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六章 “赫鲁晓夫的彗星”
1956 年底，中央情报局送给艾森豪威尔一组间谍照片，以便让他对苏伊士运河的总体情况有所了解。纳赛尔已经把一些大型船只沉入运河，以报复英法的进攻。既然战争已经过去，艾森豪威尔要求看看苏伊士运河所遭受的损失。
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很整齐，他不让把这块放满间谍照片的板子放在桌子上，甚至也不让放在桌子旁边的画架上，而要情报分析员把照片放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地板上，这让那位情报分析员颇为吃惊。然后，艾森豪威尔跪在地板上看这些照片。所看到的一切又触发了他那人人皆知的脾气。“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太愚蠢了！”当停下来看着一艘艘被损坏的船只时，他喃喃自语道。 50 多艘船只阻塞了苏伊士运河，他知道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商业海上通道。艾森豪威尔总统相信，如果不是英法入侵埃及，纳赛尔绝不会关闭苏伊士运河。开罗最需要的就是船只通行费。确实，埃及人一直在辛勤而有效率地工作着，以清理那些阻塞物。尽管他们作了许多努力，但直到 1957 年 4 月，运河才得以开通。
对艾森豪威尔来说，苏伊士运河的关闭象征着 1956 年西方在中东地区所遭受的伤害——自己造成的一种伤害。尽管在结束苏伊士运河危机方面美国扮演了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但结果是，美国赢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感激。艾森豪威尔由此也确信，赫鲁晓夫已经是一个更大的胜利者了。因为公然要推翻纳赛尔政权，这让法国和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大大降低，由此产生了权力真空，而克里姆林宫正好来填补这个空缺。
艾森豪威尔的行为已经表明，他理解埃及人控制苏伊士运河的感情，但是他仍然不能理解纳赛尔。到 1957 年，白宫有充分的证据证明，纳赛尔不是西方的走狗，也不是共产主义势力的代表。他是一个政治动物，他要和冷战中的任何一方来讨价还价，以达到他认为埃及需要达到的目的。的确，若仔细观察 1954 年以来纳赛尔的行为，就会发现，尽管也和克里姆林宫合作，但这位埃及领导人更喜欢和美国人合作。 1955 年，纳赛尔一直拖延不买苏联武器，就是要看美国人是否会来中止这笔私下达成的交易。 1956 年初，纳赛尔的代表历时数月和美国人谈判，以取得数千万美元的贷款建设阿斯旺水坝，而美国人则草率地中止了这些谈判。之后，在英法联军进攻埃及的前夜，纳赛尔又向华盛顿提出一项秘密请求，要求美国予以外交支持，以便他不再求助于赫鲁晓夫。最近的一次则是在埃及实现停火之后，纳赛尔再次表明要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如果纳赛尔有自己的思想意识，那么，它就是阿拉伯的民族主义意识。
然而，冷战扭曲了艾森豪威尔看待中东地区的视角，以至于美国政府让自己相信，在纳赛尔的帮助下， 1957 年，共产主义成为决定这个地区进程的主要政治力量。如果美国无所作为，那么艾森豪威尔政府就会认为，苏联将会很快填补由于英法失败而出现的政治真空。艾森豪威尔也开始相信，苏联人想控制中东石油资源。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则加剧了总统对这个地区未来的忧虑感，前者总是先于其主人——艾森豪威尔而意识到来自苏联威胁，却很少考虑阿拉伯的民族主义现象。
1957 年 1 月 5 日，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一项政治攻势，以适应这种已意识到的对中东地区的威胁。在一封提交国会的特别声明中，他正式把美国的保护范围延伸到整个中东地区。这个声明马上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它确立了美国的承诺，即鉴于“日益加剧的来自国际共产主义的危险”，美国对“中东整个地区的任何国家或集团”予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尽管不是直接的军事干预）。就像艾森豪威尔事后所解释的那样，其目的是要显示美国政府“封锁苏联的决心，不让其染指地中海地区、苏伊士运河、输油管道，以及那些石油资源，这些石油正是西欧居民和工厂所需要的燃料”。如果这一声明能把解决阿拉伯和以色列冲突的这个新目标结合起来，那么，它或许会在阿拉伯地区赢得更多人的赞同。然而，在如此激烈地追逐苏联这个怪物时，美国却发出这样一种信息：它开始摆脱其在中东地区所扮演的传统角色——诚实的掮客。 1950 年代中期，像纳赛尔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已经转向华盛顿，以此作为对抗大英帝国利益要求的砝码。现在，华盛顿在大声讲话，仿佛它旨在成为中东地区英国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错误地解读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力量，不久就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更加复杂化，从而也给赫鲁晓夫在这里扩大苏联影响提供了机会。
无论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政府，对莫斯科的目的和能力的判断都存在重大失误。 1957 年 1 月的克里姆林宫根本无意于在中东或其他地区采取一种外交攻势。在过去的多事之秋，匈牙利和埃及这双重危机已经对苏联的自信心和赫鲁晓夫的领导权威造成了严重伤害。尽管苏军成功地镇压匈牙利起义，赫鲁晓夫运用核恐吓手法把埃及从失败的境地中成功地挽救出来，但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中的卓越才能还有待于严峻的考验。幸运的是，他的同事并不认可 1956 年底所犯的错误。 1955 年在赫鲁晓夫手下失势的那些人，则指责他甚至想和纳吉·伊姆雷在政治上和解。两年来，前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一直在埋怨赫鲁晓夫在处理外国共产党的事务上过于幼稚，如铁托，后者所领导的南斯拉夫想与莫斯科脱离关系。纳吉试图让匈牙利脱离华约，并且支持匈牙利学生的要求，重新审视与莫斯科的关系。这时，莫洛托夫感到自己是正确的。 1920 年代以来，拉扎尔·卡冈诺维奇一直都是克里姆林宫领导阶层的一员，他和马林科夫都同意莫洛托夫的观点。
对于匈牙利事件，赫鲁晓夫和那些克里姆林宫里的当权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他们都想找出社会主义在东欧失败的原因。包括赫鲁晓夫在内，这些人都没有从内心深处来反省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自由的缺失造成了东欧政府的脆弱。他们也没有把这个地区发生政治动乱的原因归咎到西方的阴谋，而这是一个好借口，可以让他们回避有关 1956 年 10 月那些事件所涉及的尖锐问题。相反，主席团大多数人则得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结论：因为波兰和匈牙利政府未能向其公民提供适当的生活标准，从而导致工人和学生走上街头。
