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五章 双重危机
赫鲁晓夫需要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下来。 1956 年 10 月，要对东欧问题决策的压力让他无暇顾及纳赛尔和埃及的问题，但这并不说明赫鲁晓夫对埃及领导人的热情减退了。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和这位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建立了稳定关系，苏联已经成为中东的一个要素。但是苏联的核心利益在东欧，逐步恶化的局势需要克里姆林宫马上采取行动。
10 月初，波兰共产党恢复了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1]的党籍，他曾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改革家，后被波兰的斯大林分子逮捕入狱。哥穆尔卡被视为反苏维埃的人士，恢复他的地位说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爱德华·奥哈布的权威遭到削弱。出于对未来苏波关系的重新考虑，这些事都促使莫斯科要解决波兰那些悬而未决的问题。煤炭是波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现在莫斯科仅以 10 ％的国际市场价格来购买波兰的煤炭，而波兰人则迫切需要得到更多外汇来购买西方的机械产品和食品。
那些事之所以悬而未决，纯粹是出于经济原因。如果苏联不以折扣价格得到波兰煤炭，那么，它要么向其使用的煤炭支付更高的价格，要么通过国内生产来积累资金。赫鲁晓夫夏季的顿巴斯煤矿之行让他颇为失望。“形势糟透了。”当他在 8 月底回到克里姆林宫时这样告诉其同事。顿巴斯地区需要投入许多，才能见到效益。尽管如此，随着哥穆尔卡声望的恢复，赫鲁晓夫想到，他不得不给波兰人想要的东西了。 10 月 4 日，中央主席团提高了苏联购买波兰煤炭的价格。
克里姆林宫明白，奥哈布需要得到的还不止是煤炭价格的让步。波兰政府面临的政治压力越来越大，要求减少对苏联的依靠。 9 月，奥哈布已经提出，要求苏联从波兰内政部撤走其克格勃顾问。克里姆林宫当天就答应了这个要求。这也说明，苏联愿意接受更高的煤炭价格。
与此同时，如果说有所不同的话，那么，匈牙利的形势似乎比波兰还要糟。和波兰一样，匈牙利领导人发现，对于那些走上街头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的改革太慢了。 7 月，莫斯科想挽救局势，要迫使走强硬路线的党的领导人马加什·拉科西[2]下台。但拉科西的继任者则是意志薄弱的艾尔诺·戈罗[3]，他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在其短暂任期内，一半时间都用于出国访问，向南斯拉夫的铁托、北京的毛泽东，还有在克里米亚的赫鲁晓夫请教。
戈罗低估了匈牙利人对共产党不满的程度。结果，他为安定局势而采取的措施反而加速了政治局势的变化。戈罗允许把拉伊克[4]的遗骨迁葬布达佩斯。拉伊克是匈牙利共产党的创始人，在战后席卷东欧的大清洗运动中，于 1949 年被处死。在 1956 年的紧张局势下，拉伊克变成了匈牙利斯大林分子执掌政权时期非正义行为的一个象征。 10 月 6 日，他的遗骨被运回布达佩斯，这触发了苏联建立强硬统治后东欧国家发生的大规模政治示威游行。
成千上万的人静静地而又意味深长地行走在布达佩斯街头，这个景象让戈罗的精神受到创伤。“国家的局势比我先前的设想要复杂、严重得多。”他对苏联驻匈大使安德罗波夫说道。“迁葬拉伊克遗骨，”他说，“对党的领导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党的权威就一落千丈。”这年夏天，戈罗说这个问题只存在于匈牙利知识阶层中。现在，这种不一致已经波及匈牙利大多数工人和农民。这次政治示威后不久，颇受欢迎的伊姆雷·纳吉[5]——匈牙利的哥穆尔卡，党籍被恢复。在东欧的两个卫星国，赫鲁晓夫现在都面临着严峻挑战。
当华盛顿的树叶变黄之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极大的兴趣观察着东欧事件，但是却没有认真去考虑支持波兰或匈牙利的民主力量。 11 月大选之前，艾森豪威尔希望避免来自外交方面的任何挑战。如果要有问题，他预计，那会是苏伊士运河问题，而不是波兰或匈牙利的前途问题。
10 月初，白宫从中东收到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情报称，那里的局势仍然不稳定。 10 月初，一架 U-2 侦察机发现，以色列最近刚刚得到 50 ～ 60 架法国制造的战斗机。根据西方三大国达成的中东三方声明，如果法国出售武器给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或以色列，都要通知美国和英国。法国承认卖给以色列 24 架飞机，而不是 60 架最新型号的战机。至少美国的一个北约盟友没有就其在这个地区的军事活动讲真话。
尽管对以色列的军事集结有怀疑，但艾森豪威尔政府还坚持认为，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实际上正在逐步缓和。英法似乎非常真诚地在联合国举行谈判，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埃及或者以色列有异常举动。 10 月 10 日，中央情报局还告诉艾森豪威尔总统，“近期，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不可能爆发大规模敌对行为”。更富有戏剧性的是，两周后， 10 月 24 日，美国情报机构中的观察委员会提醒政府注意中东局势的变化，它用了这样的措辞：“因苏伊士运河而引发的敌意行为正在消退。”
在澄清其盟友的苏伊士行动计划方面，美国情报部门并没有给决策者提供多大帮助。法国和英国正在作出最重要的决定，而美国人却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些秘密会议，他们也没有实施任何间谍行为。
甚至在安理会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之前，法国就已经退回到和埃及交战的战争之路上，而伦敦会议期间他们曾放弃了战争。被中东地区事件的进程所激怒，而且也不能确定艾登政府是否会真正采取行动，法国总理居伊·摩勒在 9 月底转而与以色列制定了一个旨在推翻纳赛尔政权的进攻计划。 9 月 30 日，由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率领的一个高级代表团抵达巴黎，和他们的法国同行协商行动。借助法国的帮助，以色列准备对埃及发动进攻，只要法国人能保证，如果约旦、以色列边境也发生敌对行为，伦敦不会求助于约旦。反过来，法国拒绝卷入同时展开的对埃及的进攻，但是承诺为以色列国防军另外提供坦克和半履带式车辆。双方确定 10 月 20 日为以色列发动进攻的日期。
