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四章 法官们的周末（5月4—5日） 自5月3日（星期五）晚上起，初生的运动才具有一个非正式的多变的然而是有效的领导机构。关着小团体头头们的歌剧院警察分局在午夜前一会儿释放了他们，他们不久将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亲华派和阿尔蒂塞派的堡垒，与阿兰·热斯马尔汇合形成运动的一个领导机构。 学生参谋部统一社会党学生（ESU）的全国性领导在1968年是29岁的讲师热斯马尔[1]。一年来，他同时主宰着全国高等教育工会（SNF-Sup）的命运，使它摆脱了法共的传统影响。著名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是全国教育联合会（FEN）的成员，它是大学请愿活动的传统合作者、协调者，也是教育部的对话者，经常进行有生气的讨论，影响到所有的左派。一些年来，该会一直在请求实现大学的现代化气派，然而是徒劳的。有经验的政治家比学生领袖们老练得多，也比他们更接近其他工会的负责人。热斯马尔对最近的事件立即有反应，他的态度对有争议的头头们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他能给予他们一个全国性的前途，也能给予孤立的组织所缺乏的常规的代表性。 一得到巴黎大学事件的报告，阿兰·热斯马尔就冲向拉丁区，他是在战斗发生以后到达的。21时，在他与能找到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领导成员商议以后，便下达了全面罢课的命令[2]。这个命令影响很大，因此在前些年里，每当警察与示威者有冲突时，学生领袖总是缠着所有的工会请求用公告形式表示一般性的支持，或只是象征性地加入示威队伍。这一次，多亏了热斯马尔，迅速地表现出超越。 近凌晨2时，会议在高等师范学校令人敬畏的地方举行，所有的组织都到了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3月22日运动”，克里文代表的革命共产主义青年，韦贝尔代表的统一社会党学生，布格罗和佩尼努代表的大学行动党，林哈特代表的青年列宁联盟。这是令人生畏的一伙，都是有经验的活动分子，都具有五年或十年的政治斗争实践。机会终于来临了，他们都知道一定要抓住。 会议召集者，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粗鲁的发言人罗贝尔·林哈特第一个发言：他认为拉丁区的骚乱仅仅是徒劳的，必须改变观点，必须走出大学到工厂里去。其他的代表一致大叫大嚷地反对起来，这刺伤了亲华派，他们在林哈特讲到科学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时愤然离开了挂有黑窗帘的会议厅。直到5月10日，亲华派还在进行分析讨论：这个运动将是革命战士的陷阱，必须离开拉丁区，寻求与人民的结合。在整个学生运动进程最狂热的第一周里，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领导固执地留字运动的外面。 从这以后，其他组织的领袖们每天晚上都来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驻地——王子先生街集会，他们成了运动气候的富有经验的气象家，迅速地测量动荡程度和注意用暴力取胜的火候[3]。毫无疑问，这里近乎日常地为风暴作准备。他们决定最近进行两个示威活动：一个在星期一上午，为支持科恩-本迪、迪特伊等被纪律委员会追究的学生；另一个示威是在当费尔-罗施罗广场，星期一18时30分。然后他们分散过夜。从第二天起，大学行动党就开始在圣米歇尔大道动员。 睡觉……像许多政治危机一样，首先是个长长的时间系列，五月是夜以继日的一个月。在运动开初渐强的时候，所有的角色们精神饱满。骚乱十天以后，他们开始疲惫、意见平庸。缺少睡眠的一伙人能在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吗？经过高度紧张和只有短暂休息的两三周后，主角们的清醒意识、冷静分析和旺盛精力都大大衰退了。战略性的错误、疯狂、惊慌、泄气、逃跑、辞职、精疲力竭等等，在这次运动中从未间歇过。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方面就可以写一部五月运动史。乔治·蓬皮杜是耐劳的，他精神饱满、信心十足，从未衰退过，他借助阿司匹林的特殊消费夜以继日地琢磨各个组织和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与他相比，夏尔·戴高乐就没有保持这个间距，年龄的重负已沉重地压向这位力量的巨人。