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五章 骚乱（5月6日） 马居斯[1]在巴黎。头脑有点发热的活动分子们在这一天读到这位在美国避乱的德国理论家的文章，文章称这次掀起的巴黎革命吸引了西欧所有的社会边缘者、社会地位者和反叛的学生们。同时，在巴黎，5月6日上午，是审慎地召开着一个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像是有意为1968年5月6日（星期一）敞开的：卡尔•马克思科学思想的影响暨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马居斯在《世界报》上适时地回答了皮埃尔•维昂松-蓬特的几个问题[2]，但没有立即到示威群众中去，他确实错了，在他写这篇论文的时候，正是他的弟子们占领大街的时候。他第一次到他们中间，由一个记者团和一小群学生陪同着，在穆里斯•格里莫分派在巴黎大学周围的大约1500名警察的眼皮下，出现在圣雅克大街上。 出庭红棕色头发的人处于战斗状态。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显出嘲弄人的样子，穿着格子布衬衣[3]，带着微笑和蓝色的明亮眼光，在一个随从队伍的陪同下去巴黎大学纪律委员会“自首”。这次在巴黎大学开庭是为了判决农泰尔文学院的8名动乱者的弥天大罪。这种裁判从来就是很有名的。开除学籍并附加他的外籍理由被驱逐出境的可能使“红色达尼”充满了很庄重的忧郁，其实他是有点担忧一下子牺牲他亲爱的革命前途。这就是有一支奇特的随从队伍陪同这个被告的原因，陪同者中有阿兰•图雷纳、保尔•里克尔和亨利•勒菲弗，一个社会学家和两个哲学家，都是出名的。他们将为“红色达尼”进行诉讼辩护。大学的法规已经一千次被这8名青年所嘲弄，他们知识将从另一方面进行更政治化更激烈的辩论。 从巴黎大学的第一个事端起，达尼和他的朋友们就逐个拒绝到庭。像是事先安排好似的，他们这次整齐地坐在庭外的人行道上唱着《国际歌》，然后是他们个人版本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流行的卡马拉尼奥歌的旋律，配以“格拉潘烧酒”向农泰尔文学院院长“敬礼”的歌词。尽管庄严的法官立即制止并分组讨论被告们，煽动还是持续了4个小时，从科恩-本迪不逊地出现在法庭上的时候起。在法庭出口，科恩-本迪很干脆地嘲弄：“大家这样消遣了4个钟头。” 真正的场面在外面。3000名学生前来支持农泰尔人，亲华派第一次散发传单。上午，郊区的工人也不甘落后，但没有成效。意识比较清醒的大学行动党号召立即建立行动委员会，这样便于在大学里进行运动组织工作。首先在13区，主要在属于“越南委员会”的一些中学范围里，行动委员会组织了起来并开始运作，其他地方还在形成之中。第13区行动委员会的两个负责人一个是穆里斯•奈曼，“帕比斯派”的托派分子，与他的兄弟一起后来又创建了自己的小团体，另一个是米歇尔•雷卡拉蒂[4]，他们并入克里文[5]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迅速地与王子先生街的集体行动方向结合起来。 活动组织的膨胀与电台和报纸的煽动大有关联，它们在星期五一整天适时地进行了令人感觉麻木的诱惑，它们不是希望人们了解什么，而是希望看到人们能做什么，也使离开大学的前辈战友们在记忆中重现往昔发生的战斗。庭外的示威群众被果敢的一动也不动的且大部分忠实于克里文的纠察队保护着，尤其是那些在星期天改变观点的向来不问政治的不参加任何组织的学生们，有了表明他们参加战斗的机会，或只是非常单纯地被当时笼罩着巴黎的时代气氛所吸引：不文明的言行，自觉地突然奋起，意外的对抗，解放者的权威，瞬时的造反，对抗成人世界，合理而又贫乏，负责任而又野心勃勃的悲惨世界。 科恩-本迪走进法庭15分钟以后，警察开始驱散外面的人群。虽然他们记得必须慎重行动，保持平静，但在这个白天还是爆发了第一阵催泪弹和石头雨。示威者撤退，一小时后又在拉斯帕伊大道上重聚。格里莫任他们如此。这是五月的第一次长征。示威者在巴黎中央酒市场稍事休息，开了一个会以后，就沿着封闭沿河马路的障碍物的右侧前进，此次长征历时3小时，经过圣热尔曼大道又来到城区，当队伍到达圣雅克路十字路口时，突然分道向巴黎大学前进。