得到英国的支持仍然是法国调遣其部队的先决条件。自纳赛尔运河国有化以来，到 10 月初，英国政府就是否要随时对埃及动武产生了更大的分歧。夏秋两季被延长的外交活动似乎对官方支持进攻埃及的行为造成很大伤害。两个著名的内阁成员现在反对使用武力来解决运河问题。从不支持以武力解决问题的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现在从联合国会谈中看到了真正的希望。 10 月中旬，他认为已经和自己的埃及对手达成了指导危机解决的六项原则，包括埃及所有的重要人物都许诺，把运河问题和国内政治分开。塞尔温勋爵偏向于和平解决争端，这也是英国国防大臣沃尔特·蒙克顿[6]的观点。在他的监督下，修改了苏伊士军事行动计划，把英国在埃及任何可能的登陆行动推迟到至少 1957 年春季。
然而，艾登的战争立场还是一如既往。埃及在联合国的灵活性使得洛德得以达成相互可以接受的六项原则，这也动摇着英国首相推翻纳赛尔的目标。 10 月 13 日，艾登指示外交部长接受法国的建议，即把一个有害的修正条款加入到这个外交解决方案中，让纳赛尔难以接受。法国的建议需要埃及也接受美、英、法的计划，这个计划在 8 月的伦敦会议上也得到了大多数成员国的支持，且在 9 月已经被纳赛尔拒绝过一次。那天晚些时候，英国把修正过的外交解决方案作为决议案提交安理会。正如艾登和法国所期待的那样，苏联代表投票反对这个修正过的安理会决议案，整个外交解决的进程被中止。
当艾登在逃避联合国的谈判时，他转而向保守党的普通成员寻求道义上的支持。出于对帝国的怀旧情绪，忠实的保守党成员对以武力清除纳赛尔的政策从未动摇过。 10 月 13 日，艾登在保守党会议上告诉那些兴高采烈的听众：“我们拒绝说我们绝不使用武力。没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可以作出这样一个保证。”
来自英国情报部门的消息也加强了艾登了动武的决心。日期为 10 月 11 日的一个主要评估也重复了他的想法，如果纳赛尔侥幸拥有苏伊士运河，那么，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将很快就会垮掉。在伊拉克、约旦和波斯湾地区的那些纳赛尔的支持者们成功地赶走亲西方的政权，扩大开罗和莫斯科在这个地区的影响力之前，这仅仅被看作是一个时间问题。
10 月 14 日，一个法国代表团抵达伦敦，要讨论英国参加以色列、法国攻打埃及，以及除掉纳赛尔的计划。艾登没有以色列的朋友。他一度曾和外交部里的阿拉伯人一道反对建立以色列国。然而，英国首相已经下定决心，不能再推迟这场战争。法国人解释了现有的两国行动计划，以及英国为什么要把它转变为一个三方进攻计划的原因。他们建议在以色列发起攻击数小时后，英国会同法国，命令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从运河地区撤走他们的军队。然后，一支英法军队应该占有运河地区。他们还要告诉全世界，其目的是要保护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事实上，法国预计，这个共同行动将导致纳赛尔和其政权的垮台。尽管外交大臣和国防大臣对此有所忧虑，但艾登还是同意把英国纳入行动计划中。
艾登对法国战略的支持扫清了对纳赛尔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障碍。英国表明会晤以色列的愿望以后， 10 月 21 日，法国邀请英国在巴黎开会，讨论联合进攻事宜。会议同时也决定这个计划要对美国，当然还有苏联保密。
当法国在巴黎筹办此次会议时，赫鲁晓夫还在华沙。波兰局势变化很大。在获得政治局委员资格后的短短几天里，思想独立的哥穆尔卡已经成为波兰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奥哈布被迫辞职。从其亲苏的前任那里接掌权力以来，哥穆尔卡的行为已经让赫鲁晓夫的焦虑情绪变成了担心。“波兰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从我们这里分离出去。”赫鲁晓夫事后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除克格勃人员被清除出安全部门外，波兰人现在还要求解除苏联元帅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7]的职务，此前莫斯科强迫波兰人任命他为国防部长。这项要求苏联也已经答应。
赫鲁晓夫认为，苏联军队有必要让波兰留在华沙条约组织中。但是，他将第一次率领一个高级代表团直接面对哥穆尔卡和波兰共产党领导层。这将是哥穆尔卡展示其对苏联东欧集团效忠的一次机会。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得到他所要求的保证，苏联军队将在次日进入华沙。为了准备这次进攻，两个战斗师已被命令设想占领华沙市郊一百多公里远的一处阵地。
10 月 19 日，在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和朱可夫的陪同下，赫鲁晓夫到达华沙。哥穆尔卡此前拒绝向苏联代表团发出访问邀请，这个行为被赫鲁晓夫以后形容为“就像我们的脸被蜇了一样”。苏联人来到波兰，波兰人别无选择，只好接待。意识到那些待命的部队近在眼前，波兰人然后选择了顺从。哥穆尔卡讲到了牢固的波苏友谊，请求赫鲁晓夫不要动武。“这里的每件事情都会井然有序，”他肯定地说道，“但是，不要让苏军进入华沙，否则会使局势失控。”
是否满意哥穆尔卡和波兰政府其他领导人的话，赫鲁晓夫显得有些犹豫不决。一开始，似乎他认为危机已经被化解。他告诉自己的老朋友米高扬，经过考虑，运用武力将是一个错误。但 10 月 19 日一回到莫斯科，似乎他就改变了主意。“毕竟我们已经决定我们的部队明天上午应该进入华沙。”这让米高扬大吃一惊。
幸亏一些专家被米高扬阻拦，对波兰人的进攻才没有发生。米高扬强烈反对使用苏军。他非常了解赫鲁晓夫。虽然赫鲁晓夫喜欢冒险，敢作敢为，但如果给一个喘息机会让他全面考虑问题，这位苏联领导人也能被劝阻不鲁莽行事。 10 月 21 日，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选择相信哥穆尔卡的话：“我们需要展示耐心。”他说道。苏联部队解除了警戒状态。
当波兰危机被避免之时，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8]抵达巴黎，就联合进攻埃及之事作出计划。他对纳赛尔颇为愤怒。这位以色列领导人急于结束埃及非正规部队对以色列的进攻，他们是越过边境进入以色列的。以色列总理希望军事行动能为以色列航行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打开大门。和英国外交大臣洛德一样，他的访问也严格保密。会谈将在宜人的巴黎郊区塞夫尔的一处私人寓所举行，这里远离国际新闻媒体，还有苏联间谍和美国间谍的监视。
