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洛朗·若弗兰：《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史》 第三章 农泰尔发生骚乱（1968年1—5月） 大学和青年危机需要拥有它的典范。在学校里的典范是农泰尔文学院。农泰尔文学院，一座新型的具现代思想的大学，位于巴黎的郊区。在贫民窟和阴暗的小屋之间的一片开阔地上，围绕着一个游泳池呈椭圆形地分布着戴高乐主义的城市设计家汇集的一片了无生气的建筑杰作。建筑是灰色的，呈几何图形的，在水泥立方体之间是稀疏的草坪。建筑工程的泥浆从没停止过包围大学的环境。大学开有文学、法律、经济、人文等超敏感的学科，主要接受混合性居民的学生，同样的学生证汇聚着他们。富人区后代的小车占满了小型合作社的停车场，苏格兰式的超短裙，紧身的设得蓝毛织品和发亮的高跟长筒靴充斥梯形教室。在他们中间，出身比较低微的不满现状的学生一般带着很不协调的怪态，这与课堂过于严肃，校园政治的曲折很有关系。绝大部分活动分子出自学生公寓——城中之小城。巴黎8个集中的低租金住房（HLM）区在这里就有两个，大门口都有一个心平气和的守门人看管。离这些冷漠的墙壁100米远的地方还有一片瓦楞铁皮房搁在那里。到处挂满了衣物，等待着恒久充满公厕气味的风来干燥，穿着褶叠裙的纳伊族和非洲的年青姑娘们踩着泥浆小心地行走。公寓里的大学生们随时都在不同程度地接受着一门社会学课。 大学生们在校园里过着一种自治的生活，形成一个隔离的社会，睡得晚，夜生活活跃，共享散乱的读物、音乐晚会和没完没了的闲谈。这一切又被重新活跃的小派别生活所刺激。农泰尔的“疯人派”就是在这种使人疲惫的环境里得以充分发展的。他们好煽动、好斗、好耍笑又无法受到检查，如此造就着五月的为数并不多的先驱。在领导运动爆发的年表里，农泰尔虽处于次要的地位，然而在报纸的末版里，农泰尔的活动曾长久是被挑选的对象。 首先重登舞台的是电影摄影机，总在伺机待动，摄影师让-马克·戈达尔早就嗅到了农泰尔。中国人塑造形象——少许有点严肃——但他们的革命精神却震动了每一个活动分子的心：安娜·维娅藏斯基是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的小女儿，在摄像机前面滔滔不绝，无所畏惧，不愧一个前驱战士。 达尼和游泳池富歇实施的改革，修改了教育的分布，但搁置了相对棘手的问题。农泰尔自上年12月就开始罢课，运动持续不断，看来必须实行格拉潘院长的关于复课的折衷主张。格拉潘是抵抗运动队员和左派人士。他与学生的对话是宽容的也是不安的，格拉潘向长时间抗议学校壅塞的“疯人派”让步。签字的时候，农泰尔市的共产党人市长巴尔贝带来了他对罢课者的支持，但遭到大学生们的辱骂。 农泰尔的动乱与政府的意见相差甚远。政府认为自阿尔及利亚所掀起的风暴之后，国家已选定了掌权者，走上繁荣昌盛的平稳道路，在祥和的气氛里，一点也卡困难不出动乱或造反的迹象，法国社会富裕，它的领导人正在做着伟大的梦。在1968年新年祝辞里，戴高乐将军还能做一个没有人想反对的声明：“人们再也不会看到我们像麻痹人那样对待危机，以至于重温往昔的灾难。” 1月8日，青年体育部部长弗朗索瓦·米索夫决定去视察农泰尔文学院的游泳池工程，50米长的罕见的池子可以代表政绩。工作有实效而勤勉的部长是戴高乐的新信徒，在他被任命时，戴高乐召见他并嘱咐道：“好好看住青年人，研究他们，我不能影响你，但你会看到，有些事情或问题……”于是，米索夫像猎人一样上阵，召集了一支专家队伍，在一堆研究和预测的基础上编写了一本《青年白皮书》。他们能预测革命吗？在书的结尾部分对青年人明显地给予了嘲笑：“法国青年总想早结婚……他们的第一目标应该是职业的成功……这关系到所有的重大问题，他们不能首先请求过早地进入政治生活……他们不相信会有下一次战争，他们应该特别相信建立在工业效率、内部秩序、居民团结基础上的前途。” 