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绪论
“大胆地冒险！这句话包括现代的全部政治。”
普鲁士人怎样侵占巴黎和地主贵族怎样占领法国
1870年8月9日。帝国在六天之内的三次会战中都被打败了。杜埃、弗罗萨尔、麦克马洪已经被分割，遭到袭击和歼灭。亚尔萨斯沦陷了，摩塞尔河暴露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的内阁召集议会开会，奥利维耶由于害怕人民的示威运动而预先说摩塞尔河已经是“普鲁士的”了。可是，从上午十一点钟起，大批激动的人群就挤满了协和广场、滨河街，包围了立法院[1]的所在地。
巴黎在等待着左派议员们的口号，因为自从战败的消息传来以后，只有左派议员们享有道义上的威信。资产阶级和工人都追随着他们。工人群众从工厂里涌到大街上，许多夙著能力的人物站在队伍的最前列。
帝国一切环节都发出破裂的响声，即将崩溃。排列在立法院前边的军队十分激昂，不顾那带金丝肩章的巴拉盖-狄利埃元帅的咆哮，迫切要求向后转。民众向军队喊道：“到边境去！”连军官们也高声表示：“我们的岗位不在这里！”
一些著名的共和主义者和俱乐部成员设法进入了巴倍都大厅（Saal des Pas-Perdus），当面斥责帝国的议员，并且高声谈到宣布成立共和国的问题。吓得面如土色的马木留克[2]们躲到人群后边去了。梯也尔出头喊道：“好吧，就成立你们的共和国吧！”当施奈德尔走向他的议长席位的时候，响起了“恢复帝制！”的口号。
代表们从外边争相拥到左派议员的周围。“你们到底等待什么呢？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到柱廊里或栅栏前面去呀！”这些可敬的老爷们惊慌狼狈地回答说：“你们的人数够多吗？等到明天不更好吗？”实际上，行动起来的只有十万人。一个人刚朝着甘必大说：“我们在波旁广场上就有好几千人。”我自己说：“你们今天要拿握住局势，局势还是可以挽救的，明天就没有希望了。”迷惘的人们不再能考虑什么，他们一句话没有说。
开会了。茹尔·法夫尔向可恶的立法院——这个造成灾祸的共犯，帝国的残余——建议，要掌握政权。马木留克们发起火来，同时茹尔·西蒙蓬头散发跑回巴倍都大厅来。他尖叫道，“他们要枪毙我们，我走进会议厅，而且大声对他们说：‘好吧，就枪毙我们吧！’”人们向他喊道：“收场吧！”他回答说：“对，我们不得不收场了。”说到这里他就跑回议会去了。
议会中的装腔作势这时是收场了。了解议会中左派议员的那些马木留克们现在又表明了态度，抛开了奥列维耶，组成了一个非常内阁。为了让群众离开，施奈德尔匆匆结束了会议。慢慢被军队挤回来的民众重又向桥头涌来，跟在从议院里走出来的人们后边，他们认为随时都会宣布成立共和国。茹尔·西蒙在和刺刀保持相当距离的地方发表了一篇勇敢的演说，他号召民众明天到协和广场上去。然而，第二天警察却把所有的大街都封锁了。
这样，左派就把我们最后的两支军队交给了拿破仑第三。其实，当时只要一击，就可以把这个腐朽的帝国推翻[3]。人民群众为了民族觉醒，本能地尽他们的力量给予支援，但是，左派拒绝这种支援。左派不肯发动起义来拯救祖国，而把自己的一切努力局限于一个可笑的提案上，将拯救法国的使命交给了一批马木留克。甚至1876年的土耳其人也表现得比他们有眼光和毅力。
整个拜占庭帝国似乎又复活了三个星期之久。统治阶级沉默地、麻木地眼看着被捆绑的民族坠入深渊。全欧洲都在大声疾呼，“当心！”只有他们仍然充耳不闻。群众受了那些大吹大擂、被人收买的报纸的欺骗，或许看不到危险，而沉浸于希望之中，但是那些掌握着绝对事实真相的议员们却不声不响。左派把精力消耗在惊慌的喊叫中。12日，甘必大宣称：“我们一定要为共和制而战斗”，说了这话就坐下了。13日，茹尔·法夫尔要求建立一个防务委员会。他这个提案被否决以后，他就不再发一言了。20日，内阁宣布巴赞已把三个军投入约蒙的采石场。可是第二天全欧洲的报纸的报道却恰恰相反：巴赞连吃了三次败仗以后，已被二十万普军赶回麦茨。对此竟没有一个议员站起来要求说谎者说明理由！26日，人们已经知道麦克马洪荒谬地向麦茨进军，把法国最后的军队——一支被打败的九万新兵队伍孤注一掷地带到二十万打了胜仗的普军中间去了。自从国家遭受沉重的致命打击以来，梯也尔又受到人民的爱戴，他在各委员会和议员的回廊中证实说，这次进军意味着完蛋。极端左派分子散布着一切都完了的论调。那些对国家应负责任的人员，眼看着这只船向礁石撞去，却没有一个人伸手去掌舵。
从1813年以后，法国的统治阶级还没有经历过像这样的崩溃。就连“百日”[4]那种无法形容的怯懦，比起这次更严重得多的可耻行为来也要大为减色，因为在这里塔尔求夫改扮成特里马尔西奥的角色[5]。十三个月以后，我在凡尔赛的狂热的鼓掌声中听到了向帝国发出这样的喊声：“法鲁斯[6]，把我们的军团还给我们！”这样说的是谁？鼓掌的又是谁？就是十八年间毫无意义地、拜倒尘埃地把自己的军团交给了“法鲁斯”的大资产阶级。
他们由于害怕社会主义而接受了第二帝国，正像以前他们的父辈为了结束革命而归顺第一帝国一样。波拿巴曾两度为资产阶级效劳，资产阶级用尊他为神来报答他，代价并不算太高。波拿巴建立了铁的中央集权，把一百五十万还充满革命热情的、可能在最有利的时机索回他们那一份国家财富的无产者送进了坟墓。但是，波拿巴把资产阶级留给每一个统治者驾驭。资产阶级在米拉波想一下子使他们得到的议会制政府到来的时候，表现出他们完全没有治理国家的能力。资产阶级1830年的叛乱，由于人民的参加才变成了革命，他们这次叛乱的目的只是为了经济问题。1830年的大资产阶级和1789年的大资产阶级完全一样，也一心想塞满自己的腰包，巩固自己的特权堡垒，要使无产阶级永远存在。只要能够发财致富，他们就不顾什么国家命运。议会制的国王拥有同波拿巴一样可以领导和危害法国的自由。当人民运动的新高涨使大资产阶级不得不又自掌政权的时候，尽管多方迫害和大批屠杀，可是三年以后政权还是从大资产阶级麻木的手里滑掉了，落到随便碰到的人的手里。
从1851年到1869年，大资产阶级重温了雾月事变。他们的特权得到保证以后，他们就听任拿破仑第三蹂躏法国，给罗马教皇以领地，丧失声誉于墨西哥，财政混乱，一切逾越了常轨。他们由于有钱有势而成为万能，并不表示任何抗议。1869年，人民的压力使权力落到他们手里[7]，只要稍微有一些意志力量，他们是可以掌握统治权的。但是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无能的统治者刚一指点，他们就去吻12月2日曾经践踏过他们的靴子，同意进行全民投票[8]，从而第二次承认了帝国。
俾斯麦在准备战争，拿破仑第三也希望战争，大资产阶级则对一切都听其自然。本来，只要大资产阶级略一示意就可以制止战争，但是，梯也尔先生只是皱了一下眉头。他看清我们在这次战争中必遭毁灭，他知道我们在一切事物上多么落后。他本来应该召集左派、中间党派和新闻记者，让他们看清发动进攻是荒谬的，并且依靠舆论的力量，必要时，可以在土伊勒里宫，甚至在巴黎的大街，从讲台上向群众讲清：“不能进行战争，我们必须把战争当作叛国行为来反对。”他只想挽救自己，他不说明实际情况而只简单地利用电报说：“请勿有所行动”[9]。这个本来没有最可靠的保证决不肯拿出一个钱来冒险的大资产阶级，凭着赖勃夫的一句话和格腊蒙的暧昧态度，就断送了法国几十万人的性命和数十亿的金钱[10]。
可是，小资产阶级在做什么呢？这个衰落的阶级挤入了各行各业：商业、工业和行政管理机关，它遍布在人民中间，什么都能做，在我们的出奔日[11]的初期，它那样英勇，那样准备战斗，现在这个阶级不会像在1792年那样起来援助我们吗？唉，它在帝国那令人窒息的腐化下崩溃了。小资产阶级几年以来，糊糊涂涂度日，脱离了无产阶级；而它正是从无产阶级来，并且明天又将被工业大王抛回无产阶级去。它已经丧失了兄弟般的热情，丧失了导致1848年革命的那种改革锐气。它虽然具有勇敢的主动性和革命精神，它却意识不到自己的力量。这些本来能够很好地代表自己的小产业者、家庭工人和半奴隶，却在自由主义的政党中寻找他们的代表。
如果是一位人民之友写法国自由主义史，那么他可以使我们减少许多不安。严格地说，在上层阶级拒绝作任何让步，因而把每个正直人都赶到革命方面的国家里，自由主义是一种愚蠢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自由主义和自由的耶稣会并没有什么区别，它是资产阶级用来孤立工人的工具。从巴伊到茹尔·法夫尔，温和派一直遮掩专制政治的阴谋，埋葬我们的革命，主持对无产者的大屠杀。因此，他们在眼睛雪亮的老巴黎各区也比公开的反动分子更加可恨。帝制的压迫两次使温和派享有威信，而小资产阶级很快忘掉了自己的真正作用，却聚集在这些跟它一样自命失败者的人们周围。因此，在以后的暗无天日的历史时期，那些曾使1848年的运动遭到失败、并为12月2日铺平道路的人，似乎是可嘉的、讨回被剥夺的自由的人。然而，在第一道曙光重照之下，他们就现了原形：劳动阶级的敌人。左派在帝国时期，从来不肯降低自己来维护工人的利益。这些自由主义者从来没有替工人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为工人提出过一个像1830年和1848年的议会随时经历到的抗议。被吸收在他们队伍里的那些年轻的律师，很快就暴露出他们的真正意图，他们拥护自由主义的帝国，有些人公开拥护，例如奥利维耶和达里蒙，有些人慎重地拥护，例如皮卡尔。人们给懦夫和野心家建立了“公开的左派”，给热衷于立宪的人安排了候选者的席位，1870年，已有大批的自由主义者在政府中谋得了位置。但是，对那些不愿听到妥协的人来说，却有“秘密的左派”，像甘必大、克莱米约、阿拉戈、贝尔当这样不调和的人物在其中维护着纯洁的原则。最上层的人们采取中间立场。因此，这两个占卜官集团中包括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一切党派，既有偷听者又有报警人。在全民投票以后，他们变成了保护神，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的无可争辩的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日益表明自己不能领导自己，而且极左派向他们炫示有波拿巴暗中支持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吓退。因此，小资产阶级就把代理全权交给左派，闭起眼睛，慢慢地转向立宪的帝国，这个帝国为它的保护人滥设大臣职位。战败的霹雳略略惊动了小资产阶级，可是只是一时战栗了一下。小资产阶级的议员说：“完蛋了！”，8月10日[12]的母亲驯顺地低下头，让普鲁士人把整个匕首刺进去。
可怜的法国，谁肯救你呢？那就是六年来一直在为你而对帝国进行斗争的穷人和贱民。
在上层建筑为了片刻的安宁而出卖民族，在自由主义者为自己在帝国里营筑巢穴的同时，少数没有武器没有保护的人起来反抗万能的暴君，他们是从资产阶级方面转到人民方面来的青年人，是想要继续革命的1789年的忠实子孙，是为了学习和争取劳动权利而团结起来的工人。帝国想要分裂工人的力量，想要把工人拉过来，结果是枉费心机。工人们看出这种情况，用嘘声来斥责那些“皇帝社会主义”的博士们；工人们没有报纸，也没有讲台，他们从1863年以来就坚持自己是一个阶级，从而引起专事谄媚的自由派的极大愤怒，按照这些谄媚者的说法，从1789年阶级就不再存在了。1867年，工人们集合在大街上，在马宁的墓前举行示威，并且在市警备队的杀人打手的威胁下提出了反对门塔纳[13]的抗议。当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这次行动的时候，左派咬牙切齿，工人由于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有一天向茹尔·法夫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中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是否会支持他们？这位左派领袖竟恬不知耻地回答说：“我的工人先生们，你们一手造成了帝国，要推翻帝国也在你们。”皮卡尔说：“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至少我们不想同社会主义打交道。”
于是，工人们知道了自己处于什么地位，就单独地继续进行斗争。当开始举行公开大会的时候，他们挤满了所有的大厅，并且不顾迫害和逮捕而去骚扰和摧毁帝国，利用每个机会给它以打击。1869年10月26日，他们准备向立法院进军，11月，他们要求罗什弗尔在土伊勒里宫前面发表演说，12月，他们把《马赛曲报》贴在政府的墙壁上，好象侧翼的火炬。1870年1月，他们发动了二十多万人为维克多·努瓦尔送葬，而且只要有正确的领导，真可以推翻拿破仑。左派害怕那淹没了他们的群众，大骂疯人和煽动家。但是，群众却毫不踌躇地前进，揭穿左派的假面具，要求他们进行讨论，同时向帝国发动了连续进攻。工人群众站在反对全民投票的最前列，当发出最初的战斗号角的时候，他们是第一批到场的。腐朽的沙文主义渣滓受波拿巴主义者的煽动，把他们的污浊洪水泛滥全国。自由主义者有的一动不动，有的鼓掌喝采，但是，工人们封锁了道路。7月15日，奥利维耶在讲台上以轻松的心情要求战争，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却在林荫道上游行，并高呼“和平万岁！”的口号，唱着和平的歌曲：
