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6章 最后的三天
10日，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命令军事反间谍机关管理局，首先是莫斯科军区特别处的人员：部队的调动情况即便无关紧要的都必须立即向他报告。
撤换赫鲁晓夫的三天期间，克格勃的某些部队的人员，首先是第九局训练有素的军官们，一律奉命处于全面战斗准备的战时状态……
谢列斯特往皮聪达给赫鲁晓夫打电话后得出结论：赫鲁晓夫毫无察觉，心情很好。谢列斯特与第一书记的助手——舒伊斯基[1]和舍甫琴科[2]（他主管农业，是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通讯院士）聊了聊，确信他们也没有不安的征兆。
谢列斯特给勃列日涅夫去电话，他感觉勃列日涅夫讲话时有点缺乏信心。于是他与波德戈尔内通话，波德戈尔内安慰他说：“一切进展正常，并没有退却。”
撤换赫鲁晓夫的准备工作进入决定性阶段。
10月12日的早上，谢列斯特飞往莫斯科。他不作任何解释地指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索博利[3]，要其将中央检查委员会和候补委员、在乌克兰工作的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召集到基辅，找个借口不许他们离开。在其他各共和国、各州里，也都采取了同样的准备措施。
波利扬斯基给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库纳耶夫[4]去电话，提醒他说：
“预料有重要事变。如果认为需要，我们可以邀请你出席主席团会议。如果不来，你会知道结果的，等着电话吧。”
如若赫鲁晓夫坚决不肯让步，他们打算利用库纳耶夫。
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飞返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在政府机场伏努科沃二场，迎接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的只有一个人——克格勃主席谢米恰斯内。
问题不仅仅在于谢米恰斯内必须撤换掉赫鲁晓夫的卫队，而且要严加监视，不能让容易冲动的赫鲁晓夫采取什么突如其来的行动。并非任何人都能下定决心在那个时刻单独直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总归还是全国第一号人物，人们都畏惧他。
根据另外一些说法，勃列日涅夫的神经一度经受不住，他放声大哭，吓得反复念叨：“尼基塔会杀死我们大家的。”
而眼下的谢米恰斯内却不怕赫鲁晓夫。别的不说，单是谢米恰斯内的坚毅、果敢和威严便无人能及。
布鲁斯尼岑中将当年是克格勃政府通信局副局长。他回忆说，那次事变发生的前一天，谢米恰斯内曾召见过他，当时赫鲁晓夫还在皮聪达休养。
谢米恰斯内语气威严地说，他需要了解，什么人、为什么给赫鲁晓夫去电话。
“弗拉基米尔·叶菲莫维奇，”布鲁斯尼岑坚定地回答说，“这种事不单是我，即便是您也无权了解。”
谢米恰斯内当即拨通勃列日涅夫的电话：“列昂尼德·伊里奇，政府通信局局长说，这种事不能做。”
听罢勃列日涅夫的回话，谢米恰斯内向这位政府通信局副局长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什么事可以做呢？”
“具体需要做什么？”布鲁斯尼岑想弄清楚。
“需要知道，都是谁给赫鲁晓夫打电话。”
“这个可以。专用交换机里就应该有这方面的信息。”
“好，每小时您向我报告一次，都是谁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去电话。”
通往皮聪达国家别墅的政府专用国际高频通信线路经过第比利斯。它业已被切断，借口是设备损坏。于是，与赫鲁晓夫的电话联系便须通过莫斯科的专用交换机，这样就能立即向克格勃主席报告赫鲁晓夫所有的电话交谈内容。
赫鲁晓夫走下旋梯后问谢米恰斯内：
“其余的人都在哪里？”
“在克里姆林宫。”
“他们吃过午饭了吗？”
“好像还没有，都在等你。”
赫鲁晓夫从机场迅即前往克里姆林宫，进入自己的办公室。下午三点，主席团会议开始。赫鲁晓夫进门打招呼问道：
“喂，出了什么事情？”
他坐在主席的座椅，又问了一遍：
“谁来发言呀？问题的实质何在？”
与赫鲁晓夫自皮聪达同机返回的中央主席团委员米高扬，以及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马祖罗夫[5]、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也应召参加10月13日的会议。
他们之中，站在赫鲁晓夫一方的只有米高扬（连那也是有条件的），其余的人全都猛烈抨击赫鲁晓夫。他平生还从来不曾听到过诸如此类的指责。
率先发言的是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全然不曾料到，中央主席团会议会发生这样的转折。勃列日涅夫声称，主席团里并不存在集体领导，而是充满了对赫鲁晓夫的个人崇拜。他对同志极不尊重，结果经常做出一些考虑不周的决定。将州委分割为工业州委和农业州委是个错误，人民对此并不支持。
赫鲁晓夫反驳说：
勃列日涅夫在这里所说的一切让我感到难过，我可能并没有察觉。但是这方面的事情，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曾向我提起过。如果真是那样，便说明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凡人。此外，你们大家在各方面都一直支持我，总是说一切都做得很正确。我也把你们看作志同道合的人，而不是反对派。至于这里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其中包括州委的划分，也并不是我一个人做出的决定。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主席团会议以及随后的中央全会上我们大家共同讨论过的。我忠于党和人民。我和大家一样，为什么从前谁也没有对我说过这些缺点呢？难道这诚实吗？至于对待某些同志态度粗鲁的问题，我现在表示歉意。你们都知道，我对党是忠诚的。
