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托洛茨基到达彼得格勒。当时革命已历时10个星期，在那10个星期中，事变纷至沓来，而且这样迅速，即使对这个从1905年以来一直怀念首都街道和群众的人来说，首都呈现的也是一幅如梦一样的景象。①革命虽然是在1905年终止的地方开始，但是革命已经把最近的起点远远抛在后面了。沙皇及其大臣们虽然还活在政府的监狱里，但对他们以前的大多数臣民来说，他们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的幽灵。君主政体那年深岁久的显赫与臣民对它的恐怖和偶像崇拜看来已经随同去年冬天的白雪消逝了。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7页。
列宁正好比托洛茨基早一个月回国，他把他看到的俄国说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①当然，俄国的自由还只是言论自由；但人们要充分利用这种自由，似乎希望通过充满激情的争论发现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因为旧的生存方式已经到了深渊的边缘。对社会生活的新原则、新方式和新内容的紧张的探索，亦即备受蹂躏的下层群众庄严感人地参与的这一探索，就是1917年春天彼得格勒精神趋势的特点。权威和真理都不是想当然的事。普遍流行的只有一种不明确的信念，即认为凡是促进革命、有助于为被压迫者伸张正义的就是好的。甚至就是城市的外貌也反映出大动荡的社会性质。繁华中心的街道和广场上都不断聚集着从郊区贫民窟来的居民；成群结队的工人和士兵参加各种集会，这些集会在工厂和郊区兵营中日夜召开。不久以前还被禁止的反抗标记——红旗，现在已在涅瓦河畔的新古典派的建筑物上高高地飘扬。从街上的每一个偶然场景、每一个事件上都可推想得到工人和士兵在革命中占据着优势。这位新来的人只要看一眼首都就明白，李沃夫亲王竟然仍是革命政府的总理，这是多么不协调。
① 《列宁全集》第29卷第114页。
托洛茨基几乎还没有把家人和少数几件行李在住所里安顿好，就来到彼得格勒苏维埃①的所在地斯莫尔尼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正在开会，它是1905年以托洛茨基为精神领袖的那个机关的继承机构。此时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是齐赫泽，此人曾是托洛茨基的副手，托洛茨基刚刚在《新世界报》上对他进行过攻击。齐赫泽站起来欢迎托洛茨基，但并不热情。②接下来是一阵窘困。在苏维埃执委会里居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知道这位新来的人是他们的朋友还是敌人——看来他要从长期的朋友变成敌人了。执委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委员指出：应该邀请1905年苏维埃的领袖在现今的苏维埃执委会中占有一席。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难地窃窃私语。他们同意托洛茨基作为没有表决权的候补委员进入执委会。他却也并不想再要什么了，在他看来，要紧的并不是表决权，而是使自己有机会在这个革命的首要论坛上发表意见。
① 在没有附加说明情况下，下文中的“苏维埃”单数均指彼得格勒苏维埃。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7页；H．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3卷第440一441页。
然而冷淡的接纳只能使他恼火，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书记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写道，他甚至怀疑党的领袖们根本不曾为他从英国人的拘留中获释施加过充分有效的压力，因为他们并不渴望在讲台上看到他。“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双方对待他都是充满怨恨和怀疑·一部分出于害怕竞争……。”①无论真相如何，事实是，2月到5月之间，政治阵线已经分明，各党和各团体已组成他们各自的队伍，并且明确地表明了他们各自的立场，领袖们都已担当各自的角色，占有职位。1905年时托洛茨基是流亡者中第一个回国的，而现在却最后一个回来。看来没有一个适当的空缺留给像他这样有才能而雄心勃勃的人物了。
① 安·巴拉巴诺娃：《我的造反者生涯》第176页。
当时正是这样的时刻，即除了布尔什维克之外，所有党派都有理由害怕任何难以估量的新影响。二月起义中诞生的政权第一次失去了不稳定的平衡，它正在试图通过精心策划和联合来重新取得那种平衡。李沃夫亲王的第一届政府已不存在，参加那届政府的只有贵族老爷和上层中产阶级的代表，前者以追随古契科夫的保守派为代表，后者以米留可夫的立宪民主党为代表。在苏维埃里占多数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保证支持政府，但没有加入政府。然而，没有苏维埃的支持，这个政府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苏维埃是由革命建立的事实上的政权。目前已到了这样的关头，苏维埃里的那些温和的社会主义政党如果不加入政府，就再也不能支撑政府了。
组成李沃夫亲王第一届政府的党派力争使革命只限于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挽救君主政体；力争继续战争，并要恢复社会秩序和军队纪律，因为没有这些，战争就不能继续。追随苏维埃的工人和士兵则相反，希望“深化”革命并且及早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民主和平”。温和派社会民主党人试图调和这些矛盾的政策和要求，他们自己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一截然对立的矛盾之中；他们试图帮助政府继续进行战争，同时又要抚慰人民对和平的渴望；①他们对其追随者说：政府已抛弃了沙皇贪婪的战争目的——俄国统治巴尔干、征服加利西亚和君士坦丁堡，它寻求的正是取得公正民主的和平。②李沃夫亲王试图使从沙皇统治继承下来的旧行政机器运转起来，而工人和士兵则认为苏维埃才是真正的政府。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希望新政府的制度会把旧行政机构和苏维埃结合起来。政府竭力要在厌战而革命化的军队中重新建立纪律，而军队中的士兵们拒不服从他们的长官，只听由他们选举出来的士兵委员会的话。温和派社会民主党人保证帮助政府恢复纪律；然而他们还号召士兵保卫他们刚刚争取到的权利，它们体现在反对沙皇将军及其军官的苏维埃著名的第一号法令中。政府想为土地财产建立安全保障，而农民则大声疾呼要求分配贵族庄园的土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试图把这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推迟到召开立宪会议时解决，但立宪会议的召开时间却无限期地拖延下去。③
① 巴·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册第54一76页及同书各处。
② 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在《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108页上写道：“米留可夫……认为取得君士坦丁堡对俄国说来是至关重要的事。”
③ 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册第101一115、125一138页及同书各处；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1一13章。
这座用闪烁其词、欺骗手段建立起来的高大建筑物不可避免地总有一天在建立它的那些人的头上崩溃。4月里的首次震颤已经使之动摇。古契科夫未能恢复军队纪律，因而辞去国防部长。此后不久，米留可夫也不得不辞去外交部长。他曾在一份致西方盟国的照会中宣称新政府忠诚遵循前沙皇政府的战争目的。这份照会激起一阵爆炸性的普遍愤怒，使李沃夫亲王的第一届政府再也不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革命的无情逻辑开始展现。在两个月中，革命利用了第一届政府及组成这届政府的党派，并使它们声望扫地。刚刚不久前，即在沙皇政权那些最后的日子里，未来的法国总统杜梅尔格(Doumergue）对彼得格勒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劝过立宪民主党的领袖们耐心调解与沙皇的分歧。“米留可夫和马克拉柯夫(Маклакво）一听到‘耐心’这个词就跳了起来，说：‘够耐心的啦！我们已经耗尽我们的全部耐心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立刻行动，群众再也不会听我们的话啦……。”’①这些话后来成为革命最时兴的迭句；而当时这些话报应在米留可夫身上了。苏维埃中温和派社会党人的大多数虽无意剥夺他的席位，但当他公然要求政府和国家遵循沙皇的战争目的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跳起来说：“够耐心的啦！我们已经耗尽了我们的全部耐心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不立刻行动，群众再也不会听我们的话啦！”如果他们把政府的全部事务继续留给那些只是利用而未曾发动二月革命的阶级的领袖们，群众就不会再听他们的了。
① M．帕列奥洛格：《大战期间的沙俄》第3卷第188页。
这样，就出现立宪党人和温和派社会党人的第一个联合政府。托洛茨基在苏维埃执委会会议上出现时，新搭档们正好分配完政府的各部席位。有“10个资本家部长和6个社会党人部长。”立宪民主党人是资深的搭档，因此新政府的纲领和前一届政府的纲领基本上难以区别。让6个社会党人任部长不过是为冲淡政府，使之比较合苏维埃的口味。跟社会革命党有联系的克伦斯基继古契科夫为国防部长；策列铁里（Церетели）是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孟什维克领袖，前议员，苦役犯，此时出任邮电部长；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党魁，齐美尔瓦尔德会议的参加者，被任命为农业部长；斯柯别列夫以前是托洛茨基的学生和编辑助手，此时是劳工部长。
5月5日，即托洛茨基到达后的那一天，这些社会党人部长站在苏维埃面前，要求苏维埃支持联合政府。托洛茨基到场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斯柯别列夫称他为“亲爱的老师”。苏维埃代表席上有人要求托洛茨基对当前的事变阐明他的观点。“在一批不相识的群众的注视下和……在‘社会叛徒’的敌意眼光之下初次露面，他显然有些紧张。”①他小心谨慎地摸索。开头时他赞美革命的伟大，用同样的语言说明革命对世界的影响，接下来他立即用含蓄的话对当时的事变作了中肯的分析。他说：只要他们能像他在国外那样，观察并估计革命对世界的影响，他们就会认识到俄国‘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一个铁与血的纪元。但不再是一个国家反对另一个国家斗争的纪元，而是被压迫的受苦阶级反对统治者斗争的新纪元！’这些话使社会党人部长们觉得刺耳，因为他们现在正委身于继续战争、平息革命风暴之任。托洛茨基接着说下去：“我不能隐瞒，对这里正在进行的许多事我并不同意。我认为参加政府内阁是危险的。……联合政府不会把我们从现存政权的两重性中解救出来，它只不过把两重性转化为内阁本身而已。”这话跟布尔什维克当时的说法并无区别——布尔什维克也在仔细研究权力在苏维埃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托洛茨基似乎又唯恐伤害他的老朋友，用比较缓和的口气说：“革命不会由于联合政府而消亡。但我们务必记住三条指令：不相信资产阶级；监督我们自己的领袖；以及依靠我们自己的革命力量……。”他用复数的第一人称——“我们务必”、“我们的力量” ——说话，用这种方式表明，仿佛他认为自己与以前的同志完全一致。但是就讲话的实质来说，他是持不可和解的立场的：“我认为我们下一步行动一定要把全部政权转交到苏维埃手中，只有单一政权才能挽救俄国。”这话听起来又像列宁的口号一样。他高呼“世界革命的序幕——俄国革命万岁”，以此结束他才气横溢的长篇辩论。②听众即使不是被他的思想迷住，也是被他向他们表露的真挚态度和滔滔辩才所折服。③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3卷第400一442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45一4（6页。
③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3卷第440一442页。
部长们一个接一个起来作答。切尔诺夫答应说，社会党人会使政府受到他们的影响，但为此他们需要苏维埃全心全意的支持。策列铁里详细谈到如果他们拒不和资产阶级分掌政权就会给苏维埃招来危险。斯柯别列夫则劝告他“亲爱的老师”说：在革命中，“冷静的理智与热烈的感情同样非常需要”。苏维埃对新内阁投信任票。投反对票的只有极左的少数派。
把托洛茨基作为自己的领袖来欢迎的政治组织是“社会民主党人区联组织”，简称“区联派”。从1913年这个组织成立以来，托洛茨基一直从国外激励这个组织并为它的出版物撰稿。这个组织并不想组成一个政党。它是一个既非布尔什维克又非孟什维克的临时联盟。他们坚持反对战争，反对李沃夫亲王以及“社会护国主义”。这个组织的影响只限于彼得格勒的几个工人区；而且就是在那里也由于布尔什维克的迅速发展而受到干扰。但是依附这个小组织的人，过去无论是孟什维克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是著名人物，现在他们都又重新崛起。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如卢那察尔斯基、梁赞诺夫、曼努伊尔斯基、波克罗夫斯基、越飞、乌里茨基和沃洛达尔斯基，都曾为托洛茨基的报纸写过文章。还有几个人，如卡拉汉(Карахан）和尤列涅夫（Юренев）后来成为苏联重要的外交家。他们一起形成了一个才华横滋的杰出政治人物团体，但他们的组织太弱，太狭隘，不能作为独立行动的基础。托洛茨基到达时，他们正在讨论这个组织的前途，正在考虑与布尔什维克及其他左派组织合并。在公众集会上，人们一再质问这个组织的鼓动家：他们与布尔什维克究竟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不跟布尔什维克携手联合。对这个问题，他们实在没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他们与布尔什维克分手，是由于过去曾卷入旧党中的长期不和，这种长期不和反映的是过去的分歧，而不是现在的分歧。①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365页；《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47页；另见尤列涅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5月7日，布尔什维克和区联派安排了一次特别欢迎会，欢迎托洛茨基；5月10日，他们开会讨论建议中的合并。列宁由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陪同到会；自从托洛茨基在齐美尔瓦尔德同列宁不很友好的会面以来，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列宁。关于这次会议，我们只有列宁私人笔记中的资料丰富的片断记录。托洛茨基重复了几天前他在迎接他的欢迎会上说过的话：他已放弃他的旧日立场，不再主张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统一了。现在，只有那些完全和社会护国主义决裂的人将在新国际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当时他明确地问列宁，是否仍认为俄国革命性质只是资产阶级的，仍认为革命的结果是“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①看来他显然不知道列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刚刚完成的方向性的根本转变。列宁在托洛茨基到达以前用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跟党内以加米涅夫为首的右翼进行激烈的辩论；他已经说服党放弃关于革命前景的“布尔什维克的”旧观点。可以设想，对这一问题他当场就向托洛茨基作了解释。如果没有别人，那么托洛茨基的妹夫加米涅夫后来也肯定会告诉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中反对列宁的人其实就是加米涅夫本人，他曾责备列宁把“不断革命”论一古脑儿都接收过来并为接受托洛茨基主义而放弃布尔什维主义。
① 《列宁文集》第4卷第300一303页。
列宁与托洛茨基的路线分歧历时这样长，但现在确实已经弥合了。他们两人都得出了明确的结论，其中的一个得出这些结论早得多，而另一个却为这些结论作了长时间艰苦的辩论。但是两个人都不是有意识地采纳对方的观点。他们的思想从不同的出发点，通过不同的过程向前发展走向他们此刻的会合点。我们明白，是战争的事变逐渐促使托洛茨基看到工人运动中的裂口已无法弥合，而且他认为试图弥合是错误而且有害的，因而革命的国际主义者的使命是建立新党。早在大战前，列宁已得出这一结论，不过只是就俄国党而言。大战使他把这一结论推广并应用到国际工人运动中去。列宁的俄国经验是他在思考和本能反应中的主要因素，尽管单单这一点并不能决定他的态度。反之，托洛茨基则从国际概念出发，转而把这一原则应用于俄国。无论他们得出共同结论的过程如何，其实际的内涵都是相同的。
在他们对前景估计的演变中，我们能看出结论的一致和处理方法方面的类似区别。1905一1906年时，托洛茨基已预见到俄国反封建与反资本主义革命的结合，并说明俄国的起义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列宁其时拒不认为俄国是国际社会主义的先驱。他根据俄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及俄国社会结构来推断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而俄国社会结构中的最大成分是个体农民。但在大战期间他开始认真考虑欧洲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把俄国革命放到国际远景之中。看来，现在对他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俄国的社会主义是否成熟，而是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他认为欧洲的社会主义已经成熟了。因而他再也看不到有任何理由把俄国革命局限于所谓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中。二月政权的经验进一步向他指明，不同时打垮并最后剥夺资产阶级，就不可能打垮地主政权。而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专政”。①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142一147页。
列宁和托洛茨基之间的旧分歧虽已消失，但两人的地位很不相同。列宁是一个大党公认的领袖，尽管这个大党在苏维埃中是少数，但它已成为团结整个无产阶级反对二月政权的基础。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加起来也不过是六七个没有军队的杰出将军，托洛茨基作为个人虽然能在革命的讲坛上发表他的意见，但是现在只有纪律严明的强大政党才能使言论变为持久的行动。每一方都需要对方的配合，尽管程度不同。最使列宁满意的事莫过于能把以托洛茨基为首的这六七个杰出的宣传家、鼓动家、策略家和雄辩家引人党的“总参谋部”。列宁以他建立的党而自豪，并且知道它所具有的优点。他决定让托洛茨基及其朋友加入他的党。在党内，他愿意给他们种种民主权利，使他们分享他的影响，而且像记录所表明的一样，在重要的事情上他允许对方通过投票压倒自己。但他也并不准备废弃他的党而去和一些小组织合并成一个新党。如果这样做，他不是要过分作假，就是向别人的自负作不必要的恭维。
列宁在5月10日的会议上要求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立即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他给他们提供领导机关及《真理报》编辑部的职位。①他没有向他们提出条件。他并不要求托洛茨基放弃他过去的一切；他甚至不提过去的争论。他自己已经不把那些事放在心上了，并期待托洛茨基也同样如此——他是如此渴望同凡能促进共同事业的人携手合作。当时，他甚至希望同马尔托夫再度联合，因为马尔托夫已经脱离孟什维克，仍然忠于齐美尔瓦尔德纲领，反对联合政府。②
