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七章 在伊拉克的成功
1958 年 7 月 14 日，赫鲁晓夫被一个消息唤醒了。三年来，苏联一直致力于加强其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今天终于产生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这几乎可以说是赫鲁晓夫一手促成的。那天早上 5 点 30 分，一伙军官冲入巴格达王宫，推翻了国王的统治，总理赛义德逃出首都。由卡希姆[1]将军领导的新政权宣布成立共和国，奉行中立外交政策。这终结了巴格达与英国及西方国家的同盟关系。对此，赫鲁晓夫并不吃惊。他相信，卡希姆和纳赛尔的崛起是西方从第三世界退出的必然结果。只不过他并没有预料到伊拉克的革命来得如此之快。
纳赛尔是赫鲁晓夫在中东地区最亲密的朋友，他刚刚访问过莫斯科，但并没有让苏联领导人有理由来期待亲西方的伊拉克政权会发生政变。确实，来自开罗的消息还正好相反。在 4 月和 5 月的会谈中，埃及领导人一直在抱怨赫鲁晓夫对阿拉伯国家实施的政策步伐过于缓慢，并且特意指出保守的伊拉克是一大障碍。他预言道：“帝国主义将会利用一切手段来给我们制造困难，策划各种挑衅活动……为此，会利用以色列、伊拉克和约旦这些国家。”巴格达陷于两派势力的斗争之中，一派是纳赛尔支持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另一派是英国支持的力量。纳赛尔充其量不过是对巴格达的绝境做了一个不幸的预言。他还不敢预言那里随时会爆发一场民族主义革命。
赫鲁晓夫自己的消息来源也没有告诉他更多的信息。这场政变发生之前，苏联对卡希姆所知甚少。但莫斯科知道， 1956 年卡希姆曾和伊拉克共产党达成一项共识。卡希姆及其在伊拉克军队中的追随者和共产党策划，要把费萨尔王朝和伊拉克的保守政府赶下台。克里姆林宫甚至听说，卡希姆把自己视为一个共产党员。
然而，各种信息都不完整，以至于不能得出有关卡希姆的任何可靠结论。伊拉克从未接近过苏联的代表要求援助。因此，听到巴格达的消息后，虽然这次革命毫无疑问地向进步政权靠近了一步，但赫鲁晓夫还是怀疑它不是共产主义一方的胜利。纳赛尔对苏联友好，然而却不是一位共产党人。近来赫鲁晓夫和他有过接触，这让他有理由怀疑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明星人物。 2 月，纳赛尔把叙利亚并入埃及以成立一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UAR ）。叙利亚前政府一直对苏联友好，甚至容忍当地共产党组织的各种活动。大马士革和开罗的统一让一切都发生改变。叙利亚共产党的领导人担心处在一个由埃及支配的新政权下并不安全，不得不迅速逃离这个国家。同样的事也许会在伊拉克发生。有人已经在说，卡希姆想让伊拉克也成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一员。
不管卡希姆是否会对伊拉克的共产党有用，赫鲁晓夫很快便知道，伊拉克局势的惊人发展特别有利于苏联的战略利益。这场革命改变了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局势，也是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一次考验。伊拉克不但是巴格达条约组织总部所在地，它也是 1957 年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喝彩的两个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个。“我们能设想一个没有巴格达的巴格达条约组织吗？”赫鲁晓夫若有所思道，“单单这个因素就足以让杜勒斯精神失常。”
当然，赫鲁晓夫所关心的并不是杜勒斯的精神失常。来自巴格达的消息又有了一种不同的忧虑。美国不可能这样毫无作为地接受伊拉克的新局势。所谓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包含一种誓言，那就是向任何遭受“国际共产主义”势力侵略的阿拉伯受害国家提供援助。即使莫斯科实际上在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国内政治中都没有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但赫鲁晓夫仍然有理由相信，如果一个中东国家脱离西方，那么，艾森豪威尔就会表态，要进行军事干预。
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首次试验取得了成功，他也从中获得了一些自信心。 1957 年 10 月，苏联人在南部边境一带集结部队，以阻止美国的盟友土耳其入侵叙利亚。入侵是为了报复大马士革决定和克里姆林宫签署一项贸易协定。土耳其没有入侵叙利亚，赫鲁晓夫意识到，这说明，如果苏联采取军事行动进行威胁，那么美国的盟友，甚至美国自己也不会干预莫斯科的中东盟友。
即使如此，如果赫鲁晓夫能够帮助伊拉克，他也没有理由利用伊拉克来挑衅艾森豪威尔。这场革命对苏联的现行政策也是一个挑战。克里姆林宫已经发誓要保护埃及和叙利亚这两个国家，是否也应该同样保护伊拉克？赫鲁晓夫希望避免那种克里姆林宫不得不作出决定的局势发生。 1957 年秋，他提出建立一个由莫斯科领导的中东地区防卫联盟的建议未能得到主席团的支持。从这次经历中，他明白，要想把苏联的军事义务扩大到伊拉克，还要对主席团委员做更多工作。
还有另外一个理由要让赫鲁晓夫停下来，看看如何面对伊拉克局势。这场革命发生之时，恰逢他在处理另外一个地区的迫切问题。就军事援助和未来的联合合作计划议题，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在进行谈判，谈判遇到了意外的困难。苏联的声明和毛泽东鲜明的怀疑精神交织在一起，让北京产生一种强烈的、痛苦的对抗情绪。赫鲁晓夫预计，未来几天内他将不得不亲自会见中国领导人，会见地点或许在北京。
在华盛顿，来自伊拉克的消息让人有种警觉，还有些许绝望。“阿拉伯世界正处在一个革命的高发时期。”中情局用一句话做了结论，这个结论也正好触到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痛处。从广义上来推断，卡希姆是纳赛尔的一个傀儡，或者至少是得到过埃及的特别帮助才坐到现在的位置上。华盛顿也看到了伊拉克革命中克里姆林宫伸出的那只手。艾森豪威尔声明，在波斯湾地区发生的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在克里姆林宫引导下，由埃及煽动起来的”，这表达了多数美国官员的看法。
失去伊拉克让艾森豪威尔政府感到特别麻烦。 1954 年以来，华盛顿一直满足于由英国和土耳其、伊拉克合作建立起的这个反苏地区组织。选择巴格达作为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总部透露出西方的设想，即伊拉克非常稳定，它可以起到支柱作用，以抵抗那些软弱的阿拉伯国家中的纳赛尔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现在随着这个地区支柱的明显消失，对华盛顿来说，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者似乎将要被唤起，他们会毁灭约旦、黎巴嫩、科威特业已建立的政权，可能还有沙特阿拉伯。唯一可靠的阻力似乎就是西方的决心了，西方决心要援助那些政府，以遏制纳赛尔主义的浪潮。
7 月 14 日华盛顿时间上午 8 点 29 分，福斯特·杜勒斯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说黎巴嫩的夏蒙[2]政府要求美国予以军事援助。黎巴嫩是另一个一直公开投入艾森豪威尔主义怀抱的阿拉伯国家。夏蒙领导着一个软弱的亲西方政府。 1956 年总统大选中，凭借中情局的策划，夏蒙才在议会派别斗争中取得了势不可挡的胜利。尽管如此，夏蒙并不是一个顺从的代理人。 1952 年，担任总统的夏蒙领导着一支势单力孤的天主教多数派。他曾同时许诺支持者和反对者，只担任一届总统。事实证明，他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领导人。任期届满之时，他却无意退位。这个国家陷入内战之中，夏蒙最有力的反对者是那些人数庞大的穆斯林。几个月以来，为了反对黎巴嫩的纳赛尔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华盛顿一直在设法劝说他退位。
