定，在《公报》上发表一个声明，说明真相，以正视听。莫罗宣读了宣言草案，被一致通过。

　　当中央委员会听说营长、区长和议员们在第三区区公所开大会的时候，它正讨论选举的日期和选举的方式。梯也尔在上午授意巴黎的临时行政机关召开这次区长会议，而且区长们现在正试图取得国民自卫军的信任。他们向中央委员会保证，他们一致同意进行选举。

　　“如果他们抱着这种态度”，中央委员会的几个委员对此肯定地说，“那么我们必须跟他们谈判，以便使局势正常化。”另外几个委员回忆起围城时期的情形，却想要派一个营去直接包围区公所，并逮捕参加会议的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反驳这个建议说：“如果我们想要感动法国，那么我们就不能使它有所畏惧。我们应该考虑一下，逮捕议员和区长会造成什么印象；而如果我们能够把他们争取到我们这边来，那又将会发生什么作用。”另一个委员说：“这对我们争取多数选票有很大关系。如果我们把议员和区长都争取到我们这边来，那么全巴黎就会都来参加投票。”一个性情暴躁的人喊道：“你们倒不如说不能胜任自己的职责，无非是要设法逃避责。”

　　最后，阿尔诺德被派到第三区区公所去了。

　　他在那里受到极坏的对待。甚至副区长和议员当中的急进派——如米里哀尔和马隆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也都公开表示反对市政厅的人们，对于所谓使人民群众陷入绝境的情景感到惊愕。有许多人甚至说：“这些没没无闻的人物到底是些什么人呢？”在科尔德利甚至有几个从前参加过二十区委员会的国际会员，也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但是，区长会议仍然决定派全权代表到市政厅去，因为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这个政权总算已经存在了。

　　在这个期间，中央委员会确定了选举日期。它宣布解除戒严状态，撤销军事法庭，大赦一切政治犯和刑事犯。8点钟左右，举行了第三次会议，以便接见代表，也就是接见议员米里哀尔、克列孟梭、托伦、马隆、库尔奈和洛克罗，区长崩瓦勒和莫杜，副区长缪拉特、雅克拉尔和利奥·梅尔洛特。

　　克列孟梭半是政变的共谋者，半是政变的受骗者，他以区长议员的身分发了言。他的讲话很长，而且咬文嚼字的。暴动是根据非法的动机进行的，因为大炮是国家的财产。中央委员会没有受到委托，决不能代表巴黎。有许多营队聚集在议员和区长的周围。委员会就要陷入可笑的境地，它的命令将遭到轻视。此外，巴黎没有权利反对全法国，它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国民议会的微威信。中央委员会只有一条路可以摆脱进退维谷的绝境，那就是把自己的地位让给议员和区长，他们已经决定要巴黎恢复国民议会的全部名誉。”

　　他的讲话多次被喊声所打断。怎么！竟有人敢说暴动？到底是谁发动的内战和开始攻击的呢？国民自卫军除了打退了一次夜袭和夺回了用自己的钱铸造的大炮以外，又作了什么呢？委员会除了遵从人民的意见和占领了已被放弃的市政厅以外，又作了什么呢？

　　中央委员会一个委员指出、中央委员会已经受到了十分明确的正式委托，为此它不能容许政府或国民议会侵犯自由和共和国。但是，国民议会天天使共和国成问题：它委派一个可耻的将军来领导国民自卫军；它废除了巴黎的首都地位；它搅乱了我们城市里的商业；它讥笑我们的痛苦，否定了在围城时期巴黎人的牺牲、勇敢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并且侮辱了我们的最受尊敬的议员加里波第和雨果；反对共和国的阴谋是极明显的；他们开始压制舆论，并且想要解除我们各营队的武装。是的，我们进行了合法的自卫。如果我们向这种新的侮辱低头，那么共和国就要遭殃了。你们不是向我们谈到了国民议会和法国吗？国民议会的当选证书已经过期了，至于法国，我们并不想给它制定法律。我们在法国的法律统治下受痛苦已经够久了，我们不愿意继续忍受地主贵族的全民投票，请看，现在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我们双方谁的当选证书更合法些了。我们只告诉你们，革命是爆发了！但是我们并不是篡夺者。我们要号召巴黎选举自己的代表。你们愿意在准备选举工作中支持我们吗？我们很乐意接受你们的支持。”.