在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看来，《白皮书》是政府的另一个错误。当时，大学城正处于由访问女孩子的要求问题而引起的周期性骚动之中，这时青少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已显示出性伦理转变的必然性。奉命的白皮书，经米索夫塞进了有问题的话，于是，当部长结束了他的视察，拒绝格拉潘院长谨慎指给他的一个小门出去，而走向等着他的大学生们的面前时，一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靠近他，有火地质询： “我读了阁下的白皮书，600页的荒谬之言中，根本没讲一句青年的性问题。” 部长：“如果您有这个范畴的一些问题，您最好还是再三地扎进这游泳池里。” 科恩-本迪：“我们得到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法西斯式的回答[2]。” 不幸的口角在大学里引起了轰动，提高了科恩-本迪的威望。官方的权威被这位显职部长的如此过失所损伤。谣言首先从握有认同权的“疯人派”领袖们那里迅速传出来。说通过咨询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律师弗朗索瓦·萨尔达先生，科恩-本迪寄了一封很谦恭的信给部长，请求把口角之事一笔勾销。因为这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没有法国国籍，害怕随时被驱逐回德国，他宁愿公开悔罪。另一个谣言据说是从共产党里传出来的，说什么弗朗索瓦·米索夫[3]的女儿弗朗索瓦兹的小情人20岁以后将成为希拉克派的众议员，并且以弗朗索瓦·德帕拉菲厄的名字。真是无稽之谈，两个年轻人年龄不同，又互不认识。这个时候，游泳池旁的英雄大概仍然再继续他的活动。 1月24日，“疯人派”在大厅里示威，因为格拉潘的让步、努力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果实。示威者的主要标语是如此评判的：“格拉潘，纳粹！”左派老师们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高唱：“啊！够了！够了！莫兰[4]，勒菲弗[5]，我们讨厌你们！啊！够了！够了！还有那个图雷纳[6]，我们要你们的命！”这一切，格拉潘院长终于终结了他的自由主义。警察蜂拥闯入大厅抓闹事者，毫不在乎的大学生们立即手挽着手，团结一致。这就是开始运转起来的五月的机器，只不过缩小了而已。 在右派老师的压力下，院长决定用学院传达人员组成一支辅助治安队伍以应付“时难”。经部长同意，格拉潘决定安排考试打发五月。 工人的警报学生在1月末的骚动里不是孤立的。在几乎完全平静的社会环境里，几次工人冲突使局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月26日在富惹尔专区，一支浩大的制鞋业和纺织业工人的示威队伍后面有十具棺材代表着上年关闭的十家企业。这两个产业部门的雇佣工人占此地就业人口的67%，三分之一的居民在20岁以下，尚未算在就业人口之内。1967年，这里仅创造了206个职位，935个工人失业。富惹尔的居民清楚他们还要为工业戴高乐主义的所谓经济调整效应付出严峻的代价。11时，工人们在专区政府前面开辟了一个“失业广场”，然后，一名代表被专区区长舒梅尔接见。这时，一个青年团体翻过专区政府的铁栅栏并打碎玻璃窗，他们还扯下国旗踩在脚下。警察追捕着他们。下午继续动乱，宪兵们开始承受雨点般的石头。催泪瓦斯的气味弥漫富惹尔。 在岗市萨维扬工厂，一场罢工已坚持了三天。现代工厂都雇有一支来自农民的熟练工队伍，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法国民主工人工会（CFDT）的会员。