伊拉克革命之前，夏蒙不妥协的做法就让华盛顿面临着颇为不快的抉择。为了谋求连任，绝望之中，这位黎巴嫩总统请求美国在 5 月予以军事支援。尽管没有那么强烈的意愿来保护夏蒙，但出于这种担心，即黎巴嫩可能会加入纳赛尔阵营，或者更糟的是，会加入共产主义阵营，美国开始考虑在这种意外情况下立即对黎巴嫩进行军事干预的计划。早在 1957 年 10 月土耳其和叙利亚关系紧张之时，美国陆军参谋部就开始制定英美联合干预以援助黎巴嫩和约旦的计划。尽管已经下达了这项紧急情况计划，但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愿意考虑选择军事干预的方式以稳定黎巴嫩的局势。但是，他也相信别无选择。被截获的叙利亚和黎巴嫩主要反对派之间的通信情报也显示，纳赛尔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以武器和金钱资助夏蒙反对派的漩涡之中。当这场危机在春天进一步恶化时，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内，经常可以听到对惹麻烦的黎巴嫩人的抱怨声。“你怎么才能把一个国家从它自己的领导人手中拯救出来？”艾森豪威尔愤怒地大声喊道。
然而，随着伊拉克形势的惊人转变，艾森豪威尔不再需要任何人的劝说来让他发动任期内的第一次军事干预。黎巴嫩的请求为展示美国对这一地区的承诺提供了机会，“要避免我们整个安全体系的崩溃”。这件事不再是处理夏蒙问题的合适方法，艾森豪威尔现在担心的是，伊拉克只是背叛美国的一波浪潮的开始。“约旦不能坚持下去。”艾森豪威尔警告道，他的感觉是，如果黎巴嫩倒下，那么，以色列的东部邻国——约旦王国也将是下一个倒向纳赛尔一边的国家。
7 月 14 日中午，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直接在黎巴嫩采取行动的倾向变成了政策。他告诉其顾问们：“要么我们现在行动，要么滚出中东。”他对美国政府面临的挑战感到很激动，并对此做了一些类比，以解释为什么毫无选择而只能在黎巴嫩诉诸武力。他回忆了 1938 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所采取的错误的绥靖政策。他也把中东不利的结局和美国在冷战中遭遇的最大失败—— 1949 年毛泽东在中国夺取政权——等同起来。“因为无所作为而失去这个地区，”他说道，“远比在中国的失败要糟糕得多，因为中东的战略地位和资源更为重要。”
顾问们不需要劝说他，甚至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宣布他决心要在黎巴嫩诉诸武力之前，艾伦·杜勒斯就已经描绘出一幅不祥的中东形势图。尽管中情局没有可靠的证据来证实纳赛尔就是这场政变的“挑头者”，但毫无疑问，这个新政府是由伊拉克军方有着“亲纳赛尔”的人领导的。对任何亲西方的反抗者来说，前景都是暗淡的。伊拉克王子已被证实死亡，费萨尔国王和赛义德已经和 48 个“已经被迫退休的”伊拉克军官一同消失了。在约旦，侯赛因[3]国王最近刚刚粉碎了一次纳赛尔分子反对他的阴谋活动。他声明，因为其表弟、伊拉克费萨尔国王失踪，由他来领导阿拉伯联盟。这是一年前为对抗纳赛尔的埃及—叙利亚联盟而成立的一个伊拉克—约旦条约组织。沙特国王也威胁道，如果西方不来干预，从而推翻伊拉克的新政权，他也要寻求和纳赛尔改善关系。与此同时，有证据显示，科威特可能也会倒下。中情局长报告称，科威特领导人正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和纳赛尔谈判，或许这是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第一步。当美国国家安全小组认为美国的军事干预将会搅起中东的反西方情绪时，仍然有一个强烈的共识，那就是无所作为所付出的代价要比激怒阿拉伯民众更大。
艾森豪威尔还不知道，为稳定局势，美国将会走多远。除下令在贝鲁特部署美国军队外，他还没有从事其他行动的直接计划。但是，就像那天上午对国家安全小组所承认的，以及那天晚些时候向国会领导人所做的解释一样，他知道，在中东地区可能要做许多工作。伊拉克新政权可能会破坏油井，而且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也显得犹豫不决，这都加深了对北约失去主要原油供应地的忧虑。艾森豪威尔认为，一旦伊拉克新政权的地位得到稳固，它将会谋求损害西方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这些看上去即将发生，果真如此，那么，美国将别无选择，干预也将超出黎巴嫩一国的范围。
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们还没有就干预黎巴嫩之后的计划达成一致。赫鲁晓夫早就料到，杜勒斯国务卿会对这些事件予以特别关注。福斯特·杜勒斯和尼克松副总统都希望巴格达的这场革命能被颠覆。对于军事解决，尼克松知道的比杜勒斯更多，后者想看看在放弃美国情报部门支持的反政变计划之前，那些可靠的亲西方的伊拉克领导人是否都已经离开。但是，两人都认为，美国必须和英国一道作好进行联合军事行动的准备，以占领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油田，保护西方在中东的利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军事顾问们最初显得颇为谨慎，看到英法两国两年前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的遭遇，他们不想让美国染上在波斯湾地区进行一场不受欢迎的新殖民主义战争的色彩。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4]主张采取一项混合军事策略，将美国的行动限定在黎巴嫩范围内，而其他国家则承担其各自的军事干预行动。英国可以进入伊拉克和科威特，因为他们在这些地区有着特殊利益。以色列人将会被鼓励进入约旦河西岸，土耳其则要进入叙利亚。美国军方显然不愿意进行一种小规模的常规军事冲突，这激怒了国务卿。“他们只考虑扔原子弹，”杜勒斯告诉尼克松，“我们不这么做，他们就不高兴。”
对这场危机中苏联的举动，国务卿和军方的估计是一致的。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不担心一场较大范围的军事干预会引发和苏联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人们都有一种普遍的自信：和莫斯科展开的战略军备竞赛，美国走在前面。华盛顿没有人能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那似乎是因为赫鲁晓夫决定不研制远程轰炸机，而且，显然苏联在将其人造卫星上的成功转移到建立一支可靠的洲际弹道导弹力量方面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其结果是，可以想象得出，莫斯科将毫无选择，只有容忍美国在中东展示其大国的实力。“我们的军事顾问们，”杜勒斯向国会解释道，“认为现在我们拥有绝对优势，苏联将不会来挑战……因此，有这种可能，即如果我们立即果断展开行动，苏联人可能会认为是纳赛尔走得太远了。在其声望受到影响，还要面临一场全面战争的风险之前，他们就会撤退。”
艾森豪威尔和顾问们的看法相同，即苏联不可能在这个地区使用武力。纳赛尔和赫鲁晓夫成功地把阿拉伯世界吸引了过去，艾森豪威尔对此非常敏感。对他来说，这个地区的观念之争是限制美国进行军事干预的一个重要原因。美国在中东地区使用武力必须要有一个清晰的、道德上的理由。尽管他对西方得到波斯湾的石油感到忧虑，但他还不想把军事干预扩大到向贝鲁特出兵的范围之外。除过这一重要的外交考虑外，艾森豪威尔也意识到非常强大的国内因素，即要求对中东的革命和仍然混乱一片的局势作出惩罚性的反应。艾森豪威尔相信，和黎巴嫩现有的协议，以及夏蒙的出兵请求，都为他授予次日向黎巴嫩出兵所需要的权力。但是，他还没有就超出黎巴嫩范围的行动而得到国会必要的批准。
英国考验了艾森豪威尔对危机深化的克制态度。 7 月 14 日整整一天，美国总统收到了伦敦要对卡希姆政权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英国正在考虑向约旦派军，这既是加强其约旦盟友的力量，也是出兵巴格达的第一步。而且他们不想单独行动。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5]先前是财政大臣，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取代蒙羞的艾登而出任英国首相。他在打给艾森豪威尔的电话中确定了联合行动的程度。巴格达的事件对英国的威胁甚于美国。用历史学家威廉·罗杰·路易斯的话说，这场革命标志着“大英帝国在中东真正的终结”。在艾登的协调下，签订了巴格达协定。虽然麦克米伦确实也是艾登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失误的受益者，但和艾登一样，这位新首相也非常厌恶纳赛尔。 1956 年，麦克米伦就曾强烈主张，英国别无选择，只有让纳赛尔下台，“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就会腐烂掉”。两年后他和华盛顿持同样观点，即纳赛尔是卡塞姆政权背后的操纵者。对英国来说，危若累卵的不止是帝国的声誉。获得便宜的石油对英国的经济来说至关重要，而且伊拉克的事件已经威胁到英国在波斯湾的利益。当巴格达的消息传来时，麦克米伦开始忧虑科威特。“盛产石油的科威特，”这位首相日记中写道：“是英国经济生活的关键，也是欧洲经济生活的关键。”英国所需石油的一半来自科威特，英国石油公司 1/3 ～ 1/2 的利润来自科威特的石油。科威特的石油以英镑定价，这样，支撑了英国的货币，也帮助了英国的银行业。因这些财产的损失而对英国金融业造成的冲击是不可估量的。