赫鲁晓夫还在表示愿意“尽自己的最大力量”搞好工作。正如事前所商定的那样，谢列斯特发言。在他讲话期间，赫鲁晓夫不时插话。有好几次谢列斯特对他的回答都相当尖刻，往日的毕恭毕敬已荡然无存，最后还很不礼貌地打断第一书记的话：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听您讲过多少回了，您也听我们讲一回吧。”
党的高层领导成员都依次发了言，进行对话时嗓门都提得很高。主席团委员们要求赫鲁晓夫自愿退休，他却加以抗拒。要想避免中央全会上引发争论，他的退休申请便必不可少。如果赫鲁晓夫坚持自己有理，从理论上说来他仍然有权在全会上发言。
自然，这样做什么也改变不了。中央委员们只要看出哪一方占优势，便会投票赞成将其免职。不过，也可能有赫鲁晓夫的两三个老朋友站出来为他辩护。现在的要点在于，一定要避免在全会上发生辩论，做到一致赞成赫鲁晓夫退休，从而表明这是全党的意志。
中央主席团会议晚上很晚了才结束，决定第二天继续再开。
赫鲁晓夫动身返回列宁山（麻雀山）家中。他仍然是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但实际上已经被截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操办此事的是谢米恰斯内。赫鲁晓夫无论与正在捷克斯洛伐克卡洛维发利疗养地治病的妻子，还是与基辅的女儿尤莉亚，均无法通电话。
谢米恰斯内也撤换了第一书记的个人卫队。克格勃第九局局长切卡洛夫[6]上校毫不犹豫地服从谢米恰斯内。
赫鲁晓夫受不了同事们的压力。他年事太高，而且很累，痛苦不堪地过了一个通宵之后，10月14日早上他出现在主席团会议时已经彻底垮掉了。
波利扬斯基首先发言，他简直是冲着赫鲁晓夫发火。随后讲话的是柯西金、米高扬、波德戈尔内。只有米高扬提议为赫鲁晓夫保留适当的职务，在普通工作中利用其经验。结果米高扬为这一建议遭到责难。
勃列日涅夫再次发言。会后他将此次讲话的全文交给自己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7]。
“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勃列日涅夫说，“是了解我对您的态度的。当年在您处境困难的时刻，我曾经诚实、勇敢和满怀信心地为您、为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其实那时我正患心肌梗塞，但即使重病在身，我仍然获得了为您而进行斗争的力量。今天我却不能做出违背良心的事情，我想按照党的要求说出自己的意见……如果您，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不沾染上诸如爱好发号施令、自欺自慰、坚信个人一贯正确等坏毛病，如果您稍稍具备一点谦逊精神，您也不会容许制造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您让广播、电影、电视为自己个人服务。您喜欢向所有的人、就所有的问题发布指示，然而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一切错误的基础正在于此……”
在勃列日涅夫所发表的所有的讲话中，这一篇也许是最好的，尽管那是他亲自写的，并非笔杆子们代劳。这篇讲话好就好在通情达理。然而，勃列日涅夫自己在占据了赫鲁晓夫的办公室之后，又是多么迅速地忘记了他指责前任的那些话啊！
询问中中央委员会的各位书记——伊利切夫[8]（分管意识形态）、鲁达科夫[9]（分管工业）、季托夫[10]（分管党的干部）、杰米契夫（分管国民经济）、安德罗波夫（分管社会主义国家事务）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什维尔尼克[11]，他们是否同意关于召开中央全会并建议全会解除赫鲁晓夫各项职务的提议。大家都表示同意。
这之后让赫鲁晓夫发言。他情绪沮丧。
“我为主席团如此成熟感到高兴，”赫鲁晓夫说道，“此刻所做的一切，是我们党的一次胜利。我这就退出，不准备同你们斗争——我的思想体系和基本原则与你们完全相同。我明白，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政治性演讲——天鹅绝唱。我不准备在全会上发言，但想向全会提出一个请求。”
他遭到了拒绝。赫鲁晓夫顿时眼泪汪汪：
“你们写一份关于我离职、退休的申请吧，我签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信赖你们。请告诉我，我应该住在哪里。如有必要，我可以离开莫斯科。”
有人高声说道：“何必这样做呢？没有必要。”
“如果你们工作搞得很好，”赫鲁晓夫说，“我只会感到高兴，我会留心报纸上的报道的。为了我们曾经一道工作，为了你们的批评，谢谢了。”
格里申和伊利切夫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草拟了申请：
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同志们！
鉴于年已老迈并考虑到自身的健康状况，谨请苏共中央满足我关于解除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由于上述原因，我已无法履行所赋予我的职责。
我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承诺，愿将自己的余生和余力贡献给造福于党和苏联人民、造福于建设共产主义的工作。
赫鲁晓夫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即通过了中央主席团决议：