在经过几次冲突取得了交通补助和食堂津贴之后，大多数工会表决终止全面罢工。市政府凭借宪兵别动队排除了罢工纠察队的阻碍，但5000名工人中仍然只有500人回到工厂。1月26日，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和全国教育联合会（FEN）的支持下，法国民主工人工会决定在岗市举行一次集会。前一天，岗市的第一支示威队伍被共和国保安队武力驱散，但学生和工人还是肩并肩地重新出现在岗市的街头，他们生气勃勃，东突西撞，很快与宪兵爆发了殴斗，螺栓、铺路石、莫洛托夫式的土制催泪混合物[7]纷纷投向宪兵队，宪兵们用橡皮棍回击，战斗持续了数小时。宪兵别动队占领了工厂，此后，劳动者仅仅在29日重新占领了工厂。1968年初的这两次有特征的工人与宪兵的冲突，生动地表现了工人暴力的程度。 巴黎大学被占领1月中旬，活动精英们还沉浸在国际主义里，这已经是传统了。世界处处都掀起了强劲的学生运动。在越南战争的推动下，所有西欧大学校园都发生了持久的骚动。很长时间以来，美国青年就起来造反，反对他们长辈的梦想。贝克莱[8]一头扎进反文化里。杰斐逊·艾尔普兰[9]的摇摆舞，俏男靓女和幻觉象征得以普及，加利福尼亚[10]在所有向往自由的青少年眼里变成了谜。 法国学生的领袖们经常会见他们的外国同类人。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进行国际关系活动的专职人员让-路易·佩尼努和让-马赛尔·布格罗进行了一个专门的国际性接触，旨在西欧工会会员、学生和左派分子之间建立一些协调性的组织。这次是德国社会党学生联盟（UDSA）在柏林组织的全国革命者大会晤，有两万青年参加，其中有300名法国青年。他们举行了一个长达80小时的集会，然后徜徉在柏林大街的胡志明、切·格瓦拉、列宁和卡尔·李卜克内西[11]等革命领导人的画像下。欧内斯特·曼德尔，比利时的托派领袖；鲁迪·杜奇克，德国革命青年的领袖；阿兰·克里文，掌握着法国共产主义青年的发言权。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在那儿是一个反常现象，似乎是法国人被德国人的奇想所诱惑。德国人对法国的组织及其僵硬的主义感到吃惊[12]。他们都从这次会晤里获得了补充力量。 2月21日，巴黎的不满现状者组织了一个“越南日”。电影、讨论、报告忙坏了大学生们。自年初以来，“越南委员会”有所壮大，“全国越南委员会”和“基层越南委员会”两个竞争的组织继续它们阴暗的争斗。亲华派利用越南共产党的名义传播一些教条得可笑甚至惊人的小册子。青年列宁联盟在小册子里原样地模仿北越共产党的修辞，欲使读者反感以挫败敌对组织的修正主义。不满现状者们不同意“给越南和平”的标语，决定缓和，它们更喜欢“民族解放阵线必胜！”的战斗标语。亲华派们之所以争来后一标语，因为他们认为，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面对这些不断的分裂，惟一的办法就是像“3月22日运动”那样超越分裂。农泰尔行政楼的占领更加绷紧了“3月22日运动”与院长之间的关系，何况占领时还发表了“142人声明”，响得如同宣战声明。科恩-本迪已安排在29日（星期五）围绕革命主题进行全校性辩论。院长反对，决定推迟10天复课。学生们仍然聚集在关闭的教学大楼脚下。有人担心西欧运动的活动分子们因此走下坡路。亲华派忙于武装校园，调整铁栅栏，在所有的入口安排警戒哨，把校园变成了一个有堡垒保护的阵地。但“西线无战事”。晚上，主要由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中的“社会党左派”的老成员让-路易·佩尼努，马克·克拉韦茨以及全国学生文学联合会（FGEL-Sorbonnte）的秘书布里塞·拉隆德组成的一个活跃的小团体“大学行动党”（MAU）在巴黎大学组织了一个集会。