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其组成人员说，第一届苏维埃政府是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那些拒绝承认苏维埃代表大会是宪法规定的唯一权力来源并宣布抵制大会的党派完全不可能参加政府。只有一个非布尔什维克组织，即脱离社会革命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想跟布尔什维克共同分担政府的职责。列宁给他们人民委员会的席位。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只是希望在布尔什维克与对手之间进行调解。而且，为了不失去进行调解的机会，他们宁可留在政府外面。
托洛茨基说过，最初讨论政府的构成时，列宁曾提议：既然诞生这个政府的起义是托洛茨基领导的，托洛茨基就应担任这个政府的首脑。①出于对列宁的政治资历的敬意，托洛茨基拒绝列宁的提议。②任何原始资料都没有否定过这一说法，而且它可从这个政府的成员卢那察尔斯基对他的亲密朋友苏汉诺夫说的话里间接得到证实。卢那察尔斯基说，列宁不愿主持人民委员会，甚至不愿参加政府；他宁可集中精力管理党务。但是那些曾反对起义以及对起义踌躇不决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包括卢那察尔斯基本人在内，却认为列宁的意图是规避职责，因而坚持由他主持政府。列宁绝不是逃避自己行动后果的人，他同意主持人民委员会（Совнарком）。③
① 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16页。
②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
③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266页。
于是他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内务人民委员。①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对反革命的斗争，需要意志坚决的人。托洛茨基也拒绝接受这一任命，部分理由是因最近几个月的紧张工作使他感到疲劳，另一部分理由是他担心他的犹太血统对这一职位也许是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反革命会煽动反犹情绪并利用它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看来，列宁对这种考虑不以为然。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另一个犹太人斯维尔德洛夫却和托洛茨基有共同的顾虑，因而列宁让步了。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62一63页。
这是一段有趣的、难以理解的插曲，在社会主义政党和苏维埃之中还从未察觉到有民族偏见；即使有，也不会有人支持。在所有激进的革命运动中，犹太人、波兰人和格鲁吉亚人是很杰出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属于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在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犹太人甚至比在布尔什维克中更多。托洛茨基尽管有犹太血统，却是起义的领袖。然而到目前为止革命还只是城市里的事，而且俄国最先进的城市是革命的主要舞台。当时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摸索着去适应新任务，充当新的角色，比如去担任俄国农村的统治者；而俄国农村仍然被希腊东正教对城市的怀疑和民族偏见蒙蔽着。几个月后托洛茨基就会号召那部分俄罗斯的儿子奔赴十多条前线去捍卫革命；他的犹太血统不会妨碍他。而在那几个月中苏维埃政权有了些稳定感，所以可以向根深蒂固的偏见公开挑战。但在刚起义后的那一天，托洛茨基也许已感觉到胜利者如果引起的刺激太强烈那就未免轻率了。
但可能他还有另外不能明说的动机。革命的警察首领职务可能不适合他的口味与爱好。无疑，他不久会成为初期对反革命实行镇压的最有力的提倡者之一；而且时间一到，他不会回避红色恐怖。然而，在最富有戏剧性的内战气氛中为红色恐怖辩护甚至指挥红色恐怖是一回事；而在革命的日子里接受警察首脑的职务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个职务也许在他看来过于平淡，对国际主义者不会有吸引力，因为如果接受这个职务，他就不得不把他的心思主要用在国内的紧急事务上。
无论实际情况如何，他欣然同意担任革命的第一任外交人民委员。提议他担任这一职务的是斯维尔德洛夫。这是仅次于政府领导的最重要的任命。托洛茨基本人却贬低这项任命。他说革命不需要外交，“我将对世界各国发表几篇革命宣言，然后就关门大吉。”在他的谦卑姿态里有一点儿做作。斯维尔德洛夫提议这项任命的理由是，托洛茨基是代表革命“对付欧洲”的合适人选；而且这项任命对托洛茨基不但是相宜的，同样也是重要的。然而，他确实不想用传统的外交方法“对付欧洲”。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无产阶级革命》1922年第10期。
