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赫鲁晓夫的冷战（一个美国对手的内幕故事）
第四章 苏伊士运河
1955 年，赫鲁晓夫启动外交改革，而危机事件或国际关系的紧张并不利于苏联实现其目标。到 1956 年夏，纳赛尔已经开始其一系列的行动，这些都考验着尼基塔·赫鲁晓夫的外交新政策，让克里姆林宫面临着朝鲜战争以来的第一拨国际危机。最后，从突如其来的中东危机中，赫鲁晓夫汲取了一种不同以往的、颇有些危险性的教训。
纳赛尔及其追随者们已经就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方案讨论多年。虽然运河完全从埃及领土上通过，但是，按照 1869 年生效的、为期 99 年的租约，它实际上被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欧洲股东们所控制。 1952 年，埃及军队的革命者——他们自称为“自由主义军官”，推翻了法鲁克国王，发誓要废除苏伊士运河租约。对他们来说，租约就像拴在埃及人脖子上的一根巨大的殖民锁链。但是，到 7 月 21 日，经过一个漫长的不眠之夜后，纳赛尔的一个密友回忆道，纳赛尔才决定在 1956 年最终废除租约。 7 月 19 日，美国政府宣布，将不资助建设纳赛尔最宠爱的公共工程——阿斯旺大坝，这个决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埃及政府的回应。不提供援助，既让埃及总统感到吃惊，也让他蒙受羞辱。纳赛尔曾经期待着会和华盛顿达成协议。
6 个月以来，为争取到援助，纳赛尔和西方银行家、财政部长们玩起了高风险的游戏。他一点也不喜欢世界银行的援助要求，也很担心英美两国可能实施的一些限制措施，它们也是大坝援助谈判中的一方。纳赛尔有些犹豫，但他还是一直在争取西方国家更优惠的条件。苏联已经拒绝就帮助埃及建设大坝提出方案，除非纳赛尔接受来自东德和苏联的技术人员。 1956 年，纳赛尔甚至觉得这些条件比世界银行和英美提出的条件还要危险。 1956 年 5 月，失去耐心的纳赛尔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以此来对西方施加压力，让它们提出一个他能接受的大坝援助计划。这一招失算了。对埃及援助的一揽子方案必须要通过美国国会的批准，纳赛尔还想引发美国国会内部反对苏联东欧集团的愤怒情绪。因为无法确定纳赛尔的动机，也缺乏来自国会的有力支持，美国政府决定退出这项将会给纳赛尔政权增添光彩的公共工程援助计划。
纳赛尔不但要急于以一种强硬的姿态来反击西方，而且也发现自己需要找到一条途径，把其他额外的外汇收入纳入国库，以便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建设大坝。根据和苏伊士运河公司达成的协定，埃及已经收回苏伊士运河 1 ％的股份。运河国有化将会为埃及提供所有来自运河的收入。纳赛尔决定在 7 月 26 日宣布运河国有化。
“西方将不会保持沉默，”当纳赛尔全力应对由此带来的风险时，他自己这样写道，“如果我们不能谨慎地使用我们的资源，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将会面对许多军事威胁，这些威胁可以转化为一场实际的战争。”英国政府和一些法国的中产阶级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主要股东。除了冒犯这些人的财产权，运河的国有化还可能被欧洲视为对其战略利益的一种威胁。每年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的货物有 1 ． 22 亿吨， 60 ％多的货物是原油。确实，欧洲 2/3 的进口原油通过苏伊士运河运输。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上，纳赛尔断定，是英国而不是法国最有可能作出一种鲁莽的军事回应。苏伊士运河是英国通向其亚洲殖民地的一根动脉。
宣布运河国有化消息之前，纳赛尔千方百计来掩盖此事，只让极少数人知道。除过其核心集团外，纳赛尔还让极少数军官知悉此事。当宣布国有化后，军队要占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总部。军官们被命令收听纳赛尔在电台发表的讲话，当他提到那位修建苏伊士运河的法国幻想家的名字时，他们就占领总部大楼。
讲话发表前几个小时，纳赛尔才让内阁成员们知道他的这个秘密。消息让这些聚集在一起的部长们大吃一惊，一些人马上就开始劝说他不要实施这个计划，以免遭到英法两国的报复。纳赛尔让他们相信，他已经预测过各种风险，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是欧洲一方的关键角色，他没有那么强大的战争意愿，因而不会走向战争。
内阁会议一结束，纳赛尔就发表了讲话，通过亚历山大电台广播，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数百万人收听了讲话。他的讲话充满自信，也没有刻意掩饰声音里的一丝苦涩。他援引近代历史上埃及人民曾经遭受的各种蔑视和冷遇。之后，开始责骂那些外国金融家，尤其是世界银行行长尤金·布莱克。此时，他下达了命令：“我开始看着布莱克先生，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看着他，我想起了费迪南·莱赛普[1]。”（莱赛普，法国工程师，苏伊士运河的设计者。——译者注）与此同时，三百多英里远的赛伊德港，埃及突击队员占领了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总部。此时，纳赛尔告诉他的听众，他已经下了命令，“啊，公民们，今天苏伊士运河已经被国有化了！”声明会刺激西方的听众，纳赛尔答应，要补偿股东。
得知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赫鲁晓夫和纳赛尔的阿拉伯听众一样感到吃惊。事先，莫斯科从未收到过埃及的通知。 5 周前才刚刚接替莫洛托夫出任外交部长的德米特里·谢皮洛夫之前一直是纳赛尔在开罗的座上客。虽然已经商谈过运送武器和提供经济援助的事宜，但埃及总统并未以任何方式来暗示，他要在 1956 年挑战西方大国。纳赛尔预定 8 月访问苏联，这是他首次访苏。埃及人甚至没有提过要把苏伊士运河问题列入访问议程。
6 月谢皮洛夫访问埃及之时，纳赛尔仍然认为能和美国就建设阿斯旺大坝的财政援助达成协议，那时还没有决定要收回运河。但是，当纳赛尔改变主意后，埃及官方仍然保持沉默。因此，苏联人有理由认为，他们一直在蒙受着欺骗。纳赛尔讲话发表的前一天上午，埃及外交部长会见了苏联驻埃及大使，但却根本未提及苏伊士运河，而是谈到阿斯旺大坝工程。他向莫斯科提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请求，要求他们佯装苏联将帮助开罗建设这个工程。几周后， 7 月 19 日美国政府宣布，它将不帮助纳赛尔建设大坝。开罗到处都在传说：莫斯科准备接手这个工程。然而，这些传言并没有根据，莫斯科一如既往，对阿斯旺大坝持怀疑态度。苏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立即否认存在类似协议。通过埃及外交部长，纳赛尔请求莫斯科不要否认这些传言。虽然埃及外交部长未做任何暗示，但对莫斯科来说，事情越来越清楚，当纳赛尔准备收回运河时，要利用莫斯科在政治上为他做掩饰。纳赛尔既不想让西方大国也不想让埃及人民怀疑，他是出于软弱而不是强大来争取运河国有化的。
让赫鲁晓夫一无所知，不管纳赛尔对此抱有何种动机，但其讲话对苏联来说，确实非常意外。如果埃及占据运河，克里姆林宫还没有作好应对准备，它并未想到要作这样的准备。赫鲁晓夫已经把克里姆林宫与纳赛尔之间的关系视为其战略核心，即与第三世界结盟，由此来影响中东局势的战略。然而，他并不准备支持纳赛尔来实现其梦想——在中东地区确立埃及的霸权地位。为了打消给西方和开罗留下的这种印象，此后，莫斯科一直在告诫埃及要谨慎。的确，谢皮洛夫 6 月访问开罗，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强化一个信号：开罗应该小心处理其外交政策。对莫斯科来说，埃及要求得到的大多是苏联的先进武器，如 T-54 坦克、米格 -19 喷气式战斗机等。这表明，开罗可能要企图进攻以色列。“现在尤其重要的是，”苏联外交部长告诫埃及国防部长，“不要让帝国主义分子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挑起军事冲突，那些帝国主义分子将会利用这些冲突来巩固他们在中东的地位。”纳赛尔对运河国有化的决定完全违背了莫斯科的忠告。
就克里姆林宫的忧虑而言，这个决定也确实不合时宜。 1956 年 7 月，莫斯科绝不需要再添一件麻烦事。那年夏天，赫鲁晓夫和他的同事们已经完全被东欧事件所牵制，他要对此负责。
5 个月前，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来自 56 个州的近 1500 位地方领导人做了主题发言。他诋毁斯大林的犯罪行为，并发动肃清斯大林主义的运动。“斯大林以一种野蛮的方式投身于社会主义事业，”在大会之前的会议上，他告诉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毁了党。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摧毁了一个人最神圣的东西。他让一切事情都屈从于他的任性和反复无常。”
此前就是否发表这个讲话，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进行过两个月的争论。赫鲁晓夫对揭露斯大林的程度有些犹豫不决。“我们应该仔细考虑讲话的措辞，”支持他的谢皮洛夫说道，模仿着他的忧虑，“不要造成伤害”。时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反对攻击斯大林。但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里，甚至连作为改革者的赫鲁晓夫也担心反共分子会设法利用这些批评来诋毁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合法性。最后，赫鲁晓夫希望把这次讲话限定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范围之内。
到 5 月，艾森豪威尔政府从以色列情报人员那里得到一份讲话稿，并把它交给《纽约时报》。赫鲁晓夫的讲话出现在世界各地报纸上，在苏联东欧集团内引起广泛不安。在东欧特定的条件下，赫鲁晓夫自己所宣称的、所谓自上而下的苏联改革已经被转化为一场民众追求更多政治自由和民主的运动。由于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是斯大林选定的，能力低下，根本无法控制赫鲁晓夫发动的这场运动。因此，这场运动迅速传播开来。苏共二十大之后的数周里，东欧莫斯科卫星国的那些斯大林分子们徒劳地遏制着来自改革者的压力。