对这些事件的分析也告诉莫斯科，苏联自身也会因为相同的原因而发生政治动乱。这一点虽然没有说出来，却成为共识。苏军镇压布达佩斯起义仅仅过了两个星期，赫鲁晓夫就要求再次审核 1957 年的预算。这是 1956 年宣布的一个五年计划中的第二年。他建议立即投资建设苏联的民用住宅，还建议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提高苏联工人的福利待遇。尽管注入这笔资金要给苏联预算增加额外的压力，但围绕这个建议，苏共中央主席团又达成一致。对预算的任何疑虑都远不如这个信念重要，即苏联的生活水准，特别是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准一定要提高，以防发生政治动乱。
从克里姆林宫对待国内异议人士的强硬态度上，也可以看出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当赫鲁晓夫建议在苏联展开对“反苏和敌对因素”的镇压活动时，他并没有遇到反对者。他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专门委员会再次审核对政治案件的判决处罚。自从 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很快解散了大多数遍布全国各地的劳改集中营——古拉格系统。多亏了赫鲁晓夫实行的非斯大林化政策，使 250 万古拉格囚犯中的绝大多数得以释放。匈牙利的政治动乱并没有促使赫鲁晓夫来重新恢复这个劳改体系，但是，却对赫鲁晓夫现在所关切的事情产生作用：也许他过于宽松了。“我们很害怕，确实很害怕。”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我们担心解冻的冰雪或许会融化为一股洪水，我们可能无法控制它，我们也会被淹没。” 1956 年 12 月，赫鲁晓夫颇感纳闷，那些应当和普通民众隔离开的危险政治人物是否都被释放了。“对于那些已经从监狱或流放地释放的人来说，”他在 12 月 6 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承认，“有些人就不应当被释放。”看到匈牙利工人领导学生运动的情况后，赫鲁晓夫非常着急，他要避免让那些心怀不满的苏联工人在国内找到同样也反对克里姆林宫的领导者。
1957 年，赫鲁晓夫和那些批评他的人都对国内持不同政见者有意见。赫鲁晓夫建议克格勃和内务部要努力工作，以肃清持不同政见者，对此，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都一致同意。马林科夫还抱怨说，苏联宣传部门的力量太小了。他认为，若要承认苏联生活水准不高，那很危险。甚至马林科夫也大讲要加强对人民进行“党的世界观”的教育，认为这很重要。此后不久，一些苏联士兵和公民开始在那些仅存不多的集中营里服刑了，他们被认为同情匈牙利的改革者。
按照华盛顿对克里姆林宫的评估，当英法联军对埃及的干涉失败后，克里姆林宫的自信心又得以恢复。令人费解的是， 1957 年初，苏共中央主席团大多数委员似乎都认同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即他没有处理好苏伊士运河危机。那些斯大林分子，还有一些年轻的领导人，都把这次危机归咎于赫鲁晓夫，因为后者要急于加大苏联对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所做的承诺。甚至赫鲁晓夫的朋友和政治盟友米高扬也和那些人站在一起，他认为，对苏联来说，发生苏伊士运河危机是不必要的。
艾森豪威尔公开承诺要打击中东地区的共产主义势力，这对埃及赢得新的支持起到暂时作用。在克里姆林宫，甚至有一些领导人把纳赛尔看作是最不值得信任的盟友，他把莫斯科拖入了一场没有必要的危机之中。埃及人近来转而要求苏联人低价出售产品，以此来提供军事援助，以便重新恢复苏伊士危机之后造成的损失。单是价格问题就让苏联人止步不前。克里姆林宫一直都在担心：纳赛尔会用这些武器来做什么。苏伊士运河国有化之前，赫鲁晓夫就已警告过纳赛尔，不要把军备扩大到挑衅势力强大的西方大国的程度。然而，伴随着艾森豪威尔的挑战，过去连向纳赛尔提供军事援助都显得小心翼翼的人们，现在也开始支持一项武器交易。 1 月 31 日，美国总统发布官方声明仅仅过去一个多月，莫斯科就同意和开罗进行一笔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一揽子武器交易。
这不过是一种态度，它要向美国人表明，苏联不害怕美国发表的新声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多数委员都反对在中东冒险。赫鲁晓夫不想只卖武器给阿拉伯人，他还有更多的打算。很快，他就清楚，在回应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挑战上，他的那些克里姆林宫同事都有所收敛，不会走得很远。尽管人们怀疑赫鲁晓夫的政策是在帮助阿拉伯人，而不是帮助他们自己，但是，鉴于苏伊士危机，克里姆林宫还是形成共识，不应该让苏联军队被迫卷入中东战争之中。
在克里姆林宫如何回应叙利亚的麻烦事这个问题上，这些企图就暴露出来了。自从 1956 年苏叙双边关系升温以来，大马士革就一直担心西方会报复它。当艾森豪威尔宣言发表后，叙利亚人相信，美国政府将很快会入侵他们的国家。 1957 年 3 月，叙利亚人要求苏联人作出承诺，派出一支志愿飞行员队伍到埃及或叙利亚。克里姆林宫回复道，尽管它将继续向叙利亚提供武器，但派志愿飞行员“可能会给阿拉伯国家和苏联都带来负面效果”。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一直都怀疑和埃及的关系，这时他们带头反对苏联给叙利亚提供更多援助。
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没有支持赫鲁晓夫的中东倡议，尽管对此非常失望，但他也同意那种看法，即现在还不能做那些可能会刺激美国人的事。“这是一个危险的时刻。”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解释道。 1957 年 4 月，在克里姆林宫，赫鲁晓夫和米高扬主持了一次讨论当时国际力量平衡的会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他讲了这番话。他们两人都相信，因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有疑心，它们都在舔舐着由 1956 年的那些大事件造成的创伤。因此，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莫斯科经历了匈牙利的失败，而西方则失去了埃及。赫鲁晓夫和米高扬看到，自从二战结束以来，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保持着这种不稳定的和平关系，而现在这种关系比以前更为脆弱。在此条件下，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必须要努力实现某种形式的裁军。
接下来，赫鲁晓夫还想调整苏联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所持的立场， 1955 年以来这个委员会就一直在讨论大国的裁军事宜。就像当年争取向叙利亚提供更多援助一样，赫鲁晓夫的这一努力也遭到强烈反对。美国刚刚宣布，单方面裁减其军队规模，赫鲁晓夫把它视为一种希望的象征。“假如敌人准备做实质性的让步，”他申辩道，“我们就不该那么僵硬。”但是，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因裁军问题而产生一道深深的裂痕。当然，赫鲁晓夫也发现自己与莫洛托夫意见不同。马林科夫过去经常支持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政策，但是，渐渐地，他也对主动和西方达成协议的态度变得谨慎起来。