应予确认，由于赫鲁晓夫同志所犯错误和破坏集体领导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不正确行为，中央主席团内最近一个时期形成了极不正常的局面，阻碍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履行领导党和国家的极为重要的职责。
赫鲁晓夫同志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巨大的权力，在许多情况下开始摆脱苏共中央的监督，不复考虑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意见，未经应有的集体讨论便决定极其重要的问题。
赫鲁晓夫同志对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的同事们表现出缺乏耐心和粗鲁的态度，蔑视他们的意见，在实际执行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的过程中犯下一系列的重大错误。
苏共中央主席团认为，在业已养成作为工作人员的不良个人品质、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同志不可能纠正他所犯的错误和与党的要求不相称的工作方法。
同时也考虑到赫鲁晓夫同志所递交的申请，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如下：
1．出于年事已高和健康恶化的原因，兹满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解除他第一书记、中央主席团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
2．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3．认为有必要于1964年10月14日召开苏共中央全会。
委托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致全会开幕词。
委托米·阿·苏斯洛夫同志代表中央主席团和中央书记处作报告。
决定全会上仅限于两个讲话，不进行辩论，尤其不能让赫鲁晓夫发言。再过若干时候召开另一次全会，届时将讨论所积累的组织问题。
大家提议勃列日涅夫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一职的候选人，建议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他是赫鲁晓夫政府中两名第一副主席之一。
会议期间，心事重重的谢列平向谢列斯特出示所截获的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伊瓦先科的一张便条。便条上说：
“主席团开会，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同意需要讲明缺点，但不应当采取极端手段。法西斯主义在美国活动频繁，这样做，倒颇符合其利益。勃列日涅夫爱好虚荣，热衷权力。谢列斯特出言放肆，他们串通一气。可以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撤职。俄罗斯和乌克兰需要一个领路人。大家都心向着他……”
便条也给波德戈尔内和勃列日涅夫看了。主席团委员们警觉起来。会不会突然出现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同盟者呢？他们决定补充采取预防措施，亦即在中央全会上不让任何一个反对赫鲁晓夫离职的人发表意见。谢列斯特走出会议大厅，给自己的第二书记索博利挂电话，吩咐对伊瓦先科进行监视。
主席团会议之后，将前来莫斯科的中央委员们分组集中，传达关于赫鲁晓夫退休之事，让他们对全会作好准备。
谢列斯特讲述过他完成自己那部分任务的情形。下午4点，在乌克兰驻苏联部长会议常设代表处，召集所有从基辅乘飞机前来参加中央全会的人。谢列斯特向他们通报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谢宁要求澄清：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是自己递交的申请，还是强迫他这样做的？”
谢列斯特不得不解释清楚。后来他自己承认，他讲得不够令人信服。
伊瓦先科想要知道：为什么不给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留一项职务？解除赫鲁晓夫职务会对国际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谢列斯特回答说，赫鲁晓夫申请之后会去度过他理应享有的休息时光。至于兄弟共产党的反应，并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党的总路线依然不变。
对赫鲁晓夫保持忠诚的伊瓦先科和谢宁很快便被打发退休。谢宁的家庭发生了悲剧，基辅的人们议论纷纷。他的儿子米哈伊尔是建筑师，似乎与杰出的电影导演谢尔盖·约瑟福维奇·帕拉贾诺夫[12]关系非同寻常。这位导演以其背离传统的艺术方针闻名于世，结果遭人下毒，还想将他投入监狱。米哈伊尔被克格勃传讯，回家后写下绝命书，躺进浴缸，割开了自己的静脉。这桩自杀案成为逮捕帕拉贾诺夫的借口，他受到审讯，并被判处五年监禁……
赫鲁晓夫给女儿拉达家里打电话说：
“今天要举行全会，解除我的职务。你要预先告诉阿廖沙。”拉达嫁给了《消息报》主编阿列克谢·阿朱别伊[13]。
10月14日上午，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14]乘飞机抵达莫斯科。此刻谁也不会在意他。
福努科沃机场上依旧挂着赫鲁晓夫的肖像，国家领导人迎接古巴贵宾。事前接到邀请的赫鲁晓夫女婿阿朱别伊也来到机场，他仍然是中央委员兼《消息报》主编。然而昨天还在讨好阿朱别伊的官员们，一个个都佯装没有发现他的模样。他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只有米高扬与他握了握手。
