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的自由资本主义、议会主义和改良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突然终止，在近半个世纪的和平中，这些主义曾同时一起兴旺过，只受过殖民地和巴尔干半岛边缘的一些小规模战争的干扰。欧洲的两代人在乐观的信心中成长，他们乐观地相信人类的进步足以保证对大自然的支配，相信通过辩论、和解与多数表决的方式就能改变并完善社会环境。他们总是把战争看做是野蛮历史的遗迹，人类当然不会再回到那个时期去了。总体来说，欧洲财富的积累这样惊人、这样迅速，因此看来能保证社会各阶级财产的不断增长并排除社会的暴力冲突。
在工人运动中，尤其是在第二国际中，这些幻想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加根深蒂固。第二国际继承了在过去一个世纪中的几个革命时期——1848年的动乱、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德国社会主义反对俾斯麦的地下斗争——所提出的思想口号及其信条。这些口号和信条表明了工人的国际团结和他们以推翻资产阶级政府为目标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活动早已和这些传统大不相同了。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己经让位于和平交易和议会改良主义。这些方法愈成功，以从前非法的社会民主党和工会为一方与政府、雇主协会的另一方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愈密切；而民族利益和民族观点就更实际地胜过继承下来的国际主义的口号。直到1914年，各国社会民主党基本上仍设法用惯用的革命词句为他们的改良主义活动进行解释和辩护。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仍然承认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及反军国主义，直至大战爆发的第一天第二国际瓦解为止。
在欧洲大国中，俄国是在前一阶段的和平发展中唯一分享不到什么的国家。俄国的经济进步尽管不容置疑，但同西欧的财富积累相比却是微不足道的。无论如何，它不足以把和平交易和妥协作用移植到俄国的民族习惯中去，也不足以培养起经济逐渐进步能使各阶级都会从中受益这样的信心。议会制度以及围绕其周围的所有社会调解与仲裁制度在俄国土壤中没有生根。方式最激烈而又毫不掩饰的阶级斗争从帝国的一端疯狂地蔓延到另一端；而沙皇统治甚至不让工人和农民存有它允许他们对国家命运施加影响的幻想。在社会党国际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几乎是唯一一个热烈而认真地对待革命传统和革命口号且不仅仅把它们当做礼仪的党。
1914年的俄国流亡者，除少数几个例外，都恐惧地注视着吞没国际的大灾变；当他们看到欧洲社会主义领袖们完全不顾他们所有庄严的反军国主义决议和国际主义的誓言、反而号召工人阶级为他们的皇帝作战、仇恨“敌人”、杀死“敌人”时，他们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起初，大多数俄国流亡者——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都一样斥责这种行径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后来有许多人对此重新考虑，但也有不少人走得更远，因为他们看到：随后几年的大屠杀为了争夺敌人的几码土地使成百万人付出生命，这场大屠杀教导他们要蔑视和仇恨欧洲国家装出人道主义的外貌和虚伪。他们得出结论，如果文明政府认为为追求本国强权政治就可以屠杀几百万人和使几千万人伤残，那么，在为建立能使人类摆脱这种愚蠢行径的新社会制度的斗争中不惜牺牲，无疑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旧制度正在给他们一个残酷无情的教训。欧洲文明的“哥特式花边”已被扯成碎片，而且正被踏入战壕里的泥浆和血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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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战爆发时，托洛茨基正在维也纳——他刚从布鲁塞尔回来。在布鲁塞尔他与马尔托夫和普列汉诺夫一起向国际局作了最后呼吁，要求调停俄国党内的长期斗争。8月3日上午，他到维也纳《劳动报》编辑部去。法国沙文主义者杀害饶勒斯的消息刚传到维也纳；外交大臣们在交换最后照会，目的在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敌方；总动员正在进行。托洛茨基在去社会民主党报刊编辑部的路上注意到，广大群众被好战的歇斯底里冲昏了头脑，正在这个城市的繁华中心举行示威。他在《劳动报》编辑部里看到的是混乱。有些编辑准备拥护战争。他的朋友弗里德里希·阿德勒厌恶地谈论正在兴起的沙文主义暗流。阿德勒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堆宣扬憎恨外国人的小册子，紧靠这堆小册子的是另一堆为8月15日在维也纳举行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而准备的会徽——国际要庆祝其成立25周年。而此时大会已经取消了，奥地利党的金库掌管人正痛惜他为准备庆典而花费了的两万克朗。老维克多·阿德勒虽然蔑视正侵袭他自己周围人的沙文主义情绪，但是他不够坚决，未加以反对。他把托洛茨基带到政治警察局长那里去询问，在奥匈帝国和俄国之间的战争状态迫在眉睫之际警方打算如何对待俄国的流亡者。警察局长回答说他准备拘押他们，托洛茨基和他的一家在几个小时后就乘火车前往苏黎世。
中立的瑞士是侨居德国和奥地利的俄国革命家的避难所。卡尔·拉狄克因为反军国主义宣传而被德国驱逐，遂来到苏黎世；曾在维也纳遭到短期拘留的布哈林也来到这里；而列宁当时仍被奥地利人囚禁在加利西亚，稍迟一些也到达苏黎世。瑞士是中立国家，它容许瑞士社会民主党用容忍甚至友好的态度对待俄国人的国际主义宣传。在一个工人教育协会里，托洛茨基看到听众热切地倾听他谴责战争、谴责拥护战争的社会民主党人。一位知名的瑞士作家回忆说：“由于托洛茨基到达苏黎世，工人运动，至少是一个地区的工人运动就恢复了生气。他带来的信念是……这场战争定会引起革命。……对托洛茨基而言，这绝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他内心最深处的信念。”①他对新听众的影响这样强烈，因此他几乎立刻便当选为瑞士社会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样做使该党的领导人向党员群众解释时会有些麻烦，因为把大会的表决权给予一个外国人，而且是一个参战国的公民，这不大妥当。
① F．布鲁普巴彻：《持不同政见六十年》第188一189页。
托洛茨基在苏黎世停留的时间只不过两个月多一点儿，他写下了《战争与国际》一书，这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全面陈述反战政策的第一篇文章。论战的锋芒主要指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因为他们强辩说：霍亨索伦的德国跟“欧洲宪兵”沙皇统治作战是在完成一项进步的历史使命。托洛茨基反驳说：“我们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我们过去未曾寻求过，而且现在也不寻求哈布斯堡王朝和霍亨索伦王朝军国主义的援助。……我们对德国社会民主党非常感激。我们大家都受过它的教育，都从它的成功和错误中吸取过教训。对我们来说，这样一个党不是国际中一般的党，而是享有特殊地位的党。”正是为此，他现在就越发尖锐、越发义愤填膺地表示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立场决裂。他坚决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是支持和平，但不是支持意味着恢复现状或恢复帝国主义强国间新均衡的那种和平。社会民主党人的目标必须是民主的和平，是不兼并、不赔款的而且是容许从属民族有自决权的和平。只有交战国人民起来反对各自的统治者才能得到这样的和平。他的论点中的这一部分在时间上比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纲领还要早3年多；托洛茨基的这本小册子在美国发表时对威尔逊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然而托洛茨基提倡的“民族自决”与威尔逊的解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民族自决”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新的民族国家——我们知道，托洛茨基早已认为民族国家是不合时代的东西，他认为，应当使被压迫的弱小民族能够取得独立，以便他们按自己的自由意志参与建立国际社会主义的国家。他写道：“在目前的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对捍卫不合时代的民族‘祖国’并不关心，因为它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无产阶级关心的是创立一个更强大而稳定的新祖国，即作为世界联邦基础的共和主义的欧洲联邦。无产阶级只能以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组织作为切实可行的现代方案去跟帝国主义者的资本主义死胡同相对抗。”①这一大胆的结论对许多人来说似乎是不现实的。托洛茨基说，拉狄克在当时批评过这一结论，其理由是：世界的，甚至欧洲的“生产力”尚未充分发展，因此不允许以国际社会主义为基础建立世界或欧洲经济组织。列宁到达瑞士时也批评过“欧洲联邦”这个用语，因为这个用语使列宁认为托洛茨基把俄国革命只设想为全欧洲同时起义的组成部分。关于这场争论我们下面还要讲到。
① 《战争与国际》最初用俄文在巴黎的《呼声报》上发表，从1914年11月该报第59期起开始连载。
1914年11月，这本小册子的德译本发表，并在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帮助下送到德国。散发这本小册子的德国反军国主义者都受到了迫害，托洛茨基本人因“叛逆罪”受到缺席控告并由德国法庭判处几个月的监禁——这是他从法国报纸上的报导中得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含沙射影地批评说托洛茨基是为俄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写这本小册子的。但是，因为托洛茨基毫不迟疑地批评拥护战争的协约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也转过来指控他为德国的“社会护国者”涂脂抹粉。①