然而，最明显的反对是赫鲁晓夫和苏联军方之间有关裁军问题所产生的争论。在朱可夫元帅的领导下，苏军采取支持裁军的立场。苏军的承诺根本不同于其对手——美国五角大楼的立场，后者对艾森豪威尔开放空域的计划持谨慎态度。苏联之所以承诺裁军，还是出于对战略情报的考虑。朱可夫的军事情报参谋长不能提供有关北约欧洲基地军事潜力方面的情报，苏联人还无法生产出他们自己的 U-2 侦察飞机，间谍卫星还在设想之中。技术上还无法满足苏军的需要，而外交上则可以。凭借军方的大力支持，在 1956 年 11 月的伦敦裁军谈判中，苏联代表团提出一个方案：对介于巴黎和苏波边境之间的 1600 公里空域实施侦察监视。在下一轮的裁军谈判中，苏联军方希望走得更远，或许可以允许对更远一些的苏联部分空域进行监视，以此来让美国对苏联飞机开放部分空域。
与援助叙利亚问题上的分歧不同，从 1957 年 4 月以来，在克里姆林宫裁军问题的讨论中，赫鲁晓夫似乎取得了胜利。其结果就是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在人事安排上遭到失败，赫鲁晓夫和苏联军方达成了有利于自己的单边妥协。这个新政策就是双方要接受裁减北约和华约军队规模，暂停核试验两年。赫鲁晓夫向朱可夫承认，苏联将第一次开放其部分空域，但是，他会设法把它包装在一个谈判方案中，而他知道西方绝不会接受这个方案。要被开放的空域是西伯利亚，那里没有导弹发射场，也没有几处战略空军基地。与此同时，赫鲁晓夫将要求美国允许监视其西部各州空域。他知道，美国人正计划在那里部署其洲际弹道导弹，那里也有许多战略空军基地。与其说是让步，不如说他根本就没有作出任何退让。
赫鲁晓夫没有机会来体会他成功改变苏联裁军政策的喜悦。他已经赢得了那场战役，但是，克里姆林宫正在发生的政治变化表明，要想取得类似的胜利会变得越来越难。 1957 年冬末春初，鉴于匈牙利发生的危机，在如何满足苏联国内需求的问题上，已很难达成明显一致的意见。最典型的是，从对提高苏联生活水准的一系列倡议中的回应中，赫鲁晓夫很快就发现，他正在考验苏联领导层，特别是他最亲近的那些盟友的耐心。 1957 年 3 月，他不得不劝说克里姆林宫发起一场全面改变苏联工业经济管理方式的改革。不幸的是，苏联工业效益低下，赫鲁晓夫断定，这正是放松对各加盟共和国工厂实施监督的时机。实际上，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各部委有许多盟友，这意味着要把其盟友的权力转移给赫鲁晓夫的盟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地方领导人的手中。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当然反对这项改革。但是，幸亏那些中央主席团的年轻委员，还有他忠诚的盟友米高扬投票支持，赫鲁晓夫才再次取得胜利。假如他冲动就此为止，那么，就像裁军问题一样，他也会就这件事所遇到的政治暗礁进行协商。然而，赫鲁晓夫过于性急，以至于他要推进更多改革。
1957 年，农村经济是苏联经济的一个亮点。自从赫鲁晓夫号召在哈萨克斯坦和西西伯利亚进行垦荒以来，三年来，苏联农业生产增产显著。 1954 ～ 1956 年，共开垦耕地 137 万平方英里，大约相当于美国宾夕法尼亚、纽约和俄亥俄三个州的总面积。农业收成也极大。 1956 年秋，无论是俄罗斯南部已开发的黑土地带，还是新开垦的土地，都获得大丰收。农业收入比 1955 年提高 20 ％，比斯大林执政最后三年—— 1949 ～ 1953 年的平均收入几乎提高 55 ％。最让赫鲁晓夫满意的是统计数字，苏联一半的谷物产量来自新开垦的耕地。来自牧场的消息同样令人振奋。自斯大林死后，肉类产量增长 162 ％，奶产品提高 105 ％。现在，这个有着近两亿人口的国家仍然不能实现食物自给，但是这个差距正在缩小。
在这个政治局势不确定的时期，赫鲁晓夫急于要告诉苏联人民一个好消息。 1957 年冬春之际，赫鲁晓夫在俄罗斯南部、北高加索地区、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小麦和棉花产区开始了一系列公开访问，非常成功。见到的农民都很热情，这种热情和他自己的成就感混杂在一起，让赫鲁晓夫陶醉其中。沿途每停留一次，赫鲁晓夫都要和自己比赛，他要发表更富有色彩和雄心的讲话。俄罗斯西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是小麦和牲畜主产区， 3 月 8 日他宣布，苏联最主要经济目标是“赶上并超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几天后，在稍北边的顿河畔罗斯托夫，他猛烈抨击西方帝国主义分子，指责他们错误地预测苏联要发生一场农业危机。但是，最富有戏剧性的声明是在两个月以后的 5 月 22 日发表的，在重复了在克拉斯诺达尔为国家确定的发展目标后，他预言道：“到 1960 年我们将能赶上美国的人均肉类产量。”赫鲁晓夫在许诺几乎要把苏联的肉类产量提高三倍。
消息传到莫斯科，赶超发达国家的保证让他那些最严肃的对手们都要发疯了。在赫鲁晓夫从克拉斯诺达尔回来后召开的第一次领导人会议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都毫不掩饰其愤怒。他们严肃地提醒他，没有根据来相信，在不久的某个时候，苏联的肉类生产能超过美国，更不要说只用三年时间。“你讲得太多了！”赫鲁晓夫后来回忆道，他们对他大喊大叫。
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最大错误就是不向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打招呼，而擅自用整个国家的声誉来做保证。其行为激怒的不止是斯大林分子，甚至连其追随者们也相信，在制定苏联发展目标之前，赫鲁晓夫应当首先和中央主席团协商，然后在中央全会上再与经济规划人员商议。而 5 月 22 日的讲话提到了工业改革，它再次提醒人们，赫鲁晓夫过于任性，有一种个人主义的倾向。如果任由其自行其是，那非常危险。
显然，他的种种行为正在让那些坚定的反对者，还有主席团委员们感到不安。赫鲁晓夫轻率地把自我的进步和提高苏联公民全民士气的运动搅和在一起。他决定以开垦处女地计划为由向自己授予一枚列宁勋章。而这离赫鲁晓夫上次得到列宁勋章仅有两年时间。列宁勋章是苏联政府颁授给公民的最高奖励。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三个斯大林分子都正式反对给予他这项奖励，但是， 1957 年中央主席团开会讨论此事时，他们每个人都建议道，颁奖的时机可能不成熟。“我们不搞个人崇拜，”卡冈诺维奇说道，“同时，我们也不应该这么做。”
在赫鲁晓夫这次拙劣的自我庆祝之后，有人想要他下台。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反对赫鲁晓夫阴谋小集团的首领就是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对赫鲁晓夫耿耿于怀：就是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在 1955 年和 1956 年打败了他，他不再是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者。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反对赫鲁晓夫，是因为赫鲁晓夫过去冷落过他们，而在 1955 年，赫鲁晓夫又独揽了大权。
