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绵亘三代日本知识分子的镜子
河上博士《自叙传》的全部应该是四卷，不过最末的一卷是把以前曾用其他形式发表过的东西汇集而成。所以单就已刊的三卷来说，《自叙传》的基本部份已大致齐备了。
《自叙传》是战后出版书籍中一个最大“部头”的，其中有些地方亦曾涉及批评今日尚在社会各界继续活动着的数位知名之士。当十五年前，日本天皇制度下的官宪向共产党施行最后总攻的时候，博士亦被捕下狱。那时反动派的宣传机关，常爱将共产党人故意描写成凶恶无比的暴徒。所以博士被捕时，亦曾被人这么宣传过，因此曾轰动过一个时期。为了使外界人士明瞭事实经过的真相，这部《自叙传》的问世，可说正适合当代日本人需要，并且在内容上亦颇隽永可喜。
博士生于一八九七年（明治十二年），一九零二年（明治三十五年）毕业于东大法学部。而日本的资本主义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的阶段，也正是在这个时代。一八九五——六年的中日战争，可以说是大致确立了产业资本主义构造的转折点。日本的工人以近代的无产阶级姿态出现，开始产生阶级性的组织，也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是像其他国家的情形一样，日本无产阶级并非刚一开始就能够掌握了科学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论武器，也没有形成有力的政治势力。直到中日战争以后，才吸取了社会主义理论而开始组织工会。但那时还是显得很幼稚的。它的幼稚，连马克思批评韦特林幼稚时的那样程度都追不上。
河上博士在大学读书时代，即开始阅读社会主义的文献。故曾于一九零六年，用“千山万水楼主人”的笔名在《读卖新闻》上发表《社会主义评论》一文。然而那时所说的社会主义，还没有提到科学的社会主义。直到一九零五年，才在《平民新闻》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由于他不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仅对社会主义加以评论，所以博士的世界观也自然不能算是社会主义的。
博士之出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是在一九零八年（明治四十一年），在那年发表了《经济学原论》。博士在《自叙传》中曾自我批评该书说：“丝毫没有提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我们若按照当时的社会情形说，这也是必然应有的现象。其后博士曾介绍过一些外国不甚著名的经济学者的学说。对于一九一三年（大正二年）出版的《经济原论》，据博士自己说是“仅能算是集以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价值论的大成，丝毫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就是一九一五年由海外归国任京大教授时编的讲义，“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几乎没有提到过马克思的学说。”
日本的资本主义，从一九零四——五年的日俄战争开始更发展地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较之前资本主义阶段的生产关系（主要是寄生的土地所有以及它和小农制度的结合）更控制了人口的大部分。在政治上，处于极权主义的天皇制度（以军部和警察为两大支柱）的统治下，对幸德秋水、堺利彦等的“反战论”加以压迫，因而捏造出一九二一年的“大逆事件”（录入者注：原文如此，疑有误，因为“大逆事件”是发生在一九一零年），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会运动便完全被摧毁了。所以博士的著作和讲义中见不到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也是由于当时这种环境所造成的。