当天，《消息报》的晚刊破天荒第一次没有出版，次日清晨，该报与其他各报一样，刊登了有关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国家新领导人的肖像。头一天夜间，各报编辑部的值班人员特别仔细地查阅报纸的各个栏目，逐一删去赫鲁晓夫的名字。
中央全会于下午六时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厅里的座位并未加以指定，但大家都知道谁应当坐在哪里。
主席团中勃列日涅夫首先落座，事情很清楚：他将成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低着头坐在主席团里。
勃列日涅夫宣布全会开幕。他说，10月12日中央主席团委员就一些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谈到主席团内的不正常状况，于是决定在赫鲁晓夫在场的情况下讨论这些问题。
“所有的发言人，”勃列日涅夫说，“全都意见一致：中央主席团的工作缺少健康的环境，环境已经变得不正常，之所以如此，首先应归咎于赫鲁晓夫同志，他走上了破坏集体领导党和国家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突出对自己的个人崇拜的道路。中央主席团全体一致得出结论：由于赫鲁晓夫同志在领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工作中仓促决定各种方针、采取考虑不周的唯意志论行动，结果产生巨大的混乱，造成严重的失误，却以无休无止的变革和改组进行掩盖。中央主席团认为现有的状况不能容忍，一致肯定必须毫不延迟地召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将这一问题交由全会进行讨论并作出决定……”
勃列日涅夫的这一番讲话并不包含在逐席散发的全会速记记录之内。如果采信经过校正的速记记录，则是勃列日涅夫几乎当即便让中央委员会书记苏斯洛夫讲话，宣读事先拟好的对赫鲁晓夫一事的谴责性结论。
为什么委托苏斯洛夫作报告呢？波德戈尔内拒绝出头，勃列日涅夫也不急于登上讲坛。苏斯洛夫作为党的官方思想家便成为合适的人选，尽管他是最后才被吸收参与这次密谋的。
当初与他谈起打倒赫鲁晓夫之事时，尽管他不可能感觉不到赫鲁晓夫对他的蔑视态度，却仍然采取了谨慎的观望立场。苏斯洛夫就秉性而言是个书呆子，他在党的历史上寻找先例，却无法找到，他忧心忡忡地思量：
“这会不会引发党的分裂甚或一场内战呢？”
然而，在估计力量对比状况之后，他很快认清了形势。
“在将赫鲁晓夫革职的过程中，苏斯洛夫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当时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切夫对我说，“人家根本就不相信他。”
苏斯洛夫和叶戈雷切夫曾一道赴巴黎参加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15]的葬礼，多列士于1964年7月11日逝世。叶戈雷切夫被要求在出访期间仔细摸摸苏斯洛夫的底细：他如何对待将赫鲁晓夫革职之事？
巴黎的苏联大使馆大楼前面有一个小花园。他们俩一道出门散步。叶戈雷切夫利用这一机会（没有外人耳目），试探着与苏斯洛夫聊了起来：
“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最近赫鲁晓夫声称，应当解散科学院。这算什么呢，是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吗？可是，也未免太缺乏理智了！赫鲁晓夫这样说了，大家却默不作声。就是说，可以得出结论：大家的意见都是这样？”
此时飘起了蒙蒙细雨。“叶戈雷切夫同志，下雨了，我们回去吧。”苏斯洛夫提出。
谨小慎微的苏斯洛夫即便两个人面对面，也不敢冒险谈论难以捉摸的话题。
迫使赫鲁晓夫退休的十月全会结束之后，苏斯洛夫望着满座中央委员的大厅问道：“叶戈雷切夫同志在吗？”他的视力不好。
叶戈雷切夫应声回答：“我在这儿哪！”
苏斯洛夫满意地向他点了点头：“您还记得我们在巴黎的谈话吗？”
看得出来，已经对中央委员们做好了工作：当苏斯洛夫在全会上讲话时，在需要的地方他们都高喊“说得对！”就在前不久，他们也是这样对赫鲁晓夫随声附和的。
苏斯洛夫谈到赫鲁晓夫的自大狂、他的恣意妄为和对同事们的傲慢态度，声称第一书记的出行常有装潢门面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每一次出行无不引来大量的综合报道，在所有的机关报刊上发表，广播和电视也纷纷转播。在这些综合报道中，连赫鲁晓夫的每一个喷嚏、每一个姿态都统统加以记录。无疑，这些综合报道已经让我们所有的人大倒胃口……”
过不了多长时间，苏斯洛夫便着手监管报纸和电视，要它们尽可能冠冕堂皇地阐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同志的历史性访问。”
苏斯洛夫历数赫鲁晓夫的严重错误，特别是农业方面的错误，将经常不断的改组和变革、解决国际问题时的“仓促和轻率”归罪于他。苏斯洛夫宣读报告用了将近两个小时，结尾时狡诈地说：“赫鲁晓夫同志承认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请求允许他不在全会上发言”。
中央委员们谁也没有要求发言，一致同意解除赫鲁晓夫的各种高级职务。有人还提议将其清除出中央委员会，但这需要秘密表决。对此该用什么办法来应付呢？只消来一次众口一词的表决，即可让组织者称心如意，而他也就会销声匿迹了。不过，在党的例行代表大会之前赫鲁晓夫仍是中央委员，于是他动身回家。
同时还通过决议，“确认今后将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集中于一人是不适宜的。”
苏斯洛夫所宣读的报告，历史学家们认为尚属“温和”。因为还有一个由波利扬斯基准备的内容尖刻的文本。此人近年来所吃的赫鲁晓夫的苦头比谁都多，郁结了满腔的怨愤。他曾指望作主要发言，但老同志们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波利扬斯基年轻倨傲，干吗要强化他的地位？
