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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1876)
第一章 联盟第一次攻击巴黎。国民自卫军各营联合起来,夺得了大炮。普鲁士人侵入巴黎
“虽然政府首脑和国民议会相互支持和鼓舞,但是无论是政府首脑还是国民议会都未曾用某种方式煽起过巴黎暴动。”
杜弗尔在1876年5月18日会议上反对大赦的发言。
在敌人侵入以后又出现了找不到的议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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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曾幻想一个复兴的法国,展开矫健的翅膀飞到光明的地方,然而现在的法国却象在主教会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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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处于阴险的伪善者和粗暴的地主贵族的束缚之下,已经倒退了五十年。有些人痛苦得心都要碎了。有许多人说要到外国去侨居。当然,有些糊涂人认为:“这个议院只不过统治了一个钟头,它仅仅接受了决定战争与和平的任务。”但是,凡是目睹过叛乱的人,凡是看到过大群人怎样聚集在紫色法衣周围的人,都会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人在他们没有把法国颠覆以前是不会放手的。
当那些眼窝深陷但是眼睛里闪烁着忠诚于共和国的光芒的巴黎逃亡者依然充满爱国热忱来到波尔多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找到了第一批亡命之徒的科布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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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消磨四十年的怨恨积聚起来了。最后,教权派和保守派无须伴随一个国王或皇帝,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用脚践踏巴黎,而相信无神论的巴黎——革命的巴黎却不断地摆脱他们的羁绊,使他们的阴谋成为泡影。
他们在第一次会议上就动了肝火。在大厅的偏僻处,一位被误解的、躲避着众人独自坐在席位上的老人站起来要求发言。在他的宽大的军大衣里面,闪耀着红色的衬衣,这位老人就是加里波第。当喊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想回答,并且要简短地声明:他放弃巴黎给予他的当选证书,但是,一阵真正的狂叫把他的声音压下去了。他仍然站在那里,举着手,有一些家伙就象下冰雹似地咒骂他。不过,这些家伙受到了惩罚,“你们是地主贵族组成的多数派!你们玷污了法国!”从旁听席里传来一个气得浑身发抖的年轻人的喊声,这个人就是来自马赛的加斯顿·克莱米约。当议员们气狠狠地站起来的时候,从旁听席里传来了上百人的“好啊!”的喊声,纷纷向地主贵族挑战。会议结束以后,群众向加里波第欢呼,同时向那些咒骂他的家伙们发出“嘶嘶”的嘘声。尽管梯也尔从柱廊中气冲冲地奔向指挥官,但是国民自卫军仍然向加里波第致敬。第二天,人们又来了,他们在会场前面结成了人墙,迫使反动的议员们只好听着他们欢呼共和国。但是,反动的议员们知道自己的力量,而且一开会立即就转入了进攻。有一个地主指着巴黎的代表,宣称:“你们的手上已经沾满了内战的鲜血。”当巴黎的一个议员高呼“共和国万岁!”口号的时候,多数派就对他发出嘶嘶的嘘声,并且反对说:“你们只不过是全国的一小撮!”第二天军队包围了议院,把所有的共和国的拥护者都赶出去了。