博士归国后担任大学教授，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帝国主义列强企图分割世界而展开殊死战的时候。在留学期间曾写过一篇《回顾祖国》。可是博士在那时似乎还没有明瞭到什么是酿成大战的决定因素。诚如列宁所说的“历史即使是在饭革命的情况下也是向前进展的。”所以在这种意义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遂成为人类历史的一大转折点。因而促使日本亦不得不终止其停滞状态而随之向前迈进。而博士恰好像面镜子，正能把这种事态给明显地反映出来。最有趣的是在一九二八年“三·一五”事件我被关进市谷刑务所的时候，竟从官方的图书目录上发现收有此书（《回顾祖国》），同时也收着堺利彦写的《周布政之助》。自然在当时情形下，纵然目录上载着，也无法借到手中的。
博士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是在一九一九年，当时正是俄国发生革命，德意志、奥地利、土耳其败北以及其君主政体被废止的时候。在日本则发生了“米骚动”及多次罢工事件，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中也引起了革命危机。诸如此类的大事件相继爆发。在这种时代的环境下，博士的《社会问题研究》及其他单行本中亦渐渐刊载了有关马克思主义以及革命问题的文章。
由于“大逆事件”的无理镇压宣告失败，迫使天皇制度下的统治势力对于言论、出版、工会和农会等活动，亦不得不予以相当的自由。一九二三——四年所编的讲义，据博士自云：“虽然当时曾决意竭尽全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彻底研究，但是在它的根本构成上，却仍旧和资本论的研究方法、叙述方法均毫无相同之处。”
当一九二二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前后的博士，在他的《自叙传》中，对于这件大事似乎也没有深刻地注意过。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日本共产党内如堺利彦、山川均等人虽然皆为共产党员，但他们却并非真正的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在本质上都应该算做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党内算做解党派份子。因为他们当时都在共产党内居于领导地位，所以当时博士对共产党的指导理论的根本，便努力地做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歪曲和怀疑的批判工作，在客观上起了不少的反作用。在《唯物史观研究》和《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里，对于历史唯物论及俄国革命，曾屡次发表过错误的说明和见解。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从主观上看来，可以说是博士对于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了解。由于不了解，因而引起各种怀疑，对于日本共产党，对于世界革命形势都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多疑性。再加上福本和夫以及其他学生们曾大刀阔斧地对博士加以批判，而结果福本等人却相继脱离革命阵营，所以更使博士对于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上所犯的错误得以“稍加辩解”（所谓“稍加”，就是说博士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基本上还大致承认的缘故）。在那个时候博士曾一变其以往积极地支持共产党的行动和态度而与“反福本主义”结合起来充当起反对共产党的角色。因此他的《自叙传》中曾对这种经过做了客观的批判。
博士所编的讲义，从章次上、内容上、“完全成为资本论的解说，是从昭和二年到翌年三月的事。”正当这时，日本共产党根据《二七年纲领》，克服了前此在党的政策和组织上所存在着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偏差，而开始走向新阶段的第一步。它在战略上的目标已明显地表示给群众。天皇制度下的官僚们对此深感恐惧，所以才有“三·一五”事件的大镇压于党及有关群众团体的头上。博士就在这时，被迫离开历经多年成为全国学生所景仰的目标的京大经济学部的教授岗位。