贝尔纳·特里科[4]认为他的爱丽舍宫办公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总统的健康熬夜[5]，在戴高乐失踪之前，这决不是托词，他曾向总理说明戴高乐需要到科隆贝好好地睡一夜以应付时局。[6] 同样，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危机临近顶点时，在身体上也需要休息一下。后退一步是为了猛冲。他准备去培植这个运动的德国恢复精力，这将使法国政府乘机剥夺他在法的居留权。警察力量的薄弱和法国司法警察总局参谋部的软弱是穆里斯·格里莫的主要忧虑之一，他认为已经到了必须调集武装部队以补充宪兵及无用的共和国保安队的时候了。 定罪5月4日（星期六）拂晓，克里斯蒂昂·富歇查阅新闻。从舆论上看，争论是激烈的，影响是极大的。能去骚乱中心现场的记者们都触及到暴力扩展方面的或其他的问题。内政部长焦躁不安，他大概感到最重要的战斗之一就要从今天白天开始。右派类报纸一无例外地拒绝评论，只有帕皮荣在《费加罗报》[7]上提问：“大学生，这些年轻人吗？更恰当地说，他们应该属于轻罪法庭的范畴。”这对政府来说是个好评语。法共《人道报》在对学生的定罪里与政府竞争：“我们今天清楚地看到，为什么会导致左派小团体、无政府主义者、托派分子及其他方面的冒险活动，客观地讲，是政府反对学生的政策和手段所致。”前不久，富歇还不知道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民主党左翼联盟的领导人，一个“非共产党左派”，弱小的象征，在那个时代，人们都是如此称呼他，他也表示保留意见。都在批评政府“谨慎地宣传任用大学生方式的重要性”。政府就这样在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因为政府还弄不准向哪些舆论方面倾斜。人们看到的暴力也不是单方面的，特别是亲眼所见警察向自发行动的群众还击，而且发展后果难以预料。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弄不清楚是否因为政治手段引起的那种情况——政府是有意识的还是象征性的对学生使用暴力——学生是在玩弄还是在真正反对政府？逻辑上是希望借助暴力消除运动，相反地却会激发运动。当然，警察暴力的主旨并不是在现场抓人，但已渐露端倪。下午的《世界报》批评政府“缺乏冷静[8]”。在学生组织里，谴责已达到夸张的程度。最荒谬的谣言终于在星期五晚上传到示威者中间。传言被捕学生在警察局里受到虐待，还说被捕学生已被警察局杀害了并毁尸灭迹。这完全是没有根据的。这些谣言产生在一定的气氛里，迅速笼罩着示威者。这种气氛首先流露于报端，一些教育团体从中敏感到，接着被热斯马尔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推向高潮，一份左派学生的请愿书被该会的左派教授罗朗·施瓦茨和阿尔弗雷德·卡斯特勒带走，消息马上传出来，所有善意的知名人士都企图调解，者在舆论中迅速地削弱了政府的权威。 克里斯蒂昂·富歇预料到这一切吗？7时，穆里斯·格里莫[9]被这些最恶毒的谣言呼唤出来。这与前面发生的事件真相形成非常鲜明的对比。他们能控制这个迅速蔓延的骚乱吗？能在巴黎避免暴力吗？格里莫回答新闻界：总之，不要批评警察局。在这以后应该属于法官们的责任，应由他们判决骚乱者的现行罪，加强秩序，或者如此假设，即将裁决。还有一次，格里莫希望宽大处理被捕的学生。稍后，他召见巴黎检察官若帕先生[10]。对这位检察官来说，要使被捕学生的现行罪成立是很困难的。因为27名大学生是在没有抓住具体事实的情况下被捕的，我们仅仅能怪他们出现在现场，以及在他们被逮捕的时候有运送到现场的一些所谓的武器，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武器的用途，我们也不能归罪他们，因为他们没任何办法处置这些东西。格里莫同意这种说法。当然，坚决地判刑将使基层警察满意，因为在他们的行列里有许多人受伤。但格里莫不希望再镇压后面的示威者，他认为宽大处理能平息冲突，使团结的运动中断。这时，路易·若克斯有事招呼他去一下。原来，那天上午，若克斯接待了弗朗索瓦·萨尔达的采访，这位出生在西班牙卡塔卢尼亚的律师是个多血质易冲突的戴高乐主义的左派，他与若克斯很熟，常在同一个政治俱乐部里碰面，这个俱乐部是调节戴高乐主义适应进步步伐的众多小团体之一。萨尔达也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之一，他的双重身份使他很自然地具有调停的声望。他建议代总理把星期一审查科恩-本迪和他的朋友们的纪律委员会庭议推迟到10月份。若克斯乐意听他的意见，但法国军帽的阴影笼罩着他，他熟悉爱丽舍宫的气氛，一切让步在将军的眼里都是退却。若克斯脱口说了几句好听的话，但没有一点着手实行的打算。因此，若克斯需要见格里莫。相反，当若克斯很坚决地把萨尔达的意见告诉格里莫时，这位巴黎警察局局长则暗地猜度戴高乐将军指示的意图[11]。