他那篇长达70页的报告定稿只印了四份。一份他返还中央委员会总务处，请求作为十月全会的附录材料。其余三份交由中央委员会总务处第一科（为主席团会议准备材料）处理，文件都是在那里按规定程序销毁。
勃列日涅夫亲自确定赫鲁晓夫的退休生活水平。他手书的一张不太通顺的便条保存了下来：
1．退休金5000（按新兑换率500卢布）。
2．克里姆林宫食堂。
3．第4总局门诊部。
4．别墅——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伊斯特拉）。
5．市内住宅收回。
6．轿车。
关于汽车，他告诉助手：“不是新的。”给赫鲁晓夫分配了一处小别墅，要求他不要进城。
赫鲁晓夫以家中人口众多为由，要求为他保留100卢布的病人营养食堂补助金（部长待遇），然而却只给了他保留了70卢布——中级官员待遇。
赫鲁晓夫于1964年退休后在彼得罗沃达利涅耶镇的这所别墅里住了七年。
多年之后，《莫斯科晚报》发表对赫鲁晓夫私人女厨师的专访。她清楚地记得赫鲁晓夫被撤职的那个日子：
“1964年10月14日，在赫鲁晓夫卫队工作的我的丈夫像往常一样，一早就去上班，可是马上又回来了：‘出事了！我刚到，我们大家就被塞进一辆大轿车，挨家挨户地送了回来！’我大吃一惊，赶快去官邸！我一到，开门的却是一个陌生人，他说：‘您的主人被撤职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亲切地对我说：‘你回去安心工作吧，因为所有这一切都和你没有关系……’可怎么工作呢？尼娜·彼得罗夫娜[16]又不在，她在卡罗维发利休养……”
赫鲁晓夫回到列宁山上的官邸。女儿拉达[17]、儿子谢尔盖正等着他。主宰邻近官邸的米高扬的儿子谢尔戈[18]也来了。赫鲁晓夫下了汽车，一言不发，径直去了楼上自己的房间。同时抵达的米高扬用教训的口吻对年轻人们说：“赫鲁晓夫忘记了，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会有争权夺利这类事情。”
全国各地纷纷清除赫鲁晓夫的肖像。他已被从历史上抹掉，仿佛从未存在过这样一位苏维埃国家领导人。
赫鲁晓夫失去职务之后，主持中央全会的勃列日涅夫提出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问题。
据速记记录记载，大厅里当即传来一阵喊声：“我们建议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们党的第一书记！”
大家纷纷鼓掌。
波德戈尔内换到了主席座位上，以便主持表决：
“已经有人提议勃列日涅夫同志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没有其他的提议了吗？没有。让我们进行表决。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我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中央委员们举手。”提议被一致通过。
大厅里再次响起掌声。只有中央委员会委员才有表决权，但是波德戈尔内决定显示全党领导层完全是同心同德。
“同志们，让我们与中央候补委员和检查委员会委员们一道表决，”他提议说。“谁赞成选举勃列日涅夫同志为苏共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请举手。请放下。谁反对？谁弃权？一致通过勃列日涅夫当选。”
再次鼓掌。全体起立。
勃列日涅夫不仅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而且当选俄罗斯联邦中央政治局主席（一年之后，赫鲁晓夫所组建的政治局在党的代表大会上被撤销）。
勃列日涅夫回到主席的座位。他讲了几句在这种场合应该讲的话，速记记录中加以润饰，使其臻于完美：
同志们，我感谢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检查委员会委员，感谢你们大家，谢谢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我明白今天所赋予我的工作的整个分量和责任，我将努力供献出全部力量、经验和知识，力求（当然是在你们的支持之下）不致辜负你们所给予我的高度信任和荣誉。
于是他再次听到了掌声，自此之后，这样的掌声即将开始伴随着他每一次在公众场合的出头露面。
[1] 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舒伊斯基（Григорий Трофимович Шуйский，1907年9月30日——1985年10月19日），1930年加入联共（布）。1936—1938年任基辅《共产主义报》编辑。1938—1941年任《乌克兰共青团》报执行编辑。卫国战争期间在西南阵线服役。194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50—1964年期间担任赫鲁晓夫的秘书。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64—1965年任苏共中央思想部报纸、杂志和出版社事务顾问。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顾问。1976年退休。
[2] 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舍甫琴科（Андрей Степанович Шевченко，1911年6月29日——1996年4月10日），1934—1947年期间在乌克兰农业研究所工作。卫国战争期间于1941—1943年任塔拉斯·舍甫琴科广播电台台长。1950—1964年期间担任赫鲁晓夫的助理。1964—1989年任全苏农业经济学研究所化学经济学系高级研究员，1990—1996年任农业经济学研究所咨询和创新科学中心领先研究员顾问。