对赫鲁晓夫来说，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这是因为主席团其他一些委员也加入了这三个死对头组成的小集团。这些委员实际上是 1955 年和 1956 年权力斗争的受益者，然而，到 1957 年，他们又开始反对赫鲁晓夫。这些人是尼古拉·布尔加宁、马克西姆·萨布罗夫[1]和米哈伊尔·别尔乌辛[2]，他们开始不再信任赫鲁晓夫了，认为他反复无常、任性，反对集体领导。赫鲁晓夫对那些他熟悉的工作，如党务和农业等，有着非常坚定的想法；对那些他刚开始学习的新工作，如外交和军事政策，也同样有着顽固想法。如果放任自流，赫鲁晓夫会变得更加鲁莽。在核战争时代，一个超级大国可不能让这样一个有着暴躁脾气的人来管理。
到 6 月，仅仅从人数来统计，主席团的绝大多数委员都认为，赫鲁晓夫已经逾越了他的界限，需要把他从第一书记的位置上拉下来。要废黜一个领导人， 11 个正式委员中需要有 6 人投票支持，现在已经有 8 个密谋者。
赫鲁晓夫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阴谋。这个小集体对赫鲁晓夫有诸多抱怨，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心腹、克格勃首领伊万·谢罗夫[3]对主席团全体委员进行的监视。尽管如此，赫鲁晓夫还是意识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线索就是， 6 月 18 日布尔加宁临时邀请他参加外交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三天前，在主席团的一次会议上，就苏联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购买机床事宜进行讨论时，赫鲁晓夫已经注意到，有人批评了他的立场。但是，那还不是一个很大的警告，他没有把它与会议联系到一起。事实上，公开批评他，正是阴谋分子充满信心的表现。伏罗希洛夫一度建议推迟对此事作出决定，“直到中央委员会下次主席团会议再做决定”，所有阴谋分子都明白，下次会议就意味着赫鲁晓夫的时代已经过去。
开始，赫鲁晓夫试图谢绝参加布尔加宁的会议，推脱自己太疲劳，当天晚些时候还要到列宁格勒参加一个会议。但是，布尔加宁坚持要他出席会议。
当赫鲁晓夫到达克里姆林宫时，他发现，没有通知他，就召集了一次主席团的正式会议。会议唯一的议题就是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命运。当听到阴谋分子通知他，在这次特别会议上，他将被迫把主席团主席的特权转让给布尔加宁时，赫鲁晓夫吃惊得目瞪口呆。那些阴谋分子并没有把米高扬拖进来，米高扬和赫鲁晓夫一同反对这个决定。但是，却在投票中失败。
面对主席团不信任投票的提议，没有哪一位领导人曾经在政治上赢得过胜利。 1955 年 1 月，马林科夫第一个遭此厄运，他接受会议结果，放弃了职位。然而， 1957 年 6 月 18 日，当投票反对他时，赫鲁晓夫却拒绝辞职。他要冒一次险，因为在克里姆林宫之外，还有一个庞大的苏共党组织在关注着他，那些地区和地方的官员能让他保住自己的位置。在那些实施大清洗的斯大林分子垮台多年后，赫鲁晓夫又一手重新确立起党的自信心。他从各个地方提拔官员，这样，培养了一批追随者，也培养了他们的忠诚精神，即使那些人没有被赫鲁晓夫提拔到莫斯科和他共事。而且，近年来农业上的成功，在农村制造了一种良好的政治氛围，这些地方领导人深信，他们的忠诚得到了回报。与此同时，通过和朱可夫的共事，他们一同洗刷了斯大林时代的污迹，而在那时，苏军总参谋部的许多将领都被清洗。赫鲁晓夫和军方也建立了良好关系。赫鲁晓夫非常支持给那些已故的国内战争时期的老战士，如 1930 年代被处死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恢复名誉。
赫鲁晓夫马上开始行动。苏联空军把一些专机交给地方党的书记来使用，以便他们能飞到莫斯科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到 6 月 20 日， 130 位中央委员会正式委员中，已有 107 位来到莫斯科。 57 个委员联名递交一份请愿书，要求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讨论赫鲁晓夫的前途问题。签署者都支持赫鲁晓夫的立场，即中央主席团不能单独罢免党的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知道，如果在主席团之外来作出决定，那么他能在投票上取胜。马林科夫在莫斯科还有他的政治基地，而莫洛托夫不过是一个旧时代的人物，阴谋集团的其他大多数成员都是一些政治幽灵。还有一个令人棘手的例外，赫鲁晓夫的门徒、时髦的外交部长和主席团候补委员德米特里·谢皮洛夫，在最后一刻颇为冲动，也加入了阴谋集团。这对赫鲁晓夫确实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当谢皮洛夫还在《真理报》当编辑时，他们两人就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工作关系。谢皮洛夫开始负责外交事务时，赫鲁晓夫也欢迎他扮演的角色，让纳赛尔和莫斯科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如果赫鲁晓夫能够战胜这个阴谋集团，那么，谢皮洛夫将不得不下台，然后，其副手安德烈·葛罗米柯[4]就任外交部长。
赫鲁晓夫不必等待太长时间来验证其分析是否正确。到 6 月 22 日，一切都过去了。中央委员会投票反对阴谋集团，那些人毫无选择，只好放弃其努力。
赫鲁晓夫也对反对他的人施以同情心。阴谋集团的四个首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谢皮洛夫都被免去中央主席团的职务。但是，他们没有被枪毙，也没有被逮捕。那些参与者后来也都声明不反对赫鲁晓夫，几乎也没有遭受降职处分。布尔加宁被允许继续留在主席团，但是，最后他还是失去了部长会议主席或总理的职务。别尔乌辛从主席团被调整出来，转任苏联驻东德大使。年老的伏罗希洛夫元帅因为深受苏联人民的爱戴，没有处罚他，仍保留原职务，但赫鲁晓夫极少会听他的话。
阴谋落空后，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两个老斯大林分子可怜兮兮地乞求放过他们。或许因为他们曾经计划过要杀赫鲁晓夫，所以，两人都断定，赫鲁晓夫将会以此罪名来处死他们。“卡冈诺维奇同志，”据说赫鲁晓夫在电话上告诉他，“你的话再次证实，为达到肮脏的目的，你想采取的手段……你想杀人。你以小人之心来度君子之腹，但是，你错了。我们坚持列宁主义基本原则，还将继续坚持这个原则……如果你像所有的苏联人一样诚实地工作，你将能平安地工作和生活下去。”赫鲁晓夫信守了其诺言。
对西方来说，这次反赫鲁晓夫的政变失败了，不管这对评估苏联的政治稳定有什么意义，但此后不到四个月，这一切都被一扫而光。苏联向太空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这似乎改变了超级大国间竞争力量的平衡。一个不能生产足够的肉类、奶油和煤炭来满足其民众需求的国家，顷刻间声称，他们在技术上领先于美国。
人造地球卫星开启了太空时代，超级大国依靠它来进行太空竞赛。 1950 年代中期，尤其在 1957 年，美国和苏联分别都向太空发射了一颗卫星。而 1957 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学年（第一个地球物理学年）又恰好和 1957 年 7 月 1 日～ 1958 年 12 月 31 日日益加剧的太阳系的频繁活动相一致。 1957 年初，苏联首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5]建议加速苏联的军事项目研究，制造 R-7 洲际弹道导弹，以便用它在当年秋天发射人造卫星。 1957 年 8 月，在苏联中亚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发射的 R-7 导弹，在经历四次失败后，最后取得成功。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尽管这离军事上的部署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他还是寄希望于未来带有核弹头的导弹。与打击地面目标相比，科罗廖夫对和平开发太空的兴趣更浓，他推动了利用 R-7 来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人造卫星仅重 184 磅，呈圆筒状，上面带有向外张开的天线，就像当时汽车尾部常见的鳍状稳定板一样，除了进入轨道并发出声音外，它没有其他目的。卫星携带有电池，能向苏联各地的无线电台发出一种低沉的嘟嘟声。尽管后来西方担心，这些嘟嘟声是在向苏联情报机关发送密电码，但是它们实际上并不包含任何信息，只有象征意义。