尽管面临着高度的政治和经济风险，麦克米伦不想犯一个错误：如果缺乏美国将支持其行动这个坚定的承诺，英国将不会卷入这个地区的军事事务之中。“如果我们在黎巴嫩采取行动，”麦克米伦明白无误地向艾森豪威尔解释道，“这实际上只是一个更大规模行动的一部分，因为我们将不得不把这件事看做一个整体……我完全赞同这个行动，只要我们把它视为一个必须进行下去的行动。”
艾森豪威尔的反应让英国首相感到失望。他拒绝向麦克米伦作出保证：支持英国领导人扩大战争的需要。“如果我们现在计划发动一场大规模行动，它可能会从叙利亚一直延伸到伊拉克，”美国总统说道，“这已经远远超越了我合法行使权力的范围。”他也拒不暗示这也是他的期望，或者说甚至是他希望要做的事，即美国最终将会对叙利亚或伊拉克发动进攻。
艾森豪威尔放下电话后，转向国务卿，后者在椭圆形办公室旁听了艾森豪威尔一半的通话。这次会谈已经完全让艾森豪威尔感到恼怒。在一定程度上，麦克米伦倾向于这种可能性，即纳赛尔分子将会破坏通过科威特和伊拉克的输油管道，这个噩梦般的情景让艾森豪威尔忧虑了一整天。“那样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开战了，”当艾森豪威尔回忆这次电话会谈时，这样告诉杜勒斯，“但是，然后我们做什么？”艾森豪威尔知道，他给英国首相的感觉是，美国只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而迫使英国来处理这个地区的其他麻烦事。美国没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这个形象让这位美国领导人感到很愤怒。但是，艾森豪威尔认为他可能会答应英国的期待。在寻求更多的军事干预授权之前，他将不得不静观中东局势的发展。
7 月 15 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贝鲁特及其附近地区登陆的消息见诸世界各个媒体。然而，苏联的报纸和情报机构都未能告诉赫鲁晓夫，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的登陆是否预示着一场更广泛的进攻。“我们在黑暗中玩象棋。”两天后赫鲁晓夫向纳赛尔承认。赫鲁晓夫实际上并不喜欢看到美国军队出现在黎巴嫩，但只要他们不展开进一步行动，他认为登陆本身并不意味着就在挑战苏联的利益。他关注的是如何从中保护伊拉克革命，他把伊拉克视为苏联影响中东地区的前哨。如果伊拉克倒下，埃及和叙利亚又会发生什么？
问题是，如果西方确实要进攻卡希姆政权，赫鲁晓夫打不出一张切实可行的军事牌。和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或者一年前的土耳其、叙利亚关系紧张期间一样， 1958 年夏天，苏联军队还不能保护其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盟友。如果赫鲁晓夫再次作出 1955 年的决定，即派出一支有限的常规部队，特别是水面舰只，对处理遥远地区的危机来说，这是痛苦的选择。苏联海军缺乏必要的运输机来把部队迅速投放到那里。
直接的选择是再次诉诸政治攻势，如果西方大国对伊拉克使用武力，就以战争来威胁他们。但是，赫鲁晓夫怀疑，克里姆林宫里的那些同僚们不可能把苏联的保护伞再扩大到巴格达。 1957 年他对叙利亚的战略方案做了修改，这个方案平衡了这些国外和国内因素，对解决这个地区的局势发展问题，似乎更吸引人。 7 月 16 日，莫斯科发表声明：“对威胁其边境邻近地区安全的那些事件，苏联不会漠不关心。苏联保留出于和平和安全的考虑而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同时，在这紧急关头，高加索的苏军和保加利亚的军队也被命令发表将举行军事演习的公开声明。苏联和东欧集团也准备发表声明承认伊拉克政权。最后，克里姆林宫决定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发出一封私人信件，以表达苏联对伊拉克的关注。
虽然赫鲁晓夫的潜意识里也要保护纳赛尔政权，但在苏联作出处理危机的最初那些决定时，并没有征求这位埃及领导人的意见。伊拉克政变发生之时，纳赛尔正好在南斯拉夫度假。他一直试图要和赫鲁晓夫建立一种联系。首先，他想让莫斯科“尽快”承认卡希姆政权。 7 月 15 日，纳赛尔的手下带给苏联驻开罗大使一封信。埃及政府认为不仅是苏联，还有整个东欧集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都要承认卡希姆政权，这是在帮助卡希姆。
听不到来自赫鲁晓夫的任何消息，纳赛尔开始担心，要保护伊拉克，莫斯科可能做得还不够。当那天晚些时候得知美国决定向黎巴嫩派兵后，纳赛尔认为，他不得不亲自和赫鲁晓夫商议此事。他最忧虑的是自己如何到莫斯科去讨论中东正在变化的局势。
7 月 16 日上午，南斯拉夫驻苏大使与克里姆林宫接触，询问是否欢迎纳赛尔对苏进行一次快速访问。赫鲁晓夫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这个问题，领导层决定连夜派一架苏制图 -104 专机到贝尔格莱德，去接埃及领导人及其随行人员。次日上午秘密飞回莫斯科。
乔治敦的隆尚是一处享用午餐的时髦地方。 7 月 17 日，伪装成驻美使馆商务专员的苏联军方情报机构格鲁乌的军官尤里·格沃兹杰夫请弗兰克·霍尔曼来到这里共进午餐。霍尔曼是《纽约每日新闻》华盛顿站的负责人，也是全国新闻俱乐部的负责人。 1955 年以来，他们两人一直在时断时续地会面。霍尔曼喜欢和苏联人“交换假情报”，以便从中探听到什么消息。在当地格鲁乌的官员中，他有一个好名声：和尼克松副总统的关系非常好。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俄国人已经发现，霍尔曼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联系人。那时，他为俄国人有权成为新闻俱乐部的会员做过辩护。格沃兹杰夫是第二个联系霍尔曼的格鲁乌官员。其前任是 1955 年返回莫斯科的格奥尔吉·博利沙科夫[6]，后者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再次返回美国，在美苏秘密交流渠道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
格沃兹杰夫有封信要交给霍尔曼。“战争临近了。”他说道。克里姆林宫清楚，国外记者们将很快会知道在高加索和保加利亚举行的军事“演习”。但是，苏联领导层还想直接送给白宫一封信，清楚地表达这个意思。“美国或英国对伊拉克的任何举动都意味着战争。”霍尔曼非常留神地听着格沃兹杰夫的话。莫斯科不想让艾森豪威尔认为这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威胁。格沃兹杰夫已经被指示要告诉美国人，苏军会像美军一样作出迅速反应。他也指出，俄国“志愿者”也可能会被空运到中东地区。如果这还不足以阻止华盛顿，那么，他观察到，超级大国在伊拉克的任何冲突都将不会被限制在中东地区。“如果战争爆发，”格沃兹杰夫警告道，“那么，苏联人将会放过欧洲的基地，而直接进攻美国。”
苏联人还没有一个可靠的可以联系艾森豪威尔或福斯特·杜勒斯的非官方渠道。或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选择通过向副总统送信这种方式。赫鲁晓夫熟悉尼克松。“他在美国政治领导人中享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位苏联领导人事后回忆道，“一句话，他就是一个麦卡锡[7]分子。”苏联人未能选择更好的渠道，而是让霍尔曼给尼克松传递消息。尼克松很少把记者视为朋友，《纽约每日新闻》的霍尔曼则是一个例外。
早在 1958 年，苏联人第一次利用霍尔曼来向白宫传递了赫鲁晓夫有意举行一次高峰会谈的消息。显然，霍尔曼也喜欢这个诡计，并持续下去。无论何时从苏联联系人那里得到消息，他都会给尼克松的老秘书留下挖苦的话：“这是小间谍弗兰克·霍尔曼。”然而， 7 月的那个上午，有关格沃兹杰夫的最新情报，他却没有再开玩笑。因为尼克松不在办公室，霍尔曼把格沃兹杰夫的谈话要点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并强调，他能肯定这个消息来自苏联高层。