[3] 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索博利（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боль，1910年2月19日——1991年4月22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54—1958年任哈尔科夫机械制造厂厂长。1956—197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8—1966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代表。1958—1960年任哈尔科夫国民经济委员会局长。1960—1961年任乌克兰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1—196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一书记。1961—196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7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3年1—7月任乌共哈尔科夫工业区委第一书记。1963—1966年任乌共中央第二书记。1963—1972年任乌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1972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2年退休。
[4] 金姆哈梅塔·阿赫梅多维奇·库纳耶夫（Динмухамед Ахмедович Кунаев，1912年1月12日——1993年8月22日），1931年任哈萨克斯坦国家计划委员会秘书长。1939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2年4月任东哈萨克斯坦列宁诺戈尔斯克矿务局局长。1942—1948年任哈萨克斯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48—1952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副主席。1952—1955年任哈萨克斯坦科学院院长。195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5—1960年、1962—1964年任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1960—1962年、1964—1986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6—1971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1—1987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6年退休。
[5] 基里尔·特罗菲莫维奇·马祖罗夫（Кирилл Трофимович Мазуров，1914年4月5日——1989年12月19日），1936—1938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40年加入联共（布）。1940—1941年任共青团戈梅利市委书记兼白俄罗斯共青团布列斯特省委第一书记。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1942年转入地下，在白俄罗斯领导地下游击队。1943—1944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二书记。1944—1947年任白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49—1950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明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白共明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50—197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3—1956年任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1956—1965年任白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198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8—1965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1965—1978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78年退休。1986—1989年任全苏战争和劳工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1989年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同年12月19日在莫斯科逝世。
[6] 弗拉基米尔·雅科夫列维奇·切卡洛夫（Владими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екалов，1924—1969），1943年加入联共（布）和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9—1951年任中央团校党委书记。1958—1961年任克格勃第九局副局长，1961—1967年任局长。1967—1969年任坦波夫内务局副局长。