同时,保守主义的报刊异口同声地辱骂巴黎,甚至竟否认了它所经受的痛苦,硬说国民自卫军在普鲁士人面前逃跑了,只有10月31日和1月22日的行动是它的唯一武装行动。这些诽谤在那些已经受到相当迷惑的省份中产生了效果,因为当时人们对于巴黎被围困的真相毫无所知,甚至竟有人选举了象特罗胥、杜克罗、费里、贝尔当、加尔涅·帕热斯、艾曼努·阿拉戈之流的人物(一部分人甚至多次当选),然而,巴黎对这些人却一票也没有投。
本来,来自巴黎的议员的任务,应该是把光明带到这些黑暗的地方,把巴黎被围困的真相告知外省,揭露那些责任者的丑行。他们原应该尊重巴黎的选举结果,必须对教权派-保皇党联盟高举共和主义法国的旗帜。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沉默不语,召开了儿戏般的会议,德勒克吕兹象离开区长会议一样离开了这个会议,给了它以致命的打击。而1848年的圣人们却用千篇一律的博爱的空谈回答了敌人的枪声。在这个时期,敌人迫使议会接受它所提出的计划,目的是要尽快缔结和约,埋葬共和国,为此就要打倒巴黎。梯也尔在欢呼声中被选为政府首脑,茹尔·法夫尔、茹尔·西蒙、皮卡尔和勒夫洛都被任命为部长,为的是利用他们来欺骗外省的共和主义者。
这种选举和威胁、对加里波第和他的追随者的侮辱、选举梯也尔——他是议会制君主专制制度的化身——为共和国首脑,这些打击一个接着一个地落到经受苦难考验的、狂热的、贫困饥饿的巴黎身上,巴黎正处于普鲁士人的冰雹似的炮火轰击之下。这就是经历了五个月灾难所得到的报酬。巴黎在被围困整个期间曾向其伸出过求援的手的那个省,却向巴黎叫嚷“懦夫!”。俾斯麦把它推到尚博尔怀里。好吧,如果没有别的办法,巴黎甚至是可以自卫抵抗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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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的紧急危机、被围困的残酷考验鼓舞了所有的意志力,使这个伟大的城有了共同的灵魂。国民自卫军开始更紧密地团结起来。
1月末,就有些共和主义者和少数资产阶级阴谋家为了追求议员席位,企图纠集国民自卫军来达到选举目的。以库尔梯——第三区的一个商人——为首,在马戏场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提出了一张候选人名单,并且决议,倘若决定实行复选,那就必须再召开大会。他们成立了一个办事处,办事处的任务是经常召集国民自卫军各连。2月15日,在杜安街的沃克斯大厅召开了第二次大会。但是,当时谁还想到选举呢?只有一种思想也够打动人们的心,那就是使巴黎的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去反对胜利的地主贵族。
巴黎所有的男人都参加国民自卫军。使各营联合起来的清晰、朴实和真正法国人的思想,早已在所有的人的脑子里停止活动了。现在,大家鼓掌欢迎接受了这种思想,并且决定中央委员会应该领导联合起来的各营。
应该由在大厅中当场选出的委员会制定章程。与会的十八个区每区选出了一个代表。这是些什么样的人物呢?是宣传鼓动家、科尔德利俱乐部的革命家或社会主义者吗?不是的。他们之中并没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各区的代表全都是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小官吏,这些小官吏过去与各种政治集团,甚至多半与政治本身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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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库尔梯只是因马戏场大会才出名的。一开始,联合的思想就被认为是一种一般的、不分党派的思想,并且恰恰因此是一种可怕的思想。第二天克列芒·托马向政府宣称,他不能再在国民自卫军中负责,并且提出辞职。暂时由维努亚来代替他。