1956 年夏，波兰似乎离一场政治大爆炸很近了。波兰领导人爱德华·奥哈布[2]，曾经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描述成“就像当头挨了一记闷棍一样”。他自己也被证明一点也不擅长应对新的政治环境。 6 月底，波兰政府对波兹南民众争取“面包和自由”的示威反应过度。在示威民众和警察的冲突中， 56 个工人死亡， 300 多人受伤。
匈牙利的形势似乎也不稳定。在那里，共产党内部展开改革斗争。 6 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米哈伊尔·苏斯洛夫[3]被派往布达佩斯，以加强党的团结。当那里政治紧张局势尚未得到缓解时， 7 月，主席团委员米高扬又带着指示到了布达佩斯，要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层进行全面改组。
宣布运河国有化的次日上午，克里姆林宫才从一个埃及人那里首次得到有关中东问题的消息。埃及驻苏大使带着浓重的忧虑色彩为苏联人描述了形势。“现在，所有的西方大国都反对我们。”他对苏联外长谢皮洛夫解释道。尽管埃及把英国列为其头号敌人，但开罗断定将要首先和以色列开战。“如果以色列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发动战争，”埃及大使说道，“那么英国将会支持他们。”埃及大使没有明确说英国到底采取哪种形式来支持以色列，但他进一步明确推断，英国将会从美国那里暗中接受援助。说到中央情报局在推翻伊朗民族主义领导人穆罕默德·摩萨台[4]政府所扮演的角色时，大使警告说，“过去美国就给人这样一种错觉：在埃及它也能做伊朗那样的事。”
尽管有如此多的担忧，但开罗还只是要求俄国人提供道义上的支持。“如果在道义上支持我们，”埃及大使说，“那么你们就不止是在帮助埃及人民，而且也是在帮助其他阿拉伯国家，因为它们也在期待着这种支持。”和赫鲁晓夫一样，谢皮洛夫也有意扩大和第三世界的联系，他答应要马上把埃及大使的建议提交克里姆林宫。尽管对此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指示，但谢皮洛夫还是信心十足地多说了几句话，“苏联政府将会尽一切可能，以便让埃及政府采取的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措施不会为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正是纳赛尔想听到的话。
来自埃及政府的紧急电报对克里姆林宫没有起到明显作用。赫鲁晓夫没有召集中央主席团紧急会议来研究埃及问题，驻扎在苏联西南部或保加利亚的苏军也未进入战备状态。保加利亚是离埃及最近的苏联卫星国。首都莫斯科并没有一丝危机感或者迫在眉睫的对抗感觉。相反，倒是有一个非常令人宽慰的设想，即所有的西方大国将不得不接受苏伊士运河主权的改变，把它视为又一个非殖民化的象征。
7 月 26 日深夜，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得知苏伊士运河国有化消息时，正在主持一场国宴，招待伊拉克国王费萨尔[5]和总理努里·赛义德。作为 1950 年代亲西方的一个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伊拉克总理代表许多与会人士讲了话。他私下告诉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劳埃德[6]，“你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打，现在就打，狠狠地打……如果不理会纳赛尔，那么，他会把我们都消灭掉。”如何对待纳赛尔，艾登几乎不需要伊拉克人来指教。自视为中东问题专家的艾登，很久以来，在英埃关系上，他变成一个鹰派人物。在艾登的眼里，纳赛尔是“穆斯林中的墨索里尼”，也是一个自负的人，他想损害英国的利益而扩大自己的势力。 1938 年，因为张伯伦政府对夸夸其谈的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姑息为奸，艾登愤然辞职。这次，他也不想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对纳赛尔让步。
艾登下决心的背后还有一些痛苦的教训。近年来，对英国首相来说，纳赛尔纯粹变成了一个政治问题。 1954 年，当他就任丘吉尔政府的外交大臣时，艾登不顾他所在的保守党强硬派的反对，冒险谈判把英军从苏伊士运河附近的基地撤出。此后，英国保守党中的反对派把纳赛尔的每一个行为都归咎于艾登对他的错误判断。就像艾登的传记作者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7]所得出的结论，这个政治上的弱点并没有导致艾登来寻求那些老旧的反对派的同意，但是这确实让他把纳赛尔的行为视为是一种个人的背叛。 1955 年 9 月与苏联的武器交易事件让艾登大吃一惊。稍后几个月，约旦决定对侯赛因国王军队中的英国指挥官开火的事件，都与纳赛尔干涉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事务有关，这对艾登的中东政策也是一种打击。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只不过是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艾登认为，别无选择，只有迅速而又严厉地对付埃及领导人。纳赛尔“踩在我们的气管上。”当伊拉克人和其他参加晚宴的客人离开后，艾登在随后召开的核心成员紧急会议上这样说道。首相仍然系着出席国宴的白色领带，显得充满自信和坚决。他邀请英军总参谋长以及友好国家驻英国的外交人员，如法国大使、美国代办，来出席这次晚会，倾听他的计划。他希望法国和美国共同合作来回应纳赛尔的挑战。
英国首相决心要把运河的国有化扭转过来。他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关闭运河，不让埃及得到任何财政收入。为苏伊士运河公司工作的英国公民将被鼓励离职，他也希望别的国家也能迫使其公民罢工。艾登估计，最终，那些航行运河的主要国家，不包括苏联和埃及人自己在内，将会开会讨论如何正式从纳赛尔手里夺过运河。对于夺回运河可能要做的事，艾登直言不讳。当着法国和美国外交官的面，他命令总参谋长尽快就重新夺回运河所需要的兵力及行动方案提交一份报告。
巴黎和艾登一样好斗，法国政府把纳赛尔的行为看成是对法国声誉的沉重打击。二战以来，第四共和国的领导人们目睹了萨尔（ Saar ）的丢失。这是一个被占领的德国地区，后来它又经投票决定，加入西德，德国得以重新武装起来。在印度支那，法国也惨遭失败。阿尔及利亚是北非与巴黎联系最紧密的一个殖民地，以至于它完全变成了法国的一个省。最近，那里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内战。虽然新上任的总理、社会党人居伊·摩勒[8]把阿尔及利亚的内战称为“一场愚蠢的、毫无结果的战争”，但是，和 1956 年法国政坛的其他人物一样，法国总理也无意切断与北非的联系，从那儿退出来。
对纳赛尔的愤恨更多地来自于对阿尔及利亚所做的政治承诺，而不是因为法国在苏伊士运河的投资。埃及人正在武装阿尔及利亚叛军，并口头上坚定地支持后者。许多法国政治家和军官都相信，要想在阿尔及尔取得胜利，绕不过开罗这条路。许多人也深信，纳赛尔不是一个人在单打独斗。 1954 年法国在越南遭受失败后，他们已经看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阴谋，现在他们把赫鲁晓夫看成是纳赛尔最主要的出谋划策者。“实际上，这完全是针对法国的，”法国总参谋长保罗·埃利[9]将军这样说道，“苏联把破坏西方世界的企图应用到了极致。”
艾登晚宴上的话一传到巴黎，法国马上就开始制定联合军事行动方案。 7 月 27 日，摩勒政府最后决定，如果必要的话，要诉诸武力来打破纳赛尔对运河的控制。次日，由一位将军率领的法国军事代表团访问伦敦，向英国带去口信，法国决意要尽快加入英国的军事行动，以共同打击埃及。然而，立即发动进攻还不可行。英法两国驻扎在中东的空军部队还不到一个师，而英国估计，要夺取和控制运河，至少要投入三个师的兵力。要想取得胜利，必须要把兵力运送到东地中海。为了这次行动，法国提出要重新调遣派驻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驻军。但法国政府也明白，可能会需要更多的兵力。巴黎最初的想法是要和以色列来讨论如何增强打击力量。
纳赛尔不想再激起艾森豪威尔政府同样的义愤，就像他对大西洋另一边所做的一样。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福斯特·杜勒斯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他们不信任纳赛尔，但也没有感觉到来自后者的威胁。和英法不同，美国几乎完全是从和苏联斗争的角度来看待纳赛尔问题的。 1956 年 4 月以来，华盛顿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就是要打断纳赛尔似乎对赫鲁晓夫抱有的好感。这些措施中，最意外的就是拒绝帮助建设阿斯旺水坝。“最初的目的，”杜勒斯写道，“是要让纳赛尔意识到，不能和他合作，因为他一边和苏联打得火热，而同时还享受美国提供的最惠国待遇。”美国的政策就是，再给纳赛尔一两次机会，“以避免任何公开的破裂，破裂肯定会把纳赛尔推入苏联的卫星国行列中。我们想给纳赛尔一个台阶下，让他重新恢复和西方的良好关系，如果他也有同样想法的话。”
纳赛尔对运河突然实施国有化，这表明埃及领导人可能已不可挽救。但是，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都没有马上拿定主意。国务院的法律小组得出结论说，埃及没收运河是在合法行使其权利，而且美国总统也同意这个看法。“在自己的领土范围内，任何主权国家对私有财产行使征用权都是其固有的权利，这不可能被怀疑，”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道，“只要被剥夺了财产的业主得到赔偿。”艾森豪威尔的疑问是，纳赛尔想收回运河，现在他已经做到了，但他是否会保证运河和港口将依然对所有商船开放？到 7 月底，这个问题依然不明朗。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说，同样一个不明朗的问题是，为削弱西方在中东的地位或者来帮助苏联进入中东，国有化是纳赛尔的最后一步，或者说只是其系列打击计划中的第一步？两人都不同意法国的说法，称占有苏伊士运河类似于 1936 年纳粹德国的再次军事化，那被证明是希特勒实现其霸权计划的第一步。但是，艾森豪威尔还是考虑暂不做决定。如果纳赛尔不能经营运河，拒绝国际化，届时，美国将不得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艾森豪威尔相信，美国所做的最坏打算就是和英法一同讨论采取军事行动。他和杜勒斯都同意，问题的解决应该来自更多国家的参与。它将不得不需要外交解决，任何使用武力的决定将要取决于中东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国内政治让艾森豪威尔变得更加小心。当年是美国大选年，选举日就在 11 月 6 日，现在还看不到中东战争会给选举带来什么政治优势。运河国有化政策宣布后的次日，一个美国代表团前往伦敦，要他们注意现在的“形势”，敦促英国放弃军事干预。