从沙托得奥广场到圣丹尼林荫道，人们向游行者鼓掌喝采，但是在佳音和蒙马特尔林荫道，他们却遭到嘘声的嘲讽，并和好战集团发生肉搏战。第二天，他们又集合在巴士底狱附近并举行游行，伯利维尔的一个很著名的瓷器画家朗维耶举着旗子走在前边。但是，在蒙马特尔区，他们遭到了市警备队的白刃攻击。
他们不能左右资产阶级.于是就象在1869年曾经作过的那样，向德国工人呼吁：“弟兄们，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向往和平、劳动和自由！弟兄们，不要听那些被收买者的话，他们企图使你们误解法国的真正精神！”他们这个豪爽的呼吁，得到了应有的回答。1869年柏林的大学生曾经无礼地回答了法国大学生的和平宣言，而1870年柏林的工人却这样回答了法国弟兄：“我们也希望和平、劳动和自由。我们知道居住在莱茵河两岸的是兄弟，我们准备同他们为建立共和国而牺牲。”希望能把这几句伟大的预言摆在工人刚刚揭开的“金书”的第一页！
这样，在帝国即将完结的时候，除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的少数青年外，别的地方没有表现出生命力和行动力；只有他们显示出一些政治勇气。当1870年7月人们普遍麻木不仁的时候，只有他们有敢作救国尝试的力量。
如果说他们无力带动他们也为之斗争的小资产阶级，那就应该归咎于他们完全缺乏经验。但是，工人们又从哪里去积累经验呢？因为经过八十年之久，第三等级不仅没有给予工人们启蒙，而且甚至不许他们获得启蒙的权利。第三等级利用耶稣会的阴谋，迫使他们盲目徘徊，以便把他们交到梦想家和宗派主义者的手里。在帝国统治下，一些可笑的秘密活动浪费了宝贵的精力，妨碍了许多工人可以获得解放的理论研究。
当公开的大会和报纸重又活跃起来的时候，工人们仍然一切都很缺乏。有许多人为不正派的人所迷误，认为自己的解放取决于突击，听信一切向他们宣传推翻帝国的说教。但是，另有一些人则确信甚至资产阶级中的激进分子也是和社会主义相敌对的，这些激进分子只是出于野心才讨好人民，他们要求工人建立不依靠任何监护的独立团体。这些不同的倾向相互冲突，显然可见，当时行动的政党处于如何混乱的状态。他们的机关报《马赛曲报》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报是各种矛盾学说和意见纷然杂陈的刊物，只是对帝制的憎恨才把这些学说和意见联合起来，但是，它们缺乏任何明确的见解，首先是缺乏任何纪律。为了制止最初的纷乱，稍稍抑制一下由于二十年的压迫和缺乏教育而流行的怪诞空谈，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唯一有明确思想的社会主义者的影响慢慢占了上风，而且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会制定出自己的纲领，吵闹者会退出去，革命会认真开始。为了促进互助储金、反抗和学术研究而建立的那些工人合作社在1870年合并成了一个联合会，在汤普勒的科尔德利广场开会。在具有杰出理解力的装订工人瓦尔兰、杜瓦尔、泰斯、弗兰克尔以及其他忠诚人物的影响下，国际——本世纪最优良的革命思想在法国日益得势。国际也在科尔德利开会，并且推动那些原来迟缓和观望不前的工人合作社前进。1870年的几次公开大会已和以往不同了，人们要求进行有益的讨论。一切还有待去做，而且人们也一定能够做。最初的兴奋过去以后，可以进行有益的讨论了。1870年，那些发言坚实有力的人，如米里哀尔、勒弗朗塞、韦莫雷耳、龙格等，就和那些言之无物的空谈家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但是，这种净化过程或许需要好多年。革命政党在1870年7月还处于一个混乱的发展阶段，同病态的资产阶级人物、小叛徒和浪漫主义的妖魔混在一起。本来，国际早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严肃的队伍，然而，它现在才刚刚开始成为一个组织。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人们稍稍锻炼了自己。有些革命家曾竭力激励他们在克莱米约那里碰到的左派议员们，但是这些议员表现得既迟钝又畏缩，在他们的脑子里，政变远比普鲁士人的胜利占重要地位。当人们促使克莱米约采取行动的时候，他非常他天真地回答说：“我们还是等待象占领斯特拉斯堡那样一次新的灾难吧！”
人们只好等待着，因为没有这样的阴影，人们的确什么都不能做。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就象他们从前相信我们的军队一样相信极端左派，而一切对他们抱有希望的人，都撞破了头。14日，布朗基的伙伴们企图在中央区以外的市区发起运动，他们袭击了拉-维勒特的消防队驻所，打跑了市警备队。他们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就顺着林荫道前进到伯利维尔，高喊着“共和国万岁！打倒普鲁士人！”的口号。但是，没有人加入他们的队伍，群众惊讶而漠不关心地从远处望着他们，因为人们已经被警察弄得疑神疑鬼，所以不再注意自己的真正敌人——帝国。为了使资产阶级安心，左派假装相信普鲁士人的挑唆，同时甘必大要求立刻判决拉-维勒特的被捕者。八里桥部长不得不提醒他说，军事审判本身也有必须遵守的形式。虽然几乎没有一个被告与这个小规模战斗发生过关系，但是，军事法庭却判处了十几个人死刑。有几个勇敢的人想阻止执行这些死刑，就去找米希勒，米希勒写了一封动人的信。帝国已经来不及去执行死刑了。
8月25日，麦克马洪率领他的军队开始进入毛奇为他布下的罗网。29日他在博蒙·拉尔贡遭到袭击和失败以后，已看出自己处于劣势，但仍然下令前进。八里桥在27日曾写信给他说：“如果你遗弃巴赞，巴黎就要爆发革命。”为了制止革命，他使法国丧失防御力量。30日，他率领军队进入色当这座大坟墓。9月1日清晨，他的军队就被二十万敌军包围，敌军拥有七百门大炮，并且占领了所有的高地。第二天，拿破仑第三向普鲁士国王投降。电报传播了这个消息，当天晚上全欧洲就都知道了，但是，议员们却讳莫如深。3日，他们仍然守口如瓶，直到四日午夜，巴黎沸腾了一整天以后，他们才决定开口。茹尔·法夫尔要求废黜皇帝，成立防务委员会，但是他力避攻击议院。白天，几个奋发的人物试图发动街道上的人。晚间，激动的人群摇撼立法院的栅栏，高喊着“共和国万岁！”的口号。甘必大宣布说：“你们错了！我们必须团结一致，我们不能闹革命。”茹尔·法夫尔一出现就被人们包围了，他竭力要使人们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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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黎听从了左派的话，那么法国立刻就会投降，而且要比拿破仑第三的投降更可耻得多。可是，9月4日早晨，民众聚集起来了。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战士也带着武器出现，惊惶失措的宪兵让开了道路。整个立法院逐渐挤满了人。尽管左派拼命地努力，到1点钟群众还是堵塞了所有的回廊。现在时机成熟了！议院从事于组织内阁，企图把政权抓到手里。当时，左派竭力支持议院，对于人们竟敢提出建立共和国非常愤怒。当回廊里喊起口号的时候，甘必大作了极大的努力，恳求人民等待议院讨论的结果。人们预先都知道了这个结果，那就是梯也尔的提案：通过大会任命一个政府委员会来求和，不惜任何代价签订和约，并且为了使耻辱完全无缺，建立议会制的君主政体。幸而一股新的人流冲破各个门户，人们从回廊涌进了会议厅，群众把议员们或是赶走，或是冲散。甘必大被挤到讲台上，并且被迫宣布废除帝制。然而，群众的要求不止于此，他们暴风雨般地高呼：“共和国！”并且拖住左派议员，一同到市政厅去宣布成立共和国。
市政厅已经掌握在人民手里了。在宝座大厅里，有几个一个月以来就竭力鼓动舆论的人。由于首先走上战场，他们有了一些锻炼，能够对政府的组成施加压力。左派遇到他们正在演说，并且在热烈的欢呼声的督促下，茹尔·法夫尔在米里哀尔让给他的座位上坐下来。米里哀尔在让座的时候说：“目前要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赶走普鲁士人。”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茹尔·费里、甘必大、克莱米约、艾曼努·阿拉戈、格累-比祖安、贝尔当、加尔涅-帕热斯和皮卡尔共聚一堂，他们组织了政府，并且向群众宣布了他们的名字。人们向他们提出了革命家的名字，如德勒克吕兹、赖德律-洛兰、布朗基。他们声明，除了巴黎的议员以外，不同意其他人加入政府。群众鼓掌欢呼，在这种获得解放的陶醉中，把权柄交到他们手里了，这些人甚至狡猾到让罗什弗尔也参加了政府。
于是，他们急忙派人去找拿破仑任命的巴黎总督特罗胥。位将军原是自由主义者的偶像，因为他曾对帝国有所不满[14]，他的全部军事声誉，只是依靠几本小册子。在最近几次危机当中，左派和他颇多往来，现在他们掌握了政权，便要求他来担任防卫工作。他要左派向他保证一切，并且要求委员会的主席职位，他们答应了他一切。未来将会告诉我们，左派的人们同这位曾发誓愿为保卫皇朝死在土伊勒里宫台阶上的“忠心耿耿的布列塔尼人”如何迅速地暗中勾结到一起。
十二个人用这样的方法，把法国抓到了手里，他们所依靠的唯一法律根据就是他们受巴黎委任为代表，宣布自己由于人民的同意而是合法的。
晚间，国际和工会联合会[15]派代表来到市政厅。同一天，它们发出了新的告德国工人书。这样尽了友爱义务以后，法国工人的脑子里就只有保卫国家的问题。只要政府进行防卫，他们就拥护政府，甚至那些最不肯轻信的人也会追随着政府。
7日，布朗基和他的同事在他所办的报纸《祖国在危急中报（La patrie en danger）的创刊号上，表示“他们要无条件地给政府以有力的支持”。
整个巴黎把自己交给了市政厅里的先生们，忘记了他们不久以前暴露出的软弱无能，因为他们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随着危险程度的增大而提高了。在这样的时刻接受政权，似乎是只有天才才能胜任的一种冒险举动。八十年来一直渴望着城市自由的巴黎，把自己交给了多泪好哭的埃蒂耶纳·阿拉戈，让他当了市长。他随意任命了二十个区的区长，而这些区长又任用了各自喜爱的人当副区长。阿拉戈宣布，不久就要进行选举，还说要恢复1792年的伟大时代。同时，茹尔·法夫尔象丹东一样自豪地向普鲁士人和全欧洲叫喊：“我们决不放弃法国的一寸领.土和要塞的一块石头。”巴黎兴高采烈地接受了这种吹牛的专政。当特罗胥于14日检阅国民自卫军的时候，他受到排列在各林荫道、协和广场和爱丽舍路上的二十五万人的热烈鼓掌欢迎，这是类似他们的前辈在瓦尔米[16]的早晨所表示的那种信任。
的确，巴黎全无顾忌地、充分信任地把自己交给了左派，这个为了进行革命本应当用暴力加以反对的左派。巴黎的行动意志保持了不过一小时。帝国垮台以后，巴黎放弃了自己的权力。明眼的爱国者竭力要让巴黎保持清醒，结果白费气力。布朗基写道：“正如我们不是不可征服的，巴黎也不是不可攻下的，巴黎被吹牛的报纸所欺骗，不知道危险有多么大。巴黎过分地轻信了。”巴黎毫无目的地跟着它的新主人走，并且死心塌地地闭上了眼睛。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都出现新的危险症候。围城的祸事已经逼近，国防政府不仅没有疏散无用的人口，反而使二十万郊区居民塞满城内。外围工事毫无进展，特罗胥并没有让全巴黎的市民都拿起铁锹来，也没有动员数以十万计的曾经修筑马尔斯教场的人们的子孙，军乐齐鸣、旌旗飘扬地到环城要塞地带去，而是把构筑壁垒的工程交给了普通的包商。当19日敌人已经来到，并且—群丧胆的法国朱阿夫兵和没有斗志的士兵放弃夏提荣高地的时候，我们这个南部炮台的锁钥还没有测量过。第二天，曾在报纸上宣称攻不破的巴黎就被包围了，与法国各地的联系被切断了。
这种没有经历过的情势很快使革命家们陷于忧虑不安。他们虽然答应给与支持，但是并没有答应给与盲目的信任。为了团结行动党的各种力量来捍卫和维持共和国，他们从9月4日以来就在公开的大会上要求在各区建立警备委员会，警备委员会负责监督区长的活动，并各派出四名成员组成二十个区的中央委员会。从这种热烈的选举中产生了一个由工人、公务员和作家组成的委员会，这些人都是最近几年革命运动中的出色人物。这个委员会的开会地点在科尔德利街的一个大厅，是国际和工会联合会专为这个目的准备的。