本·古里安对不得不依靠英国感到不安，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指责英国阻碍成立以色列国。为了保持和阿拉伯人的关系，英国曾经有意放缓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的速度。直到 1948 年，巴勒斯坦一直是英国的托管地。法国外长坚持认为，以色列领导人要宽容他们过去和英国有过的分歧。“英国人，”他说道，“没有借口无法行动。”本·古里安明白，他不得不为英国参与军事行动制造借口。
当本·古里安感到不安和疑虑时，在塞夫尔的英国代表也经历了令人厌恶的事，并不介意把它表现出来。塞尔温勋爵反对过艾登的动武决定，他在其他代表前的举止仿佛“闻到了鼻子底下的臭味”。人人皆知，他倾向于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只是因为艾登要求他来，他才来到塞夫尔。当本·古里安问道，为什么英国人不在联合国算纳赛尔的账时，这位外交大臣鹦鹉学舌似的重复着艾登的想法：苏伊士运河问题的任何外交解决方案对英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因为这意味着纳赛尔将继续执政。把他拉下台是艾登的最主要目标。
这位令人不快的英国绅士的话让本·古里安感到很满意。既然确信英国是认真的，那么，以色列就同意了复杂的法国计划。这个计划以以色列进攻埃及为序幕，接着就是英法的轰炸，联军在运河地区的登陆。但三方对以色列发动进攻和欧洲干预的间隔时间有争议。本·古里安根本不想产生分歧。当希特勒发动闪电战，纳粹德国空军轰炸伦敦时，他正好住在伦敦。他担心，在法、英两国确立空中优势之前，阿拉伯国家轰炸机多架次轰炸会对以色列城市造成一定后果。英国还有另外的忧虑，希望两者之间能间隔三天。他们都做了妥协，达成了共识，间隔 36 小时。 10 月 22 日，会议结束。以色列答应，一周后，即 10 月 29 日进攻埃及。
苏联对这些计划一无所知。由于莫斯科缺乏和美国 U-2 飞机相匹敌的高空侦察机，苏联情报机构很难注意到地中海局势的进展。然而，透过叙利亚的盟友，还有英法详尽的新闻报道，克里姆林宫还是收集到一些有关法英两国部队在塞浦路斯及附近调动的情报。朱可夫元帅向中央主席团的每一位委员提交了一份有关这些调动的特别报告。格鲁乌——苏联的军事情报机构，也探听到法英在这个地区加强兵力部署的消息，但是没有搞清巴黎和伦敦的意图。
克里姆林宫还在为叙利亚总统的访问作准备，这证明莫斯科对近期发生军事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次访问计划了很长时间， 10 月 30 日正式开始。在对叙利亚的需要做计划时，苏联情报机构没有提到中东发生冲突的可能。预计叙利亚总统会要求和莫斯科缔结友谊条约，还会要求为其经济建设提供一大笔贷款。
埃及人自己也在让苏联人相信危机已经过去。甚至和法英在纽约的谈判破裂后，埃及政府还通知苏联人，它不再担心西方国家会进攻运河地区。“在很大程度上说，它已经被解决了。” 10 月 16 日，埃及驻苏大使这样告诉苏联外交部。埃及现在用“我们赢了”这样的表达方法来解释现状，运河国有化已近 3 个月，法国和英国似乎仍然被纠缠在外交解决的难题中。
纳赛尔对约旦的关心更甚于西方国家对埃及的进攻。埃及人批评侯赛因国王，说他和以前埃及的法鲁克国王一样愚蠢。埃及人还非常担心约旦国内的不稳定会招致来自西方或其盟国的外部干涉。纳赛尔特别关心的是他的地区竞争对手——伊拉克的努里·赛义德，担心伊拉克会应邀派志愿军事人员去约旦保护安曼政府，以免遭到以色列的进攻。
当埃及试图让苏联对约旦发生兴趣时，克里姆林宫还是相当冷静的。令莫斯科高兴的是，欧洲对埃及的战争威胁已经消失了，它不用再特别关注于寻求新的资源来和伦敦、巴黎竞争。克里姆林宫提议要沉着、稳健。开罗正在谈论派出一支埃及、叙利亚的联合部队到约旦，以支持约旦。莫斯科不想发生任何事，否则可能会给英国制造向中东派出更多军队的借口。随着苏伊士运河的丢失，或许伦敦正在考虑把安曼当成其中东地区的战略中心。
当许多事情披露后，莫斯科才知道，因为没有洞悉英法的意图，它对苏伊士运河局势的了解远远不足。 10 月中旬，英国记者汤姆·德赖伯格回来后即向盖伊·伯吉斯保证说，艾登并没有要对纳赛尔诉诸武力的做法。伯吉斯在向苏联领导报告这个消息时，还做了一些保留。他并不认为德赖伯格的乐观是完全正确的。然而，由于苏联情报机构未能找到任何相反的证据，克里姆林宫，特别是赫鲁晓夫，让它们自己也对艾登变得乐观起来。赫鲁晓夫并不相信，英国将会和埃及开战。他说服了自己，东方和西方的斗争，他也把这个斗争解释成对其埃及盟友的侵略。在核时代，这场斗争将局限在政治和经济的竞争上。
在塞夫尔召开秘密会议和以色列发起进攻之间的那个星期里，赫鲁晓夫完全被匈牙利的事情纠缠住了，以至于再没有机会来试试他对中东的各种假设了。就在刚刚建立起对哥穆尔卡的信任之时，克里姆林宫又失去了它对匈牙利领导人戈罗的尊重。波兰发生的事进一步鼓励着匈牙利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去挑战毫无作为的戈罗。 10 月 22 日，布达佩斯理工学院的大学生提出 16 条要求，其中就包括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任命伊姆雷·纳吉为党的领导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组织全国多党选举等。次日，在“国家独立和民主”的口号声中，大学生捣毁了树立在市中心广场的斯大林巨幅塑像。动乱辐射到首都以外地区，这是对苏联式警察政权的嘲讽，它就是用来防止非官方示威游行的。东部靠近罗马尼亚的一个省，大学生们占据了当地党委机关和秘密警察主要的办公区。戈罗刚刚结束与南斯拉夫铁托的会谈，返回国内，也是束手无策。
10 月 23 日这一天大多数时间里，赫鲁晓夫都在和戈罗通电话，了解匈牙利首都局势恶化的最新情况。有关布达佩斯动乱的消息让赫鲁晓夫想到，毫无疑问，这是苏军出兵干预的时候了。苏军早在 7 月就制定了一个军事行动方案，以粉碎布达佩斯街头的任何示威活动。当克里姆林宫讨论现在要在布达佩斯采取什么措施时，米高扬再次大声疾呼要保持克制。他认为莫斯科应该放弃戈罗，给纳吉一次机会，让他担任领导，来平息事态。或许纳吉会重复哥穆尔卡在华沙已经取得的成果。
米高扬的观点遭到了其他苏联领导人的嘲笑。“在纳吉的领导下，匈牙利的分裂越来越大。”莫洛托夫说道。莫洛托夫迫切要求动武。外交部长谢皮洛夫、国防部长朱可夫和老资格的主席团委员卡冈诺维奇和苏斯洛夫也都持相同的看法。朱可夫和卡冈诺维奇都认为，波兰和匈牙利现在的无序状态没有可比性。这次他们不得不出兵了。
出兵方案次日实施。莫斯科已经把两个机械化师部署在匈牙利待命。 10 月 24 日，这两支部队数以千计的士兵被派往布达佩斯。此外，分别驻扎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两个机械化师的部分兵力，也被派往匈牙利，以便来保持首都以外地区的安全。为了给克里姆林宫提供更可靠的报告，并试探一下米高扬对纳吉领导能力的说法，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也被派往布达佩斯。