① 甚至更早些，列宁就已建议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邀请托洛茨基主编党的大型日报。但是这一建议遭到中央委员会否决。《红色年鉴》1923年第3期。
② 卢那察尔斯基在《革命家剪影》第69页上写道："1917年5、6月间列宁希望跟马尔托夫联盟。”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后来甚至很希望马尔托夫仍然可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右翼领袖。他在1923年出版的这本书中表示过这一希望。同书第70页。
托洛茨基只有进一步摆脱他的自尊心，才能马上接受列宁的建议。他还不得不考虑他的几个朋友提出过的反对意见，他们说到列宁的党缺乏民主，还提到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及其会议的宗派作风。长期以来，托洛茨基也用同样的语言批评列宁的党，此时，他看不出这些疑虑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他在给列宁的答复中详述了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最近变化，他说，布尔什维克“已经学到了国际主义的观点”，已经“非布尔什维化了”。因此，在政治上他已同列宁完全一致；而且他还接受了列宁为立即合作而提出的大部分技术性建议。但是，正是因为布尔什维克党已有如此显著的变化而且变得如此之好，所以不应要求他和他的朋友自称为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说：“我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坚持旧称号是令人不快的。”①他们应当在一个新党里用一个新的党名，在他们组织的联合大会上携手联合。托洛茨基想必已意识到，无论如何布尔什维克在这个大会上会占有绝对优势，这样，全部分歧本身缩小为“称号”问题。这是个太微不足道的问题，无法证明他和他的朋友坚持他们的政治孤立是正当的。但这个问题却暂时被搁置起来了。
① 《列宁文集》第4卷第300一303页。
大约在这时，当有人问列宁：尽管他们一致，仍然使他与托洛茨基分开的究竟是什么时，列宁回答说：“难道您不明白吗？野心，野心，野心嘛。”①就托洛茨基看来，自称为布尔什维克，不言而喻是投降；不是向现在的列宁，而是向过去的列宁投降；他因而对此畏缩不前。然而，投降在某些方面说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正是过去的列宁，流亡中的列宁一直是那个如今成为革命党的派别的总设计师。另一方面，这个党目前的纲领与其说体现的是列宁的观点，不如说体现的是托洛茨基一贯的观点。对此没有人承认，也没有人感谢托洛茨基。这一切可能给托洛茨基造成极大的伤害，列宁肯定没有注意到；即使列宁乐意承认它是托洛茨基的观点，实际上他也没有可能以任何方式去承认。一个革命的党在革命中没有时间对政治思想的所有权问题去详加考察。这年晚些时候，列宁对托洛茨基大加赞扬，说托洛茨基自从和孟什维克决裂以来，再没有比托洛茨基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②在托洛茨基方面，政治见识太多，不至于不明白在这样的时候仍坚持表示自己有高明的远见是多么可笑。对他来说，革命的实际政策也比昔日的理论预见重要得多。他的踌躇不决不过是他反对列宁的最后闪现而已。
① 安·巴拉巴诺娃：《我的造反者生涯》第175一176页。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05页
托洛茨基当时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自由骑士。他到处寻找门路，曾在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新生活报》编辑部歇脚。他同高尔基早已认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们彼此仰慕。他们的年龄、性格思想方法如此不同，以至妨碍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友谊；但他们偶尔也有过合作，特别是当高尔基离开列宁的时候。现在，高尔基站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他在他的那份大型日报上规劝双方，向双方进行革命道德的说教。他希望接近托洛茨基，以为托洛茨基会像他自己一样力图调停社会主义者阵营中两派的对立。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的第一次发言使他产生不祥的预感，而他的撰稿人则窃窃私语：“托洛茨基甚至比列宁更坏。”尽管如此，高尔基还是安排了一次他的编辑人员与托洛茨基见面。双方立刻明白：他们的目的截然相反。除此以外，高尔基的影响严格说来是在文学方面。他的报纸尽管有其新闻方面的优点，但同革命的主要组织及舆论方面却没有认真的联系。这位伟大的小说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方面却像小孩子般地天真。然而他缺乏靠自我奋斗成功的著名人物的谦虚性格，摆出政治预言家的姿态，要是托洛茨基同高尔基联合，就再没有比这更不谐和的了，更不用说承认高尔基是政治上的指导。托洛茨基要在革命的现实中寻求一个坚定的组织结构，寻求可靠的依托；而高尔基不可能给托洛茨基这样的组织和依托。他们之间的意见交换使托洛茨基大失所望，因而他得出结论：除了同列宁携手联合外，他已别无出路。①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191页；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486一487页。
与此同时，他创办了区联派报纸《前进报》。尽管《前进报》有不少才华横溢的撰稿者，但是这份报纸并无成就。在这样的时候，只有依靠强大财力的支持或依靠分布很广的组织网的无私帮助，报纸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前进报》二者都不具备。它开始是一份周报，但也不能按期出版，在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总共只出版过16期。
托洛茨基对首都政治生活发挥的影响与其说是通过他写的文章，不如说是通过他的演讲。他常和卢那察尔斯基一起在无数的集会上讲话。在他到达首都仅仅两三个星期中，他和卢那察尔斯基两人就被视为苏维埃左派中最有口才的鼓动家而大受欢迎。①位于首都郊区的喀琅施塔得海军基地是托洛茨基最喜欢去作政治演说的场所，喀琅施塔得对他往后的政治命运举足轻重。海军全部参加了起义。海军基地成为一个类似不向统治当局屈服的红色共和国。水兵们激烈反对把军纪再强加给他们的企图。部里任命的委员中有几个因跟旧政权甚至跟黑色百人团有联系而名声扫地，水兵们拒不允许他们登上军舰，而且对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十分粗暴。托洛茨基力劝水兵们克制情绪，不要报复；但是他也尽其所能点燃他们的革命热情。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164一167页。
5月底，社会党人部长们向苏维埃控告水兵，托洛茨基出面为他们辩护。他并没有宽恕水兵们的过火行为，但他为水兵们申辩说：如果政府没有任命那些名声扫地、令人憎恶的人但任委员，这些过火行为原是可以避免的。他大声说：“我们的社会党人部长们拒不反对黑色百人团的威胁，相反，他们却向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与战士宣战。然而，如果发生反动事变，如果一个反革命将军试图把绞索套在革命的脖子上，他们的黑色百人团委员一定会给我们每个人都买一个绞索，而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却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殊死战斗。”①后来，当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真的去保卫克伦斯基政府、防御科尔尼洛夫将军的叛军时，这几句话被广为引用。托洛茨基还为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们写了激烈的宣言，在宣言中他们呼吁全国反对国防部长——从克伦斯基当上国防部长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受挫。从此，水兵们忠诚地追随托洛茨基并保卫他，几乎把他当做偶像崇拜，而且不管他号召他们行动还是告诫他们要克制情绪，他们都言听计从。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52页及以后各页。
②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第77页。
当时他还在摩登马戏场建立了他的讲坛，几乎每天晚上他都在那里向广大群众讲话。摩登马戏场挤得水泄不通，因而托洛茨基常常被举起，越过听众头顶被传送到讲台上，他从高处总能看见参加大会的他的前妻生的女儿兴奋的目光。他以惯用的精辟逻辑讲到当时的问题及革命的目标；他也汲取群众的精神气质和严格的正义感，注意他们对以敏锐深刻的目光观察事物的愿望以及他们的不安和巨大的期待。他后来回忆说，一看到广大群众，他事先已准备好的词语和论点不知怎么全都烟消云散了，另外的词语和论点又不知怎么地好像从下意识中冲出来，这出乎他本人的意料，但却是听众所需要的。此时他听自己的说话声好像是听别人的声音，尽力跟自己脱口而出的思想和措辞保持同步，唯恐自己像个梦游者的他会突然惊醒或跌入深渊。此时他的政治活动不再是提炼个人的见解或在职业政治家的小圈子里辩论了。他在感情上同他面前热情、无知的大众融为一体，并成为群众的宣传工具。他同摩登马戏场的听众如此一致，以至回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或斯莫尔尼宫后在他指责他的对手们或与其辩论时，他们就对他吼叫说：“别用这种语言跟我们说话，这里不是你的摩登马戏场。”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15一16页；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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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初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第一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大会开了3个星期。各政党及其领袖们第一次在一个全国性讲坛上互相对抗，这个讲坛是当时俄国仅有的由全国选举的机构。温和派社会党人约控制5/6的票数。他们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但在他们队伍中最惹人注目的是穿军装和农民衬衫的人。在代表激进左派的120名反对派成员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来自大工业中心的工人。大会反映出外省军队和农村成分与大城市无产阶级成分之间的分歧。几天前，彼得格勒的市政选举已透露出重要的转变：在政府中占优势的立宪民主党在他们“最保险的”选区遭到惨败。孟什维克得到一半票数。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则一致投布尔什维克的票。孟什维克是以当时很有胜利希望的派别参加大会的。布尔什维克则对自己未来的胜利怀有新的信心。①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204一205页。
左派反对派的发言人利用多数派本身的胜利对付多数派。他们说，李沃夫亲王和立宪民主党人的追随者已微不足道。温和派社会党人代表着全国的压倒多数。那么，他们为什么甘心为立宪民主党人充当苦力的部长角色呢？他们为什么不组成自己的政府？何况他们有这样做的民主权利和责任，为什么不这样做呢？这正是列宁发言的大意。①这也就是托洛茨基的主题。②托洛茨基的论据在若干部分虽比列宁的尖锐有力，但他用比较友好的语调向多数派呼吁，诉诸共同的利益和命运。托洛茨基试图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看到他们自己的屈辱地位，并试图说服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党散伙。他说，企望把政府变成社会各阶级间的调解委员会是徒劳的。“在革命时期，调解委员会是不能行使权力的。”李沃夫亲王及其朋友们代表的是习惯于控制及统治的阶级；而社会党人部长们由于他们的自卑感，则太容易使自己甘受欺侮。尽管如此，当他谈到最不知名的社会党人部长佩舍霍诺夫(Пешехонов）时，他说的几句友好的话却赢得了多数派代表席上的掌声。他在辩论中说，只有由佩舍霍诺夫这样的人组成的政府才会“认真前进一步”。“同志们，你们看到，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从任何党派的角度，而是从更广阔的视野出发的……。”他同意社会党人部长们所说的工人阶级应当有纪律，但声明，不能由资产阶级内阁让他们遵守纪律，他们也不能为资本家的政策遵守纪律。这就是激进左派方面所有的鼓动源泉，而多数派的抱怨也正是为此。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7一250页。
②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1卷第142一149页。这里的托洛茨基发言的摘要根据的就是这一原始资料；后来再版时，谈到孟什维克的友好话语已都被修改过了。
他申辩说：“所谓左派鼓动家在为俄国革命的将来作好准备，我敢说我们以及我们的活动并没有损害你们的权威——在准备将来方面，我们是不可或缺的因素。”“同志们，我们不希望今天使你们信服，因为这种希望太冒昧了。今天我们所想做到的是要使你们认识到，如果我们反对你们，我们这样做不是出于敌意的或自私的派别动机，而是因为我们和你们一起都在经受革命的所有阵痛和折磨，我们看到的解决办法跟你们看到的不同，而且我们坚信，当你们在巩固革命的现在之时，我们却为你们准备革命的未来。”①列宁在这个阶段再不给敌方以托洛茨基仍给他们的那种信任，尽管他也赞同托洛茨基说的“12个佩舍霍诺夫先生们的内阁”对目前的联合政府来说总是前进了一步。
①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l卷第149页。
这些辩论因“格里姆（Grimm）事件”而变得更激烈，格里姆是瑞士国会议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平主义者。他也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会议，在那次会上属于“中间派”，不赞同列宁的革命策略；后来他帮助安排列宁从瑞士经德国返回俄国的旅程。5月间他把德国政府试探俄国关于议和的可能性的信件送给彼得格勒当权党派的领袖们。俄国政府把他当做德国间谍驱逐出去，但是并没有公布原因。
严格说来，格里姆并不是德国间谍。作为一个头脑并不复杂的和平主义者，他认为设法担当调停人的任务是很自然的事。他对俄国革命政治的错综复杂性不甚了解，他不明白，那些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不论是大声疾呼和平的布尔什维克或托洛茨基还是反复许诺尽早实现和平的孟什维克为什么都反对他的行动。①有关他的活动，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知道。但是政府已指责格里姆为德国间谍一事却马上被利用来使人怀疑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俄国人。据说米留可夫在一次有关的讲话中诬蔑列宁和托洛茨基也是德国奸细。托洛茨基在大会上挺身为格里姆辩护。他认为政府驱逐格里姆是不正当的，并说他从这一事件中看出来米留可夫的险恶阴谋。在讲到米留可夫诬控列宁和托洛茨基本人时，他转身向记者席说：“我从这个革命民主的讲坛上请求正直的俄国新闻界刊登我的这句原话：只要米留可夫不收回他的指控，造谣诽谤之徒的印记就永远留在他的额头上。”②
① 安·巴拉巴诺娃：《我的造反者生涯》第178页。
②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158页。
高尔基的报纸这样报导当时的情景：“托洛茨基的声明铿锵有力，庄严慎重，受到与会者的一致欢呼。整个代表大会不分党派都热烈鼓掌，掌声持续达数分钟之久。”①翌日，米留可夫宣称，他没有说过列宁或托洛茨基是德国奸细——他只说过，因为他们进行颠覆性活动，政府应把他们关起来。②
① 《新生活报》1917年6月6日。
② 1917年6月7日米留可夫的发言。
大会这样一致地对托洛茨基欢呼，可以说是最后一次了。随着争论的继续，各政党之间的分歧已经固定下来，难以弥合。在有关最后一届杜马的争论中掀起一场波澜。那届杜马是在1912年按有限选举权选举出来的；它所起的作用只相当于沙皇的咨询会议，而不是真正的议会；而且杜马的大多数议员是由沙皇的大臣组成的。立宪民主党人迫切要求恢复杜马，他们希望利用杜马作为支持他们政府的准议会式的基础。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向苏维埃提出一项含糊的决议案，马尔托夫对这项决议案用巧妙的措辞作如下解释：“杜马再也不会存在下去，但却因此对消灭杜马的任何企图发出了警告。”①卢那察尔斯基提议：应当把杜马当做可耻的过去的遗物埋葬掉。托洛茨基用一篇尖刻的发言支持卢那察尔斯基。而当托洛茨基在接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站起来照常用“同志”这个词开始他的演说时，他的话被喊叫声打断：“我们是你的什么同志？"“住嘴，别称我们为同志！”托洛茨基再也不称他们为同志了，他同布尔什维克因而靠得更近了。②
①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295一298页。
② 同上，第352页。
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军队的状况问题。自从推翻沙皇统治以来，俄国的前线没有军事行动。俄国政府及其总参谋部在西方盟国的压力下正在准备重新进攻，为此他们急切要得到苏维埃的批准。总参谋部还迫切要求修改著名的第一号法令，即士兵自由基本法。托洛茨基在这场辩论中作了重要的发言，他在发言中警告政府：军队遭受重大损失以后，而且由于无能、发战争财和腐败而破坏了军队的后勤给养以后，军队已不能继续作战。进攻的结局只能是灾难；试图再把旧的军队纪律强加给士兵也无济于事。“对俄国全部历史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革命军队已破除旧俄国军队的观念，破除残暴的观念……几十万人默默地死去时……却根本不知道他们牺牲的目的。现在……就让被我们抛到后面去的这个历史时期见鬼去吧！此刻我们尊重的不是群众初步的、不自觉的英雄主义，而是那种可以通过每个人的意识折射出来的英雄主义。”①目前，军队不明白为什么而作战。“我再说一遍，同是这支军队，当它经过革命的洗礼后……就会有而且将来也会有能够重整军队并且能够把团结和热情传给我们这支军队的思想、口号和目的……。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就是自觉地响应进攻的号召的。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关键在于：现在不存在能使军队团结起来的目标……。每一名会思考的士兵都问自己：在我今天将流的每五滴血中，难道为俄国革命利益流的不是只有一滴，而为法国证券交易所和英帝国主义流的却是四滴吗？”②只要俄国脱离帝国主义同盟，只要摧毁旧统治阶级的政权，只要由苏维埃建立一个民主新政府，那么，“我们就召集全欧洲的人民，告诉他们：现在欧洲地图上已经屹立起一座革命的堡垒。”③
① 《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第353页。
② 同上，第354页。
③ 同上，第356页及以后各页。
然后他用他特有的对话体方式回答那些持怀疑态度——“不相信革命会扩展、不相信俄国的革命军队和俄国的民主政治在欧洲会找到盟友” ——的人，他说：“我的回答是：历史不会给我们、也不会给俄国革命打保票，我们不会被彻底击溃，我们的革命决心不会被世界资本的大联合扼杀，世界帝国主义绝对消灭不了我们。”俄国革命对各国的有产阶级来说是这样大的危险，因而他们要力图破坏俄国革命，把俄国变为欧洲资本的殖民地，或者更可能的是变成美国资本的殖民地。但对这一力量的考验还在前面，苏维埃有责任为此作好准备。“如果……（革命的）德国没有崛起，或者说，如果德国革命虽爆发但力量太弱，那我们应调动我们的团队……不是为了保卫自己，而是为了保证革命的攻势。”这时，代表席上一个不知姓名的人说：“那时就太迟了”，这声音打断了这篇发言的有力结论。这个不知姓名的人的话未到年终就已被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就在这位向大会发言的托洛茨基身上可以清楚看出此人的特色：他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却不但要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外交手段当面较量，而且还要创立红军。
