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勃列日涅夫时代（2011）
第二卷 登顶之路
第1章 家世
勃列日涅夫于1906年12月19日（旧历12月6日）出生在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省的卡面斯科耶镇。
20世纪初，镇上的居民约有25000人。大部分成年人都在南俄冶金公司第聂伯罗斯克工厂做工，这个工厂是俄罗斯南方最大的企业。勃列日涅夫的父亲伊利亚也在工厂干活，先当杂工，后来做轧钢工助手。勃列日涅夫全家都与这个工厂有关。
伊利亚出身于库尔斯克州斯特雷勒茨基县的勃列日涅夫村。他进城后结婚成家，和妻子纳塔利亚曾育有一女，但是夭折了。1906年列昂尼德降生，1909年又生了女儿维拉，最后出生的是二儿子雅科夫，取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祖父。全家人住在从工厂的工长家租来的一间房里。
一家之长伊利亚于1935年去世，活了不到60岁。母亲纳塔利娅比丈夫小8岁。她一直活到儿子成为一国之主的时候，于1966年迁来莫斯科，默默无闻、朴实无华地生活在儿子家里，直至1975年逝世。
勃列日涅夫年仅9岁便进入卡缅斯科耶男子古典中学，革命后该校被改造为第一劳动学校。他上学的时间并不长，15岁即进工厂当锅炉工，后来又做钳工。
“工厂的日常生活，工人的思想和期望，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以决定性的方式塑造了我的世界观。当时所养成的品性保持了整整一生。”——这是随笔《怀念工厂的汽笛声》中的几句话，该文已成为以勃列日涅夫名义写成的自传名著。
勃列日涅夫怀着敬佩之情回忆父亲，他的父亲沉着冷静，要求十分严格，但从不惩罚孩子。他很看重父亲的通情达理和为人正派。他曾经讲过，内战年间犹太族轧钢工切尔尼亚克来找父亲。这人有四个孩子，而一伙时不时侵扰的匪徒正朝镇上袭来，这家人害怕遭到屠杀。
“要是有什么情况，你就把孩子们送到我这儿来吧。”老勃列日涅夫说。
四个犹太男孩躲藏在他家里。勃列日涅夫的一些性格特点和生活信念，就是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民族偏见。他与出身于不同共和国的人友好相处，不会根据种族特征对人们区别对待。
那家工厂倒闭之后，工人小镇的居民开始四处流散。在镇里已经无以谋生。
勃列日涅夫全家搬回父亲的故乡库尔斯克州。1923年勃列日涅夫考入库尔斯克土地规划和土壤改良中等技术学校。在这个学校，他被吸收加入共青团。课外还在榨油厂打工，卸载木材和粮食。
中专里所学的都是严肃的科目——大地测量学、地质学、土壤学、农业统计学。勃列日涅夫顺利地逐年升级。但他对学习却并无太大兴趣，所受的教育十分有限。
“他极少出于愉悦和内心的需要进行阅读，”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回忆说，“仅仅局限于阅读报纸和《星火》、《鳄鱼》、《知识就是力量》之类的通俗杂志。要想说服勃列日涅夫去读一本有趣的富有现实意义的书或什么文艺作品，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在我与他共同工作的21年中，我没有一次看见他主动拿起过一卷《列宁文集》阅读其中某篇文章，更不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了……”
即便是臧否人物极为谨慎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的知识称不上高深。他不喜欢谈论涉及思想政治的理论性话题，这并非偶然。他在世的最后数年中几乎什么也不读……
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近郊的疗养院休养时，我向他介绍一本讲述达·芬奇生平的书，甚至把书都带来了，他答应要看。然而两星期过后他却退还给我，说：‘这本书我没有看。而且总的说来，我已经不习惯看书了。’”
1927年中等技术学校毕业之后，年轻的勃列日涅夫在库尔斯克省格赖沃龙县做了不长时间的土地规划员，这时他接到前往乌拉尔的任命，先是去米哈伊洛夫工厂，随后又到比谢尔季区。
1928年在奔赴遥远的边疆地区之前，勃列日涅夫与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杰尼索娃[2]结婚。垂暮之年她已是孓然一身时，才向作家瓦西里耶娃和卡尔波夫讲述了自己的罗曼史。
杰尼索娃比勃列日涅夫小一岁，于1907年12月11日出生在别尔哥罗德。她的父亲杰尼索夫在铁路上当火车司机。母亲安娜则抚育五个孩子——四个姐妹、一个兄弟。维多利亚九年级毕业后考入库尔斯克医疗中专。她与勃列日涅夫是在宿舍的舞会上结识的。维多利亚上一年级，勃列日涅夫上三年级。勃列日涅夫邀请她的女友，但那个姑娘拒绝了，维多利亚则表示同意。女友拒绝未来的国家元首，是因为他不会跳舞，维多利亚教会了他……三年后他们结婚，相依相伴度过整整一生。
关注民族问题的人从维多利亚的外貌发现闪米特人的特征，因而认为她是犹太人，甚至有人向她问起过此事。她总是回答，她不是犹太人。她解释说，取名维多利亚是因为，她家附近住着许多波兰人，这个名字在他们之中很流行。勃列日涅夫亲切地把妻子叫作“维佳”。
维多利亚获得了助产士证书，但实际上并未做过工作，而是照顾丈夫、操持家务，后来则照管孩子。他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租了一个房间，安下了家。他们的女儿加琳娜[3]就在这里出生，稍后则是儿子尤里[4]出世。他们买了一匹马，可以坐雪橇出行。勃列日涅夫爱上了打猎，这成为他终生的主要娱乐活动。