24日,委员会在沃克斯大厅向二千名代表和国民自卫军战士们宣读了它的章程草案,并且促使代表们立即选举中央委员会。但是,大会群情激动,对讨论不感兴趣。在这八天中,每天都从波尔多传来更强烈的、更带侮辱性的威胁。据说,他们要解除各营的武装,取消一个半法郎的薪饷——工人的唯一补助来源,颁布立即缴付积欠的房租和期票交换的法令。此外,天空中布满可怕的乌云,越来越阴沉。到26日,延长八天的休战就满期了,27日,报纸报道普鲁士人侵入巴黎。一周以来,这个梦魔就压在爱国者的身上。由于这个原因,国民议会也马上转向最迫切的问题。瓦尔兰提议,国民自卫军只应当承认自己选出的领导者。另一个人要求:国民自卫军应该通过其中央委员会反对任何解除武装的企图,并且宣布必要时它将使用武力进行抵抗。这个提议被一致通过了。现在巴黎应该甘心容忍普鲁士人侵入,并且在它的林荫道上举行分列式、阅兵吗?关于这个问题是没有商议余地的。一些谨慎的忠告已经被愤怒的风暴淹没。的确,人们要以武力来抗击普鲁士人的侵入,代表们要向各个连队传达这个决议。然后会议延至3月3日开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全体向巴士底进发,并且中途吸收了许多别动队员和士兵。
为自己的自由而忧虑的巴黎,它的革命纪念柱的周围从一清早就挤满了人,象从前聚集在斯特拉斯堡的纪念碑下,为祖国而忧心忡忡一样。各营奏着乐、挥动着旗帜走过去,耐久的花圈遮盖了纪念柱的围栏和台座。不断有代表登上纪念柱的台座,从这个黄铜制的讲坛上向人民讲演,人民欢呼:“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回答他。突然,在人们的头顶上飘起了一面红旗,消失在纪念柱内部,转眼又出现在高处的围栏顶上。人们用狂热的欢呼欢迎这面红旗,然后又平静下来。有一个人很勇敢地一直爬到纪念柱的顶上,把这面红旗插在保护神的手里。从1848年以来。人们用狂热的欢呼声中让平等之旗飘扬在这个广场上,它已被成千烈士的鲜血染红了。
第二天,示威游行又继续了一天。不只是国民自卫军的战士,而且还有别动队员和士兵参加。军队在巴黎的呼吸中被感动了。以设营员为前驱的别动队献上巨大的致哀花圈。当他们来到的时候,排列在纪念柱脚下的号兵吹号欢迎他们,群众向他们热烈鼓。穿黑衣服的妇女拿着三色旗,上面写着,“共和国的女公民向烈士致敬!”纪念柱的台座上已经摆满了花圈,柱身周围围满了花圈和旗帜,很快就从上而下地被黄花和黑花,红旗和三色旗围了起来——痛苦和欢欣,过去的悲痛和未来的希望的象征——一个巨大的纪念柱和五月树。
26日,还在持续着的示威游行带有激动的性质。在示威游行中,有一个警察密探企图在笔记本上记下各营的番号,人们把他抓住,扔进了塞纳河里。这一天,二十五营人个个脸上都带着沉痛的神情游行示威,他们的心里产生了一种极痛苦的可怕的预感。休战结束了,《公报》并没有发布休战期延长的消息。第二天,报纸报道了普军通过爱丽舍路侵入巴黎的消息。政府把军队转移到塞纳河左岸,并且命令从实业宫撤退。它偏偏只是忘掉了国民自卫军的大炮,这些大炮就放在瓦格拉姆广场上和帕西路上。由于投降分子的粗心大意已经向普鲁士人多缴了一万二千支枪。谁能知道,他们是不是还要向那些用巴黎人的血汗铸成的、铸有营队番号的雄壮的大炮伸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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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是自发的而又普遍的。帕西的资产阶级各营队已经得到市行政当局的同意,把大炮从兰奈拉搬到蒙索公园,其他营把它们的大炮从瓦格拉姆公园经过圣奥诺莱街和瑞华利街搬到佛日广场,在那里巴士底可以掩护大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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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场上已经沸腾一整天了,维努亚派到那里去的军队和群众结合到了一起。当晚,巴黎成了狂欢的海洋。集合的口令、钟声和、号音使成千拿着武器的人涌现到大街上,他们聚集在巴士底前面、沙托得奥和瑞华利街上。袭击了圣佩拉日监狱,救出了布律涅耳。半夜2点钟左右,有四万人默默地穿过爱丽舍路和大军路向普鲁士人前进,一直等候他们到黎明。撤退时蒙马特尔的营队夺得了他们在路上发现的大炮,搬到区公所前面和奥纳诺林荫道上。