对赫鲁晓夫来说， 8 月 1 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是莫斯科列宁体育馆落成仪式上的明星。这是欧洲最大，也是世界最大的几个体育设施之一。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来公开表态支持纳赛尔和埃及。自谢皮洛夫会见埃及大使以来，莫斯科已经对埃及给予口头支持。苏联政府利用《真理报》来表明，它承认纳赛尔有权对运河实施国有化，报纸也发表了 7 月 28 日纳赛尔在亚历山大港所做的公开讲话。但这并不表明莫斯科把苏伊士运河看成了一场危机，需要进行广泛的政治和外交攻势来解决这场危机。莫斯科没有派密使出使开罗，赫鲁晓夫也没有发表公开讲话。
莫斯科最初的反应不是满足纳赛尔的要求，后者想从苏联得到更多。早在 8 月 1 日，埃及大使就向赫鲁晓夫带去纳赛尔的一封信。在信中，纳赛尔请求开放运河，让所有国家“自由使用”运河。苏联对此事低调回应，反映出他们对纳赛尔把运河与政治隔绝开来的愿望还持怀疑态度。没有证据表明，莫斯科曾经向开罗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是纳赛尔还是希望能肯定赫鲁晓夫并不怀疑这个理由。递交信件时，埃及大使向俄国人保证，埃及正在采取的每一项措施都“不想给这些大国（英国、法国和美国）一个干涉埃及内部事务的手段和理由”。
面对数万苏联公民，赫鲁晓夫兴奋极了。利用这次短暂的讲话机会，他也提到了苏伊士运河的形势发展，以安抚纳赛尔。“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赫鲁晓夫说道，“是在一个像埃及政府一样的主权国家的权限范围内。”赫鲁晓夫警告英法不要反应过度：“一定要强调的是，埃及自己已经承诺要尊重苏伊士运河的自由航行，并且对公司的股东予以补偿。因此，”他得出结论，“心平气和地评价这个行为，冷静地看待新的形势和时代精神是非常必要的。”
赫鲁晓夫抵制住了在公众面前哗众取宠或威胁他人的诱惑。相反，他公开提醒英国注意其面对印度、缅甸，直至最近的埃及等国独立时所采取的成功政策。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表明莫斯科对形势发展所持的谨慎态度的话，那么，赫鲁晓夫还确认了苏联也会有兴趣作为一方来介入对埃及运河的管理。“苏联直接对自由航行的苏伊士运河进行管理怀有兴趣，考虑到埃及政府将对所有国家自由开放运河的声明，苏联得出结论，对此没有必要紧张和苦恼。”
赫鲁晓夫还没有完全了解到西方各国首都正在发生的一切，不想分担他埃及盟友的紧张心情，他认为这些话足够了。“我们没有证据，”在赫鲁晓夫发表讲话的当天，一个外交官告诉埃及驻苏大使，“说西方大国正在筹划进行军事干预。”苏联情报机关也没有关于巴黎和伦敦正在策划军事干预的消息。然而，克格勃向克里姆林宫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机会，由此来观察美国对中东局势的发展所作出的反应。至少从 1956 年 4 月起，苏联就成功监听了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克里姆林宫甚至能复制其发出或接收的每一份电报。这些偷来的绝密电报向苏联人证实，美国不想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采取对抗立场。赫鲁晓夫和克里姆林宫领导层由此断定，如果没有美国的参与，西方国家不可能对埃及实施军事干预。赫鲁晓夫还不知道这些，但最后证明，美国的最高机密对中东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多大帮助。
因为消息极为敏感，克里姆林宫只是向埃及人暗示其消息来源保密。开罗被告知，不要怀疑这种可能性：在埃及和西欧国家的纠纷中，美国将会扮演一个和平角色。“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美国还多少遵循着一条不同的路线。”一个苏联官员向埃及大使这样解释道。为了再让埃及放心，莫斯科提出一个理论，说经济原因将会阻止美国支持英国或法国的极端主义想法。“美国石油公司明白，”这位苏联官员继续说道，“中东储藏着大量的石油，考虑到阿拉伯人的情绪是坚定的。因此，采取任何反对埃及的极端措施都很糟糕。”
7 月底，美国代表团会见英国首相之后，从伦敦传回来的消息并不是艾森豪威尔所想听的。英国政府，特别是艾登决意要“把纳赛尔赶出埃及”。伦敦不仅要把国有化颠倒过来，而且还想把推翻纳赛尔列为英国出兵的首要目标。美国人被告知，英国已经开始计划入侵埃及，将需要 6 周时间来训练士兵。为了给这次入侵找到借口，英国正在筹划一个由西欧苏伊士运河主要客户参加的会议，并向纳赛尔发出最后通牒，估计后者会拒绝这个通牒。
从伦敦传来的消息让美国总统感到困惑。艾森豪威尔设想到，在没有进行任何认真的努力来和纳赛尔展开谈判之前就开战，埃及可能会被轻易打败，但那时就要担心阿拉伯世界对英国入侵埃及的反应。他的预见是，届时输油管道被破坏，英国驻军以及其他西方目标会遭到恐怖袭击。“英国，”艾森豪威尔告诉其高级顾问，“在现在的背景下，动武已经是过时的想法。”
考虑到要让英国盟友们认真地理解战争的系列后果，艾森豪威尔派国务卿访问伦敦，并带去一份寻求外交解决的方案。 8 月 1 日，杜勒斯抵达伦敦，带去一份美国的方案，设计了对运河实施国际化管理的程序。不是开一个造假的会议，华盛顿建议把那个为期 75 年的国际公约所涉及的 24 个签字国，以及他们的继承国召集起来。正是这个国际条约决定着运河的使用权。 1888 年，当时的主要大国俄国、奥匈帝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集会，就这条战略水域的自由使用草拟了一份公约。二战期间，英国关闭运河。但是，二战以来，埃及一直是康斯坦丁公约的主要违背者，它拒绝允许以色列的船只穿越运河。
杜勒斯要让英国相信，美国的目的是要削弱纳赛尔的力量，破坏国有化政策，但他拒绝美国就任何军事计划作出承诺，甚至也不对军事解决的选择表态。为了反映出他和艾森豪威尔的不同看法，他也解释道，美国政府也同意推翻纳赛尔政权这个最终目标，但是他认为这个目标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以及熟练地运用世界舆论的力量来实现。法国和英国都同意召集会议的这个提议。杜勒斯也让他们相信，会议将通过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旨在迫使纳赛尔把运河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一个国际管理机构，它将收取通行费，承担运河的维修，保证运河对所有国家开放。埃及将会被许诺分给一定比例的通行费，但它的份额将由这个国际管理机构来决定。
尽管杜勒斯一贯对克里姆林宫持强硬路线，但他认为也要邀请苏联来参加这个会议，因为其前政府也在康斯坦丁公约上签过字。否则，会议将缺乏合法性。他向英国和法国保证，邀请书将不会真正暗示是咨询还是合作。他又解释道，会议可以被组织起来，以便“把俄国分隔开”。大国将参加会议，保证从中得到他们所期待的东西，而苏联则没有选择，只有接受或者站在少数人一边。美国也认为，将不得不邀请埃及参加会议。
8 月 2 日，英国、法国和美国联合发表声明，建议所有君士坦丁公约的签约国，还有其他一些与通过运河的海上贸易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国家，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定于 8 月 16 日在伦敦召开。
华盛顿坚持外交解决运河问题，虽然暂时延迟了军事打击计划，但艾登仍然下令继续作好军事打击埃及的准备。最初，英军总参谋长计划在 8 月 1 日发出最后通牒， 9 月 15 日发动攻击。艾登要他们明白，伦敦会议只不过是要改变最后通牒的时间表而已。英国首相仍然期待在 9 月发起攻击。他是这样设想的，也希望有这样的结果：纳赛尔反对会议提出的要求。
8 月 3 日，苏联收到了参加伦敦会议的正式邀请。邀请终于起到作用，它引起克里姆林宫对中东局势的关注。自从运河国有化以来，它也促使纳赛尔第一次向克里姆林宫提出重大的要求。苏共中央主席团准备开会商议如何应对邀请，会议开始前几小时，纳赛尔通过苏联驻埃及大使带来口信，希望苏联拒绝参加伦敦会议。埃及无意参加任何由英国组织、赞助或以其他方式筹划的会议。同时，他也希望，作为埃及亲密盟友的苏联也以同样的方式来行事。如果不得不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那么，纳赛尔更喜欢在联合国开会。
“或许纳赛尔是对的，” 7 月 26 日以来，克里姆林宫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来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赫鲁晓夫在会上对他的同事们这样说道，“谁在选择与会者？”然后他自问自答：“英国、法国和美国。我们不应该去，纳赛尔是对的。”他也同意纳赛尔的观点：联合国大会将是讨论运河国际化问题的最好场所。赫鲁晓夫要求重新明确这个问题，把它的范围扩大，不要再让埃及成为关注的中心。这次大会辩论“不止限于苏伊士运河，还有其他的运河和海峡”。
赫鲁晓夫设想，伦敦会议可以被安全地抵制，不会伤害埃及利益。只要这件事还没有成为几个超级大国意志的试金石，那么，赫鲁晓夫就有信心在联合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特别让他受到鼓舞的是，似乎美国正在抑制其盟国的野心。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认为，苏联不得不表现得有所克制，因为他的案头上放着一份最新的系列核试验计划书。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他告诉主席团委员，核试验不得不推迟到国际紧张局势缓和之时。赫鲁晓夫也要让开罗谨慎处事。苏联大使索洛德要向纳赛尔建议，在公开场合，他再次表明埃及在冷战中的中立立场，并且要继续谴责 1954 年的伦敦苏伊士运河基地协议，尽管协议规定，在紧急情况下，英国要对运河进行干涉。
然而，两天后，莫斯科对自己的克制和脱身政策失去自信。英法似乎在备战的消息，一下子让赫鲁晓夫把焦点又集中在苏联需要推动外交解决的问题上。不用从事间谍活动，克里姆林宫就能看出来，英国在公开备战。纳赛尔最担心的事情或许就要发生了。英国报纸发表了海军备战朴次茅斯港的消息，英国三艘航空母舰本周早些时候将起航出海。从星期天即 8 月 5 日起，英国皇家陆军第 16 伞兵大队将登上其中一艘航母。陆军似乎也在加强其在塞浦路斯的军事基地，其他几支部队已经被下令移驻那里。在塞浦路斯，还有另外几支部队也与之会合。战时办公室只承认，这只不过是一些军事预防措施而已。