成年时期他总是一再说：
“应当吃野生动物肉，其中富含微量元素。”
维多利亚为丈夫营造了一个可靠而惬意的后方。家中舒适宜人，她做得一手出色的饭菜，后来还教会给勃列日涅夫分配来的厨师们把饭菜做得合乎他的口味。
维多利亚也很关心丈夫的衣着，亲自替他挑选西装和领带。在一众官员装束完全相同的单调乏味的环境中，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十分雅致。他喜欢鲜明的色调，有时候不系领带，穿着非正式的短外套和高领绒线衣，便出现在人们面前。
根据种种传言判断，勃列日涅夫在女人面前颇获成功，不过在外边寻欢作乐并没有拆散家庭。他对妻子已经习惯，家庭事务常与她商量。他关心她就像她关心他一样。
维多利亚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替丈夫出主意，只是忙于收拾房屋和打理家务。她成为国家第一夫人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变，照样献身于丈夫、家庭、孩子、孙子和需要帮助的众多亲戚。为此，勃列日涅夫很感激妻子。她的官方义务不多，偶尔才需要与丈夫一道出席国宴。在每年一度的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的招待会上，维多利亚都是女主人。应邀参加这个招待会的只有妇女——女大使和最大的苏联妇女官员，也有文化活动家。还举行舞会，由于没有男人，妇女们就彼此配对……
1929年，勃列日涅夫被选入比谢尔季区（乌拉尔州斯维尔德洛夫专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分工主管土地局，后来又被任命为比谢尔季区执委会副主席。
当时正是全面合作化时期，富裕、成功、能干的农户被称为富农，剥夺其土地、全部财产，并强制迁出故里，贵重物品、金钱和粮食被强行夺走。斯大林依靠出口那些没收来的粮食，为发展重工业提供资金。勃列日涅夫的主要任务是，将那些从富农手中夺得的土地分配给贫农。这段岁月让他后来自信地声称：他了解农业和农村问题。
“在划分耕地和草场的过程中，”以他的名义写成的《故乡情》中谈到，“我们一贯贯彻阶级原则，力求将富农限定、压缩在最坏的地块，帮助贫农。”
1929年10月9日在苏共比谢尔季区委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作为积极参与社会工作的专家职员”被接受为联共（布）候补党员。他必须经过两年的候补期。在同一次会议上，勃列日涅夫被派往祖耶夫卡村苏维埃主持党内学习，开展总结检查运动，建立保险种子储备。
40余年之后根据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叶利钦的指示，州委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找出那次会议的记录，寄给了勃列日涅夫。
10月28日，勃列日涅夫在区委会议上报告了土地规划的过程。以区委副书记为首的州委委员们对他的工作予以赞扬。
12月初，勃列日涅夫在区党委全会上发言：
“最好的土地我们都分给了居民中贫农和中农中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我们应当向穷人提供一切可能的东西，使这些土地能够播种。应当特别注意将贷款发给已经组织起来的贫农群体。我认为，这一工作缺少计划是集体化工作的一个缺点。首长们的离去，并没有让农村中合作化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
12月4日区委会议批准勃列日涅夫去休例假。休假后他将获得新的任命。
1930年2月13日在乌拉尔州斯维尔德洛夫区党委会上，批准勃列日涅夫任斯维尔德洛夫区土地管理局土地规划处处长。2月20日他调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但他生性并不适合干这份令他感到乏味的工作。
勃列日涅夫明白，他所受的教育尚不足以在职务上步步高升。
1930年9月，他和一个朋友去莫斯科投考加里宁农业机械制造学院。两人均被录取。维多利亚将女儿留给母亲，来到首都的丈夫身边。然而拖家带口在莫斯科生活，既无住处也无以为生。勃列日涅夫放弃了学院，于1931年全家人回到卡缅斯科耶父母身边。勃列日涅夫受雇于捷尔任斯基工厂当钳工，并考入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的阿尔谢尼切夫冶金学院夜校部。“这个学院并不怎么样，”这是后来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助手戈利科夫[5]的说法。
此外，勃列日涅夫所选择的是夜校部，而且并不像干社会工作那样努力学习。1931年（25岁时）他被吸收入联共（布）。勃列日涅夫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最符合他性格和先天秉赋的道路：党小组长、工会委员会主席、学院党委书记。
他还在上学，而1933年3月20日这位年轻、积极的共产党员已被任命为卡缅斯克冶金工人预科夜校的校长，这所学校逐步被改造为中等技术学校。