午餐后尼克松回到办公室，命令把霍尔曼信的复印件交给杜勒斯兄弟和 J. 埃德加·胡佛[8]。通过苏联情报官员传递过来的这个私人警告，充实了当天传到华盛顿的许多公开警告的内容。苏联官方新闻社塔斯社发表声明，大约有 24 个师的苏联陆军和空军部队，将在靠近土耳其和伊朗的大高加索及土耳其斯坦军区开始军事演习。几个小时后，贝尔格莱德的政府电台又报道，保加利亚陆、海、空军部队将在次日举行演习，演习将由苏联空军元帅指挥。这又加剧了紧张局势。
当华盛顿让苏联领导层费尽心思稳定中东局势之时，赫鲁晓夫又在考虑这场危机的另一个方面。 7 月 17 日，抵达莫斯科后，纳赛尔想要赫鲁晓夫保证，克里姆林宫将支持埃及的新盟友。
两位领导人最后在一起会谈了 8 个小时，赫鲁晓夫千方百计要让纳赛尔放心，莫斯科静观伊拉克局势的态度不是忽视这个问题，而是意志坚强的表现。“神经脆弱的人将会遭到失败。”纳赛尔的一个助手听到赫鲁晓夫这样说。同时，赫鲁晓夫也想让纳赛尔理解，下决心和鲁莽不是一回事。“我们现在卷入了一场游戏之中，其发展速度很快。在这场游戏中，每个人都不得不迅速行动，还不知道其他玩家将要玩什么花招。”莫斯科将会承认伊拉克政权，然后虚张声势，就像 1957 年保护叙利亚一样。然而，纳赛尔想要莫斯科作出更多承诺。
当纳赛尔突然到莫斯科的消息泄漏出去后，西方外交官听到一些或许是埃及人散布的传言，说纳赛尔此行是为了阻止赫鲁晓夫反应过度。传言还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出兵黎巴嫩非常愤怒，以至于赫鲁晓夫威胁要把苏联志愿人员派到伊拉克，就像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他威胁要向埃及派出志愿人员一样。实际上，这是颠倒了角色，赫鲁晓夫比纳赛尔更有理由担心其盟友反应过度。甚至在伊拉克革命发生之前，纳赛尔就带着一份购买苏联武器的大订单来找苏联领导层。 1958 年 5 月，他还要求得到苏联的中程弹道导弹和中程轰炸机，莫斯科马上予以否决。这场危机期间，纳赛尔再次要求得到苏联导弹。“贵国太小了，不便使用这种武器系统。”赫鲁晓夫答道。莫斯科旨在阻止西方武力干涉中东地区，而他的埃及盟友则提出了挑衅性要求，这让赫鲁晓夫颇为吃惊。“如果确实需要使用这些武器，”赫鲁晓夫告诉纳赛尔，“那最好从我国领土来发射它们。你可以得到这样的保证，万一侵略者对贵国发动一场战争，那么，我们将从我国境内发射这些武器来帮助你们。”纳赛尔也要求苏联对伊拉克新政权提供军事援助，他形容伊拉克的军队装备很差，赫鲁晓夫却未做更多承诺。他告诉纳赛尔，莫斯科将会考虑给伊拉克人一些低端武器，有些武器埃及早已提出了要求，但是，目前他答应给伊拉克提供的军事援助就是这么多。
赫鲁晓夫强调，卡希姆对他来说还无足轻重，不应该有意给西方制造进攻的借口。他建议纳赛尔告诫伊拉克要谨慎行事。苏联的看法是，卡希姆需要宣布他将信守伊拉克条约的各项承诺。至少目前，巴格达应该继续留在巴格达条约组织内，也不要对油井发出威胁。
次日，莫斯科宣布承认伊拉克新政权。同一天，赫鲁晓夫收到卡希姆的一封电报，电报指出，伊拉克愿意恢复被前政府中断的外交关系。卡希姆也公开承诺，要保护伊拉克的油井，保证原油出口。似乎纳赛尔已经和卡希姆接触过，让他如何向赫鲁晓夫作出保证，把苏联拉到自己一边。
在华盛顿，来自莫斯科的一系列警告并没有达到其所预期的阻止效果。苏联的行为只是向艾森豪威尔政府中的鹰派证实，作为对美国出兵中东的反应，克里姆林宫仅限于向其中东盟友提供军事援助而已。 7 月 18 日，杜勒斯告诉国会领导人，苏联不可能军事干预中东。杜勒斯兄弟认为这是苏联人摆出的“一副夸张的架势”，或许它们会向开罗运送大批武器，但不可能直接威胁美国出兵黎巴嫩。
华盛顿并没有停止对伊拉克展开进一步军事行动的计划。 7 月 15 日，登陆黎巴嫩的同一天，艾森豪威尔下令驻扎在美国本土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一部分先行开拔，以部署在地中海东部或波斯湾地区。次日，他还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另外一个建议，把驻扎在太平洋冲绳岛的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营，派往波斯湾地区。 7 月 16 日收到莫斯科公开的警告或通过苏联间谍传递的私人警告后，他也没有改变这些命令。
克里姆林宫的公开声明也没有对英国的计划产生明显影响。 7 月 16 日，根据侯赛因国王的正式请求，伦敦决定派出一支 2200 人的伞兵部队和一支警卫大队以保护约旦政权。次日，在和杜勒斯国务卿、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会见中，英国外交大臣再次请求美国予以军事支援，以在约旦展开联合行动。同时，为保证科威特不会出现麻烦，英国政府又下令增援部队从阿拉伯海岸的亚丁移驻波斯湾地区。
尽管作好了这些战争准备，然而，英美对在伊拉克使用武力的看法还在发生着变化，其原因不是俄国人说了什么，而是有关伊拉克局势的传言。卡希姆正在有效地肃清其敌人，确立自己的稳固统治。到 7 月 16 日，伦敦和华盛顿已经得知赛义德总理的悲惨命运，他是多数官员所希望的反对革命的关键人物。身着妇女服装的赛义德被捕，并被处死。早在 7 月 17 日，英国外交大臣就提醒福斯特·杜勒斯，“如果伊拉克新政权有效地控制了这个国家，那么，毫无疑问，从军事立场出发，英国将考虑重新征服这个国家。”英美两国政府的判断是，伊拉克已经没有实际的抵抗力量，也不能围绕它来组织一场军事干预。
对华盛顿和伦敦来说，伊拉克的声明又传来惊人的变化。政变发生当天，卡希姆政权已经发誓要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现在来自巴格达的说法是，它可能要继续留在这个组织内。 7 月 15 日，卡希姆会见了英美大使。他告诉美国大使：“我们伊拉克人愿意和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同样，他也向英国大使许诺，“和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都不会影响英国和伊拉克的关系”，并补充道，将不会“损害英国的贸易”。甚至更让人放心的是 7 月 18 日发表的公开声明，那天正好是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在莫斯科举行会谈之后，声明称，新政权将致力于稳定石油供应。“从石油对世界经济的重要性而言，”卡希姆说，“伊拉克共和国政府愿意声明，它渴望看到石油的生产和输送能够继续进行，因为它对伊拉克，以及国际经济、工业利益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为了反驳西方对破坏活动的担忧，他补充道，其政府“已经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伊拉克的油井、输油泵站和其他石油设施。
伊拉克承诺要保护油井，这让英国人感到放心。如果推翻卡希姆政权的希望不大，那么，毕竟还可以和它做生意。麦克米伦的忧虑更重了，他对卡希姆和纳赛尔之间的关系感到怀疑。但是，根据这个政权所发表的一些温和说法，英国开始重新评估这场革命和其领导人。巴格达的外交官给外交部的报告把卡希姆描述成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行政官员，很受欢迎，经常过斋月，但并没有狂热倾向”。麦克米伦对这个新消息作出反应，他给尚在华盛顿和美国人协商的外交大臣劳埃德发电报，电报称“还有一线机会……从这些人的性格特征和他们首先发表的那些声明来看，他们或许是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而不是纳赛尔分子”。
