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六章 长征（5月7日） 在工人和学生的示威运动中，学生运动占据了前幕。如何保持下去？如何将这种出人意外的强大动员效果转为政治上的胜利？运动的领袖们自第一次骚动的那天起就在考虑这个耳闻体。由热斯马尔提出的三项要求，即释放被捕者，撤走警察和重新开放巴黎大学，使他们在最近的目标上一下取得了一致。 实用主义五月事件之后，人们对它的评论缺乏现实态度，对五月狂热的词语、革命的幻想和意识形态的转移进行了许多恶意的评论。小团体的头头们经常讨论这些评论。这当然敏感地涉及到对运动的观点问题。更确切地说，这些评论的修饰语更符合五月以后的一些事件。70年代左派的昌盛虽然来自1968年，但还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在1968年，曾有一些意识形态的萌芽，带有暴力本能并企图引起严重后果的战术家也层出不穷，在 运动中这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只有树木才不问政治。在五月第一个星期的活动里，少不了浮夸的华丽辞藻，也少不了一些人，他们玩弄团结、玩弄同业工会的最起码的义愤。多亏政治出路随后降临，三项要求暂时地统一人心。在这种情况下，满脑子意识形态的科恩-本迪，克里文，热斯马尔，佩尼努及其他一些人都知道在必须摆出各自复杂的观点时，需要展开兼容感情的大旗。 暴力的使用仍然不会减少，以致人们在忆及五月时，好象只是一个大系列的骇人示威和不间断的暴乱形式而已，其实这是无意中的记忆选择。实际上，运动中只有三次暴力的爆发，两次在五月，一次在六月；在60天的危机里总共有10次狂暴的示威。由于激烈的缘故，人们夸大了它的次数，令人震惊的一系列巷战也影响了人们回顾的视野。 这个星期二上午，王子先生大街的学生小参谋部里，特别缺乏战斗气氛。他们被频繁的示威搞得昏头昏脑，其他他们看到的只是巴黎16万大学生中的1万在示威，一个难以置信的少数派数字。他们同样担忧暴力的后果。惟一可能与当局谈判的是热斯马尔，虽然他只是一个薄弱组织的发言人，但还是很负责任的，也比其他团体的头头们合法一些。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雅克·索瓦热奥提议当晚组织一个游行示威，但这一次却平静起来，人们把头盔和弹弓都扔进橱柜了，大家都嘲笑他。拉丁区附近，街道宽阔，补充队伍的入口也宽敞，当费尔-罗施罗门是个最理想的集会点，他们于是相约18时30分在这儿举行集会示威。 星期二下午，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从收音机里才获悉一个决议的消息，是以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名义播出的：“为了表示诚意，我们将参加今晚这个可能少些暴力的示威活动。”热斯马尔认为这是个政治冒险：如果游行队伍稀稀拉拉，不管怎样，全国高等教育工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都将显出软弱无力而受到责难。运动领导在玩弄他这张牌。活该。然而至少有一个听众与他同时在高度注意这条新闻，这就是巴黎警察局局长穆里斯·格里莫，他焦躁不安地考虑今晚的示威将预示着学生的不满会更激烈，而政府也不会妥协[1]。冲突将重新开始，随着将是失去控制的事件或是持久的危机。这次他一点也不能担保示威者没有死亡，要么终止对抗。当然，他能够禁止示威，法律在这里授权予他，但他不愿这样，因为禁令作用不大，相反会使一部分人更坚决。从技术上讲，禁令也很难奏效。必须包围集会地点并阻止所有的人到那里，特别是地铁的来路。看来，暴力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示威者迅速改变地点，但这是他办不到的。那么，必须用卡车运送宪兵，这有阻碍交通的危险。那么，警察只能步行到场，但这样又不好迅速调动队伍，因为装备笨重，而且一些大腹便便的警察很容易被学生们超过。“我们什么也不能作，头头们，也是些篮球。”共和国保安队的一个军官在那个混乱的晚上如此揶揄他的上司[2]。在这种情况下，示威群众按预先商议好的路线拥进会场，集会在一片混乱中照旧进行。警察成了人们的笑料。原来在那天下午，巴黎警察局局长用电话与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总部联系过： “我有许多困难需要你们知道。”