10 月 28 日，镇压匈牙利民主运动而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的消息传回了莫斯科。此时，苏斯洛夫已和米高扬回到莫斯科，他们报告说， 10 月 24 日，苏军对一群示威者开火，至少打死 70 人。这次大屠杀后，匈牙利人和苏军的关系已降到冰点。匈牙利人开始悬挂旗帜悼念他们。 10 月 26 日，在首都的一个区，苏军和一大群拥有武装的匈牙利示威者之间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战斗。苏军使用了坦克以及步兵来镇压示威者。苏斯洛夫报告说，有 3000 匈牙利人受伤，其中死亡 600 人。在那场战斗中，苏军自己也死去 350 人。同时，在血腥的镇压中，戈罗辞职，被纳吉所取代。在官方的会议记录中，赫鲁晓夫的记录员没有写下诸如“无辜的受害者”“残暴”“战犯”之类的词汇。这也说明，与会人员中，没有一人想到用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苏军在布达佩斯的所作所为。然而，苏斯洛夫的报告给会议造成了一种令人心寒的效果。
与会的人员并无兴趣来制造另外一场流血事件。苏斯洛夫报告之后，只有年老的伏罗希洛夫元帅还主张使用武力。“不要让我们出于一时冲动来撤出部队，”这位克里姆林宫的老兵说道，“美国中央情报局比苏斯洛夫和米高扬的同志们还要卖力。”但是，伏罗希洛夫的主张很快就被其他领导人的一片撤军之声淹没了。那天早些时候，刚刚组合起来的纳吉·伊姆雷政权号召停火、苏军撤出。赫鲁晓夫坚持大多数人的观点，即应当给这个新政府机会。如果纳吉能够控制住布达佩斯，然后苏联将会考虑停火，并从匈牙利首都撤出军队。
在 10 月 28 日的那次冗长而又累人的会议上，赫鲁晓夫提醒与会的委员，他们不应该忽略和西方，特别是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宣传战。现在，苏联的温和和节制将和帝国主义分子试图要在埃及达到的目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政治上，我们是有优势的，”这位苏联领导人并没有忘记纳赛尔的问题，“英国和法国正在埃及制造动乱。不要让我们和他们为伍。”
布达佩斯暂停火后，苏军也撤出这个城市。以色列在夜间对埃及发动了蓄谋已久的进攻。 10 月 29 日，在离苏伊士运河仅 45 英里的西奈半岛中部的米特拉通道入口处，以色列飞机空投下伞兵部队。与此同时，阿里尔·沙龙中校——多年后他成为以色列总理，率领 202 伞兵大队的其他成员越过西奈，和这支先头部队会合。以色列国防部在战略上出奇制胜。埃及人一直预计以色列会进攻约旦，而不是西奈。许多天以来，沙龙的部队一直紧挨着约旦边境，以分散埃及的注意力。以色列的战术也是出人意料。空投伞兵前的两个小时，四架以色列野马战斗机飞入西奈领空干扰埃及的通信系统。这些飞行员冒险把飞机高度下降到 12 英尺，切断了连接埃及指挥部的电话线杆。
次日，按照塞弗尔制订的行动计划，法国和英国联合发出最后通牒。下午 4:15 ，以色列驻伦敦大使收到了通牒的副本，而他的埃及同行——埃及驻伦敦大使在 10 分钟后才收到。法国和英国要求双方停火，并从苏伊士运河后撤 10 英里。为保护中立的运输权，法国和英国宣布，其目的是要“临时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的关键位置”。如果埃及或以色列在 12 个小时内不履行这些要求，英法两国的军队将“使用必要的力量来干预，以便达到要求”。
得知以色列进攻埃及，艾森豪威尔总统并不感到吃惊。一周多以来，白宫一直在密切关注着中东地区的兵力集结。 10 月 20 日，中央情报局动用 U-2 间谍飞机对东地中海地区进行飞行侦察。几天来，就是否要把以色列部队的机动解读为进攻约旦还是埃及，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是，到 10 月 28 日，当以色列的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清楚地向南方的埃及，而不是东部的约旦挺进时，总统才被说服，以色列要进攻埃及。
艾森豪威尔一直怀疑是英法盟友在制造麻烦。间谍照片显示，英法军事力量正在塞浦路斯岛集结，这是不祥之兆。这些照片被冲洗后，并送达白宫。艾森豪威尔注意到，来自法英两国有关外交解决危机的信息大大减少。总统一直还不能确定他们和以色列共谋的深度，但是，这种沉默还是不能让人放心。
当得知以色列进攻埃及后，艾森豪威尔马上通知其顾问，美国的政策是尽一切努力来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按照 1950 年签订的三方声明，如果埃及遭到任何一方签署国进攻的话，美国有义务来加入埃及的防卫。法英是声明的另外两个签字国。艾森豪威尔清楚地表明，即使冒险和英法对抗，美国也要履行它对埃及所做的承诺。“在这种条件下，”美国总统声明说，“或许我们不能受我们传统结盟关系的束缚。”他通知国家安全小组，如果证明英国正在和以色列合谋，不要向英国提供任何经济援助，特别是不在外汇市场上保护英镑的地位。他也要求给艾登写信，向英国保证，美国认为它将不得不支持埃及，如果要求遵守三方声明的话。最后，艾森豪威尔要求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在那天提出一个停火方案。 10 月 29 日那天晚些时候，英法采取了拖延策略，把对艾森豪威尔的联合国决议案的讨论推迟到另一个二十四小时内，但是他的其他要求立即生效。
艾森豪威尔的坚决来自于一种深深的忧虑：只有苏联才能从西方和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受益。法国和英国或许已经取得以色列对其方案的援助，这种可能性只是增加了艾森豪威尔对冲突后果的悲观情绪，冲突不利于西方对中东的影响，这也让他更加愤怒。他怀疑英法两国预计到他将不得不容忍对埃及的进攻，因为在 11 月的大选中，他需要犹太人的选票。美国犹太人如果作为一个团体来投票，将倾向于民主党，所以这种假设也是很滑稽的。然而，艾森豪威尔要让人知道，无论大选结果如何，他都要反对战争。“我一点也不在乎，”他告诉其顾问，“无论我是否会再次当选，我们一定要信守诺言。”他说，尽管他怀疑美国人民“在这样的形势下，将会把他撵走”。如果他们撵走了我，“就那样吧”。
法国和英国在次日发布的最后通牒证实了这个阴谋，也让艾森豪威尔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7 月底以来，他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敦促法国总理和英国首相，不要在大选前鲁莽行事。 11 月 6 日以后，艾森豪威尔或许将怀疑欧洲对中东的入侵。但是，在此之前，他一点也不怀疑他将要作出什么样的反应。东欧也在艾森豪威尔的考虑之中。布达佩斯 10 月 24 日和 26 日的流血事件是一场悲剧，它们证实了西方一直都在谈论的所谓人民共和国的失败、寓言以及其他方面。对苏伊士运河的威胁，使伦敦和巴黎坠落到了帝国的怀旧情绪之中，破坏了在西方的民主和东方的专制之间的鲜明对比，这种对比正是艾森豪威尔所希望看到的。