由于国民自卫军的工作需要全部力量，国际和工会联合会几乎完全停止了自己的活动。但是，它们的成员有些参加了警备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就使人们极错误地把中央委员会认成是属于国际的。14日，中央委员会在一项公告中要求：选举市政机关，把警察局的职权交给这个市政机关；对于所有的官更要贯彻选举制和责任制；要求绝对的出版自由和集会与结社权；把一切必需的生活资料收归国有；实行配给制；武装全体市民，以及派遣委员去发动外省起义。但是，当时巴黎犯了轻信的毛病。资产阶级的报纸刊载的都是普鲁士人的活动，虽然在公告上签名的一些人，如朗维耶、米里哀尔、龙格、瓦莱斯、勒弗朗塞和马隆等都是报纸和公开的大会上有名的人物，但是文告仍被撕碎了。
在茹尔·法夫尔到俾斯麦那里活动以后，20日，中央委员会在阿尔卡查尔大厅召开了一次大会，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到市政厅去，要求继续战斗到底，并迅速进行巴黎公社的选举。茹尔·费里宣誓说：政府决不进行和谈，并且宣布于月底进行市政选举。但是，两天以后，政府又宣布无限期推迟市政选举。
这个政府十七天以来没有采取任何准备，不战而被围；它拒绝了巴黎的忠告，并且比以往更加把防守的领导权据为己有。也许它有什么制胜的锦囊妙计吧？但是，特罗胥说：“抵抗是英勇的蠢举”，皮卡尔说：“为了荣誉我们必须防御，但是任何希望都是空的”，文雅的克莱米约说：“普鲁士人会象刀切黄油那样攻入巴黎”，特罗胥的参谋长说：“我们无法防御，因此我们已经决定不防御了”。这些话不是他们刚刚说过的吗？这些认为不可能防御的人物不老老实实地把事态告诉巴黎，不对它说：“或是立刻投降，或是单独去打你的仗。”却还要求独占领导权。
他们当时抱着什么目的呢？他们希望和谈。从最初几次失败起，他们就不再有别的打算。迫使我们先辈行动起来的那些灾难，弄得左派比帝国议员还要胆怯。8月7日，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和贝尔当向议长施奈德尔声称：“我们无法再支持下去了，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赶快开始谈判。”在以后的整个时期，左派的政策只不过是使议院接管政府和进行谈判，希望事后自己骗取到部长的职位。这些“防御者”刚一就职，就打发梯也尔先生去向全欧洲乞求和平。茹尔·法夫尔跑去会见俾斯麦，探听他的条件[17]，这一行动说明了坐在市政厅里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懦夫。
当全巴黎向他们呼吁：“保护我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赶出去”的时候，他们都欣然同意了，但是他们暗中却在说：“你要谈判”。在世界史上再没有比这更大的卖国罪行了。大多数人对他们的单纯信任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罪责，正象被骗者的愚蠢不能宣布骗人者无罪一样。9月4日的那些人物是不是违背了人们对他们的委托呢？世界史会宣告“是的”。
人民的这种委托虽然没有写在纸上，但是十分明显，十分肯定，因而一知道法夫尔前往费利埃尔[18]的时候，整个巴黎都战栗了。如果国防政府的人们还要有更进一步的行动，那么人们就一定会把他们抓起来。因此，他们必须赢得时间，必须迁就他们所谓的“被围困时期的愚蠢行为”而装出防御的姿态。实际上，他们一时一刻也没有放弃他们的意图。他们目前不得不打一打，因为巴黎人不希望别的，但是这样做不过是要使俾斯麦软化罢了。当特罗胥看到二十五万人向他伸出由于满怀希望的喜悦而发抖的臂膀时，他未免有所感动。他宣布说，他也许能够守住那些壁垒。他的热情给巴黎带来的只此而已。守住壁垒，不开城门，这就是一切。但是，他完全没有考虑训练和组织这二十五万人，用他们来增强拥挤在巴黎城里的二十四万别动队和水兵，以及用一切方法建立一支能把敌人打回莱茵河去的有战斗力的军队！他那些专门同他讨论如何能使普鲁士的将军多少让点步的同僚也没有考虑这些问题。
特罗胥赞成温和手段，因为他的笃信宗教不许他去作不必要的流血。这个大城市，根据一切军事行动的规则既然不可避免地要陷落，那末，他想为它准备一次尽量不流血的陷落。此外，他们还等待着随时可能带来和约的梯也尔回来。这样，特罗胥就让敌人毫无阻挡地在巴黎周围站稳脚根。他为炮台的坑道进行了几次小战。仅仅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战斗，而且是30日在舍维尔进行的，我们在那里取得胜利之后，由于缺乏援军和挽车马，不得不退却并且丢弃了一个炮兵中队。
仍然被那些不断叫喊“打到柏林去！”的报纸所欺骗的舆论，相信法军打了一次胜仗。只有革命家没有被迷惑。都尔和斯特拉斯堡的投降象严峻的警告一样，响在他们的耳边。实际上掌握整个伯利维尔指挥权的第六十三营营长弗路朗斯不能缄默了。他是一个具有孩子气和炽热想象力的古怪人，只受自己兴奋的灵感所支配，10月5日，他率领他的营队来到市政厅前面，要求征兵、出击、进行市政选举和实行粮食配给制。特罗胥已任命弗路朗斯为“城防少校”，现在对他实行拖延，同他商谈。十二个使徒同他争论，终于把他恭维走了。7日，代表们从各方面来到，并且提出巴黎要对自己的防御问题发表意见和选举一个委员会，即巴黎公社的要求，这时政府宣布说，它的尊严不允许它向这种压迫让步。这个无耻的行为激起了8日的运动。第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发了一份很强硬的文告，提出抗议。有七、八百人来到市政厅的窗下，高呼：“公社万岁！”但是，群众还没有完全失去对政府的信赖。特罗胥的许多营队向前开来，政府的成员们检阅了这些营队。茹尔·法夫尔张开他那花言巧语的嘴宣布说：不可能进行选举，因为现在每个人都必须上城墙。这真是无可反驳的理由！
许多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听取这种浮夸的言词。16日，特罗胥写信给他的同谋者埃蒂耶纳[19]说：“我要把我所制定的计划贯彻到底”，这时候那些蠢人就宣告胜利，并为特罗胥重弹8月间为巴赞弹过的老调：“我们由他去干吧，他有他的计划！”宣传鼓动家们招致了亲普的嫌疑，因为特罗胥按照耶稣会士的方式谈到过“有一小撮人怀有为敌人计划服务的罪恶企图。”因此，在整个10月里，巴黎被那些以胜利开始而总是以退却告终的军事行动哄着入睡了。13日，我们占领了巴纽，如果我们稍微多努一把力，或许连夏提荣也可收复，但是特罗胥没有后备队。21日，一支前卫部队在马尔麦松方向突破了包围军的一个薄弱点，于是引起一阵波动到凡尔赛的惊慌。但是，杜克罗将军并没有真正进攻，而仅把六千人投入了战斗，因而被普鲁士军队打回来，并丢了两门大炮。政府把这次失利说成是“幸运”的出击，并利用了甘必大一些电报，甘必大是8日被派到外省去的，从那里报道了一些实际不存在的军队。他们在用沙托登的光辉防御战迷感整个巴黎。
区长们相信这个消息，并和副区长们在市政厅里举行会议。这个六十四个人的会议只要愿意，它是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一防御战的真相的。但是，参加会议的人都是构成左派的那些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典型共和派分子。他们不时去找那些防御者，提出战战兢兢的询问，然后得到含糊其词的回答，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这些回答，却想拿它们去说服巴黎人[20]。他们就这样去帮助欺骗那些轻信的人。
但是，在科尔德利，在俱乐部，在布朗基的报纸上，在德勒克吕兹的《觉醒报》和费里克斯·皮阿的《战斗报》上，都对市政厅里这些老爷们的计划作了分析和研究。这种个别的、没有充分支援的出击结果能怎样呢？为什么国民自卫军始终装备不好，组织不完善，并且不参加任何军事行动呢？铸造大炮的情况怎样了？六个星期来一味空谈而毫无行动，这已使人确认国防政府是无能的，如果不说它是心怀叵测的话。同时在所有人的脑子里产生了一种想法：必须使这些靠不住的人让位给深信国家可救的人！巴黎必须奋起！为了再一次拯敕巴黎和法国，必须使1792年的公社复活！勇敢的人们的这种决心日益增强。《战斗报》以滔滔不绝的夸张言论来宣传公社，它的铿锵词句比布朗基的明晰辩证法更能吸引人。27日报道了一个坏消息：“巴赞要放弃麦茨，并且代表拿破仑第三进行和谈；他的副官已经到达凡尔赛。”政府立刻否认了这个消息：“这个消息是可耻的谎言。巴赞这位光荣的军人，从未停止以辉煌的出击扰乱围城的敌军。”政府要求“舆论制裁”报馆的主编。由于这种号召的嗾使，狐群狗党狂叫起来，烧毁了报馆，假如不是主编逃走了的话，也许会把他碎尸万段。第二天，《战斗报》声明，这一消息是它通过弗路朗斯从罗什弗尔那里得到的。风暴的征兆日益增多。28日，我们通过一次袭击占领了布尔日——巴黎东北的一个村庄。29日，参谋部一方面把这个战果夸张成一次胜利，一方面让我们的兵士一整天既没有给养，也没有援兵地处于普军的炮火。普军于30日以一万五千人的兵力反攻，从我们一千六百名守军的手中又夺去了这个村庄。31日清晨，巴黎遭受了三个打击：布尔日失陷；“光荣的巴赞”率领全军在麦茨投降；进行了停战谈判的梯也尔来到巴黎。
9月4日的这些人物认为达到了目的，自己已经得救了。他们甚至把关于停战和投降的公告——“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21]并列地张贴起来，确信对胜利已经绝望的巴黎会热烈欢迎和平。巴黎象遭到电击似地一跃而起，这一击同时也使马赛、土鲁斯和圣太田行动起来。群众的愤激是这样突然而普遍，人们从11点钟就冒着倾盆大雨涌到市政厅前面，高呼“反对停战！”。群众不顾把守着市政厅大门的别动队的抵抗，冲进了前厅。阿拉戈和他的儿位副市长急忙赶来，保证说政府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公众的福利。第一个波浪退了，第二个波浪又拍击着大门。中午，特罗胥来到阶前，他认为讲上一番话即可脱身。人们喊道：“打倒特罗胥！”茹尔·西蒙代替了特罗胥，他自恃有口才竟敢走到外面广场上来，想要说明停战的“利益”。人人们喊道：“反对停战！”他要求群众派十名代表跟他到市政厅里面，然后就回去了。特罗胥、茹尔·法夫尔、费里和皮卡尔接见了代表们。特罗胥用西塞罗的雄辩术证明布尔日“毫无价值”，并且硬说他刚刚才听说麦茨投降的消息。刚刚走进大厅的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和警备委员会的代表团中有人高喊：“这是扯谎！”另外一些想从特罗胥嘴里多知道一些情况的人让他再发言。于是，待罗胥又讲起来。这时候，前厅响了一枪，打断了讲话；使讲话的人晕头转向。恢复安静以后，茹尔·法夫尔代替这位将军接着讲话。
在宝座大厅里上演这出戏的时候，集合起来的区长们也正在市议会的大厅里并会。为了平息这种骚动，他们建议进行市议会议员的选举，由国民自卫军编成几个营队，并且把这些营队编入正规军。愚蠢的埃蒂耶纳把这些转移目标的建议交给了政府。
2点30分，大批的群众涌现到广场上，高喊着“打倒特罗胥！”“公社万岁！”同时举着许多旗子，上面写着“反对停战！”群众和别动队发生了好几次冲突。进入市政厅的代表们没有带回来任何答复。3点钟左右，群众忍无可忍，冲开几道门，压制住了别动队，把以旁观者的姿态出现在广场上的费里克斯·皮阿推进了区长开会的会议厅。皮阿一面叫喊，一面抵抗，并且宣称这是完全违法的行动。区长们都竭力支持他，并且宣布说，他们已经提出进行市议会议员的选举，并且要签署相应的指令，群众继续前进，一直闯进宝座大厅，止住了那回到政府大厅同僚们那里的茹尔·法夫尔的发言。
在群众冲击大门的时候，“防御者”通过了区长的提案，但是，只是在原则上通过了，并没有确定选举日期。
又是一个新的阴谋诡计！4点钟左右，大厅遭到突击。罗什弗尔应允进行市政选举，但是毫无效果，人们向他呼喊：“要公社！”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登上桌子，宣布取消政府。一个委员会受委托在四十八小时之内进行选举。多里安（唯一的认真从事防御工作的部长）、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维克多·雨果、拉斯拜尔、德勒克吕兹、布朗基、费里克斯·皮阿、米里哀尔的名字在人们的掌声中被通过了。
假如这个临时委员会立刻接收了政权，肃清市政厅，把市政厅警备起来，并且发表一个文告，那么也许这一天会顺利地结束。但是，多里安拒绝了，而路易·勃朗、维克多·雨果、赖德律-洛兰和费里克斯·皮阿或是抱缄默态度或是走开了。弗路朗斯率领着他的射手队从伯利维尔及时赶到了。他登上周围站着政府成员的一张桌子，提议不成立公社，而成立一个公安委员会。有些人赞同他的意见，另一些人则提出反对，并且声明说，这不是以一种专政来代替另一种专政的问题。弗路朗斯胜利了，并宣读了他要求成立的公安委员会的成员名单，名单中首先是他本人，其次是：布朗基、德勒克吕兹、米里哀尔、朗维耶、费里克斯·皮阿和莫杜。渐渐产生了一些无休止的争论，简直混乱得可怕。9月4日的人物觉得自己得救了，微笑地望着那些让胜利从手中滑脱了的“胜利者”。