最初计划在 10 月 6 日用 R-7 导弹发射人造卫星。这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或意识形态方面的象征意义。主席团肯定知道即将进行这次发射，但因为发射失败概率很高，事先并没有做宣传。除非发射成功，否则苏联人民也不会被事先告知要发射人造卫星。最后一刻，科罗廖夫决定提前两天发射。国际地球物理学年的一次会议刚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 9 月 30 日，一位美国科学家提交的一篇论文让科罗廖夫颇为忧虑，因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可能在数天后发射他们自己的人造卫星。按日程安排，发射那天，赫鲁晓夫要从南部避暑胜地皮聪达返回莫斯科，正好行经基辅。他没有计划做一次长途旅行，到东部的拜科努尔发射中心参观这次发射。
科罗廖夫一直误以为艾森豪威尔政府即将发射卫星。艾森豪威尔有一个非常详细的空间发展政策，但并不包括首先发射卫星。美国总统对空间飞行的考虑是和从空中搜集苏联情报的目的交织在一起的。让苏联同意空中开放计划的努力失败后，美国只好启用危险的 U-2 间谍飞机侦察计划，这让他颇感不安。他从未忘记过那种感觉，即每一次 U-2 飞机的飞行都会造成一种战争行为，即使这些飞得很高的飞机只有在进入苏联领空时才会有一些小麻烦。他渴望有一天间谍卫星可以远离苏联领空，能够承担起这种监视重任。
艾森豪威尔对国家领空问题极为敏感，这也影响着他对美国制造人造卫星的态度。 1950 年代中期，国际空间法律地位尚未确定。理论上，一个国家的主权可能会被想象成应延伸至宇宙，十年后这成了一个很牵强的概念。但是，当艾森豪威尔批准第一个间谍卫星发展计划时，那仍然是可行的，即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也许可以瓜分空间，就像他们拥有地球大气层一样。艾森豪威尔想阻止这件事情发生，他希望确立一种原则，一个国家的卫星可不经许可飞越另一个国家。
美国总统相信，如果美国卫星既可进行监视活动，又可用于一些和平目的，那么，空间飞行器可自由绕地球运行这个概念就能轻而易举地贩卖出去。他把这个公共卫星的倡议交给美国海军，海军将其称之为尖刀，并把它与陆军、空军正在秘密发展的洲际弹道导弹分开。现在，人们相信，如果艾森豪威尔让陆军的火箭专家们，也包括臭名昭著的冯·布劳恩[6]在内——他曾经为希特勒制造过 V-2 火箭，来经营这个项目，那么，美国的卫星或许在 1956 年就进入太空了。让尖刀项目公开化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相信，美国将会成为第一个把卫星发射到太空的国家。到 1956 年初，《国家地理》杂志已经把“历史上第一个环绕地球飞行的人造卫星”这样的封号给了尖刀项目。如果人们谈及和莫斯科的空间竞赛，话题通常都会涉及这样的信念：苏联人将屈居第二。
1957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对流行文化有里程碑意义的是即将公演的一部新情景喜剧《反斗小宝贝》（ Leave It to Beaver ）。白宫并没有期待要在国际事务上取得重要的进展。美国总统前往他在宾夕法尼亚州葛底斯堡的农场，要打一个周的第五场高尔夫球。这时，传来了卫星的嘟嘟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两点， R-7 导弹运载的苏联卫星从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每过 96 分 17 秒，卫星绕地球运行一圈。晚上，美国东北地区的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就听到了它的声音。晚 8 点以后，那些没有无线电台的人第一次从全国广播公司（ NBC ）的电台中听到了卫星的声音。
美国科学家们马上把卫星视为人类的一项成就而为之欢呼，而媒体和美国民众则认为冷战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恐惧的阶段，这是公开打响的一枪。《纽约每日新闻》把卫星称之为“赫鲁晓夫的彗星”，这不止对美国科技是否领先产生怀疑，而且还暗示卫星将是苏联一系列军事成就中的第一项。 10 月 4 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正好在得克萨斯的牧场，他走到外面想看看那颗闪闪发光的小球。他要求就美国安全受到的威胁举行听证会。“很快，他们就会从太空中向下丢炸弹，”约翰逊说道，“就像孩子从立交桥上向汽车丢石头一样。”
白宫未能平息人们的这种关注。对艾森豪威尔来说，首先发射卫星从来都不是一种考验。他仍然对军事科研团队很快将为他制造出一种可靠的间谍卫星而充满信心。新闻发布会上，他告诉美国民众，不要因为苏联“把一个小球投入空中”而担惊受怕。陆军总参谋长补充道，卫星只不过是“外层空间篮球比赛中的一次投篮而已”。然而，那种后来被称之为“盲目冲动的歇斯底里”情绪并没有消散。一年内，艾森豪威尔签署多个法案，以加强中学和大学的科学和外语教学。他还授权冯·布劳恩团队加入太空竞赛队伍中。 1958 年 1 月 31 日，探索者一号卫星被一枚美国军方的朱庇特导弹送入轨道。
美国公众对人造卫星的反应和世界各地人们用各种语言发出的欢呼，让赫鲁晓夫陶醉其中。苏联人现在被吹捧成在火箭科学方面居领先地位，而这正是他所梦寐以求的。如果还不能让赫鲁晓夫满足，那就正像美国人事后所批评的那样，卫星本身还有许多缺陷。一开始，克里姆林宫还限制《真理报》报道人造卫星的消息，但当听到国外一片欢呼之后，它作出决定， 10 月 6 日的报纸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通栏大字标题来报道这一消息。赫鲁晓夫也邀请科罗廖夫参加了 10 月 10 日的中央主席团会议。在听取了火箭设计师对人造卫星的报告后，主席团投票决定授予科罗廖夫列宁勋章。没有人抱怨不该授予他这枚列宁勋章。
卫星上天的庆祝活动掩饰了公众的视野，让他们看不到克里姆林宫里解决宿怨的乱象。大约在卫星发射前几个小时，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按照事先确定的日程，离开莫斯科，开始对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为期三周的访问。他的离开是一个信号，赫鲁晓夫开始行动，他要把这位二战英雄从主席团清除出去。三年来，两人结成政治联盟，共同反对那些执行强硬路线的斯大林分子。1955 年，莫洛托夫反对和平共存的政策，在这场斗争中，赫鲁晓夫取得了朱可夫的支持，削弱了莫洛托夫的势力。不久前，朱可夫下令用军用运输机把中央委员运到莫斯科，以便他们能投票来粉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谢皮洛夫集团的阴谋，以此来帮助赫鲁晓夫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但是，到 1957 年 10 月，赫鲁晓夫开始指责朱可夫妄图篡夺党对军队的领导权，要让他下台。