华盛顿对巴格达内部的明显变化并没有什么印象，仍然在考虑采取军事手段。 7 月 18 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和伊拉克签署一项双边防卫协议，这让卡希姆迅速稳固了其权力，而且协议还保证，美国对伊拉克的任何入侵行为都将会引发一场更大规模的冲突。这让美国人停止了入侵伊拉克的打算。那天夜里，杜勒斯告诉法国大使，现在“不可能采取军事手段来改变伊拉克现状”。同时他也对英国作出同样的表示。尽管最近若发动军事进攻，其成功的可能性似乎很大，但是，政策还是发生了变化。约旦和土耳其主动提出要派兵加入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但是，随着卡希姆政权牢牢控制住伊拉克，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再考虑采取军事手段。总统解释道，对美国来说，“站在支持其国王的立场来反对其人民”，这不是正确的考虑。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伦敦和华盛顿决定不以武力来推翻卡希姆政权之时，赫鲁晓夫却依然相信，西方对巴格达的入侵迫在眉睫。赫鲁晓夫或许收到了一份情报，或许那仅仅是塔斯社来自外国新闻社的一篇报道，显然，这让他更加忧虑西方或其盟友可能会入侵伊拉克。毫无疑问，苏联军事情报机构并没有探听到所有的消息，即美国海军陆战队从冲绳岛派到波斯湾和英军从亚丁调到波斯湾，尽管这些情报似乎极有可能泄漏了对伊拉克邻国的意图。 7 月 16 日午夜，土耳其给美国人带话，称担心苏联干预伊拉克、约旦或者叙利亚，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政府正在请求美国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那天晚些时候，纳赛尔和赫鲁晓夫会谈，土耳其和约旦政府通知英国和美国，在西方的支持下，他们正在作好入侵伊拉克的准备。土耳其人也告诉法国人，其外交部已被苏联情报人员渗透。伦敦和华盛顿一起拒绝了来自安曼和安卡拉的建议，英美再次放弃了入侵伊拉克的企图。但是，其时，莫斯科还不知道西方的谨慎态度。
来自黎巴嫩和约旦的证据也向赫鲁晓夫表明，西方在中东地区的立场正在变得强硬起来。连同 7 月 15 日和 7 月 16 日开拔的两支部队，美国在黎巴嫩的先遣部队已经达到 8000 人。英国在约旦有 3000 多人。消息还说，赫鲁晓夫后来承认，在这个关键时期，他非常紧张。 7 月 17 日，苏联的一份军事报纸发表了一篇美国第六舰队司令的评论，称美国“实际上准备在地中海任何一个地点登陆”。美国的虚张声势常常让赫鲁晓夫感到烦恼，对他来说，这个声明来得真不是时候。“如果他是一个美国公民，”他声称，“他会被送进精神病院。”
根据局势的发展，赫鲁晓夫在 7 月 19 日星期六召开了一次非同寻常的主席团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感觉到这次会议将是苏联处理这场危机的转折点，他邀请了一个录音师到会议现场。中央委员会常务部门的负责人马林通常负责记录有关决定，偶尔还记录会议的讨论，然而，这次会议也产生了一份文字记录，它能很快地被转化成讲话、信件和行动备忘录。赫鲁晓夫认为时机最重要。到目前为止，苏联的警告还没有起作用，谁知道美国、英国或其盟国何时会发动进攻。
赫鲁晓夫的情绪爆发了。他愤怒地口授了一封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信中有意使用了那些最能伤害人的比喻，以引起这位前盟军司令的注意。“总统先生，”他口授道，“你发动了侵略。现在你愿意指挥这场地区性的侵略，就像你声明的那样。但是，当希特勒进攻波兰时，也把他发动的侵略视为一场地区冲突。希特勒认为他们将毁灭波兰，然后，一个接一个地毁灭法国，再后来是苏联。这是他的行为方式，但却导致一场世界大战，也给德国带来了灾难。”赫鲁晓夫强调，作为二战的一个老兵，他和艾森豪威尔都没有权利来忘却那次冲突带来的教训。
尽管异常愤怒，但这位苏联领导人却并不想威胁要在伊拉克问题上使用核武器。相反，他建议，莫斯科立即向麦克米伦、新任法国总统戴高乐，还有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艾森豪威尔直接发出呼吁，建议在安理会的支持下，和他一同举行一次中东问题高峰会谈。
他也希望赢得世界舆论的支持。苏联领导人有理由相信，艾森豪威尔本人不希望发生世界大战，但还不能完全肯定这位老英雄可以控制住围绕在其周围的那些鹰派人物，如杜勒斯和尼克松。赫鲁晓夫主张由国际劳工联盟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战来阻止西方对伊拉克使用武力的企图。
赫鲁晓夫想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夸张口吻来结束那封致西方工人阶级的一封信：“世界各地的工人们，团结起来。”但是，负责宣传的苏斯洛夫委婉地建议，这句话可能没有多大用处，因为他知道，向英国和美国宣传那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内容还是颇为敏感的。主席团其他委员们支持把宣传的对象从国际无产阶级扩大到包括作家、学生和妇女在内的许多人群。克里姆林宫最擅长处理外交事务的米高扬也这样主张，他提道，呼吁书中任何含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都将被美国领导人歪曲成对一种不可能发生的政治立场的支持。这句话被删掉了，而草拟了致进步人士和国际劳工阶级的信。
还有人建议要缓和那封给艾森豪威尔信的语气。赫鲁晓夫彻底否定了再加上一句话的建议，那就是提醒各国领导人和世界，苏联并不觊觎中东的财富。“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中东没有物质利益。”他咆哮道。信中没有任何道歉的意味。“这封信必须从一种强烈的立场出发……这里提出我们的呼吁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我们不可能漠不关心。”他说道，“但是，我们不想通过战争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米高扬还提出另外一个建议，赫鲁晓夫也未予采纳。“因为妥协的原因，”赫鲁晓夫说，“我不坚持以希特勒来做比喻。”
正当赫鲁晓夫相信他已经制定出处理这场危机的策略之时，又遇到了一次意想不到的激烈挑战，挑战来自克里姆林宫一个斯大林分子的幽灵。为了回应 1957 年秋军方发出的忧虑，苏军的这位老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宣称，他不喜欢苏联政府在中东将要采取的方针。“我认为我们应该避免使用那些含有威胁口吻的表达方式，”他说，“如果那样，我们就不能保持中立。”针对苏联政府先前就中东危机发表的两项声明，伏罗希洛夫警告道，若一再发出威胁，其作用就会越来越小。
伏罗希洛夫不是克里姆林宫的重量级人物，或许他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人物。尽管在苏联家喻户晓，但在其同僚眼中，他却是一个笨拙的政治将军，因为他在战场上从未有过出色表现。后来许多历史学家把 1939 ～ 1940 年苏芬战争期间苏军的灾难性失败归咎于他。之后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中，他也犯下许多错误。伏罗希洛夫也没有敏锐的政治感觉。 1957 年 6 月，他和那些阴谋集团成员站在一起，反对赫鲁晓夫。之后，他又设法回到了赫鲁晓夫身边，帮助后者在四个月后把朱可夫赶下了台。最近，伏罗洛希夫再次陷入麻烦之中。在芬兰驻巴黎使馆的一次招待会上，他承认，苏联欢迎戴高乐出任法国总统。这个评论冒犯了法国共产党。苏联发出几封外交信件，主席团还予以强烈谴责，才平息了此事。
尽管这个传话者有很多毛病，但伏罗希洛夫的话还是反映了克里姆林宫内一部分人的忧虑，即接受中东的进步政权可能会挑起一场和美国的战争。没有一个人支持伏罗希洛夫，只是因为他激怒了赫鲁晓夫。但显然，与会的赫鲁晓夫和其他人都不想和华盛顿开战。所有人都相信，保护苏联在中东利益的唯一方法就是以一场任何一方都不需要的战争相威胁。
赫鲁晓夫：如果我们不重提使用武力（来威胁），那他们会认为我们在退缩。
伏罗希洛夫：如果我们要重提使用武力，那么，我们应该作一些准备。我们宣布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干预。
赫鲁晓夫：这并不准确。
伏罗希洛夫：这对我们不利。
赫鲁晓夫：这正是我们想要的。他们在说，“向前走，行动吧，俄国人不会行动的。”
伏罗希洛夫：嗯，他们没有留意我们的声明。他们将继续其同样的政策，那意味着我们应当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我们不应该进行战争。
赫鲁晓夫：我们不是在谈论宣战的问题，我们是在讨论一封信。我们应该和他们说些什么？“我们恳求你，如果你一口吞下阿拉伯人，然后还要小心不要伤了你的喉咙。”但是，这是这封信要传递的内容。那么，不写这封信最好。
此时，米高扬也认为，保护第三世界新兴的反殖民主义政权也是苏联的利益所在，倾向于赫鲁晓夫的保护主张。他相信，艾森豪威尔政府正在就是否出兵巴格达而在进行辩论，其结果取决于对苏联意愿的评估，即苏联是否有意为保护伊拉克而介入一场战争。为了以一种有益于苏联利益的方式影响辩论结果，米高扬认为，美国人“应当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但是伏罗希洛夫却并不屈服。他也相信西方要决心入侵伊拉克以推翻这场革命。所以，重复这种誓言不是旁观者的看法，苏联正在把自己置于一种境地，那就是既要打一场自己不愿打的战争，又不得不耻辱地作出让步。赫鲁晓夫反对这种逻辑：“我们将不得不重提使用武力；要么我们沉默不语，让他们占我们的便宜。”
