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共产党与河上博士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我经过十八年的时光从监狱出来了。不久，大阪的同志们，想要举行欢迎解放战士大会，极盼德田球一、金天海、志贺义雄三人出席，然而当时正尽全力于党的全国组织之再建，因此即便是几天的工夫也不可能抽暇前往，于是我便留在东京了。当时的目的是要把以大阪、京都为中心的关西地方的党组织健全起来。出发之前，我们议论中的一个问题便是关于河上博士的事。并且决定：“听说河上先生正在病中，推想他一定不能忘怀于从一九三二年以来放置下来的和党的关系罢？请他参加党活动当然要在他全愈之后，但告以党仍然承认河上先生为党员一事，对于先生病势的好转也会有莫大裨益吧！”此事由故人黑木重德在慰问病床中的博士的时候向博士做了转达，这在博士的临终日记里也记载着。我在四五年十一月初次探访博士的时候（关于此事，日记中并未写着），博士握着我的手说：“我入狱后，不久就被开除了呢！”我回答道：“先生现在的心情我很了解，如今我们决定对于所有怀有善良意志和真挚态度而希望再度参加党活动的人，请他们全部入党，现在惟有希望先生充分静养，尽早恢复健康。并且德田君也是这样让我转告先生。”
尽管先生已经极端衰弱，但不久仍送来了一首欢迎德田、志贺两人出狱的歌来，根据日后的来信所说，知道先生自从和我见了面，感到过度兴奋，因而失眠加剧，不能参加党的活动。来信的字体写的非常工整。因为在入党当时博士曾因感激而兴奋过度，所以我和他会面时，也想到尽量避免使他兴奋，谈到博士被捕以后的事情时，我便尽量避免做深入的批评。纵然如此，对于在狱中营养极坏四年以上陷入失眠的博士——正如博士的诗中“垂死之言”所形容的那样——我们的谈话，仍然是一个极大的兴奋的源泉。然而，如果不和博士会面而听令博士逝世，那么，博士即便口里不说，心里也一定会对于和党的关系一事有所不能释然的。
四六年一月末博士逝世时，党中央委员会立即拍去唁电，同时京都地方委员会方面，也在同志葬仪的名义下参加协助丧事。
使博士就逮终于使博士饿死的战争，在它终了后，共产党和河上博士的关系，便是如此。
共路历程
（译者注：基督教会中有一本用来传道的书，名叫《天路历程》。《共路历程》这个名称可能是模仿它而起的。）
所谓“共路历程”并非是指着中国共产主义者谢觉哉同志所参加了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行军路程，谢同志在五十岁时被劝入党的时候，曾如此述怀：“像我这样行将就木的人，对于新世界的建设尚能稍尽棉薄，想到这里，不禁喜极而泣了。”博士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入党时，也曾引用了谢同志的这段往事说过：“虽然视谢老自愧弗如，但是终于我也成为党员了！”他因为无从将这种欣悦告人，独自感慨交集，因口占一首：“两鬓早生斑，宿愿幸得还。追忆往昔事，曾越万重山。”
我之所以将博士一生称为“共路历程”，是因为他以一个在日本有着最高教养的知识分子，并且达到教育官僚一生中最高目标的正四位勋三等帝国大学敕任教授，这在日本一般俗物眼中看来已是足以自慰的了，决不会再和共产党发生关系。然而我们的河上博士，竟会不屑遵循着旧社会平坦的人生道路，而特地跑到被人认为异端邪道的共产党的荆棘之路上来。博士入党时所吟的歌，由充满德国人所谓Schadenfreude（幸灾乐祸之意）的当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俗物看来，也许认为并非无产阶级的作品，因为它{蹈袭}（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蹈袭”）着《古今集》（译者注：日本古代和歌集名）的格调，其实这完全是一种皮相之见，这首歌正是他天才地利用了旧的形式而装入新的内容，把他在“共路历程”中艰苦奋斗的整个人格充分地表现出来。
不仅博士入党以前的经过，是他的“共路历程”，就是在入党不久为特务逮捕而被投狱，也是他的“共路历程”。他在狱期间，一方面是抱着想尽方法尽量希求早日出狱的心理；另一方面则仍旧抱着舍共产主义之外更无真理，除了共产党之外更无其他政党足以指导群众建设新社会以解决当前日本存在的诸种矛盾的阶级意识。在这种心理斗争之中，更加上国家权力和种种苦痛的斗争，终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用饥饿的苦刑煎熬，最后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资格而死去，这个阶段可以说是博士的第二个“共路历程”。