1976年正值全国准备庆祝总书记70寿辰之际，《共青团生活》杂志一名记者出差至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他在那里好不容易找到一本工人预科学校的《人事命令册》，到处都是勃列日涅夫工整的笔迹。用乌克兰语写成的中技校长勃列日涅夫的命令传递了一种时代气息：
1933年5月19日：“查第5班女学生О·Е·赫连，本系已被没收生产资料和土地并禠夺选举权的富农之女，应视为异己分子，着即开除其学籍。”
1933年6月19日：“第9班学生米哈伊尔·阿列克谢系富农之子，在进入工人预科时隐瞒其社会出身，着即开除其学籍。”
1935年，印数颇大的捷尔任斯基工厂厂报《捷尔任斯基厂旗帜》发表一篇短文《他的名字叫布尔什维克》，写的正是勃列日涅夫：
“我无法想象，这个人哪来如此多的精力和工作本领。上一个月之前担任冶金工人预科学校校长，负担巨大而沉重。他还在我们学院上学。他也是优秀的党小组长……但他却比全年级所有的人都更为出色地作了毕业设计答辩！……因为他是以坚固的金属锻造出来的。”
学院毕业，勃列日涅夫获得了专业资格——热动力工程师。他的毕业论文题目是《捷尔任斯基工厂条件下高炉煤气的静电清除法》。
1963年12月23日，赫鲁晓夫在中央主席团宣称，我国不需要普遍施行中等教育；上学8年即已是足够，下一步可以让青年们掌握一门职业技能。这是他由于缺少文化而产生的种种奇思怪想之一。其实世界已进入科技革命时代，国家经济急需高文化素养的干部。
然而勃列日涅夫却支持赫鲁晓夫：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当从政治观点出发加以解决，赫鲁晓夫同志关于让人们投身劳动这一问题的想法，在本计划中具有特别的价值。我想以自己家人为例证实这一点，以我自己、我的弟弟和妹妹的例子表明这一点。我的父亲曾期望我们受到高等教育。他本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在车间里干了45年活。临到他退休的时候，我们已经成年，便告诉他，他退休之后我们会帮助他的。对此，他回答我们说：如果你们能受到高等教育，那就是对我的最大报偿。我们兄弟姐妹三人都不脱产地受过高等教育。我中学毕业后就已经有了工龄。有五年没有上任何学校，因为是在父亲身边从事农业劳动。后来到了莫斯科，再后来又离开了莫斯科进了工厂。”
“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可以受到教育。”赫鲁晓夫满意地插话。
“这之后我从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勃列日涅夫说道。
“这样的人屈指可数。”米高扬说，他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不同，认为不应当阻碍青年获得高等教育。
“指头可不够数。”赫鲁晓夫打岔说。
“后来又去上学，”勃列日涅夫继续讲述，“随后进工厂干了五年钳工，再后来从学院毕业。弟弟也是一开始在工厂干活，然后才从学院毕业，现在担任车间主任。妹妹同样是学院毕业，如今在实验室从事化学工作。”
勃列日涅夫在捷尔任斯基工厂动力车间当班长的时间不长，因为1935年10月6日即应征参加工农红军。当时他已经29岁了。
勃列日涅夫被分配到外贝加尔军区。他本应以普通士兵身份服役，但设法让人家送他到赤塔坦克学校（当时名叫外贝加尔装甲学院）当学员。也许是他已经受过工程教育这点起了作用。在哪个生产迅猛发展和开发装甲技术的年代，部队对每一个具有技术素养的应征入伍者都很欢迎。坦克学校毕业后，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远东军区第14机械化军坦克连政治指导员。上司注意到了这个学员的政治工作天赋。外贝加尔军区报纸《在战斗岗位上》1936年10月6日刊登了勃列日涅夫的照片，并附有简短的报道：
“坦克学校的全体毕业生都是优秀的射手，业务高度熟练、政治符合要求的工农红军战士……他们都是谁呢？
这位是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共产党员，工人的儿子，本人也是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科的工人，学习优异，一开始便成了为战斗和政治素养的优秀指标而斗争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以自身的榜样带动其他同志。作为实习生和排长，他做到了让该排以‘优秀’的成绩完成了第二次射击任务。参军一年间获得过五次表扬和奖金。在他的领导下，营房宿舍和列宁角都搞得极为出色。”
40年之后的1978年春天，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说服勃列日涅夫，以国防委员会主席身份做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全国性的巡视。
当高贵的客人们来到外贝加尔军区部队司令部所在地赤塔时，那里为勃列日涅夫准备了一份礼物。他被接到1930年代他服役的那个团里。他参观战斗荣誉陈列馆后，在光荣簿上题词：
亲爱的士兵和军官们！
这个地方对我而言难忘而珍贵。我1935—1936年期间在这里的坦克连开始服役。
谢谢你们保持了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保卫祖国的战士们的传统。但愿你们无愧于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神圣地进行战斗并捍卫了苏维埃祖国边界的人。祝你们出色地履行军人的职责。