[7]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Андр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1918年3月26日——1993年4月12日），苏联外交官。1940—1942年任塔斯社驻斯德哥尔摩记者。1942—1947年任驻瑞典使团官员。1947—1961年任外交部部长顾问。1948年加入联共（布）。1961—196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助理。1963—1966年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66—1986年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国际事务助理。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联盟院副主席。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93年去世。
[8] 列昂尼德·费奥多洛维奇·伊利切夫（Леонид Фёдорович Ильичёв，1906年3月15日——1990年8月18日），苏联哲学家。1924年加入俄共（布）。1938—1944年任《布尔什维克》杂志执行主任。1944—1948年任《消息报》总编辑。1951—1952年任《真理报》总编辑。1952—1956年、1981—1990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8年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国际生活》杂志编辑部主任。1956—1961年、1976—1981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58—1961年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思想委员会主席。1961—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2年参与镇压了新切尔卡斯克罢工。1965—198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89—1990年任外交部顾问。1990年去世。
[9] 亚历山大·彼得洛维奇·鲁达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Рудако́в，1910年9月11日—1966年7月10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52—1956年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1954—1962年任苏共中央重工业部部长。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61—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2—196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兼中央书记。
[10] 维塔利·尼古拉耶维奇·季托夫（Витал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итов，1907年7月7日——1980年9月9日），1943年起从事党务工作。1944—1947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哈尔科夫斯大林区委第一书记。1950—1953年任乌共哈尔科夫省委第二书记，1953—1961年任第一书记。1952—1954年任乌共中央候补委员。1954—1964年任乌共中央委员。1956—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4—1980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61—1965年任苏共中央党机构部部长。1962—1965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65—1971年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1970—1980年任常驻经济合作理事会副代表。
[11]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Шверник，1888年5月19日——1970年12月24日），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曾任全俄炮兵工厂工人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曾任萨马拉执行委员会主席。1924—1925年任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1923年当选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1966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1926年任联共（布）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兼西北省委书记。1927—1929年任联共（布）乌拉尔省委书记。