托洛茨基在这次大会上和普列汉诺夫发生了最后的冲突。他们在发言中彼此冷淡地称对方“公民”而不称“同志”。普列汉诺夫的好战情绪已达到极端的程度，他爆发出来的沙文主义甚至使孟什维克也感到发窘，因而他们与他保持距离。大会热烈赞扬了普列汉诺夫过去的功绩，但托洛茨基认为那全是陈腐的护国说教所致。他敢于为此指责普列汉诺夫，而普列汉诺夫的答复则目中无人，一会儿把自己比做丹东（Danton)，一会儿又比做拉萨尔(Lassalle)，并把对俄国革命失去信心、士气低落的军队比做克伦威尔（Cromwell）和雅各宾派的军队，说他们的“士气在喝下革命的血液时才会高涨起来”。这位对革命厌倦了的老战士想不到，正是他的年纪较轻而常受他斥责的对手注定要担当俄国丹东的角色，注定要使俄国的革命军队“喝下革命的血液”。
多数派在大会的大部分活动中始终对布尔什维克及其伙伴们等闲视之。当策列铁里为联合政府辩护时，他向代表们挑战，让他们回答俄国有没有一个派别准备单独肩负政府的职责，列宁从代表席上打断他说：他的党已经准备肩负这一职责。多数派哄堂大笑，淹没了列宁的话。外省来的代表不知道反对派在彼得格勒的影响已如排山倒海之势一样在增长。列宁一心要使他们牢记并使他们看到，彼得格勒人要求结束联合内阁并组成社会党人内阁，而且是只由温和派社会党人组成的内阁。列宁在大会代表席上的声明所宣布的是原则而不是直接的目的，他当时的目的还不是推翻政府，他更不赞成温和派社会党人和他的党组成联合政府。只要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还是少数，他就力促他的追随者不要在夺取政权上开玩笑，而要“耐心向群众说明他们的立场”，直到他们取得多数。这就是他的苏维埃立宪主义的关键所在。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不是“打倒政府”，而是“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列宁为克服在他的中央委员会中出现的不良倾向，非常秘密地为6月10日用这个口号举行规模惊人的大示威作准备。托洛茨基消除他的朋友们的疑虑，引导区联派参加示威。但在6月9日，当《真理报》公开号召工人、驻军举行示威时，大会执委会却禁止示威。
列宁和托洛茨基都不想公然反抗禁令。他们决定服从多数，取消示威，并专门发表一篇宣言说明他们的态度。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时刻。工人和士兵会注意到示威的取消吗？如果注意到了，会不会误解党的立场？迫切要求行动的他们会不会感到寒心？列宁起草了一篇解释性的声明，但因为他本人和追随者都不满意这篇声明，所以他乐于采用那篇由托洛茨基撰写的声明；这篇声明以全部反对派的名义在大会上宣读。当时尚不是布尔什维克成员的托洛茨基还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宣言书。①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300一301页；《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l册第137页；托洛茨基：《列宁传》第66一69页。
6月10日，彼得格勒仍然平静。但苏维埃中多数派的领袖们决定在6月18日另外举行一次大示威，希望把这次示威变为支持他们的政策的一次具体表现。到了指定日期，50万工人和士兵的队伍走过经过检阅台，检阅台上大会代表已经集合在一起了。使温和派社会党人惊慌的是，在游行队伍中的所有旗帜都写着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打倒战争！”及“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游行终于和平地结束，没有骚乱，没有冲突，可是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第一次估量出，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口号已深入人心。
托洛茨基回俄国后仅仅一个月，就在这一段早期活动中，他的个人品格已经大放异彩。卢那察尔斯基写道：“在托洛茨基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功的影响下，并在他那伟大的人格的影响下，不少接近托洛茨基的人们都有认为他是俄国革命的头号真正领袖的倾向。乌里茨基……曾对我，好像也对曼努伊尔斯基说过：‘好啦，大革命来了，你看，列宁虽然智慧超人，但与托洛茨基的天才相比，却日益逊色。”，卢那察尔斯基接着说，这种意见之所以是不正确的，并不是因为对托洛茨基的才能和力量过分推崇，而是因为列宁的政治才能的规模还没有显露出来。“列宁在这段时间……确实稍逊一筹，因为他不经常公开讲话，而且写作也不很多。他主要是在布尔什维克阵营内指挥组织工作，而托洛茨基则在各种集会上慷慨激昂。”然而在1917年，革命既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同样也在党内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进行。①
① 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25一28页。
* * * * * * * *
7月初，布尔什维克举行党的第六届全国代表会议。这是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机会。没有人再谈什么改变党的“名称”的问题了。区联派的多数人一度反对合并；代表这些人的尤列涅夫仍在警告区联派成员说：布尔什维克的“组织作风不好”，布尔什维克有通过狭小的秘密干部会议进行工作的倾向。区联派中急切要求合并的少数成员以托洛茨基为首。他辩解说：由于布尔什维克已从秘密活动的晨昏蒙影中浮现出来，由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复苏，布尔什维克已基本上摆脱了他们的旧习；余下的问题将在一个公开活动的党内彻底解决。①由于卢那察尔斯基的协助说服，区联派的多数人接受了上述观点。但就在合并之前，七月事件的危机震动了全国。
① 《托洛茨墓全集》第3卷第1册第145一149页。
这是每次革命中都会突然意外发生的激烈痉挛之一，它打乱了所有领袖们的计划，加速了事变的节奏，迫使敌对力量的两极分化达到顶点。、彼得格勒的驻军和劳动人民已忍无可忍。买面包的长队越排越长，没有尽头。发行的货币量是战前的十倍，货币已经贬值。投机活动猖獗。群众看到自从革命以来他们日常生活状况日益恶化，他们觉得受骗了。除此以外，现在仍在进行着代价很大的军事进攻。但首都和外省的情绪还有差别：在彼得格勒，人们大声疾呼，要求立刻改变局面，要求李沃夫亲王的第二届政府辞职；而在外省，二月政权的名声并未扫地。
托洛茨基和列宁因为全面考察过全国的力量对比而知道他们的进攻时机还没有到来。但在首都的追随他们的人却按捺不住，开始用不信任的眼光看待他们的策略。如同布尔什维克曾斥责过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踌躇不决和背叛一样，此时无政府主义者也斥责布尔什维克在玩弄等待把戏和背叛。最后，不少团队为迫使布尔什维克指挥部面对既成事实而号召7月3日举行武装示威。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和首都的工人受了布尔什维克普通党员鼓动家的鼓动，热烈响应号召。正如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一样，当冒险的政治首创精神直接来自群众的冲动激怒时，这种主动精神的目的是模糊不清的；号召示威的人并不明白是要彻底推翻政府还是只以和平的方式示威。布尔什维克指挥部力图像6月10日做过的那样取消示威，但这时群众的激情已无法阻挡。
列宁当时力图把他的党置于运动的前列，以便使运动保持在和平示威的限度以内，和平示威的目的是要再一次敦促温和派社会党人成立以苏维埃为基础的自己的政府。广大群众带着这个要求来到市中心，两天两夜挤满街头游行集会。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演说家对他们演讲，痛斥当权的联合政府，但又呼吁群众要保持冷静、遵守纪律。
最愤怒而人数又最多的群众包围了苏维埃执委会办公处所在地塔夫利达宫。群众派代表到塔夫利达宫宣称：如果温和派社会党人不结束跟立宪民主党人联合，他们的队伍就不解散。这使某些孟什维克分子和社会革命党人深信：必是列宁在现场策划而打算使之成为武装暴动。的确，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探思熟虑的举动。据闻，参加游行队伍的布尔什维克带头鼓动，而且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在动乱中表现最突出。①被困在宫中的温和派社会党人害怕丢了性命，他们向司令部求援。②因为全部卫戍部队几乎都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所以要从前线召来可靠的部队。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等待救兵的时候，听说宫外的群众已经逮捕了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并要把他处死。托洛茨基已在宫里工作了整整一夜和一个上午，时而劝说宫外的示威者，时而劝说宫内的执委会。此时他冲到骚动的现场。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1一3章。《季诺维也夫全集》第15卷第41页；《列宁全集》第25卷第142一143页。斯大林在七月事件的开头阶段很活跃，他向党的六大作过详尽的说明。《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3卷第102一107页（他的说明的摘要在多伊彻著的《斯大林政治传记》第148一149页上）。拉斯科尔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第116页及以后各页。
② 事变过后35年，孟什维克领袖P．阿布拉莫维奇写道：“注定要倒霉的6月进攻之后，对使在群众心目中已经死亡的战争死灰复燃的企图的仇恨如此强烈，使我自己当时感到：如果列宁和他的朋友表示更大的决心，在7月那些日子里布尔什维克通过半政变就可以夺取政权。”（《社会主义导报》1952年3月号的《延误了的革命的悲剧》。）但事变期间及事变以后，阿布拉莫维奇指责布尔什维克以彻头彻尾的阴谋方式夺取政权。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39页。
对以后发生的事人们有过多次描述，但都没有像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中写的那样生动：
目力所及，都是狂怒的人群。一群水兵围住一辆汽车，脸色十分可怕，举动非常粗暴。切尔诺夫坐在那辆汽车的后座上，看得出来，他已完全失去自制。整个喀琅施塔得都知道托洛茨基，看来也信任他。但是当托洛茨基开始演说时，群众还是不能冷静下来。如果这时候有一颗挑衅的子弹从附近任何地方射出来，马上就会发生一场可怕的血腥屠杀：他们会把我们，包括托洛茨基在内的所有人都撕成碎片。托洛茨基因为激动，一时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只是设法引起那些站得离他最近的人的注意（他开始赞扬喀琅施塔得水兵的革命美德，在苏汉诺夫看来，这种赞扬有点儿过分奉承的味道。）“你们，喀琅施塔得的红色水兵们，你们一听到有威胁革命的危险就来到这里……。红色喀琅施塔得万岁，革命的光荣和骄傲万岁！”
但是他们在听托洛茨基说话时心情闷闷不乐。当他试图向他们谈到切尔诺夫时，围在汽车周围的人们又暴怒起来。
（托洛茨基接着说）“你们到这里来表示你们的决心，要向苏维埃表明工人阶级决不想看见当权的是资产阶级。但是你们为什么要损害自己的事业？你们为什么要任意对个人施加暴力，玷污你们的记录，使你们的记录黯然失色？……你们每个人都表明自己忠于革命，你们每个人都准备为革命抛头颅。我知道这一点。……同志们，请答应我吧！··，…答应我吧，我的兄弟们……。”
托洛茨基把手伸向一个激烈反对他的话的水兵，这名水兵一手紧握着枪，另一只手躲开托洛茨基。在我看起来，这名水兵一定不止一次在喀琅施塔得听过托洛茨基演讲，他这时当真认为托洛茨基出卖了事业。①。
最后，托洛茨基不理会群众，只要求那些同意对切尔诺夫施加暴力的人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在寂然无声中，托洛茨基挽住当时已半昏厥的切尔诺夫，把他领进宫里去。托洛茨基和被他救出来的敌人一起回来时，他脸色惨白，满脸冷汗。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423一425页；维·切尔诺夫：《俄国大革命》第422-426页。托洛茨基后来说，那些把切尔诺夫抓起来的人是奸细，和水兵毫不相干。（《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93页及以后各页。）根据内证，苏汉诺夫的说法显然更可信，而且和喀琅施塔得的领袖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看法相同（上引书第128一130页。）
在城里的各个地方都发生了小规模骚乱和小规模的闹事，如果未被布尔什维克的影响所约束的话，它们必将引起流血和杀戮。示威的群众终于渐感疲劳，他们的劲头也松懈了。当前线来的军队开到时，他们正要散开。凶暴的反对势力马上猖獗起来。迄今一直潜藏着的秘密与半秘密的右翼组织突然走上街头。经过几次冲突后，渴望睡眠和休息的亲布尔什维克群众散开了。正在这时，报纸上突然发表了前线进攻溃败的消息。这就等于给反布尔什维克的反动气焰火上浇油。右翼党派、将军们及军官团责备说，正是布尔什维克的煽动破坏了军队的士气，导致了失败。①
① 6月28日，即这些事件前的一个星期，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写道：“如果经过三年战争和四个月的革命之后，（批准进攻的苏维埃）大会作的小心谨慎、含糊其辞的决议或者半社会党人半部长们廉价的演说喇叭还不能说服所有的士兵的话，那么‘忠心耿耿’的报刊总会求助于屡试不爽的伎俩：它会号召‘社会’随意讨伐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特别是布尔什维克。”
单单这种指控就足以给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带来一场风暴。除此以外，甚至还有更具挑拨性的指控。一份右翼的通俗报纸发表的“文件”声称列宁曾接受德国总参谋部津贴；还公布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命令。那些文件一看就可知道是拙劣的虚构。提出指控的证人姓叶尔莫连科，原是密探，此时为军事反谍报机关服务。①但指控最初造成的影响是破坏性的。这一表象对列宁不利；而且在当时，这一表象具有决定性作用。不懂政治、对革命党的历史及行为习惯方面一无所知的公民问道：列宁不是确实是由于同德国政府达成协议而经由德国回国的吗？难道不是他鼓动反对战争的吗？不是他煽起动乱的吗？如果答复说， 列宁要经过法国、英国的其他所有路线都遭到拒绝以后他才决定取道德国返俄的，而且他的许多孟什维克政敌跟他一起或稍后都是经过同一条路线回国的，这也毫无用处。②如果指出列宁希望革命会像摧毁罗曼诺夫王朝一样摧毁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那也没有用。在继七月事件之后的一片混乱中，这样的微妙关系谁也不会加以注意。上层阶级对革命害怕得要死，仇恨得发狂，中产阶级因绝望而看不见一切。总参谋部需要对最近的军事溃败作保全面子的解释。温和派社会党人感到脚下的土地裂开了。找替罪羊和骇人听闻的罪恶祭品是压倒一切的需要。
① 在我著的《列宁评传》中对这件事将作详细的叙述和分析。克伦斯基的说法在其《自由的苦难》一书中第285一294页E;M．H．波克罗夫斯基在对克伦茨基说法的反驳在该书中第115一136页。另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96一123页
② 官方在对七月事件的调查期间查明，约有500名俄国流亡者从瑞士经德国回国，其中400名是反布尔什维克者和“社会护国主义”分子，波克罗夫斯基：《十月革命》第123页。
在混乱之中，托洛茨基见到列宁，列宁说：“现在他们要把我们一个个全都枪毙。这正是他们下手的时机。”①他在慎重考虑反革命是否可能胜利；他认为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阉割了的苏维埃已扮演完了它的角色；他在为党作回到秘密活动中去的准备。他稍经踌躇后，决定不让自己束手待捕，而要同季诺维也夫一起躲起来。托洛茨基认为情况没有这么严重，列宁的决定令他遗憾；这样的举动与托洛茨基自己的习性完全相反。他认为列宁不必躲起来，相反，列宁若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众反而会发生充分影响，会比逃跑能更好地为他的事业服务——逃跑只会增加不利的表象，人们可能会凭这种不利表象来判断他。②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的看法相同，并决定去坐牢。但列宁坚待自己的决定，他预料政府不会公正地审判他，因为正是这个政府把一大堆虚构的指控加到他的头上并在报上散布伪造的证件的。气氛相当紧张，布尔什维克党实际上已被取缔，《真理报》已被禁止出版，报社也被捣毁，好几个区的布尔什维克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如若仍然盘踞在警察局的旧近卫军的刺客或反革命的狂热之徒在把他们所仇恨的革命领袖押往监狱或从监狱里押出来的途中行刺，真是易如反掌。列宁对自己在党里的重要性知道得太清楚了，因此他不能去冒这种危险，他不顾常规的考虑而躲藏起来。③
①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69页。
② 参见托洛茨基后来在狱中的证词，载《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93页及同书各处；《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240一241页。
③ 这一步骤使列宁的某些迫随者十分为难，只是过了很久，在德国革命期间，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都这样被人刺杀时，才使起初为列宁的决定而感到不安的人认识到列宁是完全正当的。
政府的攻击中，托洛茨基的名字最常和列宁的名字连在一起，但这次没有发出逮捕他的命令。原因很明显：他在名义上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他回俄国的情况与列宁回国的情况如此不同，因而难以给他加上德奸的罪名；另外，托洛茨基英勇地救出其政敌切尔诺夫这一事件在每个人的心里都记忆犹新。但宽容他的时间并不长。米留可夫的《评论报》发表一篇报导说，托洛茨基离开纽约前接受过美籍德国人的1万美元，要他用这笔钱在俄国鼓动失败主义。在一些更不严肃的报纸上则揣测这笔钱来自德国总参谋部。托洛茨基马上用公开信答复，这封公开信刊登在高尔基的报纸上，以富有喜剧性的效果戳穿了米留可夫的揭露。托洛茨基挖苦说，美籍德国人或德国总参谋部显然认为只花1万美元就能推翻敌国政权是件最廉价的事。他追究这篇报导的来源，说它出自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大使否认这一指控，但这并不妨碍米留可夫声明他的消息就是来自前者。于是托洛茨基叙述了他离开纽约前发生的真实情况：俄、美、拉脱维亚、犹太、芬兰和德裔的美国社会民主党人为他安排了一个告别会，还有另外三个要跟他一起动身的俄国流亡者。当场进行募捐，收到310美元，其中100美元是听众中的德裔美国人捐献的。捐款都交给了托洛茨基，他平均分给一起回国的流亡者。美国报纸报导过那次告别会与募捐的消息。他以愉快的心情“供认”事实真相，作出结论说，正如他所了解的，这样的“供认”事实在资产阶级公众面前甚至比接受德国总参谋部的津贴更会使他丢脸，他写道：因为他平生从未同时支配过1万美元，甚至连这个数目的1/10也未曾见过。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50一154页。
他在另一封公开信中讲到他与帕尔乌斯的友谊和绝交的经过，因为有人又重提这一关系来反对他。他揭露阿列克辛斯基(Алексинский）是造谣中伤的主谋，此人以前是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叛徒。他写道：阿列克辛斯基因是个造谣诬陷者曾被巴黎的记者组织开除，而且孟什维克也曾以道德为理由拒绝接纳他加入彼得格勒苏维埃。正是这个人此时却高升为护国主义者道德的捍卫者。①
① 同上，第155一159页。
因为把托洛茨基牵连进去这个企图遭到失败，阴谋又改从相反角度开始了。报上载满报导，扬言托洛茨基已跟德奸列宁分裂。7月10日，即在列宁躲藏起来4天之后，托洛茨基因此致临时政府如下的公开信：
部长公民们——我了解到你们已签发逮捕列宁同志、季诺维也夫同志、加米涅夫同志的命令，但没有签发逮捕我的命令。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提请你们注意以下事实：1．我跟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立场和原则完全一致，而且我已在《前进报》上以及我的所有公开演讲中阐明了我的立场。2．我对7月3日及4日事件的态度跟上述同志们的态度是一致的。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65一166页。