指挥是完美的果敢的。这个继星期五的即兴之作出自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纠察队的战术策略，是它们操纵着这支队伍[6]。克里文的托派分子们发现一个突破口，就是制造事件的力量，必须煽动思考在紧张局势下的行动以及运动尘埃落定之后的“算帐”问题。确实，一点也不需要托派分子们用太多的手腕来挑起殴斗，群众已陷入激烈争斗的欲望之中，这是在纠察队的所有命令之外的事。扩散骚乱的快感在学生中间像是从来没有的感受。人们处于对抗之中。 格里莫总想避免与学生接触，但又需要防护巴黎大学。警察别动队突然从学校街蹿出，端着枪，灰尘弥漫。示威者与他们对峙了一会，撤退到莫贝尔广场会合。战斗开始了，首先是命运的“炮”战——催泪弹对抗石头。石头射手们迅捷地向前，冲向警察排成障碍的深蓝色长城，扰乱他们并在疯狂跑掉之前扔出手中的石头。一个示威突击手越过其他人，靠近发催泪弹的警察别动队仅有几米远，于是一个目标突出在他随后的人群前面，橡皮棍举了起来，这个突击手又突然调头奔回队伍，一个错误发生了：一个正在专心筑棱堡的冒失警察[7]面对奔回者和戴头盔蒙头巾的人群，慌忙从雨衣里抽出一根长长的警棍，转而又想扔催泪弹，这项危险的活动需要准确的步伐和锐利的眼光，大概这个警察初学掷催泪弹，人们很快发现催泪弹点火很慢，于是有人捡起这个武器扔还到深蓝色制服队伍中爆炸了。 紧接着，示威者开始撬铺路石垒成石块带层，为第一线做后盾。突然，一个市政工程用的小屋起火，警察们惊呆了。这一下使他们有了与示威者打交道的观念了，即使不是职业性的，在驱散示威者方面，操作得比以前更迅捷更冷静也更令人生畏起来。 格里莫不想马上有负罪感，他强令警察停止接近巴黎大学，肉搏是完全不必要的。那么警察别动队只能在凌辱、嘲弄和石头、螺栓、瓶子雨面前持枪立正，只能仅仅借助有机玻璃盾牌的保护。由于这种严格的命令，一个警察在喊叫中倒下了，很快被同事们拖进了大客车。警察队伍充满了克制的情绪。因此，警察十分谨慎地定时轮值。 警察局长格里莫想掌握他的队伍的实际情况，决定从办公室徒步去莫贝尔广场，这已是很著名的事了。学生和记者围住他，抨击警察局。“示威者首先采取了暴力。”格里莫边说边想起在巷战中被石头击破额头的警察克里斯蒂昂•布律内。他微笑着，辩论平静地进行着。然后，他说了结束语之后就避开了问题：“在你们中间，将来可能有干警察这个行当的，那么，他们也将必须干好并保障巴黎大街的秩序。” 圣热尔曼 - 德普雷大街的战斗16时，骚乱因骚乱者的不专心而中断了一会：示威者转移去与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动员起来的队伍会合，地点是当费尔-罗施罗广场，时间是18时30分。路途上，他们与到来的一支新队伍并排前进，大家放松地把头巾拉在脖子上，把头盔拎在手中。忽然，约1万名示威者围住了贝尔福地方省的那头狮子[8]，激起大家的一阵好奇，不一会，他就消逝在人海了。此间，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朗贝尔派”分子们借口格里莫的突然出现动员大家背上武装袋[9]，但没有多少人响应。队伍在一片嘘声中仓促前进。五月的特征出现了：嘲笑僵硬的语言：“我们是一个小团体！”……语言的创造开始了。人群欢乐地沿着拉斯帕伊大道向前汹涌。人们唱着《国际歌》，还没唱到第二节，大家又错误地被另外的人所吸引：一些年轻的女人从她们的阳台上向下面扔红色的玫瑰花，并喊道：“资产阶级和我们在一起！”下面一些红旗摇晃呼应，队伍中一阵狂喜。这是在勒内大街和圣热尔曼大道的瓦万十字路口。第一排戴头盔的队伍停止了前进，后面的队伍一排接一排地凝固起来，十分安静的。突然，人们发现约100米远的狄德罗街上有光泽——一排排深蓝色的障碍物，排列在灰色马路上的长筒靴和头盔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示威队在面面相觑，犹豫不决，焦躁不安。然而有头头们在，有擅长冲突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纠察队伍，必须向前进，突击手们手持抛掷物冲在队伍前面，示威群众互相观望了一会，然后戴好头盔，用头巾遮好鼻子，队伍重新启动。 