　　但是，当发言者谈到自治公社、公社联盟的时候，米里哀尔说：“请你们注意！如果你们打起这个旗帜，那么我们就要领导全法国反对巴黎，而且我预想到了6月的不幸日子。社会革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进步是要经过缓慢的过程达到的。你们一定会从你们活动的高处摔下来。你们的暴动今天胜利了，明天就可能失败。你们满足于少许成就，就会从而获得最大的好处。我请你们让出议员和区长们开会的地方，你们要是这样做那是很好的。”

　　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发言人反驳道：“既然谈到了社会革命，那么我要声明，我们的职权还管不到那么远（中央委员会委员有的说：对，对！有的说：不对，不对！）。有人谈到了联合，谈到了巴黎作为自由的城市。我们的使命很简单，就是要进行选举。然后人民应该决定自己的行动。至于建议我们把位置让给议员和区长们，这是不可能的。他们不得人心，在国民议会里没有任何威信。不管他们支持不支持，选举照样要进行。如果他们愿意支持我们，那我们就跟他们合作；如果他们不愿意支持我们，我们就自己进行，如果他们想阻挠我们，我们就要剥夺他们的权力。”

　　议员们进行反驳。于是发生了一场激烈而混乱的争论。“好吧”，克列孟梭说，“你们究竟提出什么要求呢？你们把你们的任务仅仅限于要求国民议会成立一个市议会吗？”

　　“不，不”，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委员一致回答。瓦尔兰说：我们不仅想要选举一个市议会，而且还要实现真正的城市自由，撤销警察局，给予国民自卫军以选举自己的领导者和自行改编的权利，宣布共和国为合法的政权，免除积欠的房租，适当规定期票的支付期限，并且把军队撤出巴黎地区。”

　　马隆反驳说：“我同情你们的努力，但是局势是危险的。显然，只要中央委员会还占据着市政厅，国民议会是决不会参加谈判的。如果把巴黎交还给它的合法代表，那么我认为这些代表一定会比你们能干。”

　　争论一直拖到10点半钟。中央委员会坚持自己的权利，要进行选举，而议员们也坚持自己的要求，要接收政权。最后，在关于委员会应派四个委员到第二区区公所去的问题上，大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并且决定派瓦尔兰、莫罗、茹尔德和阿尔诺德前去。

　　他们发现自由派的总参谋部全体人员都集聚到一起了，有议员、区长和副区长；路易·勃朗，舍耳歇，卡诺，弗洛凯，吉拉尔，德马列，瓦特连和杜巴依等，共约六十人。他们中间虽然有一些是诚心拥护人民事业的，但是这些人对于出现在他们面前的不著名的人物都感到非常惊异。第二区区长吉拉尔是个神经质的、傲慢的自由主义者，是曾经把巴黎捆起来交到特罗胥手中的人物之一，他现在担任会议的主席。他后来在他的陈述中对这次急进派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在会上暴露了自己最可耻的弱点的会议做了歪曲和片面的反映。为了向人民群众阐明真相，并且公正地对待人民群众，应该在这里把事件亳无粉饰地说明如下：

　　代表们宣称：“只要市政当局肯进行选举，那么中央委员会再没有比和市政当局取得谅解更热烈地希望的事情了。”

　　舍耳歇、吉拉尔、佩拉、路易·勃朗以及所有急进派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都一致反驳说：“市政当局不会和中央委员会进行谈判。合法的权力机关只有一个——由政府代表团任命的区长的会议。”

　　代表们回答说：“我们不争论这个问题。无论怎么说，中央委员会已经存在。我们是国民自卫军任命的，而且已经占据了市政厅。你们愿不愿意进行选举？”

　　“那么你们的纲领是什么？”

　　瓦尔兰阐述了纲领的内容。他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四个人必须抵抗二十个进攻者。自由主义者所依靠的最大论据是：巴黎不能自作主张，一定要得到国民议会的同意。这使人回忆起围城时期的情景，那时候他们曾追随国防政府。

　　代表们反驳说：“人民有权决定自己的事情。在我们历史上最危险的时期中，人民不止一次地运用了这种不可否认的权利。现在我们又处于这样的形势，因为凡尔赛的国民议会正向君主政体发展。”

　　这时候，掀起了一股责难的浪潮。代表们说，“你们在对抗一种力量，你们当心，它的反抗将会引起内战。”自由主义者喊道，“是你们要内战。”午夜，莫罗和阿尔诺德忿忿地离开了区公所。他们的同伴也想跟着他们走，可是副区长要求他们留下来，并且用尽一切办法进行和解。

