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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新领袖为什么是他
改革年代,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们提出了一个问题:1964年10月,除去勃列日涅夫之外,还可能有其他的候选人吗?
在当时的领导层中,可以找到更为年轻富有文化教养和生气勃勃的政治家,但现实的情况却是,选举仅仅局限于中央主席团成员。其余的人所拥有的党内级别较低,不会被视为候选人。
1964年10月名列主席团的人有(赫鲁晓夫除外):勃列日涅夫、沃罗诺夫、基里连科、科兹洛夫[1]、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波利扬斯基、苏斯洛夫、什维尔尼克。
科兹洛夫身患重病,无法工作;米高扬和什维尔尼克不被视作候选人是由于年事已高;什维尔尼克甚至比赫鲁晓夫年纪更大;而波利扬斯基又太年轻;基里连科从未得到足以担当一流角色的评价。
那么当时是谁可能被推举为第一书记呢?
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柯西金?
波德戈尔内那时候与勃列日涅夫旗鼓相当:两人都是拥有广泛权力的中央委员会书记,第一书记不在时他们轮流主持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会议。
格里申和谢列斯特后来证实,在决定谁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时,勃列日涅夫曾提议波德戈尔内为候选人,但后者拒绝了:
“不,廖尼亚,你承担起这个工作吧。”
如若这个场面确实出现过,那也只具有礼仪性质。勃列日涅夫表现了党员的谦虚精神,他明知波德戈尔内本人会加以拒绝。波德戈尔内背后有全国最大的党组织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层。他显然热衷于权力,期盼充当主要角色。但他在中央工作的经验略为欠缺,1964年之时仍然被视作外省的、乌克兰的党务工作干部,所以显然不及早已在首都身居要职的勃列日涅夫。
有别于波德戈尔内的是,苏斯洛夫在全国党的机关中大名鼎鼎,当时人们对他已经怀着敬意,甚至有些畏惧。但他从战后时期开始一直在意识形态系统工作,而人们不会选择“思想家”当第一书记。通常以为,头号人物需要拥有领导过工业或农业的经验。
柯西金当然具备这样的经验。但另外一点对他却有妨碍——他一生中仅仅干过几个月党务工作,那是在1938年,这位年轻厂长调任列宁格勒州委工业交通局局长。同样是1938年,柯西金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市执委会主席,第二年调往莫斯科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从那时起他便在政府中工作。在外省和各共和国,人们难得见到他。
构成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各州州委第一书记们认为,党的领袖应当是像他们那样的职业党务工作干部。许多人都对柯西金抱有好感,但他们充其量愿意看见他坐上政府首脑的交椅。
当然,假若这些候选人中有谁能获得主席团多数委员的支持,所有这些公认的理由都可以置诸脑后。然而这样团结一致的群体在主席团中并不存在。
现有的全体人员中,唯独勃列日涅夫最有可能担当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角。他有着丰富的经历:前线战士,几个州的州委第一书记,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的第一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从事过宇航、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工作……
就个人素质而言,勃列日涅夫也比其他人更适合领袖的角色。最能博得人们好感的,既不是时常阴沉着脸的柯西金,不是生着两片薄嘴唇、一张宗教裁判所法官面孔的苏斯洛夫,也不是略嫌粗鲁的波德戈尔内,而是漂漂亮亮、面带笑容、亲切友善的勃列日涅夫。他仪表堂堂,善于作秀,举止得体,懂得应当如何与特定的人说话,能立即成为一大群人的中心,给人以极为良好的印象。
因而1964年10月大家都满心欢喜地投了勃列日涅夫的赞成票。
对于他的当选,国人也表示赞许。苏联人收到报纸后,都不无欢欣地仔细端详那张依然年轻而且招人喜欢的脸。而旧日的党的领导者,则尽是一伙很难赢得好感的人,鲜有例外。
十月全会次日,召开了各民族共和国第一书记和各边疆区委、州委第一书记会议。责成他们在各地召集积极分子,宣讲莫斯科干部变动的原因。
10月14日后,大众传媒主要工具的领导人已经遭到撤换,他们被列入“赫鲁晓夫新闻集团”。
在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伊利切夫向全体人员介绍了新首长梅夏采夫[2]。
《真理报》总编辑帕维尔·萨秋科夫[3]也被撤换。赫鲁晓夫被废黜次日,《消息报》的新总编辑斯捷潘科夫[4]到任,以取代被撤职的阿朱别伊。
在莫斯科,一批新人获得了上级任命的职位。这都是勃列日涅夫熟悉、与他一道工作过、他信得过的人。他的干部政策的首要原则就是如此。
勃列日涅夫很难说是比赫鲁晓夫更有才干、更为杰出的政治家。但是,赫鲁晓夫只能以百无一用的角色度过余生,并且受到肃反人员的步步跟踪。而勃列日涅夫直至寿终正寝始终是一国之主。假如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的医生们掌握长生不老的秘密,那么,勃列日涅夫完全可能时至今日仍在统治我们。
[1] 弗罗尔·罗曼诺维奇·科兹洛夫(Фрол Рома́нович Козло́в,1908年8月18日——1965年1月30日),1926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4年任联共(布)伊热夫斯克市委第二书记。1947—1949年任联共(布)古比雪夫省委第二书记。1949—1950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1950—1952年任第一书记。1950—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苏共列宁格勒省委第二书记,1953—1957年任第一书记。1952—1965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58年、1962—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7—1958年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1957—1964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8—1960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60—1964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61—1963年任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被赫鲁晓夫视为接班人。1963年因中风丧失工作能力。1964年退休。1965年去世。
[2]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梅夏采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Месяцев,1920年7月3日——2011年9月3日),1941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5年期间在海军人民委员会和内务部工作。1948—1950年任摩尔多瓦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50—1952年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55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55—1959年任共青团中央书记。1959—1962年任全苏政治和科学知识传播协会第一副主席。1962—1963年任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1963—1964年任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关系部副部长。1964—1970年任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1966—197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0—1972年任驻澳大利亚大使。1972年任外交部无任所大使,同年8月被开除出党,改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84年恢复党籍。1988年任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历史科学系主任,同年12月退休。
[3] 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萨秋科夫(Павел Алексеевич Сатюков,1911年6月29日——1976年11月17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9—1956年任《真理报》执行主任兼副主编,1956—1964年任主编。1956—196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7—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9—1964年任苏联记者协会理事会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1971年任《党的生活》杂志执行主任。1971—1976年任苏联中央电视台科普和教育节目主编。
[4]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斯捷潘科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Степаков,1912年6月13日——1987年5月28日),1935—1937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7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3年任莫斯科内务局副局长。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4—1965年任《消息报》主编。1965—1970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6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1—1978年任驻南斯拉夫大使。1978年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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