维努亚除了发布一道可耻的口令反对这种狂热的骑士行为以外,并没有其他对策。曾经诅咒过巴黎的同一个政府,又要求巴黎为法国而牺牲。27日早晨,贴出一张布告,通知休战期延长。3月1日,三万普军占领了爱丽舍路。
28日2点钟左右,受托草拟中央委员会章程的委员会在第三区区公所召开了一次会议。前一天晚上,根据情势而被授予这种权利的几个委员,曾经想要在第三区区公所建立一个常设委员会。但是由于人数不够,所以他们改在第二天早晨开会,同时要求各营营长参加。在贝热瑞大尉的主持下,悲愤地开了会。蒙马特尔营队的代表已经在罗捷街建立了自己的委员。他们一定要战斗,提出不容怀疑的全权,引证沃克斯大厅的决议。他们几乎一致决定要以武力反抗普鲁士人。这些客人使区长崩瓦勒非常不安。他把区公所挪了地方,好歹才摆脱了他们的搅扰。
在一整天中,城郊武装起来了,占领了弹药库,垒壁炮已经作好了射击准备。别动队的官兵并没有想到他们已经变成了真正的战俘,他们匆忙赶到自己的市区,取回了他们已经被缴的武器。晚上,群众涌到佩皮尼埃营房,领着海军士兵向巴士底前进,以便在那里和他们联欢。灾难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就连一些果敢的人恐怕也难以阻挡这种声势浩荡的运动。整个科尔德利——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国际、联合会——对于这个至今还没有表现出任何革命行动的无名人物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都抱着非常慎重的态度。第三区区公所派了几个属于国际支部的代表,道科尔德利区报告会议的情况和绝望的决议。应该努力设法使工人们安静下来,派几个演说家到沃克斯大厅去,那里正在召开大会。他们成功地获得了观众。有许多市民也努力让人们认清形势。第二天早晨,科尔德利的三个团体发表了一个宣言,恳请工人控制自己。它们宣称:任何出击只会使人民遭受革命的敌人打击,这些家伙会使一切社会要求都淹没在血泊之中。由于各方面的压迫,中央委员会不得不让步,发表了一个由二十九名委员签名的宣言。“任何行动都会招致共和国的覆灭。要在敌人企图占据的市区周围修建许多街垒,因此把敌人孤立在那个我们不再认为是我们的城市的区域里。”这就是中央委员会的第一次公开行动。二十九名无名人物企图使国民自卫军安静下来。他们甚至博得了对于他们的影响似乎并不感到惊异的资产阶级的喝彩。
3月1日,普鲁士人得以侵入巴黎。人民又完全控制了这座城市。这座城市已经不再是1815年地主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巴黎了。屋顶上挂着黑旗,街道上空无一人,商店关了门,喷泉干涸了,协和广场上的立像遮盖起来,马路上的路灯也没有点燃。这一切都给人以一座死城的深刻印象。敢于到敌人营舍去的娼妇们遭到了公开的鞭笞。人们劫掠了爱丽舍路给战胜者开了门的一家咖啡馆。在圣热尔明郊区只有一个大绅士让普鲁士人占用了自己的房子。
当一股新的诽谤浪潮从波尔多涌来的时候,巴黎已被普军的侵入屈辱得象死人一样苍白。在这种悲惨的危机中,国民议会没有说过一句支援巴黎的话,不仅如此,它的机关报《公报》还带头对那些想要奋起自卫来反抗普鲁士人的人们大发雷霆。在办公厅里批准了一个提议,根据这个提议国民议会应该在巴黎以外召开。关于房租和支付期限的法令草案本身就带有破产的因素。已经接受了和议,并且象做买卖一样慌忙地作出了决定。亚尔萨斯和有一百六十二万法国人的洛林的很大一部分,已经从祖国割让出去了,军事赔款五十亿法郎,巴黎以东的各炮台要占领到支付第一次五亿法郎为止,东部各省则要被占领到赔款付清为止,这就是特罗胥、法夫尔和联盟为了乞求俾斯麦许可我们建立一个新的“找不到的议院”而使祖国所付出的代价;而且为了对遭受过多耻辱的巴黎表示抚慰,梯也尔任命了无能的、卢瓦尔军队的横暴的将军奥雷尔·德·帕拉丹为国民自卫军的总司令。维努亚和奥雷尔是元老院的两个议员、波拿巴分子,他们高踞在共和主义巴黎的顶峰上,这已经够过分的了。现在,整个巴黎已经预感到将要发生的政变。