这便是博士所以能被看作绵亘明治、大正、昭和三代日本知识分子发展的“镜子”的缘由。
二 共产主义者的正确性之证明
通读博士的自叙传，最使人感动的，便是以一位具有良心的学者毕生在热心地追求正确的途径，终于到达唯一的最高真理的共产主义的经历。这也是现代世界的一般倾向。
多列沙在一九四五年夏请求加入共产党的时候，他已经是七十四岁了。在他的信中曾写着{道}（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道”字）：
“我对于这个愿望，{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意已久，且与年俱增。
因我见到法国的物理学家居里、法国的数学家兰鸠邦等有权威的科学家们，和数年前英国的科学家海登等同样地在共产主义运动之中，不仅为科学的探求而献身，同时也对自己活动领域作科学的研究并对各种社会问题作科学的研究，使两者之间求得统一的结合。关于这些新闻报道，我特别感到满意和欢迎。还有，每逢听到像西班牙的俾卡索，法国的阿拉贡等献身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家和作家，丹麦的大小说家安徒生、赫克西·爱尔兰的剧本作家奥克西等有权威的文化工作者们积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消息时，心中便受了很深的感动。……对于人类的伟大性和高贵性的确信，已成了我的生活和工作的指导原理。因而我的生活和工作的论理便促使我产生了想加入共产党的愿望。”
当一九三二年，日本共产党在官宪的镇压下正处于非法的地位。在这种环境之下，任何人也不可能自动地申请入党。所以博士渐次靠拢共产党时，党中央委员会方面采取了争取博士入党经博士表示同意的形式而使他成为党员。博士在《自叙传》的第二卷（一零五页）里，曾用感动的笔调描写过入党当时的欣喜状态。他说：“我的入党，和一般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人不同，而是在五十三岁时，并且升到教育官僚的高级位置以后，在疯狂的官宪诛求的条件下成为党员的。因此感到异常的喜悦。”他并且提到了中国红军大行军的时候，有一位同青年人们{杂}（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杂”字）在一起向二万五千里长征之途迈进，从瑞金一直走到延安去的谢觉哉同志，是在五十岁时才入的党。并且在入党时曾说：“像我这么大的年纪，竟还有机会参加新社会的建设工作，想到这里，不禁欢喜得流出泪来。”博士虽然没有谢老那样勇敢，但也曾像他那样因感激而流过泪。
但是博士入党后不久便被捕了。以后便从未决监里发表了有名的《狱中独语》。因此博士便开始走上了弯曲的道路。这个《独语》是由于检察处和刑务所当局假意表示释放博士，因而一步一步地强迫写成的。由于博士在党内未居于领导地位，所以向他表示只要对当局低头即可考虑缓刑。类似这种卑劣的威胁利诱手段，施行过不只一次。但是博士却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真理，只表示愿意脱离实际行动以及停止写有关政论的文章。至于造成博士这种脱党的原因，乃是因为日本统治阶级施行了残忍的使人慢性折磨致死的恐怖手段，所以才使人不自觉地堕入其圈套中。
河上博士便是上述这种类型的人，当他被捕之后，周围对他表示同情而射飞为他奔走营救以求减轻判决或获得保释乃至假释的人很多。但他们在表面上是援救博士，而骨子里却是阴谋使博士屈服，好用来作为扩大宣传破坏共产党信誉的资料。因此处于特务、检察处、裁判所、狱吏之间的博士，不但越发走向弯路，并且更显得动摇不定了。在《自叙传》中，关于这点也曾自我批评过。他曾说过他的内弟大冢有章君曾对他格外关怀过。其实，自己被捕失掉自由时，别人及其他同志无论怎样关心，也是无济于事的，反倒更易引起自己和别人犯错误。
“这是我最大的失败的开端，在当时决心加入不合法运动的地下党时，就应当觉悟到假使被捕必须尝试牢狱生活的滋味。这种精神准备是必须具有的。但是等到被捕以后，我却仍旧急着盼望获得减刑。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态度实令人觉得惭愧。但想不到大冢的来信，竟首先使我企图退党了。”（《自叙传》第二卷二九零页）