虽然导致这场危机的直接原因依然不甚清楚，但危机的根源却很清楚。尽管两人都对来自莫洛托夫的威胁行动一致，但他们的相识却可以追溯至乌克兰。朱可夫一直在那里担任军事领导人，而赫鲁晓夫则担任当地党的领导人，但是，对党在军队中扮演的角色，这两位克里姆林宫政治明星的看法却大相径庭。在 1956 年初党的二十大上，朱可夫成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此后，朱可夫开始削弱军队政治军官——政委的地位。政委的工作就是保证军官在政治上可靠，他们代表着党对军队的控制，而朱可夫元帅不尊重他们，这让像赫鲁晓夫这类人颇感不安，他们把党的领导置于首位。各加盟共和国都有国防委员会，由地方党的领导人组成，并接受他们的领导，而朱可夫则弃而不用。有传言说，朱可夫喜欢贬低那些军队的党代表，把他们比做“失去嗅觉”的老猫。同时，在其公开讲话中，这位国防部长似乎有意要模糊军队对党的从属地位。
6 月，挽救了赫鲁晓夫的政治生命后，朱可夫似乎显得特别骄傲和自大。 8 月，这位元帅已经准备重新开始春季时失败的裁军辩论。那时，克里姆林宫决定向西方提出一个美国人不可能接受的空中监视计划，朱可夫仍然深信，莫斯科应该付出有限的空中监视这一代价而促使美国开放其军事设施，让苏联拍照。他逼迫赫鲁晓夫，要让其重新考虑他的不同意见。围绕财政预算困难时期如何来改革军队的问题，他们也有分歧，朱可夫也在逐渐提高自己的声音。 1955 年底，就如何建设苏联海军的问题上，两人也产生分歧。赫鲁晓夫想集中财力来改进潜艇部队，而朱可夫则想保留军用运输机项目。在粉碎反赫鲁晓夫集团的阴谋后，朱可夫也对赫鲁晓夫在没有和西方达成某种政治协议的情况下就削减驻德苏军的规模，而表达了自己的不安。他反对削减预算，因为这不利于他要实现提高苏军士兵生活标准的目标。
在克里姆林宫，不止赫鲁晓夫一个人注意到，朱可夫似乎过于固执己见。除过其政策倡议引人注目外，这位元帅还一反常态地要培植公众对他个人的支持。最近他把苏军的军费投资于拍摄一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电影，而电影则突出了他的历史地位。朱可夫甚至还委托一位著名肖像画家为他创作一幅油画，把他当成俄罗斯母亲的救星。他骑在一匹白马上，背景是熊熊燃烧的德国国会大厦。
赫鲁晓夫和其同僚们对朱可夫正在组建他自己私人卫队的报告做了恶意的解读。未经克里姆林宫允许，朱可夫的情报机构已经建立起一所特殊学校，专门训练游击队员和突击队员。党的领导们对斯大林时期效忠于情报头子贝利亚的保镖队伍记忆犹新，他们不想看着朱可夫组建一支私人部队。
挫败阴谋集团后，赫鲁晓夫的政治势力更强大了，他不认为他必须要容忍朱可夫。苏联国防部长一离开首都，赫鲁晓夫就邀请朱可夫在军方的主要对手、军队政治部门负责人 A.S. 热尔托夫[7]在主席团委员面前诋毁朱可夫。热尔托夫是苏军总政治部主任。他声称，朱可夫不信任军队中的党代表。“如果你给政委们挂上红色袖标，给他们匕首，”据报告，当朱可夫在明确提及中世纪横跨欧亚大陆的蒙古部落时，曾对总政治部主任这样说道，“他们将会杀死所有将领。”热尔托夫抱怨道，朱可夫对他重重设限，以至于未经元帅批准，他不能视察部队。
两天后，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召开了下级军官特别会议，讨论那些指责朱可夫的问题。苏军所有在世的元帅也召开了一次特别的秘密会议，为朱可夫的下台作准备。主席团委员们都参加了这些活动。
10 月 25 日，朱可夫返回莫斯科的前夜，克里姆林宫正式决定，一旦回来，就让其下台。次日，一抵达首都，朱可夫就被召到克里姆林宫，被正式告知对他的那些指控。在这次颇富戏剧性的会议上，这位战争英雄否认了那些指责，称总政治部主任热尔托夫批评他的主要内容极为“荒唐”。他确实也承认，在如何树立其公众形象方面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一切都为时已晚。“我认为由他来担任军队领导人，这太危险了。”布尔加宁说道。“已经形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集团。”米高扬以一种夸张的口吻补充道。勃列日涅夫抓住了主席团委员们最害怕的事，即他们并不担心朱可夫的个人野心，而更担心因为他削弱党对苏联军队的领导而导致的严重后果。“采取的策略要针对在党和军队之间产生的分裂现象，”赫鲁晓夫对这些诋毁作了一个总结，“和朱可夫的斗争现在对我来说非常艰难……为什么要割断党和军队的联系？”赫鲁晓夫要让朱可夫立即下台，这个决定被一致通过。当天电台上就公布了这个决定，旨在防止朱可夫在军队的同伙反扑。主席团选择马利诺夫斯基[8]元帅来代替朱可夫，前者一直不愿意和总政治部主任一起批评朱可夫。尽管二战时期，马利诺夫斯基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军事指挥官，但是赫鲁晓夫曾和他共过事，相信自己可以控制他。
很快，赫鲁晓夫就开始改变那些受朱可夫影响而制定的外交政策。首先，他要求投票决定苏联退出伦敦裁军谈判。 1957 年头 10 个月，还一直在进行这些谈判。过去，赫鲁晓夫和朱可夫一起承诺参加谈判，现在他仍然担心爆发核战争。但是，赫鲁晓夫不同意朱可夫的看法，即苏联需要改变立场。相反，他要鲜明地退出谈判，以此来迫使西方改变其裁军的条件。 8 月 29 日，西方将其最新提议交给了莫斯科的会谈代表，但这并没有弥合双方的分歧。
克里姆林宫和白宫已就各自军队规模的温和裁军达成共识，要把 280 万人的陆、海、空三军队伍裁减为 250 万人，甚至商定，在 10 个月到两年内，停止所有核试验。但是，双方各自都继续提出前提条件。如果这样，要把共识变成签字协议就变得不太可能。
就苏联一方而言，赫鲁晓夫拒绝将军队规模裁减至 250 万人。除非事先同意，第二次裁军时要将规模裁减至 130 万人。至于核试验，则是美国人提出了不可接受的前提条件。艾森豪威尔想禁止核试验，但在顾问们的催促下，他又坚持道，如果不同时禁止核裂变材料的生产，则美国不会支持禁止核试验的提议。换句话说，超级大国的核武库将不得不冻结在现有规模上。
赫鲁晓夫还有更大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策略的改变。他想彻底封杀艾森豪威尔的天空开放计划。随着朱可夫的下台，赫鲁晓夫可以撤销苏联在 1956 年 11 月和 1957 年 4 月所提出的建议，即对美国飞机开放东欧和苏联的部分空域。这些提议是当时在国内对朱可夫所做的妥协，现在已经不需要这个妥协。
赫鲁晓夫强硬的裁军政策让外交部和米高扬深感不安。外交部副部长瓦列里安·佐林[9]过去一直担任苏联驻伦敦的谈判代表，现在代表外交部参加会议，而前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的继任者葛罗米柯还远在联合国。佐林认为这个建议并不成熟，然而，他在主席团会议上没有投票权，无法阻止赫鲁晓夫的人批准这个建议。米高扬也是一个失败者，他最终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和赫鲁晓夫斗争。以后，苏联才又重返裁军谈判会议。
随着对那些老斯大林分子和朱可夫斗争的胜利，赫鲁晓夫希望他能最终控制苏联中东政策的制定权。叙利亚政府和莫斯科刚刚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暗示着这是对 1957 秋美国纵容土耳其入侵叙利亚的一种回应。朱可夫可能会反对援助叙利亚，当 10 月 10 日朱可夫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出访巴尔干地区时，赫鲁晓夫力求达成一项援助叙利亚的承诺。他提议在南部的加盟共和国集结军队，以阻止土耳其入侵叙利亚。主席团通过这个要求。而土耳其却没有入侵叙利亚，赫鲁晓夫赢得了个人的胜利。