傍晚,军队集结在林萌道上。国民自卫军拒绝承认奥雷尔,要求任命加里波第。3日,有二百个营派它们的代表到沃克斯大厅参加会议。会议是从宣读章程草案开始的。章程总纲说,共和制是建立在普选之上的唯一正当的政制,普选是它的工作。在第六条里写道:“代表有责任粉碎任何企图推翻共和国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是由每区三个代表组成的,他们是从连、营、团和团长中选出的。在等待正式选举期间,大会立即选出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是瓦尔兰、潘迪、雅克·杜朗和科尔德利的另外几个社会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或更确切地说第一委员会)和三个团体已经接近了。瓦尔兰完全同意立即改选国民自卫军的各级指挥官。此外,还提出了一个建议:如果国民议会不以巴黎为首都,则在塞纳省建立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个令人难以理解的不适当的建议其结果只会是:使巴黎脱离法国其他部分而孤立起来,这是一种反革命的、反巴黎的思想,它是以粗暴的方式来反对公社本身。巴黎啊,如果没有外省,那么谁来供给你粮食呢?全国各地的兄弟们啊,如果没有巴黎,那么谁来拯救你们呢?但是六个月以来,巴黎处于孤立的境地,它要孤军战斗到最危急的时刻,而且只有通过它的投票才能承认共和国。外省选举结果的失败,使地主贵族在国民议会中占了多数,这就使许多准备为世界共和国而牺牲的人,产生了共和国有可能被封锁在巴黎的想法。
[1]
Chambre introuvable——找不到的议员:指路易十八时代的众议院,在“百日”以后无论在哪里都找不到这个议院的议员了,因为拿破仑第一的归来,把他们吓得魂不附体了。——德文版编者
又叫“无双议院”,是1815-1816年(复辟时期初期)由极端反动分子组成的法国众议院。——中译者
[2]
拿破仑第一垮台以后,在天主教的教会中发生了宗教复辟,这种复辟最初是由主教会(Kongregation)领导的,主教会是1816年建立的一个私人宗教团体,准备在法国再容许耶稣教团。——德文版编者
[3]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法国封建王朝的反革命分子纷纷逃往国外,以德国城市科布伦茨为主要根据地,侨居科布伦茨的逃亡者再1792年曾参加奥普军队侵犯革命的法国。因此,“科布伦茨”一词被用作叛国和反革命的同义语。——中译者
[4]
指地主贵族议会的法国。——中译者
[5]
第三区的代表是A. 热诺太,第四区的代表是安德烈·阿拉瓦讷,第五区的代表是马奈,第六区的代表是V. 弗隆梯埃,第七区的代表是巴杜瓦,第八区的代表是莫尔特罗,第九区的代表是迈尔,第十区的代表是阿尔诺德,第十一区的代表是皮孔奈,第十二区的代表是奥杜瓦诺,第十三区的代表是桑西阿,第十四区的代表是达科斯塔,第十五区的代表是昂利·马松,第十六区的代表是佩,第十七区的代表是韦伯,第十八区的代表是特鲁耶,第十九区的代表是拉加尔德,第二十区的代表是A. 布伊。库尔梯仍然是主席,拉梅尔是秘书。
[6]
反动分子曾经强调,要装出担心大炮的样子,表示防止普鲁士人把大炮夺走。这是完全不真实的,因为总参谋部本身害怕袭击。《关于9月4日的调查》,德·莫尔特马尔,参谋长,第2卷,第344页。
[7]
“在听到普鲁士人侵入巴黎的消息以后,就把第一批大炮搬走了。我的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这些大炮是被合法的市民——帕西和奥特伊的国民自卫军战士搬走的吧。你们以为这些大炮被搬到哪里去了呢?搬到兰奈拉去了”。《关于3月18日的调查》,茹尔·费里,第2卷,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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