纳赛尔也变得关心起莫斯科来。苏联大使索洛德通知莫斯科说，纳赛尔正在威胁美国，如果艾森豪威尔不接受苏伊士运河的国际化，他将要实施恐怖统治。“我告诉过美国大使，”纳赛尔只对苏联大使索洛德一个人说，“整个运河已布满地雷，如果埃及遭到某种形式的入侵，仅用 5 分种，运河及其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将被毁灭。”纳赛尔还补充道，他也威胁过美国，要破坏中东地区的所有油井，“特别是科威特、巴林和亚丁的石油油井”。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说明纳赛尔的边缘政策的话，至少他告诉给苏联人的话可以说明，埃及领导人提到，他正在考虑撕毁 1954 年签订的英埃协定。据此协定，英国解散了埃及在苏伊士的军事基地。
要么是英国，要么是埃及要豁出去的可能性陡然增大。赫鲁晓夫认为，莫斯科已毫无选择，只有直接置身其中，充当调停人。尽管 8 月 3 日就已告诉纳赛尔，苏联将不派代表团参加伦敦会议，但是现在，赫鲁晓夫得出结论，苏联将不得不参加这次会议。 8 月 5 日，他召集中央主席团特别会议，专门研究由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率团赴会之事。
赫鲁晓夫负责决定如何向纳赛尔解释苏联立场突然转变的原因。 8 月 5 日的会议上，他口授了信的主要内容，向纳赛尔阐述了他的理由。苏联对政治局势的评估是“和以往相同”，他解释道，但是，因为得到最新消息，“我们要派出代表团赴伦敦，不让他们的军事计划得逞”。根据英国的种种军事行动，赫鲁晓夫也希望纳赛尔改变主意，派代表团赴会。“或许你想派你的外交部长，但是，这由你来决定。”赫鲁晓夫也想改变印度总理尼赫鲁对会议的看法。在第三世界国家，尼赫鲁的地位很高。作为英国前殖民地的领导人，可以预计，他将支持埃及对运河实行国际化。印度人已经被邀请赴会，但他们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参加。
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一致称赞赫鲁晓夫的建议，但透过表面，就如何准备伦敦会议其实还有一些分歧。像艾登一样，赫鲁晓夫在国内也有一个有关纳赛尔的问题。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都怀疑纳赛尔是否有能力来处理这场危机，但是赫鲁晓夫则倾向于支持埃及领导人。克里姆林宫的许多知情者和赫鲁晓夫自己都认为，纳赛尔曾经粗暴地处置过运河的国际化问题。他话说得很好听，但行动似乎显得很草率，准备不足。纳赛尔已经发布声明，承认所有国家都有权使用运河。但是，克里姆林宫认为，埃及禁止以色列通过运河，这个政策已经让国际社会担心，运河的使用将不会脱离埃及的这一政策。而且，假如埃及出于一时的兴致来保护运河，一些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还怀疑，纳赛尔有没有能力来管理好运河。和埃及人谈判建设阿斯旺大坝的经历已经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印象，有时埃及人的雄心壮志要远大于其实际能力。意识到国内的这些忧虑，赫鲁晓夫明白，他不得不通过外交努力来谨慎解决这个问题。
6 天后，外交部传阅了谢皮洛夫会议发言用的第一批方案。它表明苏联代表要表达三个要点：埃及有权实施运河国际化，运河的航行者有权期待埃及尊重 1888 年康斯坦丁公约有关自由航行的约定，伦敦会议不是一个决定如何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合适地方。 45 个国家大规模使用运河，而 3 个西方大国只邀请其中 24 个国家。除苏联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关键的中立国家都被排除在会议之外，以此来保证会议将通过削弱埃及运河控制权的决议。莫斯科的目的就是再促成一次更广泛的会议，届时，西方大国的得票数或许就会被那些同情埃及主权的国家所超过。
8 月 9 日和 11 日，克里姆林宫再次开会审议外交部的工作。此时，对纳赛尔的不同意见已公开化。 1955 年 11 月，赫鲁晓夫曾经向他的同事们承认，在向埃及提出更多要求之前，就向他们出售武器是非常危险的。根据目前中东局势的发展，其克里姆林宫同事们开始重新考虑这些风险带来的后果。马林科夫虽然在 1955 年丢掉了大权，但他仍然还是中央主席团委员。他说出了一些人的忧虑，即他们认为苏联不应该把自己和纳赛尔紧紧地绑在一起，“我们不应该再当纳赛尔政治热情的囚徒”。他还抱怨几个声明中对埃及的权利提得太多。作为回应，赫鲁晓夫认为，西方大国倾向于使用武力，因为他们误解了苏联在这个地区的意图。“显然，”他解释道，“西方有以下想法：我们（苏联）想否认他们在 1888 年公约中所享有的权利，我们还想吞并埃及以控制苏伊士运河。”赫鲁晓夫要向人们证明，苏联正在寻求一条介入埃及和西方大国间的中间道路，借此来消除这些看法。“我们理解英国和法国的焦虑，”他说道，“我们对这件事的关心不亚于英国，最要紧的是航行自由。”国防部长朱可夫也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他承认，对苏联意图的误解，是英法两国前两周一直在展示其武力的理由。“他们怀疑，”朱可夫说道，“我们想不战而赢。”
之后几天，克格勃提供的情报坚定了莫斯科的决心，那就是利用伦敦会议来劝说英法，就他们所关切的问题找出一种和平解决办法。克里姆林宫从法国国防部得到的情报称，法国和英国已经达成一致，即将联合进攻埃及。根据协议，法国和英国武装力量将在伦敦会议后占领苏伊士运河。情报解释说，美国无意制止英法的军事行动。尽管消息来源提到英法两国就使用武力对付纳赛尔采取强硬立场，但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如果通过讹诈和恐吓也能达到目的，法国将非常高兴乐见其成。
显然情报证实，美国在其盟友中扮演的可能不是一个温和的角色，这与赫鲁晓夫根据另一份秘密情报所得出的结论不同。 8 月 13 日晚，克格勃报告，美国大使查尔斯·波伦和以色列大使优素福·阿维达尔[10]在列宁格勒机场候机时说过一段话。以色列大使告诉将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大使波伦，他和他的（以色列）政府对苏伊士运河地区的局势和由此造成的长远后果感到非常焦虑。以色列处于阿拉伯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如果纳赛尔关闭运河，只对苏联战舰和纳赛尔的盟友开放，以色列可能支撑不了一年。这份情报之所以让人大吃一惊，不是因为他披露了以色列的焦虑，而是美国大使波伦的回答，它也被克格勃听到了。
“运河问题还没有作出决定。”波伦对以色列大使说道。这位美国大使然后解释道，以色列可以帮助西方来激怒纳赛尔，让他犯错误。“以色列有这个义务，”波伦大使说道，“在不久召开的伦敦会议期间，在埃及边境制造一种紧张的气氛，迫使纳赛尔暴露出其侵略以色列的野心。”这是西方国家打垮纳赛尔所需要的借口。“我的政府准备向埃及展开任何形式的斗争。”以色列大使答道。这份情报被迅速报告莫斯科，一个克格勃特务声称自己窃听了这次谈话。到 8 月 14 日上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谢皮洛夫都看到了这份情报。
赫鲁晓夫不是在莫斯科读到这份克格勃窃取的大使会谈报告。 8 月 13 日，他已经前往南方的乌克兰，对顿巴斯煤矿地区做一次私人访问。 1956 年，苏联 30 ％的煤都产自顿巴斯地区。但是，因为苏联最主要的煤炭来源地波兰的政治局势不稳，现在顿巴斯需要生产更多的煤。波兰改革者现在要求对有盘剥性质的苏波经济关系作出调整。从 1940 年代末以来，苏联一直在强迫波兰以世界煤炭价格 10 ％的超低价格向苏联出口煤。煤是波兰的主要出口货物，其中多数进贡给苏联。从煤炭贸易中，波兰不能得到足够外汇来购买西方的机械产品和食物。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为波兰人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再次对斯大林时代的做法进行谈判。然而，仍然对波兰人抱有同情心的赫鲁晓夫也知道，要以自产煤炭来取代波兰产品，苏联能源工业将要度过一个困难时期。
当赫鲁晓夫还在乌克兰之时，中央主席团其他委员审议了苏联在伦敦会议上的议程。所有领导人都再次表示，他们不喜欢外交部准备的那些声明草案。马林科夫强调，声明过多地提及埃及的需要，而对苏联和平解决这件事的关注解释不够。马林科夫想更进一步，他又回到了 8 月 11 日会议上自己提到的那个想法。他们可以要求纳赛尔作出承诺：用苏伊士运河公司的一部分储备金来维修运河，而不是把它们全部投入到阿斯旺大坝的建设上。上次会议上，没有人支持马林科夫的这个提议，这次会议上，他也没有取得成功。如何引导伦敦会议与会各方达成和平解决方案，克里姆林宫并没有达成一致。他们决定，外交部长谢皮洛夫暂时不向大会提交任何正式提案。相反，领导层还指示他要发表声明，既要强调埃及有权对苏伊士运河实施国有化，也要强调莫斯科的期待，即埃及将愿意听取国际社会就运河管理所提出的一些正式意见。隐藏其后的是一个妥协的建议，即国际社会不控制运河，而对其实行监督。谢皮洛夫被授权，如果能在埃及沙漠避免发生一场战争，要和西方大国，特别是要和美国进行合作。
当苏联人备战伦敦会议之时，白宫还不能确定，它是否应当在解决其西方盟友和埃及的冲突之间扮演一个领导者的角色。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立场略有些不同，尽管两人都想避免一场有关运河的战争，但对如何更好地长远解决中东问题，他们的意见并不一致。杜勒斯越来越相信，纳赛尔不得不下台。他也看出，迫使埃及领导人接受运河的国际化管理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
然而，艾森豪威尔并不认同英法所坚持的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强硬立场。他不打算放弃那种给纳赛尔一个台阶让他重新回到西方世界的政策。比他的任何一个顾问更胜一筹的是，艾森豪威尔能让自己站在与他对抗的领导人的位置上来考虑问题。美国在巴拿马也有自己的运河，他明白为什么纳赛尔无意于允许他人通过苏伊士运河。最后，艾森豪威尔倾向于这个看法，如果纳赛尔反对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那么就应由国际社会来监督运河。
在国务卿赴伦敦开会之前，白宫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美国总统表达了他对待纳赛尔策略的怀疑态度。这种只追求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孤注一掷的做法，并不能稳定这一地区的局势，因为纳赛尔从来都不会接受这样的国际政权。埃及毕竟对运河拥有所有权，有所有权就意味着有管理权。
