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堺利彦老人，好像在《改造》杂志上连载过自传。写过两册名叫《防长回天史》记述明治维新时毛利藩及其藩士活动的史书。我在东大时给我们讲十九世纪欧洲史的斋藤清太郎教授（有十几个学生出席他的讲座，教授高了兴的时候，便用发号令似的口调大声读讲义），也和堺老一起编纂过这部回天史。我还听教授说过，堺老写过一本名叫《周布政之助》的书。这部回天史，在一九三四年的未决监的末期，故人市川正一的母亲曾给我送了来。明治时代的史书编纂，多半还相信刘知几的所谓修史须有才、识、笔的主张，因而这部《防长回天史》也含有浓厚的这种味道。
堺老和继蔡特金及特姆·曼等世界老革命家之后而死于莫斯科的片山潜以及由于所谓大逆事件而被处死的幸德传次郎，同为日本最老的社会主义者。一九二五年，我离开学校后，在四月的某一天去拜访堺老，我首先致寒暄说：“从此以后，打算一生献身日本革命运动。”然后道谢了从来的关照。他对我说：“是吗？从此以后，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人，如果不能坚决斗争，便糟了。加之，日本人由于言语不同和作为到过而远隔重洋的两个障碍，从来在理论和政治方面往往容易落后，希望你这样的人把它挽救回来！”
秋水的话
那时谈起幸德秋水的话来。在以前也曾听过不少次关于幸德事件的事情。在一九二二年秋天的某日，黑田寿男君等数人，曾要求堺老讲他的事情。但是到了约定的时间，还始终看不见老人的影子。过了一个多钟头以后，才慌慌张张地跑来说：“真糟糕！我想你们也知道，我家的门前永远有特务窥伺着。今天晚上我又被跟上了，我暂时装作散步的样子，然后抓空跳上电车来了，所以来的这样晚，实在对不起！”但是那天晚上，在听他讲话的几个人里面，便有以干新人会的特务借以获得学费的东大法学部学生。晓得这个学生是个特务，乃是过了半年以后的事。后来想到这件事情，不由得苦笑起来。
当我去拜访他的时候，听到了这样的话：
“那时候片山君站在劳动组合主义的立场，幸德君倾向无政府工团主义方面，于是我不能不站在两者中间而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了。现在片山君已成为有名的革命家，活跃于国际的政治舞台，幸德君被处死刑后，到现在已经十四、五年了。如果在你们看起来，我好像有点消极。人的一生，在半路途中是不能下以真正的评价的。幸德事件发生时，我由于赤旗事件正在千叶监狱。赤旗事件实在是荒唐之极。在神田的{X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馆举行演说会时，照例受到官宪的干涉。突然在讲台的后面，有写着‘无政府共产’的赤旗垂了下来。这是大杉君没有向我和荒畑君商量而擅自干的事，但我们也被捕了。然而在入狱期间，没有受到幸德事件的连累。出狱后，把幸德君的遗骨取到自己的家中。有名的和尚宗{演}（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演”字）曾来请求做个佛事祈祷冥福，但被我拒绝了，以致大生其气地回去了。
监狱是个可怕的挨饿的地方。肚子饿得实在难受。送饭来的杂役，把汤盛在碗里的时候，故意使它流在托盘上，我便把流在托盘上的汤用嘴吸个干净。”他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做着吸汤的样子给我看。
《平民新闻》与《国际新闻通信》
于是老人让我看了幸德所藏的《平民新闻》合订本。上面盖着两个幸德秋水的藏书印，其中一个是葫芦形，实在够雅致的。我从那年四月以后，参加产业劳动调查所协助野坂君工作，但因经费支绌以致难以搜集资料。于是对老人说：
“请把这个平民新闻送给调查所吧！”
“但是保管上困难吧！我到大原研究所去的时候，看见森户君把马克思所编的旧报纸一张一张地好好保存起着。在东京方面，以嘉治隆一君的家中为最适宜。如果保存在那样的地方，就万无一失了。”
“保存在嘉治君那里，也许能被当作骨董品而小心翼翼地保管着，但既不能在运动上发生作用，也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遗产。无论如何，还是送给我们吧！”
第二天，野坂君和我又去要求，终于把它要了过来。我们把它装订得结结实实的保存起来，但在三·一五事件时，被作为证物没收了。起初好像是放在裁判所的地下室中，但后来便不知弄到哪里去了。被官宪弄丢了的贵重资料真不知道有多少。日本的天皇制，在这点上也可说是文化的野蛮敌人。