被石块追击的有负荷的警察队伍，害怕另一侧的富尔大街被占领，只有后撤，示威队伍乘机蜂拥前进。这是警察别动队第一次主动后撤，官方为之震惊。 示威群众还在进行战备的杰作，他们拆掉道路指示牌，捶打石头。从第一条裂缝在碎石路面上产生起，人们就七手八脚地挖掘铺路石，然后分送到第一排的投掷手手中，向深蓝色制服群掷去。几辆轿车被掀翻在地，一些树的栅栏被拔掉。警察同样遭到一连串爆炸的催泪弹的反击。人们奔跑着，喊叫着，对着发光的目标投掷着，有的逃跑，有的躲起来，也有挺而向警察讨还的。傍晚来临了，昏暗笼罩着战场，饱和煤气的空气呛着人们的肺和眼睛，火光映红警察别动队的深蓝色雨衣，到处是玻璃碎片，一些过路者糊里糊涂地挨了警棍，到处听到喊叫、辱骂和爆炸的声音。 警察局开来了两辆消防车。一块石头正好砸碎第一辆的挡风玻璃，不得不在石头雨面前向后撤。是共和国保安队担负的这个任务，未料却遭到逼近埋伏在背后的石块的追击。一阵惊惶的捕获之后，共和国保安队慌乱地后撤，尽管有官方警棍的护卫。一个掷催泪弹的保安队因避煤气盲目地奔跑，竟可笑地撞在一颗树上。突然，一辆小型卡车驶向保安队员组成的障碍层，从上面飞出的一块石头加速飞翔，消防车的驾驶员在最后一刻喷出水柱，共和国保安队这下可成功地避免了这个飞行器的袭击，只差一点点[10]。维持秩序的警察们仍在原地不动，他们不想组织正面的突击，那么多的示威者一旦被激怒而疯狂起来就更不好办了。警察想好了，过一会，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展开抓获动乱者的迂回行动。果然，人群在勒内街退了潮，慢慢溃散。21点多时，警察控制了场地，追捕还想闹事的小伙子们。这就是暴力行动，胡乱地打击，受伤者猛增，多亏这一次示威者还没想与警察正面冲突。对抗的嘈杂声一直持续到23时。第二天上午，尽管有路政局管理人员的清理，圣热尔曼-德普雷大街似在仍然忍受着旋风般来往者的践踏，到处是掘起的铺路石，破碎的玻璃，烧毁的残骸，经久不散的煤气味。据官方统计，有481人受伤，其中学生279人；81人被捕，40人已得到确认。 舆论支持学生20时30分，教育部长阿兰•佩雷菲特在电视里回答青年记者伊夫•穆鲁西的提问。他说：我们是很有耐心的，问题是学生热衷动乱。事件是有组织动乱的结果，必须终止这种“暴力的逾越”。巴黎大学的第一次禁令是合法的甚至是敏捷的。从法律和技术的角度来讲，政府有一切理由对付他们。示威的权力并不包括用石头追击警察。对抗是由有组织的派别蓄意掀起的（主要指革命共产主义青年），以致群众也自发地跟随他们。对他们的大量控告比事实要小得多。警察当中也有许多受伤者，严酷的反击并不是由他们激起的，即使他们在场。 然而，从政治上讲，官方的控告词没有被通过。对学生群众来说，他们为星期五被监禁的代人受过的学生鸣不平，而且巴黎大学的关闭损害了自中世纪就延续下来的大学独立的传统，虽然检察官菲力普向巴黎学生承诺尽力使警察局和最高法庭避免冷冰冰的裁决，对于警察对逃离者同样冷酷无情地运用暴力表示愤慨，但是法庭还是取消了对冲突真实原因的一切查询，尤其当舆论朦胧地触及到是整个一代人开始被动员起来反对旧制度时，法庭辩论的范畴便有意识地转了向。学生青年自然地赢得了舆论同情，同样也取得了为数众多的教师队伍的不可思议的支持。在警察和动乱者的冲突中，后者自然地赢得人心，只要他们的动乱不使人恐惧，因为恐惧并不是来自他们这一边。一些人消遣地目睹对权力的蔑视，另一些人在橡皮棍的暴力面前大喊大叫，所有的人对活跃的少数派真实而出色的对抗表示缄默，除了政府雇佣发表的纯论战性的结论。殊不知，学生运动一抬手便赢得了舆论战的胜利。 新闻凝固着这种舆论的摇摆。《战斗报》发表以《拉钉区的大捕杀》为题的文章，夸张了普遍的感情：警察在狂热的示威者面前缺乏冷静，虽然动乱平息了。曾一贯战胜阿拉伯人和黑人闹事[11]的共和国保安队承担对行人和影剧院集中人群处理的任务，报纸长篇报道他们的暴力行为，包括追击年轻的姑娘。发生在警察局里的难以胜数的暴行也开始被广泛地披露，尽管警察机关予以否认。一个被捕者叙述道：“我被带进警察局，首先进行简单的身份确认……当我从里面出来几分钟以后，就被一个警察十分巧妙地用十字镐柄捅破了鼻子。”