尽管有这些担心，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制止杜勒斯的行为。那个 8 月，他还有更多的想法。还有几个星期就要在旧金山召开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了。传言很多，说他正在考虑换上理查德·尼克松做他的竞选搭档。尽管艾森豪威尔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考虑，但这仍然让他分心。或许身体欠佳是总统被迫作出的最好解释。艾森豪威尔最近得了回肠炎，这是一种痛苦的肠内失调疾病，还在恢复中；前一年，他还得过一次严重的心脏病。他已经失去了他应有的那种精力了。
和沉默寡言、呆板的前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不同，谢皮洛夫让人耳目一新。这位苏联外交部长经常面带微笑，似乎很放松。 8 月 15 日，谢皮洛夫离开莫斯科前往伦敦。“他似乎更像是一个运动员而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在他到达伦敦后，路透社记者这样观察道。他穿的是运动服，和其他代表团成员不同，也没有戴浅顶软呢帽或常礼帽。然而，他时常会精心梳弄浓密的黑发，有时头发会耷拉到脸上。
次日，伦敦会议在历史上著名的兰开斯特宫开幕。兰开斯特宫被装饰得很美，据说比白金汉宫还要壮观。它位于伦敦景色优美的蓓尔美尔街，过去这里是约克公爵的住宅。很快，英国和其盟友就注意到了谢皮洛夫，非常注重打扮，这让他有别于莫洛托夫。抵达伦敦后，谢皮洛夫就在机场的转机休息室向记者发表了一个声明。声明短暂而又动听，阐述了莫斯科寻求和平解决的原则和立场。“在我们的时代，国际争端只有在公平原则和时代精神指导下，通过相关国家的协商谈判才能解决。”这里，谢皮洛夫把“时代精神”定义为“严格遵守……国与国之间全面平等的原则”。换句话说，苏联将不会接受拟议中的有损埃及主权的解决办法。
会议之初，谢皮洛夫的行为表明，他要用两种方式来定义伦敦会议上取得的成功。首先，他希望形成国际压力，来制止英法两国在地中海一带采取军事行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苏联才决定参加伦敦会议，这也是谢皮洛夫必须要主张的条件。另一个成功的象征将是很难承担的责任。大会让苏联证明，它是世界刚刚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保护者。对那些脆弱的新兴国家来说，再没有哪种方式比支持他们自主决定的行为，更能体现出苏联对它们作出的保护和承诺。
谢皮洛夫也在以莫斯科并不欣赏的方式突破着苏联的旧模式。他改写了副外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11]用电报发给他的声明草案。库兹涅佐夫写“我们”，谢皮洛夫改成了“我”。莫斯科有些生气，西方国家外交官也感到吃惊。不一样的不止是谢皮洛夫的举止，他的措辞也有所不同，比起过去，听上去似乎也暗示着苏联的立场更加灵活。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告诉杜勒斯国务卿，谢皮洛夫私下曾同意那样的观点，“运河的控制权不能置于像纳赛尔这样的人的手里”。
除个性不同外，谢皮洛夫忠实地遵循着赫鲁晓夫的路线，即不要给西方国家任何借口来破坏会议，把苏联的行为当作他们入侵埃及的托辞。和洛德会谈后没有几个小时，谢皮洛夫就显示出同样热切的愿望，要和杜勒斯找到共同点。“我无意于争论埃及或者英法的行为谁对谁错……最重要的是要承认现在的形势。”苏联外长赞赏华盛顿和莫斯科持同样的看法，即致力于缓和紧张局势，和平解决争端。
谢皮洛夫暗示，苏联的情报表明，美国和西欧大国的立场有所不同。他也向杜勒斯保证，之所以提到大西洋两岸盟友间的不一致，目的不是要美国“疏远”其盟友。谢皮洛夫还说，“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那么，美国可以和苏联一起来找到解决这场危机的办法。”苏联外长说，他听到一种说法，美国正在散发一个决议草案，要把管理运河的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实行国际化管理。谢皮洛夫并没有完全排除这种想法，在寻求和谐一致的精神下，他说，“对我来说，这似乎太严厉了，在世界的一些地方可能不受欢迎。”杜勒斯不想让谢皮洛夫说得更多，尽管如此，他还是说，和谢皮洛夫持同样观点，即最大的挑战是找到一种解决办法，要让埃及享有作为主权国家的各种权利，这种权利要和那些与运河自由航行休戚相关的国家的利益相一致。但是，他拒绝就国际社会来控制运河的目标作出让步。“人们不可能都相信埃及有能力来单独管理运河。”他告诉苏联对手。
稍后和英法举行的会谈中，杜勒斯向他们保证，美国依然承诺利用这次会议来诋毁纳赛尔。杜勒斯并不对即将开始的正式会谈有所期待。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已经作出了会议的结论。与会的国家有 22 个，现在的任务是要游说绝大多数国家。杜勒斯急于要做到，不让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反对美、英、法三国的议案。“在会议结束前，”他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中写道，“将会有一些房间浓烟密布，就像芝加哥和旧金山一样。”
然而苏联人并没有按计划行事。正式会议召开的次日，谢皮洛夫私下会见了杜勒斯，提出一个妥协方案。不是强迫埃及把运河的管理权交给一个国际机构，谢皮洛夫的建议是，“埃及管理而其他国家参与”。苏联外长清楚，这是一个模糊方案，但是他想让杜勒斯考虑以此来代替英法的立场。这位苏联谈判代表也同意美国人的观点，过去埃及在政治上并不成熟。莫斯科想让华盛顿知道，它期待埃及允许以色列使用运河。谢皮洛夫建议， 1888 年的公约语言要被强化，以保证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运河。然而，苏联的立场是，埃及过去的错误应该被原谅，要把它当成一个主权国家来对待，它将会遵守这些新的条约要求。
杜勒斯特别提到了苏联以秘密电报形式发给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但是，对和苏联人一起努力来达成一个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这位国务卿并无多大兴趣。他认为，接受谢皮洛夫的建议，有助于苏联人和阿拉伯人的合作，而“使英法不受重视”。他告诉美国总统：“我怀疑苏联的协议是否有那么大的价值。”获悉电报后，艾森豪威尔对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兴趣更大，杜勒斯补充道：“除过不疏远英法，我将尽力来达成苏联提出的协议。”
艾森豪威尔对伦敦会议的进展仍然不闻不问。似乎他并没有完全读懂谢皮洛夫议案的所有内容。这确实很遗憾，因为苏联代表正在对已修改过的由国际组织来参与运河管理的方案提出同样的理由，而这正是艾森豪威尔自己对杜勒斯提出的理由。 8 月 18 日和 19 日两天，艾森豪威尔总统给杜勒斯发去电报，劝阻他不要同意那种纳赛尔不可能接受的立场。“就同意组成一个监督委员会而不是一个行动机构这个问题而言，我没有看到什么反对意见。”艾森豪威尔写道。他补充道，他希望“不会因为双方在这个特殊问题上各持己见而使会议的结果遭到破坏”。尽管他没有提到苏联的提案，但艾森豪威尔在说他喜欢建立一个国际性的委员会来向纳赛尔提出意见，而把运河的管理权交给埃及公司。
艾森豪威尔并没有坚持这次会议上美国所提出的那些想法。杜勒斯劝他，纳赛尔可能会接受运河的国际化方案，即使他反对这个外交解决的首选方案。对美国来说，重要的是要支持自己的西方盟友。
美国的立场被杜勒斯冻结。奇怪的是，谢皮洛夫没有正式提出他早前向美国国务卿建议的那个妥协方案。克里姆林宫也显得很被动。虽然赫鲁晓夫在仔细留意会议的进展，但他不在莫斯科，中央主席团并没有感觉到有必要来研究什么新的指示，发给谢皮洛夫。
值得莫斯科幸运的是，在会议结束前，为了回应谢皮洛夫和艾森豪威尔的想法，即对运河实施国际监督而不是控制，印度代表团自己决定提出一个方案。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是莫斯科背后运作的结果，但这个议案还是让莫斯科感到喜出望外。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提出了克里姆林宫一直想提出的建议：运河仍将属于埃及人，受埃及人的控制。
印度的提案并未对会议结果起到作用，因为在其他代表团到来之前，会议的结果已经被英国、法国和美国预先设定好了。印度没有西方盟国的那种力量，来促使那些支持运河国际化的国家来改变其主意。 8 月 23 日，会议主席、英国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号召大家就一个五国方案和印度方案进行投票表决。五国方案是巴基斯坦、伊朗签署了三个西方大国的方案后形成的，五国方案得到 18 票。苏联、锡兰（斯里兰卡）和印度尼西亚加入印度一方，投票支持新德里方案。英国、法国和美国的美梦成真。尽管运河仍然“属于”埃及，但埃及政府将被要求把运河管理权授权给一个国际委员会。作为回报，开罗将得到运河航行费收益的 1 ％。会议还决定， 9 月初，一个以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12]为团长的代表团将把大会的决定交给开罗的纳赛尔。
赫鲁晓夫对伦敦会议的结果并不满意。刚从顿巴斯回到家，马上又去了西伯利亚，这位苏联领导人自己没有多少精力来关注苏伊士运河问题。但是，他注意到了伦敦会议上 18 ∶ 4 的投票结果。事实上，绝大多数国家有意要把运河的国际化强加给纳赛尔。让赫鲁晓夫气愤的是，西方要对运河实施有效管理，而苏联也持同样的看法，为此，西方正在脱离和平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他决定亲自干预此事。罗马尼亚驻苏使馆召开纪念苏军进入布加勒斯特 12 周年招待会，赫鲁晓夫把法国和英国驻苏大使带到一边，就伦敦会议上绝大多数代表的错误观点发表了看法。他强调一个咨询委员会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它能把国际社会对运河管理的关心和埃及的主权和谐统一起来。他指责英国优先考虑促成会议的结果，而他们事先就知道纳赛尔不会接受这个结果。赫鲁晓夫也间接提到了他收到的情报。情报显示，在纳赛尔拒绝了这些条款后，英法可能要出兵埃及。他警告这两位西方大使：如果爆发战争，“阿拉伯人将不会被孤立”。他郑重声明。
赫鲁晓夫感觉到，他唯一能作出的可信的军事威胁，就是夸大苏联派“志愿者”去保卫埃及的可能性。 1950 年，中国的志愿军进入北朝鲜，来消除西方对半岛的影响。赫鲁晓夫对两位大使说，假如有一个年龄适合从军当志愿者的儿子，“我会告诉他勇往直前，‘你得到了我的允许’”。
赫鲁晓夫向伦敦发出新的指示，要求言辞强硬。谢皮洛夫将在次日的大会闭幕式上贯彻这个指示。“在你离开之前，”他在一封电报中写道，这封电报也有外交委员会主席布尔加宁的署名，“就朝帝国主义分子的嘴上打！”苏联调解苏伊士运河问题的时机错过了。西方大国包括美国在内，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要寻求和平解决的方法。