政府成立了，但很少有人相信它会持久。在反布尔什维克的人以及许多布尔什维克看来，起义及其后果不完全是真实的。其中大多数人预料将有一场血腥的镇压。政府成立后的那一天，首都谣言四起，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已经逃走了。①克伦斯基在离首都西南30多公里的加契纳自信地宣称，他即将率领克拉斯诺夫(Краснов）将军的忠诚的哥萨克重返彼得格勒。重新担任起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外交人民委员为了阻止克伦斯基军队的前进必须集合一支武装部队。事实表明这在某些方面要比举行起义更加困难。卫戍部队现处于兵无斗志的精神状态。以前在克伦斯基威胁说要把造反团队派往前线时，卫戍部队曾经乐于帮助托洛茨基推翻克伦斯基；但现在，托洛茨基命令这些团队离开兵营去占领首都外围制高点的阵地时，同样是这些团队，却对执行他的命令非常不满，怨声载道。他们再不想打仗了，现在突然看到自己置身在炮火之下，他们的情绪消沉。工人赤卫队是唯一可用的战斗力量；像任何民兵一样，只要是在城墙以内作战，他们就能靠自己的力量勇敢作战——因为他们熟悉城内每条大街、过道和隐蔽的地方，然而他们并不适合在开阔地迎击敌人。②
① 萨多尔：《革命札记》第63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86一90页。
这时如果克伦斯基能召集几支训练有素的可靠部队，也许可能重返彼得格勒，尽管难以预料他是否能够再维持他的权力。但克伦斯基的哥萨克也不愿意流血牺牲，正像托洛茨基派去打克伦斯基的军队一样。他们已接到通知，他们的任务是去镇压由一小撮德奸策划的叛乱；而使他们吃惊的是，他们发现抵抗他们的是首都驻军和赤卫队。在这一瞬间，一个大国的命运，确实也是世界的命运竟取决于两支垂头丧气的小部队进行的遭遇战。哪一方若能唤起军队中闪现一丝战斗精神而且其行动的决心大、速度快，那一方必定取胜。胜利就在于微小的优势，正如有时当人数众多、装备精良、战斗顽强、势均力敌的两支军队在相持不下时也取决于微小的优势一样。
托洛茨基深信，在击溃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的战斗中，劝说比子弹更有效。但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家们在接近哥萨克以前还必须用武器动摇他们的自信心。托洛茨基在这一阶段不得不寻找有经验的熟练指挥员。在起义后的那一天，托洛茨基和列宁就向迄今为止一直是布尔什维克攻击的靶子的正规军军官求教，但是经说服到斯莫尔尼宫来的军官却谨慎地拒绝合作。只有少数几个亡命之徒和野心家准备在“非法”政府下工作。其中一个姓穆拉维约夫(Муравьёв）的人被选中指挥普尔科沃高地的战斗；后来他在内战的最初阶段起过引人注目的作用。看来，这个自称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吹牛大王采取行动的动机与其说是由于同情布尔什维克，不如说是由于对克伦斯基的怨恨。托洛茨基在任命他时就有怀疑。但是，中校精神饱满，足智多谋，渴望在这项看来没有什么希望的任务中争取奖赏；因此他的首创精神和勇敢迷住了托洛茨基。这一小批人中的另一名军官瓦尔登上校（Вальден）指挥炮兵部队，这决定了普尔科沃战斗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获胜。①
① 萨多尔：《革命札记》第68一69页。
雇用这些军官，在苏维埃里引起很大愤慨。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按照他们的理解，认为这是把革命的命运交付给声名狼藉的野心家掌握，这使他们感到震惊，据说穆拉维约夫在7月中镇压布尔什维克特别热心。然而，布尔什维克因受到整个军官团的抵制就不能过于细究那几个愿意工作的军官的可信程度了。党的军事部里也有精于起义技术的人，但几乎没有一个人能胜任指挥正规战争。卫戍部队已经乱作一团，托洛茨基甚至查不出武器弹药和给养的库存情况。那时假如他能用手枪对着魔鬼的脑袋并能监视它的去向的话，他甚至愿意雇用魔鬼。人们从这些即兴的措施中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在内战中军事政策主要部分的缩影。
10月28日，托洛茨基来到设在加契纳的赤卫队总部，一场争夺通向首都道路的战斗在那里打响了。克伦斯基的军队在加契纳首次受挫；托洛茨基希望把这个前总理作为苏维埃的囚犯押回首都，但克伦斯基从托洛茨基手中逃跑了。①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305页。笼罩着苏维埃的气氛已由约翰·里德描写的一个场面充分表达出来（《震撼世界的十天》第178一179页）：托洛茨基在作战斗进程的报告，他说：“奥列格号、阿芙乐尔号及共和国号驱逐舰停泊在涅瓦河上，舰上的大炮瞄准通向首都的道路……。”
“你为什么不到那里去，跟赤卫队在一起？”一个人粗鲁地喊道。
“我现在就去！”托洛茨基回答后即离开讲台，群众甚至对革命领袖也一样粗暴地发泄愤怒，而且往往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当战斗仍在彼得格勒城外进行时，城内军官学校的士官生发动叛乱。他们曾一度得手，在他们抓获的战俘中有军事人民委员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托洛茨基向苏维埃讲到为镇压这场叛乱所采取的措施时，宣布：