从这时候起，人们就陷入了一种难于摆脱的混乱状态。每一个大厅里都有它的政府和演说家。8点钟左右，骚乱竟发展到这种程度，反动的国民自卫军分子居然能在弗路朗斯的面前把特罗胥和费里带走。另外一些反动的国民自卫军抓住布朗基，并把他拖走，直到后来自由射手[22]解救了他。埃蒂耶纳·阿拉戈和他的副市长在多里安和舍耳歇的主持下在市长办公室拟就了明天进行选举的公告。10点钟左右，巴黎到处贴出了他们的公告。
巴黎已经旁观了一整天。茹尔·费里说：“10月31日早晨巴黎的居民，从最高阶层到最低阶层全都对我们怀有敌意。每个人都认为应该把我们免职。”[23]不仅特罗胥的几个营队没有行动，而且由塔米济埃将军带来支援政府的那些营队中的一个精锐营队也在到达广场上的时候举起了枪杆。但是，当晚上人们听到政府人员被扣押，特别是听说他们的继任者的名字时，一切都变了。这一课似乎太严重了。那些仍然赞成赖德律-洛兰和维克多·雨果的人不能满意弗路朗斯和布朗基[24]，如果说白天的紧急集合号白吹了，晚上的进军号却起了作用。早晨反抗的那些营队，开到了旺多姆广场上，当然其中大多数人都认为选举大概被批准了。集聚在交易所区的军官们只是由于相信多里安和舍耳歇的公告，才同意等候合法的投票表决，特罗胥和从市政厅里逃出来的人又找到了他们的忠实信徒，但是市政厅却已空无一人。
公社的大多数营队又回到了它们的驻地，以为已经取得胜利了。有将近一千名没有武器的兵士仍然留在市政厅里，缺乏训练的弗路朗斯的射手队成为唯一的军队。弗路朗斯本人没头没脑地在这种混乱中踱来踱去，布朗基则签字又签字！德勒克吕兹还竭力想使这个伟大的运动免于失败。他要求多里安给他严肃的保证：明天必定举行公社的选举，后夭必定举行临时政府的选举。他把这些诺言作了记录，而且写在一份备忘录里，在这份备忘录中起义力量声明愿意等待选举，并且要求由米里哀尔、弗路朗斯和布朗基签署。米里哀尔和多里安把这个文件通知了国防政府的成员。米里哀尔建议他们在决不受迫害的明确条件下一起离开市政厅，同时让多里安和舍耳歇着手办理选举。国防政府的成员们同意了[25]，米里哀尔对他们说：“我的先生们，你们自由了！''但是，国民自卫军要求他们有书面的保证。被拘者觉得人们不相信他们的话，表示愤怒，米里哀尔和弗路朗斯自己也无法使国民自卫军明白签名是骗人的。在这种危险的混乱中，秩序党的营队不断增多，茹尔·费里把住了通往洛博广场的大门。德勒克吕兹和多里安把他们认为已经达成的协议通知了他，并且让他等候着。清晨3点钟，人们仍然处于同样的混乱中。广场上特罗胥的那些大鼓敲响了，布列塔尼别动队的一个营从拿破仑兵营的底层冲进市政厅，对许多射手进行袭击，并且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茹尔·费里占据了政府大厅。缺乏训练的射手队没作任何抵抗，于是茹尔·法夫尔和他的同僚被释放了。这时候，布列塔尼人采取了威胁的态度，因此塔米济埃将军提起前一天晚上所达成的协议，并且作为双方忘记这一协议时的保证人，随同布朗基和弗路朗斯一道离开了市政厅。特罗胥耀武扬威地走过大街和河边。
本来可以改组防御工作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由于爱国者之间完全缺乏联系和纪律，使他们的9月圣洁权力又被政府夺了回去。政府在当天夜里就利用了这一权力，让人撕掉了多里安和舍耳歇的公告；它虽然同意了5日进行市政选举，但是可以通过全民投票来补救[26]，并且以独裁的方式提出：“谁愿意拥护政府，谁就投赞成票！”二十区中央委员会白白地发表了一份宣言，《觉醒报》、《祖国在危急中报》、《战斗报》白白地列举了上百条理由说明人们为什么必须投反对票。在导致战争的全民投票以后六个月，又进行了一次导致投降的新的全民投票。但愿巴黎不要忘记这一点，并且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巴黎由于畏惧两三个人物，又把信任给予了这个既无耻而又愚蠢的政府，以三十二万二千张票承了这个政府。军队和别动队投了二十三万七千张“赞成”票。只有五万四千名公民和九千名军人投了反对票。
这六万多个头脑清醒的人，象他们这样既坚决而又有毅力的人为什么不能领导舆论呢？他们缺少干部，缺少恒心，缺少组织者。处于围城中的激昂情绪未能使几周以前还处于完全混乱状态的革命政党成为有纪律的组织，1848年的前辈们并不是完全能够胜任组织工作的人物。象德勒克吕兹这样的雅各宾派和布朗基，不在人民群众当中作适当的宣传鼓动，而只是在心腹朋友范围内进行工作。摇摆在正确思想和文学狂之间的费里克斯·皮阿，只有在必须自救的时候，才有适当的行动[27]。其他如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和舍耳歇等人，在帝国时期共和主义者曾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可是，他们从流放回来以后堕落了，变得心胸狭窄，被自私自利和骄傲自满的思想所腐蚀，没有勇气和爱国心，对社会主义者满心轻视。雅各宾主义的那些自命为急进主义者的短小的大肚汉：弗洛凯、克列孟梭、布里桑和其他民主派阴谋家，都小心翼翼地远避工人。山岳党建立了一个关门主义的团体，它不加入那只是缺少方法和政治经验而没有成为一股力量的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因此，1870至1871年的格拉维里人的这个支部只能是鼓动的源泉，而不能成为领导的核心，尽管这些格拉维里人勇敢而又有辩才，却和他们的前辈一样，一切都是用宣言来解决。
这里至少有生活，有一种冒着烟气但是永远不熄的火光。对小资产阶级分子又能期待什么呢？他们的雅各宾主义者和科尔德利人[28]在哪里呢？我虽然在科尔德利看到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无产阶级在写文章，在发言，但是他们队伍的主力在哪里呢？
一切都沉默着。除了城郊以外，巴黎简直象一间病房，没有人敢在这里说一句话。这种精神上的听天由命是围城中的真实心理现象，当这种心理现象与值得钦佩的抵抗准备结合起来的时候就越发惹人注意。有些人已经准备跟他们的老婆孩子同归于尽，他们宣称：“我们宁愿烧掉自己的房子，也不愿把它交给敌人！”他们见有人敢于和市政厅的人物争夺权力而感到愤慨。既然他们害怕鲁莽人，害怕性如烈火的人，害怕连累人的合作，那么他们为什么不亲自领导运动呢？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而只限于叫喊：“大敌当前，不要暴动！不要过度紧张！”仿佛投降还优于暴动；仿佛8月10日和5月31日[29]的事件不是大敌当前时的暴动；仿佛在完全听天由命与精神错乱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物！1792年和1793年的各党派人士，你们以理想充实了国民公会和公社，你们把救国的任务交给了它们，你们领导俱乐部，那些友爱的团体，你们在巴黎为这些团体保持了上百个光辉的中心，你们来说说，这些唯唯诺诺的懦夫，他们在人民面前发抖，并且象虔诚的教徒领取圣饼一样匍伏在那些防御人员面前，你们是否认为他们是你们的子孙。
5日和7日，他们举行了他们的投票，阿拉戈的人占了二十个区长职位中的十二个。新区长当中有四个是公开的反动分子，他们是杜巴依、瓦特连、吉拉尔和德马列。副区长大都是自由主义者一流人。在始终坚守岗位的工人居住区，第十九区选出了德勒克吕兹，第二十区选出了朗维耶、米里哀尔、勒弗朗塞和弗路朗斯。后几个人无法接受区长职务。政府违反了多里安和塔米济埃的协定，对他们和其他大约二十个革命者发出了逮捕令[30]。因此，在区长和副区长会议的七十五名成员中，革命者还不到十名。
市政会议中的这些可怜的人物把自己看作是防务的粮秣官，他们决不敢草率处理问题，而且非常关心于顺从地赡养和照料特罗胥这个病人。他们同意任命既无耻又无能的茹尔·费里当市长，还任命了六月事变中屠杀无产者的刽子手克列芒·托马为国民自卫军总司令。在七十天当中，他们觉得巴黎的脉搏在他们的手指下一小时比一小时微弱，他们既没有魄力也没有勇气质问政府：“你们到底要把我们导向何处？”
11月初还毫无损失。在全民投票以后，陆军、别动队和海军共有兵士二十四万六千名和军官七千五百名。在巴黎可以轻而易举地为前线和城内防御各征集有战斗力的国民自卫军战士十二万五千名[31]。改善武器装备所必需的大炮一定能在几个星期之内铸好，因为为了用巴黎素来引以自豪的大炮来装备各营队，每个人都在节省嘴里的面包。特罗胥问道，“到哪里去征募九千名炮兵呢？”但是，正如公社所指出的那样，巴黎的每一个机械匠都有当炮兵的才能。甚至到处都有用不了的人才。大批工程师、工长、工厂主和工头集聚在巴黎，他们可以被培养成各种各样的干部。打胜仗所必要的全部材料都摆在大街上，需要的只是把人才收集起来的人手。
正规军中的龙钟老兵认为那是十足的野蛮办法。对于巴黎说来，以前的奥谢、马梭、克雷贝固然是既不太年轻，也不太忠实和纯洁，而现在却有帝国和奥尔良派的渣滓，即十二月事件的“英雄们”维努亚、杜克罗、苏赞、勒夫洛当将军，有象沙博-拉托这样的老古董指挥一个工兵团。这些老爷们在亲友间拿这种“防务”大开玩笑，只是觉得这出滑稽戏拖得久了一些[32]。10月31日，他们十分疯狂地反对国民自卫军，甚至直到最后时刻，他们仍然拒绝使用国民自卫军。
特罗胥没有团结巴黎的一切力量，没有把同样的干部、同样的服装、同样的符号和国民自卫军这个美好的名称给予所有的力量，而是让陆军、别动队和民军这三种军队继续并存。这是他的防御见解的必然结果。陆军在参谋部的帼动下，开始憎恨那把一些所谓无益的劳苦加在他们身上的巴黎。来自外省的别动队员受他们军官和地主贵族的“精华”的煽惑，同样满怀愤懑。人人都看到，国民自卫军到处遭到轻视，因此他们也表现出自卑，把自己的成员叫做“肉搏战士！”或“三十苏”[33]，因为巴黎人自从被围困以来只能领到一个半法郎的津贴。人们每天都担心发生冲突。
10月31日，情况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政府中止了它原来无法继续进行的谈判，毫无阻碍地决定由国民自卫军编成进军连队。进行铸造大炮，但是它并不相信防御，仍在暗中谋求议和。政府首先担心的是起义。它不再专想使巴黎摆脱“被围困的蠢事”，而首先要避开革命者。大资产阶级在煽动这种“高尚的热情”。大资产阶级在9月4日之前就曾宣称“它决不战斗”，如果工人阶级拿起武器，并且有任何取得优势可能的话。9月4日晚，茹尔·法夫尔和茹尔·西蒙走到立法院，为的是向它保证并向它说明，新房客不会损坏房子的。但是，事变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武装了工人。反动分子一定要至少削弱工人的武力，两个月以来，他们一直期待着他们的时刻。全民投票向他们说明：他们被击败了。特罗胥控制着巴黎，反动分子通过僧侣阶级又控制着特罗胥，而且当特罗胥认为他仅仅受责任心支配的时候，他们对他控制得更紧，他的这种独特的责任心具有无数的活板门，比一座舞台还要艺术化得多。他的任务就是欺骗巴黎，并且对它声明说：“我想要把你交出去，不过这样作是为了你的利益。”10月31日以后，这位将军认为他有双重使命。他认为自己是大天使，是被威胁的社会的圣米契尔。这是国防政府的第二阶段。国防政府大概受一个在邮局街的会议厅所支配，因为僧侣阶级的头子们对于工人受军事训练的危险性比任何人认识得都更清楚。他们非常慎重地发动他们的阴谋。残酷的反动分子恨不得毁灭一切，使巴黎在革命中崩溃。但是，他们用尽一切伎俩来制止和监督特罗胥的一切轻率急躁行动，并且增强他对国民自卫军的敌意；他们无孔不入，钻进了各参谋部、野战医院，甚至市长官邸。好象一个竭力对付一条沉重大鱼的渔夫一样，他们拖住巴黎，把它浸入水中，然后加以不断的震荡来消耗它的力量。11月28日，特罗胥利用一次大规模的出击给巴黎第—次打击。杜克罗将军负责指挥，他以勒奥尼达[34]的姿态宣称：“在这里，我向你们，向全国宣誓，我或是战死，或是作为胜利者回到巴黎。你们会看到我阵亡，但决不会看到我怯懦。”这个誓言使整个巴黎大为振奋，人们相信正处于第二个热马普[35]的前夕——在热马普，巴黎的志愿军曾用云梯攀登布满大炮的高地——因为这次也要让国民自卫军参加战斗了。我们要打开渡过马恩河的道路，以便与神话般的外省军队会师，并且在诺让附近渡河。但是，杜克罗的工兵队搞得很糟，没能架起桥梁来，人们不得不等到第二天。于是，本来应受到袭击的敌人得以做好防御准备。不过，30日，我们还是攻占了香槟。12月1日，杜克罗整天无所行动，而敌人则放弃凡尔赛，把它的兵力全部向香槟集中。2日，敌人又从我们手里夺去了村镇的一部分，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左派的老议员们用致他们“亲爱的议长”的一封信，代表他们来到战场上。夜间，我们在阵地上露营，简直被冻僵了。“亲爱的议长”曾经命令把铺盖留在巴黎（这是他们如何重视这件事情的一个证明），我们既没有帐篷，也没有野战医院就出发了。第二天，杜克罗宣布说，我们不得不退却，于是这位无耻的吹牛家就在巴黎面前，在全国面前，掩旗息鼓地逃回家来。在出动的十万人和参加战斗的五万人中，有八千伤亡者没有回来。