次日，在一间挤满人的屋子里，谢皮洛夫面对 175 个记者，发表了口气强硬的讲话。他说，他对杜勒斯国务卿的看法已经变得很糟。这个五大国计划——他称之为杜勒斯计划，涉及“对埃及主权明目张胆的侵犯”，它出自“一个让人无法接受的殖民主义者的立场”。讲话语气很强硬，但却没有表达出赫鲁晓夫对于会议匆匆结束的愤怒。
当谢皮洛夫回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还愤愤不已。“我回到住所，刚刚放下行李箱，”谢皮洛夫后来回忆道，“我给赫鲁晓夫打电话。”这位苏联领导人告诉他，“到我这里来。”当谢皮洛夫来到赫鲁晓夫那里时，赫鲁晓夫问道：“现在听着，为什么你不遵守我和布尔加宁发给你的指示？”谢皮洛夫答道：“我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为什么要搞坏和他们（英、法、美）的关系？”赫鲁晓夫一下子发了火：“那么现在你想来对外交政策发号指令？”
在稍后召开的中央主席团正式会议上，对谢皮洛夫的威吓还在继续着。一个又一个的委员都严厉叱责他在闭幕式大会上不够强硬。“唯意志论思想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赫鲁晓夫说道。“什么也不用解释，一旦指示发出，你就应该知道如何来贯彻它。”一个委员补充道。马林科夫甚至还非难他，说谢皮洛夫和杜勒斯的一次会谈，显得过于亲密。
在这里，愤怒中还夹杂着嫉妒的情绪。谢皮洛夫给西方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需要杀杀他的气焰。但主要的因素是，在伦敦会议上，莫斯科在外交上遭到失败。西方忽视了莫斯科的愿望，连苏联自己在内，只有 4 个国家投票支持其方案。
对莫斯科来说，这次会议还不是一次惨败。在中东问题上，苏联被当成当事一方，这确实还是第一次；苏联的参与，也增强了其对埃及的影响。从第一次争议开始，纳赛尔就向苏联请教策略。到 8 月底，埃及领导人又和苏联大使索洛德进行了一次私人会谈。得悉不到两周内，罗伯特·孟席斯率领的代表团将如期抵达开罗，纳赛尔要求听到“谢皮洛夫关于未来步骤和措施的意见和建议”，他补充道：“苏联所有的建议都将被认真对待。”
在两天后召开的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赫鲁晓夫和委员们通过了一个有关埃及的系列政策建议。莫斯科和开罗都相信，尽管面临西方威胁，还是要反对伦敦会议议案。为了打消西方的那种说法，即纳赛尔攫取运河旨在要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建议一俟运河被管理，纳赛尔就宣布基本的原则。他们也对那些原则提出了建议：第一，埃及苏伊士运河公司“不被赋予任何政治功能”；第二，它独立于政府的任何经济机构而运作；第三，“在司法上，它要遵守埃及的法律，考虑到它是单独预算，它要在一个特殊的管理方式下运行。”他们补充道，埃及应该宣布，苏伊士运河公司要保证做到，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挂有各种旗帜的所有船只”都能在运河上自由航行。换句话说，对国际社会承认运河国有化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埃及将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以色列有权通过运河。
莫斯科还在继续关心着埃及控制下运河的适当功能。它建议，埃及公司作出保证，要雇用外国专家，如工程师、领航员，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埃及也应该说赞同组成一个有关运河的国际咨询委员会，针对技术援助和船只离开运河之前的税收征收和使用等问题，允许国际间展开合作。尽管莫斯科想把运河公司同这个国际咨询委员会分离开，但它还是建议纳赛尔好好考虑一下，如何让埃及和运河公司与联合国联系起来。莫斯科认为，除去声明沿着这些路线前进外，埃及也应该在开罗组织一次大会，让那些使用运河的国家来讨论一个新公约草案，它将要保证苏伊士运河的航行自由和进行国际间合作的可能性。
当孟席斯率领的代表团和纳赛尔谈判之时，克里姆林宫也不想让西方找到任何武力干涉的借口。 8 月中旬以来，莫斯科一直在收到情报，称英法在尽力破坏运河的运转。英国和法国政府也已经要求为运河公司当领航员的本国公民离开其工作岗位。据苏联方面的估计， 280 个引导船只通过运河的领航员中，只有 50 人是埃及人。如法国就给那些放弃运河工作岗位的本国公民提供 36 个月的退职费，以及一笔与其工作时间相适应的补偿金。为帮助开罗保证运河畅通，消除英法发动战争的理由， 8 月 30 日，克里姆林宫决定，派出 30 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来填补运河经营上的空白点。它也向纳赛尔表明，纳赛尔已经正式要求来自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志愿者们，他们来自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以及印度、希腊和芬兰。
当莫斯科在竭力消除西方武力进攻的借口时，它还向埃及提供了一些军事援助。 9 月的第一周，当纳赛尔和孟席斯率领的代表团会谈时，苏联就向埃及军队提供了大量的武器。与此同时，通过克格勃，莫斯科还提供了军事手册、供训练用的电影，大概还有军事顾问，以向埃及军官展示如何使用这些装备。
美国在伦敦会议上的表现也一直让赫鲁晓夫感到失望。签署 18 国声明，美国实际上是在支持一个外交计划，这个计划肯定会导致埃及的拒绝。如果华盛顿不准备制止其盟友，那么，克里姆林宫需要知道承受西欧，特别是决意要伤害纳赛尔的英国的愤怒会有多么重要。
赫鲁晓夫希望英国未参与西欧反对纳赛尔的任何阴谋活动，他有理由来这么想。 1951 年以来，英国政府的两位成员盖伊·伯吉斯[13]和唐纳德·麦克莱恩[14]一直住在莫斯科。 1951 年 5 月逃离家乡之前，他们一直是苏联安插在英国外交部的鼹鼠，现在分别化名为 D.M. 埃利奥特和弗雷泽先生。这两位过去的间谍，现在作为高级顾问来为苏联外交部工作，专门研究英国的政治和政治人物。这两个在莫斯科最著名的英国人会接见那些来看望他们的老朋友，还有英国记者，赫鲁晓夫和中央主席团会定期收到那些会谈报告。
英国工党副主席汤姆·德赖伯格[15]，也是一个新闻记者。 8 月中旬，他来莫斯科看望伯吉斯。尽管英国媒体发表许多消息，说伦敦将要打击纳赛尔，但德赖伯格还是告诉伯吉斯，艾登政府非常虚弱，以至于它不能把自己的意志以武力形式强加给埃及。他提醒伯吉斯，“英国记者们通常是政府决策的晴雨表”，还向伯吉斯保证，“舰队街（新闻界）现在并不期待在中东发生一场战争”。赫鲁晓夫被他们的这次会谈所打动，以至于他要求会见德赖伯格。 8 月 30 日，英国政治活动家在和苏联领导人的会谈中也提到了同样的问题。尽管反对纳赛尔的运河国有化，但至少英国似乎也束手无策。
9 月发生的事也加深了莫斯科的看法，即中东危机可以避免。就如预先所料，纳赛尔拒绝接受孟席斯代表团带来的方案。然而，孟席斯离开开罗的那一天，纳赛尔召开了一次国际记者招待会，向世界保证，埃及完全作好了谈判准备，但不是就伦敦会议上 18 国集团所提出的条件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福斯特·杜勒斯建议使用运河的所有国家组成一个协会，然后由协会和埃及谈判。法国和英国正式支持杜勒斯的计划，号召在伦敦再召开一次会议，以成立苏伊士运河用户协会。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将要发生的一切预示着英国正在失去其发动战争的动力。英国下院的反对派就艾登的整个苏伊士运河政策展开了辩论，批评他好战。 9 月 22 日，英国首相要求把苏伊士问题提请安理会展开辩论，让世界为之吃惊。 7 月以来，苏联和埃及一直都在支持这个做法，现在，英国似乎迫于政治压力，也提出了这个解决办法。大会定于 10 月 5 日讨论这个问题。
伦敦的事态发展让人充满了希望，也引发了莫斯科对其政策的重视。苏联外交部和情报部门都被要求重新评估危机发展的方向。
苏联情报部门的回应是报告了一系列令人担心的情报。 9 月 20 日，克格勃送来一份报告：如果和埃及交战，法国和英国将要采取哪些措施。几天后，克格勃得到了西方要暗杀纳赛尔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对此非常重视，派两个克格勃军官飞往开罗，以协助纳赛尔的安全保卫工作。克格勃的情报来源不清楚，但确有其事。艾登已经告诉其高级顾问，如果暗杀可以解决纳赛尔的问题，他支持暗杀计划。或许这个消息间接地被苏联情报人员得到了。“我想让纳赛尔被谋杀，难道你们不明白？”艾登还在一架非保密电话中，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10 月初，英国间谍机构——秘密情报处的代表飞往华盛顿，向中央情报局咨询如何得到美国的帮助来推翻纳赛尔政权。然而，中情局拒绝参与任何暗杀活动。
与此同时，苏联军事情报机构——总参谋部情报局（ GRU ）报告，西方大批军事力量在东地中海集结。苏联军方并不怀疑美国最终协助英法入侵埃及的可能性，其中包括美国强大的第六舰队在内。但是 8 月以来，这个地区所观察到的最重要的军力部署来自英法两国。从 7 月 26 日起，英国已把这个地区的兵力从 2 ． 7 万人增至 4 ． 5 万人。之前法国未在这里部署兵力，现在它有 6000 人。英国的三艘航空母舰也在这一带海域巡弋，而此前在地中海东部仅部署一艘航空母舰。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英国的空中和海上运输能力大幅增长。格鲁乌发现了不止 8 架英国运输机和 3 倍于此的运输船只。 9 月 13 日和 14 日两天，这些军事力量都被投入到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之中，以训练从海上和空中发动的袭击。此外，苏联也指出，作为对付纳赛尔的一种心理策略，英国轰炸机频繁地飞行于英国本地和马耳他岛的基地之间。
赫鲁晓夫的外交专家对局势的掌握远不及苏联情报部门。苏联外交部所做的政治评估只是各种可能性的一个大杂烩。 9 月底的一份英国政治局势的分析告诉克里姆林宫，面对危机，艾登政府的裂痕越来越大。苏联文件指出，反对动武的有外交大臣塞尔温勋爵和艾登的政治竞争对手拉布·巴特勒[16]。在议会，工党坚决反对动武，尽管在苏伊士运河是否应该国际化的争论上，该党分成了两派。苏联外交部清楚，艾登决意要动武，但因为反对力量越来越大，它还悬而未决。证据就是，英国战舰离开港口开往地中海已经有 3 个月之久，但它并没有发动攻击。没有联合国的批准，伦敦看来不会行动。