以色列发动进攻后，开罗期待着从赫鲁晓夫那里听到些什么，但对方却保持沉默。 10 月 30 日一大早，英法宣布最后通牒之前，纳赛尔最可靠的助手萨布里[9]通过苏联大使馆向赫鲁晓夫送去一封信。“每个小时，局势都在恶化着，变得非常危险。”纳赛尔想“非正式地”请求军事援助，以帮助埃及防卫英、法、以这三个国家的入侵。助手还补充道，纳赛尔非常焦急地等待着对这个非官方要求的回应。如果莫斯科表明援助埃及的意愿，随后将会发出一个正式的要求。
苏联大使索洛德试图帮助埃及。尽管还没有来自莫斯科的任何指示，他还是问道：“假如形势恶化到可能会引发一场第三次世界大战，那么，纳赛尔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援助？”萨布里早准备好了答案：“把军舰部署在靠近埃及海岸的地方将是重要的一个步骤。”他还补充道：“埃及尤其需要空中支援。”纳赛尔想让萨布里强调苏联派志愿者，特别是飞行员的可能性，以参加埃及的保卫战。
纳赛尔还没有等到答复，就在另一封给克里姆林宫的信里又重复了这一请求。“敌人只是依靠空中优势，”他写道，“我们绝对需要从空中支援我们的军队。”纳赛尔想让苏联空军介入埃及一方。他建议苏联派出志愿人员，驾驶印有埃及标记的米格飞机来埃及。“我们将准备好空军基地，让你们知道它们的位置。”
赫鲁晓夫对埃及要求苏联进行军事干预的两个要求都不予理睬。他决定利用一次机会来让纳赛尔依靠自己的力量化解这次军事危机。苏联情报机构认为，埃及在军事上和以色列相当，如果西欧参与其中，埃及将会非常危险。赫鲁晓夫倾向于那个令人愉快的假设，英法不可能联合进攻埃及。美国反对对埃及动武，赫鲁晓夫是从情报中得知这个消息的。面对这种情况，英国将要克制其在埃及的行为。英法最后通牒发布后，苏联的情报已经让赫鲁晓夫相信，欧洲确实没有和以色列共谋进攻埃及。而格鲁乌则预测，英国，大概还有法国，“正在帮助埃及让运河脱离开以色列及任何别的侵略者”。因为对英国军事行动的目的缺乏内幕消息，而且消息还受限于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对软弱的英国首相所做的描述。因此，赫鲁晓夫选择了采用西方大国最后通牒的说法，让纳赛尔接受西欧或者美国的保护。
抛弃危难中的盟友，这符合赫鲁晓夫的性格。 1956 年 10 月底，他对待纳赛尔的方式是因为匈牙利的问题。苏联领导人没有能力来同时处理两场军事危机，至少不是这些非常特殊的危机。匈牙利的问题压倒一切，以至于赫鲁晓夫得出结论，毫无选择，只能把埃及盟友放在一边，期望有最好的结果。
以色列进攻埃及的那一天，苏军，包括那些来自匈牙利之外的一些部队，正在集结中，可能要返回布达佩斯去镇压任何再次发生的反苏起义。 10 月 30 日，当得知英法最后通牒，要求以色列和埃及都从苏伊士运河撤兵时，赫鲁晓夫还正在痛苦地琢磨下一步要在匈牙利采取什么行动。那一天，赫鲁晓夫对中国领导人刘少奇透露了他的犹豫不决，“部队必须要留驻在匈牙利和布达佩斯”是中国代表的忠告。但赫鲁晓夫并不能确定：“有两个选择，”他解释道，“一是使用武力，二是谈判撤兵。”
整个 10 月，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讨论的都不过是要不要对匈牙利动武的问题。纳吉政府的行为正在让人对苏联的那种假设——这种中央高度集权的联盟体制是稳定的，产生疑问。这一体制是克里姆林宫强加给东欧国家的。莫斯科最初都把波兰和匈牙利街头的不稳定行为归咎为当地共产党领导人过于软弱。对于波兰，克里姆林宫那时一直在质疑哥穆尔卡是否在纵容这种无序状态。但是，人们一直在向赫鲁晓夫保证道，哥穆尔卡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后者明白，他需要和莫斯科保持友好关系。面对此时的匈牙利危机，克里姆林宫不知道如何来考虑纳吉或者这场运动，后者似乎把纳吉推上了台。
当谢皮洛夫、朱可夫和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开始讨论这种民族主义式的共产主义现象时，他们都不得不小心翼翼。“我们将不得不长期和民族主义作斗争。”谢皮洛夫显得有些消沉，这是他的观察。“对我们来说，这是军事和政治领域的一个教训。”朱可夫补充道。斯大林过去就是利用这个说法来判处铁托死刑的。这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蕴涵着许多的不同：如何来加强社会主义，如何和莫斯科保持一种较远距离的关系。对斯大林来说，这种说法就是反苏维埃主义的缩写。然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有打算放弃对那些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控制，他们也是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者。
需要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尤其不喜欢斯大林对待南斯拉夫的方式。他相信，共产党员大多是团结的而不是分裂的。 10 月 30 日，克里姆林宫其他的掌权者也都基本认同对那些兄弟党的乐观看法，即后者在积极寻找解决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的方法。最后，赫鲁晓夫代表大多数与会人员讲话，他宣称，应该彻底检讨莫斯科处理与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关系的方式。迄今为止，东欧盟国还被当成殖民地。到 1956 年时，尽管没有任何法律根据，但苏军还驻扎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如匈牙利，最初是根据和布达佩斯签订的一个协定而部署苏军的，主要考虑要保护那条为奥地利的苏联驻军服务的供给线。但是对奥地利的占领在 1955 年中就结束了，而苏军仍然驻扎在匈牙利。
面对华沙条约组织将要彻底解体的威胁，克里姆林宫开始考虑如何才能减少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驻军或安全人员。赫鲁晓夫已经允许波兰人遣送他们的克格勃顾问和苏联军官。如果这种关系可以少些宗主国的味道，那么，莫斯科也不得不容忍布达佩斯的独立性，启动和波兰、罗马尼亚的谈判，也同样要减少那里的苏联驻军。