① 《呼声报》1914年11月25日第63期。
11月下旬，托洛茨基离开瑞士去法国。《基辅思想报》任命他为驻巴黎的记者，他热切地抓住这个机会，以便从非常有利的地点观察战争。马尔托夫当时正以纯粹反战的态度主编巴黎的一份俄文报纸《呼声报》，托洛茨基急于与他合作。此前他最后一次见到马尔托夫是7月中旬在布鲁塞尔时，当时他们在那里一起去取国际执行局对列宁分裂活动的裁决；他们还同普列汉诺夫共同起草了一份告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宣言。只不过几个月后，所有这一切好像那么久远，那么不相干！由于国际的领袖们是社会主义的最高权威，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曾请求过他们对列宁进行干预，但此刻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都和列宁一样指责他们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和“叛徒”。而在此期间，普列汉诺夫却以进步和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是霍亨索伦王和哈布斯堡王朝而非罗曼诺夫王朝为理由，对战争进行护国的颂扬。看来，消除了旧的分裂，却又有了新的分裂，马尔托夫是列宁青年时代的朋友，列宁从未放弃过再同马尔托夫进行政治联合的内心渴望，列宁说：“正如现在欧洲一家最好的社会党人报纸——巴黎的《呼声报》正确指出的：《前进报》已经死亡。过去我同马尔托夫经常发生尖锐的意见分歧，正因为如此，我现在就愈是应当肯定地说，这位著作家现在所做的，正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应该做的。”①这个孟什维克的创始人热情地回报说，他欢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而且同意，旧的争论已经失去意义。②事变表明情况并非如此，重新联合终究是不可能的。但托洛茨基当时对重新联合的前景感到高兴。
在巴黎，他把时间分别用于为马尔托夫的报纸和《基辅思想报》工作，并同法国社会党和工会内反对军国主义的小组接触。差不多从到达的那一天起，他不得不为指控他为亲日耳曼主义而进行自卫，这种指控主要来自阿列克辛斯基（Алексинский），此人以前是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现在是一个疯狂反对布尔什维克、拥护战争的人（就是这同一个前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散布指控列宁是德国间谍的谣言）。一个巧合竟使这一含沙射影的指责显得可信：一个名叫尼古拉·托洛茨基的人领导着奥地利人发起的乌克兰解放联盟，这个联盟就是德国后来建立的乌克兰特务组织的原型。把一个托洛茨基的亲奥和亲德言论归到另一个托洛茨基身上并不困难，即使在《战争与国际》的作者在被德国法庭缺席判决有罪而已公然表明这是张冠李戴之后。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7页；《呼声报》1914年10月27日第38期。
② 《呼声报》1914年11月12日第52期。
托洛茨基到达巴黎后，《呼声报》仅继续出版了六七个星期。该报由于审查制度的干扰在1915年1月中旬停止出版。在这几个星期中，托洛茨基表达的意见甚至更为明确。他写道，“或是不断的战争或是无产阶级革命”，未来只能在这二者中择其一。战争是欧洲过度发展的生产力对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严格控制的框架的盲目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只能用武力打破国家疆界而不能一劳永逸地把它们彻底推倒；因此，只要资本帝国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它就会把人类投入连绵不绝的战争、接二连三的屠杀中去，因而使文明走向毁灭。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没有前途，因为这种改良主义已成为旧秩序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成为它的罪恶的同谋。①那些希望重建旧国际的人，那些设想它的领袖们用相互赦免的办法就能使他们对国际主义的背叛一笔勾销的人，都是工人运动复兴的障碍。②
① 《呼声报）1914年11月24日、25日第62期和63期，顺便说一尺，列夫·托洛茨基在1903一1904年间曾用H.托洛茨基做文章的署名。
② 同上，1914年11月28日第66期；1914年12月13日第79期。
他在《呼声报》的最后几期中的一期上把他的论点甚至推得更远，他说，反对“沙文主义者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只不过是今后任务的消极一面，而积极的建设性一面是“积聚第三国际的力量”。这一思想倾向是同列宁的思想倾向平行发展的，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得到了列宁思想的鼓舞而引发的，因为列宁在稍早一些时候已经阐述了同样的思想。①
① 同上，1915年1月8日第100期；《列宁全集》第26卷第18页。
马尔托夫起初曾热烈赞同过这些观点。可是，甚至在《呼声报》停刊之前，他已经因为他怀疑和重新考虑而感到困惑。那些流亡的孟什维克像他自己一样是反对过战争的，但他们不愿得出这样彻底的结论。他们认为拥护战争的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认为他们还会改正错误；并且认为工人阶级差不多都跟他们的领袖一样已被社会护国主义的情绪冲昏了头脑。一个“清一色的”新国际绝没有团结工人阶级的可能，它定将是无力取代老组织的一个宗派而已。有些孟什维克反对战争是出于和平主义的信念，而不是出于革命的信念。大多数人曾经反对代表他们国家进行战争的沙皇，而不是反对战争本身。而且在俄国国内，一些孟什维克持更加强烈的护国立场。所有这一切不能不影响到马尔托夫。他夹在自己的信念与他创立的党派施加于他的拉力之间而感到左右为难。他悄悄地进进退退，试图弥合分歧，从进退两难中脱身出来躲进巴黎咖啡馆的氛围里。
在1914年这一年结束之前，战前的分歧又开始重新强加到新近的“国际主义的团结”上来。列宁坚定地认为，他的党整个来说是始终忠于国际主义的，而孟什维克中那些忠于国际主义的人，如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跟他们的门徒并不一致。不久，马尔托夫向阿克雪里罗得透露说，托洛茨基指责他马尔托夫，说他用马基雅维里式手段别有用心地磨砺孟什维克的斧头。马尔托夫的回敬则是采取屡试不爽的策略：他试图“恐吓”托洛茨基（马尔托夫自己这样说的），他说，如果他（指托）要与孟什维克决裂，就会置身于布尔什维克的支配之下，就会落入格里沙·季诺维也夫的手中”（因那时候季诺维也夫在瑞士，是列宁的主要助手）。但是这种恐吓小孩子的鬼把戏却不像过去那样有效，马尔托夫说，他不得不用圆滑的外交手腕跟托洛茨基打交道，不得不像对待“玲珑小巧的瓷雕像一样”对待托洛茨基。①
①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309页，马尔托夫致阿克雪里罗得的这封信写于1915年l月9日。
托洛茨基尽管那时还不愿“落到格里沙·季诺维也夫的手中”，然而他渴望自己最后能摆脱这个可以追溯到八月联盟的旧联盟。1915年2月14日，他在《我们的言论报》（这份刊物已取代了《呼声报》）上发表声明，第一次公开叙述他与孟什维克不一致的内情，并透露，他甚至在两年前已拒绝给孟什维克的报纸撰稿，在社会党国际局上他拒绝代表孟什维克讲话；而且还透露说当时就拒绝计划在伦敦召开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会议上代表孟什维克。托洛茨基这样与八月联盟断绝关系，是他在走向布尔什维克的道路上迈出的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①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2月14日第13期；《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315一317页。引起托洛茨基发表这一声明的原因是拉林在瑞士社会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的一篇发言，拉林当时还是一个孟什维克。拉林称托洛茨基、普列汉诺夫和马尔托夫为组织委员会的三个领导人。
其他政治老关系及友谊的纽带也同样突然断了。使托洛茨基个人最痛苦的是同帕尔乌斯绝交。帕尔乌斯刚刚宣布站在拥护战争的官方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们一边，并且正在巴尔干地区为自己、也为德国政府的利益做大生意。这个马克思主义作家过去曾如此精辟地分析民族国家的过时和阐述国际主义，此时却蜕变成为“霍亨索伦王朝的社会民主党人”，蜕变成一个庸俗的、谋取战争暴利的市侩，这在当时确实是人们经历过的一个最令人震惊的变化。这对托洛茨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作为“不断革命论”的共同创立者，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和名字是并列在一起的；从1904年以来，帕尔乌斯参与了托洛茨基在报刊和政治方面的大部分活动。托洛茨基对帕尔乌斯总是寄予天真的期待，希望他会与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并肩作战反抗沙文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胜利。
与其说托洛茨基感到愤怒不如说是感到伤心，他写了一篇《为尚健在的朋友而发的讣告》。在这篇文章中，尽管当时在他们之间已横亘了一条鸿沟，他还是为帕尔乌斯那浪费了的巨大才华而表示伤心和敬意。
且不谈这个现在以如此赫赫的笔名出现在巴尔干的人物，写下这几行文字的作者认为，给予此人以应有的评价，是事关作者本人荣誉的问题，因为在他本人的思想和智力的发展上得益于此人之处超过得益于所有其他老一代欧洲社会民主党人之处。……就是现在，我也看不出比以前有更多理由去否定那些主要由帕尔乌斯作出的判断和预见。
托洛茨基宽宏大量地回忆起他和其他人向帕尔乌斯学到的知识如何多以及他们为后者而感到如何自豪。特别是他感谢帕尔乌斯教导他“用清晰的语言表达清晰的思想”。但是——“现在帕尔乌斯再也不是以前的帕尔乌斯了。此时他已成为正在巴尔干漫游的一个政治上的福斯塔夫，而且还诽谤他自己已死亡的幽灵”。①不久，当帕尔乌斯在哥本哈根开办有德国宣传代理机关嫌疑的“社会学研究所”时，托洛茨基公开警告社会民主党人不要同它进行任何接触。②当帕尔乌斯以致编者函的形式发出辩护信时，托洛茨基先打算予以发表，但后来改变了主意。③他断然同这个原先的朋友断绝关系；革命后，帕尔乌斯曾力图接近托洛茨基并主动提出要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托洛茨基对这些接近的表示置之不理。尽管如此，但这种交往的阴影不止一次地作祟：在1917年7月，即那个“大诬蔑的7月”作过祟，尔后又在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斗争期间那些大诬蔑的年月中再次作祟。④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2月14日第15期。