所谓治安维持法的目的究竟何在？说穿了，它就是为了维持天皇制度和准备发动帝国主义侵略战争而设的法令。我们只要读一下叛徒们写的《转向声明书》及《感想录》，就可以知道他们对共产党展开攻击的主要原因是针对着这关键问题而施行的。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者就展开了他蓄意已久的对华侵略。为什么对于逮捕了的共产主义者能够采取宽大处理的政策呢？这件事的内情，博士同许多被捕入狱的人们却都把它看错了。不，甚至佐野、锅山等人也受骗了。他们都是想致力于党的破坏工作而借此减轻自己的刑期。当再审判决那天，锅山曾向他身边的看守问道：“不能再减轻一些了吗？”这句话就足以表示出他内心的企图来。这是那个看守在再审判那天对我亲口讲的。纪元二千六百年举行大赦的时候，他们本来已可获得被释的机会，却被司法次官三宅正太郎提出了天皇法西斯式的抗议而停止释放。（这是在一九四一年秋天被移往小菅时候，锅山对我说的。）所以他们虽然背叛，也前后在监狱里住了十四年。
博士对于这个阶级斗争的政治性，未能明确地综合地掌握住。因此在预审终结那天，博士竟提出意见书，表示今后愿意埋头翻译《资本论》的决定版，而停止实际活动，以求获得保释，但在事实上却中了预审推事的诡计。对于此次的失败，博士曾说：“我实在想得过于愚{X}(录入者注：原文不清，无法辨别)了！”（第二卷三六五页）其实归根究底来说，《资本论》不就是以巨大的头脑和手腕来掌握了历史的自然必然过程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现实运动的巨著么？正因如此，所以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们才渐渐对它抱了反对的态度。甚至连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学者们也对它加以曲解。在他们感觉无法对抗的时候，便如同法西斯分子那样狂暴地烧毁了《资本论》。在日本，则是特务宪兵们凡遇见持有《资本论》的人便加以逮捕。经由检察官起诉后，法院便判为“有罪”。而且博士却一向抱着“只有自己才最配翻译资本论”的自负心理。但是自从入狱以后，由于这种自负心理，引起了焦躁的出狱念头，反而成为他犯错误的主因。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在反革命中也不断地前进”，一旦反革命势力对它无法控制的时候，《资本论》将再以新的姿态在日本出现。宫川实君继承了博士的遗业，长谷部文雄君也发表了很好的译本。征诸今日日本的现势，愈信列宁的指示确是真理。
博士的《自叙传》并不能算是一部伟大革命家的斗争记录。我也不是从这种角度来对《自叙传》做评价的。然而在这书里面，博士对于自己的失败和错误并未企图加以蒙蔽，而是用博士所能理解认识到的程度把它真诚坦白地流露出来，不断地做了自我批评。博士自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后，由于饥饿而营养不良，然而对于写作工作，却直到最后的一天也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此点，博士的生涯和《自叙传》才有不朽的价值。卢梭是有天才的，《人类不平等起源论》及《民约论》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成了掌握群众创造近代世界史的伟大的转折点之武器。我们在今天来读《爱弥儿》，也得赞美卢梭的天才。可是他的《忏悔录》在这天才的性格上却深深的染上了偏执的性格，有难以令人置信的地方。
河上博士的《自叙传》则与此不同，因为他曾在书中做了严格的自我批评。我通读本书时，也感到对于人物的评价及事实的判断尚有不少错误之处。其中载有由于大学教授式的眼光，非常爱留意到人的癖性的地方，读到这些地方，常令人发生一种会心的微笑。虽然有此种倾向，然而由全体看来，实为鲜艳的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对于自己也是同样。所以《自叙传》乃是博士回忆着自己的失败和苦难，作为毕生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记录，它证明了共产主义的正确，实为最生动的一部文学杰作。