电话接通后，格里莫对热斯马尔说道。 “但我们只有两条通话线路。”学生阵线头头的言语还是十分谦恭的。 “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马上派人来解决。”[3] 不一会，一些电讯员就来到王子先生街安装直通电话线路。这条线路运行了6个月，虽然完全是象征性的。如果仔细地审视这场危机，就会发现暴乱参谋部与镇压参谋部的联系一直是保持着的，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特别是关于游行路线、时间、目标等技术性的对话。一些年来，警察局对示威活动就十分情况，学生运动的负责人们也习惯于与警察局商议游行路线和讨论当局的禁令，研究如何折衷如何绕行到某某地方等等。在五月里继续如此，只是频率有所增加而已。几乎总是如此，因为这关系到限制破坏、避免流血的大事。总之，双方还是遵守默契的，在没有打招呼的情况下，都主动排除革命日程表上的“事件”，即使这些联系有些缺陷。无论如何，双方都还没有表现出走极端。因为这是国内“革命”，五月的战争还没有爆发，既然任何人都不想毁灭也不想死亡，何乐而不为？ 走向星星广场18时30分，当费尔广场，学生领袖打赌赢了，有10000多人，动员还在继续。对面，格里莫把他的4500名警察排得整整齐齐阻止人们前往集会场内并坚守巴黎大学周围。在这头贝尔福狮子的周围，站满了已经战斗了两天的老兵和有经验的战士，他们圆睁双眼，双腿叉开，克制着感情，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他们不再感到孤独，因为不断有人来往，好奇的、逗笑的、激动的、提意见的都有，踩黑了当费尔的铺路石。那边，索瓦热奥在演讲着，似乎缺乏信心，人们只听得清几个句子和单调的词：巴黎大学……我们正在慢慢变成大学……“我们就是一种小派别……” 警察局长格里莫走出警察局，出现在圣米歇尔大道上与示威者见面。在皇家港，他一边向前走一边交涉：“不要试着去巴黎大学，你们会挨揍的，我特许你们去蒙帕特斯。”[4]第一阵示威的人群顺从地缓缓流向塞纳河边，去拉丁区的活该倒霉了。塞纳河另一边即右岸的示威群众老远地向他做着抗议的手势，格里莫并不反感。右岸的示威队伍是学生长征的开始，他们从巴黎荣军院过来，队伍不断扩大，队伍的右边就是国民议会大厦，警察一动也不动地看着他们，但他们看也不看警察一眼，连嘲弄也是勉强的：“权力就在大街上。” 矗立在大街上的冷漠的波旁宫是议会权威的象征，人们没完没了地恶意评论示威群众的这种平静的蔑视，当然也有恰当的评论：五月的群众在合理的缺点里骚乱。制度的机器突然后撤，“突破口”半开着，然而并没发生别的乱子。1968年5月的青年一代终归永远不可能真正比第五共和国驰名。当第四共和国脱离青年一代时便灭亡了。它的末日就是议会权力的丧失。10年以后，为什么要动用这种没有威信没有权威的刑事法庭来诋毁青年一代呢？ 的确，权力就在大街上，要知道这是国家的权力，是戴高乐和他的政府的权力，被警察排成的一道道深蓝色的人墙在大街上落实了。为了释放被捕者，都在大街上表演。看来，革命的浪漫主义不如合理的现场直感。戴高乐将军也曾用他那神赐的能力在电视里、在旅行中、在公共海滨浴场，在人民与政权之间建立直接的联系，没有中间环节。这提高了他的威望，学生们完全理解他。而议会的反对派里同样总是活跃着戴高乐主义，这如同制度、党派、议会或连忙方案里长长的圆括号，使人们需要费好多时间去理解新的第五共和国的合法性。实际上，示威群众对这种合法性都暗含着敬意，并不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冷漠的巴黎荣军院也大概比革命者更戴高乐，这是个动人的悖论。 塞纳河岸边，沐浴在晚霞中的示威人群早已远离这种微妙的感觉。此刻他们只会感到坚强而有力，自负而顽强，五月里充满激情的幻想就产生于这一天。“我们就是导师”，活跃分子之一雅克·贝纳克[5]后来回忆说。总之，12000名骚乱者在那天在忙碌的巴黎尽情沐浴着历史的微风。 警察拦住了亚历山大三世桥。游行队伍只有沿着凯道赛沿河马路向协和桥前进。1936年2月6日就在协和桥发生的惨案[6]。新来一队警察保护着国民议会大厦，他们开枪示警。这回可能是警察局的战术错误，协和桥敞开着，但这个错误并不重要，游行队伍转向了另一个方向，背向波旁宫，沿着塞纳河右岸走向冒险，狂热继续迷住他们。队伍前进得十分惬意，打头的心不在焉，对刚掠过的险境浑然不觉，临近香榭丽舍大道，队伍的前头打起了红旗。“这是最美好的时刻”，让-马赛尔·布格罗[7]后来叙述道，“我们走了整整一天，跑遍了全巴黎，啊，膨胀的队伍挤满了香榭丽舍大道，我们简直不敢相信。”