博士的自叙传第四卷尚未刊行，仅就已刊部分来说，已称得起是日本人所著的最大的传记文学，近代日本作家的任何作品，如与此相较，皆难与比拟。在表现所谓“个人的偶然性”和“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个人的党员”与“前卫部分的党”以及“一个整体的阶级”和“总的阶级关系”间的相互作用各方面看来，如此的伟大，如此的深刻，并且描绘得如此的栩栩欲活的作品，前此实在没有。
共产党人足以自豪的最大传记文学
世界有名的自传中，有卢骚（录入者注：现通译卢梭）的《忏悔录》，在那里边涉及的多为当代第一流人物。但仅就此点来说（纵令所谓一流的含义有所不同），则另有斯泰尔夫人或威特伯爵的《回忆录》。有着世界的规模的，则有劳合·乔治的《大战回忆录》。然而卢骚《忏悔录》中的主要人物，是当时的法国的进步思想家或者是他们所集合的沙龙（Salon）的人们。河上博士《自叙传》中出现的主要人物，虽然也是日本的思想家，而与极权主义的法国的最后阶段的时代背景不同，博士所处的时代正是日本在极权主义的天皇制度统治下形成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帝国主义时代。社会演进阶段更形高度化，而日本帝国主义比起七年战争的法国更发动了大规模殖民地侵略战争。社会的各种矛盾更加复杂、尖锐、广泛。因此书中所出现的人物，其人性暴露得极为彻底。同时博士的自我批评及人物批评也均极痛切。《每日新闻》的“砚滴子”，一方面推赞《自叙传》，一方面说博士无所假借的人物批评的最大被害者恐为栉田民藏、大山郁夫、铃木安{荫}（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荫”字）诸人。据说目前要求将对《自叙传》做辩解或反驳的文字登载在《世界评论》上的人，仍大有人在呢。
然而，《自叙传》的著者并不是像卢骚那样的具有马克思所指出的“理论靠紧群众就会成为力量”的历史经验经验而做为一个天才的理论完成者。卢骚的理论，乃是依靠了促成法兰西大革命的广大群众而产生出来的启蒙主义者所做的各种辉煌的理论中的最高产物，而博士则为一马列主义的普及者。而且博士好容易能够正确地将其执行，是从大正末年即一九二六年左右开始的。但以自叙传的眼光来看，比起卢骚的《忏悔录》来，则河上博士的《自叙传》更为杰出。在里边并无令人吃惊的那种《忏悔录》中存在着的窥伺朋友的态度。相反的，他却是一位谨直、温厚、诚实并且被仰为一代师表的学者。在阶级斗争的各种发展条件下，自动地进而投入革命运动。他并没有像我们从年轻时起就累积起来的经验，他突然地尝受了异常痛切的经验，陷于人生旅途的极端悲惨状况中——他的遭遇，自然比起我们在北海道的监狱中所受的还要舒服很多，就是同样在小菅时，也是被优待的。他所经验的悲惨状况，如以但丁笔下的“地狱”来说，也不是最下层的冰寒地狱而是较为上层的，但这对于《自叙传》的不朽价值，自然是毫无所伤的——博士洞彻了人生的内部真谛，所以博士所做的事件或人物的批评，据我看来，纵令多少有些弄错的地方，但其间仍然包括着任何人均难战胜的{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切意见。我常想：假若博士不作为共产党员或共产主义者而死，那么恐怕不会做出这样伟大的人生记录吧。
并且在博士的这部伟大记录中，到处可以发见博士自认为是“无关重要”的身边琐事或人物描写。其实，这些地方，如从全体的构造或行文来看，也决不是无关紧要，相反的，正如大诗人所说：“生活的黄金树也要靠绿色来点缀的”一样，这些零星描写，构成了“现代史内面”的精彩的一面。在这点上，如与校勘传记文学第一大家森鸥外用层层叠叠的笔致写成的《伊泽兰轩》相较，则尤为杰出。因为《伊泽兰轩》让无心的读者看去，固可说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鸥外序文），但对于有心的读者，反而给人以与其说是“写实主义”不如说是“烦琐主义”之感。
河上博士的《自叙传》，对于一切故意将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者弄成可憎的诡计、帝国主义战争和治安维持法、军国主义者和警察、与国家结合的宗教家和教育家、审判制度和监狱的组织、审判官检察官和刑务官吏、社会民主主义者乃至堕落为奸细的一切牛鬼蛇神，均能将其所演的把戏，一无遗漏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此种功绩虽第一流之宣传家亦所不及。博士于此，盖将其胸中一大块垒一举而投向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俗物头上。而在共产党说来，对于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而来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这个《自叙传》，正是做了最后的反攻，我们对此，殊不能不深表{敬意}（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敬意”）。