他叙述了那些事件，并说明：他过去不属于布尔什维克组织，是由于意见分歧，但这些分歧已经过时，而且己毫无意义。
你们签发了逮捕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命令，你们没有理由把我排除在外。我和上述同志一样是临时政府所有政策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对此你们是没有怀疑余地的。你们不逮捕我，只会使你们对他们采取的举动的蛮横、反动性质更加鲜明突出而已。①
① 同上。托洛茨基同时给高尔基写过一封信，高尔基是列宁的亲密朋友，这次，（与捍卫列宁的马尔托夫相对而言）高尔基的表现颇为暖昧，托洛茨基原想促使高尔基出面大力捍卫列宁，提醒高尔基去想想左拉在德雷福斯事件中的作用。这封信托洛茨基没有投邮，载《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46一347页。
对布尔什维克实施恐怖的高峰达两三天之久，托洛茨基没有在苏维埃露面。他在拉林（Ларин）家里过夜。拉林以前是孟什维克，他正要加入布尔什维克。但在《致临时政府的公开信》发表后，托洛茨基以大无畏气概挑战式地重新露面了。他在苏维埃里，在苏维埃执委会上，在农民苏维埃执委会上捍卫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他在不间断的喧嚣声中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列宁为革命战斗了30年，我为反对压迫人民群众战斗了20年。我们只能仇恨德国军国主义。只有不识革命为何物的人才会说相反的话。……在这个大厅里决不许任何人说我们是德国的雇佣者，因为这样的人是堕落邪恶的……喉舌。”①他警告说，对这件事作壁上观的孟什维克分子定将使他们自己毁灭。切尔诺夫这个“社会护国主义者”因为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已被迫辞去部长职务。反革命已挑选布尔什维克作为第一个靶子，温和派社会党人将是下一个受害者。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5卷第52、59一62页。
就是在那些惊慌失措、歇斯底里的日子里，人们也都专注而恭敬地听托洛茨基讲话。尽管如此，他的呼吁收效甚少，甚至毫无效果。温和派社会党人知道，指控列宁和季诺维也夫为德奸是荒谬的，但他们都认为布尔什维克在反战鼓动上走得太远；他们怀疑：列宁，或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一起在七月事件中曾试图夺取政权；他们不肯为恢复列宁的名誉帮忙，只有马尔托夫捍卫老政敌的荣誉。①
① 对七月事件的不少说法中，有一种说法是，曾有一个由列宁、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组成的三巨头专政的计划，甚至连苏汉诺夫也有信以为真的倾向。从这一情况可以判断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多么广泛。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4卷第511页。
又过了两个星期，托洛茨基仍未被捕，他的挑战使内阁感到麻烦。下令逮捕他是没有理由的，除非宣布指导整个苏维埃（包括温和的多数派在内）的原则为非法，因为托洛茨基正是按照这些原则制定他自己的行动计划的。另一方面，内阁又不能让他继续逍遥在外，否则就等于嘲弄它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举动。7月23日夜，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被解送到十字监狱。苏汉诺夫后来叙述了这件事在彼得格勒造成的影响，因在事发的第二天，苏汉诺夫本人曾到摩登马戏场的孟什维克集会上讲话。“当我报告关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逮捕一事时……立刻掀起了一阵长达一刻钟之久的愤怒的风暴，集会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叫喊声响成一片，数以千计的群众当即要举行游行，向当局表示抗议。马尔托夫好不容易才设法使事态转化为通过一项当场草拟的抗议决议。”①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5卷第121页。
这样，在革命中，托洛茨基以前的朋友和以前的学生都崛起当权；而他自己却被关在1905年沙皇政府曾把他关在其中的同一所监狱里。这时狱内的条件更坏，牢房极其拥挤：不断逮捕嫌疑分子，每天都有大批人被送进来。政治犯和刑事犯关在一起，而在旧政权统治下，政治犯反而都能享受分开监禁的特权。所有人都饥肠辘辘。人们唆使刑事犯反对“德奸”，抢走政治犯的食物，粗暴地对待他们。公诉人、审判人员和狱卒都跟沙皇统治下的一模一样。新统治者的矫饰与司法机关的内幕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托洛茨基注意到这些情况时，他认识到列宁决定躲藏起来并没有什么大错。在这样疯狂的混乱中，有时连囚犯的生命也是有危险的。但正像在旧政权统治下一样，囚犯却还是有政治活动以及写作活动的足够自由的。因有加米涅夫、卢那察尔斯基、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克雷连科（Крьгленко）这样的辩论家，政治辩论倒是十分热烈。囚犯中还有德边科（Дьгбенко）和拉斯科尔尼科夫，他们都是喀琅施塔得的领袖。十月起义的全部主要角色和第一批布尔什维克的军事人民委员部的成员几乎全部聚集在这里。
托洛茨基自己开始拿起笔写作，他的文章和小册子再次像潮水般地涌到狱外的世界。有些文章中详细描写狱中的生活，它们用П．塔纳斯这个笔名发表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其他文章发表在高尔基办的日报上。托洛茨基在另一封《致临时政府的公开信》中把司法程序奚落一番，他揭露说：指控他的罪名是，他同列宁一起经由德国回到俄国以及他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这些控告证明检察当局如此蛮不讲理和怠惰无能。①顺便要说到的是，托洛茨基被捕几个星期后，区联派终于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此后托洛茨基才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他对司法程序的揭露所产生的后果是使他的检察官被免职。但司法程序却继续进行下去。“德雷福斯的事件及贝利斯事件如果与这种处心积虑地企图进行道德名誉上的中伤比较起来，那就不算什么了，”托洛茨基向司法部长扎鲁德内（Эарудньгй）这样抗议说。由于不可思议的巧合，此人竟是1906年苏维埃审判案中的被告辩护律师。②
① 《新生活报》1917年7月30日。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203页；拉斯科尔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170一179页。
过了几个星期，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它使被告及其案件变得更有希望，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威胁。对七月“起义”的反动已扩大成为反对由二月革命产生的所有制度和条件的激烈行动：反对苏维埃士兵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工厂委员会以及那些有意或无意地抵抗旧行政机构职权的类似组织。反动派此时集中打击温和派社会党人。右翼的头头不无理由地争辩说：布尔什维克只是当前事态的最坚定的鼓吹者，而温和派社会党人则要为捍卫这种事态承担程度不同的责任。①只要苏维埃还存在，布尔什维克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这一口号就不会停止，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与苏维埃的存在则利害相关。如果布尔什维克竭力鼓动士兵反对军官，那么这种对抗的最早的的喉舌——温和派社会党人至少在防止军官团重新得到他们的旧地位方面有既得利益。中产阶级的领导人至今希望借助温和派社会党人去驯服革命；但此时他们到处寻求一个能驯服或击溃温和派社会党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军事独裁者。只有这样，包括前自由派在内的右翼才能希望结束他们认为是俄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
① 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2册第58一72页；A.H．邓尼金：《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1卷第2册第232一238页。
七月事件表明：如果反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还剩有什么力量的话，这种力量就在军官团内。当时被困在塔夫利达宫里的温和派头头们因害怕丧命而发抖，祈求忠心的军队把他们从布尔什维克的群众中救出来。这一场面人们并没有忘记。然而，二月政权的机构如此不合逻辑，以至此时越发要用政治门面去掩饰政权内部关系的真相了。紧接七月事件之后，组成了以克伦斯基为总理的第二届联合政府，温和派社会党人在其中担任有名无实的领导职位。他们在其全盛时期在联合政府中是低级搭档；只有在他们的弱点都已经暴露无遗之后，他们才充当高级搭档的角色，至少在外表上是这样。这样的怪事不会持久。
保守势力和反革命势力寄希望于科尔尼洛夫（Корннлов）将军。克伦斯基已任命科尔尼洛夫为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受到上流社会及中产阶级的拥戴和支持，他便以上帝的选民自居，骄横跋扈。他对克伦斯基先是态度暖昧，后来则咄咄逼人，最后于8月24日对政府公开宣战，命令军队向首都进军。由于对胜利充满信心，他事前就夸下海口要彻底消灭革命。
关在十字监狱中的托洛茨基和他的朋友们接到这一消息时有一种复杂的预感。克伦斯基继续把他们关在牢房里，如果科尔尼洛夫胜利，他会把他们作为有效的人质交给得胜的军人。他们必定会遭到屠杀，这肯定不是由恐慌引起的虚构想象。但这一情况又带来新希望。温和派社会党人如果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帮助，不可能从科尔尼洛夫手里救出自己，正如在七月事件中他们没有将军们的帮助就不能从布尔什维克手里救出自己一样。政府很快就主动把枪杆子塞到刚被解除武装的赤卫队手中。政府刚把全部军事灾难归咎于布尔什维克鼓动家的破坏性的影响，现在却乞求他们用这一影响去影响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并说服士兵不服从甚至抛弃他们的指挥官。而且最后，克伦斯基还乞求七月事件的首恶者们，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团结起来保护他自己。
在托洛茨基的牢房里发生了一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场面。喀琅施塔得的水兵派一个代表团去问他：是否应响应克伦斯基的号召，是保护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还是索性与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两人一起算账。急性子的水兵更愿意走后一条路。托洛茨基劝阻他们，提醒他们，5月间他在苏维埃捍卫他们时曾说过：“如果一个反革命的将军试图把绞索套在革命的脖子上，那时喀琅施塔得的水兵会同我们一起进行殊死战斗。”此时他们必须履行这一诺言，暂缓跟克伦斯基算账，跟克伦斯基算账无论如何为时不会太远。水兵接受了他的劝告。尽管发生了这样的变化，检察当局仍旧机械地继续它的工作。调查拖延下去，托洛茨基必须答复关于他与德国总参谋部及布尔什维克的关系问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克雷连科被关了六个星期还没有被指明罪证，因此威胁要绝食，但托洛茨基竭力劝阻他们。最后他决定不再继续参与这场审判闹剧。他拒绝回答审讯官的问题，在致苏维埃执委会的信中阐明理由。三天后，9月4日，他得到保释。
他从监狱出来直接去斯莫尔尼宫，参加反对反革命斗争委员会会议，这个斗争委员会是经克伦斯基同意由苏维埃建立的。这个机关是领导十月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原型。
击败科尔尼洛夫的并不是武装部队，而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宣传鼓动的作用。科尔尼洛夫的军队不放一枪就抛弃了科尔尼洛夫。科尔尼洛夫的失败引发了一连串直接走向十月起义的新事件，正如7月3一4日流产的革命使力量的对比转向有利于反革命一样，这次流产的反革命则更加强有力地使它倒向相反的方向。第二届临时政府垮台了。立宪民主党人部长们辞职，因为他们不赞成克伦斯基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社会党人部长们退出，因为他们疑心克伦斯基曾与科尔尼洛夫合谋反对苏维埃并助长了后者的野心。一个月来，克伦斯基由于不能把联合政府的碎片捏合在一起，便通过一个所谓指导委员会来统治，这是个完全没有代表性的小委员会。
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在苏维埃中要求调查导致科尔尼洛夫政变事件以及克伦斯基在开始时所起的作用。他们更加坚决地促使温和派社会党人同立宪民主党人彻底决裂，不少立宪民主党人都曾支持过科尔尼洛夫。听起来，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后赞成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的论据是无可反驳的，但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仍继续试图复活联合政府时，追随他们的人便把他们完全抛弃了。苏维埃中的温和多数派在几天之内就瓦解了。9月9日，托洛茨基作了一次令人振奋的发言，要求明确为他本人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袖们恢复名誉。他要求政府提出早该提出的关于七月事件的报告，他还提出对苏维埃的孟什维克“主席团”的不信任案。使所有人都惊异万分的是，这一动议居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提议在苏维埃中获得多数票，这是第一次。革命建立了一座新的里程碑。①
① 在同一次会议上，托洛茨基提议根据比例代表制选举新的主席团，这一提议招致列宁愤怒的批评，列宁辩驳说：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居多数时，他们不采用比例代表制——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要给他们这种特权？但托洛茨基的这种和解姿态也遭到孟什维克的拒绝：他们拒绝跟布尔什维克一起坐在主席团里。
当孟什维克及其合伙者在苏维埃里失去地盘时，他们企图在苏维埃之外重振旗鼓。9月14日他们召开所谓民主会议。这个会议就任何意义来说都不是选举出来的会议。会议的成员是事先为保证反布尔什维克者占多数而拼凑起来的。这是形形色色的非政治组织，如合作社与革命前地方自治会代表团拼凑的大杂烩，却要对所有正在热烈争论的政治问题发表意见。情况就是这样荒谬，不管以后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但在现阶段看来，只有布尔什维克坚持了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政府的原则，而温和派社会党人则企图否定这一原则。在工厂和兵营中选出来的苏维埃不代表资产阶级，却完全代表工人阶级、军队和农民中的主要阶层。他们的权威和对群众的号召力部分应归结到由于没有任何真正的全国性的议会体制。看起来，创立这样的体制可能与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生死攸关。然而联合政府还在继续拖延已经许诺的立宪会议选举；而布尔什维克则大声要求选举，但他们自己心里对立宪会议与苏维埃的未来的关系也不清楚。他们并未预见到通过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就会使立宪会议成为不可能的事；也未预见到他们召集立宪会议只是为了解散立宪会议。另一方面，温和派社会党人迎合立宪民主党的愿望，同意一再推迟选举，而立宪民主党人则害怕此时举行全国投票会产生一个过激的立法机关。①同时，温和派社会党人试图策划用民主会议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所谓“预备议会”来取代议会。
① 米留可夫：《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2册第91一92页。
会议使统治集团出现不和的局面。温和派社会党人热衷于辛辣地对立宪民主党人反唇相讥。克伦斯基自己的追随者公开表示不信任他，说他在科尔尼洛夫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暖昧的，说他把自己凌驾于使他得以执政的党的头上并建立他的个人统治。克伦斯基企图反驳这些指控和说服会议必须恢复联合政府，但是他的表演如此荒唐无稽，以至使他的朋友们大失所望，而他的目的什么都没有达到。正是在这一时刻，托洛茨基首次作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发言人出现在会议的讲坛上。孟什维克的革命史学家是这样描写托洛茨基这次演说给人留下的印象的：①
这无疑是这位令人惊异的的演说家的一篇最杰出的演说，我抑制不住自己心头的愿望几乎全文转录了这篇了不起的演说，使我这部书更加生色。如果将来我的书也有读者，就像拉马丁（Lamartine）的并非富于想象力的书至今仍有读者一样，那就让该读者从这一页来评判我们时代的演说艺术及其政治思想吧。他一定会得出结论说：在过去的这一个半世纪中人类没有白活，我们的革命英雄已使1789年的著名领袖黯然失色。
亚历山大剧院里的听众一听到托洛茨基的名字，就像触电似的。……托洛茨基自己作了充分准备。在台上我站在他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看见他面前的讲坛上一张写得密密麻麻的纸，纸上有的措辞下面划了线并有脚注，还有用蓝色铅笔画的箭头。……他说话十分平易，没有用修辞技巧（尽管需要时他的修辞技巧可以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丝毫没有装腔作势或耍什么花招，这次是他跟听众进行对话，有时往前走一两步把他的胳搏肘靠在讲坛上。声如洪钟和措辞优美本来是托洛茨基演讲的特点，但在这次演说中都没有。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5卷第125一126页；另见切尔诺夫：《俄国大革命》第306一307页。
我们不必概括这篇重述布尔什维克政策主要路线的演说，只要例举几点说明他的论战方式就足够了。他以非常平静的语调开始说：“同志们，公民们，社会党人部长们刚对你们讲过话。原以为部长们出席代表机构的会议是要作工作报告。而我们的部长不作工作报告，却喜欢给我们提意见。对意见，我们感谢，但我们还是要求作工作报告。部长公民们，我们要的不是提意见，而是工作报告”，演说家非常平静地重复他的话。轻轻地敲着讲坛，他总结了以前的争论并指出，没有一个发言的人替克伦斯基辩护过，因此总理处于受他自己的朋友和追随者谴责的境地。这一下击中了对立阵营的最致命的弱点，因而激起代表席上一阵暴跳如雷的叫嚷。争论最激烈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一项最近重新推行死刑的法令。克伦斯基急于平息他自己的追随者的不满，在会上宣称：“如果我曾签署过一次死刑判决，你们可以责骂我。”对此，托洛茨基反驳说：“如果死刑是必要的，克伦斯基怎么可能承诺说他不用死刑？如果他认为他能在整个民主的舆论面前表态，说他不会应用死刑，那么，我告诉你们，他正把重新推行死刑看成是属于犯罪的轻率举动。”
支持联合政府的人曾说过不应因为科尔尼洛夫的叛变而责怪整个立宪民主党，并且还说：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党受到指控要对七月事件负责时还提出抗议，他们怎么反倒率先指责全部立宪民主党人呢。托洛茨基就此问题回答说：“这样相比有一个小小的错误，当布尔什维克被指控为……造成或煽动7月3一5日的运动时，毫无疑问，你们不可能邀请他们入阁——他们那时都被请到十字监狱里去了。同志们，在这里确实有所区别……我们说：如果因科尔尼洛夫政变案你们要把立宪民主党人关进监狱里去，那么请不要不分青红皂白地行事，要分别调查各个立宪民主党人的案子！从每一个可能的角度去审问吧！”就连带有敌意的听众都为此话笑得前仰后合，甚至讲台上最自负的部长与各党的领袖们也都忍俊不禁。但这样的欢笑声很快就被一个令他们生畏的重要声明所打断，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托洛茨基力主赤卫队武装起来。这时从孟什维克席位上发出喊叫：“为什么？为什么？”托洛茨基回答说：“首先，为了使我们可以建立一座对付反革命的真正堡垒，反抗新的、更加强大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其次，如果成立真正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政府，如果这个新政府所提出的诚挚的和平遭到拒绝的话，那么，我现在代表我们党奉告你们……彼得格勒及全俄的武装工人一定会以俄国历史上空前的英勇捍卫这个革命的国家，抵抗帝国主义的军队。”他以指斥这个会议毫无代表性而结束发言，接着就率领布尔什维克代表团退出了会场。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287一293页。