然而，对法国政治领导人所做的相同研究却并不乐观。巴黎仍然非常一致地支持对纳赛尔采取强硬政策。法国之所以有此决心，主要出于三个原因，第一，如果运河国有化，就会对股东的投资造成损失，而股东来自各个党派，他们对此非常愤怒。第二，在法国的公共生活中，犹太人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他们来自各个党派，但主要来自执政的社会党。第三，法国人有种感觉，如果纳赛尔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占上风，然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的那些“小纳赛尔”们将会受到鼓舞。法国政治精英们认为，这有些像希特勒时期的局势，他们认为，苏伊士运河的国有化类似于 1936 年德国莱茵地区的军事化。必须要在局势恶化前制止纳赛尔的行为。
就法国，特别是英国想在安理会讨论中要达到的目的，克里姆林宫没有达成一致。安理会定于 10 月 5 日召开。外交部长谢皮洛夫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警告说，法国和英国可能只是在寻找一个动武的借口。他的意思是说，欧洲国家已经准备告诉其国民：“你们让我们求助于联合国。我们做了，但是，就像你们看到的，它没有权威，也束手无策。必须要采取其他措施。埃及是有罪的，要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
纳赛尔毫不怀疑伦敦和巴黎在纽约所怀有的罪恶目的。预计谈判会破裂， 10 月的最初几天里，纳赛尔就想在莫斯科和华盛顿双方都下注，以便他们中至少有一方准备帮助埃及。 10 月 7 日，纳赛尔通过克格勃在开罗的负责人问赫鲁晓夫，“为了防备对埃及发动的进攻，埃及政府是否可能期望苏联派出志愿人员和潜艇”。同时，他还派出两个心腹和中央情报局开罗负责人见面，这被看成是通向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可靠的秘密渠道。
两位心腹告诉中情局负责人，纳赛尔想得到美国的帮助，来避免英国的军事干预和苏联对埃及的进一步渗透。开罗非常怀疑英国的外交政策，设想伦敦在安理会上的花招就是要为其动武找借口。艾登的保守党想尽力向工党表明，为了寻求外交解决，他们已经仁至义尽。同时，开罗也认为莫斯科非常想充当埃及的保护人。纳赛尔想要美国人劝说他们的英国朋友，不要在安理会上制造一个敌对的解决方案。苏联的投票将有很大作用，那只会让埃及在外交上欠下苏联更多的人情债。纳赛尔的心腹还解释道，经济压力也迫使纳赛尔进一步靠近苏联，这比他过去所希望的要紧密得多。“他不再能再坚持自己的政策，把埃及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限制在 30 ％以内。”埃及代表说。
如果艾森豪威尔政府发现，它不能在联合国的权力中心扮演一个帮助人的角色，那么埃及人就希望在这个非常时刻，华盛顿愿意让他们分享中情局对英国中东意图的评估。纳赛尔对艾登下一步可能的行动深感忧虑，他没有可靠的情报来预测危机未来的走向。事实证明，他曾经错误地作出过估计：对其英国盟友下一步的动作，美国的感觉比他的更准确。
接下来的几天，联合国的活动都在两个超级大国的支配下，他们认为可以忽略纳赛尔所关心的问题。 10 月 12 日，埃及、法国、英国的外交部长达成了一个临时性的六点原则，以主导埃及对运河的管理工作。或许因为没有收到来自莫斯科或华盛顿的任何保证，纳赛尔指示其外交部长，同意法国和英国的要求，即埃及把运河和政治分离开。这正是 8 月以来莫斯科一直督促埃及政府要做的承诺。纳赛尔拒绝让外长就是否会再次否决以色列的运河使用权表态。但是埃及接受了一个总的原则，即运河的使用事宜与政治无关，这让英法的谈判代表很满意。埃及也同意成立一个运河使用者协会，当埃及和运河管理部门之间产生矛盾时，以便能被公正地处理。尽管埃及想自己收取运河的使用费，但埃及外长许诺说，开罗将商谈一个协定，留出其中一部分的费用用于运河维修。埃及人显得非常灵活，以至于当苏联外长谢皮洛夫被排除在英、法、埃三国会谈之外时，他向苏联国内发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出于对武力干涉的恐惧，开罗或许正在作出许多重大的让步。
因为在联合国达成了六点原则性协议，华盛顿和莫斯科都预测到，中东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极小。 10 月 12 日，在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组织的一场与美国普通民众见面的电视竞选大会上，艾森豪威尔表达了他对埃及避免了一场战争所抱有的乐观情绪：“这个下午的联合国会议上，在解决苏伊士运河争端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令人欣慰。埃及、英国和法国的外交部长已经同意，在一系列的原则下展开谈判。它看上去就像我们身后的一场重大危机。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已经完全走出了森林，但是刚刚在我今晚来这里之前，我和国务卿谈过话。我将告诉你们的是，至少我们心里，都在祈祷感恩。”
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都在尽力避免把他们的全部注意力放在中东事务上。 11 月 6 日，美国人将要投票选举艾森豪威尔连任总统或选举他的竞争对手、民主党候选人阿德莱·史蒂文森[17]为总统。赫鲁晓夫也有不止一个挑战者。 8 月中旬以来，波兰和匈牙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克里姆林宫正在费尽心思考虑，如何让这些共产党国家政权避免垮台。这是冷战时期的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想发生危机，出于各自的原因，艾森豪威尔和赫鲁晓夫都希望西欧国家能找到一条和平解决纳赛尔问题的办法。
[1] 费迪南·玛丽，康特·德·莱赛普（Ferdinand Marie, Comte de Lesseps，1805年11月19日——1894年12月7日），法国外交官。1828—1832年任驻突尼斯助理副领事。1832—1833年任驻亚历山大港副领事。1833年任驻开罗领事。1833—1837年任驻亚历山大港总领事。1839—1842年任驻鹿特丹领事。1842—1848年任驻巴塞罗那总领事。1848—1849年任驻西班牙公使。1851年退休。1854年赴埃及，主持修建了苏伊士运河。1879—1889年期间领导修建巴拿马运河，但以失败告终。1894年去世。
[2] 爱德华·米奇斯瓦夫·奥哈布（Edward Mieczysław Ochab，1906年8月16日——1989年5月1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29年加入波兰共产党，曾先后五次被捕。1939年波兰沦陷后逃往华沙苏占区。1941—1942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3年起与格别乌合作。1943—1944年任波共中央局委员。1944—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委员。1944年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公共行政部副部长。1945年4—6月任公共行政部长。1945—1946年任波兰工人党中央宣传部长兼中央书记处书记。1946—1948年任波兰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1947—1952年任立法议会议员。1948—1949年任中央合作社主席。1948—1954年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组织局委员。1948—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1949—1950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0—1952年任波苏友好协会主席。1950—1956年、1957年、1959—1964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54—1968年任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3—10月任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1957—1959年任农业部长。1961—1964年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1964—1968年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965—1968年任民族团结阵线全国委员会主席。1968年退休。
[3]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苏斯洛夫（Михайл Андреевич Суслов，1902年11月8日——1982年1月25日（或26日）），绰号“灰衣主教”。1920年加入共青团。1921年加入俄共（布）。1938—1939年任联共（布）罗斯托夫省委第一书记。1939—1945年任联共（布）斯塔夫罗波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真理报》主编。1956年参与镇压了匈牙利革命。1964年参与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1979年参与发动阿富汗战争。1947—1982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55—1982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主管意识形态工作，推行“新斯大林主义”政策，大力镇压持不同政见者。1982年在莫斯科逝世。
[4] 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1882年6月16日——1967年3月5日），伊朗政治家。出身于高级官员家庭。1914—1918年期间参加了温和社会党。1918—1919年期间参加了反重组民主党。1920—1921年任法尔斯省总督。1921—1922年任财政大臣。1921年9—10月、1923年5—9月任外交大臣。1922年2—7月任阿塞拜疆总督。1924—1926年、1926—1928年、1944—1946年、1950—1951年任伊朗议会议员。1951—1953年任首相。1952—1953年兼任国防大臣。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巴列维国王联合发动的政变中被推翻下台，随即被捕并被判处三年监禁。此后被长期软禁。1967年去世。
[5] 费萨尔二世（Faisal II，1935年5月2日——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哈希姆王朝末代国王，1939年4月4日——1958年7月14日期间在位。1958年在“七·一四”革命中被枪决。