伏罗希洛夫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被激怒的赫鲁晓夫向他问道：“你没有读那些文件？美国第六舰队司令到底说了什么？”他替伏罗希洛夫做了回答：“他威胁他有足够的力量。”赫鲁晓夫问道：“他为什么要那么说？其目的就是要吓倒我们。”伏罗希洛夫意识到，他已经被打了一巴掌。“但是，我们并不害怕，”赫鲁晓夫回答道，“所以，我们应该那么说。”
赫鲁晓夫坚持要把这些信尽快送给西方国家领导人。“两点钟送出去最好，”他说道，“但是，如果能在一点五十分送出去更好。”他准备提议六国领导人在 7 月 22 日召开日内瓦会议。如果还想希望安排这次会议的话，所剩时间已经不多。因此，他指示通过莫斯科电台来发送这些信件。这是传递严肃外交信件的一种非传统方式。西方通常预计莫斯科电台只会做政治宣传，危险的是，这些信会被同样视为一种政治宣传。然而，赫鲁晓夫相信，华盛顿仍在考虑入侵伊拉克，“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时间来避免战争。”赫鲁晓夫在给艾森豪威尔的信中这样写道。
一周后，中东危机接近尾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显得颇为沮丧。伊拉克的革命党人已经牢牢控制了政府。约旦和科威特的命运还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那些不太稳固的阿拉伯政权中，只有黎巴嫩政权目前似乎还算稳定。以纳赛尔主义形式呈现出的苏联威胁依然存在。欧洲对赫鲁晓夫 7 月 19 日信件的反应，只能让杜勒斯更加失望。那些内容几乎相同、仿佛聊天似的信件也同样以广播形式传送给了戴高乐和麦克米伦，引起华盛顿盟友的不安。尤其英国，叫嚣召开峰会来阻止超级大国的冲突。令人沮丧的是，苏联如此虚弱，而赫鲁晓夫却取得如此大的成功。
杜勒斯试图让那些和其国内民众有着同样忧虑的英国官员们来考虑更大范围的冷战。他和英国大使胡德勋爵在其居所饮酒，后者对来自苏联的不安颇为忧虑。最近数月来，美国间谍飞机的侦察已经证实，尽管担心两国轰炸机的差距可能在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面发展，但事实正好相反。因为没有制造足够多的远程轰炸机，苏联人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如果他们也缺少远程导弹，那么苏联人就不能和美国人开战，而且取胜。杜勒斯开始考虑，对华盛顿来说，这个机遇意味着什么。“我们将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但是或许我们没有利用这些有利形势的胆量。”杜勒斯对华盛顿没有一个人准备和莫斯科开战而感到伤心，尽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公平的机会”，他补充道，“我们的继任者，从现在开始算起的十年后，可能得为此付出代价。”
艾森豪威尔既没有杜勒斯的沮丧感，也没有英国的那种警觉。到 7 月 20 日，对他来说，危机似乎已经没有威胁了。由于遭遇来自夏蒙政权反对派的武装抵抗，美国在黎巴嫩遭受了一些轻微的伤亡，谈判仍在进行，以缓和夏蒙下台的压力。赫鲁晓夫 7 月 19 日的信丝毫也没有让总统的自信心发生改变。苏联人似乎已经接受了美国出兵黎巴嫩的现实。赫鲁晓夫最担心的似乎是英美联合进攻伊拉克，而两国政府已经打消这个念头。如果有这些有利因素，那么，对白宫来说，就没有理由来举行赫鲁晓夫所希望的高峰会谈。对美国或者其地区盟友来说，这样的会谈不会取得积极成果，只会给苏联人提供一次绝好的机会再来批评美国的政策。
7 月 21 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决定鼓励苏联人利用安理会来解决他们的争议。美国准备在安理会上来讨论中东问题，但是，看不出有什么必要来举行一次包括印度在内的特殊的大国会议。 7 月 22 日晚这封信被交给苏联驻美大使，直到 7 月 23 日赫鲁晓夫才看到信。
等待美国人作出回应之时，赫鲁晓夫要求克里姆林宫考虑加强伊拉克政权的办法。纳赛尔早已警告过，伊拉克的军力很弱。但是，截至目前，赫鲁晓夫还没有考虑要帮助卡希姆来加强其军事力量，那可能会引发西方的敌意。 7 月 25 日，苏军总参谋长索科罗夫斯基和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主席提交了一份以苏制武器装备两个伊拉克步兵师的应急计划，要求一个月内把所有武器交给伊拉克人。这批武器包括 55 辆装甲运兵车、 100 辆坦克，还有一大批苏制火炮零件、步枪、机枪和弹药。苏联并不和伊拉克接壤，这批武器将在叙利亚港口卸货，尔后由陆路运至巴格达。“伊拉克政权内部有分歧。”就是否转向苏联要求军事援助，纳赛尔这样解释道。他还说，伊拉克人不想“让美国、英国和巴格达条约组织国家知道武器直接来自苏联”。从埃及的态度上，莫斯科觉察出，纳赛尔在担心克里姆林宫和巴格达建立直接关系的后果。埃及似乎希望不久伊拉克和叙利亚一同加入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它不想让任何人来鼓励巴格达独立行事。事实证明，伊拉克同意直接从苏联接受军事援助。
向伊拉克军队提供援助的方式问题解决后，赫鲁晓夫又被来自世界另外一个地区的挑战所吸引。伊拉克革命之前，赫鲁晓夫就把中苏关系当成 7 月份的头等大事，现在，这个问题又凸现出来。他想把中国拉入一个新联盟的努力又出现了意外。
很大程度上，赫鲁晓夫在北京遇到的困难和在伊拉克遭遇的麻烦一样，都是他提出削减军费开支后而出现的意想不到的后果。赫鲁晓夫认为，比起远程轰炸机，核潜艇将是保卫苏联全球利益最经济的一种方式。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苏联潜艇部署在太平洋。一旦发生战争，苏联远东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将极易遭到北约的封锁。赫鲁晓夫转向毛泽东，看是否可使用中国港口，至少在战时使用。他也希望毛泽东能允许莫斯科沿中国海岸建立无线电台，以便和苏联太平洋舰队保持联系。
然而，伊拉克事件平息后，赫鲁晓夫并没有处理好中国的敏感情绪问题。 7 月 15 日，克里姆林宫收到毛泽东的一封信，请求在装备中国现代化海军方面给予援助。数月来，在中国的苏联军事顾问已经鼓励中国请求苏联予以军事援助。这些顾问们并不只是在设法帮助中国。 1957 年朱可夫下台后，赫鲁晓夫要改变海军结构的努力已经在苏联国内引发一场争论，这些苏联军事顾问们试图把中国拉到他们一边，以反对赫鲁晓夫缩减海军规模的意图。
苏联军事代表正在让苏中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对赫鲁晓夫来说，这并不令人吃惊。赫鲁晓夫和军方的关系紧张起来，他开始不相信军方人士的建议。 1958 年 5 月，赫鲁晓夫和纳赛尔开玩笑并警告道，军官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他们不喜欢的武器系统，为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通常会夸大面临的威胁。
赫鲁晓夫的错误是，他没有遵循最初的计划向毛泽东发一封私人信件，这封信本来应由更为谨慎的米高扬起草。而是自作主张，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帕维尔·尤金[9]向毛泽东带去口信。无论尤金大使告诉毛泽东什么，都会让毛泽东不快。毛泽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的印象是，赫鲁晓夫认为，大使能和他说话，仿佛毛泽东是苏联的附庸。本该是赫鲁晓夫请求中国帮助以达到为其海军设立电台的目的，但毛泽东却把它理解成苏联要求中国加入一个由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中苏太平洋联合舰队。
7 月 22 日，尤金大使向莫斯科发出一封绝望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对这项要求，把它视为“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毛泽东有一个坏习惯，总把苏联的行为看成沙俄的行为，这总是困扰着赫鲁晓夫。现在，毛泽东要求举行一次高峰会谈来讨论这个带有侮辱性的“中苏联合舰队”的请求，还要抱怨一些苏联顾问在中国的行为，商讨苏联在中国犯过的那些错误。
再清楚不过的是，毛泽东不仅误解了赫鲁晓夫的目的，而且他似乎把这个要求看成是居心不良的俄国人企图攫取中国的主权。历史学者陈兼认为，即使不是因为毛泽东的多疑，在 1958 年，他也会对他所觉察到的挑战感到特别敏感，那是对中国主权和革命领导人权威的挑战。和赫鲁晓夫一样，毛泽东也刚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改革。那年夏天，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运动，采取广泛而又激进的措施来加速中国的工业化，消灭中国传统的农村经济。