② 同上，1915年10月5日第208期。然而，当阿列克辛斯基利用托洛茨基的警告而诬称帕尔乌斯为德国特务时，托洛茨基写信给《人道报》，说明他指责过帕尔乌斯为社会护国主义，但他并不相信帕尔乌斯是特务，见同报。
③ 马尔托夫在自动辞去《我们的言论报》的职务时曾透露过这一点。马尔托夫：《致编辑的信》，载《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1月9日第235期。
④ 帕尔乌斯有钱，而且在魏玛共和国有不小影响，但却感到灰心，因而一再靠拢布尔什维克，直至列宁粗率地不予考虑为止。列宁说：“苏维埃当然需要聪明的头脑，但首先需要干净的双手。”参见M．比尔（Beer)：《国际社会主义五十年》第197页。
1915年1月29日，《我们的言论报》开始出版。这是一份仅有两个版面的小报，偶尔出过四个版面。版面上满是新闻检查官删除后留下的“天窗”标志，然而仍有不少新闻和评论。这份报纸经常处于被检查官勒令停刊或由于本身的拮据而被迫停刊的危险中。编辑和撰稿者没有工资或稿费。排印工人的工资往往拖欠好几个月，但是半饥半饱的工人和担任编辑的政治流亡者都毫无怨言，继续工作，他们还常在在流亡者集中的那些简陋的场所，如戈培林大街的俄国图书馆、蒙特玛特的俄国流亡者俱乐部或排迪南·杜伐尔路的犹太工人图书馆进行募捐。捐款都是几生丁、几苏而不是几个法郎，募捐所得全部都用来支付供应不足的纸张费用。然而《我们的言论报》却有一批出色的撰稿人，几乎每个人都将名垂革命史册；它作为报刊事业远胜于维也纳《真理报》，影响也大得多。如果有人对一位巴黎记者或政治家说，这份名不见经传的俄文日报在政治上的分量比所有法国林荫大道上的报纸更重，他定会认为这话是开玩笑。然而不出三年，在《我们的言论报》上阐述的思想会从彼得格勒和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传遍全世界。
这份报纸的主要创建人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Антонов-Овсеенк），他是个党龄很长的孟什维克，前沙皇军队的军官，1905年曾率领一支部队起义，被判处死刑，但他逃脱了，加入了地下斗争的行列。1917年10月他率领赤卫队进攻冬宫，逮捕了克伦斯基的部长们，使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取得胜利。这位未来的人民委员身材瘦小，眼睛近视，秉性活跃而富有想象力，他当时运用他的创造力在种种不利条件下使这份报纸得以存在下去。他“显示出来的坚强和乐观，甚至使并不缺乏这些品质的托洛茨基都为之吃惊”。①他是托洛茨基一生中用以取代旧友情的一位新交朋友：1923年至1925年间，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袖之一。
① 阿·罗斯默：《大战期间的工人运动》第244一249页。
邀请托洛茨基和马尔托夫共同担任《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的人显然是安东诺夫—奥弗申柯。起初托洛茨基没有答应，因为他怀疑这份报纸的用意只是为孟什维克的狭隘目的服务。①但他最后承担起共同编辑的职责，而且，在他同马尔托夫的不断争论中，他自己的观点对《我们的言论报》所起的影响如此强大，以至于人们都认为这份报纸是他个人的领地。造神派的布尔什维克卢那察尔斯基一度曾背离过列宁，后来成为革命的杰出的教育人民委员，他当时也曾为这份日报工作过，有时还在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之间充当调解人。梁赞诺夫也从维也纳来到巴黎，是《我们的言论报》的台柱之一。洛佐夫斯基是红色工会国际的未来领袖，当时是巴黎的一个犹太制帽工人小工会的领袖，他全面了解法国的政治和工团主义的发展。布尔什维克的召回派分子曼努伊尔斯基(Мануильский），未来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国际领袖和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当时用别兹拉波特尼埃——“失业者”这个笔名写稿，他的唯一“职业”就是《我们的言论报》的发行人，挂名的主编，在法律上对当局负责。他用第一流喜剧角色的激情讲述他编造的诙谐轶事，使编辑部人员十分开心。安热利卡·巴拉巴诺娃是半俄罗斯半意大利的社会主义者，她在《我们的言论报》上揭露她的老朋友兼门徒墨索里尼，是她使墨索里尼脱离贫民区成了意大利党的显要的，而墨索里尼当时却力主中立的意大利参加战争。巴拉巴诺娃还把比较重要的托洛茨基的文章翻译成多种语言，特别是译成意大利文，从而帮助意大利社会党中的大多数人坚持反对战争。《我们的言论报》的编辑队伍还包括以下诸人：后来十月暴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索柯里尼柯夫，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约的签署者、财政人民委员及外交家、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还有几个著名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人。
① 《阿克里雪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319页。
在编辑部以外的撰稿人中，首先应当提及的是驻伦敦记者契切林（Чичерин)，他是俄国头号贵族家族的后裔、前沙皇大使馆秘书，他放弃外交生涯，暗中培养他一生对革命、音乐及历史的伟大激情。多年来，他是巴黎法国社会党蒙特派纳斯支部所熟悉的人物。他常常裹着一件西班牙式的大斗篷，午夜前在那里出现，斗篷的衣袋里装得鼓鼓的是书籍、小册子及期刊，数量惊人，而且他还常在那里花上一小时的时间从容不迫地对那些愿意倾听他的人发挥他的观点，并把他从衣袋里的参考文库中摘引的引文作为论据。他在后来担任苏维埃共和国的外交人民委员时仍保留着这样像蝙蝠一样夜间活动的习惯和对尖锐而又从容不迫地辩论的爱好。契切林在巴黎时还是一个孟什维克，但是他太孤僻、太倔强，没有使自己卷入流亡者的政治旋涡中去，因此甚至没有人猜测得出隐藏在他身上的才能。战争使他留在伦敦。托洛茨基在一篇看来未曾发表过的回忆录中说，契切林从伦敦写来的通讯是用一种并不明确的社会护国主义精神写的，但却是这样罕见地敏锐和有创见，以至使托洛茨基乐意把它发表在报上。①大战后期，契切林在英国因其反战宣传而遭拘捕。
① 托洛茨基档案。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Александра Коллонтай）和莫伊谢·乌里茨基两人以前都是孟什维克，但厌恶“社会护国主义”并迅速接受了布尔什维主义，他们程度不同地经常从瑞典和丹麦来稿，柯仑泰后来是列宁的初期政府中的社会福利人民委员，而乌里茨基——他曾在维也纳《真理报》工作过——后来成为1917年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撰稿人名单中还包括有：费多尔·罗特施坦（Фёдор Ротштейн）（英国宪章运动史家，未来的苏联驻波斯大使）、拉狄克、拉柯夫斯基和未来的苏联驻伦敦大使马伊斯基（Майский）。拥有这样一群杰出撰稿人的报纸是罕见的。
编辑部的成员都一致反对大战和“社会护国主义”；不过，除此以外，他们却代表各种各样的不同意见。每天上午在印刷所里举行的编辑会议最后都发展成为热烈的辩论，这些辩论也在报纸的各专栏中反映出来。情况往往是：对外的一致实际上掩盖着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分歧，争论所涉及的问题表面上看来并不相干；而辩论往往变成激烈的争吵。如果这些争吵并不显示出即将成为大党及群众运动的领导集团与个人的重新组合，我们尽可不予理睬。在此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这份报纸仅次于列宁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成为最重要的革命实验室。报上热烈争论的问题关系到如何划清国际主义者与社会护国主义者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界线应划在什么地方？如何坚决地划分？以划到什么程度为定局？那些集团和个人企图答复这类问题时不是彼此接近起来，就是分道扬镰；其中有些人开始时似乎意见一致，但到最后，却发现自己已站在那条界线的这一边或那一边了。
一般说来，有三个集团设法影响《我们的言论报》。马尔托夫尽力要把他忠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与忠于孟什维克调和起来；然而他逐渐把对布尔什维克的旧日怀疑转为怀疑列宁倡导的单一 “生硬”的国际主义。在另一极端的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回头浪子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其次还有卢那察尔斯基，战争的冲击正把他们推回到列宁身边来。托洛茨基处于中间位置，他试图约束亲布尔什维克集团，又要说服马尔托夫应与孟什维克的社会护国主义者割断关系。卢那察尔斯基说：“编辑部会议在长时间的争论中拖延下去，在这一过程中，马尔托夫的意见的灵活性令人吃惊，而且他总是用躲躲闪闪的狡猾手法避而不作明确的答复。……托洛茨基常常非常生气地攻击马尔托夫。”①其实，马尔托夫在第一期报纸上曾斥责过他的一些追随者；②但几个星期后他却争辩说，指责“社会护国主义者”背叛了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③于是亲布尔什维克集团愤然转而反对马尔托夫；但是，托洛茨基尽管在争论中很生气，仍然避免同马尔托夫决裂。
① 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23一26、68页。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月29日第1期。马尔托夫在该期上表示跟彼得格勒出版的孟什维克期刊《我们的曙光》断交。
③ 同上，1915年3月5日第31期。
然而最近的事变及欧洲社会主义的不断瓦解迫使托洛茨基在思想上回顾过去的争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用新眼光去看列宁”。这一改正尽管是渐进式的，其间也有微小的迂回曲折，但也可以在《我们的言论报》上他所写的文章中找到蛛丝马迹。例如，1915年7月，他曾承认说：战前俄国党内的分裂和当前的争论有密切的关系，并且承认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主义中已成为国际主义部分的核心。但是他仍然怕他们一心要支配非布尔什维克的国际主义者。①马尔托夫反对这种言论以及类似的说法，对托洛茨基在报上提出的方向拒绝承担责任，而且以辞职相威胁。同时，列宁则无情地批判托洛茨基，说他的国际主义纯粹是口头上的，因为这并不妨碍他和孟什维克的社会护国主义者合作。