《三二年纲领》与河上博士
读了博士的《自叙传》，我们才能详细晓得当时的事情，这不能不再度感谢博士和博士夫人。原因是博士入党方一月余，立将《关于日本情势和共产党任务之纲领》译出而提交于党，狱中的我们也因之在法庭斗争的最后，蒙受了非常的恩惠。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满洲侵略，日本情势从此进入了新的阶段。由日本之手，首先掀起了导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之火。随着此种情势的发展，站在反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最前面的任务乃{课}（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课”字）于日本共产党身上。因此势将发表一个规定此种明确任务的新纲领这件事，狱中的我们鉴于三十一年纲领草案已行发表，所以也很容易的想像得到。恰巧在为了进行指导从“三·一五”到“四·一六”的共产党事件公审而组成的法庭委员会，德田君和我通过了律师和狱外被告党员，着手收集有关证据调查的必要资料。三一年末在《国际新闻通信》上发表的署名冈野（野坂君）的论文，是发动满洲侵略后初次阐明了新方针的文章，三二年四月在法庭委员会上，由德田、志贺两人发表了。到了六月，得知新纲领业已发表，便马上和熟悉审判手续的德田君商议之下，努力设法弄到手中。七月，第一审的最后陈述开始时，《三二年纲领》的译文终于到了我们手里。党中央委员会的故人岩田义道立即和我的妻联络而以证据调查的形式{递}（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递”字）到了法庭委员会。疑问是写在一页二百字的{蓝}（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蓝”字）色直格稿纸上，译笔极佳，书法也娟秀可喜。看了后我所直感到的，便是此系根据德文版译成，其人不仅能懂德文，而且对于理论方面必有很高的修养，并且为防备笔迹被人怀疑起见，可能由该学者之夫人转录一遍。再者，鉴于我妻对我所说：“此种译文并无二纸，用后希望立即退还给我”一点，可知中央委员会一定希望早日把它公布，而且想到如仅为裁判所长长久保存还好，如被检查处利用它作为破坏党的工具则殊属不妥，因此委员会仅在法庭上用了一天，便马上退还了。退还时节果然不出意料之外出了难题，幸而反过来利用事先和裁判所做好的约定，得以顺利的退还。而我由于数回专心地反复读过，加之，该纲领又不甚长，因得几乎一字不错地印入记忆中，并且另行将它节略记入法庭委员会用的笔记里，因此得以将新纲领正确地传达给以共同被告资格出席法庭的狱中同志诸君。总之，这个纲领不久在《赤旗》上发表而为全国所知，在狱中亦由我们之手传达给全国各处刑务所里的同志，此事盖有助于在战争气氛中排外主义的狂热下而仍能保持无产阶级的意识，成为建立正确指导方针的基础，并且成为战后共产党所完成的全国性组织的迅速再建的前提条件。就此而论，博士在甫行入党即立将译文提交党中央委员会，功绩实在不小。如有人怀疑一篇译文会有如此重大作用，则参照下面的事情即可深刻明瞭。因为如果博士不将由当时在德国的国崎贞洞君寄来的原文漏夜译出，或者博士夫人不这样的协力，那么纲领之发表，势必大大迟延。而由于特务（他们已经将英文版弄到手里，但译出较晚）的震惊之下所进行的妨害，也许会根本弄成漫无着落，假使叛徒们更从中挑拨离间，就愈感棘手了。
博士对此事亦颇表示满足地说：
“总之，这样历史的文书立即为党译出，并且很快地交付印刷得以普遍地散布于同志之间，在我是深感满足的。纲领的原文是在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发表的，而日本很快地在七月十日的《赤旗》特别号上就颁布了。那时是用本田弘藏的笔名发表的。本田弘藏就是我搞地下活动时的党名。”（《自叙传》第二卷一一四页）
好像博士直到逝世，也没有知道他的译文对于狱中的我们起了很大的帮助。
河上博士性格的另一面