　　区长和议员们宣称，“为了使政府尽快批准市议会的选举，我们答应尽最大的努力。”

　　代表们回答说，“很好！但是，我们要保持住我们的阵地，我们必须要有保证。”议员和区长们都非常激动，他们要求无条件地把巴黎交到他们手里。茹尔德想要离开大厅，但是几个副区长把他拦了回来。大家在这一瞬间仿佛想要谅解。中央委员会想把行政职务交还给区长们，他们只应占市政厅的一部分。中央委员会还要继续在那里开会，保留国民自卫军的独立领导和保障城市的安全。只是还没有通过一个共同的宣言来强调这种和解。但是，当商讨宣言措词的时候，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代表们要求这样写法：“议员、区长和副区长们同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一致。”但是，区长和副区长们还想继续搞阴谋。路易·勃朗、吉拉尔和舍耳歇用极卑贱的方式和代表们缠磨了一个多钟点。“你们是反对最自由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的叛乱者，”^[3]路易·勃朗大声对他们说。“我们是合法的议员，决不会同叛乱者和解，我们希望防止内战，但是，我们在法国的眼睛里却不是你们的共谋者。”茹尔德回答这个侏儒说：“如果要让巴黎人民接受这个和解，那么就必须公开承认它。”当他看到这个会议不会得到任何结果的时候，他便离开了。

　　在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这些精华中间，在从前的被流放者和研究我们革命的所谓史学家中间，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说：“让我们结束这场激烈的争论，结束这场关于革命的不停叫嚷吧，我们如果认不清最善良的人所显示的力量，那真是我们的不幸啊！这是在暴风雨的时代里总是在我们中间发扬起来的革命精神。1794年的雅各宾党人没有认清它，因而失败了1848年的山岳党放弃了它，也失败了；帝国的反对派和国防政府忽视了它，便丧失了国家的统一。我们睁开眼睛，敞开胸怀，不要重蹈复辙。不，我们不愿意扩大六月事件和帝国在工人和我们之间挖掘的鸿沟。不，我们不愿意在结束了我们的不幸以后，让法国的后备力量受到损害。在普鲁士人的控制下的局势越紧急，越严重，我们要控制局势的责任也就越大。你们，依靠巴黎的中央委员会，和我们，属于共和主义法国的人们，要共同提出我们的要求，相互协调。你们给予我们力量和鼓舞，我们告诉给你们无情的现实。我们向国民议会提出一种宪法，它不是乌托邦，而同样能够保证国家和城市的权利。如果国民议会拒绝这种宪法，那么我们就是首先实行选举的人，并且争取你们的选票，如果法国看到巴黎站起来了，在精神和力量之间保持着正确的均衡状态，如果巴黎在自己的市政厅里使生气蓬，勃的新人物和全体人民所尊敬的老人物团结起来，成为抵御保皇，分子和教权主义者的唯一武器，那么固有的共同合作精神就会得到恢复，将使凡尔赛方面听取巴黎的声音，那里的人们在它的声音下是会屈服的。”

　　但是，人们能对于那些连从特罗胥手里把巴黎解放出来的勇气都没有的人期待什么呢。在这些宦官的心里没有丝毫的诚意。瓦尔兰单独留下了，他得忍受这一群人的逼迫。经过五个小时的会议以后，他终于精疲力尽，在尽量保留一切条件的情况下让步。但是，当他回到市政厅的时候，他竭尽了全力，完全恢复了他的清醒的头脑，向中央委员会说明：他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出了圈套，并且建议拒绝区长和议员们的要求。

^[1] 即出席早晨会议的委员，委员会后来决定，在它的文告上应该有全体委员的签名。

^[2] 第一个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已经散失，但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位热心的委员根据自己的记忆，复制了主要会议的会议记录。他的复制记录经过他的好些同事审阅过，我们从中引用了这段情况的详细记载。所有反动历史家都引用的《巴黎新闻》的报道，不言而喻，是不完全的和不正确的，而且是以胡说八道和往往是臆测为基础的。例如，他们让阿西主持一切会议，并且让他担任主要职务，因为他们极错误地把他当作是帝国时期地克列索罢工的领导者。实际上，阿西在委员会中没有一点威望。

^[3] 这是路易·勃郎的词句。凡尔赛的侏儒仅仅向巴黎的侏儒借用了这句惯用语，以后他们还继续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