[6] 约翰·塞尔温·布鲁克·劳埃德，塞尔温—劳埃德男爵（John Selwyn Brooke Lloyd, Baron Selwyn-Lloyd，1904年7月28日——1978年5月18日），1925年起支持自由党。1931年起支持保守党。1932—1937年任霍伊莱克市区议会议员。1937年入伍。二战期间曾任第2军副参谋长，参加了诺曼底战役，并参与解放了卑尔根—贝尔森集中营，1955年以上校军衔退役。1945年加入保守党。1945—1976年任下议院议员。1954—1955年任供应大臣。1955年任国防大臣。1955—1960年任外交大臣。1960—1962年任财政大臣。1963—1964年任下议院领袖兼掌玺大臣。1964—1965年任下议院影子领袖。1971—1976年任下议院议长。1976年被封为男爵。1976—1978年任上议院议员。1978年去世。
[7] 罗伯特·维达尔·罗德斯·詹姆斯爵士（Sir Robert Vidal Rhodes James，1933年4月10日——1999年5月20日），英国历史学家。1955—1964年期间在下议院文员部工作。1968—1973年任苏塞克斯大学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1973—1976年任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执行委员会首席官员。1976—1992年任下议院议员。1991年被封为爵士。1999年去世。
[8] 阿尔西德·居伊·摩勒（Alcide Guy Mollet，1905年12月31日——1975年10月3日），1923年加入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8年任加来海峡社会主义青年团副书记。1940年法国沦陷后被捕，1941年获释后参加抵抗运动。第四共和国成立后，于1945—1946年任制宪会议议员。1945—1949年任帕斯—德—卡拉斯（Pas-de-Calais）省总议员。1945—1975年任阿拉斯市长。1946—1947年、1950—1951年、1958—1959年任国务部长。1946—1969年任工人国际法国支部总书记。1946—1975年任国民议会议员兼帕斯—德—卡拉斯省议会议员。1951年任欧洲事务副国务秘书。1956—1957年任总理。1958年任副总理。1965年起和密特朗合作。1969年加入社会党。1975年去世。
[9] 皮埃尔—埃利·雅科（Pierre-Élie Jacquot，1902年6月16日——1984年6月29日），法国军官。1920年入伍。1925—1929年期间参与镇压了摩洛哥里夫起义。1939年起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2年参加抵抗运动。1944—1945年领导阿尔萨斯—洛林独立旅。二战结束后，于1947—1954年任陆军副参谋长。1954年任法军总参谋长。1954—1956年任印度支那部队总司令。1956—1959年任驻德国部队总司令。1959—1961年任陆军监察长。1961—1963年任中欧盟军总司令。1963年转入预备役。1984年去世。
[10] 优素福·阿维达尔（Yosef Avidar，1906年5月7日——1995年9月13日），出身于西乌克兰一个犹太人家庭。1925年移居以色列。1926年参加了哈加纳组织。1931年在训练时因手榴弹爆炸失去了右手。此后曾任特拉维夫工人委员会劳工局局长，并在哈加纳组织中步步高升。以色列国成立后，于1946—1947年任国防军副参谋长。1949—1952年任北方司令部司令。1952—1955年任中央司令部司令。1955—1958年任驻苏联大使。1958—1960年任劳工部总干事。1961—1965年任驻阿根廷大使。1966—1968年任公司管理局局长。1968—1971年任总审计长。1995年去世。
[11] 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узнецов，1901年1月31日——1990年6月5日），1920年加入红军。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1944—1953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46—195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46—1952年任苏共中央组织局委员。1946—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1953年任驻华大使。1953—1955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55—197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77—1986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1982—1983年、1984年、1985年三次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代理主席。1986年退休。1990年逝世。
[12] 罗伯特·戈登·孟席斯爵士（Sir Robert Gordon Menzies，1894年12月20日——1978年5月15日），澳大利亚政治家。1915—1921年期间服役于澳军。1921年起担任律师。1928年加入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党（Nationalist Party）。1928—1929年任维多利亚州立法委员会委员。1929—1934年任维多利亚州立法议会议员。1931年创立澳大利亚统一党（United Australia Party），并于1939—1941年、1943—1945年任统一党党魁。1932—1934年任维多利亚州第一副总理兼总检察长。1934—1966年任国会议员，在任期间于1943—1949年任反对党领袖。1939—1941年、1949—1966年任总理。1945年创立澳大利亚自由党（Liberal Party of Australia），并于1945—1966年任自由党党魁。1966年退休。1967—1972年任墨尔本大学校长。1977年被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封为爵士。1978年去世。
[13] 盖伊·弗朗西斯·德·蒙西·伯吉斯（Guy Francis de Moncy Burgess，1911年4月16日——1963年8月30日），英国外交官和苏联特工。1931年起接触马克思主义。1933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34年被格别乌招募，为此于1935年退出英共。1936—1938年期间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1938年打入军情六处。1945年进入外交部工作，期间积极为苏联提供情报。1950—1951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二秘。1951年回国，同年5月逃往苏联。1963年逝世。
[14] 唐纳德·杜阿尔特·麦克莱恩（Donald Duart Maclean，1913年5月25日——1983年3月6日），英国外交官和苏联特工。早年参加了英国共产党。1934年加入格别乌，为此于1935年退出英共，同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38—1940年任驻巴黎大使馆三秘。1944—1948年任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1948—1950年任驻开罗大使馆参赞。1950年回国。1951年逃往苏联。1956年进入苏共中央国际事务部工作。1982年去世。
[15] 托马斯·爱德华·尼尔·德赖伯格，布拉德维尔男爵（Thomas Edward Neil Driberg, Baron Bradwell，1905年5月22日——1976年8月12日），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7—1942年期间在各大报刊担任专栏作家。1942—1955年、1959—1974年任下议院议员。1945年加入工党。1957—1958年任工党主席。1974年退休。1975年被封为男爵。1976年1月21日至8月12日任上议院议员，同年8月12日去世。
[16] 理查德·奥斯汀·巴特勒，萨弗伦·瓦尔登的巴特勒男爵（Richard Austen Butler, Baron Butler of Saffron Walden，1902年12月9日——1982年3月8日），英国保守党政客。1929—1965年任下议院议员。1932—1937年任印度事务副国务秘书。1937—1938年任劳工部议会秘书。1938—1941年任外交事务副国务秘书。1939年起任枢密院议员。1941—1945年任教育委员会主席。1945年5—7月任劳工和国民服务大臣。1946—1951年任产业政策委员会主席。1950—1951年任影子财政大臣。1951—1955年任财政大臣。1955—1959年任枢密院议长。1955—1961年任下议院领袖。1957—1962年任内政大臣。1959—1961年任保守党主席。1959—1977年任谢菲尔德大学校长。1962—1963年任第一副首相。1963—1964年任外交大臣。1964—1965年任影子外交大臣。1965年被封为男爵。1965—1977年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65—1982年任上议院议员。1966—1982年任埃塞克斯大学校长。1982年去世。
[17] 阿德莱·尤因·史蒂文森二世（Adlai Ewing Stevenson II，1900年2月5日——1965年7月14日），出身于政治世家。1922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26年获西北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949—1953年任伊利诺伊州州长。1952年、1956年两次代表民主党参加总统大选，但都败给艾森豪威尔。1953年赴亚洲、欧洲举办世界巡回演唱会。1960年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但在民主党初选中败给肯尼迪。1961—1965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1965年因突发心脏病在伦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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