当农泰尔人到达时，警察各就各位保卫了这所古老的大学。当局禁止集会。科恩 -本迪拿着一个扬声器果断而蛮横地号召：“我们占领农泰尔行政楼已经有几天了。既然我们来到这里，那就同样干吧！”于是，学生们占领了笛卡儿梯形教室。警察动也没动一下，因为穆里斯·格里莫已向部长陈述了他的主张，他宁愿远远地离开，宽容这种混乱，让学校当局自己去应付。 这样，行动之后接着行动，学生运动逐渐团结在农泰尔人周围，这是五月机器的一次小型试车。权力瘫痪，与“法西斯分子”小有冲突，咄咄逼人地反对法国共产党，直接地请愿伴随着革命的修辞，如此的混合将是具有爆炸性的。从中不知不觉地表现出暴力的程度。2月份，在“基层越南委员会”示威时，亲华派的纠察队把警察狠揍了一顿。已经有了第一次。在越来越紧张的形势下，这又是个先例。 他们谋杀鲁迪！农泰尔恢复上课，校园面目一新，标语张贴都揭掉了，墙壁重新上了漆。但离“3月22日运动”泄气还差得远。总是自由主义的院长格拉潘还是拨了一个有500座位的梯形教室以供学生政治集会。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认为这是对他的威信的损害，必须至少有1000个座位。于是，“3月22日运动”拒绝指定的梯形教室而占领了另一间大的。 学院当局没有办法只有切断电源。这个红棕色头发的青年在黑暗里站起来大声喊叫：“如果不在两分钟内亮灯，我们就去会议大厅集会。”灯又亮了。从4月4日起复活节放假，才有了一个缓冲的余地。然而，4月11日16时30分在柏林又发生了一件事：青年约瑟夫·巴克曼在大街上边走边踢球，几次把球打飞到经过居尔菲斯唐达姆街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的头上。这个人就是鲁迪·杜奇克，德国持不同政见者阵线的头头。新闻马上在欧洲所有活动分子里传播：“他们想谋害鲁迪！”“他们”是指守旧派的阴谋，有权势的阴谋。敌人被指明了，一个心理上的罪魁祸首，甚至是有影响：施普林格组织，是法国一个很普及很反动的报纸《比尔德》的监控网络。当晚，示威者包围了施普林格组织在柏林的处所，多亏警察艰苦地斗争才制止示威者进入，但示威者仍然闯入了停车场焚烧了10多辆轿车。 第二天，一行人在巴黎圣米歇尔大道上高喊：“施普林格，杀人犯！”在奥戴翁剧院前面，德国社会党学生联盟的一个代表发表演讲，达尼埃尔·科恩-本迪接着鼓动学生们行动起来。示威者们四散回去请示他们的头头们。就在当天晚上，一大客车警察遭到难堪的追击。 翌日，在巴黎大学的一个梯形教室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特别的全体会议。大学生联合会因农泰尔骚动分离出拉力，像大学生活动中的许多事情一样，贝壳马上空了，尤其在小团体世界中的对立派别的战场上。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们不是用一切办法热烈地支持科恩-本迪和他的朋友们的创举，而是未经调查地做决定，不负责任地对待农泰尔骚动。直到1968年4月，那个红棕色头发的学生在本来就脱离社会的大学生中仍然是个脱离者，全国学联副主席索瓦热奥不认识也不信任他，认为他太无政府主义太不可预料。必须等到5月3日，学生们的集体被捕才可能使他们清醒一点。五月的帷幕拉开了，五月的历史实际上是学生政治的老前辈们与农泰尔的捣乱分子之间的力量关系颠倒的历史。 软弱无力的全国学生联合会被统一社会党学生所操纵，它的主席米歇尔·佩罗德想放手变辞了职，统一社会党学生的活动分子，25岁的索瓦热奥替代了他，没有时间进行规范的选举。22时30分，“西方特遣队[13]”闯入会议厅，战斗虽然短促但很激烈。革命学生联合会的纠察队迎头痛击。进攻者逃走后，人们才注意到有好几个人受了伤。 托派分子趁机指责统一社会党学生并暂时赞成全国学生联合会的方针。