我初次拜访堺老，是在一九二二年的五、六月间的建党稍前，是和黑田君一起去的。那时候才拿到了英、德、法文等版的《国际新闻通信》。这对于日本从事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人们了解世界情势上，是非常有用的东西。其后直到调查所成立以前，我始终到堺老那里去拿来作为情报利用。大类伸教授由欧洲归来开始讲课后，让在学年末提出研究报告。我利用《国际新闻通信》，写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论。大类伸教授是讲授奥古斯丁（译者注：Aurelius Agustinus，是意国的神学家、哲学家，世有圣奥古斯丁之称，著有《忏悔录》。三五四——四三零）的神国论以及意大利中世文化的，对于法西斯主义论好像有点吃惊。但是教授是个温厚长者，当我提出那个报告的时候，他对我说：“学生的报告多是关于过去时代的，涉及现在存在着的问题的却很少。尤其是法西斯主义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对和堺老一同编纂《防长回天史》的斋藤清太郎教授，提出了《列强石油政策的起源》的报告。其中一部分，也是参考了由堺老处拿到的《国际新闻通信》。现在还记得，关于希特勒下士班长的事情，也已经在那时候的《国际新闻通信》中记载着。
美国发行了《日报工作者》之时，给堺老那里每期寄来两份。这已经是二十五年以前的事情了。他曾向我说“志贺君！好东西来了，也拿一份走吧！”无论是《国际新闻通信》，无论是《日报工作者》，来了以后便被原封不动地丢在一旁，因而我每次去那以整理的时候，便各拿一份回来作为我的酬劳。当时特务对于寄给堺老的信件，完全加以检查，电话也设法偷听。纵令是绝对主义的明治宪法，也是确认书信的秘密的，但却利用所谓法律许可范围的附带条件，剥夺了一切的自由。我们每次访问堺老回来的时候，总是被特务跟下来询问姓名。
关于文章的教训
堺老是位翻译能手，文章也好。正和那时候从事文笔生活的日本人一样，对于文章的推敲是煞费苦心。然而如果和一代思想家及文豪的中江兆民的弟子幸德秋水比较，风格却是不同。堺老得为人和蔼可亲，而且倜傥不俗。文章也正如其人。老人曾给了我这样的指示：
“志贺君！关于文章我也研究过不少日子，但归根结蒂，我认为可以用‘平明畅达’一语概括了。在翻译方面也是这样。如果不看原书便无法了解意思的翻译，近来实在不少，这对于不能阅读原书的读者尤其是工人诸君，决不能说是忠实。”
虽然如此，如果说堺老的译文中完全没有直译的句子， 那也不尽然。例如把杰克·伦敦的《雪虎》一书中咬住了强敌的文句译成了“给了猛烈的一咬”。我对此感到吃惊，但却是名译无疑。风靡当时的汉文修养，仍然到处表现在翻译之中。《共产党宣言》是和幸德秋水合译的，所以更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这部翻译中好像费尽了苦心，但有时也有晦涩之处，像把“Bourgeoisie”（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Bourgeoisie”）译成“绅士阀”，便是其中一个例子。《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便比较地平易近人多了。
我在狱中曾研究了“平明畅达”这句话。堺老固然未出乎通俗宣传家的水准，但我想把群众通俗易晓性和科学的正确性统一起来，却是我们应该效法的。狱中受了限制，工作条件不多，但研究了日本语的文法，也看出了用汉字翻译西洋用语这种明治以来的积弊，实在是独占科学与文化的手段。
堺老的功绩，也可以说首先便是他的翻译。一谈到翻译，便知道它在日本是件很重要的工作，而且具有很大的任务。《共产党宣言》刚秘密出版时，读了它的日本青年受了很大的感动。《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工资、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等书，由于堺老的熟练译文，以及是廉价的小册子，所以被广泛地阅读了。在这点上，明治初期输入资本主义的福泽谕吉和明治后半期输入社会主义的堺利彦有点相似，说这两个人物是把西洋思想移植为日本文字的功臣也未尝不可。福泽谕吉的文章也是非常平明畅达的。现在我们使用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仍有许多堺老苦心孤诣的译语。
幽默讽刺
第一次共产党事件发生时，《东京日日新闻》说什么堺利彦氏在被急袭后脸色变成苍白，并且说什么实在出乎他意料之外等，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佐野学一时疏忽，在家中被搜去的文件，终于成了检察处的莫须有的证据，至于早大研究云云，不过是作为早大军教事件的遮羞，和使学校军国主义化的借口罢了。佐野曾在堺老面前哭泣着道歉。于是党立即着手准备。所以说决不是受到了出其不意的急袭。
关于这次的审判，堺老在《改造》杂志上发表了感想，他对那时去访问他的我说：“在那篇文章里面我使用了秩父庄司重忠这个名词。今天早晨有人来问我那个名词是什么意思。现在的人们不懂得秩父庄司重忠是什么了。”我答道：“因为那已经没有必要了。”他问道：“志贺君！你知道吗？”我笑着答道：“是阿古屋的琴卜故事吧。”（译者注：净琉璃《坛浦兜军记》载有秩父庄司重忠使游女阿古屋弹琴，根据其音色而判断平景清的去向。）他于是夸奖我道：“志贺君！你真令人佩服。”那时他问我道：“志贺君！德语把胰皂怎么说呢？刚才那个客人问我这话，但是我们两个人都不晓得。”我答道：“是Die Seife。”他便一边按照拼音一边记在便条上。当初我还担心还是老先生对我的智力测验。像这样的事情也有过的。