特罗胥在功成之后休息了二十天之久。克列芒·托马乘此机会诽谤和企图解散遭受很大伤亡的伯利维尔射手营。他也根据文森的司令官的空洞报告诽谤了第二百营。弗路朗斯被逮捕了。12月21日，这些“热心清洗家”竟肯还稍稍考虑到普鲁士人。塞纳省的别动队没有大炮就被调去袭击斯塔昂的壁垒和攻击布尔日，敌人用猛烈的炮火予以迎击。没有充分利用在右翼维尔艾符拉尔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战果。兵士们惊慌失措地退了回来，有些兵士喊着：“和平万岁！”每一新的行动都十分清楚地暴露出特罗胥的计划是要消耗军队的力量，但是，这并没有动摇参加战斗的国民自卫军的士气。国民自卫军在六十门大炮的交叉炮火下，在阿符龙高地上几乎毫无掩蔽地坚持了两天。当特罗胥发现阵地没有价值，并下令撤退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牺牲了。
这次失败逐渐使巴黎不再轻信。饥饿的痛苦一小时比一小时加深，马肉成了珍馈，人们吃起狗、猫和老鼠来。为了等候领取象船只遇难时的一点点口粮，家庭主妇要在冷天和灰尘里站上几小时。面包黑得象灰泥，粗得可以划破人的内脏。婴儿死在母亲干瘪的乳房旁边。木材和黄金等价，穷人只有靠经常捏造战果的甘必大电报取暖[36]。12月末，在人们饿得凹陷下去的眼睛里燃起炽烈的火光：难道应该不砍一刀就死去吗？
区长们毫无行动。茹尔·法夫尔每星期召集区长们举行小型座谈会，会上人们亲密无间地闲聊一些被围困中的厨房情况[37]。他们对这些聚会不做记录，为的是连市政会议的形式也要避免。只有一个人肯尽自己的职责，那就是德勒克吕兹。他由于在《觉醒报》(Reveil)上发表过一些没有偏见但不可调和的论文而赢得了很高的威望。12月30日，他向茹尔·法夫尔提出质问，并对他的同僚宣布：“你们是有责任的！”并且要求国防政府委员会让步。他的同僚，特别是杜巴依和瓦谢罗表示反对。1月4日，他又用一个激烈的提议进行攻击：把特罗胥和克列芒·托马免职，动员国民自卫军，建立国防委员会，革新军事委员会。这次仍然没有人听取他的建议。
二十区中央委员会支持德勒克吕兹，并且在6日贴出了红色公告：“负责国防的政府完成它的使命了吗？没有！……由于这个政府的迟慢、犹豫不决和无能，已经把我们引到了深渊的边缘……它既不会管理政务，又不会战斗，……人们死于寒冷，不久也要死于饥饿……无谓的出击，无结果的血战，接二连三的溃败……政府已经表明它能做什么，它杀害我们……这个政府的继续存在就会导向投降……9月4日的政策、战略和行政管理方式，这些帝国的遗产，都已经被处决了。让位给人民吧！让位给公社吧！”[38]这是鲜明而正确的。虽然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在行动上表现得那样软弱无力，但是它的思想很有见解，直到围城结束时，它仍然是巴黎的眼光敏锐的、不倦的警告者。向往著名人物的群众不看这一公告。有几个在公告上签名的人被捕了。但是，特罗胥仍然感到说中了自己的要害，晚间他令人到处贴出了标语：“巴黎总督决不投降”。
于是，巴黎在9月4日以后的四个月又一次鼓掌欢呼！虽然特罗胥提出了漂亮的诺言，但是德勒克吕兹和他的副区长还是提出了辞职[39]，人们甚至对此感到奇怪。
但是，人们为了避免看到国防政府把巴黎埋葬在色当的坟墓，不得不故意闭起眼睛。普鲁士人越过伊西炮台和旺夫炮台轰毁了我们的房屋。12月30日，特罗胥根据全体将军的意见声称不可能再采取其他任何军事行动，并且要求辞职。1月2、3、4日，“防御者”讨论了可以熬过灾难的国民议会的选举[40]。如果没有爱国者的激愤，巴黎也许在15日以前就投降了。
在郊区，人们只把国防政府人员叫做“犹大帮”。10月31日退回去的那些民主派的“大喇嘛”，又加入了公社，这证明了他们的可怜和人民的健全理智。共和同盟——赖德律-洛兰曾在半打陪祭者面前做过弥撒的地方——和共和联盟以及其他—些资产阶级宗派都极力要求成立一个负责组织防御的巴黎议会。政府深深感到自己陷入困境。如果资产阶级和人民结成联盟，那么投降就不可能不引起一次可怕的起义。政府看出，在普鲁士的冰雹般的榴弹下面仍然高呼万岁的人民，并不象一群羊那样听人出卖。必须先把人民拖得精疲力尽，治好他们的“自负病”，象茹尔·费里所说的那样，去掉他们的狂热。政府说，“在一万名国民自卫军人被杀之前，决不能让国民自卫军得到休息。”特罗胥一方面在茹尔·法夫尔和皮卡尔的促使下，一方面在艾曼努·阿拉戈、加尔涅-帕热斯和贝尔当这些傀儡的促使下，同意做最后一次表演。
这次表演结束得象一出滑稽戏，并且一口气做好投降的准备。19日，市政当局看出，新的失败必将引起灾祸。特罗胥想要区长们参加讨论投降和粮食供应的问题，茹尔·西蒙和加尔涅-帕热斯声明说，决不能把法国牵连在巴黎的投降里，加尔涅-帕热斯建议：通过特别选举任命实现投降的全权代表。
这就是他们准备“战斗”的表现。
18日，他们用鼓号声把巴黎发动起来，因而使普鲁士人转而注意他们。特罗胥用这一声势浩大的行动召集了不过八万四千人，其中包括国民自卫军的十九个团。战士们不得不在蒙瓦勒里安野外的泥泞中度过了寒冷的雨夜。
这为的是占领在贝日里方面掩护凡尔赛的防御工事。10点钟，构成左翼主力和中央主力的国民自卫军和别动队[41]在一次即使久经战阵的部队也能引以为荣[42]的攻击中占领了蒙特勒图的堡垒、布臧瓦尔的军需库和圣克鲁的一部分，甚至向前推进到加尔谢，占领了预定的一切据点。杜克罗将军指挥左翼，他迟到了两小时，而且不再继续前进，虽然他那一军主要是由常备军组成的。
我们占领了非常重要的阵地，但是，将军们没有令炮兵进入阵地，普鲁士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再夺回高地。4点钟，敌人的突击纵队向前推进了。我军起初退却，以后又集合起来，制止了敌军的攻击。6点钟左右，敌人的火力减弱了。这时候，在蒙瓦勒里安和布臧瓦尔之间虽然有四万预备队，特罗胥却下令退却。一百五十门大炮只使用了三十门。但是，几乎整天都没有想到和国民自卫军取得联系的将军们却宣称：国民自卫军不能再坚持一夜。特罗胥命令放弃蒙特勒图和所有已经占领的阵地，后撤的各营队全都气得大嚷大叫。国民自卫军全都明白，将军们指挥他们出城，只是要让他们牺牲[43]，做着胜利梦的巴黎被特罗胥的警钟惊醒了。这位将军要求停战两天，以便运走伤员和埋葬阵亡者。他说：“我们需要时间、车辆和许多担架夫”，但是，死伤的人数总共不超过三千人。
现在，巴黎终于看到了面临的深渊。防务委员会认自用不若再继续伪装，很快地把假面具扯了下来。茹尔·法夫尔召集区长们开会，告诉他们说，特罗胥和其他将军没有一个例外全都打了败仗，并且认为不能再继续进行任何抵抗，现在必须议和。这个不幸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城。
在彼围困的四个月中，爱国的巴黎预见到了—切，并且预见了就接受瘟疫、突击和劫掠等等一切而不辞，只是不接受投降。就此点而言，1月20日的巴黎尽管轻信，尽管软弱，却依然是9月20日的巴黎。因此，一听说“投降”这两个字，巴黎立刻象是面对伤天害理的弥天大罪一样惊呆了。这四个月的创伤又进裂了，并且高呼报仇。寒冷、饥饿、轰击、战壕中的漫漫长夜、成千幼儿的死亡、出击时的阵亡者，而所有这-切，只为的是蒙受耻辱，只为的是与巴赞为伍，只为的是成为第二个麦茨！人们相信，要听到普鲁士人的嘲笑了。有些人由麻木一变而为愤怒。甚至那些原来渴望投降的人都采取了防御姿态，连面如土色的一群区长也起来反抗了。21日晚，特罗胥接见了他们。他大大赞扬了国民自卫军在布臧瓦尔的英勇行为以后，有条有理地向区长们说明无法继续抵抗。他把自己的职权交给他们，要求他们同意他投降。区长们板起了面孔，提出反对，并且自以为对这种结局不负任何责任。
区长们走后，“防御者”们开始商谈。茹尔·法夫尔要求免去特罗胥的职务。但是，这位使徒正愿被免职，因为他想作为一个不肯投降的人列入史册。
翌晨3点钟，当听说弗路朗斯和原被关在马扎斯监狱里的其他政治犯已被释放的消息时，“防御者”们有些发火了。清晨2点钟，第十八区副区长率领一队国民自卫军来到监狱门前，惊慌已极的监狱长没有抵抗。“防御者”害怕发生新的10月31日事件急忙作出了一些决定，使维努亚代替特罗胥。
维努亚坚辞不就，但是，茹尔·法夫尔和勒夫溶向他指出，民众已经十分激动，并且即将发生暴动。在这同时，即在22日清晨，警察局长说他已经威信扫地，也提出了辞呈。9月4日的人物竟至向12月2日的英雄们提出恳切的请求。维努亚惠然地让步了。
维努亚以准备对付巴黎来开始执行职务。他削弱了面对普军的我方战线，把许雷纳、让提伊和丁香林的部队集中起来，动员了骑兵和宪兵。芬尼特尔的一营别动队，在国民自卫军上校瓦布尔的指挥下占领了市政厅，克列芒·托马发表了一个雷厉风行的公告：“叛徒在与敌人合作”，他要求国民自卫军“象个男子汉那样起来粉碎这些叛徒”。但是，他却不象“男子汉”那样率领国民自卫军去反抗普鲁士人。
天空诚然布满愤怒的阴云，但是并没有预示暴风雨即将到来。许多革命者觉得一切都完了，不想进行任何活动，因为即使活动获得胜利，也只是救了国防政府的人们，或是代替他们投降。另外一些革命者的爱国精神还没有受到理智的光辉照糊，他们还完全处在布臧瓦尔战斗的印象之下，相信大规模出击的可能性，他们说：“至少我们要挽救荣誉。”在前一天的一些集会上，人们表示赞成用武力反对投降和在市政厅前面集会。
中午，巴提诺尔区发出了警报。1点半钟，在市政厅前面的广场上出现了几队武装起来的人，大批的群众也立刻涌来。副市长古·舍迭接见了共和同盟的一个成员所率领的代表团，因为从10月31日以来政府就在罗浮宫开会了。发言人诉说了巴黎的疾苦，要求成立公社。舍迭反驳说，公社的思想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他过去一向反对这种思想，将来也要坚决反对。当一个更有力量的新的代表团来到的时候，舍迭以敌对的态度接见了这个代表团。这时候运动扩展开来，蔓延到整个广场。第一百零一营从塞纳河左岸开过来，高喊着“打倒卖国贼！”的口号。第二百零七营从巴提诺尔区出发，穿过林荫道，突然来到汤普勒街并排列在门窗紧闭的市政厅前面。当其他的营队与他们汇合到一起时，枪声响了，市政厅的窗口弥漫着硝烟，群众惊叫着散开。一些国民自卫军战士利用灯柱和沙堆作掩护，抵抗别动队的射击。另外一些国民自卫军战士从维多利亚路的房子里向外射击。当宪兵出现在路口拐角的时候（维努亚跟在他们后边），射击已经持续了半小时。几乎被包围的起义者退却了。有十二个人被俘，押进了市政厅，维努亚想要把他们立即处死。但是，茹尔·费里不敢采取这种措施，把他们交给了正式军事法庭。和平的示威者中有三十人伤亡，其中包括指挥官萨皮阿——一个很有魄力的人。市政厅里只有一人死亡和两人受伤。
当晚，政府就封闭了所有的俱乐部，并发出了许多逮捕令，有八十三个人被捕，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无辜的。德勒克吕兹虽然已经六十五岁而且患着严重的支气管炎，他们却仍然乘机把他监禁起来，把他同10月31日的被捕者们一起关在文森的潮湿塔楼里。《觉醒报》和《战斗报》被封闭了。
一张措词激烈的布告诬蔑起义者是“外国人的党羽，这是月4日的人物在他们的可耻的危急中所一贯采取的唯一手段。就这件事来说，这些起义者仅仅是雅各宾分子。
实际上，到底是谁在替外国人服务呢？是始终企图和敌人议和的政府，还是不惜任何代价反抗敌人的那些人？历史有一天会告诉我们，一支由老兵组成的、组织良好、训练有素的大军怎样在麦茨被出卖，竟没有—个元帅、一个指挥官或一个团起来从巴赞手里把他们挽救出来[44]，而既没有领导又没有组织的巴黎革命者却面对着为了乞和而征募来的二十四万兵士和别动队，阻止投降达三个月，并且用他们的鲜血来加以反击。
卖国者的这种愤怒情绪是令人可憎的。现在不是10月31日以后那种时候了。国防政府发出投降的气味，它的名称本身在控诉它。在小规模战斗的那一天，它表演了最后一出喜剧。茹尔·西蒙召集了区长和十二名高级军官，要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可以提出一个计划的军人。9月4日的人物在巴黎生气蓬勃的时候接收了巴黎，他们抽干了它的血液、夺去了它的力量以后，想要把它随便交给什么人。在场的人并没有一个想到指责这种万恶的嘲弄，他们只是拒绝接受这份绝望的遗产。茹尔·西蒙竟还不能忘情于这份遗产，有一个人，那就是勒康特将军，这时说出了“投降”这两个字。区长们明白了为什么召集他们来开会，其中有些人含着眼泪。
从这时起，巴黎就生活在一个等候截肢手术的病人的情况中。炮台里的大炮仍然隆隆地响着，陆续不断地运来伤亡的人。但是，人们知道茹尔·法夫尔已经到凡尔赛去了。27日午夜，炮火沉寂了，俾斯麦和茹尔·法夫尔已经“以名誉作为保证”[45]达成了谅解——巴黎被献出去了。
翌日，防务委员会公布了议和的主要条件：停战两星期，立刻召开国民议会，占领各炮台，解除所有队和别动队的武装，只保留一个师。这个城市保持着阴郁的沉默。恐怖的日子压制了巴黎的愤怒，只有几道电光从巴黎闪过。一营国民自卫军开到市政厅的前面，高喊“打倒卖国贼！”晚间，有四百名军官在一份抵抗公约上签了名，推举第一百零七营营长布律涅耳为领导；他是一个老军官，在帝国时期因为具有共和主义的思想而被革职。大家决定向东部的炮台进军，这些炮台是由曾被报纸推崇为第二个博列贝尔的海军上将赛塞指挥的。午夜，第十区、第十三区和第二十区发出了警报，但是，夜间天气严寒，而且国民自卫军已经过于疲惫，无力再进行一次拼命的突击，因此只有两、三个营来到集合场上。两天之后，布律涅耳被逮捕。
