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最初知道河上先生的名字是在作中学二年生的时候。一九一五年，有美国人那尔斯在福冈陆军练兵场表演飞行技术。我同姐夫一起从门司到福冈去瞧热闹，那夜我们便住在二日市的温泉旅馆里。谈话中间姐夫就将当时日本最优秀的经济学者河上肇、福田德三两位博士的名字讲出来。姐夫用手作势来形容河上先生的风采和容貌，在经过了三十一年的今天，还清楚地记忆着。我的小学时代是在门司过的。船行出身的父亲常把当时所刊行的Puck（带滑稽性的讽刺刊物）杂志按期邮寄给我。那个杂志有些近乎低级趣味，拿现在的话来讲也包括色情部份，当时我还年轻，当然不嫌这个。但是关于讽刺政治的东西，虽然是儿童，读它也格外感到兴趣。像瘦脸鹰鼻的山县，塌鼻挺胸的伊藤，麻脸的大山，宽脸留着小髭的桂太郎，尖头宽腮的寺内，这些家伙是压迫日本人民的坏蛋，给儿童们以深刻的印象。所以虽然入了军阀官僚的原产地荻市的中学，对于充满市内和学校的封建空气总是存在着一种反抗的情绪。在中学里经常有故乡出身的名流做讲演，可是少年的心对于那种讲演非常地感到无聊，我想自己长大以后，纵令能到这个讲堂讲话的时候，也决不讲这种无味的话。与此比较起来，关于姐夫所说的话却非常引起我的兴趣来。日后回想起来，才晓得大概由于姐夫介绍给我《贫穷的话》和其他书籍所致。其后到了作中学四年生的时候，渐渐对于社会主义感到了兴趣，而开始购读《中央公论》。一九一七、八年的时候，在荻市读《中央公论》的人，实寥寥无几。在那时候杂志上刊登着各名家们的关于河上先生的批评。还有对于北昤吉氏的苛{薄}（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薄”字）的批评，我才得以开始晓得河上先生的为人。
二
从我进一高的时候，河上先生的《社会问题研究》就刊行了。我在一九二一年的时候，就明确地采取了共产主义的立场。一九二二年我进东大，正值关于共产主义基本文献渐渐输入的时候，在搞运动的同时，专心研究那些东西。所以对于河上先生的立场渐渐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但是当时所谓历史唯物论多是通俗的解说书，更加上那时正是内田银藏、福田德三之流受历史学派和讲坛社会主义学派的经济史所影响而构成的理论与唯物史观互相角逐的时代，因此以年轻的我来判断河上先生和我们在什么地方有如何的不同，便是个很困难的问题了。其后马克思、列宁的各种基本文献渐次来到日本，到了一九二五年，所谓唯物史观的公式《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真谛，我也能明确地掌握住了。随之对于河上先生过去的学说意义也很明瞭了。可是以后河上先生也渐渐发展他的立场，《唯物史观研究》也告绝版，发现他对于自己的立场正在不断地加以检讨中。
三
在狱中我听到了河上先生入党和他下决心的情形，那是我利用公审开庭期间的机会从至今仍和我们站在反对立场的佐野、锅山等人的口中听来的。从那时起，警察的白色恐怖愈行猖狂，在市谷刑务所的会客室里还不让说什么话的时候，就听人说：“那位曾为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问题苦恼着的先生Verhaften了。”当河上先生屡次为了辩证法和因果律的机械的比较所苦恼的时候，曾说那简直好像是深究先有鸡先有蛋那个问题，所以在不让说话的监狱会客室，要说“鸡蛋先生”，就是指河上先生而言。至于Verhaften，乃是德文逮捕的意思。我们这样说着{隐}（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隐”字）语，监视的人糊里糊涂也不懂得是什么意思。假如用日本语说逮捕的话，那就麻烦了。从此以后，便没有听着河上先生的消息。可是在函馆监狱时代，从一个保健技师口中听说河上先生在小菅。还听说夫人谈述河上先生在狱中的健康状态的话刊登在东京的报纸上了。一九四一年九月我被移送到小菅的时候，已是先生出狱以后，然而还能够听见先生在狱当时的各种情况。据说河上先生曾在狱中的“教诲堂”充当过教务杂役，做过扫除等工作。
四
去年十月十日我们被释放以后，和德田、黑木几位同志出席大阪、京都的欢迎解放战士获释人民大会。归京后，根据黑木的报告，知道河上先生仅仰仗着极少的退职金维持着窘迫的生活，这固然令人联想到他本人的老衰，也确因营养失调引起其他病症。在大阪大会上曾为河上先生募集救济基金，募集了一千数百元，但等到携款探访河上先生时，却被他坚决地谢绝了。就在那个时候，河上先生听到德田、志贺等希望他的病驱早日恢复健康并且一向把他当作同志看待的话后，便勉强地起来，端坐在病床上等候着讲给他听。当我出席十一年（录入者注：这里的“十一年”疑为为“二十一年”之误，即昭和二十一年——公元1946年）三月在神户举办的人民大会的时候，曾和在西宫的井之口政雄同志谈话，也觉得河上先生到底是受过明治时代教育熏陶的人，养成了拘谨的性格，对于接受金钱的事总是感觉难为情似的。我拜托他弄一些对于博士的病体恢复上有效的食品，他也热心地给奔走过。我在五日早晨，同曾做过海军上尉而被九段宪兵队扣押过的系园同志一起去探访河上先生的寓所。先生的小孙子迎出门口，也许是由于祖母的教养有房吧，真是彬彬有礼，不禁使我感佩之至。当我们被引导到楼上后，河上先生从病床上勉强起来了。一九二二年秋，在京都帝国大学研究室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很瘦弱了，可是这次眼前所出现的河上先生较前愈形瘦弱，凹下的眼睛发着微光，所以胸中起了一种不愉快之感。我们怂恿先生躺下，当我送上枕头的当儿，先生把我的手给握住了。那是多么枯瘦的手啊！一把就可以握过来的。河上先生因为患病的关系几乎完全谢绝会面。通过黑木的传述，听说想要和我见一个面。好像河上先生在狱中长年惦记着进退的事情。我马上回答了：“先生，关于这件事情，德田和我以及现在活动着的党员也都在谅解，再不必多加顾虑，只期待与先生共同工作的日子的来临，就请专心疗养吧！”那天的经过好像给了河上先生以强烈的影响，由于兴奋竟致引起连日发热失眠，不舒适了一个时期。而且在这个时期，先生为德田、志贺两人又作了献诗。当时的情形，大概很简单地在河上先生的日记里记载着。
河上先生的寓所非常朴素，屋里任何地也不像有藏书的样子。仅仅放置着几本书，就是柳田先生的《桃太郎的诞生》、伊坡先生的《古琉球》等关于民俗学的东西。“曾受先生教导的人很多，可是在先生出狱后，特别是躺在病床的时候，来慰问的人几乎没有。自从我去探望以后，世人对于先生才关心起来，这种炎凉世态，真令人感到异常愤慨！”黑木这样说了。可是我去的时候，由于专家们的好意，河上先生的病驱业已获得保护，对于这些人们，我也感到愉快。
五
过了不久，博士便长眠了。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即刻拍去唁电，京都地方委员会并协力办理博士的葬仪。在早稻田讲堂举办河上先生的追悼会。那时可惜我因党务繁忙而未得参加，改由野坂同志代为出席了。因为总选举决定在三月二十五日举行，当我答应了京都帝国大学学生们的邀请而向京都出发的时候，顺便访问了河上先生的寓所而向夫人致哀。先生的小孙子仍然规规矩矩地迎到门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