三 镇压策谋的暴露
《自叙传》的第二、三两卷，暴露了以治安维持法为武器的警察、检察处、裁判所、刑务所的各种残忍和暴虐行为。固然博士并没有过分受到白色恐怖，可是对于博士，官宪当局仍然是不断加以迫害的。
博士不仅描写了自己，并且把警察的残酷阴谋、拘留所、检察处、法庭、监狱、镇压的全部{配置}（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配置”）介绍给日本人。把天皇制度和统治阶级历经多年动员各种手段{渗}（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渗”字）入日本人脑中的“恐共病”的毒素本身明显地表示出来。所以那并不是零星事件的记载，而是博士将参加共产主义运动以来的经验作了有系统的叙述，是具有无限价值的东西。特别是举出来帝国主义为了独占利润和战争在如何长时间中{制}（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制”字）造舆论，加强镇压和侵略，转移人民的注意，玩弄反共把戏，这些描述，都表示着是非第一流作家的想像和直感的力量所能及的体验记录。
其中堪称是最精彩的，便是大森银行袭击事件。这记载在第二卷的《风间丈吉君的二三事》、《和间谍松村的首次会见》中。那时党的最高指导部是由平松、岩田、松村三人构成的。那位松村是党的住宅部和资金事业部的负责人。据我在小菅听锅山所说，松村就是峰山。当他从海外归来中途在京都被捕的时候，马上就屈膝投降而被授予离间工作的任务，到东京以后渐渐占了党内重要地位。重要党员的秘密住处全被他控制着，资金事业部也可以运用，所以警视厅能够随意玩弄反共把戏。特务方面企图在以热海事件著名的党全国协议会上一举对党加以歼灭的打击并破坏人民对党的信任，它的序幕便是银行袭击事件。报社固然不用说了，就连检察处、政府的高官也不知道这个计划，他们也是被特务的把戏所吓倒，因而引起“恐赤”“憎共”的热病，反而命令特务进行更加狂暴的镇压。听说锅山被捕的时候，关于他带的文件，警视厅的特务课官员曾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重要文件，送到检察处以后要是一个不小心给泄漏了，对于我们的工作是会有障碍的。”特务的心理，真是世上最奇怪的东西。
锅山和佐野都遭到银行袭击事件的牵连，在惊慌失措的当儿，共产主义的假面具也掉了下来。一变而为离间分子了。在第一次公审后不久，市谷的候补典狱官森口藤松（国领、德田、志贺三人给他起了个绰号叫做“狐狸”，因为他的模样恰像京都陶器店门口摆的大狐狸一样），每天去和锅山商量，专心研究热海事件的善后工作。在佐野、锅山发表声明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报纸曾经登载过：“所有党员，对于巨头的转向都茫然若失了。”可是当看守长得意满面地把印妥的声明书交给我的时候，我说了声：“嗯！好歹算成功啦！”今里这个班长出身的看守长听了这话，不愉快地沉思着。
在佐野、锅山发表叛变声明以后不久，户泽检察官曾对河上博士讯问过（第二卷三九一页）。这段记载，就像读着有趣味的小说一样。户泽是个自高自大善于装腔作势的人，他妄想根据所谓“检察官可以指挥司法警察”这个刑事诉讼法的假定把此次功绩算做由于自己的指挥得法因而特务的活动才奏效的结果。他借着森口的协助，在佐野、锅山的转向上表现了卓越的指挥手腕，因此愈加兴高采烈，自鸣得意。他就更希望能够直接由自己手腕再立一次功劳。
“刚刚立功而正在高兴的户泽检察官，看着适逢其会而落在自己手中的老人，就想利用他再做一番事业。”
其实，博士也并不是好惹的人（往年，北昤吉写了不正确的东西，山川均曾对他加以批评。但是山川均自己也明瞭河上博士对北昤吉的批评比自己的还要透彻厉害，因而才自告退让。但是仅仅这一念之差，就使搞社会运动的老前辈山川堕落为社会民主主义者，而其后博士却终于达到了共产主义）。那时户泽曾对博士说：“戒护主任的森口君也是我介绍来的。”语气中露出一种自大的神气。