① 同上，1915年7月23日第146期。
在这场争论中，发生过一件当时的重要事件，托洛茨基在其中起过主导作用。1915年9月5日，在瑞士伯尔尼市郊外山间的齐美尔瓦尔德村举行了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会议，这是战争爆发以来举行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举行国际会议的倡议是由意大利社会党人提出来的，他们过去一直违抗战前的国际，不想召集会议。这一年早些时候，意大利社会党代表奥迪诺·莫尔加利（Ordino Morgari）去巴黎要求国际的主席比利时社会党人王德威尔得召开执行局会议，王德威尔得回答说：“只要德国士兵奉命居住在比利时工人的家里，就谈不上什么召开执行局会议。”莫尔加利问道：“那么，国际岂不成了协约国手中的人质了吗？”王德威尔得回答说：“不错，是人质！”当时莫尔加利要求至少召开一次中立国社会民主党的大会。当王德威尔得对这一建议也加以拒绝时，这位意大利代表向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及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建议，要召开一次独立于老国际的大会。成为第三国际先驱的运动就这样产生了。①
① 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5月10日第109期上曾叙述齐美尔瓦尔德大会的准备工作。
来自交战国和中立国的11个国家的38位代表在齐美尔瓦尔德集会，重申他们的国际团结。①以几位在德国国会中有影响的议员为首的德国代表团带来身陷囹圄的卡尔·李卜克内西狱中的贺信。法国代表团给人的印象不太深，因为法国党内的反军国主义的团体力量薄弱，到会的只有几个工团主义领袖。列宁代表布尔什维克，阿克雪里罗得代表孟什维克，拉柯夫斯基和柯拉罗夫(Коларов）来自巴尔干，还有从波兰，瑞士，荷兰，意大利及其他国家来的代表。在正常时期不会认为这样的集会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但在那些连交战国公民间相互接触都是犯罪的日子里，只要著名的工人领袖们隔着有刺铁丝网和流血的战壕“握起手来”，对所有交战国的政府就是空前的挑战。
① 大会开幕前，俄国人开会讨论他们的代表问题。《我们的言论报》派出3个代表：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和曼努伊尔斯基，他们代表编辑部人员中的3种态度。列宁怀疑他们的证书，因而马尔托夫和曼努伊尔斯基弃权，支持托洛茨基。大会在只有列宁一人反对的情况下通过允许托洛茨基出席并给予他完全的表决权的决定。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0月9日第212期上讲到这一点时稍含不满。
然而，大会的参加者在目的方面并不像他们的决议所表明的那样一致。大会的多数派是和平主义者，热衷于重申他们的信仰，而不想走得更远。以列宁为首的少数派第一次作为国际的，而不只是作为俄国社会主义潮流的主角站出来，它力主大会要对所有交战国政府采取失败主义的立场，号召人民“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宣布需要一个新的国际。对此，多数派加以拒绝。托洛茨基虽不愿赞同列宁的革命失败主义（他写道：为了社会民主主义，战争应以没有胜利者与被征服者而告终），但在大多数观点上他是和少数派一致的。此外他认为，为了使大会能一致谴责战争，应当越过这些分歧。对此每个人都赞同，因而要求托洛茨基起草一份原则性的声明，这份声明不久就成为闻名于世的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他在这份宣言中激动人心地描绘了使欧洲对垒的困境，指出责任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各国资本主义政府以及自动叛变的社会民主党；他号召劳动人民从沙文主义的陶醉中清醒过来，结束屠杀。声明尽管振奋人心，但结论并不明确。它没有要求用国内战争来结束帝国主义大战；也未对一个新的国际作出展望。大会一致通过了这个《宣言》，但列宁集团在记录中留下它对此有所保留的声明。最后选出国际委员会，虽还没有指明反对第二国际。这个国际委员会后来成为第三国际的核心。
全凭运气不错，托洛茨基才能安全回到法国。在边界上他的行李被打开检查，他在行李里带有齐美尔瓦尔德大会的全部文件。一个检查人员把文章拿起来，但是看到最上面的一页上有引人注目的一行护国标题《沙皇万岁！》，他就不耐烦再检查下去了。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期间，托洛茨基已给文件做了伪装的封面，同时复制了从法国半无政府主义转变为护国者的古斯塔夫·埃尔韦(Gustave Herve）的文章中摘出的那些字句。在巴黎，新闻检查机关查禁了关于大会的报导。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写道：“大会还是举行了，检查官先生，而且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法国报纸不只一次写道，卡尔·李卜克内西挽救了德国的荣誉。齐美尔瓦尔德大会挽救了欧洲的荣誉。”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一位迟钝的教授在《辩论报》上曾写道，大会并无意义，这给了德国以安慰；莱茵河对岸的一位同样迟钝的教授却写道，大会并无意义，这给了协约国以安慰。如果大会这样不中用，这样没有意义，为什么每逢说到大会，你们的上司就禁止呢？为什么你们自己不顾所有禁令，不得不开始讨论这次大会呢？先生们，你们还会讨论大会的。……根本没有任何力量能把这次大会从欧洲的政治生活中抹掉。”①这篇文章被新闻检查官大肆删节，报纸上开天窗的空白所占的篇幅比印出来的内容还多。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10月19日第218期。
托洛茨基来到巴黎以后几乎从一开始就和法国的一些反对军国主义团体保持着联系，先和马尔托夫一起，后来独自一人，这些团体主要是以阿尔弗雷德·罗斯默（Alfred Rosmer）、皮埃尔·莫纳特(Pierre Monatte）、布尔德朗（Bourderon）及梅尔黑姆（Merrheim）为首的工团主义者团体，他们后来建立了法国共产党。托洛茨基按时出席这些团体的每周会议，这些团体受到警察严密的监视。他的政治经验使他们获益匪浅；他对他们说明战争背景及外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他激励他们提出自己的政策方针，使他们投入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因此他起了法国共产党的“教父”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同法国共产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除了这些活动外，他继续为《基辅思想报》写通讯，以此谋生。《基辅思想报》拥护战争，因此他在文章中不得不小心地看风使舵，避免与该报关系破裂。《基辅思想报》的编辑非常乐于发表巴黎通讯中对德国帝国主义的谴责，但对协约国的批评则不欢迎。托洛茨基能告诉俄国国内读者的真相只是他见到的一半，即用某种方式设法使之适合俄国官方政策的那一半真相。遇到机会时，他就设法用某种方式使机灵的读者会推测到另一半遭到封锁的事实。对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作者来说，这种处境是很难堪的；因此他越来越局限于写报导和严格的军事述评。
这个齐美尔瓦尔德分子公然蔑视世界上的强权，而他写的宣言传遍了全欧洲，但他并没有摒弃报纸的工作。他到法国南方和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去搜集种种现象，测定战线后方的情绪。他像曾在巴尔干战争中干过的一样，访问医院，跟伤员交谈，在法国小城镇的咖啡馆和市场上跟英、法士兵混在一起。他怀着永不衰退的好奇心倾听着战时难民——比利时人、法国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惨痛陈述，他们的经历记满了他的笔记本。回到巴黎，他在罗通德咖啡馆里一天总要读20来份欧洲的报纸，在一天中的几乎任何时候他都可以在这家咖啡馆里找到马尔托夫。从罗通德出来后，他奔到图书馆去研究重要的英、法、意、德、奥和瑞士的军事期刊和著作。他在这些旅行和研究中得到了放松，并恢复了精力，也为他日后将负的重任预先作了准备。如同汉普夏掷弹兵团上尉的经历对罗马帝国史学家吉本（Gibhon）不无用处一样，认真严肃的军事记者的经历来日对这位红军的缔造者是很有用的。
自从他后来在政治上的声望失色以来，他《全集》中重版的军事通讯也被人们一起忘掉了；然而它们和他在内战年代的著作合在一起应能为他在军事思想史上赢得一席之地。同几乎所有认真探究军事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也深受克劳塞维茨的古典战略思想的影响。尽管他不是职业军事家，但是他具有超过当代克劳塞维茨派和反克劳塞维茨派的军事专家的优点，这一优点就是，他看到武装冲突的背后还有经济实力和政治制度的较量，此外他对交战各国的士气具有更为敏锐的眼光。
几乎从战争的头几个星期起他就跟专家的普遍意见相反，他预见到壕堑战是持久流血的对峙，嘲笑德国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军队的进攻力量上的克劳塞维茨的追随者。①但他也不同意法国人特有的对纯防御战略和消耗战的幻想。他指出，他们的防御观会一再迫使法国人进行代价沉重而无功效的进攻，消耗战只会比常规战流血更多，而不会更少。他说明军事的对峙是两个敌对联盟双方经济资源的均势造成的结果。我们在这里只能直截了当地总结说，这种分析方法使他在大战的头三年里能以罕见的准确性预见到连续军事行动的进程。他把无情的战略僵局的前途和革命的前景联系起来，因为他认为，壕堑战的对峙几乎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会逐渐削弱旧社会的基础，终将促使人民失望和造反。他的确也有时指望战略和科技的发展会打破僵局，但战争不到最后是不会打破僵局的；他差不多预见到坦克的发明。②然而，从整体来看，如此漫长而千真万确的势均力敌和不断自相残杀的噩梦给他的军事思想投下阴影；甚至在大战的最后一年也仍然如此，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这使他在那一年犯了重大的判断错误。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第7一15页。