会议弥漫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气氛。作为苏联东欧集团的一个国家领导人，纳吉号召举行多党选举，这正在违犯一条潜规则。赫鲁晓夫认为，为处理这些卫星国的事务，苏联应发布一个全新的声明，它将足以让纳吉和匈牙利的反对派回到苏联一边。赫鲁晓夫认为，其他国家的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一样忠诚于其信仰，只有这样理解，才能解释为什么会匆忙间制定出这样的政策。纳吉可能会对苏联的这些说教心怀不满，但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认为，他将不会做任何动摇匈牙利社会主义事业的事情。这对赫鲁晓夫的假设是一次考验，这个假设就是，即使大多数独立的社会主义政权，如南斯拉夫，或许还有匈牙利，它们终将会选择与莫斯科结盟。
这次会议结束几个小时后，莫斯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就证实了它对纳吉的假设错得有多么离谱。 10 月 30 日下午，纳吉在匈牙利电台宣布，在匈牙利结束一党专政，号召举行多党选举。次日上午，他将要宣告政府的决定，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10 月 30 日，赫鲁晓夫所做的另一个关键性假设是，在英法进攻埃及之前，美国将会介入，并且会遏制西欧国家的行动。至少眼下，这个假设似乎被证明是正确的。那天晚些时候，恰好在英法 12 个小时最后通牒到期之前，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推出一个解决方案，要求立即在西奈停火。冷战时期，当华盛顿和西欧产生分歧时，苏联人第一次发现他们和美国人站在一起。苏联常驻联合国大使支持美国的解决方案。但是作为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英国对所有安理会决议案有否决权，它行使了否决权，投票反对美国盟友的议案。英法都有一个没有说服力的借口，联合国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合适场所。然而，美国现在公开反对中东战争。
然而， 1956 年 10 月 31 日发生的事情彻底推翻了赫鲁晓夫对如何处理来自匈牙利和埃及的挑战所做的基本判断。两条令人震惊的消息几乎同时来到。
来自匈牙利的消息是，虽然赫鲁晓夫有所期望，但纳吉现在还是要求退出华沙条约组织。与此同时，在远隔数百英里的埃及，英法以以色列和埃及违犯最后通牒为借口，派飞机开始轰炸埃及的城市和机场。仅仅一天前，苏联情报机构才向赫鲁晓夫保证，英国将不会帮助埃及，现在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提供那些可怕的情报，描述着埃及损失的武器，其中许多都是苏制武器，还没有付款。
这些事情都留给了还缺乏处理任何一场危机策略的苏联。赫鲁晓夫意识到，对埃及和匈牙利局势所做的判断完全错误，这让他处于守势，也显得更加好斗。他要求主席团召开会议，愤怒地要求蔑视挑战：“如果我们离开匈牙利，这将极大地鼓舞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那些帝国主义分子。他们将把它视为我方的软弱，还要冒犯我们。然后，就会暴露出我们的立场软弱。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的党将不会接受这个结果，他们也会像对待埃及一样对待匈牙利。我们别无选择。”英法进攻埃及，搅乱了赫鲁晓夫对匈牙利问题的思考。一天前，赫鲁晓夫还准备冒一个风险，让纳吉来平息匈牙利的动乱，继续和苏联维持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盟关系。现在，他再不能容忍匈牙利未来在苏联社会主义大家庭里的不确定性了。如果莫斯科接连失去两个盟友，赫鲁晓夫的个人声望和苏联的声望都不可能挽救回来。而且世界处于危机之中，他不能显示出要从欧洲撤退的样子，即使其本意是想最终通过政治途径来恢复苏联的影响。
赫鲁晓夫决定，首先要完全解决匈牙利问题。前一天的主席团会议曾决定不使用武力，这个决定很快被推翻。除米高扬仍然希望找到一个和平方式来解决匈牙利问题外，所有人都投票支持发动军事进攻，这是二战结束以来对欧洲采取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主席团的讨论有些冷酷。讨论涉及了权力、政党、稳定和声望这些概念，但是却没有涉及人的命运这个概念。讨论的结果也很冷酷。克里姆林宫命令苏军返回布达佩斯，并授权他们使用致命武器来对付那些反抗莫斯科对其国家实施控制的平民。这种针对东欧的挑战性政策从未被验证过，它是 20 世纪的大悲剧之一。最后，克里姆林宫还是决定，除过使用坦克，别无选择。然而，谁能知道布达佩斯已经发生的一切还能让局势再持续一个两个星期吗？有争议的是，届时，苏联的反应或许会更加残忍，但是也可能会产生其他结果。
至于埃及，赫鲁晓夫还是痛苦地选择了无所作为。除过他对匈牙利的绝望外，或许能约束他的是一种担心——他害怕苏联对埃及事务的干涉可能会引起局势失控。苏联不能冒两线作战的风险。例如，如果他同意了埃及的要求，进行空中支援，那么苏联飞行员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在向英国和法国的飞行员开火，或许不久之后就是美国飞行员。
赫鲁晓夫甚至都不愿意尝试一种持久的政治策略，至少它能显示出和埃及人的休戚与共。那一天早些时候，克里姆林宫收到了来自苏联驻埃及大使的一封紧急电报，要求对一些公共外交关系作出指示。“任何声明，”苏联驻埃及大使建议道，“都将会提升阿拉伯人的士气。”莫斯科的无动于衷有损于苏联在这个地区的地位，这也是驻开罗的克格勃人员和外交人员的意见。他们注意到了埃及媒体，“夸大美国在未来所扮演的和平角色，把苏联谴责英法武装干预，以致消除冲突的努力掩盖了起来。”苏联大使索洛德说，埃及正在批评苏联，因为让纳赛尔采取了苏联的建议，现在埃及处于危机时期，而苏联却还在保持沉默。大使要求莫斯科立即发动一场宣传战，来攻击美国的伪善——它呼吁和平解决争端，但显然却在纵容其北约盟国对一个主权国家实施侵略。为回应驻埃及大使的要求，《真理报》次日发表一篇声明，谴责法国、英国和以色列共同勾结，来反对阿拉伯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但是声明没有就具体问题作出回应。
之后的三天里，赫鲁晓夫思考的都是苏联平息匈牙利反革命活动的细节问题，仿佛他已经一笔勾销了苏联在中东庞大的投资。他飞到苏波边境向哥穆尔卡下达简要命令，然后又去布加勒斯特会见罗马尼亚人和捷克人，之后又到索菲亚和保加利亚人讨论问题。最后， 11 月 3 日，苏军进攻布达佩斯前夜，又在南斯拉夫会晤了铁托。赫鲁晓夫缺席期间，除匈牙利问题外，主席团不再讨论其他议题。克里姆林宫的精力集中在纳吉政权之后的权力安排。亚诺什·卡达尔[10]——纳吉政府的一个成员，秘密出现在莫斯科，他将步苏军后尘宣布建立一个新政府。 11 月 4 日，苏军第二次发动对布达佩斯的进攻，导致两万匈牙利人伤亡。纳吉逃到南斯拉夫大使馆，但后来还是被转交给苏联人。