堺老曾以幽默自任。写过一部名叫《猫的{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梁·日本一幽默大师贝齿冢六著》的著作。革命家的确是需要幽默的。马克思的女儿爱利纳在《革命与反革命》书中曾指出：“马克思虽过着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活，但并未失掉幽默。尤其在德国人把这叫做Humor的时候，是和英法不同，而是含有革命家的确信的。”恩格斯也在他的书信中，告诉我们讽刺在严厉镇压下的必要。实在不错，我的多年的狱中生活，也有这种经验。我们站在法庭上的时候，便说明了幽默和讽刺对裁判所和检察处是如何锐利的武器了。但是如果在无孔不入的特务的监视和压迫之下，变得畏缩起来，那么，解党主义的倾向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就会使革命的实践成为不可能，革命的理论庸俗化了。
怀抱一剑空生锈
在一九二二年“方向转换论”频频成为问题之时，山川老曾自鸣得意地说：“在欧洲方面，叛党者层出不穷，但在日本，革命家却始终保持着不变的立场。”“遗恨十年磨一剑”，这是濑山阳诗中的文句，在那种胡作非为的天皇制的压迫之下，始终维护着革命之剑，实在是悲壮的事，但在脱离群众之时，斗争的条件已变化到了仅靠一剑是没有办法的程度。到了日本的无产阶级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工业的发展而迅速增加、同时由于物价上涨生活压迫而开始了群众行动之时，便进入非使用近代化武器不可的阶段了。而且是老态龙钟地舞着那传家的宝刀，并不是“X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光底逸长蛇”了。革命的幽默堕落为相声的滑稽，讽刺变成出不了旁观者批评的范围。甚至{落}（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落”字）了末流，竟变成嘲弄无产阶级了。一九二三年，警察当局及司法官僚率先把《过激思想取缔法案》列入议程时，东京的有组织的工人曾展开示威游行加以抗议。但到了一九二五年，《治安维持法案》被列入议程时，新居格、大宅壮一诸君却吹着玩具的喇叭，领着一群文人经过议会的附近。
而且由幸德事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堺、山川、荒畑等我们的先驱者，未能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而决定运动的方针，还是他们的能力所不及的。于是新的群众运动的方针，不能不有待于德田、市川、野坂等第二代的同志们了。因而，可以接受的政治的和理论的遗产，实在过于贫弱。贫弱还没有关系，而且在客观方面，老人们反而发生了阻碍第二代发展的作用。
解党主义和宗派主义
自《二七年纲领》以来，山川的倾向被成为解党主义，福本的倾向被成为宗派主义。然而如果把两者加以形式逻辑的分割，认为前者没有宗派主义的倾向，后者没有解党主义的倾向，便错误了。尤其佐野、锅山的一派，坚信自己是正统派，和两者的机会主义偏向没有关系，简直是没有影儿的事。借着这种装模作样，他们毫不费力地开始了破坏党的工作。堺、山川、荒畑的解党主义，是把党限定于百分之百的革命家的宗派，使它跟在群众的自然成长的组织之后而加以操纵的办法。反之，福本的倾向，是由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站在群众的自然成长的组织前面而加以指导的办法。在拒绝把党造成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这一点上，还是重复了前者的倾向。总之，前者由形式看来是解党主义，由内容看来是宗派主义。反之，后者由形式看来是宗派主义，由内容看来是解党主义。当《二七年纲领》制定时，为堺、山川、荒畑等流{毒}（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毒”字）的猪俣、北浦诸君，对党称之为宗派，“社会思想”那一派用《清算宗派主义！》的标题发表了《二七年纲领》，这已经是超过了恶意而成为滑稽的事情了。
那时候，堺、山川两位老人已经脱离了党。自二五年的党再建以来，两人在党外不断对党加以声讨。当时荒畑、北浦两君还在党内，但在二八年初也被开除了，并且在《赤旗》报上公布了其理由。