② 他曾预测战后军事领导人会忘记或者忽视这种决定战争结局的新武器，其实他也就几乎是断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法总参谋部对坦克的忽视。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第190页。当源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的马奇诺防线开始出现时，他事先就用讽刺挖苦的话驳斥这一幻想。“法国（防御）的胜利如此明显，不但使军事专家，而且使……和平主义者都心悦诚服，其中有一个……得出妙不可言的结论：如果用连续不断的战壕加固并用强大的电流划分国界，就可完全消灭战争，这是一个可怜、堕落的和平主义者，他竟然要在战壕里寻找避难所。”同上引书。
即使在他独立观察战争的进程、渴望吸收军事理论的时候，流血和发狂的欧洲悲剧仍在支配他的思想。这样全神贯注于战争中“人的因素”，使他的军事著作远在内行人的水平以上。例如他的文章《带刺铁丝网与剪刀》就是一篇对壕堑战进行技术性研究的论文，其中同时又直观而富于想象地设想它对卷入壕堑战的庞大军队的心理影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甚至连战壕也没有见过——他竟能这样详细地洞悉战壕的陌生环境，使雷马克（Remarque）、茨威格（Zweig）、哈塞克（Hasek）、谢里夫(Sheriff）、巴比塞（Barbusse）、格拉塞（Glaser）及其他作家在战后写的自传体小说和剧本都大受启发。
我们曾反复提到，托洛茨基的著作的命运以及人们阅读或忽视他的著作的程度如果同他的政治命运或同仅仅因他的姓名引起的同情和反感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的话，那么单凭他这些文章的力量也会使他在文坛上流芳百世。他的叙事作品尤其如此。在这些作品中，他常常记述一个士兵的冒险经历，借此揭示战争的某些重要方面。例如，1915年2月他在加来写的《比利时史诗中的第七步兵团》中，他描写了鲁汶大学一个法律系学生德·巴埃的经历，他把被入侵并被占领的比利时的全部戏剧性都集中表现在德·巴埃这一人物身上了。他从大战爆发起就注意这个青年律师，通过对动员的混乱、战斗、退却、包围、脱逃这一连串不可思议然而却十分普通的场面的描写，使人们看到和感到被侵略人民那自然高涨的爱国主义、他们的苦难、惊慌失措和偶发的英雄主义——那种悲剧与喜剧交织在一起的英雄主义。但最触目惊心的还是战争中那些无穷无尽的荒唐行为。大学生德·巴埃在战壕中经历过骇人听闻的折磨，后来他被选派到军事法庭为士兵伙伴们充当辩护律师；他回到战壕，无意中立了战功，人们以隆重的仪式给他授勋。以后，他的连队被围困，几乎只有他一个人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只是在紧张中丢了眼镜。他被送到法国的一家医院。因发现他是高度近视而不宜当兵，就让他退了伍。他在外国被军事机构抛弃后根本找不到工作；作者遇到他时，他正处于食不果腹、衣衫槛楼的境地。因为故事非常现实、朴素，读起来就像现代化了的《战争与和平》书中的断片。作者没有进行宣传，他的主人公也不是无产阶级，被侵略的比利时人的爱国感情和作家的政治观点似乎矛盾，但他用如此强烈的同情去描写，使故事也许非常适合列入沦亡的比利时的爱国文选；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暴露了战争的荒唐。
《一个塞尔维亚人的笔记》是用同样风格写的。文章把另一个小国史诗的焦点集中于托多尔·托多罗维奇这一人物的历险上。这个小国先是受到列强的奉承，尔后被列强利用、剥削，再往后遭到列强的蹂躏。托多尔·托多罗维奇是受奥地利统治的巴拿特的塞尔维亚农民，他从奥军中开小差逃出来，拖着沉重的步伐随同撤退的塞尔维亚军队走过正在燃烧的乡村和冰封的大山。他经常处于危险中：不是被奥地利人当做逃兵或塞尔维亚叛徒，就是被塞尔维亚人当做奥地利奸细，总有被枪决的危险。他每次都悲喜剧式地逃脱掉，继续跋涉，盯着但丁式的恐怖情景，直到他几乎成为在这冲破文明薄壳的原始野蛮的暴行中绝望之人的象征。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第87一112页。托洛茨基在《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5月16日）上问：“把讽刺的镜子放在资产阶级欧洲面前的现代斯威夫特在什么地方？”他讽刺地描写了德国和法国的大使、总参谋长和学究们如何各自为自己护国的目的力图利用塞万提斯的诞辰纪念。
托洛茨基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例如在《战争的心理困惑》中努力探索欧洲人在大屠杀中的内心状态。他推想战壕里的人不容易使自己适应“正常”的社会：
……目前的灾难将会在几年、几十年、几百年中喷发出血腥的辐射，未来的几代人将据此看待他们自己的命运，正如欧洲迄今一直感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辐射一样。然而那些事变……同我们现在正进行或经历的事变，特别是同我们面临的事变比起来是多么渺小。人的精神倾向平庸，只是慢慢而勉强地向这些巨大事变的高峰攀登·，·…这种精神本身不知不觉力求要缩小事变的意义，以便能比较容易吸收。……并不是我们的头脑主宰重大的事变；相反，从客观历史的巨大力量的结合、联系及相互作用中产生的事变却迫使我们呆滞而懒散的头脑慢吞吞地蹒跚着自我调整，以适应事变。对如此有害于我们的第二天性——妄自尊大这一事实，文明各国当前的灾难用全部枪炮武器的轰鸣声大声抱怨。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9卷第244一248页。这段话写于1915年9月。
* * * * * * * *
到1915年年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裂痕已经加深。以列宁为首的少数派愈来愈强调要与和平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以及试图保持中立的那些“中间派”分子断绝关系。各交战国得到“社会护国主义者”的支持，着手镇压齐美尔瓦尔德运动，把这一运动的领导人及其拥护者关起来或送往战壕，争论因而渐渐激烈起来。杜马中孟什维克代表的行径——对布尔什维克代表进行审判并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激怒了俄国流亡者的感情。孟什维克代表的领袖，格鲁吉亚人齐赫泽（Чхеидэе）曾在杜马讲到齐美尔瓦尔德的情况，他为齐美尔瓦尔德运动作辩护时态度如此敷衍塞责、模棱两可，以至于他的辩护等于否定。列宁立即斥责齐赫泽，并且坚持认为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每一个俄籍成员都应当对之加以斥责。
当俄国国内的维拉·查苏利奇和波特列索夫像普列汉诺夫一样出来拥护战争时，使争论变得更加激烈。这对托洛茨基是一个新的打击，使其幻想破灭。当初，由于忠于这些党的老战士，他和列宁产生纠纷；此时，他虽已比老战士更成熟而且也跟他们发生过分歧，但他仍然没有减少对他们的忠诚。这时他看到他们（除流亡国外的阿克雪里罗得以外）都在“背离事业”。他在战前和齐赫泽在政治方面也一直有联系：他在1913年写的一封信中说“列宁是吵架大师……是利用俄国工人运动落后性的行家……”。①这封信就是写给齐赫泽的。当时托洛茨基还是试图为齐赫泽的行为开脱；但是他与维拉·查苏利奇绝交时和他与帕尔乌斯绝交时的心情一样沉重。②他不只一次地不得不自问，是什么使老近卫队员放弃了他们的原则？列宁摒弃他们而走自己的路是否始终是不对的？
① 这封致齐赫泽的信是在1921年俄国内务部的档案中发现的。主管党的档案工作的奥里明斯基致函托洛茨基，询问该信是否应该发表。托洛茨基建议不要公布该信，他说，重提以往的争执是不明智的，尤其是他并不认为他所写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文章书信都是错误的。参见托洛茨基1921年12月6日致奥里明斯基的信，托洛茨基档案。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3月9日第58期。
托洛茨基在自传中陈述说他向布尔什维主义的演化是一个主动向列宁愈来愈靠拢的过程，而对若干为《我们的言论报》撰稿的人给他的影响并未作任何公正的评价。《我们的言论报》的文章表明的真实情况是：编辑部中的亲布尔什维克的人员促使他向这条道路迈进。尽管这些人员与他相差甚远，但是他们在掌握改组分化的趋势方面却比较敏捷，而且力劝他放弃旧时的忠诚而从新形势中得出结论。①
（他们中的一个写道）一个人不应也不必同样抱有列宁集团的宗派偏见……但是不能否认，……在俄国，在政治行动最激烈时，所谓列宁主义本身是没有宗派特征的……而且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列宁的报纸）有关的工人团体现在在俄国是唯一积极的、一贯的国际主义力量。……那些游离于派别之外的国际未义者，除了同列宁主义者结合外别无出路，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加入列宁的组织。……当然，经过这样的合并，我们会失去某些宝贵的特．点，但是阶级斗争精神并不生活在书本的实验室里，而是在群众政治斗争的动乱和紧张中，只有在这里它才能振奋起来、勇往直前。②
① 当1929年托洛茨基写他的自传时，前《我们的言论报》撰稿者中的大多数亲布尔什维克的人都站在斯大林一边反对托洛茨基。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1月19日第15期。
另一个撰稿人以前是孟什维克，他力图说明为什么创立俄国社会主义的前辈会变为“社会护国主义的机会主义者”。这些前辈以批判民粹派唯意志论的空想社会主义开始他们的政治与写作生涯，这给他们的观点留下持久的影响。他们和民粹派争论时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客观条件”上，即从历史角度来看，什么在俄国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这样就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宿命论的奴隶。孟什维克在分析俄国的社会条件和试图使运动欧洲化方面无疑是有功的（这些功劳——作者补充说——是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和孟什维克所共有的）。但是孟什维克完全忽略了培养革命意志，即在其活动的社会条件范围内改变该社会条件的革命决心。决心和行动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来说是和社会条件决定论同样重要的；而这一原则（作者这样总结说）已在列宁集团中具体化。这就是为什么事变的潮流使孟什维克漂到社会护国主义的下场而使布尔什维克有力量抗拒潮流的原因。①
①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波兰社会党人K.查列夫斯基，他在战前和孟什维克取消派站在一起。《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2月11、12日第35、36期。