即使在布尔什维克退场以后，会议还是不能满足克伦斯基的期望。会议在混乱中结束，像在开幕时一样。以微弱的多数票通过成立新的联合政府；但当时团结一致的多数断然决定不再迁就立宪民主党人，而联合政府中唯一可能的搭档就是这个党。9月21日，克伦斯基不顾他本人的假议会观点，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了一个新政府，但这个政府从一开始就被架空了。这是7个月来组成的第五届内阁。托洛茨基和列宁留给这届内阁的寿命只有一个月。
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里的力量越来越壮大。9月初，他们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他工业城市都成了多数。他们满怀信心地指望，在即将召开的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为多数党出场。授权召开全国苏维埃大会的机关是苏维埃中央执委会，这个在6月中选出的执委会还是由温和派社会党人控制的。凡是对温和派社会党来说是冒险的行动，他们都竭力拖延，而布尔什维克当然迫切要求尽早召开大会。托洛茨基跟温和派领袖抗辩而且警告他们说：“不要玩弄这次大会。地方的苏维埃，首先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苏维埃都要求召开大会；如果你们不按宪法规定的方式召开， 我们就会用革命方式召开大会。”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20页。
9月2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选举托洛茨基为主席。托洛茨基登上讲台时，会场“爆发出暴风雨般的鼓掌声……苏维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与七月事件中的令人沮丧的会议相比，“现在这又是一支革命队伍了。……现在，它是托洛茨基的近卫军，已作好准备，只等他一声号令，就直捣联合政府、冬宫以及资产阶级的所有堡垒。……唯一的问题是托洛茨基要率领他们冲向哪里。”①他在就职演说中回顾了1905年，并表示，希望这一次他将领导苏维埃走向不同的命运。他作了庄严有力的保证，后来的事件却给这项保证投下令人伤心的阴影，他的保证说：“我们都是忠于各自政党的人，将来我们还会不止一次地彼此冲突。但是我将要按照合法的、所有党派都享有充分自由的精神进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作。主席团决不帮助压制少数。”②他代表苏维埃发出第一个号召：举行第二次革命，要求克伦斯基辞职，政府权力移交给苏维埃大会。他像以往一样尖锐地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辩论，但他并无敌意，没有丝毫渴望报复之意，而对一个新近被取缔过的政党的领袖，人们总会以为他会渴望报复的。③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第188页及以后各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194页。
尽管列宁反对，但所有的党派仍按人数比例推出代表参加新的主席团。①这样一丝不苟地尊重少数派的权利，是否仅仅是旨在麻痹少数派警惕性的策略手段？未必会这样。苏汉诺夫说，三年后，在布尔什维克取缔所有反对党以后，他提醒托洛茨基说，他曾保证决不帮助压制任何少数派。托洛茨基陷入沉默，考虑了一会儿后若有所思地说：“那些日子是美好的日子。”②那真是美好的日子。那时，革命仍在认真保证要扩大自由并使自由成为现实，而资产阶级的民主只许诺自由，或者只是吝啬地给予一点点自由。
① 甚至像高尔基那个人数很少、无权要求派代表的团体也分配到几个席位。
②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6卷第190页。
托洛茨基此时不再禁止自己当众自称是布尔什维克，他接受了这个他曾长时间内认为是玷污他名声的称号，他在狱中时已当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从他被释放到十月起义的7个星期中，他的名字不但已跟布尔什维主义同义，而且在外界看来，他的名字甚至比列宁的名字更有力地象征着布尔什维主义的抱负。因为当时公众见不到列宁。①这几个星期充满了如此之多的历史大事，以至把人们记忆里前几个月及前几年的事变全都挤掉了。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近15年来的长期不和同今天他为布尔什维党在15分钟内所做的事相比，看来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在党的核心集团里，当然有人不能从记忆里抹掉过去他们两人的长期纷争。他们怀着隐藏得很深的不满情绪看着托洛茨基在党内突然上升到支配地位。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最近的逆境中，托洛茨基在还不是党员的时候就以值得赞赏的英勇站在党的一边了。他们也不能否认，在列宁不在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坚定、清晰和权威地为党说话；就是列宁担当党的喉舌也未必能像托洛茨基那样卓越。
① 雅克·沙杜尔后来是狂热的斯大林派，但他当时曾写道：“托洛茨基在十月起义中居支配地位，是起义的钢铁灵魂，而列宁仍还是起义的理论家。”同上，第76页。
因此，托洛茨基在党内占支配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要看出隐藏着的感情，只要查看一下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就够了。这一年早些时候，列宁力图说服他的的同事们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工作中给托洛茨基一个重要的职务，但没有成功。一直到8月4日， 中央委员会推选布尔什维克报纸的总编委员会〔这个编委会由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米柳亭（Милютин）组成〕时有一项提议：托洛茨基从监狱出来后应参加编委会。这项提议以11票对10票被否决。①但在9月6日，即托洛茨基出狱两天后第一次出席中央委员会时，他被任命为党的主要编辑之一，没有人反对。②当时组成中央委员会的是21名中央委员和8名候补委员。其中有几名是过去在流亡侨民中的知名人物，有几名是从区联派来的。其他人如米柳亭、诺根（Ногин）、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邵武勉（Шаумян）都是国内土生土长中央委员。他们几乎不知道严格秘密的地下党以外的生活，他们自认为一直是真正的地下革命活动家，而且他们怀着本能的不信任看待以前流亡的人，特别是看待最自豪、最能吸引人而又最有辩才的那个人。但这种对抗性却几乎被压抑到下意识的深处。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5页。
② 同上，第56页。
托洛茨基作为新人，开始时他在中央委员会的表现慎重而有分寸。在他第一次出席中央委员会那一天，老布尔什维克之间，在与党的根本立场直接有关的问题上的分歧就暴露出来了。这些分歧是对起义问题激烈争论的开端：列宁从其隐蔽所刚把这个问题提到中央委员会，跟列宁躲藏在一处的季诺维也夫就已向中央委员会申请准许他公开露面，离开列宁。中央委员会不肯批准；但也为两位领袖的继续躲藏问题感到不安；中央委员会允许加米涅夫和温和派社会党人谈判，为两人的可能公开露面作好安排。在这场起义问题争论的序幕中以及其后的一段时间内，托洛茨基很少发表意见或不发表意见，尽管他有其坚定的见解。
列宁已开始敦促他的党举行起义。在他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详述了苏维埃里的情绪变化、农民反抗掀起的高潮以及军队的不耐烦，他因而极力主张党应当立即从革命的宣言和革命的许诺转到武装起义方面来；他深信如果党抓住时机就会取得绝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但历史提供的机会都是转瞬即逝的，如果布尔什维克失去这个机会，另一个科尔尼洛夫很快会准备好檄文，打垮苏维埃和革命。列宁写道，考虑到这种危险，不能等待立宪会议，因为克伦斯基随时都可能用放弃彼得格勒来破坏立宪会议，党应该发动起义。只要立刻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发动起义（从哪里开始都可以，甚至可以在莫斯科先开始），党一定能取得胜利。①9月15日，中央委员会第一次讨论这些提议。加米涅夫出面断然反对，并且要求中央委员会警告所有的组织，不得有任何起义性质的行动。中央委员会不接受加米涅夫的意见，也不同意列宁的提议。②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33一234页。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65页。
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从他作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这一新的优越角度处理这个问题。他在起义的时机及其紧迫性问题上同意列宁的意见。但在方法问题上，特别是在党应以自己的名义发动起义并独自承担起义的责任这两点上，他和列宁不一致。他不如列宁那样认真地看待迫在眉睫的反革命威胁。①与列宁不同，他深信在苏维埃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的压力不容许旧的中央执委会把全俄大会拖延过久。他推论说，既然布尔什维克根据“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进行他们的全部鼓动，他们就应以这样方式举行起义，使每个人都把起义看做是这种鼓动的直接结论。所以，起义的时间要与苏维埃大会一致，或稍前于苏维埃大会，因而起义者应把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此外，他要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名义并通过这个机构举行起义，因为这个机构的全部组成部分都在布尔什维克手中，而整个苏维埃机构正是他亲自指挥的。这样，起义在全世界的眼中就不仅仅是某个政党的事，而是广泛得多的事业。②
① 这种分歧可以追溯到七月事件。拉斯科尔尼科夫：《1917年的喀琅施塔得和彼得格勒》第171页；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2卷第315一319页。
②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5、6章。
如果硬要把这种分歧理解为更深刻的原则性矛盾并由此推论说：托洛茨基要为苏维埃夺取政权，而列宁的目的在于把政权单独置于他的党的手中，这就错了。在某种意义上，两人都是苏维埃宪政主义者。列宁同样设想，起义者要召开全俄苏维埃大会，把政权交到苏维埃手中。但他拒绝把起义拖到大会召开之时，因为他深信孟什维克执委会定将把大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样，如果让反革命抢先胜利，起义就绝不可能举行了。但他也把苏维埃大会看做是政权的宪法根源。相反，托洛茨基倒认为构成苏维埃中多数的布尔什维克事实上会成为当权的党。在这一阶段，他们两人都看不出苏维埃宪政与布尔什维克专政之间有什么矛盾，如果在细节上作些必要的变更的话，那么正像英国的民主派看不出议会统治与以多数党为基础的内阁制之间有什么矛盾一样。
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不同看法集中在一个更狭小得多的问题上：即起义本身应否用苏维埃宪政这个术语来表达。植根于托洛茨基的立场中的策略冒险性就在于，会因拖延时间而使整个行动计划受影响；而列宁的方式在政治上的不利之处则是可能会缩小起义对群众的吸引力。列宁一心所想的只是要达到的目的，托洛茨基则更注重起义的政治脉络关系、群众的情绪和争取踌躇分子的必要性这些方面，因为踌躇分子可能响应苏维埃的号召而不响应党的号召。摆在一个躲藏起来的人眼前的只有赤裸裸的、变化无常的政权现实性；而另一个人除此以外还考虑到无可估量的精神与政治影响，他这样做是由于他充满信心，他的信心来自他正处于事变的中心而且主宰着那些事变。
这种分歧相对于拥护起义和反对起义的人之间的主要争论来说，则是小事一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正在使党及革命陷入自杀的冒险中去。这是一场甚至要使党分裂的最重大、最激动人心的争论；这场辩论中的主要正反两方的意见将在后来无数次的论战中以不同组合方式重新出现；不管这场争论的直接结局如何，历史也许还未对它做出最后定论。在事变发生之后去评价说主张起义的人正确和反对起义的人错误，这是容易且很自然的。其实，双方陈述各自的理由时，正确的和错误的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一起，而对历史前景所作的现实主义的估计则为严重的错误所抵消。列宁和托洛茨基以敏锐犀利的目光估计俄国全国的局势和国内的力量对比。他们察觉到赋予克伦斯基政权强大的假象的只不过是这个政权的存在而已，他们对起义结果的乐观看法是基于对互相敌对的力量像数学一样精确的衡量。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这种乐观的结论，在记录上有他们的下述警告：“在历史面前，在国际无产阶级面前，在俄国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面前，我们无权把整个前途的赌注押在武装起义这张牌上。……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情况，被压迫阶级必须承认：与其不战而降不如前进而失败，难道俄国工人阶级目前正是处于这样的情况吗？不是！绝对不是！！！”①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02一108页，这段叙述的英文本在《列宁文集》英文版第21卷第2册第328一332页。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看到的前途只有灾难；在他们悲剧生涯的余年中，每当回想起这些话时就羞愧难当。但主张起义的人，首先是列宁与托洛茨基，他们的论点不仅仅是根据，甚至主要不是根据他们对俄国内部力量对比的看法。他们更强调的是欧洲革命的迫近。正如托洛茨基自1905一1906年以来一直主张的那样，俄国革命会成为欧洲革命的序幕。列宁在10月10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动议中所申明的起义的理由主要是：“俄国革命的国际环境（德国海军的起义，这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在全欧洲发展的最激烈的表现）”。①此后他在公开及私下的讲话中几乎每次都重复这一点：“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熟和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②“我们正站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前阶。”③他在一封致党员的信中说：“如果在这样的时刻，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如果我们只是用……决议来响应德国革命者关于起义的号召，那么我们就是国际的真正叛徒。”④他在另一个场合中论证说：“国际形势给我们提供不少客观材料，说明我们一旦发起行动，就能得到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支持。”⑤这种信心不但决定了托洛茨基的全部看法，而且也决定了列宁对形势的全部看法，列宁还坚持苏维埃政府应准备进行革命战争和帮助德国无产阶级的起义。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385页。
② 同上，第178页。
③ 同上，第268页。
④ 同上，第377页。
⑤ 同上，第387页。
反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却说：“如果我们得出结论……必须进行革命战争，那么，士兵群众就一定会离开我们。”这对导致后来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发展倒是确切的预见。他们进一步辩论说：“这里我们要谈谈第二个断言——即国际无产阶级的多数据说已经跟我们站在一起。但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德国海军中的暴动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但距离遥远，不能积极支持向整个资产阶级世界挑战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过高估计（我
们的）力量是极其有害的。”
这样，那些在总结俄国形势时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的人当转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时却成为幻想家；那些透过胆怯的怀疑主义迷雾悲观地看俄国的人却成为现实主义者。的确，主张起义的人体现了革命的活力及不屈不挠的勇气，而反对起义的人则表达出他们对革命力量的怀疑。然而，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对国际革命进行更清醒的观察并预见到在几十年内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学他们榜样，人们也许会怀疑，他们是否会依然那样行动，或他们是否会以同样的决心行动，对这类纯属推测性的问题不可能作出回答。事实上是，俄国历史的全部动力推动着他们、他们的党和国家走向这次革命，而且他们需要以胸怀世界的希望去完成震撼世界的事业。当历史需要以幻想为动力并继续起它自己的作用时，历史就会产生伟大的幻想，并把它植入和培育在最清醒的现实主义领袖的脑子里，历史同样曾使法国革命领袖产生坚信融合各民族的世界共和国即将成为现实这一信念。
* * * * * * * *
在中央委员会的争论没有结果时，党当然不能有首创性的行动。9月底克伦斯基召开预备议会，即取代经选举产生的议会的新替身。布尔什维克必须作出是否参加的决定。这个问题和起义问题有关。那些反对起义的人和犹豫不决的人都赞成参加：他们想让布尔什维克党在预备议会中充当正式的反对派，尽管事实上这个机构不能自称为代表全国的议会。主张起义的人认为他们的党充当反对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否则，他们就不会考虑立即推翻现政权。他们论证说：倘若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中还居少数，他们就只能敦促温和派多数把一切政权移交给苏维埃；因为他们自己不能实现移交。但他们既已成为多数，如果不想证明自己是只爱讲漂亮话的人，他们就必须使之实现。他们出席预备议会只会给后者装上真议会的门面，而使自己的精力脱离了直接行动。
在这场辩论中，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这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出席会议——一起发言抵制预备议会。加米涅夫和李可夫则主张赞成参加预备议会。从全国各地前来参加预备议会开幕式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多数人投票赞成参加。列宁坚决要求改变这种立场，他在一封致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写道：“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在参加民主议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中，抵制的主张失败了……不应当容忍参加的主张。”①这一事件表明党在精神上还未具备领导起义的条件。
① 《列宁全集》第32卷第256页。