1月29日，德国国旗飘扬在各炮台上空。一切都在头一天晚上签了字。拥有武器和大炮的四十万人向二十万人投降了。炮台、壁垒全被解除了武装，正规军、海军和别动队共二十四万人都作了俘虏，巴黎必须在两个星期内交付两亿法郎的赔款。政府认为国民自卫军能够保住武器，这是它的荣誉，但是谁都知道，敌人为了夺取国民自卫军的武器，一定会攻击巴黎。国防政府并不满足于巴黎投降，最后连整个法国也要交出去。停战已经推广到布尔巴基军团以外的一切外省军队，只有他这一军团可以说从停战得到了好处。
在以后的几天里，又从外省传来一些消息。人们获悉，受普鲁士人强烈压迫的布尔巴基，在演出一场自杀的喜剧以后，已经率领全军到瑞士去了。罗什弗尔以10月31日事件为理由同政府断绝了关系，他在自己刚刚创立不久的《口令报》（Mot d'Ordre）上发表了甘必大反对可耻的停战的宣言和许多过激的命令：剥夺帝国的一切高级官员和正式的政府代表的被选举权，以及解散省议会和罢免曾参加12月2日混合委员会[46]的省议员等等，这时候外省的防御性质和政府代表团的缺点就已经显露出来。人们并没有考虑到代表团在整个战争期间的行动是违反它最近发布的命令的，于是甘必大的名字被列在大多数的候选人名单上。
一些资产阶级报纸提出了曾经是那样狡猾、自称是政府死敌的茹尔·法夫尔和皮卡尔，却没有人敢提出特罗胥、西蒙和费里。共和派印发了许多传单解释它在围城时期的软弱无力。1848年的人物反对把布朗基列入候选人名单，但是他们却接受了国际的许多成员，以便利用他们的名字得到好处。他们的由青年雅各宾分子和社会主义者混合组成的名单，自称为“Quatre-Comites”[47]的名单。俱乐部和工人团体都提出了更激进的名单，其中一个名单写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李卜克内西。最坚决的名单是由科尔德利俱乐部提出来的。
在围城时期，国际和工人合作社联合会完全解散了，因而它们没有任何生存的迹象，现在，它们又恢复了它们的纲领，并且宣布说：“工人也必须参加管理国家”。它们和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取得了谅解，这三个团体发表了一个共同宣言，宣言中写道：“这是无产者的政党以新世界的名义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法国要改组。工人有权利在现在产生的秩序中占有自己的地位。革命的社会主义候选人意味着：绝对不许对于共和国的存在作任何讨论；承认工人必须参加政府；推翻政府的寡头政治和工业贵族。”除了为公众信任的一些人的名字，如布朗基、加姆邦、加里波第、费里克斯·皮阿、朗维耶、特里东、龙格、勒弗朗塞、瓦莱斯等人之外，这些社会主义的候选人只有劳动人民知道。他们包括机械师、制鞋工人、炼铁工人、缝纫工人、家具工人、厨师、细木工人和雕版工人。
无产者只是零零落落地张贴了一些文告，他们太穷了，不能和资产阶级比赛铺张花费。儿个星期之后，在公社的当选人占三分之二的时候，他们的时刻才会到来，而目前只有资产阶级报纸承认的那些人被提名，候选人总共只有五名：加里波第、加姆邦、费里克斯·皮阿、托伦、马隆。
2月8日所发表的当选人名单，是包含一切共和主义色彩和所有政治幻想的大杂烩。在围城时期表现很好，而且受到除了科尔德利俱乐部以外所有委员会支持的路易·勃朗，以二十一万六千票领先当选，其次是维克多·雨果、甘必大和加里波第。早就可以被延揽来的德勒克吕兹，获得十五万四千票。随后是一堆雅各宾古董：急进分子、军官、区长、新闻记者和发明家。只混入了一个政府成员，即茹尔·法夫尔，虽然同时当选的米里哀尔揭发了他的私生活[48]。布朗基遭到粗暴的不公正的对待，他在整个围城时期是唯一表现了机警和才智的新闻记者，现在他仅仅获得五万二千票，这大约相当于全民投票的反对者的数目，而费里克斯·皮阿由于他在《战斗报》中的丑角行为却获得了十四万五千票[49]。
这种混乱不合理的选举结果，至少证明了共和主义的思想。饥饿的、被帝国和自由主义者压倒的巴黎紧紧抱定了共和国，而共和国也约许给它以前途。但是，巴黎还没有公布它的投票结果，就听到了反动派在外省选举获胜的消息。在当选的候选人—个都没有离开巴黎城之前，一群人：布索那克[50]、黑衣教士——1815年和1830年的幽灵、满怀怒火的反动派的大小廷臣就从外地到波尔多去了，为的是以普选权的名义占有法国。这场阴森的伪装把戏意味着什么呢？地下的这些花朵怎么能够又钻出地面，而且在地方上盛开呢？
巴黎和外省的革命者从最初就坚定地提醒背信而软弱的当局注意保守派的大阴谋活动，难道由于容许这些阴谋活动，就一定要让巴黎和外省遭到毁坏，让普鲁士的夏洛克[51]从我们身上榨取几十亿法郎，让我国的两块地方被割掉，让四十二个省份四年之久处于戒严状态，让十万法国人离开人世或祖国，让那些虫务成群结伙地走遍全法国吗？
外省的情况和巴黎的情况不同，因此策略也有所区别。在外省，谋叛的中心不在政府里面，而是在政府外面。在整个九月里，反动分子一直躲藏在他们的隐蔽所里。
但是，国防政府不注意作为防御要素的外省——七十六个行省。现在，外省活动起来了，而且表现了它的力量，因为它独自控制住反动势力。里昂甚至比巴黎更早认识到了自己的职责，并且在9月4日早晨就喊出了共和国的口号，升起了红旗，成立了公安委员会。马赛和土鲁斯组织了地方委员会。国防政府的人物不能理解这种爱国热忱，他们认为法国在分裂，派出了两个老迈衰弱的自由主义者——克莱米约和格累-比祖安，以及克恩的前任总督波拿巴派的海军上将福利雄。
9月18日，这几位老爷来到了都尔，爱国者不久也在这里集合起来。在西部和南部已经建立了“联盟”，以便联合各省反对敌人和克服没有行动中心的缺点。他们包围了巴黎来的代表，要求一个口号，要求有力的措施和派遣全权代表，并且答应给他们无条件的支持。这两个愁眉苦脸的人回答说：“我们是自己人，我们不必吞吞吐吐！你们听着！我们再没有军队了，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我们所以还抵抗，只是为了争取比较有利的条件。”作者亲耳听到了这些话。这些话引起了普遍的愤慨，人们说：“怎么？这就是在成千的法国人把生命和财产贡献给你们的时候你们的回答么！”
28日，里昂的市民起来了。他们和随时可能来到并且洗劫他们城市的敌人相隔不过四个省份。从9月4日以来，他们就要求武器。16日选出代替公安委员会的市政会议不断地和省长沙勒麦-拉古尔——一个傲慢的雅各宾分子——发生争执。27日，市政会议作为唯一的防御措施任命了克吕泽列为一支还有待于建立的志愿军的空头将军[52]，并且把修筑要塞工事的工人的工资减少了五十生丁。
布罗托、拉克鲁阿-卢斯和拉吉依奥蒂也尔市区的共和派委员会决定向市政厅请愿，并且在28日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防御计划。赛奈所领导的要塞工人在泰罗广场上举行示威游行来支持这一措施，他们在演说和普遍情绪激昂的影响下，闯进了市政厅。赛奈建议成立革命委员会和任命克吕泽列为国民自卫军指挥。克吕泽列很关心自己的前途命运，他来到阳台上，只是为了提出自己的计划并建议要稍安勿躁。但是，因为委员会终于成立起来，他不敢继续反对，而准备去找自己的军队。在门口，他被经过喜剧广场赶到市政厅来的市长艾农和省长逮捕了。赛奈赶快来到阳台上，把这个消息大声告诉了群众。群众重又冲进市政厅，救出了这位将军，同时逮捕了市长和省长。
一些资产阶级营队立刻开进泰罗广场。过了一会儿，拉克鲁阿-卢斯和拉吉依奥蒂也尔的一些营队开来了。一开枪就可能酿成大祸，因此进行了商谈，委员会消失了，将军先生也不再露面。
这是头一个警告。在许多城市里都出现了类似的预兆。一些省长甚至建立了联盟，相互商讨对策。直到10月初，克恩的海军上将才招募了不到二万五千人，在都尔发出的仅仅是一道号召选民在16日进行选举的命令。
9日，当甘必大来到的时候，全体爱国者的心都跳动起来。保守主义分子逐渐从他们的鼹鼠洞里爬出来急急忙忙跑回来了。甘必大的不可思议的来到，以及他的头一个宣言的气势和力量，抓住和鼓舞了人们。甘必大对法国有无限的支配力，他可以办到一切。
当然，还需要弄到一切，不论武器或兵士。头一天，这位代表面对着这种一无所有的情况感到绝望，但是，毫无疑问，随后呈现在他眼前的是法国巨大的力量源泉：无数能服兵役的人；作为武器库的布尔日、布勒斯特、洛里昂、罗什福尔和土伦等城市；象里尔、南特、波尔多、土鲁斯、马赛和里昂等地的工厂；海洋畅通无阻；当时反对外国人和汪得[53]人的斗争要比1793年激烈百倍：在各中心地区还充满极大的热情。市议员们同意发行并认购公债。当时在农民阶级中还没有秘密的反抗行动，国家的后备力量还没有动用。只要把炽热的铁注入正确的模型里就行了。
这位代表开始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实行了巴黎的命令：延迟选举，这个选举从一切现象来看，都会造成共和制度和战争的结果。俾斯麦甚至对茹尔·法夫尔说，他不愿要国民议会，因为这个国民议会可能同意战争。镇压阴谋家的措施，强硬的通告和对省长的某些指令能保住反抗的火焰，并且煽起燎原的烈火。强大的国民议会是由一切共和主义力量组成的、拥有强有力的领导而且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里开会，有可能使民族的力量增强百倍，并要求全国各地贡献出生命和财产。国民议会能够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且在万一战败必须进行谈判的时候，拯救共和国于危难，使我们免遭反动势力的摧残。但是，甘必大的命令却十分坚决。他说：“巴黎的选举可能引起六月事件。”人们回答他说：“我们必须没有巴黎也过日子。”可是，一切都是白费。此外，在若干行政区里人们不得不预计到和平主义的选举结果，因为省长们不能鼓舞自己的人民。甘必大以他们的怯懦为自己作辩护，由于缺乏毅力而当起独裁来。
他至少怀有一个庞大的军事计划、一个重大的政治决心吧？没有。他的整个计划就是：“保持秩序和自由，进行战争。”克莱米约曾把波拿巴主义者叫做“迷路的共和主义者”；从甘必大的信念和行动看来，他似乎相信反动分子的爱国主义。一些教皇的朱阿夫兵的效劳、一些波拿巴派将军的讨厌的顺服、一些大主教的谄媚足以把他迷惑。他接受了两位愁眉苦脸的人的口号：“对任何人都要宽容。”他甚至宽容了那些官吏。在财政和教育部门中，不许免一个官吏的职，哪怕只是调动一个官吏几乎都不可能。军事机关长期由一个波拿巴分子负最高领导责任，并且继续在暗中进行着反对防御的斗争。他甚至在几个省政府里还容留了草拟12月2日放逐名单的一些官员。除了一些保安官吏和司法官吏以外，只调换了政治工作人员，此外整个行政管理机关原封未动。
甘必大缺少威望吗？他的行政会议里的那些同僚在他面前简直不敢睁眼，省长完全要看他的眼色行事，将军们当他面就象小学生一样站在那里。他缺少人员吗？那些联盟里有足够的优秀人员，可以训练成干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和无产者。甘必大只把他们看作是暴动、混乱和联邦制度的根源，并且很粗暴地把他们的代表打发掉。各省都有许多著名的、经过考验的共和主义者可以委托他们在全权代表的领导下，管理政务和组织国防。甘必大几乎总是拒绝任命这样的全权代表，并且束缚住他指定作这项工作的人们的手脚。他把一切权力都交给了省长，这些人大都是1848年时期的渣滓，或者是他在莫里会议的同僚，一些懦弱胆小的空谈家，这些人最关心的是使自己大出风头，其中有些人竭力想使自己的省份成为他们将来的选民团。
国防政府在外省就是依靠军事机关和省长这两根支柱，按照这种荒谬的调和思想统治着。
为了围攻巴黎，德国人必须把它的除了三个师（三万人）以外的全部军队和大部分骑兵都使用上。他们根本没有预备队了。这三个师已经被我们的卢瓦尔军团牵制在奥尔良和沙托登。必须分布在西部、北部和东部的广大战场上的骑兵，抵挡不了步兵。10月底，围攻的德军到了巴黎城前，在向城的一面构筑了坚固的要塞工事，但是向外省的一面却是完全暴露的。只要有五万人，哪怕只是新成立的军队发动一下进攻，也可以迫使普鲁士人解围。
毛奇绝对不是没有看出这种危险。他已经决定，必要时放弃围攻，并且牺牲在维列库勃勒的攻城辎重厂，而集中兵力作野战，等到胜利以后，也就是说等到麦茨的军队开到以后，再围攻巴黎。
当时的一位目击者，瑞士人冯·尔拉赫上校说：“德军作好了一切撤退准备，只等着把马套在车上了。”
如果巴黎解了围，哪怕只是暂时的，在欧洲的压力下，也可能导致光荣的和平。假若巴黎和法国得到一个可以挽救自己的鼓舞力量，假若这个伟大的城市得以补充粮食，那么通过组织外省军队赢得的时间，无论如何是可以延长抵抗的。
在10月最后几天，我们的卢瓦尔军团连同在萨耳布里的第十五军团和在布卢瓦的第十六军团已经有八万人。如果他们插入在奥尔良地区的巴伐利亚军和在沙托登地区的普鲁士军中间，如果他们把敌人各个击破（由于在人数方面占优势，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那么就可以打通通往巴黎的道路，而且巴黎的解围几乎可以说是很有把握的。