他们到午夜才散会，没有结果。索瓦热奥留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副主席而不是主席。统一社会党学生与共产主义学生联盟商妥建立联盟，共同防御托派的野心。在大风暴的前15天里，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没有组织也没有头头，陷入衰落的境地。 朱坎——犹大第二天，轮到皮埃尔·朱坎尝试不满现状者的愤怒了。当他到农泰尔出席一个会议时，共产党的大学生们邀请了他，一条狭长的欢迎标语展开在梯形教室里：“工人阶级和学生唾弃修正主义知识分子。”这是亲华派决定给予他的有力一击。亲华派为防止因研究法共和法国总工会（CGT）的“有益”因素所困惑，决心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他们认为的法共内部最为“修正主义”的分子，皮埃尔·朱坎名列其中。当时，马列主义者们估计他会变成“法共的勒克尼埃[14]”。当他一登上讲坛，在梯形教室高处聚集的青年列宁联盟的活动分子们便刷地举起耀眼的毛泽东的“小红书”，喊叫声盖住了这位发言人的声音。随着“朱坎——犹大[15]”的喊叫，罗贝尔·林哈特急忙拉他走。这位代表已没有其他的出口可逃，只有从有人指示的一个暗门里溜了出去。他消失了，被亲华派的忠诚带走了。这又是一个先例。因为这是人们第一次转向用暴力反对法共。 罗朗·施瓦茨，一位受尊重的教授，左派形象，接替“小兔子朱坎”，从此以后，亲华派就给朱坎起了这个绰号。这次想阻碍施瓦茨发言的革命学生联合会的托派分子们。施瓦茨是学生们的“挑选者”，他想以这个名义取消工人运动。科恩-本迪表示反对。施瓦茨立即懊悔自己又从朱坎的观点出发，接着他准备在最有希望取胜的方面进行辩论，即从说话有力方面。托派分子们对亲华派保持尊重，不准备为施瓦茨辩护，但也不想看到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中的朗贝尔[16]派光彩太大：“让施瓦茨去说吧，如果也是个坏蛋，大家都会反对他的。”施瓦茨尽量选择恰当的词语，以避免受奚落：“这决不是要使你们颠覆戴高乐的农泰尔处于无力的状态[17]。” 4月26日又是科恩-本迪够紧张的一天。这次，所有“3月22日运动”的青年都参加了静坐，这个红棕色头发的大学生注意广泛地参与，带着满意的神情观察着大学生政治的一切成分，除了共产党员，都到了场。青年列宁联盟的活动分子们也来了，带着罗朗·卡斯特洛的声音，这个前“意大利人”的老草原，一个纯粹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因为前几次未到场，他作了自我批评。“红色达尼[18]”赢得了召集者的饰带。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他们决定把5月2日和3日定为两个“反帝日”。 第二天，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被捕。因为几天来，一个宣传小册子在农泰尔流传，上面再次加有“3月22日运动”的印记，绿色的封面上印着《5494号乙公报》（5494号增刊）。人们能从里面读到运动全体会议的公报。封底特别用了玫瑰色，以提醒注意，正面用形象表现《国际歌》的歌词，反面是硫化的字：“莫洛托夫式自制催泪瓦斯混合物的制作方法”。里面的内容大部分是开玩笑的话，然而却触到了警察局的尊严和大学当局的要害。谈到科恩-本迪被捕需要补充说明一个右派学生的事，他叫伊夫·凯旺达埃尔，在法兰西全国学生联合会（FNEF）总部前的一次争斗中受了伤，这个右倾学生联合会是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的对立面。伊夫向科恩-本迪谈了事情的真相。