一九二五年，《无产者新闻》创刊了。主笔是佐野学。但诚如他自己对预审推事陈述入党当时情况时所说：“我是个公子哥儿。”因而他并不参加报纸的发行及编辑等吃力工作。（他自己也好像认为是个公子哥儿。一般人认为这是他良善的现象，但经过特务和检察官以及推事的挑拨后，便为了自己的面子而若无其事地中伤同志。他那种无耻的叛党行为，也是他的无比的利己心所致。）这些工作主要是德田君做的。德田君为了吸取过去的经验，曾到堺老处征询他的意见，据他说：“如果按照平民新闻来衡量，则发行数千份即可，在此以上便是不可能的。”“打算发行二万五千份。”德田君这样主张着而不想让。老人加以反对说：“对于那样盲目的计划，我是不负责任的。”但是二万五千份很快地销售一空了。对于时代的感觉的悬殊，在这里充分地表现出来。
遗产的{X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
我在前面曾说过：“堺老遗留给我们的政治的和理论的遗产，实在贫弱。”关于此点，凡在一九二零年初期参加运动的人们，都能切实地感觉到。德田和市川君也时常谈到此事。在这期间乘虚而入的，一九二二年的是佐野学，一九二六年是福本和夫。他们由学校教师一跃而为党的领导者了。我还记得当时党为了避免那种坏的影响是如何地费尽苦心，尤其我们学生出身的人毋宁说是积极支持他们的。二七年以后，随着运动的进展，发觉表现于实践方面的弊害其根源大半在这里，但直到因三·一五事件被捕入狱亲眼看到佐野、福本的实际行为后，才清清楚楚地知道了。为了把一国革命运动的经验积累当作遗产而加以有系统地吸取，党应该不断地正确地进行党员的教育与训练，党不应该把其遗产加以宗派地祖传似地独占，而应把它发展于群众运动之中。这样重大的意义，被解党主义和宗派主义完全轻视了。因而群众的作用等等，压根儿便没有被当作问题。数百千万的群众，只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学习，来巩固其阶级意识，来发挥其伟大的创造性。
“一般历史，特别是革命史，其内容总是比最好的政党，即最先进阶级底最觉悟的先锋队所想像的要丰富得多，繁杂得多，生动得多，‘狡猾’得多。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好的先锋队也只能表现几万人底意识、意志、热情和想像；而革命却是在人们一切才智能力特别高涨和紧张之际，由最激烈的阶级斗争所鞭策的数千万人底意识、意志、热情和想像来实现。”（译者注：根据莫斯科中文版译文）
这是列宁在《左派幼稚病》第十章中所说的话，但是在一旦有事之际，为了使先锋队不落后于群众的自然成长性，需要什么东西呢？
“在所有这些情形之下，在一切国家之内，共产主义运动还是日益受到锻炼、日益发展起来；它已是根深蒂固，甚至连摧残追究都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加强着共产主义运动。要使我们更加有把握和更加牢实地走向胜利，所缺少的只有一件事，这就是：一切国家底一切共产党人，都要彻底意识到必须使自己的策略尽量灵活。”（译者注：根据莫斯科中文版译文）
遗产的接受方法
这种灵活与巧妙，已经不仅是布尔什维克的东西了。在欧洲与东亚大陆方面中，许多国家，它已和有利的条件结合起来，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东西。诚然在日本方面，各种不利的客观条件势如山积，但仅在这上面寻求理由，革命运动便一步也不能前进。堺老等人在明治后半期至大正年代的天皇制桎梏中脱离群众而动弹不得时，身心双方都变成不健康了。这种遗传现仍多少残留于日本共产党员之中。
堺老直到晚年，费尽精力也不能跳出社会民主主义的泥潭。我们的任务是：在各种新的条件之中正确地接受多数死去的同志和群众运动所留下的遗产，克服使我们苦恼的遗传。
日本的资本主义在达到其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以前，日本的人民群众（包括为其先进的无产阶级），没有从历史的惰性中充分觉醒过来。刚要觉醒，日本的天皇制度便又强迫它睡了。堺老也曾屡次发表这样的叹声：“可怜的民族！由上至下都是奴隶。”但是今日的日本人民群众至少无产阶级，已将成为推进日本彻底民主化的力量。无论有如何困难、不利的条件也并非只是给人民带来不利。一九零五年革命发生时，伦敦泰晤士报曾说过：“想不到被哥萨克骑兵的Нагайка（长鞭）追击的俄国人会有革命的能力。”由于把车尔尼雪夫斯基时代的俄国人和列宁所领导的俄国人同样看待，于是也就产生了这样的批评。各种条件的利与不利，是辩证法的。各种不利条件集中之处，便是各种矛盾集中之处。在那地方一定能制造出各种解决的前提以及将其活用的东西。
列宁把这叫做对策略尽量灵活的意识，强调这种意识以及在实践中体现这种意识的本领同是共产主义者所不可缺少的。为了使它成为我们的东西，我们正拼命努力着。而且一定能成功的。这也是把自号“枯川”的堺老已经枯竭了的精力的泉源再度使之成为“大河”的唯一道路。
——一九四七、二、七，在大阪病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