我们抓获的俘虏是我们手中的人质。如果我们的敌人偶尔从我们这里抓去俘虏，就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每个工人、农民要交换五个士官生。……我们今天已向他们表明我们已经不再犹豫。当工农的根本利益处于危险时，我们绝不开玩笑。我们懂得地主和资本家怎样打仗，……他们怎样时待起义的战士、工人及农民，他们欠下了多少血债，他们断送了多少人的生命……。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71页。
这些话有可能被认为是任意判处死刑的信号，因此引起愤怒的抗议。①托洛茨基在后来的会议上利用代表席上向他提出某一个问题的机会解释他这几句话的意思。他说：“出于人道，而且还因为对我们来说，生比死更有价值，战俘的生命不可侵犯是理所当然的事。”他以前说到过“交换”，但没有说枪毙战俘。②然而事变已预示内战的残忍。就在这次会议上，当托洛茨基谈到赤卫队后勤补给困难时，宣称苏维埃将不再尊重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工人和士兵组织可以从军事革命委员会得到征用必需品的授权。”他还报告说，政府正在准备一项法令，授权禁止在内战中支持对方的报纸。
① 例如洛佐夫斯基指责托洛茨基“模仿兴登堡的方法。”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71页。
10月31日，克伦斯基的哥萨克在普尔科沃投降。他们的指挥官克拉斯诺夫将军被俘，但克伦斯基又一次逃跑了。托洛茨基从战地用动人的电文向苏维埃报告胜利。他凭誓言释放了克拉斯诺夫，但这并没有阻止这位将军在不久后拿起武器反对苏维埃。同时，布尔什维克经过持久而残酷的战斗后取得了对莫斯科的控制。其他大多数城市同样也报告了苏维埃占支配地位的消息。在彼得格勒的列宁政府不再孤立，再过些时候内战才全面爆发。
列宁政府最初受到的武装威胁几乎是不能抵挡的，当时政府由于本身成员的顾虑和瞻前顾后而处于毁灭的危险中。温和派布尔什维克渴望要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和解，邀请他们参加政府。铁路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威胁说，如果不成立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联合政府，就中断铁路交通。10月29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在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决定进行谈判。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提出他们加入联合政府的条件是：新政府不对苏维埃负责而要对广大的革命民主界负责；新政府要解除布什维克部队的武装；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加入联合政府。②这些条件等于要求布尔什维克宣布十月革命无效，让他们在敌人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自行排除起义的领袖及鼓动家。在革命中被打败的党派竟向寻求和解的胜利者提出这样无礼的要求。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加米涅夫、梁赞诺夫和索柯里尼柯夫，特别是前两人，站在党的右翼，一心希望能给党带回列宁和托洛茨基将难以拒绝的、切实可行的妥协方案。布尔什维克的谈判代表如此急于迁就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人，甚至普尔科沃的战斗还未定局时他们就签署了一份关于停火的联合呼吁，这份呼吁无疑是针对他们自己的党和政府的。然而就连最温和的布尔什维克也不能接受孟什维克的条件，他们不能给党带回党应自杀的建议。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4一147页。
② 同上，第156页。
托洛茨基从普尔科沃战斗前线直接奔到会议场地，这次会议是中央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委员会以及军事方面的领导人为了决定是否谈判而召开的。他第一个攻击加米涅夫和梁赞诺夫，他说：“如果我们在政府中得不到多数，我们就不必举行起义。……我们应得到全部席位的3/4。”他补充说，在任何情况下，列宁必须继续主持政府。①列宁甚至更进一步要求，谈判必须中断。站在另一极端的是梁赞诺夫（还有卢那察尔斯基），他们倾向于同意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他们说党应坚持的是原则而不应是人事。会议决定继续进行谈判，但只能以保证党在建议成立的联合政府中占优势为条件。
① 同上，第149页。