[8] 博沃广场内政部里，克里斯蒂昂·富歇和他的办公室人员一起晚餐，只吃了一点点。随着愉快的气氛，大家议论着巴黎的“这些天”。这位博学自信的部长已经晋升为都市的战略家了，他向手下强调在巴黎最重要的是永远不要让暴乱者沿着塞纳河右岸走，真正的原因是总统府爱丽舍宫离河右岸只有两步，任何可靠的队伍也不能保卫好它。突然，电话铃响了。“他们正沿着右岸——妈的！”[9]富歇狂怒地呼叫警察局长格里莫：“必须拦住所有的桥，你看着办吧，这是最起码的。”当然是的！但部长错了，游行人群这次忘记了掩映在树木簇叶中的爱丽舍宫。 22时，游行群众围着凯旋门席地而坐，一片红旗。只有歌声里还剩下一点对共和国的虔诚，几个托派分子当时还阻止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向凯旋门下无名烈士墓上的火焰撒尿的准备[10]。人们呼口号、歌唱，然后重新出发。面对突然降临的灾难，格里莫重新展开他的士兵。一排粗大的铁栅栏关闭了乔治五世草地，通向爱丽舍宫的道路被切断，以防万一。一个警察有力地向学生头头们做着手势——必须转向河左岸。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们在警察面前手挽着手，但人流却不知不觉地改变方向朝有桥的地方流去。疲惫不堪的示威群众从收音机里获悉拉丁区的阿萨斯街发生事端的消息，人流便又流向拉丁区。已是午夜，巴黎大学在望，群情激奋起来。多亏王子先生街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主席热斯马尔用“红色电话”恳求格里莫打开障碍物，“否则，将有大的破坏发生。”格里莫想试一试，但又顾虑防止巴黎大学发生变异的保证。他们正讨论着，忽然，警察局电话员的声调变了：我们刚获悉游行队伍已解散的消息。原来，维持游行秩序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纠察队现场宣布终止敌对行为：大家回家休息。人群从容不迫地接受，并没有强迫。这时，亲华派还在突出自己，利用热斯马尔和科恩-本迪不在场使学生继续留在对抗状态[11]，他们对工人的命令已经失败。亲华派掌握了一个小团体，他们也想进攻障碍物。暴乱在不能有“但是”的纠察队的带领下再次掀起来：铺路石飞舞，轿车烧起来，催泪弹在巴黎的夜里施放。在警察分局局长邦代的报告里是这样记述的：“在临近皇室港的蒙帕拉斯大道上，我被4个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员喊住，他们很激动，其中一个甚至流着眼泪。他们已完全被事件搞得发了疯和无可奈何。他们坚持要我相信那些烧毁轿车、用投掷物投掷警察的顽固不化的示威者并不属于他们的组织，而是另一个亲华的革命组织。他们恳求我和我的人员们调解终结这些破坏行动。”[12]对抗在拉丁区继续了三个小时。这次长征在哄哄闹闹中结束。五月的神话就这样开始具体化。 [1] 穆里斯·格里莫与作者的谈话。 [2]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3]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4]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快》，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5]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6] 见1936年2月6日，肖当内阁因财政丑闻倒台后几天，各联盟组织在波旁宫国民议会周围集体示威，声讨与“盗贼”勾结的议员。后来开了枪，有几十人死亡，大批人受伤。——译者 [7] 让-马赛尔·布格罗（Jean-Marcel Beauguereau），大学行动党的负责人之一。——译者 [8] 与作者的谈话。 [9] 克里斯蒂昂·富歇办公室的成员保尔-玛丽·德娜戈尔丝对作者叙述的轶事。 [10] 这件事被好几个作者引用过，也被一些作者否认过，在不同的版本里也缺乏这个“亵渎圣物”的情节。作者引用它是为了右派在反对学生的论战里重述是否有这件事。 [11] 至少在雅克·贝纳克的作品里是这样写的，科恩-本迪和其他人也未明确否认，但着重争论群众自发性时有所修正。 [12] 见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