勃列日涅夫对待自己的过去颇动感情，十分喜欢陈列馆内的展品。军事委员会委员、军区政治部主任利济切夫[6]不久便调往莫斯科就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部长……
勃列日涅夫在军区仅仅服役一年。1936年10月，连指导员勃列日涅夫退入预备役。11月，这位复员指导员被任命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冶金中等技术学校校长。但他在这个职位上待的时间并不长，这个有着工人经历、经过部队锻炼的讨人喜欢的年轻人为着更远大前程。1937年5月，他被批准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主管建设和城市经济。
在故乡的市执委会他也仅只工作了一年。1938年5月他被调往州中心。
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苏维埃商业局局长。勃列日涅夫从未做过商业工作，但他对人热情周到，富有同情心，周围的人对此评价颇高。于是他沿着功名利禄的阶梯快速上升。在局长的位子上尚未坐满一年，他便再次得到提拔。
1939年2月7日，勃列日涅夫当选为第聂伯罗彼得洛夫斯克州委主管宣传的书记。这已经是真正的高级职务了。按照中央委员会规定的职务等级制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属于二类（一类为基辅和哈尔科夫），机关编制超过150人。但勃列日涅夫从来不喜欢意识形态工作。他太不爱读书了，以致连最必不可少的那套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也未能掌握，而且他很不乐意埋头阅读文件。
多年之后，这位总书记回忆起自己在那个意识形态岗位的工作时，曾鄙夷地对小圈子里的人说：“我厌恶这种破玩意儿，不喜欢无休无止地讲空话，结果好不容易才脱了身……”
在勃列日涅夫讲这话时，他旁边就坐着苏共中央宣传部长、未来的院士雅科夫列夫[7]。勃列日涅夫转过头朝着那个人说道：“那算什么事儿呀。”他以教训的口吻补上一句，嘲讽地微微一笑。
上文提到的科罗琴科已经是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了。但一向偏袒他的赫鲁晓夫很快又让科罗琴科当上共和国政府首脑，至于这个州的领导者，赫鲁晓夫则提拔另一个自己人——扎季翁琴科[8]，此人早在莫斯科鲍曼区时便在赫鲁晓夫身边工作。
在动作麻利、活泼好动的扎季翁琴科的关怀下，勃列日涅夫经历了党务领导工作的磨练。他很幸运，意识形态书记他并没有做多久。格鲁舍沃伊[9]支持勃列日涅夫，他们曾在冶金学院一起上学。格鲁舍沃伊开始党务生涯更早，很快便成为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1939年1月，他当选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二书记，取代了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任命的科尔尼耶茨[10]。
格鲁舍沃伊让勃列日涅夫跟着自己走。
1940年，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州委内增设了主管国防工业的书记一职，原因是许多企业都转产军品。第一书记不了解当地干部，便听取格鲁舍沃伊的意见。格鲁舍沃伊建议将此事托付于勃列日涅夫。来州里了解干部情况的赫鲁晓夫也赞成勃列日涅夫做候选人。1940年9月26日，勃列日涅夫被任命为主管国防工业的州委书记，年仅34岁。他以全部精力着手工作，意欲大显一番身手。然而战争爆发了。
[1]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 Громы́ко，1909年7月18日——1989年7月2日），1931年加入联共（布）。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会美洲国家司司长。1939—1943年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顾问。1943—1946年任驻美国和古巴大使。1946—1948年任苏联常驻联合国和联合国安理会代表。1946—1949年任外交部副部长。1946—1950年、1958—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53年任驻英国大使。1952—195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7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56—1989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7年支持赫鲁晓夫打倒莫洛托夫“反党集团”。1957—1985年任外交部长。1958—1987年任《国际事务》杂志主编。1964年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活动。1973—1988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198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85年因病放弃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转而支持戈尔巴乔夫。1985—1988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88年退休。1989年逝世。