镇压布达佩斯的军事行动开始之前，莫斯科一直让埃及人自己保卫自己。 11 月 4 日，克里姆林宫发布第一份抗议书，抗议英法军事干涉，要求停火，但没有提出约束力。西欧发动进攻四天之后，纳赛尔面对的军事形势愈加严峻。西欧的飞机和飞行员都颇占优势，大大削弱了埃及空军的力量。苏联军方估计，埃及拥有 48 架伊尔 -28 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已经损失 29 架；另有 86 架苏制米格 -15 型战斗机，损失 76 架。英法的进攻非常成功。 11 月 2 日一天内，英法空军就摧毁了 50 辆埃及坦克，它们正在成批地摧毁埃及的武器。空中不能摧毁的，则由以色列在地面摧毁。苏联人报告，在纳赛尔放弃整个苏伊士运河东岸后，以色列缴获了驻扎在西奈的两个埃及炮兵营的装备。
11 月 5 日上午，赫鲁晓夫收到的报告称，英法 1100 人伞兵在埃及登陆。此时，他不再对其埃及盟友的命运感到消沉；相反，面对局势的发展，他的反应是，仿佛那是对他个人的挑战。
[1]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1905年2月6日——1982年9月1日），1926年加入波兰共产党。1932年被捕并被判处4年徒刑。1934年获释后流亡苏联。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2年加入波兰工人党。1943—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1944—1948年任波兰副总理兼返乡部长。1949年被解除一切职务并被开除出波兰统一工人党。1951年被捕。1954年获释。1956年平反。1956—1970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总书记。1970年被迫退休。
[2] 拉科西·马加什（Rákosi Mátyás，1892年3月9日——1971年2月5日），原姓罗森菲尔德（Rosenfeld），出身于犹太零售商家庭，一战期间在俄国被俘，十月革命后参加布尔什维克党，回国后参与成立匈牙利共产党，在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于1919年3月至4月任商业副人民委员，4月至6月任社会生产人民委员，7月任赤卫队全国司令。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后流亡奥地利，1920年起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1921年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在意大利社会党的利沃诺代表大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德共中央局进行干预，导致了党内危机和列维的辞职。1924年年底回国重建匈牙利共产党，并在1925年的匈牙利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同年9月被匈牙利法西斯政府逮捕，被判处八年半苦役，刑满后再次被判处终身苦役。1940年被苏联政府用囚犯交换回苏联。1945年1月返回匈牙利，同年2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之后任总书记，1952年至1953年任匈牙利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6月被迫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1962年8月被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永远开除出党。1971年于苏联逝世。
[3] 戈罗·艾尔诺（Gerő Ernő，1898年7月8日——1980年3月12日），原姓辛格（Singer），生于犹太人家庭。匈牙利共产党建党成员之一，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Kommunista Ifjúmunkások Magyarországi Szövetsége）工作。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覆灭后流亡苏联，在共产国际工作。西班牙内战爆发后，被共产国际派往西班牙协助西共开展工作。1939年返回苏联。1945年返回匈牙利。1956年7月18日担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总书记，10月25日辞职，流亡苏联。1960年回国，但被开除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980年在布达佩斯逝世。
[4] 拉伊克·拉斯洛（Rajk László，1909年3月8日——1949年10月15日），生于鞋匠家庭，1931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因参加共产主义运动而被大学开除后，当过建筑工人。1936年参加国际纵队，并担任国际纵队第XIII旅拉科西营政委。西班牙共和国失败后撤往法国，被法国政府拘留。1941年夏季获释后返回匈牙利，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领导地下党的活动。1944年12月被捕，1945年5月13日获释。匈牙利解放后，先后担任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布达佩斯市委书记等职务，1946年3月20日—1948年8月5日任内务部长，并建立了国家保安局。1949年5月23日被捕，同年9月24日遇害。1956年2月平反。
[5] 纳吉·伊姆雷（Nagy Imre，1896年6月7日——1958年6月16日），生于科波什堡（Kaposvár）一个农民家庭，当过锁匠学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了奥匈帝国军队，在东线作战，1916年被俄军俘虏。1918年3月参加红军，1920年5月10日参加俄共（布）。1921年回国后参加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因批评党的领导而在1925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夏季参加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Magyarországi Szocialista Munkáspárt，匈牙利共产党的外围组织）。1927年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被当局取缔时被捕，两个月后获释。