当时是4月27日8时，红色达尼在他居所的大门口被警察喊住了，这个右派学生亲眼所见。 警察开始越过农泰尔文学院的围墙拘捕骚乱分子，这将引起政府阴谋策划的疯狂。格里莫不想做殉难者[19]。他为迅速释放“3月22日运动”的领袖辩护，他认为在避免动乱的希望里，不能忽略农泰尔的出现，他强调骚乱是在农泰尔内部发生的，为什么不让学校当局去面对它的闹事者呢？事情一直提交到蓬皮杜那里，他选择了宽容。大约晚8时，达尼埃尔·科恩-本迪被释放。诱发动荡的导火线暂时拔掉了。 “西方”组织不幸的遭遇使“红色达尼”成了知名人物。在法国高等法院宫的大门口，摄影师们等待着他，隔几米远就有两名警察面对面站着，长长地。他回到农泰尔，受到学生们的欢迎。他说：“我同这个星期融会在一起了。”随后的欢迎会上，笑声中，他继续说：“我对你们说知心话，由于看来我是带头者、领袖，那么，我放弃个人崇拜。” 第二天，4月28日（星期天），圣热尔曼-德普雷广场上，中午的阳光下一片静谧，游人和闲逛的人安详地坐在弗洛尔咖啡馆的露天茶座上，吸着春天的空气。突然，一辆“4L”粗鲁地停在雷内街44号门前[20]。原来在那里，有一个好斗的巴黎极右派罗歇·奥兰特尔以“受共产党侵略的南越遭难者战士”的名义举办了一个展览。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的领袖认为“法西斯分子”的存在是不可容忍的。于是，一个行动由让-马克·萨尔蒙精心准备起来，他是青年马列主义者联盟纠察队的队长。“4L”里装满了橡皮棍和铁杠。一群紧贴着一座建筑物的墙壁静静地等待着的青年人，在一部分人从车子里抽出武器的时候突然冲向那个展览的门口。奥兰特尔是驻印度支那和秘密军组织[21]（OAS）的老兵，与一个20岁左右的光头青年一起在里面。冲进去的人与里面的人像魔鬼一样地打了起来。展览厅里面的人在进攻者的人数优势和突然袭击下被赶了出来。展览厅被破坏，里面的极右分子都被痛打了一顿。不一会，青年列宁联盟便停止了这次杰出的行动。这个“西方”[22]团体由阿兰·马德兰，阿兰·罗贝尔和热拉尔·盖隆领导。此后“西方”发表了一个全面战斗的声明以示抗议：“从此以后，警察将只能收拾躺在拉丁大街上受伤的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的猎区是开放的，将只有我们来消灭他们。”这誓言不是放空炮，“西方”像它所说的那样做了，沉重地打击了敌人，尽管它的实力十分薄弱。从那时起，所有左派学生都清楚敌人的反击将随时爆发并将是激烈的。极右派的燧石开始与极左派的燧石摩擦，星火燎原已经临近。 一切正常然而人们并不知道，乔治·蓬皮杜在他起程访问巴基斯坦之前的48小时，还在“保卫第五共和国联盟”（Ud——Ve）的办公室里概述当前的事务，他这个老联盟草原为了新共和国联盟（UNR）而鼓动。总理总是高兴的。他说： “刚刚否决的对政府的不信任案充满了反对的声音。政府是稳固的，是建立在多数的基础上的。只有新闻对左派感兴趣。 “关于大家所争论的第四个星期的给薪假问题，政府将避免社会的竞相许诺。 “学校和大学方向的改革计划将引起一场丰富多采的有益的大辩论。” 乔治·蓬皮杜不是孤立地在为第五共和国的稳定及政治、社会的安宁奠定基础，所有的部长都在他们各自的部门研究有关这个性质的事情。在4月份请愿照例进行时，让-马赛尔·让纳内接见了工会的领袖们。接近尾声时，这位劳工部长平静地询问，大家也都平静地回答，几个工会部长悄悄地对他说：“秋季前大概没事。”一个有点腹痛病的工会部长却想动手术，决定进医院躺到7月份，就是为了在最动荡的时候停止活动[23]。 5月1日的游行是由总工会组成的，好几年来，“5·1”的集会方式已由游行的方式所代替，第一次进行得如此平静，除了在菲耶·迪卡尔韦尔地铁站前发生了总工会会员和学生之间的一点争吵。科恩-本迪和青年列宁联盟的领袖罗贝尔·林哈特痛快地把他们骂了一顿，总工会会员们也同样回敬了他们。“红色达尼”大概是唯一相信在未来的一周里动荡将高涨的人。