博士的党龄较短，并且也未曾居于党的领导地位。因为他对于曾经接受过河上博士所提供的资金并居于党的最高负责人的地位而同时又是叛徒的佐野和锅山等怀有憎恨，所以对他们的批评难免有过分的地方。例如博士似乎一直到死尚在怀疑死于敌人恐怖手段下的故人岩田义道同志为叛徒份子（见《自叙传》第一卷四四八页以下）。原来岩田义道在狱期间，曾经屡次受到解党派份子的诱惑。因为他具有一副慈善的面孔，性格也和蔼可亲。所以解党派份子认为有机可乘，便一面策动户泽检察官，一面开始对他直接笼络。我们听到这项消息以后，便决定反过来利用这个条件，劝他为了达到早日保释出狱的目的，而故意假装糊涂。但是出乎预料地，他很快地从“未决监”里被释放出去了。因此对于此事，就连我和德田君在当时都不免有些感到吃惊，狱外的同志们自然更会感到意外了。至于河上博士攻击解党派的时候，他所以含混其辞而故作呆态，实在是为了将来{潜}（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潜”字）入地下工作之际，恐遭警察或检察当局暗算的缘故。读了博士的《自叙传》，可以发现博士是一位不会说谎的人。这从博士在为求减刑或假释时所采取的“战略”看来就可明白。他决没有存在过像我所常想到的那样，利用敌人的诡计反过来对付敌人的幻想。因此博士在对付推事和检察官的时候，因了他那种“宗教的真理”和“科学的真理”之统一而生的观念，结果弄得常常被欺。其中经纬，盖不难想像。
所以，当西久保推事对博士讲说不会因受刑后的证人调查而增加刑期因此而希望博士吐实的时候，博士猜想一定是西久保推事在户泽检察官面前将自己预审供词中的一部份更强隐瞒过去了，因而认为是出于西久保推事的“好意”。殊不知根据刑法规定，受刑者以证人资格被调查时，如非另行犯罪，纵使对于同一事件的新事实有所发现，亦决不能加重刑期，并非单凭推事个人的“好意”可改变者。更不是西久保推事为了庇护博士而故意在户泽检察官的面前隐瞒了供词中的一部分。所有这些，完全是当局的既定方针。此种例子，为数甚多。我所以这样说，并非因对西久保推事心存芥蒂而故为此言。从他在东大我在一高的上学时代起，我和他就开始认识。我深知日本的审判制度，紧紧地束缚着每个当推事的人。例如在我认识的推事当中，有一位负有“名推事”声望的性格刚强的人。他遇有犯人因遭受警察的刑讯而被迫招供时，即反过来应用法律条文，宣告无罪。他的女儿因共产党事件而被捕时，他曾写信告诉他羁押在狱中的女儿，大意是说：“当一个人因确信真理而被捕时，决不可轻率地放弃其信仰。”因此被检察处认为“有问题”而终于被迫辞职。所以预审推事假如果真独断地把供词中的一部加以隐瞒的话，具有请求检阅供词权利的检察官也决不会一声不响的。其实法庭受审，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政治斗争。博士对于此点，恐未能识透“政治”一物的两面性。
博士在《自叙传》中曾屡次表示过“不胜惭愧”“浮薄成性”的意思。原因是他在狱期间，为了企图减刑或假释曾写过几回“感想文”之类的东西，结果仍是刑期满后始被释放。对于此点，颇感悔恨。五年的徒刑与满期后始被释放，是因为检察处方面企图使博士亦能够像佐野、锅山等人那样地宣告脱党，或是整个地承认错误。因而想尽种种方法加以诱{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认），结果却终未成功。然其中内幕犹不止于此，尚有转向者们的嫉妒存于其间。因为佐野等人虽然已做了那样的背叛行为，但是也没有达到减刑或释放的愿望。当“二千六百年”纪念举行大赦的时候，佐野、锅山、风间以及佐野博等人虽然已够上获得假释的程度，而结果终未实现。原因是由于背后有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急先锋的右翼分子的策动阻挠所致。当一九三七年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时，佐野甚至表示愿意被派往中国去担任日本军部特务机关的间谍工作。所以当他想到假若像河上博士那样仅表示脱离实际运动而仍旧承认马克思主义为真理的“消极”态度就被假释的话，那么像自己这样地“积极”卖过力气的人反倒被留在监中，相形之下，自然要生出嫉妒之心来了。当三田村在小菅刑务所做了超记录的“升级”时，佐野也曾在事前策动破坏，设法使他得穿上减刑处分除外者的红色囚衣。这也是叛徒们中间的摩擦。福本和夫曾写过一篇感想文，表示过佐野、锅山的转向不过是一种“政治的转向”，只有他自己才是真正的转向。而佐野，锅山却不断地反过来告诉狱方的人说福本的转向是“伪装”。像这种内部互起摩擦互相攻讦的丑态，简直是一群地狱饿鬼在互相争吵似的。
每当博士在狱动念想写“意见书”或“感想文”之类的东西时，夫人总要出来拦阻。我的一位年青朋友读完了博士的《自叙传》后曾这样笑着对我讲：
“河上先生的夫人真够伟大！当我看到书中夫人劝止博士写那种文字的地方时，便用红笔在旁边画上记号。我觉得这本书很有一读的价值，便把它交给我的妻去看。因为我想借此让她知道一下河上夫人是如何的伟大。也许她不会了解到这种程度的，但无论怎么说，只要她看到我用红笔画过记号的地方时，总会深刻地寻味一下吧！”
——一九四八、一、一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