[12]在博戎警察中心，递解着一批被捕的示威者，开始以严肃的名义摆布，接着就有些侵犯行为。尽管传闻有些夸张，凌辱和推搡是免不了的事，就像行人进入烟草店一样司空见惯。警察的怨恨，不纯的种族主义，往往使排犹主义者从这里得到发泄。穆里斯•格里莫有责任训斥他的下级并到布满石块的现场热心地要求他的人员保持克制[13]。这严重地削弱了政府的威信，统治阶级开始感觉到了。戴高乐将军继续紧逼他的部长们保持坚定的立场。但议会代表团与爱丽舍宫的决心相反，坚持双向缓和的意见：“先生们，大学需要改革……当然，也不能容忍大街上的暴力。”[14]这不再是秩序也不再是改革。决心好象是无足轻重的事；重要的是应该部分地承认示威者们的要求是合法的。不被人注意的是，议会代表团意见的言外之意包含对戴高乐将军从危机开始至5月29日的一切态度的保留。与此对称的是，法共也应该慎重地修正它对运动的态度。法共指示乔治•塞吉[15]修正他以法国总工会的名义作的讲话，没有人知道他也是在法共的辩论中永远占中心地位的法共政治局的成员。法共总书记还是照例对党内极左的“煽动者”进行抨击。但法共自星期五以来已感到某些情况要发生，开始觉得没有必要马上清洗割伤自己。塞吉肯定他对“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一边的知识分子的同情”。尽管这份对学生运动的致意显得过分雕琢和有条件，但支持意向还是不容质疑的。 [1] 马居斯（Macuse），德国左派理论家，避居于美国。——译着注 [2] 1968年5月11日《世界报》。 [3] 见克里斯蒂昂•夏里埃：《疯人派的春天》，巴黎•法亚尔版，1968年。根据当天下午在莫贝尔广场拍的一张照片，红色达尼穿着花格子衬衣出现。 [4] 米歇尔•雷卡纳蒂不久成为克里文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阵线的纠警队的负责人，30岁时自杀，他是罗曼•古皮的绝妙影片《他30岁死去》中的英雄。 [5]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6] 见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年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这一天，革命共产主义青年的纠察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帕特里克•罗特曼在1968年5月期间是该纠察队参谋，他显然给予了许多影响。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却认为这是群众在没有命令的情况下掀起的战斗。 [7]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详细描述了这场骚乱。还可在同时的报纸中找到同类描写，尤其在《世界报》和《战斗报》上。 [8] 指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他出生于法国贝尔福地方省，人们通常称他为贝尔福的狮子。为了解警察执行任务的情况，他步行出门，与示威者相遇，此事成为著名的事件。——译者 [9] 装有石头、螺栓、螺钉等抛掷物的袋子。——译者 [10]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11] 五六十年代，移居巴黎的黑人、阿拉伯人常游行示威，反对种族歧视或变相的种族歧视。——译者 [12]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13]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14] 见阿德里安•当塞特：《1968年5月》，巴黎•普隆版，1971年。 [15] 隶属法共（相对独立）的法国总工会的主席。——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