列宁写下“托洛茨基是主张抵制的。好极了，托洛茨基同志！”这几句话时显然感到欣慰。他曾不安地、甚至猜疑地看待托洛茨基在起义问题上的态度，不知道是否托洛茨基会因坚持起义应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相联系这一点而不遵守列宁提出的时间，以致拖延了行动，直到使起义错过时机。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根据列宁的观点，托洛茨基甚至是一个比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更危险的反对者，那两个人的立场至少有反面价值：因为他们的态度毫不暖昧，他们直截了当地否认布尔什维克政策的整个趋向。托洛茨基的态度则相反，看起来是在遵循党的政策，因而对布尔什维克更有说服力；事实上，中央委员会是倾向于采纳他的意见的。因此在列宁的一些信中，有时反驳托洛茨基的意见几乎跟反驳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意见同样激烈，只不过没有点托洛茨基的名罢了。列宁写道，起义若等到苏维埃大会的召开，正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要等待克伦斯基召开立宪会议一样，都是背叛的行为。
过了很久托洛茨基才原谅列宁的做法，他写道：“如果没有列宁的忧虑、他的压力、他的批评、紧张而激烈的革命怀疑，党在关键时刻就不可能整顿自己的阵营，因为最上层的反对非常有力……。”①也许还要补充说，列宁的“紧张而激烈的革命怀疑”当然也包括不信任托洛茨基本人——这个好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的人，一面“敲不响的破锣”或过去的“巴拉莱金”，以前的孟什维克伙伴，只不过刚刚成为一名布尔什维克，此时却要乘列宁不在的偶然机遇置身于党的领袖地位。确实，他在七月事件中表现出的尊严与勇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列宁从未怀疑过托洛茨基的尊严和个人的勇敢，即使在他们争吵得最激烈的时候也是如此；马尔托夫在7月间也曾勇敢地保护过列宁。然而，保护捍卫一位受敌人折磨的同志（即使是一个政敌）是一回事，领导革命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托洛茨基能胜任领导革命之职吗？他知道什么时候该从长篇激烈的演说转变为行动吗？直到起义的时刻，甚至在起义期间，这种疑问一直折磨着列宁。
① 参见托洛茨基：《十月的教训》，载《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xlvii一xlix页。
此时，托洛茨基正在从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在进行这种准备工作时，心理上这样难以捉摸，策略上这样机智，以至于他虽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他的活动，但无论敌人或朋友都不能确切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并不企图从外部把起义计划强加给事变的过程。他根据形势的发展来部署起义，因此他根据当时的迫切需要，在某种意义说是真正的需要而采取行动，尽管这些需要表面上和起义无关。而且，他能够证明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正当的。他进行的每一活动看来都光明正大；虽然他的这些活动在一个谋划中彼此相联，但这些联系也都伪装得天衣无缝。那些为政府、总参谋部、盟国大使馆及军事代表团监视情况的训练有素的政治、军事观察家没有一个能看穿他的伪装，甚至连列宁也在某些方面被他蒙骗了。
10月初，危机已达到新高峰：经济混乱在加剧；城市的供应已经中断；在广袤的乡村中，农民夺取乡绅的庄园，焚烧宅邸；军队又遭受新的失败；德国海军就在芬兰湾活动。彼得格勒本身似乎立刻要遭到德国的进攻，政府各部门和军界、商界已讨论从首都撤离并把政府迁到莫斯科。但也出现了相反的态度，在战争史及革命史上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那些渴望反革命而自己又太无力、不能实现反革命的人，尽管惯于自称爱国，却满怀喜悦地期望着入侵的敌军为他们效劳这种前景。杜马的前议长罗将柯十分轻率，公然说，如果德军重建彼得格勒的法律和秩序，他一定表示欢迎。沮丧情绪在工人阶级及“失败主义的”苏维埃里蔓延。10月6日，托洛茨基在驻防首都各团队的代表面前对苏维埃士兵讲话，并提出如下决议：“如果临时政府不能保卫首都，那么就应缔结和约或者让位给另一个政府。政府迁到莫斯科就是擅离职守、临阵逃脱。”①这项决议案全票通过了。驻军接到通知：如果必要的话，他们有权在没有政府授权甚至违背政府意愿的情况下组建城市的防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21页。
第二天，托洛茨基在预备议会讲坛上敲响了警钟，他说：“使革命首都向德军投降的计划，是谋划助长……反革命阴谋的总政策中一个自然的环节。”①一阵辱骂声潮水般地向演说者冲来，但这是他最后一次在预备议会上的发言——布尔什维克在列宁的坚持和催促下终于决定抵制这个预备议会。托洛茨基制服了大吵大闹之后，宣布布尔什维克退出会场：“我们与背叛人民的政府，这个纵容反革命的内阁没有共同之点。……我们退出这个会场，号召全俄工人、士兵和农民要提高警惕，要勇敢！彼得格勒在危险中！革命在危险中！人民在危险中！”从此以后，起义者每天都大踏步地向他们的目标迈进。
① 同上，第321一323页。
以克伦斯基及其总参谋部为一方，以托洛茨基和苏维埃为另一方，双方都在忙于一连串计划，部署内战舞台的演习；但双方都自称为更广泛的国防利益活动。克伦斯基正准备重新调动军队，表面上说是用以加强前线。最革命的团队在这一过程中都要被调出彼得格勒，作为跟苏维埃摊牌的前奏。托洛茨基必须挫败克伦斯基的计划，并要防止亲布尔什维克的团队被调走。他这样做根据的理由是：德军入侵决非虚妄之言，把驻军全都调走将使首都面临德军入侵的危险。与此同时政府却否认它曾提议迁离彼得格勒。但政府的打算一直引起怀疑；在克伦斯基一心要调动军队的事情传出后，怀疑得到证实而且加深了。10月9日，苏维埃处于极度焦虑的状态。托洛茨基强烈要求苏维埃全体会议及其分组会议干涉军队调动问题。既然苏维埃已经承担保卫彼得格勒的职责，就不能对驻军的撤离袖手旁观。托洛茨基还没有明确提出关于苏维埃应当否决克伦斯基的计划。他提出的第一步是，苏维埃应查明这个计划的用意并“控制”驻军的情况。但无疑他已提出谁该成为驻军主宰的问题了。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24页及以后各页。
同一天，在苏维埃执委会会议上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这个实际上是起义最高机关的委员会此时仅以代表苏维埃承担保卫首都之职的机构而出现。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建议是一个姓叫拉济米尔（Лаэимир）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提出的，他当时是个18岁的小伙子，他没有预感到此举的后果。执委会中的孟什维克成员反对过这一意见，但当向他们指出，这个委员会与他们自己在科尔尼洛夫政变时成立的机构不但一模一样，而且是它的延续时，他们作不出有力的答复。在孟什维克居多数时期，苏维埃确实一再否决过政府打算采取的行动——这本来是二月“双重政权”体制下的惯例——而现在引用这些先例时却解除了对方的武装。托洛茨基是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当然领袖，委员会的任务是：规定保卫首都所需要的驻军规模，同北方前线、波罗的海舰队、芬兰驻军的司令部保持联系，估计兵力和军火的库存，制订防御计划，维持城市居民的秩序。军事委员会成员中，除了其朝气蓬勃但缺乏理解力的发起人之外，还有波德沃伊斯基（Подвойский），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拉舍维奇这些未来起义的作战指挥员。委员会分为7个处，分别负责防御、后勤、联络、情报、工人民兵等。委员会还按照先例任命政委，政委是该委员会派驻在所有团队中的代表。
当托洛茨基部分由于计划，部分由于重大事件和平常事件的推动而在建立起义机构时，党中央却仍然没有作出最后的决定。10月3日党中央听取莫斯科代表洛莫夫一奥波科夫（Ломов一Оппоков）的报告，他赞成起义，要求结束犹豫不决的状态。中央委员会的记录写道：“决定不讨论该报告”，①但要求列宁来彼得格勒向中央委员会陈述他的论据。②10月7日指定一个局去“收集有关对反革命进行斗争的信息”。这个局的成员有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勃诺夫（Бубнов）。③10月10日，即军事革命委员会组成后的那一天才举行了有列宁出席的那次历史性会议，会上，经过激烈的辩论之后，党的领袖们以10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起义决议。在这次会议上又选出第一届政治局——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索柯里尼柯夫和布勃诺夫——以便向党提供对起义的逐日的指导。④但第二天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要求下级组织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党的立场再次处于波动中。新选出来的政治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提供指导：列宁回到芬兰的隐蔽所。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反对起义；斯大林几乎全身心地投入编辑工作；索柯里尼柯夫的意见比托洛茨基的稍微谨慎些；而列宁还是不信任托洛茨基的计划，极力主张党独立倡导武装行动。政治局全体成员原则上并不反对这样的行动。但更赞同通过苏维埃来举行起义。
① 参见《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发表的起义参加者在起义三周年时所作的回忆。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87页。
③ 同上，第94页。
④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98一101页。
在此后的一个星期中，托洛茨基在最有力的鼓动家卢那察尔斯基、柯伦泰和沃洛达尔斯基的协助下集结革命力量。10月10日他对全市工厂委员会大会讲话，10月11日及12日他号召俄国北方苏维埃大会为伟大事件作好准备。他说：“我们的政府可能会逃离彼得格勒。但革命人民决不离开这个城市——它将誓死捍卫首都。”①同时他竭力迫使孟什维克中央执委会成员召开苏维埃第二届代表大会。10月13日，他越过执委会的那些头头们，代表俄国北方苏维埃发出“致全体同志”的无线电报，他在电报中把“致全体同志”几个字连续重复三次，他号召所有苏维埃和军队派代表出席大会。苏汉诺夫写道：“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和沃洛达尔斯基在著名的摩登马戏场演讲，使巨大的圆形剧场都容纳不下的人群在外面排起了长长的队。……托洛茨基中断了他在革命总部的工作，从奥布霍夫工厂跑到制管厂，从普梯洛夫工厂跑到波罗的海舰队，从马戏场跑到兵营，好像他同时在各处讲话。彼得格勒的每个工人和士兵都认识他，倾听他的讲话。他对群众和领导人的影响都同样不可抗拒。他是当时的中心人物，是这一非凡的历史篇章中的主要人物。”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5页。
②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44、76页
10月16日，驻军的一些团队宣布，他们不服从克伦斯基的调令而要留在彼得格勒。正如托洛茨基后来说的，这是无声的起义，它预先决定了斗争的结果。①在这之前，托洛茨基自己一直为他把起义跟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在一起所冒的风险多少感到有点儿不安。现在使他消除疑虑的是：在短时间内，克伦斯基不能使力量的对比变得对他自己有利。同一天，托洛茨基签署命令，命令军火库发5000支枪给市民赤卫队。这是检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命令在驻军中是否有效的一种方式。命令的确是有效的。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页。
在这“无声起义”期间，中央委员会又召开了一次有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地方领袖参加的会议。①列宁乔装到达会场，他提出会议应批准关于起义的决定，中央委员会应立即发出行动的号召。彼得格勒委员会的代表谈到群众中的冷淡情况，但声称：如果起义的号召来自苏维埃而非来自布尔什维克，就会唤起群众并得到群众的响应。要实施列宁的计划就得完全依靠党的军事部，而党的军事部领导人克雷连科声称军事部只有少数人赞成起义，但即使是这样的少数也赞成起义由苏维埃发动而不赞成由党发动。沃洛达尔斯基讲话的口径也一样。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断然重申反对任何方式的武装行动。斯大林谴责他们对欧洲革命缺乏信心，并且说在党的领导人陷于混乱的争论中时苏维埃已经“走上起义之路”。莫斯科的代表米柳亭说话模棱两可。索柯里尼柯夫认为，起义应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之后开始。从四面八方传来有关群众冷淡、厌倦的忧虑的议论声。列宁扼要地重述了他的观点，但他向拥护托洛茨基计划的人作出让步，提出“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会及时指出进攻的有利时机和适当的方法”。②暂定在10月20日起义。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10一125页。
②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列宁全集》第32卷第389页。在这次会议上任命一个“军事总部”，由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和捷尔任斯基组成。这个核心要“成为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要在托洛茨基属下工作，后来斯大林及斯大林史学家根据斯大林是这个“总部”的成员，就说斯大林一直是起义的实际领导人，但这个“总部”在整个起义期间从未起到独立机构的作用。
中央委员会定下这个日期是因为这一天是苏维埃代表大会预期开幕的前夕。作准备的时间只有三四天了。然而中央委员会刚一批准起义的决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就力图破坏。他们斥责这个计划，但这一次不是在布尔什维克的秘密决策会议上，而是在高尔基报纸的版面上进行攻击。外界就是这样从这两个被认为是起义总参谋部成员的人那里得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警报的。列宁非常愤怒，要求立即开除“这两个破坏革命的工贼”出党。人们对他的要求充耳不闻。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力图跟敌手和解。尽管这是一个不可能和解的问题：因为起义只有举行或不举行，二者必居其一。①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27一129页。
托洛茨基甚至利用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间的混乱推进他的计划。10月17日他接到消息：孟什维克中央执委会又把苏维埃代表大会推延了几天，他心中暗暗感到宽慰。这样可使他有稍稍多一点儿的时间作最后准备。但对方阵营也能从推延中得到好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泄露秘密有引起敌对阵营警惕的危险。10月18日苏维埃向托洛茨基提出两个麻烦的问题，一个是广泛流传的关于起义的传闻，另一个是关于他命令军火库发放枪支给赤卫队的事。他的答复是外交辞令的杰作，他说：“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所有决议都是公开公布的，苏维埃是选举出来的机关，每个代表都要对选举他的工人和士兵负责。这个革命的议会……不会背着工人作出任何决定。我们没有任何隐瞒。我代表苏维埃宣布：我们没有任何武装行动的决定。”就字面上说，这些话都是正确的：因为苏维埃没有作出这类决定。他作为苏维埃的主席，人们只能要求他汇报苏维埃的工作。他没有义务公开承认像布尔什维党中央这样秘密机关所作的机密决定。
但他并不止于这样否认，因为这样会使朋友和敌人都会陷于混乱。然而他也绝不束缚自己的双手。他补充说：“如果事变的进程迫使苏维埃决定武装行动，那时工人和士兵一定会像一个人似的站出来响应苏维埃的号召。”他承认他曾命令给赤卫队发放枪支，但他用熟知的先例掩护自己：因为孟什维克的苏维埃也下过同样的命令。他用挑战的口吻补充说：“彼得格勒苏维埃将继续组织并武装工人赤卫队……我们一定要作好准备，我们已进入更加激烈的斗争时期，我们必须作好准备，随时迎接反革命的进攻。但我们对反革命第一个破坏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企图、第一个进攻我们的企图，定将予以严厉无情回击，而且我们必将把反击进行到底。”①他以这种方式激励起义者及其朋友的战斗精神，同时却使他们的敌人不知所措。他小心谨慎地突出起义者活动的防御方面，而把攻势方面隐蔽起来。加米涅夫当场起来声称他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而季诺维也夫在一封致《工人之路报》编辑的信中也作了同样的声明。这两个反对起义的人希望他们的党受严格防御立场的约束并因而可以转弯抹角地放弃起义。但是他们表示跟托洛茨基完全一致却有完全相反的效果。反布尔什维克的党派看见这两个著名的反对起义的人声称跟托洛茨基一致，以为托洛茨基也跟他们一致。“那么，就不会有起义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样自我安慰说。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31一32页。
事后，托洛茨基立即同列宁秘密会晤，看来，这是他们在这几个星期中的唯一一次会晤。他不知道列宁是否误解了他说的话以及他跟季诺维也夫及加米涅夫之间表面上的一致；他急于消除列宁的误会。①但在这一点上他的担心并没有根据，列宁刚给中央委员会写过信说：“加米涅夫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支吾塘塞的发言简直卑鄙到了极点，他说同托洛茨基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托洛茨基除了已经讲的以外，不能、没有权利、也不应当在敌人面前说得更多，这难道不容易理解吗？”②托洛茨基后来写道：在这次会晤中列宁“更加冷静而且更加信任，我还可以说，他几乎没有任何怀疑。……尽管如此，他仍时不时地摇头提问：‘他们会不会抢在我们前面？他们会不会抓住我们疏忽的地方？’我争辩说，今后一切几乎都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③
①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86页。
② 《列宁全集》第32卷第415页。
③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86页。
列宁并没有完全消除疑虑。他反复提出立即开除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要求，但没有得到托洛茨基及中央委员会全体的响应，这使列宁充满怀疑。任何一个处于同样情况的党都会认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轻举妄动是背叛行径。所以，列宁从中央委员会对他们二人的姑息中看出一个信号：说明中央委员会在起义问题的态度上犹豫不决。①
① 当时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关系的特点是，中央委员会里没有一个人表示支持列宁的这一要求。加米涅夫自动宣布辞去中央委员的职务。不过，列宁要求把他和季诺维也夫开除作为惩罚，以警效尤，不是因为他们持不同意见，而是因为他们破坏纪律的行为是前所未闻的。读读10月20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是有教益的，捷尔任斯基发表意见说应劝加米涅夫退出政治活动，但他不赞成开除，他补充说，不值得为季诺维也夫费心，因为他躲藏在隐蔽处。斯大林和米柳亭建议待到中央全会再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在党报上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动机辩护，此时斯大林本人也受到批评。乌里茨基赞成推迟解决这个问题的决定，斯维尔德洛夫的发言虽然强烈反对加米涅夫，但认为中央委员会无权开除任何人。托洛茨基赞成接受加米涅夫的辞职而不赞成开除。他攻击斯大林在编辑工作中的表现，说党报态度的模棱两可造成不可容忍的局面。越飞的发言相同。斯大林再一次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辩护，说他们应留在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不是治病救人——必须保持团结。”加米涅夫的辞职以5票对3票通过。接着斯大林宣称他要辞去党报编辑的职务，但会议没有通过。此事及许多类似的事无法与下述观点吻合，即布尔什维克党从一开始就被独断或集权主义的一致所支配。《中央委员记录》第127一129页。