[2] 维多利亚·彼得罗夫娜·勃列日涅娃—杰尼索娃（Виктория Петровна Брежнева-Дени́сова，1907年11月28日——1995年7月5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妻子。
[3] 加琳娜·列昂尼多夫娜·勃列日涅娃（Гали́на Леони́довна Бре́жнева，1929年4月18日——1998年6月30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女儿。
[4] 尤里·列昂尼多维奇·勃列日涅夫（Юрий Леонидович Брежнев，1933年3月31日——2013年8月3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儿子。1957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6—1968年任驻瑞典贸易代表。1970—1976年任外贸部全苏工业原材料进口协会主席。1976—1979年任外贸部副部长。1979—1983年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1980—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6年退休。
[5] 维克托·安德烈耶维奇·戈利科夫（Виктор Андреевич Голиков，1914年2月12日——1997年4月27日），1939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0年任新罗西斯克市苏维埃委员。1954—1982年期间担任勃列日涅夫的助理。1970—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9—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1—1986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82—1983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处顾问小组顾问。1983年退休。
[6] 阿列克谢·德米特里耶维奇·利济切夫（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Лизичев，1928年6月22日——2006年10月11日），1946年加入苏军，1949年加入联共（布）。1959—1961年任驻波兰部队政治部主任共青团工作助理。1961—1962年任列宁格勒军区政治部主任共青团工作助理。1962—1965年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共青团工作助理。1965—1971年任莫斯科军区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71—1975年任驻德国部队政治部第一副主任。1975—1980年任外贝加尔军区政治部主任。1980—1982年任苏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82—1985年任驻德国部队政治部主任。1984—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85—1990年任苏军总政治部主任。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9—1991年任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1990—1992年任国防部监察长小组成员，1992年退休。
[7]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Яковлев，1923年12月2日——2005年10月18日），俄罗斯历史学家。出身于农民家庭。1941—1943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3年因伤退役。1944年加入联共（布）。1945年起就读于多所院校。1958—195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培训，期间秘密倒向反共阵营。1965—1973年任宣传部第一副部长。1966—1973年任《共产主义》杂志编委会委员。1971—1976年任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委员。1973—1983年任驻加拿大大使。1983年与戈尔巴乔夫结识。1983—1985年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85—1986年任宣传部长。1986—1990年任苏共中央书记。1987年1—6月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87—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91年1—7月任总统高级顾问。