曼努伊尔斯基和洛佐夫斯基，特别是前者仍按同样的方式争论，仍然拒不承认列宁主义是“新国际主义者意识形态的既成的、圆满的形式”，仍然批评列宁主义的“狭隘的民族偏见和生硬、粗暴”；然而曼努伊尔斯基却坚决认为，由于布尔什维主义强调决心和行动，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俄国革命运动的核心。他写道：“在革命主动性方面，历史已把俄国工人阶级摆在比西方无产阶级更为有利位置上。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和义务比赋予欧洲工人的更为崇高。”尤其迫切的是要找到和列宁集团的共同语言。曼努伊尔斯基谨慎地、不点名地批评托洛茨基试图为齐赫泽及其他孟什维克代表的模棱两可的行为辩解。①
① 同上，1916年3月29日至4月1日第75一78期。在这几期中托洛茨基继续在不署名的社论中为齐赫泽辩护。
所有这些影响对托洛茨基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就连像曼努伊尔斯基这样的人都对布尔什维克的“宗派主义”及其特有的俄国性怀有厌恶感，那么这种厌恶感在托洛茨基心里就更为强烈了。但是他也宣传要和“积极而有影响的列宁集团”密切合作，尽管他仍然怕和他们单独在一起。①当他把跟布尔什维克建立友好关系作为编辑方针的原则时，马尔托夫在经过多次的“最后通牒和反最后通牒”之后终于不满地退出了《我们的言论报》。②托洛茨基就是这样又断绝了他与一个老朋友的友谊，就是这样再向列宁和第三国际靠近了一步。
① 同上，1916年4月14日第89期。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4月19日第93期。
然而，不仅是托洛茨基，甚至连列宁还都没有下决心立即退出第二国际。1916年春，第二国际的领袖们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引起的反响而惊恐起来，他们终于在海牙召开国际局会议。洛佐夫斯基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强烈要求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抵制这次会议，或者参加会议也只是为了示威性的宣布：不再参加战前的国际组织。托洛茨基在答复中要求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这一答复对第三国际的历史学家相当重要，托洛茨基说：“……我们左派身后如果有群众，也许可能采取抵制海牙会议的立场。或者像洛佐夫斯基过早对结局下判断因而片面劝我们做的那样，我们到海牙去只是为了进行示威……但是工人运动的内部调整迫使我们在他们的国际（第二国际）中暂时采取左派的立场也是有可能的。”①托洛茨基回忆说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产生并非是因为明确试图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及列宁那样明确。1916年4月底，列宁被获准参加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的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第二次大会。托洛茨基没有出席——因为当时法国当局不许他过境。但是他不顾猖獗的检查制度，在《我们的言论报》上声明他和昆塔尔决议一致。②
① 同上，1916年4月23日第97期。托洛茨基为维护自己的立场引用布哈林主编的布尔什维克杂志《共产党人》所表示的相同意见。
② 同上，1916年5月12日第111期和5月17日第115期。另见1916年9月2日出版的那一期。
仍然使托洛茨基与列宁有隔阂的是在一些更大问题上的分歧。首先是对革命失败主义的看法不一致。托洛茨基写道：“革命并不关心什么积累更多的失败。”而列宁则阐明了俄国的军事失败有利于革命这一观点。从表面上判断，在这里似乎是两种截然对立、彼此冲突的观点；未来的斯大林派的历史学家就把事情说成这样。实际上这是宣传的重点不同，而不是方针政策的分歧。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力主社会民主党人要把战争转变为革命并要在工人和武装部队中传播他们的思想观点，即使这样会在军事上削弱他们的国家。双方一致认为对本国失败的担心不应使社会民主党人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尽管列宁对其失败主义观点的强调带有刺激性，但他并不要求追随者去进行或者鼓励别人去进行破坏、开小差或其他严格意义上的失败主义活动。他不过是在论证：虽然革命的鼓动会削弱俄国的军事力量，但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职责和道义上必须进行这种冒险，以期德国革命家会同样行动，从而使所有帝国主义政府由于国际主义者的共同努力而最后遭到失败。在革命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推进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战败都将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托洛茨基，和他一起的还有列宁的不少追随者，决不把革命的命运完全与战争失败联系在一起。①托洛茨基论证说，无论军事形势如何，都要充分宣传和准备革命。以各人所持的观点来看，双方的态度都各有其优点与不足。托洛茨基的非失败主义并不会事先招致别人指责说，这位国际主义者是在帮助敌人，使敌人舒服。列宁的态度尽管在策略上有其明显的不便之处，但能更有利于使革命家对好战的护国主义产生免疫力，更有利于在他与他的对立面之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而在1917年，反战态度的这两方面互相融合时，在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上并没有引起争论或不和。
①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3月21日第68期；《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0期。第八章大超与国厅
另一场争论是关于“欧洲联邦”问题。“欧洲联邦”虽然被视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但列宁早在1914年9月在他自己论社会民主党人的战争政策的文章中已经包含了这一点。“欧洲联邦”集中体现了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不可动摇的希望，他们希望大战结束时无产阶级革命会席卷整个欧洲。但列宁却反对托洛茨基提出这一思想的方式，因为托洛茨基有时似乎暗示说，只有在欧洲起义的同时俄国才能爆发革命。列宁指出，这一观点可能会成为消极无为的借口，因而可能会引导任何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消极地等待“别的国家开始革命”；或者它可能含有和平主义的幻想，幻想欧洲联邦能在资本主义而不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列宁写道，社会主义革命可能首先在少数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因为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①托洛茨基曾给这种批评提供过某些依据，当时他由于展望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大陆的壮丽远景而难以自制，曾争辩说，大战瓦解了民族国家，也破坏了革命的国家基础。③如果没有忘记托洛茨基全部论据的倾向，那么，列宁对这些话所作的解释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托洛茨基一贯论证说，俄国革命会首先胜利，而俄国革命的胜利会促进其他国家的革命。
① 《列宁全集》第26卷第367页。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5年2月24日第23期。
对列宁的批评，托洛茨基回答说：“任何一个国家在斗争中绝不应该袖手等待别的国家先动手，这是一个首要的思想，反复阐明这一首要思想是有益的。……我们不等待别人，而是必须在我们国家领土上开始斗争，完全确信我们的首创性对别的国家……会有促进作用。”①他继续发挥一个论点，而这一论点包含着不是与列宁，而是与列宁的继承者争论的萌芽。托洛茨基写道：确实，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革命可能先在一个国家内取胜。然而，发展不平衡本身就是不平衡的，某些欧洲国家在经济、文化上比其他欧洲国家先进；但欧洲作为整体比亚洲或非洲更进步，因而社会主义革命也更成熟。所以不必去仔细考虑革命的不断性或长期孤立在一个国家中这两种前景。没有必要陷入到“那种促使人们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做是注定要把人类引导到社会主义的民族革命救世主这种情绪中去。如果革命在一个……国家的范围内取得胜利是可能的话，那么，这种救世论就会有其相对的历史依据了。”“用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联系的办法来为保存革命的国家基地而斗争，这实际上就意味着挖革命的墙脚；革命虽然不能不在国家基地上开始，但是在欧洲各国经济、军事和政治上的相互依赖像在目前这场战争中这么明显的情况下，革命是不可能在国家基地上完成的。”②
① 同上，1916年4月12日第87期。
② 《我们的言论报》1916年4月12日第87期。
列宁与这种立场并无争论。①在托洛茨基的有关言论中现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对其所持否定态度的设想正是他的预见：把“自己的民族国家”看做是“注定要把人类引导到社会主义的”那种“民族革命救世主的情绪”。斯大林在后来的岁月中就成为这种“情绪”的代表。
① 当然，托洛茨基认为指望资本主义的欧洲联邦是乌托邦，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写道，德国军国主义力图在它的统治下统一这个旧大陆，但是它即使成功了，也只会是强制性的军事同盟和关税联盟，是德国军国主义用火和剑写成的嘲弄欧洲联邦的讽刺性摹拟作品。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人民的自愿联邦。同上，1916年2月4日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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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在巴黎逗留将满两年时，1916年9月15日，法国警方取缔了《我们的言论报》，第二天就命令托洛茨基本人离开法国。议会中的社会党代表向总理阿里斯蒂德·白里安（Aristide Briand)提出抗议，命令才得以推迟执行。驱逐根本没有法律依据，《我们的言论报》不可能说超过检查制度所准许说的话；尽管托洛茨基常同检查官争论，嘲弄检查官，但他还是审慎地遵守自己的办报方针，法国政府也没有把托洛茨基与力量尚薄弱的法国反战团体的接触当回事。但既然沙皇大使馆阴谋反对革命流亡者，法国政府也只能无可奈何地遵从其盟国的愿望。一件意外事件助长了沙皇大使馆的阴谋。由于一个俄国警察局特务的挑拨，在马赛登陆的俄国士兵中发生了兵变；据称兵变者是受《我们的言论报》的影响所致。托洛茨基唯恐法国要把他引渡给俄国，为获准能进入瑞士、意大利或经过英国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努力了6个星期，但没有成功，10月30日两个警察局特务拘留了他，把他押往西班牙边境。