对此造成的后果，让赫鲁晓夫感到吃惊。但是，起初他还认为他不得不拒绝毛泽东马上举行会谈的要求。中东局势每天还在变化。“我们倾向于会谈，但是，形势还不允许。”赫鲁晓夫指示苏联外交部向毛泽东写信。在收到艾森豪威尔要求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解决伊拉克危机的建议后，赫鲁晓夫坚持其想法，希望或许应在纽约举行一次峰会。从情报来源知道，尽管美国有些勉强，但至少法国政府正在施加压力，要求举行某种形式的超级大国峰会。
四天后，在和艾森豪威尔再次交换两封信件后，赫鲁晓夫改变了主意。赫鲁晓夫认为，既然尽早在纽约召开一次峰会来讨论中东局势已不大现实，那么，他认为可以把注意力转向毛泽东。莫斯科使用特殊的高频电话线路和其主要的驻外使馆保持着联系。 7 月 28 日，他给驻北京的尤金大使打电话，要其立即安排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他建议在 7 月 30 日开始会谈，是否为正式访问，由中方来决定。
电话接通时，毛泽东还在首都以外的地方。按照日程，次日他将在北京以东 250 英里的北戴河召开一次会议。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一个助手会见了尤金大使。当周恩来知道苏联大使的要求后，他很清楚，要先征得毛泽东的同意，才能答复赫鲁晓夫。他离开苏联大使馆去联系毛泽东。一小时后，他带着毛泽东的答复回来了。中国欢迎赫鲁晓夫在 7 月 30 日访华。
1958 年 7 月，对赫鲁晓夫来说，参加这次峰会是一件棘手的事。毛泽东拒绝接受赫鲁晓夫的解释，即苏联大使误解了其口信。赫鲁晓夫艰难地向毛泽东解释道，他从事的军事改革将会加强保护盟国的能力，也包括中国。他回忆了自己的成功，即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期间，他炫耀苏联的中程导弹可以毁灭英国和法国。“危机期间，我们给艾登和居伊·摩勒写信”，赫鲁晓夫说，“既然我们拥有中程导弹，我们也正在卡着美国的喉咙。他们认为导弹打不到美国。”他解释道，正是这个关键的措施才挽救了伊拉克政权。
毛泽东对莫斯科处理伊拉克面临的威胁非常感兴趣。伊拉克危机不但是对苏联保护一个盟国意志的考验，也可以借此深入了解美国接受反对其利益的第三世界国家现状改变的意志。对于西方的让步，毛泽东显得比赫鲁晓夫更为乐观。 7 月 17 日，北京已经和莫斯科一道承认了伊拉克新政权，而且还警告道，“侵略者依靠炮舰来征服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毛泽东对英美要联合入侵伊拉克感到怀疑。他确信，伦敦和华盛顿明白，接下去将是一场全面的战争。虽然赫鲁晓夫在理论上同意这种说法，但毛泽东不太相信他能在中东能遏制住美国。
毛泽东的预言被证明极富洞察力。赫鲁晓夫访华期间，美英正在考虑承认伊拉克政权，英国更急于这么做。卡希姆似乎不急于让伊拉克加入纳赛尔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既然已经相信他是一个伊拉克的民族主义者，麦克米伦就主张承认伊拉克政权，以此作为离间巴格达和开罗联姻的一个策略。美国人还不想急于承认卡希姆政权，部分原因是不愿意让土耳其和伊朗感到失望。但最终艾森豪威尔政府还是同意了伦敦的看法，即已经无法避免和卡希姆政权进行直接接触。 8 月 3 日，和毛泽东最后一次见面之前，赫鲁晓夫得悉美国和英国已经承认伊拉克政权。“这是他们吞下的一枚苦果。”赫鲁晓夫得意地说。
和赫鲁晓夫不同，听到自己的预言变成了现实，毛泽东并不高兴。中国领导人不想让这场伊拉克危机持续时间过长。他担心，在联合国峰会上，赫鲁晓夫可能会利用这种承认来保护伊拉克政权。毛泽东有自己的计划，他要给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制造麻烦。他不想让苏联人以保证台湾海峡和平这个承诺来保证中东的和平。
莫斯科在中东外交上取得的成功，缓和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北京会谈的成果。最后，赫鲁晓夫达到了为苏联潜艇部队建立电台的目的，这是新战略的一个关键步骤。然而，中国并未同意他利用港口设施的要求。他能得到的最好承诺是，中国答应在战时对苏联开放从天津到越南以北的沿海港口。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离开时，他感觉到中国仍然接受了他对世界局势的基本看法。
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莫斯科庆祝在波斯湾取得的胜利。因为相信美国早前确实准备入侵伊拉克，赫鲁晓夫认为他的公开或秘密的威胁政策让艾森豪威尔止步不前。因为不知道 7 月 18 日英美已取消入侵伊拉克的计划，莫斯科把伦敦和华盛顿承认伊拉克政权视为美国干预威胁的结束。赫鲁晓夫现在不再对中东问题的峰会感兴趣。
“现在我们已处在近东和中东斗争的第二个阶段，”赫鲁晓夫在次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说，“第一个阶段，我们的策略是要保护处于革命初期的伊拉克。”第二个阶段是要巩固这次取得的胜利。
赫鲁晓夫不再认为有必要和艾森豪威尔和麦克米伦举行一次峰会。“当初我们建议举行峰会要达到什么目的？”他问道，“就是要避免中东发生战争，不让伊拉克垮掉。”为了提醒主席团委员们注意，为什么对莫斯科来说伊拉克是这次危机的中心，赫鲁晓夫说道：“从维护我们国家的声望出发，伊拉克的垮台就是对我们政策的攻击。伊拉克垮掉了，然后是埃及和叙利亚。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自决运动来说，那将是一个倒退。”
对伊拉克的担心已经过去，赫鲁晓夫确定了下一阶段的斗争原则：“现在还有一件事情要做，那就是外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和约旦。”他不认为要到纽约或日内瓦来达到这个目的。他也不认为这件事需要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或戴高乐的出席。回想起毛泽东曾经说过的话，赫鲁晓夫想知道自己是否确实想参加安理会会议，“如果按字母排座，那将意味着我不得不坐在蒋介石的旁边？”当被告诉其座位在蒋介石之后时，他说道：“那将是很糟糕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我会扮演一个很糟糕的角色。”
然而，赫鲁晓夫不需要中国来告诉他，此时他不想或不需要围绕美国从黎巴嫩撤军的问题而组织一次安理会讨论。通过高级别的谈判来寻求和西方建立良好关系正是苏联的政策。但是，美国人要做好准备，双方要就一些广泛的议题达成共识，包括从德国的未来考虑而提出裁军问题，这样才能召开一次峰会。“为什么我们现在就去和艾森豪威尔会谈？”他大声说道，“去大声嚷嚷他是一个婊子养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但其他的还不清楚。现在会谈的基础还不够宽泛，实际上只会遭受损失。”
赫鲁晓夫对这些事件在中东已经显现出的方向感到极为兴奋。 8 月 4 日，他向主席团委员们解释道，莫斯科还不能确定未来卡希姆政权的走向，也不能保证巴格达将会继续听苏联的建议或它们会和伊拉克共产党保持良好关系。然而，他对卡希姆印象深刻，卡希姆遵循了莫斯科通过纳赛尔带给他的劝告，而且也重申了伊拉克以前承担的所有责任。 6 个月以来，巴格达确实没有正式离开巴格达条约组织。 8 月底，卡希姆巧妙地向莫斯科发出信号，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却准备和伊拉克共产党一起共事。这也加深了赫鲁晓夫的成就感。“我不是那种害怕共产党宣传的人。”卡希姆对新任苏联驻伊大使如此说道。在这次会谈中，他同样也表明了对莫斯科的信任。他承认缺乏一个情报机构，要求克里姆林宫“以一种秘密方式来告诉他殖民主义者及其帮凶在伊拉克和其邻国玩弄的阴谋”。
事实证明，苏联领导人不必去纽约或其他地方来达到让西方国家从黎巴嫩撤军的目标。从一开始，美国的军事干预就不受黎巴嫩人的欢迎。事实上，美国驻黎巴嫩大使罗伯特·麦克林顿[10]几乎都要冲下大海去阻止第一批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的登陆。随着紧张局势的缓和，夏蒙最后同意下台，主要的穆斯林候选人、陆军参谋长被推选来接替夏蒙。英国也减少了在约旦的驻军。但是，一旦美国开始从黎巴嫩撤军，那么，英国也要撤军。 10 月 25 日，最后一批美军和英军分别撤离黎巴嫩和约旦。赫鲁晓夫认为取得了第二阶段斗争的胜利。