在都尔的代表团并没有提出这样远大的目标，他们的努力仅限于收复奥尔良，以便在那里建立一个有防御工事的营寨。26日被甘必大任命为两个军的司令的奥雷尔·德·帕拉丹将军接到一道命令：肃清城里的巴伐利亚人。奥雷尔是以前元老院的一个伪善议员，一个激烈的反动分子，至多只能当朱阿夫兵的军官，他暗中咒骂防御。进攻应该从布卢瓦做起。代表团不是让经过罗莫兰丹必可在48小时内赶到的第十五军团徒步行军，而是让它乘火车从维感开到都尔和麦尔，这就需要五天的时间，而且这一行动还无法隐瞒敌人。尽管如此，在布卢瓦城郊的奥雷尔，28日至少还掌握着四万人，并且预定在次日向奥尔良前进。
28日晚上9点钟，德军司令官通知他麦茨投降了。奥雷尔立刻以这个消息为借口，向都尔拍出电报说：他要推迟他的行动。
如果他是一个有点才干和善意的将军，那么他就会相反地加速他的行动。麦茨地区的德军已经闲空，将要转向法国内地，因此为了先发制人，他应该连一天也不耽搁。每一小时都起着重要作用，因为现在已经到了战争的最紧急关头。
在都尔的代表团的行动和奥雷尔同样愚蠢，它没有撤换奥雷尔，却满足于发表一些空洞的宣言和命令他集中兵力。兵力于11月3日集中完毕。当时奥雷尔掌握着从麦尔布置到马谢诺亚的七万多军队。他可以采取行动，而且形势对他是有利的。头一天，普鲁士的一个整骑兵旅不得不离开南特，在法国游击队员面前退却。人们已经看到法国的军队从库尔维尔向沙特尔推进。奥雷尔按兵不动，代表团也仍然没有任何行动。11月4日，军事代表[54]写信说：“部长先生，几天以来，军队和我本人都不明白政府想要的到底是战争还是和平。在我们正要着手执行仔细拟定的各项计划的时刻，我们的将军却已经由于听到停战谣传而不安起来。如果我唤起他们的行动力量，并且设法催促他们前进，那么我不知道我明天是否将被宣布为越权。”当天甘必大就回信说：“我向您确认政府在政治上犹豫不决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从今天起，我们不得不停止继续前进。”[55]7日，奥雷尔仍然没有出动。8日，他终于出发，向前推进了大约十五公里，晚上就又谈到停止前进。他所集中的兵力共有十万多人。9日，他终于开始攻击库尔维尔。巴伐利亚军立刻退出了奥尔良，但是奥雷尔并没有想到追击他们。他宣布他要在城郊修筑堡垒。在都尔的代表团听凭奥雷尔为所欲为，没有给他任何向敌人进攻的命令[56]。会战后的第三天，甘必大来到总司令部，同意了奥雷尔的计划。这期间，巴伐利亚人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在波里了，两个师已经从麦茨乘火车向巴黎开来。毛奇能够从容不迫地调普鲁士第十七师开向波里，并于12日到达。麦茨军的另外三个军团以急行军接近塞纳河。由于代表团的愚蠢、特罗胥的离职以及奥雷尔的无能和恶意，错过了挽救巴黎的唯一机会。
19日，从麦茨开来的军队从南北两面掩护对巴黎的围攻。现在代表团仅仅还有一项任务，就是为祖国建立有攻击力和能够作战的军队。为此它原应争取必要的时间，但是，为了要以无用的武器叮当声来欺骗舆论，并且妄想用这种方法也能欺骗普鲁士人，代表团却宁愿采取一些毫无意义的行动。它使那些前一天征集来的队伍与普鲁士人对抗，这些队伍没有受过训练，没有纪律，没有武器，因而冒着被歼灭的危险。省长们受委托来组织军队，他们经常和军事机关发生争执，深陷在装备问题中。将军们对于分给他们的新兵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只有人们把刀搁在他们脖子上的时候，他们才肯前进[57]。甘必大在他来到时的宣言中曾经声明说：“我们将要任命年轻的指挥官。”但是，所有高级指挥官的职位都被帝国的老而无能的将军们占据着，他们不懂得什么是爱国战争。人们不得不用好听的话来鼓舞年轻的新兵，奥雷尔在对他们讲话时，不是说什么敬爱的上帝就是谈什么“兵役义务”的。巴赞的帮凶布尔巴基从英国回来以后就接受了东方军团的指挥权。甘必大的懦弱使所有居心不良的人起来反抗。甘必大问军官们，是否愿意在加里波第麾下服务，当他得到否定的回答时，他也甘心忍受了。有一个神甫在讲坛上宣布剥夺这位将军的法律保护，他竟把这个神甫释放了。他十分恭顺地向保皇党的军官们说明，这不是保卫国土的问题。他许可教皇的朱阿夫兵树起圣心旗。他容忍海军上将福利雄反对使海军隶属于国防委员会。他拒绝发行强制性公债的任何建议，并且不肯批准一些省份已经决定的公债。他听任运输所依赖的铁路公司掌握在永远准备制造困难的反动分子手里。从11月末起，那些混乱的、自相矛盾的命令，许多无法执行的指令，那些派出去又撤回来的全权代表，都表明：这只是虚伪的战争努力。
全国都听命，而且准备盲目地服从一切。分遣队可以毫无困难地征集起来，虽然军队中有宪兵，但是全国没有拒绝服役的人。一些组织也唯命是听。仅仅在10月31日掀起了一次运动。马赛革命者对于市政会议的懈怠感到愤慨，宣布成立公社。克吕泽列从日内瓦向“普鲁士人”甘必大要求任命他为一个军团司令；他来到马赛，被任命为将军，但是以后又不见了；他返回瑞士，因为他的尊严使他不能单单当一个军人。在土鲁斯，居民赶走了将军。在圣太田，只成立了一小时的公社。但是，到处都只要说一句话，就可以恢复代表团的威望，人们甚至害怕使代表团有一点点感到窘迫。
这种克己的表现只是有利于反动分子。耶稣会士在甘必大的保护下，展开他们的阴谋活动，在马赛，甘必大又起用了他们，他们驱逐了那里起义的人民。甘必大撤消了对那些曾发表尚博尔和奥马尔信件的报纸的禁令。当波尔多的警察局长——一个十分温和的自由主义分子要求授予他全权逮捕几个波拿巴派首领时，甘必大很严肃地回答说：“只有在帝国里才这样办，在共和国里不这样办。”克莱米约也说：“共和国就是法治国家。”
现在，保守主义的汪得活动起来了。保皇党人、教权派分子、资本家在他们的堡垒、依然无恙的神学院、官署和省议会（代表团长期反对解散它们）里等待着良好时机。他们十分狡猾，把他们的一些人派到战场上去，为的是至少要在表面上装出一副爱国的样子。几个星期以后，他们看透甘必大，并且发现了护民官骨子里的自由主义。
他们的征战是周密定好的，而且从一开始就处于法国仅有的重要政治策略家耶稣会士的指挥之下。随着梯也尔的来到，他们也有了自己的政治领袖。
9月4日的人物曾派梯也尔为他们的使者，法国（它的最近的伟大外交家是达来朗）还不曾有过一个比梯也尔更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的外交家。这个侏儒天真地奔走于伦敦、彼得堡、维也纳、甚至自己从前的死敌——意大利之间，要为战败的法国缔结它还未战败时曾遭拒绝的同盟。他到处遭到嘲笑，只是得到俾斯麦的接见，进行了关于停战的谈判，由于10月31日的事件，中断了停战协定的缔结。11月初，当他来到都尔的时候，他知道已经没有任何和平的可能，现在是有关生死的斗争。但是，这时候他并没有勇敢地作出决定，以自己的经验去为政府的代表团服务，而是仅仅关心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使防务陷于摊痪。
防务的敌人没有比他更恶毒的了。象这样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原则、反动而怯懦的人，只有在法国的资产阶级中间才能取得成功。当人们需要一个自由主义分子来屠杀人民的时候，他总是在场。他是一个玩弄议会阴谋的神手。没有人能象他那样攻击和孤立一个政府，利用偏见、憎恨和特殊利益来进行战斗，并且用爱国主义和理性来装饰他的那些阴谋。1870-1871年的征战，肯定也是他的杰作。他在思想上早就把普鲁士人的战利品分配给了普鲁士人，对普鲁士人简直不再有所顾虑，好象他们已经退回摩塞尔河彼岸去了。他眼睛里的真正敌人乃是防御者。当我们那些既没有干部、也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可怜的流动自卫队不得不在极恶劣的气候条件下感到烦恼的时候，梯也尔对他们的不幸却喜极欲狂。他的住宅成了保守派名流的大本营，特别是在波尔多街，简直可以把他的住宅当成真正的内阁。
巴黎的反动报纸辟了一个地方服务栏，从一开始就诽谤代表团。在梯也尔到来之后，就展开了一场正式的战斗。攻击和非难没有止境，对很小的一点错误也要强调指出，不是为了教导，而是为了诽谤。他们的结论是：“战斗是一种蠢事，不服从是合法的。”从12月末以来，这个为反动派的一切报纸所忠实奉行的口号就在乡间居民中间日益站稳了脚步。
现在，地主贵族的话才进到农民的耳朵里去。目前已把一切动员起来的人用于战争，而且准备了营房来收容他们。德国扣留着二十六万法国人。巴黎、卢瓦尔军团和东方军团共有三十五万人以上。阵亡的有三万人，医院里还有数千名伤员。从8月起，法国至少已经拿出了七十万人。法国要到哪里去呢？从所有的茅屋里喊出了同样的声音：“共和国愿意战争，巴黎是在分裂者的手里。”法国农民对于祖国的事情知道什么呢？有多少法国农民能够说出亚尔萨斯在什么地方呢？资产阶级在反对义务教育的时候，首先就着眼于这些农民。八十年来，资产阶级一切努力，都归结为把1792年的志愿兵的子孙变成苦力。
人们不久就感到别动队员中间最初的叛乱活动。别动队员几乎到处都是在著名的反动分子指挥之下。皇帝的司厩吏和同样怀恨的反动分子居于各营的领导地位。人们对卢瓦尔军团说：“我们不甘心替甘必大打仗。”被动员来的士兵的军官自夸说，从来不拿自己部下的生命当赌注。
1871年初，外省已经遭到完全破坏，一些已经解散的省议会又公开集会，并且自认为是被选出来的。政府代表团密切注视着这个敌人的发展情况，并且暗暗咒骂梯也尔，但是绝不想逮捕他。革命者想要报告反动浪潮已经猖獗到何种程度，遭到强烈的拒绝。甘必大精疲力尽了，他对防务已经失去了信心，只是在考虑怎样才能保全那些有威望的人物和怎样才能保证他自己的前途。
在选举日，铃声一响，幕揭开了，所有预先仔细排演好的上演节目全部出现在舞台上：保守派手里拿着他们的名单成群结队地排列开来。他们早已忘记了10月的情况，那时他们在许多省份都没有敢提出他们的候选人。关于某些人没有被选举权的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共和同盟根本没有把帝国的那些腰萎病人放在心上。它细心地建立了自己的参谋部，其中包括那些只适于乱打而不关心政策的贵族及其仆从、交易所的投机家和粗野的贵族地主。僧侣阶级已经很巧妙地把正统派和奥尔良派集中在选举名单上，以便为这两派的可能合并打下基础。投票表决象全民投票一样完成了。共和主义者还企图谈谈光荣的和平，可是农民只是要听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甚至有些城市也不能再坚持自己的立场，它们至多选举一些自由主义者。在反动的洪流中仅仅屹立着个别的地点。在国民议会的七百五十名议员中有四百五十名是贵族保皇党人。梯也尔，这个贵族地主的领袖，自由主义者的头子，在二十三个省份中当选了。
这位从事和解的喜剧演员可以和特罗胥并肩而立，他俩一个毁灭了巴黎，一个毁灭了共和国。
[1] 立法院（立法机关、下议院），在拿破仑第三时代存在于1852年3月到1870年9月2日，根据1852年1月的宪法，立法院议长每十年选举一次。它单独行使执行权。立法院是从运用一切恐怖和蛊惑手段加以操纵的选举中产生的。它的议员全部是服从路易·波拿巴的。他们仅仅讨论和表决有关法律和财政的问题，表决用集体方式进行。——德文版编者]
[2] 马木留克是古代波斯和埃及那些被反动统治阶级所收买、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统治阶级的近卫兵。这里比喻为帝国的追随者、反动统治者的扈从。——中译者
[3] 警察局长皮埃特里证实了这一点：“本来这一天的革命一定是会成功的，因为8月9日包围立法院的人民群众的成分是和9月4日获得胜利的群众一样的。”《关于9月4日的调查》，第1卷，第253页。
[4] “百日”，即1815年3月20日到6月28日，拿破仑第一次从厄尔巴岛逃回后的短暂统治时期。——中译者
[5] 塔尔求夫（Tartüffe），法国莫里哀的戏剧《伪君子》（le Tarüffe, ou I’Hipocrite）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假装信教的伪君子；特里马尔西奥（Trimalchio），意大利彼得拉克（Petrarca）的《讽刺剧》（Satirikon）中的有钱的享乐者。——德文版编者
[6] 法鲁斯（Varus）（约公元前53-公元9年），古代罗马的政治活动家和统帅，公元5年任日尔曼省总督。公元9年，日尔曼本地居民在阿尔明尼的领导下举行起义，法鲁斯的军队被诱入多德堡森林，为日耳曼人包围，几乎全军覆没。法鲁斯自杀。——中译者
[7] 1869年的选举，反对拿破仑第三政府的反对派票数显著增加。在二百九十二名议员中，有一百名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反对派，另外，还有一小部分是王朝的反对派。投票的比例非常有利于反对派，反对派几乎获得了总票数的一半。巴黎的选民对政府的候选人有二十三万一千人投反对票，只有七万四千人投赞成票。——德文版编者