当苏维埃命令卫戍部队只许执行由军事革命委员会及其政委签署的正式命令之时，起义的准备工作即告结束。10月21日，托洛茨基向团队委员会全体会议发出这项指令，并呼吁哥萨克（即以前沙皇的近卫军）站在革命的一边来。团队委员会在正式通过托洛茨基的决定后，作出特别声明：
卫戍部队赞同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的一切政治决定，兹声明：说空话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军队要求和平，农民要求土地，工人要求就业和面包。联合政府现在反对人民，已成为人民敌人手中的工具。说空话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应把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保证人民得到和平，土地和面包。……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庄严保证其所有部队都听候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调遣，并为此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信赖我们吧。……我们坚守自己的岗位，誓死争取胜利。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37页。
事变表明这一最后的保证不但真实，而且更庄严。工人事实上都“誓死争取胜利”；但驻军拥护苏维埃是因为深信战胜克伦斯基易如反掌，并指望这一胜利会结束战争。无论动机如何，事实是驻军自动服从苏维埃的命令。
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正规军司令部与军事革命委员会之间的冲突。托洛茨基甚至在这时仍未代表军事革命委员会宣布取代正规军总司令部。该委员会的政委们隶属于总参谋部，表面上是为了协调行动和消除磨擦；而在起义的当天，托洛茨基授意散布协商进行得令人满意的报导。①托洛茨基在进行这些军事准备的同时，使赤卫队和市民组织处于戒备状态。10月22日，他在“人民之家”的大会上讲话。我们常常援用的那位见证人描写会场的情景是：“周围的群众情绪几乎是欣喜若狂。”托洛茨基要求他们跟他宣誓。“无数群众举起手来。托洛茨基铿锵有力地讲道：‘让你们的表决作为你们全力以赴为支持苏维埃而献身的誓言吧，因为苏维埃已承担起使革命获得彻底胜利的伟大使命和给人民以土地、面包与和平的伟大责任。’无数群众一直举着手，他们一致同意。他们宣誓……托洛茨基讲完了，还有其他人要上台讲话，但这就不值得再费时间等着瞧了。”②
①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87页。
②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91页。
托洛茨基出场的戏剧性以及他的发言差不多像诗一般的崇高，恰好是他迷惑反布尔什维克领袖们的“作战策略”。那些领袖们太习惯于托洛茨基演讲的鲜明性及火药味了，并不觉得这次是真正开火了。在他们，而且不只是在他们看来，托洛茨基过于健谈，不能胜任成功的起义司令。但是这种革命的语言，伟大理想的语言实际上比数个师、团更为有效，而且鼓舞人心的长篇激烈演说确实起着激战的功效。到一定时刻，它们将使革命不战而胜，革命主要通过它们那巨大无比的说服力起作用，而且看来这种说服力的确已把其主要力量授予了一个人。
到10月23日，军事革命委员会已拟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既简明又谨慎。计划规定，用精选的部队迅速占领首都的所有战略要地，确保起义总部与卫戍部队之间的联络工作正常运转。精选的队伍都处于随时待命状态。当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最后一次检查部队的部署时，他们都深信只要轻轻一推就能把政府推翻——因为支持苏维埃的部队占压倒优势。靠不住的只有一个重要阵地：涅瓦河上的彼得保罗要塞。据报告，那里的驻军拥护克伦斯基，至少对起义是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制定了一个袭击要塞的计划，预料这是唯一一场重大的战斗。但托洛茨基决心设法用对话去攻占这座要塞。23日下午，他由苏维埃卫队的非布尔什维克指挥员陪同，坐卡车前往被设想为敌营的要塞去。他对要塞驻军讲话，劝他们跟他宣誓忠于苏维埃。①
① 《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113页。
此时，托洛茨基所要等待的是来自克伦斯基方面的挑衅，这样他就可以把发动起义作为防御战了。他毫不怀疑，克伦斯基必定会挑衅——他自己对克伦斯基的刺激足以使他进行挑衅。①果然，23日，克伦斯基试图从他和他的政府所处的真空里发起攻击。他下令取缔《工人之路报》的发行（从七月事件以来《真理报》都是用这个报名出版的），还下令封闭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一个女工与一个男工从印刷所急匆匆地跑到军事革命委员会说，他们准备揭去《工人之路报》印刷所的封蜡，如果军事革命委员会给他们有效的军事保护，他们将继续出版报纸。那个无名女工气喘吁吁地提出的建议对托洛茨基来说像一道闪电。他后来写道：“布尔什维克党报编辑部门上的一小块官方封蜡作为军事措施——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却是一个多么壮丽的战斗信号！”②他当场签署命令，派一个步兵连和几个工兵排去保卫布尔什维克的编辑部和印刷所，这道命令立即执行。
① 然而，无可怀疑，克伦斯基把苏维埃视为眼中钉，一心要把它除掉，甚至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的势力尚还微小、他本人的地位也完全要依赖于苏维埃的时候也是如此。早在3月27日（新历4月9日）乔治·布坎南爵士在日记中记道：“昨天我和克伦斯基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不赞成现在对苏维埃或对军队中的社会主义宣传采取强有力措施的意见。当我对他说，只要他们让自己听命于敌对组织，政府就绝不会成为局势的主宰。他说：苏维埃会寿终正寝……。”乔治·布坎南爵士：《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11页。
②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205页。
这是尝试性的开场，它发生在10月24日破晓时分。第二天早晨，报纸上满载克伦斯基策划镇压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报导。军事革命委员会正在制订起义的最后细节，现在看来很清楚，起义一天也不能拖延。一直都是警卫松懈疏忽的斯莫尔尼宫很快变成一座架满大炮和重机枪的要塞。清晨，党的中央委员会在决定性事件到来之前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除了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还没有公开出面活动以及斯大林原因不明的缺席以外，在彼得格勒的所有中央委员都出席了。①已辞去中央委员职务并反对起义的加米涅夫自动表示：一旦开始行动，他将听候起义总部的吩咐；而且他表现出令人惊异的主动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准任何中央委员在白天离开斯莫尔尼宫的建议就是他提出的。根据托洛茨基的倡议，给每个人都分派了联络和组织方面的专门任务。捷尔任斯基与邮电部门保持联系；布勃诺夫与铁路系统保持联系；诺根和洛莫夫与莫斯科保持联系；斯维尔德洛夫负责监视临时政府的活动；而米柳亭则负责首都的粮食供应；加米涅夫和伯尔津要把脱离他们本党派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争取过来。最后，托洛茨基提议：如果布尔什维克在斯莫尔尼宫失败，起义总部应迁移到彼得保罗要塞。因为他刚刚把那里的驻军争取到革命事业方面来。②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1一143页。
② 同上。加米涅夫提议，后备总部设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上，他与舰上的人员及无线电台保持联络。
对方已经进行这样的部署时，克伦斯基在向预备议会致词中还一味进行已经过时的威胁。他宣称已命令对整个军事革命委员会起诉、重新搜捕列宁、逮捕保释的托洛茨基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并说正对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采取行动。①托洛茨基召开彼得格勒苏维埃非常会议，报告军事革命委员会刚刚采取的步骤。即便在此时，他还是没有宣布起义：
我们不怕承担维持首都革命秩序的责任。……我们的原则是——一切政权归苏维埃。……这一原则应当在即将召开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予以贯彻。这是否会导致起义或其他方式的行动，不仅仅取决于苏维埃，甚至可以这样说，与其说取决于苏维埃，倒不如说更取决于那些不顾人民一致的意志而仍然把持政权的人。（他报告了《工人之路报》事件，质问道：）这是起义吗？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人民毫不信任的半破产的政府，而这个政府也不相信自己，因为它的内部已经死亡，这个半破产的政府只有等待历史的扫帚把它扫出历史舞台……。
① 前一天，英国武官陆军少将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知道这个计划，他的笔记本上有一段记载：“今天巴格拉季奥尼告诉我说，克伦斯基决定逮捕托洛茨基和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我问我们是否有足以实现这一计划的强大力量，巴格拉季奥尼说我们有。波德雷洛夫说：‘我们可以冒险’。”《与俄军在一起》第2卷第705页。
他宣称已依法撤销克伦斯基对喀琅施塔得水兵采取行动的命令，并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停泊在涅瓦河待命：
明天将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卫戍部队及无产阶级的任务是把他们所集结的力量交由苏维埃调遣，在这一力量面前，政府的任何挑衅一定会失败。把这一力量不折不扣地交给大会正是我们的任务。如果产生错觉的政府企图冒险恢复自己的军团，人民群众一定会给予更有力的反击。进攻愈猛烈，反击也就愈强有力。如果政府试图利用留给它的24或48小时来挫败革命的话，我们宣布，革命的先锋一定会以进攻对进攻，以钢对铁。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51一53页。
当市杜马代表团前来向他询问苏维埃的打算时，他含糊地回答说，苏维埃准备同市杜马合作，捍卫革命秩序。他还毫无诚意地邀请市杜马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
深夜，孟什维克中央执委会召集为参加大会而聚在一起的代表们开会。唐恩最后一次代表苏维埃旧领导人发言。他警告代表们要反对流血事件，说：“反革命分子正在等待时机，只要布尔什维克一发动，他们就会开始暴乱并进行屠杀——这将成为革命的末日。……群众已经厌倦而且精疲力尽，他们对革命已不感兴趣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不服从总参谋部的命……那是决不容许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就是死亡。……我们不怕刺刀。……旧执委将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革命……。”①在喧闹和大声嘲笑中，唐恩答应立即进行和平谈判和土地改革，因而不自觉地承认了布尔什维克的要求始终是正确的。（他宣称：“俄国再也无力继续进行战争了。”）代表席上传来喊声：“太晚了！”
尔后，托洛茨基登上讲台，引起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情绪高涨的大厅里掌声如雷。他削瘦而棱角分明的脸上带着蓄意的冷嘲热讽的表情，简直是十足的梅菲斯特。
“唐恩的手法证明群众——这批迟钝、冷漠的广大群众——是绝对站在他一边的！”（哄然大笑）他像演戏般地转过身来对主席说：“当我们提议把土地交农民时，你们反对。我们对农民说：‘如果他们不给，你们就自己拿吧！’农民照我们的话做了。……现在你们又提出我们早在6个月前提出的主张。可能到时候唐恩会说革命的精英分子参加过7月里的起义。……不，过去7个月的历史表明群众已离开了孟什维克。……唐恩会对你们说，你们无权举行起义。但起义是所有革命者的权利！被蹂躏的群众起来造反，是他们的权利。……只要你们保持充分的信心，就一定不会有内战。我们的敌人就会立刻投降。你们会取得理当属于你们的地位，即俄国土地的主人。”②
①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58一60页。
② 同上。
唐恩由于托洛茨基仍然是那样含糊地谈论起义而受了蒙蔽，也许还由于他希望布尔什维克不会取得苏维埃的多数，他立刻跑到克伦斯基那里向他保证说不会有布尔什维克政变，并且恳求他不要采取高压手段。①
① 克伦斯基：《来自远方》第197一198页；《自由的苦难》第346页。
起义已在进行。托洛茨基颁发他著名的第一号命令：“彼得格勒苏维埃处于迫在眉睫的危险之中。昨天夜里，反革命阴谋家们试图号召容克营和突击营进攻彼得格勒。因此命令你们的团队准备行动，等候下一步的命令。一切拖延、犹豫都将是对革命的背叛。”他的坚定语气鼓起起义者的信心。10月24一25日间的夜里，赤卫队和正规团队以闪电般的速度几乎一声不响地占领了塔夫利达宫、邮局及火车站、国家银行、电话局、发电厂及其他战略地点。2月间推翻沙皇统治的行动持续了一个星期，而推翻克伦斯基政府只用了几个小时。10月25日早晨，克伦斯基已乘一辆外国使馆的汽车逃离首都。他的部长们在冬宫里空等他，中午时，他们已被包围在那里，正如沙皇政府在二月革命的最后阶段被包围一样。布尔什维克没有流血就成为首都的主人。①中午，托洛茨基向满腹狐疑、十分震惊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汇报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有几个部长已经被捕，预备议会已经解散，全城已在控制之中。当时敌人盘据的只有冬宫，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正准备攻打冬宫。
① 陆军少将阿尔弗雷德·诺克斯爵士是对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怀有极大敌意的观察家，他说伤亡的总数约“10人”。《与俄军在一起》第2卷第711页。
24日夜，仍然乔装的列宁到达斯莫尔尼宫。报纸上报导的总参谋部和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友好谈判又曾引起过他的怀疑。他仍然怀疑起义被延误了。在他从最近几天藏身的维堡市郊区偷偷去斯莫尔尼宫的路途中，他并不知道他经过的首都实际上已在他的党的手里了。他连珠炮般地对托洛茨基及其他领导人提出问题：他们真的正在跟总参谋部谈判吗？为什么城里这样平静？①但是当他仔细听了答复，当他注意到军事革命委员会房间里参谋人员正在紧张地工作、不断接到报告及发出指令，当他眼见起义领导人本身都几乎精疲力竭、没刮胡子、一身脏兮兮的、由于没有睡眠而眼睛红肿、但个个信心十足、从容镇定，他才意识到他们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已经采取断然行动。他的怀疑因而冰释。他有点儿不好意思地抱歉说，当然，起义也可以按他们的方式进行——主要的事就是必须成功。
① 《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
他的表现就像一位总司令从远处注视着决定性的战斗，并且了解到指挥战斗的司令在他不在的情况下跟他的主张不同；他有夸大分歧的严重性的倾向，而且担心没有他插手事情会办糟，于是在进行战斗时就冲到战场；他丝毫没有冒犯不得的虚荣，因而他使自己顺从已经采取的行动方针，承认晚辈的成就。托洛茨基虽然一直负责指挥起义而且完全按照他自己的见解作战，但列宁的影响是他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托洛茨基对广大工人、士兵群众思想的影响超过任何一个人，而事变的结局也正取决于广大工人、士兵群众的态度。然而，积极的起义者是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干部和党员队伍；列宁作为党的缔造者，无与伦比的领袖，尽管他在隐蔽所，也能从远处对他们的思想施加非常大的影响。没有他持续顽强的推动，没有他的警告，他们不可能像已经做到的那样听从托洛茨基的命令和指挥。他在他们执行托洛茨基的起义计划以前已用起义思想鼓舞他们了。但只有当他实际看到起义在进展中时，他才终于毫无保留地承认托洛茨基在这场不朽的斗争中是他的不朽伙伴。
10月25日夜，两人躺在斯莫尔尼宫大厅旁的一间黑暗的空房间的地板上休息，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在斯莫尔尼宫的这个大厅里召开。昨天夜里托洛茨基因疲劳曾一度昏厥，此时他想稍睡一会儿。但还是睡不了，隔壁屋里的电话铃声不断吵醒他，助手和通信员不断地敲门。一个消息报告说攻打冬宫受阻；托洛茨基命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开始行动，让他们用空弹轰击冬宫——这样的轰击就足以促使政府投降。他回来躺在列宁身边的地板上。尔后这里又是短暂的瞌睡，不断传来的新消息和一阵阵急促的低声耳语。他们马上就要到灯火通明的大厅去面对苏维埃代表大会了。当然，他们要宣布：大会是政权的唯一来源，土地属于农民；他们要向俄国及全世界提议立即实现和平；明天他们会向全世界展示一个崭新的政府。他或他的任何同志，即职业革命家们要接受部长的职位——这跟列宁的想法是格格不入的。片段的历史回忆通常是对法国大革命的回忆，飘过托洛茨基困倦的头脑：也许他们该称自己为委员，人民委员——人民委员会，行吗？①
① 托洛茨基在翌日的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这些称号。《我的生平》第2卷第48一49、59一60页。
苏维埃代表大会伴随着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用空炮轰击冬宫的隆隆声开幕，布尔什维克单独掌握着近2/3的多数；他们跟左派社会革命党一起约占3/4的票数。14名布尔什维克，7名左派及右派社会革命党人，3名孟什维克及1名高尔基集团的代表在新“主席”台上就座。失败的党派立刻提高嗓门抗议起义，抗议攻打冬宫。欣楚克（Хинчук）（未来斯大林政府驻柏林的大使）以孟什维克中最不可调和一派的名义宣布他们退出大会。这一派在一片“逃兵！到科尔尼洛夫那里去吧！”的喊叫声中离开了会议大厅。中间派和左派孟什维克留下来，要求成立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组成的联合政府。当布尔什维克拒绝这一要求时，这几个集团也宣称抵制大会及其决议。当托洛茨基看着他们在马尔托夫和阿布拉莫维奇（Абрамович）带领下离开时，脑子里忽然闪过1903年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情景，当时马尔托夫宣称抵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自己那时也在抵制分子之中。这两个情景看起来何等相似：领导人都是同一批人，是“温和派”和“强硬派”；马尔托夫刚才的宣言是1903年大多数反指责的回声：就连“阴谋”、“篡夺”、“围攻”这些措词也重新出现。但场面的规模与斗争的激烈程度又是多么不同啊。而托洛茨基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又是多么不同，经过这些年的偏离和迷误之后，他回到了列宁身边。