1991年9—12月任国家特别任务顾问兼总统政治顾问委员会委员。在任期间大力推行“公开化”改革，开展反共活动。苏联解体后，公开鼓吹反共主义，敌视布尔什维主义，诬蔑列宁为“德国间谍”。1992年任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副主席。1992—1993年任政治镇压受害者康复委员会主席。1993—1995年任电视和无线电广播局局长兼俄罗斯国家电视和广播公司主席。1994—1995年任文件解密委员会委员。1995年创立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并于1995—2000年任党主席。1995—1998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CJSC）主席。1998—2001年任俄罗斯公共电视台名誉主席。2000—2002年任俄罗斯社会民主党名誉主席。2005年死于莫斯科。
[8] 谢苗·鲍里索维奇·扎季翁琴科（Семён Борисович Задионченко，1898年6月22日——1972年11月19日），1916—1917年期间服役于俄军。1917年加入赤卫队，1918—1925年期间服役于红军。1931—1934年任莫斯科鲍曼区苏维埃副主席，1934—1936年任主席。1936—1937年任联共（布）莫斯科鲍曼区委第一书记。1937—1938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副主席。1937—194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194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一书记。1938—1949年任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1年先后担任南方阵线军事委员会委员和乌共（布）斯大林省委第一书记。1941—1942年任农业人民委员会政治部主任。1942—1943年任联共（布）巴什基尔省委第一书记。1943—1946年任联共（布）克麦罗沃省委第一书记。1946—1948年任联共（布）中央督察。1952—1953年任苏共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机构部部长。1953—1954年任苏共中央党、工会和共青团机构部组织司司长。1954—1958年任苏共中央督察。1958年退休。
[9]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格鲁舍沃伊（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Грушевой，1906年11月7日——1982年2月10日），1927年加入联共（布）。1939—1941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41—1947年期间服役于红军，参加了卫国战争。1947—1948年任乌克兰汽车运输部部长。1948—1950年任乌共（布）伊兹梅尔省委第一书记。1949—1952年任乌共（布）中央委员。1950年重服现役。1965—1982年任莫斯科军区政治部主任。1966—1982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75—198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
[10] 列昂尼德·罗曼诺维奇·科尔尼耶茨（Леонид Романович Корниец，1901年8月21日——1969年5月29日），1937—196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38年2—8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省委第二书记。1938—1939年任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1939—1944年任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1939—1952年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44—1950年任乌克兰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1950—1953年任副主席。1952—1969年任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53—1956年任采购部长。1956—1958年任粮食部长。1958—1961年任部长会议国家粮食委员会主席。1961—1963年任部长会议下属国家采购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63—1969年任主席。1969年在莫斯科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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