1928年3月流亡奥地利，1930年2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30年至1936年在莫斯科国际农业研究所工作。1936年 1月8日被开除出党，1939年2月3日重新入党。1940年至1944年在莫斯科科苏特广播电台工作。1944年10月返回匈牙利，11月7日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44年12月22日—1945年11月4日任临时政府农业部长。1945年5月25日当选为匈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47年9月—1949年6月出任国会议长。1948年6月当选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3年7月4日——1955年4月18日任总理（部长会议主席）。1956年匈牙利革命爆发后，于10月24日出任总理，11月4日，苏军再次侵略匈牙利后撤入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11月22日在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被捕，1958年6月16日被判处死刑。
[6] 沃尔特·特纳·蒙克顿，第一代布伦奇利的蒙克顿子爵（Walter Turner Monckton, 1st Viscount Monckton of Brenchley，1891年1月17日——1965年1月9日），英国保守党政客。早年担任律师。1936年爱德华八世退位期间为其担任律师。此后长期被派驻到印度工作。1945年担任丘吉尔政府的副检察长。二战结束后参加了保守党。1951—1957年任下议院议员。1951—1955年任劳工和国民服务大臣。1955—1956年任国防大臣。1956—1957年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57年被封为子爵。1957—1964年任米德兰银行主席。1961—1965年任苏塞克斯大学校长。1965年去世。
[7]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罗科索夫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1896年12月9日——1968年8月3日），1914年入伍。1917年加入红军。1919年加入俄共（布）。1920年1—8月任第30骑兵军团司令。1920年8月—1921年任第35骑兵军团司令。1926年起在军队学院任教。1930—1932年任萨马拉第7骑兵师师长。1936—1937年任普斯科夫第5骑兵军军长。1937年被开除出党并被捕。1940年平反。卫国战争期间曾任第9机械化军军长、布良斯克前线司令。1944年晋升为元帅军衔。1949—1956年任波兰国防部长，期间兼任波兰部长会议副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1957年、1958—1962年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1957—1958年任高加索军区司令。1968年逝世。
[8] 戴维·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1886年10月16日——1973年12月1日），出身于波兰一个犹太人家庭。1906年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后参加了犹太劳工运动。1915年被驱逐出境，流亡英国。1918年参加了英军当中的犹太军团。一战结束后返回巴勒斯坦。1920年创立犹太劳工总会。1930年创立以色列工党，并于1930—1963年任党主席。以色列国成立后，于1948—1954年、1955—1963年任国防部长。1949—1954年、1955—1963年任总理。1970年退休。
[9] 阿里·萨布里（Ali Sabri，1920年8月30日——1991年8月3日），埃及政治家。1952年参加了推翻法鲁克国王的政变。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于1956—1957年任埃及情报总局局长。1961—1968年任总理。1965—1968年任副总统。1971年在萨达特对左翼纳赛尔派的清洗中被捕并被解除一切职务。1991年去世。
[10] 卡达尔·亚诺什（Kádár János，1912年5月26日——1989年7月6日），本名切尔莫尼克·贾诺斯·约热夫（Czermanik János József），生于弗姆（Fiume，现属克罗地亚）一个贫苦家庭。1930年9月参加匈牙利共产党，1932年春季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北方区委委员，1933年担任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工人同盟中央委员会书记。1942年5月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解放后，于1945年5月—1948年8月任匈牙利共产党布达佩斯市委书记，1946年9月在匈牙利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总书记。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后继续担任副总书记。1948年8月—1950年6月任内务部长。1951年5月，因受拉伊克·拉斯洛案件的牵连而被诬陷入狱，1954年获释并平反，1956年7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同年10月25日出任党中央第一书记，10月30日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并担任第一书记，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88年5月22日。11月3日，在苏联支持下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担任总理，1958年1月28日辞去总理职务。1961年9月13日——1965年6月30日再次出任总理。1988年5月辞去总书记的职务，改任党主席。1989年5月9日被免去党主席和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职务，7月6日因癌症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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