但是，一个月之后，当赫鲁晓夫试图利用自己的成功来让苏联走得更快更远时，他将要受到一次严厉惩罚。虽然在 6 月保住了位子， 10 月又把朱可夫赶下台，但身居高位的赫鲁晓夫依然显得势单力孤。尽管和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展开艰难辩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主席团的成员依然有着自己独立的想法。同时，即使朱可夫已经下台，但苏军的保守主义思想依然存在，军队不愿意把这种防务承诺扩大到第三世界。
当赫鲁晓夫建议模仿巴格达协议，建立一个由苏联领导的地中海军事联盟时，惩罚终于降临了。 11 月中旬，赫鲁晓夫为主席团拟订了一个计划，它将涉及向埃及、叙利亚、南斯拉夫和希腊提供安全保证。但是，其目的没有达到。米高扬拒绝支持这个建议，而那些高级将领也不支持他，赫鲁晓夫特意带他们与会来听取这个建议。马利诺夫斯基是赫鲁晓夫精心挑选的人选，由他来接替朱可夫的国防部长一职。即使如此，新任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也认为现在就进行这种工作是不明智的。总参谋长索科罗夫斯基[10]元帅暗示，莫斯科在这个地区的主要盟友——埃及可能不会支持这个建议，实际上给这个计划当头泼了一盆凉水。主席团并没有正式否定这个建议，只是把这个建议发给国防部和外交部的官员们考虑，且再无下文。
主席团会议就苏联中东政策展开的辩论都是在克里姆林宫一间新近指定的会议室进行的。在战胜阴谋集团之后，赫鲁晓夫要突出自己的权威，他把主席团会议室从以前的地方搬到另一栋建筑里，这里靠近斯帕斯基大门，出了大门就是红场。会议室和他的办公室相邻。新会议室里放置着一张巨大的橡木圆桌，可以容纳 40 ～ 45 人开会。赫鲁晓夫的办公室就在隔壁，这在提醒人们，谁是那张橡木办公桌上权力最大的人。
1957 年见证了克里姆林宫旧防卫体系的终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还不清楚。充其量从赫鲁晓夫的观点出发，苏联还不是一个完全独裁的政权。未来政策的动议都将出自赫鲁晓夫，这是毫无疑问的。从 1955 年以来，就已基本如此。但是，现在没有多少非要协商的事了。然而，如果他的建议过于惹人注目，他也预料到会有一些反对声音。
尽管世界其他地方已经注意到了这一年莫斯科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然而所有的政策辩论依旧不得而知。美国无法知道赫鲁晓夫在政治上的胜利会给未来的苏联带来什么新政策。 1957 年 10 月以来，苏联外交政策一直在发生变化，最显著的变化就是退出伦敦裁军谈判。但是，这些变化几乎还不引人注目。依旧要期待的是权力更大的赫鲁晓夫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家。
[1] 马克西姆·扎哈洛维奇·萨布罗夫（Макси́м Заха́рович Сабу́ров，1900年2月7日——1977年3月24日），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38—1940年、1946—1947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0—1941年、1944—1946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1—1942年、1949—1953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41—194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小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7—1953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47—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年任机械工业部长。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55—1956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66年退休。
[2] 米哈伊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别尔乌辛（Михаи́л Гео́ргиевич Перву́хин，1904年10月1日——1978年7月22日），1918年加入共青团。1919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第一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9—1940年任电厂和电力工业人民委员。1939—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40—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1—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2—1946年任化学工业人民委员。1946—1950年任化学工业部长。40年代参与了研发原子弹的工作。1952—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1955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5—1957年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6—1957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年4—7月任中型机械制造部长。1957年6月参加莫洛托夫领导的“反党集团”，企图推翻赫鲁晓夫统治，失败后被解除一切职务。1957—1958年任部长会议对外经济委员会主席。1957—1961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8—1963年任驻民主德国大使。1963—1965年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1965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1978年逝世。
[3] 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Ив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еро́в，1905年8月25日——1990年7月1日），1925年加入红军。1926年加入联共（布）。1937—1950年、1958—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年加入格别乌。1939—1941年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1940—194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1年2—7月任第一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41—1946年任副内务人民委员。1941—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45—1947年任驻德国占领军副总司令。1946—1947年任内务部副部长。1947—1954年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1954—1958年任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3年任苏军副总参谋长兼主要情报局局长。1963年2—8月任土耳其斯坦军区副司令。1963—1965年任伏尔加军区副司令。1965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党。