总统还是每天六时起床，接着看新闻，在自信里进一步肯定自己的估计：国家权力不能成了儿戏，让步，还有随后的被迫让步，公共秩序的原则是不可触犯的。 司法部长，同时是代总理的若克斯给检察官下达指示。在这种时候（如此真有转机吗？），政府的意见对审判官来说是判决的重要因素，他们将依此判决。第一批大学生于下午在10号轻罪法庭被判决，十分审慎，缓期执行。但这些被判缓期的学生们在第二天（星期天）还是会聚在法庭上不走，这是例外的事。这次处以4个学生两个月的拘留。检察官根据政府的策略在他们这一方如此进行。这4个囚犯做了榜样，也将是价值昂贵的4个囚犯。学生领袖们坐在法庭的平台上，法庭向他们分发了警察象征性进入巴黎大学所引起的冲突的补充证据的材料。他们举起“释放我们的同学”的标语，这将是动乱的催化剂，也是给法庭观众席上不带政治色彩的学生群众的催化剂。这些在法庭调查中表现沉默的大多数很快地来到克里斯蒂昂·富歇的办公室，比闹事者还要有力地大喊大叫起来，何况还有一个警察在法庭上平静地声明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学生受伤，因为“他们不该参加纠察队，他们活该”[12]。 对于上级的指示，戴高乐主义在这个周末披着法制的外衣如此地执行了。这有他们的道理：捍卫共和国的法制就意味着捍卫公共秩序。但这样将与整个一代人隔断。下午，体育协会的卡尔卡松和科学委员会的利穆在法国网球锦标赛第13局的决赛里发生争执，格里莫前往静观结果，一边还在拟定他的战斗计划。两个示威活动如期举行，一个是上午陪着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出现在纪律委员会上的示威，另一个示威活动于16时30分从当费尔·罗施罗广场出发。格里莫带着他的计划去见富歇。他准备限制警察最低限度地出现，即使监视着示威队伍也不要干预。富歇表示同意。内政部长本想在这个时候避免戏剧成分，然而在傍晚富歇却又提醒巴黎警察局长：按照法令坚定地、有力地留在那里。格里莫暗里料定这个完全改变可能是将军强制命令的结果。同样地，阿兰·佩雷菲特发布了一个公告，主要确认将举行考试和将惩罚闹事者们。同时，萨尔达回过头来找若克斯，请示关于学生的决定性指示，若克斯无法答复他，只说还要向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查清一个谈判代表的身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政府曾满意地看到学生组织尽管那么强大，但还是失败了。政府甚至取消了每年的津贴，使教育工会陷入财政拮据之中。为什么要使这个垂死的组织复活？萨尔达再一次乖乖地回绝学生组织和教育工会。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高等教育工会于是号召5月6日（星期一）举行示威。阿兰·热斯马尔在他的办公桌上看到关于他的全面罢课罢工命令的批准书，全面罢课已在星期五下午独立地开始了。傍晚，他在新闻媒体面前就此后的有关运动进程立出了三项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重新开放巴黎大学，撤走 拉丁区的警察力量。第一个目标是崇高的无可置疑的，为了其他一切活动分子，必须首先释放他们的一切被捕者；第二个目标是地理的——巴黎大学——知识的象征，必须从野蛮中恢复学生共同的人文主义气氛；第三个目标是针对一个单纯的明确的讨厌的敌人——警察局。一个完美的三段式。这个星期一将是热闹的。 [1] 阿兰·热斯马尔（Alain Gesmar），统一社会党学生的主席兼全国高等教育工会的主席，五月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译者 [2] 作者与阿兰·热斯马尔的谈话。 [3]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的谈话。 [4] 1967年至1969年4月任国务秘书，总统府秘书长。——译者 [5] 作者与贝尔纳·特里科的谈话。 [6] 指拿破仑·波拿巴。——译者 [7] 《费加罗报》（Le Figaro），巴黎著名右翼报纸，帕皮荣（Papillon）为该报主笔之一。——译者 [8] 见1968年5月5——6日（星期日——星期一）《世界报》贝特朗·吉罗·德拉安的文章，该报每周六下午在巴黎出版。 [9] [10] [11] 见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悦》，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12] 雅克·贝拉克：《重新发现五月》，巴黎·拉丰版，1978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