当托洛茨基站起来答复马尔托夫时，尽管后者仍然在讲台上，就站在他对面，但他发现自己对失败者并不心软，没有怜悯甚至没有仁慈——只有严厉、愤怒与轻蔑。他说：“人民群众的起义不需要辩解。既成事实是起义而不是阴谋。我们锻炼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革命干劲。我们公开锤炼了群众的起义意志，而不是搞阴谋……。”在政治上确实如此，尽管在军事上起义的指挥事实上像一个阴谋。但不能用其他方法指挥。他接下去说：“我们的起义胜利了。现在他们却对我们说：放弃胜利吧，妥协吧。跟谁？我要问：我们跟谁妥协？跟那些残留的可怜小集团或那些提出这些建议的人吗？但是他们的精神境界我们已彻底看透了。整个俄国没有人再追随他们了。千百万工农难道像跟平等的伙伴一样跟他们……缔结协议吗？……你们是些可怜虫，是孤家寡人。你们是破产者，你们的戏已经演完了。到你们应去的地方：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吧！”①当马尔托夫及其追随者走出会议大厅时，这种“败者该遭殃！”的话刺进了他们耳朵，当他们穿过密集的士兵与工人的队伍时，士兵和工人们都愤愤然，他们想起了临时政府的一切罪行，想起了人民的饥寒，想起了毫无人性的血腥进攻，想起了七月事件，想起了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想起了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胜利者爆发出被压抑的情感。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202一204页；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79页。
复仇女神昂首阔步地走向斯莫尔尼宫会议大厅。这位女神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 * * * * * * *
以前从来没有哪一批夺取政权的人像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这样承担如此巨大的责任，他们对苏维埃代表大会宣读第一批匆匆写就的法令，答应给人民和平、土地及面包。从诺言到实现诺言的距离难以计算。和平要公正、民主。和平将是不兼并领土、不赔款、胜利者不凌辱和伤害失败者的和平。列宁和托洛茨基反复说，从专制主义政府甚至资产阶级议会政府那里都不能指望得到这样的和平——只有通过交战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得到。然而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还占领着从俄罗斯帝国夺去的土地；只要他们还没有抛弃他们的皇帝和他们的统治者，只要他们还没有放弃他们的贪婪野心，在某种意义上说，布尔什维克就有责任继续进行战争，即为争取实现公正的和平进行革命战争。但是他们也有责任立即实现和平，而且，在群众心中这种要求甚至更加强烈，但这种和平可能是既不公正又不民主的和平。这是他们首次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解决的办法大概要由疲惫不堪的农民士兵来支配了，农民士兵更渴望的是变枪为犁，因为现在所有待耕种的土地终将属于他们了。但是在他们压力下取得的脆弱和平不能使俄国避免外国干涉和内战的长期苦难。
布尔什维克把土地分给农民，或者毋宁说，他们批准农民自己已经完成的土地均分。任何一个大国在进行规模如此之大、如此猛烈的土地革命时，必将导致它的整个经济动摇和削弱，即便是暂时的。城乡间旧的联系已经松散或已经中断，旧的交换渠道已经缩小或已经阻塞；已过时而不适用的、然而却自动运作且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有效的国家管理方式已不可能再起作用的了。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内战，也总要花费一段时间后才能以新的联系、新的渠道和新的处理国家生存的方法取代旧的。但在这一切尚未实现之前，就连像把粮食从乡村源源运往城镇这样一个最起码的过程——现代文明的前提也遭到了破坏。对土地和面包的要求并不完全协调。在分了大庄园以后，城市工人买到的面包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土地革命起初对农民是有利的，这不仅给了他们土地——还免除了他们负担了百年之久的赋税与债务的重负。但对全国来说，看来前景并不乐观。俄国农村此时已分散成2500万个个体农户，其中大多数都是小农户，用古老的农具耕作。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知道，从长远看这意味着社会和经济的停滞。他们不得不鼓励、尔后又不得不批准均分土地，因为这比旧的半封建占有制更可取，因为不这样他们就会遭到与前一届政府同样的命运。但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要鼓励土地的集体所有制，把2500万个个体农户重新组合，建成几个规模巨大、现代化、有效率的农场。他们还不能说在什么时候、如何或靠什么工业资源才能做到这点。他们只知道他们已着手开辟一条复杂、矛盾重重而且危险的道路：他们进行过一次土地革命，但同时公然宣称他们的目的是要用另一场革命来消除土地革命。
“面包”对产业工人和广大的城市居民来说意味着工业的增长和发达。对1917年的俄国工人来说还意味着私有制和私人控制工业的消灭。在革命领袖们从年轻时起就已接受的社会主义理论概念中，生产、分配的统一规划在国有制、最终是国际所有制中占决定性位置。布尔什维克所看到的俄国工业即便没有经过内战的进一步破坏，其规模也太小、太可怜，不能成为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它只能为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革命提供一个起点。尽管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的目的是社会主义，但他们不可能使俄国工业立即转变为公有制或国营制。没有现成可用的资源、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必需的技术。他们希望通过不断的摸索能找出从容解决问题的办法。起初，他们如同急于剥夺地主一样去勉强剥夺工厂主和商人。
但在1917年期间，事态的发展是顺利奏效的，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已经被剥夺的工厂主超过一半。正如兵营里选举出来的士兵委员会在扯去现役军官的肩章以前甚至就剥夺了那些军官的所有职权一样；在工矿企业中，选举出来的工厂委员会甚至在厂主和经理没有被剥夺资产或免职时就已夺走了他们的大半权利和特权。从2月到10月间，全俄政府体制中政权的两重性也贯穿在俄国的工业中，甚至在10月以后也是这样。群众的本能是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物，部分是出于天性，部分是因为普遍的混乱，它必将会破坏全国工业的凝聚力，没有工业的凝聚力就不能向社会主义发展。每个工厂委员会都有成为闭关自守的团体和独断专行的倾向。不但资本家的资产，而且国家本身的工业资源也有被剥夺的危险。
这样的事态迫使布尔什维克行动。代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革命政府不能重新树立老工业家的权威，尽管出于经济理由应该这么做。这样，使它不得不用在其他方面结束两重政权的同样方法——即摧毁旧政权来结束工业中的两重政权。只有结束两重政权以后才能争取克服国民经济方面的离心倾向。已被剥夺了一半资产的资产阶级知道不可能指望得到革命的好处，不得不用自己唯一能直接掌握的手段进行自卫：即在经济方面进行抵制和怠工。这又迫使布尔什维克把剥夺政策坚决推行到底。当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终于达到高潮而成为内战时，所有这些倾向都集中在1918年6月颁布的法令上，该法令旨在使全部工业突然实行过早的国有化。据本书主要人物的预见，革命是不断的。托洛茨基比布尔什维克其他领袖更认真地考虑过这一前景。但它的实现意味着俄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得不建立在极其虚弱的经济基础上。结果是，在随后许多年中经济结构时而在这一部分、时而在那一部分上必然发生俄国人民难以理解的崩溃或者陷于窘迫恐慌。
但布尔什维克相信他们能够实现起码的三大诺言——和平、土地和面包——他们的胜利应归功于这三个许诺。他们满心相信，流血、受难的欧洲人民会很快学习俄国人的榜样，并帮助俄国革命解决种种不堪的难题；尔后俄国将会进入国际社会主义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西欧的财富和文明会战胜俄国的贫穷和落后，正如文明、进步的德国、法国，也许还有英国的千百万无产阶级，虽然人数不及俄国农民，肯定会胜过千百万愚昧的俄国农民一样；俄国给西方打开通向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后，西方就会沿着这条道路牵引俄国，帮助她到达真正的文明福地。在布尔什维克讲的每句话里都洋溢着这一热情的、几乎是救世主的信念。这一伟大远见的令人目眩的光辉在他们眼中甚至把他们接收过来的遗产中最黑暗的方面都照亮了。
在他们打算建立的政体的思想中，类似的希望也大放异彩。他们想建立的将是没有常备军、没有警察、没有官僚的政府。历史上第一次使政务不再是高踞于社会之上的几个小集团的职业机密和特权，而要成为普通公民的日常事务。在七月事件以后，列宁被当做德奸遭搜捕而且随时都可能被暗杀时，他写了他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作为他的政治遗言。他在该书中复活了大半已被人忘记的马克思关于国家消亡的思想。这是有关在无阶级社会中的政府的思想，在这样的社会里，政府不再是政府，因为它将管理“物”而不是统治人，因此再不会使用强迫的工具（如监狱、法庭等等）。无疑，这是未来的理想国家，而不是1917年的俄国。但在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共和国应该和这一理想直接有关。托洛茨基的国家概念不如列宁的那样具体，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他熟悉了列宁的观点后接受列宁的观点。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更直接、更重要的问题上，他们的思想并无不同。
在苏维埃中，有产阶级没有代表：因为他们被褫夺了公民权，其方式与任何一次革命中旧统治阶级被褫夺公民权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也应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苏维埃要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由政府负责实施。选民不仅在投票阶段而且随时都有权撤换代表；而苏维埃在任何时候都可通过投不信任票罢免政府。苏维埃内部有反对派的存在以及允许党派之间不断争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认为只有执政党才有造舆论的权利，这在当时谁都没有想过。当然，苏维埃共和国应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是指工人阶级占社会政治优势而言；但要确立这一优势的方法并非是预先决定的。布尔什维克，其他各派的社会主义者也一样，都惯于把西方的议会民主制说成是“资产阶级专政”，这指的是它体现资产阶级占社会优势，而不是说它真是用专政方式进行统治。开始时，布尔什维克广义地说自己的政府体制是专政，完全真诚地希望苏维埃共和国会给全国大多数人民带来比资产阶级民主制更多的而不是更少的自由权，更多而不是更少的言论与结社的自由。
苏维埃的平民民主制起初并没有把自己看做是一个专制独断或集权主义的政体，因为领袖们都深信广大俄国人民跟自己有共同的愿望。那时他们还无需考虑：如果这种希望的假定被证明是错的，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如果他们跟全国大多数人发生冲突，那么他们、他们的党以及他们的革命就会注定灭亡，而留给他们的只有光荣的牺牲。但在1917年对他们来说，这种危险性看来跟宇宙灾变的威胁一样不现实。
俄国人民怎样看待布尔什维克及其目的呢？直接参加十月起义的只是少数人——托洛茨基说：“很难超过25000人，最多也就30000人。”①在这个意义上，这场革命只是极少数人的成果，它不像二月起义，在二月起义期间广大群众在没有人指导之下就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地扫清了君主政体。但在十月起义前的最后两个星期，只有在彼得格勒“有1/10的工人及士兵采取直接行动，其形式是防御，而实质是进攻”。②由于许多人采取了主动或被动的友好态度，促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而其他许多人则采取各种各样可能的中立态度，也促成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约代表了2000万选民，也许更少些。其中大多数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就是在革命后举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不算布尔什维克的伙伴左派社会革命党，单投布尔什维克的票数就有1000万张。这1000万票包括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无产阶级化了的农民分子和军队中的很大部分——总而言之是国内的最活跃分子。革命依靠他们的不断积极支持才得以幸存下来。但立宪会议所代表的全体选民比苏维埃全体选民多一倍；在投票选举立宪会议代表中，布尔什维克所得的票数只是少数中的多数。
①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3卷第290页。
② 同上。
俄国幅员辽阔的、蒙昧的农村在叛乱和复仇中沸腾，那里的人们不理解城市党派之间的复杂争论，所以，试图要把那部分俄国人的态度具体化为明确的公式是徒劳的：因为它混乱、变化不定、自相矛盾。历史学家描述的下列情况可更鲜明地刻画出它的特点：在一个农村地区，一大批农民用宗教誓词结束会议，他们发誓不再等待什么土地改革；他们要立刻夺取土地，赶走地主；他们把任何试图劝阻的人都看做是他们的死敌。农民进一步发誓说，如果政府不立即缔结和约，不把他们的儿子从军队里放回来，“那个罪恶的德奸”列宁不受到惩处，他们决不罢休。在立宪会议的选举中，这些农民无疑要投社会革命党人的票。他们之所以这样投票是因为他们认为，社会革命党扎根在乡村，是坚决实行其纲领的党；但实际上决心实现这个纲领的只有布尔什维克。这就是为什么在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垮台以后成为这场广泛运动的硕果仅存的这两个政党且各有理由能自称得到农民拥护的原因。社会革命党人自信地说：“难道农民不憎恨德奸列宁？”布尔什维克怀着胜利的喜悦反驳说：“难道他们没有宣布像你们这些拖延剥夺地主、延长战争的人是他们的死敌吗？”
不少农民憎恨布尔什维克，是由于布尔什维克公然宣称是私有财产的敌人。一旦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在乡间出现并宣布结束战争、批准或规定均分土地时，这种感情就大都消除了，农民在内战中进一步发现：总的说来，只有红军跟他们站在一起同心协力地抵抗地主回来。布尔什维克作为唯一坚决反对复辟、对捍卫土地革命的革命党人，事实上得到国内压倒多数的人的拥护。但是在乡间，这种拥护往往是勉强的，特别是当回来的地主再也不能有所作为以及当布尔什维克的小分队继续在农村搜查粮食时，农民对他们的拥护就变成了反对。即使当布尔什维克的声望处于顶峰时，也只有城市无产阶级的少数人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布尔什维克每当处于困境时都要向这个少数呼吁求援。他们向这个少数宣传超越经验的理想，他们从这个队伍中提拔新的行政人员、指挥员和领导人。
1917年的俄国工人阶级是历史的奇迹之一。他们虽然人数少、年轻幼稚、没有经验、未受教育，但富有政治热情、慷慨大方、具有理想主义以及罕见的英雄品质。这个工人阶级具有对未来伟大美景抱有幻想的天赋，对死亡则抱有如同斯多葛派甘愿战死疆场那样的视死如归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尽管是半文盲的思想，却信奉哲学家们的共和国理想，这种共和国理想不是博学者对老百姓进行寡头统治的柏拉图式共和国的翻版，而是财富和智慧都足以使每个公民成为哲学家而又是工人的共和国的理想。俄国工人阶级在他们悲惨的深渊里着手建立这样的共和国。
但与理想主义者和英雄并存的还有奴隶式的工人，他们是懒散、怨天尤人、对昔日的耻辱逆来顺受的可怜奴隶。革命领袖们只向理想主义者和英雄讲话，但奴隶粗鲁地提醒他们眼前还有奴隶存在。在内战期间，尤其在内战以后，托洛茨基在他的军事演说中一再抱怨说，俄国共产党员和红军士兵宁可为革命牺牲生命，而不愿擦枪或擦亮皮靴。这种古怪的现象反映了俄国人民缺乏那数不清的自我约束以及文明生活的细小习惯，而社会主义却把希望建立在那样的生活习惯的基础上。这就是布尔什维克着手建立他们的无产阶级民主新国家的人力资源，而在新国家里“每个厨师”都应该能够处理政府的公务。因此，这也许是革命不得不与之斗争的所有严重矛盾中最严重的矛盾。
历史刚对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露出仁慈的微笑，几乎紧接着就给他们提出了第一次警告；历史这样做是由于它对其经常展示的突降法特别爱好。十月起义的荒诞后果是历史学家很少注意到的，即那场惊人的、真正的酗酒狂欢，已得到解放的受苦人用这种狂欢来庆祝胜利。狂欢持续了好几个星期，一度曾有使革命停顿和瘫痪的危险，正当新政府面临着全部文职官员的抵制和内战初起时，当政府还没建立自己的行政机关时，当政府的命运尚完全取决于支持者的警惕、纪律与干劲时，群众的酗酒却达到高潮。狂欢对构成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平谈判背景的事件也有重大的影响，因为在和平谈判过程中不少旧俄军队几乎化为乌有。当时描写这些奇特的纵情狂欢的原始资料很多。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回忆录中有最引人注目的叙述。他当时是军队中两个主要政委之一并兼任彼得格勒卫戍区司令：
卫戍部队开始完全涣散，这给我个人造成的麻烦比拥护立宪会议的人给我造成的麻烦严重得多。……空前荒唐的狂欢遍及彼得格勒；这是否是由于有人暗中挑唆？至今一直没有近乎合理的解释。成群流氓时而在这儿时而在那儿出现，大部分士兵闯入酒窖，有时抢劫酒店。只剩少数几个守纪律的士兵及赤卫队员值勤，他们都已疲惫不堪。劝阻根本没有用。
冬宫（以前沙皇的宫殿）的酒窖里出现非常棘手的问题。……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一直都很遵守纪律，现在却在宫中值勤时喝得烂醉。帕夫洛夫斯基团是我们的革命堡垒，连它也经不起狂欢的引诱。从不同部队中挑选出来的混合警卫队被派到那里，他们也喝醉了。于是委派团队委员会的委员们（即驻军的革命领导人）去值勤警卫。这些委员们也屈服了。武装士兵受命驱散人群——他们来回巡逻了几次后就开始摇摇晃晃、步履踉跄。
薄暮时，狂欢作乐进一步蔓延。“让我们喝光这些沙皇留下的东西吧！”这个放荡的口号抓住了人群。我们竭力堵塞入口，阻止他们。人们用力拔掉窗栅，从窗口挤进去抢陈酒。我们试图用水冲酒窖，而派来冲水的消防队员们也喝醉了。
只有来自赫尔辛福斯号舰的水兵设法使冬宫的酒窖免遭祸害。这也是一场重大的斗争。水兵们的立场坚定，因为他们严守同志式的誓言：“破坏誓言者死。”尽管他们自己平时也是好饮之徒，但他们举着飘扬的军旗执行任务……。
斗争仍未终止。酒疯感染着全市。最后，人民委员会任命一个特派人民委员，授予他紧急处置权，而且给他一支强有力的警卫队。但事实证明这个人民委员也不可靠。……在瓦西列夫斯基岛上进行着一场激烈的斗争。无政府主义一工团主义倾向者率领的芬兰团宣布岛上戒严，并声称他们要炸毁酒窖，凡看到有抢夺酒窖者格杀勿论。经过紧张的努力之后才克服了这场酗酒狂潮……。①
①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内战札记》第1卷第19一20页。
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反复谈到这个问题，第一次是10月27日，即起义后的第四天；最后一次是12月2日。他说：“伏特加和词汇一样，都是政治因素：革命的词汇使人们清醒，鼓舞他们为反对压迫者而斗争；而伏特加……又使人们沉睡过去……。”①托洛茨基比任何人都更倚重工人中的理想主义者和英雄，而且在他们眼前展示出社会主义的宏伟远景；而此时这一远景被酒精气弄得模糊不清。最后，人民委员会命令把酒窖里的酒都倾倒到涅瓦河里去。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39一140页。
伟大的彼得格勒驻军在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却在纵酒狂欢的过程中彻底瓦解、不复存在了。紧接着彼得格勒之后轮到外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回忆录中继续写道：“伯尔津同志（一名众所周知的中央委员）报告他的重大困难，他还注意到铁路上大批托运的果酒和烈性酒。……成队的士兵闯入货运车厢喝得烂醉。特遣部队涣散了。抢酒在继续进行……。”①
① 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内战札记》第1卷第31页。一位亲布尔什维克的外国目击者对纵酒狂欢及其悲喜剧性的后果作了生动描写，参见贝西·比蒂：《俄国的红色心脏》第329一334页。
苏维埃共和国在这种荒诞的预兆下开始了它的第一年，看来这种荒唐的预兆是对共和国崇高抱负的嘲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