他在被驱逐前给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茹尔·盖德写了一封“公开信”:
一个忠诚的社会党人可能不反对您吗？当资产阶级社会——你，茹尔·盖德曾是这个社会的死敌——的真实性质已愈来愈彻底暴露出来的时候，你却把社会党变成温顺服帖的合唱团，为资产阶级的罪恶活动领头人伴奏。……巴贝夫、圣西蒙、傅立叶、布朗基、巴黎公社、饶勒斯和茹尔·盖德——是的，也有你茹尔·盖德——的社会主义终于找到了艾伯特·托马斯（Abert Thomas）跟沙皇商议夺取君士坦丁堡最有把握的办法。……如尔·盖德，请你从军用汽车上走下来，从资产阶级政府把你关闭起来的笼子中飞出来，稍稍向周围环顾一下吧。命运也许会再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怜悯你可悲的晚年，你会听到即将来临的事变无言的声音。我们等待事变，我们召唤事变，我们酝酿事变。①
① 转引自1950年9一10月号《新国际》上阿尔弗雷德，罗斯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托洛茨基》。
他进入西班牙，希望从那里去意大利和瑞士——他的意大利朋友还在设法为他争取得到入境许可。但是当法国人强迫他越过西班牙边境时却已警告西班牙警察局说，有一个“危险的无政府主义者”已潜入他们的国家了。他在圣塞瓦斯蒂安逗留了一天，在旅馆里，他怀着悲凉、嘲讽的心情凝视挂在床头的一幅《罪人之死》的画。他从圣塞瓦斯蒂安去马德里，期待着从意大利来的消息。在那儿他跟欢乐喧闹的群众混在一起，观看了几场别致的典礼并记下笔记，一共消磨了10天。他不懂西班牙语，除了在法国保险公司西班牙分公司担任经理的一名法国社会党人之外，他在马德里没有其他熟人。11月7日这一天——翌年的同一天，他将领导布尔什维克起义了——他在普拉多度过，他在笔记本上草草记下对西班牙古典绘画不朽成分的回顾，并把它与虽庄重不足，但更加令人感到亲切且精巧的法国印象派艺术的感染力相比。
两天后，他在观看体育比赛时被警察局特务发现，并被逮捕。他唯恐西班牙警方会把他送上开往俄国的轮船，就往四处发电报、写抗议信。他在致西班牙内务部长的信中以其惯用的华丽辞藻和嘲弄口吻声明他不懂西班牙语，不认识任何一个西班牙公民，没有发表过一行用西班牙文写的文字，只不过参观了博物馆和教堂。马德里警察局局长向他说明，逮捕他的唯一理由是“他的观点对西班牙来说有点儿太进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共和党的报纸开始纷纷要求释放他。3天后，命令将他押往加的斯，准许他在警方并不严格而且几乎是喜剧性的监视下逍遥自在地留在那里等待第一艘可载他离开西班牙的船只的到来。①
① 在马德里牢狱中，他在日记中作过长篇记述，幽默地描写了这个牢狱以及牢狱的管理当局和狱中的囚犯，还描述了他与看守的争论。其中一个犯人是曾偷遍半个世界的“贼王”，犯人和看守都敬重他。“贼王”想要从托洛茨基那里知道加拿大能给一个大胆窃贼提供什么机会——确实，一个懂多种语言的和平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应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加拿大吗？’我含糊地回答说，‘你知道，那里有很多农民和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他们像瑞士人一样，私有财产意识相当强！’”
托洛茨基在加的斯度过了6个星期。在此期间，他用连珠炮似的抗议轰击西班牙政府。他在警方一个特务的陪同下在一所古老的图书馆里消磨时间，图书馆里静得“使人能听得见蛀虫咬穿书页的声音”。他钻研英、法文的古籍，记笔记，摘录的内容是关于西班牙的革命与反革命，关于斗牛的印象，关于西班牙自由主义的失败，关于列强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阴谋等等。①一艘开往古巴的船只终于进了港。他拒绝上船，经过抗议，又过了一些焦灼不安的时刻以后，才准许他留下等待开往美国船只的到达。他的意大利朋友写信告诉他说，他们希望不久能为他搞到意大利和瑞士的签证。“当我已在加的斯时，”他说，“整个欧洲都对我变得殷勤好客起来。”12月20日他获准在警察的押解下前往巴塞罗那，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已从巴黎到达那里。他同家人从巴塞罗那乘一艘破旧的西班牙轮船航行，船上挤满了从欧洲各国逃离的有钱人和被欧洲各国“抛弃的”穷人。这艘船挂着中立国旗号，至少可以免遭德国潜艇的袭击。轮船在那年的最后一天驶过直布罗陀海峡。
① 他在访问过加的斯这个老港口以后（他在那里目睹了野蛮的吵架），在日记中记下：“为了提高群众的文化素质，需要巨大的螺旋千斤顶。”
托洛茨基写信给阿尔弗雷德·罗斯默说：“这是我向那个卑鄙下流的旧欧洲投下的最后一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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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1月13日，一个阴雨寒冷的星期天早晨，他在纽约港上了岸。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侨民热情欢迎这位齐美尔瓦尔德宣言的作者；响起了不断的问候声和欢呼声。①
① A．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68一69页。
5年前在维也纳拜访过托洛茨基的俄裔美籍共产主义者M.奥尔京（Ольгин）说：托洛茨基“显得憔悴，老了一些，脸上有劳累之色，他的谈话紧扣社会党国际的瓦解这一话题”。这也是他到达美国后不久在纽约、费城及其他城市向俄国、芬兰、拉脱维亚、德国和犹太族的社会民主党人发表演讲的主题。
他和家人在布朗克斯第164大街租下的住所里住下（租金每月18美元）。这套租金便宜的公寓给这个家庭提供了并不习惯的舒适环境：这位未来的革命领袖平生第一次家中有了电话机。形形色色的美国作者对托洛茨基在纽约的生活作过大肆渲染的描述：有的回忆说他做过食不果腹的裁缝，有人说他当过餐馆的洗碟工，甚至还有人说他当过电影演员。托洛茨基否认这些传说；而像齐夫和奥尔京这些当时和托洛茨基接近的人的回忆录并没有给那些传说提供依据。他靠为报刊撰稿以及演讲的收入维持生活。①
① 《纽约先驭论坛报》1932年2月14日发表的一篇有趣的“报导”描述说，托洛茨基在《我的正式妻子》影片中扮演火车站站长的角色。作者说，托洛茨基作为一个演员是失败的，没有个性，没有性感，是一个从不谈政治或社会主义的“胆怯而建模的人”。
俄国流亡者的在纽约出版了由布哈林、柯伦泰和沃洛达尔斯基（Володарский）编辑的日报《新世界报》。托洛茨基立刻成为这份报纸的骨干。这是他第一次和布尔什维克集团的密切合作。托洛茨基在维也纳主编他的《真理报》时，布哈林也在维也纳，但是那时激烈的派别斗争使他们分开。此时他们结下了动人的友谊，但这种友好关系仅仅持续了8年，尔后，即在布哈林成为斯大林的搭档以后就破裂了，当然并不彻底。原先是孟什维克的柯伦泰成为列宁的狂热信徒。自称“出身及生活方式都是一个美国工人”的美籍俄国人沃洛达尔斯基也深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把美国人的干劲和组织带人布尔什维克革命中来。托洛茨基虽然还未参加布尔什维克党，但已跟这些人打成一片了。
他在美国的居留时间持续了不过两个多月，他几乎没有机会了解美国的生活，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只不过窥视了一下将在其中锻造人类命运的铸造厂而已”。纽约使他入迷，大战以来，美国财富迅速增长的统计资料的证据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但他心里想的还是那个“卑鄙下流的旧欧洲”，他在一次集会上说：“意义最大的经济事实是：欧洲经济基础破产之时，美国却富强起来。我仍感到我是一个欧洲人，我羡慕地看着纽约，不禁担心地问自己：‘欧洲能承受得住这一切吗？它不会变成墓地吗？世界经济文化的重心是否会转移到美国来？’”①从此以后他一直梦想美国该会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作出崭新的、伟大的贡献，这种贡献不论在规模上或能量上都超过它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经并正在作出的贡献。但此时在他看来，美国的社会主义派别暂时还缺乏自信、眼光短浅、荒唐可笑，而且受巴比特式社会主义者的离奇变种所领导。这种人物“平常从事商业，到礼拜天则无精打采地对人类
的未来作一番思索”。例如，他把“巴比特中的巴比特” ——希尔奎特（Hillquit）说成是“极其成功的牙医的社会民主党的理想代言人”。唯一的例外是尤金·德布兹（Eugene Debs)，尽管他不是一个高明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却是一个勇于赴汤蹈火的先驱、殉道者，“社会主义理想的内在火焰尚未熄灭……每当我们见面时，他都和我拥抱亲吻……”。②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308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l卷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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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3月中旬之前，首次传来俄国首都发生动乱的混乱消息。因为通讯中断，电报局还只报告是“抢购面包的骚动”。但托洛茨基于3月13日就已经在《新世界报》上写道：“我们是俄国第二次革命开始的目击者，我们希望我们许多人都会成为这次革命的参加者。”激动的热潮席卷着俄国侨民区，那里连续不断地举行集会。当时的孟什维克，“社会护国主义者”齐夫博士写道：“在所有这些集会上，主要的大事和理所当然的高潮就是托洛茨基的演讲。有时，大会延迟了几个小时，因为托洛茨基须参加同时召开的许多集会。……但是公众耐心等候他，渴望听他的讲话，因为他能把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阐述清楚。”①齐夫显然是不满地说：托洛茨基从一开始就攻击李沃夫（Львов）亲王刚刚组成的临时政府。托洛茨基在那些集会上大声疾呼说，革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竟会是米留可夫，这个人曾把红旗叫做红色破布，第一任国防部长竟是曾向斯托雷平卑躬屈膝的古契柯夫（Гучков)，难道这不是耻辱吗？这个政府中唯一的左派是克伦斯基（Керенский），他只不过是它的人质。齐夫的朋友们惊愕地问：“托洛茨基怎么啦？他到底要什么？"