[4]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5]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Сергей Павлович Королёв，1907年1月12日——1966年1月14日），苏联火箭和太空系统设计师。1921年起从事航空工作。1933年参与研制并发射GIRD火箭。1933—1934年任喷气研究所副所长。1935—1938年任喷气研究所火箭飞机部副主任。1938年被捕并被判处15年徒刑。1940年改判8年徒刑，从事研制火箭发动机。1944年获释。1945年起负责研制弹道导弹。1946—1966年任苏联首席设计师委员会主席。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5—1957年期间参与了研制人造地球卫星的计划。1957年平反。1961年负责筹划了载人航天的计划。1966年逝世。
[6] 维尔纳·马格努斯·马克西米利安·弗赖赫尔·冯·布劳恩（Wernher Magnus Maximilian Freiherr von Braun，1912年3月23日——1977年6月16日），德裔美国航空工程师。出身于普鲁士政治世家。1937年加入纳粹党。1940年加入党卫军，并为纳粹从事火箭研发工作，并在多个集中营内挑选奴工。1944年曾被希姆莱短暂监禁。1945年向美军投降，随即被送往美国工作。1958年起领导航天工作，并主持成立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1972年退休。1975—1977年任国家航天研究所主席兼总裁。1977年去世。
[7] 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热尔托夫（Алекс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Желтов，1904年8月28日——1991年10月29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24年加入红军。1929年加入联共（布）。卫国战争期间在乌克兰作战。1945—1950年任驻奥地利副高级专员。1946—1950年、1954—1962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1951—1953年任陆军人事总局局长。1951—1954年任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7年任陆军和海军主要政治局局长。1958—1959年任苏共中央局书记。1959—1971年任弗·伊·列宁军事政治学院院长。1971—1991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军事顾问。1981—1987年任苏联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91年去世。
[8] 罗迪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Родион Яковлевич Малиновский，1898年11月22日——1967年3月31日），1914年入伍。1919年加入红军。1937—1938年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卫国战争期间曾任南方阵线部队司令、沃罗涅日阵线副司令、第2集团军司令。1944年被授予元帅军衔。1947—1953年任远东总司令。1953—1956年任远东军区司令。1956—1957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7—1967年任国防部长。1956—1967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7年在莫斯科逝世。
[9] 瓦列里安·亚历山德罗维奇·佐林（Валери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Зорин，1902年1月14日——1986年1月14日），1922年加入俄共（布）。1941年起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1945—1947年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1947—1955年、1956—1960年、1963—196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2—1953年、1960—1963年任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55—1956年任驻联邦德国大使。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5—1971年任驻法国大使。1986年逝世。
[10] 瓦西里·丹尼洛维奇·索科罗夫斯基（Василий Данилович Соколовский，1897年7月21日——1968年5月10日），1918年加入红军。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5年1—5月任伏尔加军区副参谋长。1935—1938年任乌拉尔军区参谋长。1938—1941年任莫斯科军区参谋长。1941年2—6月任红军第二副总参谋长。1941年6—7月、1942年1—3月任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41—1942年、1942—1943年任西部阵线参谋长。1943—1944年任西部阵线司令。1944—1945年任乌克兰第1方面军参谋长。1945年4—6月任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副司令。1945—1946年任驻德国占领军第一副总司令。1946—1949年任驻德国占领军总司令。1946—196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49—195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战争部副部长。1952—1953年任战争部第一副部长。1952—1960年任苏军总参谋长。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60年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60—1968年任国防部总督察组督察长。1961—1968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8年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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