早在几个月前，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上，在一些学生领袖怀疑的眼神下，他发言赞扬农泰尔的斗争并预言春天的斗争将更激烈。5月以前，在拉丁区差不多每两三天就有游行，为越南为鲁迪·杜奇克或者反对“法西斯分子”。5月初，人们终于看到了一些小团体在战斗的浪潮之中处于沸腾状态。然而半职业性的学生政治活动家们都认为大的活动只能定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即政府选择入大学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的时候[24]。 3月中旬，皮埃尔·维昂松-蓬特[25]因一篇文章声名鹊起。这篇文章以《当法国厌倦时》为题发表在3月15日的《世界报》头版。他预言风暴将来临，这至少使他保持了大记者大手笔的声誉：20年后，当我们再谈起这篇半传奇式的文章，可能觉得他的预言有许多细微的差错，但他对那种环境的评论却是绝妙的：“真厌倦，这已成为今天公众生活的特征。”第一次大的国际动荡及所导致的外部冲突，迄今已有30多年了。动荡将影响到每一个国家，“青年人感到厌倦”，他们困扰，仿佛感到“被诱骗”。对男孩子拜访女孩子的权力要求问题，维昂松-蓬特认为学生为之斗争的原因出自“狭隘的人权观念”。“戴高乐也感到厌倦”，但他要领导下去，尤其当他感到处于风暴中的国家尊严更需要保持完美时。维昂松-蓬特的某些话同样具有预见性：“法国人通常是为改变而热衷改变，”但“左派政权会比右派政权更使人高兴吗？”“人们没有热情，一点也不想建设法兰西。”当公众社会还处于积极状态之中时，皮埃尔·维昂松-蓬特却如此悲观。“小小的法国几乎缩小的袄只剩一个六边形的本土，这不是真正的不幸，也不是真正的昌盛，与世界和平共处，也没有大的办法左右世界事件，对我们来说，热情和想象力是比福利和扩张更必要的东西。”出于某种限制，在文章结尾他说：“一个国家也会在厌倦中死去。”总之，维昂松-蓬特感到了某种不安，但他并不急于进行他的下一个爆炸性的评论，而是转而向国家领导人无力的躯干里吹一点改变法国的生气。他是最深刻理解那个时代的情况的人之一（如果把科恩-本迪除外），他认为国家如果萎靡不振，就应该向权势集团提个醒，与其要使公众社会信任，不如在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对公众社会进行激流式的回报。但这样明显是难以预料的。 星火燎原动乱的星火在农泰尔闪耀了相当长一段时间。5月2日，星火燎原起来。两个“反帝日”的第一天的活动由于“3月22日运动”的最近一次全体会议而中断。在这48小时里，辩论、放映、秘密集会必然地充满了农泰尔的革命。“红色达尼”和他的战友们为了安排的方便要求有一个大厅。会议厅本来已给他们了，但他们嫌小了。学校当局任凭他们再三请求。他们终于强占了行政楼。下午，历史教授勒内·雷蒙在他上课的梯形教室的门上看到一行字：“雷蒙教授的课不在此进行。”这话刺激了他，他仍然和来上课的学生们进去了，当他看到自己的讲台上有一排长椅，不得不让步了。他感到愤怒。 从上午起就呈现出紧张的气氛，学院里风传极右派要来干涉，大家传阅着从巴黎带回的“西方”的传单：“我们将在5月3日（星期五）亮相，我们有能力与红色恐怖对抗并将采取非此不可的办法稳定秩序。”这就是动员令，农泰尔的学生群众都赶来增援，亲华派最卖力，游击专家们也跑来参与保卫学院。他们到处安置警戒哨，用大卡车运输装满螺栓螺钉和石头的箱子，还去附近的树林里砍树枝做弹弓，雄壮的武装到处展开了：“伞兵们，你们逃避了奠边府[26]，你们不能再逃避农泰尔。”在这阵狂热中，大家又获悉“3月22日运动”的8名领袖科恩-本迪、迪特伊·卡斯特洛等被纪律委员会传呼，将在5月6日再次举行庭讯的消息。科恩-本迪再次召集所有的小团体研究如何反击。