[8] 皇帝颁发赦令，规定在1870年5月8日进行全民投票，这次投票应该用“赞成”或“反对”来决定以下的官样文章：“法国人民认可从1860年以来由皇帝在大政治团体的协助下按照宪法所实行的自由主义的改革，并且同意1870年4月20日元老院的决议。”1870年5月8日的全民投票的结果是，赞成票为七百三十五万八千七百六十八票，反对票一百五十七万一千九百三十九票，弃权票为一百八十九万四千六百八十一票。——德文版编者
[9] 不言而喻，当我写本书的时候，手里已经掌握了我们敌人的一些著作：议会的调查、回忆录、报告和历史文献。凡不是他们的文件或他们朋友亲口承认的言行，我决没有加在他们头上。我既说“梯也尔看清，梯也尔知道”，那事实就是这样，因为梯也尔曾亲自说过“我看清”、“我知道”（《国防政府活动的调查》，第1卷第6、11页）。我所列举的一切公职人员和敌人的言行也是同样的情况。
[10] 臭名昭著的电报加速了宣战。请看调查这个电报的委员会报告员塔路埃侯爵的陈述。《关于9月4日的调查》，第1卷，第121页以下。
[11] 出奔日（Hedschira），伊斯兰教纪元的开始。
[12] 1792年8月10日，革命的人民推翻了君主制度。立法议会不得不决定召集根据普遍投票权选举的大会。法国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无偿地废除了封建捐税。——德文版编者
[13] 门塔纳——罗马附近的一个村庄。1867年11月5日，加里波第在这里被法国和教皇的军队打败。——德文版编者
[14] 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接受一桩秘密。他曾接受拿破仑第三的委托，建议英国人把战争局限于君士坦丁堡的防卫上，以出卖土耳其人。
[15] Chambres Syndicales——一种工会。——德文版编者
[16] 瓦尔米（Valmy），法国的一个城市，法国革命军曾于1792年9月20日在这里打败普鲁士人。——中译者
[17] 茹尔·法夫尔在他的一次正式报告中宣称：为了挽救政府，他愿对这项使命负责，这项使命是在他同僚们不知道的情况下他自愿担负起来的。
[18] 普军大本营。——德文版编者
[19] 指埃蒂耶纳·阿拉戈。
[20] 有一个叫做科尔崩的区长说：“我经常接触一些十分激动的市民，他们不断询问我们有什么情况，政府在考虑什么和做什么。我们认为必须把真实情况掩盖起来，告诉他们说，政府的行动是有利于防御的，政府全心全意在战斗，军队的指挥官都满怀牺牲精神，极热情地工作着。我们所说的这些，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也不相信。”《关于9月4日的调查》，第4卷，第375页。人们不会那么幼稚。这个聪明的资产阶级分子自认为是对国防政府作了控诉。
[21] 《关于9月4日的调查》，茹尔·费里，第2卷，第395页。他甚至把停战叫做补偿。
[22] 当时积极参加反普鲁士斗争的法国游击队员。——中译者
[23] 《关于9月4日的调查》，第1卷，第395页。这个蠢材的话如此天真就越发有证明力。
[24] “我们只要通知国民自卫军说，布朗基和弗路朗斯占领了市政厅，就可以集合四万人。这两个名字这次也发生了它们的作用。”《关于3月18日的调查》，埃德蒙·亚当，第2卷，第157页。“如果没有提布朗基的名字，也许在第二天就进行一次新的——多里安和舍尔歇的公告所宣布的选举，”《关于9月4日的调查》，茹尔·费里，第1卷，第396页以下。
[25] 见多里安的证明。《关于9月4日的调查》，第1卷，第527页以下。
[26] 11月3日。
[27] 他应许给一个想要刺杀普鲁士国王的人一支荣誉枪，并且保持一个要用来烧德国军队的希腊火。
[28] 科尔德利人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俱乐部的会员通称。这个俱乐部的正式名臣是“人权及公民权之友社”（Societe des amis du droit de I’homme et du citoyen），但是，它以开会的地点——以前的法兰西斯科教派科尔德利修道院而闻名。科尔德利俱乐部成立于1790年夏，从一开始就是巴黎的一个民主主义的政治组织。俱乐部的讲坛也供妇女使用。最初，除了马拉、阿贝尔、卢以外，右翼雅各宾主义者丹东、德莫林等人也参加了俱乐部。科尔德利俱乐部在反对君主制度的斗争中，以及在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时，都起了巨大作用。科尔德利俱乐部的会员积极地参加了反对吉伦特分子的斗争。在这个随着革命的深入而改变某成员的俱乐部里，左派取得日益强烈的影响。俱乐部支持“疯人派”（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代表城乡最贫苦的劳动阶层利益的激进派。——中译者），当然，这只是在他们反对雅各宾派的统治之前。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俱乐部变成了左派雅各宾主义者，即阿贝尔派的根据地。1794年春，随着阿贝尔派的毁灭，科尔德利俱乐部也关闭了。——德文版编者
[29] 1793年5月31日，吉伦特派垮台。——德文版编者
[30] 费里克斯·皮阿也被逮捕，但是他很巧妙地逃脱了监狱，因为他写信给艾曼努·阿拉戈说：“我本想请你作我的辩护人，可惜我是你的囚徒。”于是他们把他释放了。
[31] 当然把一切数字都缩小了的陆军部长勒夫洛说：“为了保证对普鲁士人的防御战，还需要可供调遣的军队二十三万到二十四万人。”
[32] 中央委员会在陆军部的办公室里发现了炮兵司令的一封信，公社在4月25日的《公报》上把它发表了。这封信的内容如下：
1870年12月12日，巴黎
亲爱的苏赞（即苏桑——中译者）：
我在新建立的援军中并没有发现您门下爱茨尔，只发现了一个爱塞尔，是否就是此人？
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您有什么要求，可以照办。我将把他安置在我的参谋部里，在那里他会感到无聊的，因为无事可做，或是把他派到蒙瓦勒里安去，那里比巴黎危险会少一些（这是为父母着想），他在那里可装作打炮的样子——按照诺耶尔的方法向空中开炮。
静候回音。
您的古奥
——德文版编者
[33] 苏（Sau）——法国货币单位，等于一法郎的二十分之一，三十苏等于一个半法郎。——中译者
[34] 古斯巴达的国王。——中译者
[35] 热马普（Jemappes），比利时的一个城市。1792年，杜莫利在这里战胜了奥地利人。这个胜利给全欧洲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因为革命军在热马普第一次进行大会战就打赢了。——德文版编者
[36] 在使我们分裂为两部分的奥尔良的不幸失败以后，据说：“卢瓦尔军团决没有被消灭，它分成了兵力相等的两支军队。”
[37] 十二个区长和几个副区长在第三区区公所里聚会，他们只是要努力设法找出另外一个人来代替特罗胥。他们之中有一个人，即科尔崩，在《关于3月18日的调查》（第2卷，第613页）中说：“尽管人们对防御的过程很不满意，但是人们决不想推翻或削弱政府。”
[38] 这个公告是特里东和瓦莱斯起草的。
[39] 他们说，鉴于如果他们继续充当违反法国和共和国利益的政治的无主见的工具，他们就要负道义上的责任。
[40] 见国防政府的会议记录，这些记录显然是加尔涅-帕热斯的女婿德列奥竭尽粉饰之能事编写的。
[41] 占领蒙特勒图的维努亚军团是由五个团、一个步兵营、九营别动队和五团国民自卫军编成的。占领布臧瓦尔的贝勒马尔将军的军团，包括五个常备团，十七营别动队和八团国民自卫军。
[42] 谁证明国民自卫军的这种英勇行动呢？那就是军阀们自己。见勒夫洛将军、海军中将波图奥和兰伯特上校在《关于3月18日的调查》中的发言；特罗胥也曾在讲台上说：“如果我不怕在这里丢丑，那么我要证明：没有经验的国民自卫军以老练的军队的毅力，在极猛烈的炮火下，一再攻击了那些已经放弃的阵地，直到傍晚。为了使在中央战斗的部队得以完成撤退，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守住这些阵地。我已经向他们讲明了这种情况，因此他们毫不踌躇地去牺牲自己”
[43] “由于国民自卫军完全愿意牺牲而我们就让他们受些损失。”一位对这件事很生气的步兵团长说。《关于9月4日的调查》，沙波上校，第2卷，第281页。
[44] 多么可耻！十七万五千人竟说被一个人出卖了！再七年战争中，当莫兰日将军在威斯特伐利亚的明登准备投降的时候，由一个班长发动了一千五百人反对投降，他们用战斗排除了困难，并且加入了克列蒙伯爵的军队。
[45] “我刚从凡尔赛回来，我已和俾斯麦阁下达成谅解，我们以名誉作为保证一致同意停火。”27日傍晚7点钟，茹尔·法夫尔的命令。维努亚，《停战与公社》。
[46] 混合委员会（Commission mixtes），1851年由文职和军职人员组成。这个委员会的任务是追究和审判一切反对政变政策的人。——德文版编者
[47] 四个委员会。——德文版编者
[48] 他在《复仇者报》（Vengeur）【创刊于《战斗报》（Combat）以后】上用手中所掌握的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从很长时间以来就从事伪造、重婚和侵吞国家财产等罪恶勾当。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写道》：“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后不久，国民议会的一位巴黎议员米里哀尔先生（他后来被茹尔·法夫尔特别下令枪毙了）公布过许多确凿的法律文件，证明茹尔·法夫尔在与一个住在阿尔及尔的酒徒的妻子姘居时，前后若干年间大胆地拼凑伪造了一套文据，以他的一些私生子女的名义谋得了一大笔遗产，因而变成一个财主，后来在合法继承人提出诉讼时，只是由于波拿巴的法庭偏袒他，他的伪证才没有被揭穿。既然无论花多大力气进行诡辩也抹杀不了这些铁面无情的法律文件，于是茹尔·法夫尔就生平第一次不开口，静待国内战争的爆发，好在那时候大骂巴黎人民是一群胆敢反叛家庭、宗教、秩序和财产的逃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巴黎公社》，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34页）——德文版编者
[49] 继当选的五名候选人之后，科尔德利俱乐部的十六名候选人获得的票数均在六万五千张和二万二千张之间，特里东获得六万五千七百零七票，杜瓦尔二万二千四百九十九票。
[50] 布索那克（Pourceaugnacs 猪猡先生），莫里哀同名喜剧（1669年）中的主人公，粗野无礼的地主贵族典型，在巴黎已成为笑料。——德文版编者
[51] 夏洛克（Shylock），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贪婪冷酷的高利贷者。——中译者
[52] 克吕泽列原是一个军官，因1848年镇压六月起义而获得勋章，1873年3月，他在弗拉泽的杂志上写道：“在这次战斗中我显示了过多的力量。”以后曾在阿拉伯的官厅任职，在克里米亚战争后离职。他由于在欧洲不能飞黄腾达，就参加了美国的国内战争。他当过短期的旅长，以后回到纽约，用笔作战。他既不为两大陆的资产阶级所了解，于是又搞起政治来，但是这一次走到另一个极端。他投效爱尔兰的起义者，到他们那里去，敦促他们起义，却在一个夜里离开了他们。当国际成立时，这位强悍的将军转到了国际。他写了很多小册子，并且自命为社会主义的利剑。他对7月被屠杀者的儿子们说：“或者是我们，或者是虚无！”9月4日的政府也没有看出他的才干，因此他把甘必大叫做“普鲁士人”并且被科尔德利俱乐部派到里昂当代表，他是长期被他利用的瓦尔兰介绍他参加科尔德利俱乐部的。他自告奋勇要为里昂的市政会议组织一支志愿军，在敌人侧翼作战。
[53] 汪得是法国西部的一个地区，在法国革命时期曾是反革命势力的一个中心。——中译者
[54] 德·弗列伊桑奈（De Freycinet），《外省的战争》。
[55] 见《外省的战争》。
[56] 11日，军事代表拍给奥雷尔的电报说：“我们完全同意您对您驻扎在奥尔良附近的军队所下的命令。您不久将接到命令。在此期间，您要加倍警惕敌人可能反攻。”因此，根本谈不到攻击，代表团所考虑的只是防御。《国际文库》，第10卷。
[57] 甘必大在《关于9月4日的调查》中说：“他们只有在看不到任何出路的时候，才决心前进。”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这种自白，是很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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