和户泽同谋，对于博士的《狱中独语》加以强词夺理的批评尽量给读者以“极端没落”（东京朝日新闻的批评）之印象的典狱官，便是博士书中所说的“还在年轻、骄傲、白肤、头发分得很漂亮的青年”（第二卷四二一页）的佐藤乙二。他是受到司法部严格的命令在狱中做镇压和分裂共产党工作而来到市谷刑务所的，他的白色恐怖的残酷是决非言语所能形容的。但是由于户泽、佐藤、森口的合作将博士所写的《狱中独语》利用为分裂党员的工具，结局却是毫无效果。借着这个口实，户泽在公审的前日又重复的为博士布置了应付审判长询问的圈套。其实被告的陈述自由在检察官的眼中是一点也没有的。所以公审当日户泽的论告，充分地暴露了天皇制度的强制压迫。列宁常把沙皇制度叫做所谓犬儒主义（Cynicism）来加以剧烈的攻击，可是天皇制度比较沙皇制度确是青出于蓝。“被告五十五岁的老人入党，真是痛苦的事情。”作了这样论告的户泽又说：“因为读了那本《狱中独语》而急流勇退不搞活动的知识分子，在我的耳朵里也听到不少。”博士听到这话以后，才觉悟到被骗说：“我这一下子可完了！当时我感到非常可耻。”而黯然神伤起来。而且户泽又提出要求判决七年的意见。博士虽然受了这样嘲弄侮辱，但在宣判之前，仍然提出了放弃资本论的翻译和坚决要求缓刑的上诉书，结果被宣判了五年徒刑。
对于这个判决，博士以为“在一瞬间，空想是像轻气球那样地破裂了，忽然心情振作起来了，好吧！就忍受五年的徒刑吧！”这样地下了决心。这也可以说是博士的长处，但是那乃是由于“对于随时所遭到的命运听其自然”而产生的心情，并不是“好！如果遭受戏弄，则将奋斗到底的态度。”（第二卷四六六页）因此当论告的时候及检察官跟随的时候，心中遂渐次生出愿望早日脱出这种嘲弄式的念头。这就是从被处刑以来的不断地感到苦难的情形。
《自叙传》第三卷是记述的在小菅刑务所的徒刑生活。那时博士正被“特赦之梦”“假释之梦”所缠绕，每每受到天皇制官僚的无理凌辱。到了释放的半年前，博士以为“若以假释而出狱，便不好办了。”（第三卷第四四三页）但是从那个时候起，有个充当教务课长的和尚劝他“转向”，在对和尚感到厌恶和轻蔑之下，写了《狱中赘言》，述说了科学的真理和宗教的真理之统一。那是为了一面守着最后的一线而平安无事地出狱不得已而作为伪装写出来的，但是假面和真相像鬼脸一样地掺杂起来了。在博士并非鬼脸，而和尚却戴着佛面的假面。我的一位青年友人说：“我最佩服的是博士夫人，她很了解博士的性格，阻止他写《狱中赘言》，并劝他不要为提前出狱而焦急。如果让妻阅读这些地方，反而容易减轻印象，所以便把那些地方标上红线，借口这本书很有趣，请妻阅读。使我最感动的地方，便是所谓科学的真理和宗教的真理之统一。”二十六岁加入了无我苑（译者注：佛教上三法印之一，梵文是Anatman）随即退出的博士，对于宗教好像还没有完全脱离了暧昧的见地。他否定了宗教以及哲学上的僧侣主义，但仍认为“宗教的真理是关于意识本身的知识，它和科学的真理相结合后，才能完成人类对物心两界的认识（此即辩证法上所谓矛盾的统一）而置于一种统一的关系上。”（第三卷四六二——四七零页）这样便把辩证法弄成二元化了。明治三十八年翻译了塞利格曼（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塞利格曼”）的《历史之经济的说明》的博士，到底没有正确地掌握住辩证法的历史的唯物论。
第三卷中最有趣的是《佐野学君的回忆》。是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共产党在共立讲堂举行了控诉战犯人民大会。在那个时候，我指出佐野学是津田左右吉博士的暗中告密人。他在野坂君归国的时候，在信中写着自己不记得曾有那件事而攻击起我来。但是在《自叙传》里证实了我并非虚构事实。我在小菅的时候，有个名叫荒井宗兵卫的好胜心强的看守部长，他也曾对我谈过此事。在《思想犯人的读后感》里，佐野学曾就津田博士的《上代日本的社会及思想》写过感想文说：
“对于将日本精神污蔑殆尽的此书的倾向，日本的历史家虽然没有人大{胆}（录入者注：原文不清，疑为“胆”字）地出来斥责它，可是为了阐明日本精神，当然那是必要的吧。”（第三卷三九六页）
做了党的破坏工作亦未获得释放的佐野，此时又企图对津田博士造谣中伤而开始邀功了。佐野这样的感想文接二连三地向他们的“上司”提出。因为这种缘故，才使津田博士做了治安维持法的牺牲品。河上博士曾把它和天皇法西斯的桥孝三郎的感想文加以比较说：
“在决心走向反动的佐野的眼目中，反而成了必须加以大声叱责的东西。在这里表现出他思想的立场之标帜，是何等丑陋。”（三九九页）
博士在当时的日记中也写着：“憎恶之念，与日俱增。”
在这里，佐野的堕落与河上博士之前进的差别很明显地表现出来。这里存在着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两面镜子。
——一九四八、二、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