1929年任全俄五金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1930—1946年任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1930—1944年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第一书记。1938—196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42—1951年任国家特别委员会主席。1944—1946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一副主席兼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46—1953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1952—1953年，1957—1966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53—1957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1956—1962年任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1966年退休。
[12] 谢尔盖·约瑟福维奇·帕拉贾诺夫（Сергей Иосифович Параджанов，1924年1月9日——1990年7月20日），苏联导演、编剧。1948年起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同年8月因同性恋倾向而被捕，10月8日被判处5年徒刑，12月改判无罪。1965年起参加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969年起被禁止拍摄电影，1973年再次被捕，1974年被判处5年徒刑，1978年提前获释。1982年2月再次被捕，同年10月5日被判缓刑，随即获释。1983年起重新开始拍摄电影。1990年在埃里温逝世。
[13] 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阿朱别伊（Алексе́й Ива́нович Аджубе́й，1924年1月9日——1993年3月19日），出身于农民家庭。1943年加入红军。1949年成为赫鲁晓夫的女婿。1959年发起成立苏联记者协会。1959—1964年任《消息报》总编辑。1961—196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64年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此后在《苏联》杂志新闻部工作。苏联解体后曾在一份地产报纸担任总编。1993年逝世。
[14] 奥斯瓦尔多·多尔蒂科斯·托拉多（Osvaldo Dorticós Torrado，1919年4月17日——1983年6月23日），1941年参加古巴人民社会党，1953年加入七二六运动，1958年当选为古巴律师公会主席，同年被捕，在越狱后流亡墨西哥。古巴革命胜利后回国，1959年1月1日——7月16日任革命法部长。1959年7月17日——1976年12月2日任古巴总统。1965年加入古巴共产党。1964—1976年任古巴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古巴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1965—1983年任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1980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1976—1983年任古巴国务委员会委员兼国家银行行长。1980—1983年任司法部长。1983年因病自杀。
[15] 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1900年4月28日——1964年7月11日），生于加来海峡省，12岁开始当矿工。1919年参加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920年参与创建法国共产党。1930年至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
[16] 尼娜·彼得罗芙娜·库卡尔晓克—赫鲁晓娃（Ни́на Петро́вна Кухарчук-Хрущёва，1900年4月14日——1984年8月13日），1920年加入俄共（布）。1920—1921年任西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妇女部长。1922年与赫鲁晓夫结婚。
[17] 拉达·尼基季奇娜·赫鲁晓娃—阿朱别伊（Рада Никитична Хрущёва-Аджубей，1929年4月4日——2016年8月11日），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次女，阿列克谢·阿朱别伊的妻子，1956—2004年任《科学与生活》杂志副主编。
[18] 谢尔戈·阿纳斯塔索维奇·米高扬（Серго Анастасович Микоян，1929年6月5日——2010年3月6日），俄罗斯历史学家，阿纳斯塔斯·米高扬的幼子。195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57—1960年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杂志科学编辑。1970—1990年任《拉丁美洲》月刊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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