① A．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80页。
从托洛茨基在《新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是如何接受革命的和他对革命的期望是什么。从彼得格勒“抢购面包骚动”的最初消息传来到他离开纽约时的两个星期中，他已充分而清楚地说明了他在这一年中要阐述的主要思想。当李沃夫亲王政府的组成和这个政府要求恢复秩序已为公众所知时，托洛茨基写道：“这场革命的强大雪崩方兴未艾，绝非人力所能阻挡。”自由派分子害怕赋予他们权力的群众运动会使他们陷入灭顶之灾，因此他们都在要求结束这场革命。“似乎革命的铁扫帚已经彻底扫清在沙皇宝座周围堆积了好几个世纪的一切反动杂乱的东西”。“现在这个国家将站起来，一个阶层跟着一个阶层，所有那些一直受压迫、被剥夺、被欺骗的人都将站起来。站在俄国人民群众最前列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将完成其历史性的工作：反动的君主主义者无论试图躲在哪里，无产阶级都要把他们赶出来；无产阶级还要向德国及全欧洲的无产阶级伸出手去。必须消灭的不仅是沙皇统治，而且还要消灭战争。”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5一7页。
他指责第一个革命政府继承了沙皇俄国的帝国主义及其对巴尔干半岛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图谋，他满怀希望地迎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出现，以为这个潜在的政府一定会表现自己和反对当时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旧政府。当得知这个被孟什维克操纵、由齐赫泽主持的苏维埃明确支持李沃夫亲王的政府并认可政府的外交政策时，托洛茨基便激烈指斥齐赫泽。曾几何时，他还保护过齐赫泽，使其免遭布尔什维克的指责。他也激烈指责克伦斯基，说“这个萨拉托夫的青年律师……在革命的天平上并无多大分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召唤农民的护国主义，为他们拥护战争辩解。托洛茨基写道，然而真正重要的不是所谓的农民的护国主义，而是农民对土地的渴望。沙皇统治、地主和资产阶级已竭其所能使农民离开土地革命、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引导农民从战争回到土地革命则是社会主义的任务。这样，无产阶级士兵会对农民士兵说：“要地主的土地而不要君士坦丁堡”。①托洛茨基在为美籍犹太人的社会主义月刊《前进》写的一篇文章中把这一点甚至说得更加明确：“农民群众不等立宪会议的决定，就会在农村揭竿而起，他们将把大地主们从他们的庄园里赶走，一切要终止阶级斗争的努力……必将徒劳无功。庸人市侩们却以为是革命家制造了革命，因而也以为革命家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任何时刻取消革命。”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7一20页。
② 同上，第27一28页
综上所述，虽和事变的现场相隔一个大洋和一个大陆，但托洛茨基透过混乱与矛盾的消息的迷雾牢牢地掌握事物运动的方向，提出革命的种种问题，断然指明他当时认为是革命敌人的人，尽管那些人昨天还是他的朋友。他还必须答复的问题是：哪一个党是真正的革命党，是他的党吗？
他十分准确地预见并描绘了革命的图景，但他给这一图景蒙上一层梦幻。他对欧洲无产阶级的起义天真地怀着希望，而且他认为彼得格勒的起义只是前者的序曲，这种希望奠定了他所有思想的基础；在他顺利时，这种希望会使他如虎添翼；而希望的落空马上会使他粉身碎骨。我们从《新世界报》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第一次对这一幻想所作的深入思考，这种思考他以后还作过多次。他正好在离开纽约之前力图答复某些批评者，这些人狂热地认为：即使在李沃夫亲王政府的统治下，也必须保卫俄国，反对德国皇帝军队的入侵。即令是在此时，托洛茨基也坚持反对战争，他说：
“俄国革命[他如此答复批评家们]对霍亨索伦王朝的危险比起帝国主义俄国的贪婪和种种图谋来，不知要大多少。革命越快抛弃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强加给革命的沙文主义面具，它就越快显示出无产阶级的真面目，它在德国得到的响应就越加强烈，而霍亨索伦王朝要想扼杀俄国革命的希望和力量就越少，它自己国内的麻烦就越多。
“（批评家问）但如果德国无产阶级未能举行起义，将会怎么样？那时你打算怎么办？
“那么，你认为俄国革命的爆发可能不影响德国吗？但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然而情况万一如此，又将如何？
“我们实在不必为这样难以置信的假设大伤脑筋。战争已把整个欧洲变成社会革命的火药库。俄国无产阶级现在正把燃烧着的大火投入这座火药库。认为这不会引起爆炸的假设是违反历史逻辑和心理规律的。但如果未必可能的事真发生了，如果保守的社会护国主义组织确实会在最近的将来队止德国工人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起义，那么当然，俄国工人阶级就会手执武器捍卫革命……进行反对霍亨索伦王朝的战争，并号召兄弟的德国无产阶级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一任务要保卫的不是祖国而是革命，并把革命传播到其他国家。”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17一20页。
因此，他每一次力图答复“万一德国没有爆发革命又会怎么样？”这个问题时，实际上都在躲避这个问题。看来，他要摆脱他的梦想只是要再钻回到梦想中去，放弃他的希望也只是为了要再抱住这个希望。除了欧洲革命以外，他再也看不到前景，看不到希望，看不到生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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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7日，托洛茨基和他的家人以及一小批其他流亡者乘挪威轮船克里斯蒂安尼亚峡湾号从纽约起航，前一天，社会民主党人在用多种语言发言的集会上兴高采烈地与他们告别。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进行“体面的”旅行，因为顺利地得到了所有必需的证件：俄国的入境许可证及英国的过境签证；他以为会一帆风顺。大出意外的是，4月3日，当挪威客轮在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抛锚时，英国海上警察强迫他和家人一起下船，把他送往阿默斯特的德国战俘集中营，同时对他的妻子和孩子进行严密监视。和他同行的其他流亡者也被拘禁，不能继续航行。他们都拒不向英国审讯官说明他们的政治观点以及他们在俄国打算干什么，他们声称这不关英国海上警察的事。
托洛茨基从集中营打电报向俄国政府和英国首相抗议，但是他的电报在当地被没收了，永远到不了接收入的手中。尽管这样，扣留还是成为政治丑闻。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执行委员会要求释放托洛茨基，它说：“俄国的革命民主政权正急切等待它的争取自由的战士归来，号召那些一生奋斗、为推翻沙皇统治而进行准备的人团结到它的旗帜下面。然而，英国当局许可一些流亡者过境，却阻挡了另外一些流亡者。……因此，是英国政府对俄国的内政进行了难以容忍的干涉，以非法扣留革命最忠诚的儿女来破坏俄国革命。”全俄罗斯都举行了抗议集会，外交部长米留可夫这才要求英国大使释放托洛茨基。但两天后，他又取消了这项要求，因为他深知除了敌意之外，他从托洛茨基那里什么也得不到。①与此同时，由于扣留已延续了将近一个月，托洛茨基怒不可遏，向集中营管理当局提出抗议并且进行猛烈指责。阿默斯特集中营关押着800名德国战俘，他们都是被击沉的潜艇上的水兵，托洛茨基对他们讲话，向他们解释齐美尔瓦尔德运动的思想，告诉他们说卡尔·李卜克内西在德国一直进行着反对德国皇帝及大战的斗争。托洛茨基的讲话在集中营里回荡，集中营的生活变成了“不断的集会”。②集中营长官在德国军官的坚持下禁止托洛茨基对战俘讲话。托洛茨基挖苦说：“英国上校马上站到霍亨索伦王朝的军官一边。”在反对禁令的抗议书上签名的有500多名水兵。最后，米留可夫在搞了不少拙劣把戏和阴谋诡计之后被迫重新要求释放托洛茨基。4月29日，托洛茨基离开阿默斯特集中营，德国水兵在他们的管弦乐队演奏的《国际歌》乐曲伴随下欢呼着一直把他送到集中营大门口。
① 乔治·布坎南爵士：《我的驻俄使命》第2卷第121页；《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1册第35页及以后各页。
② 托洛茨基在小册子《当英国人的俘虏》里描述了他的经历，他回到彼得格勒后立即发表这本小册子（《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
大约经过3星期的海上航行之后，他于5月17日（俄国旧历5月4日）乘火车经过芬兰抵达彼得格勒。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和另一个比利时著名社会党人德·曼（De Man）与他乘同一列火车，并在同一分隔间里，这两个人都急于要给俄国同志灌输好战的护国主义精神。对这次会面，托洛茨基和王德威尔得作过不同的’叙述，前者声称自己拒绝与这个“社会护国主义者”交谈，后者则说他们进行了彬彬有礼但颇不友好的长谈。①无论真实情况如何，第二国际与第三国际之间的鸿沟恰巧横亘在那节火车车厢的分隔间里长达几个小时。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5一6页；埃·王德威尔得：《一位社会主义战士的回忆录》第230页。
从彼得格勒来的国际主义者代表团在俄国边界迎候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来迎接他，但不无保留：到边界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中没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知名领导人。在彼得格勒，一群高举红旗示威的群众从火车上把托洛茨基抬到肩上；他当即向这批群众发出进行一次新的革命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