在这种情况下，格拉潘院长已没有勇气再面对新的事件了，而向他的同事们咨询，唯一的办法是重新关闭学院。终于用公告宣布了这个决定。 不满现状者们决定第二天在巴黎大学天井院里集会鼓动，法国全国学生联合会也决定号召进行一次抗议活动。“反帝日”并没改变大世界。明天，面对镇压的恐吓，学生群众可能会更激动。“西方”星期五的“通牒”，他们已经看到了，是具有爆炸性的。 [1] 弗朗索瓦·莫尼亚克（Frangois Mauriac,1885——1970），法国当代享有盛誉的作家，法兰西文学院院士。——译者 [2]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可能没记清当时说的话，他可能说的是反语“希特勒万岁”。某些作品说是另一个学生最后对米索夫的反驳。 [3] 达尼埃尔·科恩-本迪叙述了这件事的经过，已经弗朗索瓦·米索夫对证。 [4] [5] 农泰尔文学院突出的右派教师。——译者 [6] 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农泰尔文学院社会科学系主任，作家，科恩-本迪的任课教师。五月后著有《空想共产主义》一书，倒是同情运动的作品。——译者 [7] 西方群众示威中，一些群众往往自制一种催泪瓦斯，起先是女士们用于防暴徒的，后来用于对付警察。群众称之为莫洛托夫鸡尾酒。——译者 [8] 贝克莱（Berkeley），美国当代著名作家。——译者 [9] 美国六七十年代中家族式的摇摆舞团体。——译者 [10] 主要指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及柏克莱分校——美国60年代反对越南战争运动的发源地。——译者 [11] 卡尔·李卜克内西（Karl Liberknechet），与罗莎·卢森堡同时代的德国女革命家，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斯巴达克同盟的领袖，与卢森堡一起遇害。——译者 [12] 作者与让-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13] 指极右学生组织。 [14] 法国1965年总统选举中的右派候选人，得票不到16%。——译者 [15] 犹大（Judas），耶稣的门徒，后来出卖耶稣，后来成了叛徒的代名词。——译者 [16] 朗贝尔（Lambert），工人力量总工会的一个成员，创立托派组织革命学生联络委员会，后改为革命学生联合会，亦称“朗贝尔派”。——译者 [17] 农泰尔事已经所有发起者或多或少地叙述，参见让·贝尔托里诺：《捣乱鬼们》，巴黎·斯托克版，1969年。 [18] 指科恩-本迪，因其头发为红棕色，都如此称呼他。——译者 [19] 穆里斯·格里莫：《五月使你愉悦》，巴黎·斯托克版，1977年。 [20] 亨利·阿蒙、帕特里克·罗特曼：《一代人》第一卷《梦幻时代》，巴黎·瑟伊版，1987年。 [21] 从事恐怖活动的“秘密军队组织”。诞生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反对让阿尔及利亚独立。——译者 [22] Occident “西方”，喜欢暴力的学生右翼组织，诞生于1964年到1965年，由一些好战的赞成法国统治阿尔及利亚的人领导。——译者 [23] 这两个细节都是让-马赛尔·让纳内与作者的谈话所叙述的。 [24] 作者与让-路易·佩尼努和让-马赛尔·布格罗的谈话。 [25] 《世界报》记者。——译者 [26] 1954年3月13日，越南人民军包围了奠边府，经过57天的战斗，解放了奠边府，这一历史性的胜利，给法、美帝国主义致命一击。1954年7月21日，日内瓦协议签订，法国不得不同意停战撤军，承认越南的完全独立。——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