对苏联领导人来说，伊拉克的危机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从赫鲁晓夫的观点出发，高声调的警告带来了巨大成功。其政策是削弱美国在中东的势力，伊拉克的命运是这一政策的核心。如果没有战争，他确信美国或许不会允许巴格达条约组织的垮台。就是这种信念让他夸大了对 1958 年夏天美国进行军事冒险的担心。然而，一场让美国讨厌的革命已经控制了伊拉克。如果没有英美的干预，巴格达条约组织就会垮台。 18 个月以来，赫鲁晓夫再次相信，正因为担心苏联的实力，这才阻止了强大的西方消灭其第三世界新盟友的企图。
2003 年，赫鲁晓夫的克里姆林宫会议记录档案开放。至此，西方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们才知道，赫鲁晓夫对 1958 年伊拉克危机的看法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当时，赫鲁晓夫的政策似乎可以从他没有能力组织一次峰会判断出来。伦敦和华盛顿都认为，那年夏天中东紧张局势所引发的后果是赫鲁晓夫个人的一次重大失败。 1958 年 8 月，危机期间会见毛泽东的消息泄露给了西方，这个消息只会让人们更相信，出于软弱，赫鲁晓夫只好从自己要求召开的高峰会谈中后退。西方外交观察家们认为，赫鲁晓夫似乎确实被中国吓唬住了，中国人不想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在纽约的会议中美化蒋介石。
西方一点也没有觉察到，伊拉克革命的幸存为赫鲁晓夫赢得了极大的自信。西方分析家没有感受到克里姆林宫的胜利感，反而却预言赫鲁晓夫将会下台，因为艾森豪威尔和毛泽东已经粉碎了他召开一次大国峰会的梦想。一个老练的西方外交官告诉《纽约时报》，“如果不是在作出轻率的预言，那么或许这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束”。确实，它是一个时代的结束，但它不是以西方人所预言的方式结束的。
[1] 阿卜德·卡里姆·卡希姆·穆罕默德·巴克·法德利·祖拜迪（Abd al-Karim Qasim Muhammad Bakr al-Fadhli al-Zubaidi，1914年11月21日——1963年2月9日），伊拉克政治家。出身于逊尼派穆斯林农民家庭。1934年入伍。曾先后参加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中东战争。1957年起在军队中领导多个反对派团体。1958年发动“七·一四革命”，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并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1958—1963年任总理。1963年在复兴党发动的所谓“斋月革命”中遇害。
[2] 卡米尔·尼米·夏蒙（Camille Nimr Chamoun，1900年4月3日——1987年8月7日），黎巴嫩政治家。出身于马龙派家庭。1934年加入宪政集团。1934—1952年、1960—1964年、1968—1987年任国会议员。1946—1947年任财政部长。1952—1958年任总统。1958年创立全国自由党，并于1958—1987年任党魁。此后在内阁中担任多个重要职位。1975年黎巴嫩内战爆发后，参与创立了民兵组织“黎巴嫩阵线”，并于1976—1979年任主席。1984—1987年任民族团结政府副总理。1987年去世。
[3] 侯赛因·本·塔拉勒（Hussein bin Talal，1935年11月14日——1999年2月7日），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1952年8月11日——1999年2月7日期间在位。
[4] 内森·法拉吉·特文宁（Nathan Farragut Twining，1897年10月11日——1982年3月29日），美国空军四星上将。1915—1917年期间服役于国民警卫队。1917年进入美国空军服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于1942—1945年任南太平洋盟军空军参谋长。1945—1947年任空军装备司令部司令。1947—1950年任阿拉斯加空军司令。1950—1953年任空军副参谋长。1953—1957年任空军参谋长。1957—1960年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1960年退役。
[5] 莫里斯·哈罗德·麦克米伦，第一代斯多克东伯爵（Maurice Harold Macmillan，1st Earl of Stockton，1894年2月10日——1986年12月29日），早年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1914年入伍，在法国地区作战。战后加入保守党。1924—1929年、1931—1945年、1945—1964年任下议院议员。1940—1942年任供应部议会秘书。1942年任副殖民地大臣。1942—1945年任驻地中海大臣。1945年任航空大臣。1951—1954年任住房和地方政府大臣。1954—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年4—12月任外交大臣。1955—1957年任财政大臣。1957—1963年任首相。1960—1986年任牛津大学校长。1963年因病辞职。1964年退休。1984年被封为伯爵。1984—1986年任上议院议员。1986年逝世。
[6] 格奥尔吉·尼基托维奇·博利沙科夫（Георгий Никитович Большаков，1922年？月？日——1989年3月30日），出身于铁路工人家庭。早年参加了格鲁乌。1951—1955年期间以塔斯社驻华盛顿记者的名义从事秘密工作。1958—1962年任《苏联》杂志副主编，期间充当了肯尼迪与赫鲁晓夫之间的中间人。1962年奉召回国并离开格鲁乌。此后曾在《诺沃斯蒂新闻社》和《苏联》杂志工作。
[7] 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Joseph Raymond McCarthy，1908年11月14日——1957年2月2日），美国共和党政客。早年担任律师。1940—1947年任威斯康星州巡回法院法官。1942年加入海军陆战队，在所罗门群岛和布干维尔作战，期间炮制了许多“军事英雄主义”的谎言。1945年退役。1947—1957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53—1955年任政府运作委员会主席。在任期间曾为党卫军辩护，反对同性恋，并大肆宣传所谓“共产主义威胁”，并因此于1954年在参议院遭到谴责。此后长期酗酒和吸毒。1957年病死。
[8] 约翰·埃德加·胡佛（John Edgar Hoover，1895年1月1日——1972年5月2日），美国共和党政客。1917年进入司法部工作。1919年加入调查局，积极迫害左翼人士。1921—1924年任调查局助理局长。1924—1935年任调查局局长。1935年调查局更名为联邦调查局后，于1935—1972年继续担任局长。1972年去世。
[9] 帕维尔·费多洛维奇·尤金（Павел Фёдорович Юдин，1899年8月26日——1968年4月10日），苏联哲学家。1918年加入俄共（布）。1919—1921年在红军工作。1930年发起了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1935—1937年任联共（布）中央新闻部副部长。1939—1944年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1950—195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6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3—1959年任驻中国大使。1961—1963年任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10] 罗伯特·M.麦克林顿（Robert M. McClintock，1909年8月30日——1976年11月1日），美国外交官。193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54—1956年任驻柬埔寨大使。1957—1961年任驻黎巴嫩大使。1962—1964年任驻阿根廷大使。1970—1975年任驻委内瑞拉大使。1976年死于车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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