这场争论是起义前争论的延续。从外表判断，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赞同苏维埃应成为政府的宪法基础和基本构架。看来大家也都同意，跟准备赞同这一原则的政党或团体组成联合政府是可取的。11月2日，中央委员会庄严地重申：布尔什维克仍然愿意跟那些宣布过抵制苏维埃的党派成立联合政府，只要那些党派能够回头，接受苏维埃立宪政体。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对此不能同意，否则他们就等于否认了2月以来他们所干的一切。如果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规定的条件明确要求布尔什维克必须进行政治自杀，那么，列宁的党也要如法炮制，请它的所谓合作者去干道义上自我毁灭的事。列宁料定他们不会同意，因此他认为再谈判下去毫无用处，说它充其量只能作为蒙蔽对手的一种策略，即在反对克伦斯基的战斗持续进行时用以打乱拥护克伦斯基的人的阵脚。
列宁和托洛茨基看不到有任何理由可以妨碍他们的党单独由自己的党员组成政府。他们认为没有力量能阻止苏维埃的多数单独肩负职责。在民主制中少数派没有要求参加政府的权利；少数派的切身问题是，它作为反对派，其活动不应受到阻碍，但该活动应在政府和反对派双方都接受的宪法框架的范围之内。十月革命后并没有这样共同接受的宪法框架。一个党宣布新宪法原则，而所有其他的党派却认为那个新宪法原则本来就是违反宪法的。孟什维克及其同伙断然否认苏维埃的统治权，他们甚至不能成为苏维埃内忠诚的反对派（即使它们中某些团体偶尔试图这样做），更不必说他们能成为布尔什维克的合作者了。名义上反对党都是社会主义党派，然而此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只是对共同过去的淡淡的回忆而已。
由仍然寻求为鸿沟搭桥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组成了一个人数众多、有影响的团体，其中一部分人正是被这些回忆所推动的。布尔什维克中有不少主张和解的人感到，他们的党已经走进死胡同里了，如要走出来，应该抓住对方伸来的援助之手。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和其他人惊恐不安地争辩说，彼得格勒已没有粮食供应了，如果铁路运输停顿，布尔什维克就不能统治国家，在持久的内战中绝不可能幸存。列宁和托洛茨基得到斯维尔德洛夫和捷尔任斯基的坚决支持。他们并不否认有种种危险，但他们相信，只要他们有决心行动，就能坚守阵地。请求联合就是示弱；这个所谓合作者伸出手来不是为了援助，而是要扼死人。
11月2日苏维埃中央执委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布尔什维克中主张和解的人跟反布尔什维克分子一起投票反对自己的党。这种公然分裂是最令人苦恼的事；尤其是，这些“和解者”以加米涅夫为首，尽管他最近跟党产生过争执，但还是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这是一个相当于共和国主席的职位。不久以后，这个布尔什维克主席公然要求解散布尔什维克政府，而且要求代之以联合政府。加米涅夫背后还有政府的最重要成员：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农业人民委员米柳亭；工商人民委员诺根；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供应人民委员泰奥多罗维奇（Теодорович），另外还有未在政府任职的季诺维也夫、洛佐夫斯基、梁赞诺夫和尤列涅夫等人，这里提到的只是最有影响的人物。
政府及党内的危机是再严重不过了。一个参加政府工作的党员应按党的指示进行活动并受党纪约束，这一规定不但为布尔什维克接受，而且也为大多数俄国的，实际上也为欧洲的党所普遍接受，尽管这一规定实际上往往是违反的多而遵守的少。列宁和托洛茨基宣布要加强纪律。他们说服中央委员会重申这一观点：“向苏维埃里少数派的最后通牒和威胁屈服，就等于（我们）不但完全放弃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而且还完全放弃民主的立场。这样的屈服证明苏维埃的多数派害怕运用多数，就等于向无政府状态屈服，等于鼓励任何少数派不断用新的最后通牒跟我们对抗。”①11月3日，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向“和解者”提出自己的“最后通牒”，要求他们遵守纪律，并威胁要召开党的非常大会，非常大会抑或认可“和解者”的政策，抑或要求开除他们。②“和解者”则以向中央委员会和政府集体辞职作答复。他们用措辞强硬的抗议为自己的手段辩护，反对党坚持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诺根代表他们宣称：这样的政府“只能靠政治恐怖才能维持”，它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政权”；会“在政治生活中把无产阶级群众组织排除出领导位置”。③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1页。
② 同上，第162一164页。
③ 同上，第169一170页。
正如1904年托洛茨基和列宁的争论，也正如不久前关于起义的争论一样，这次争论中的是非也错综复杂地混在一起，难以辨析。根据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列宁和托洛茨基用来为自己政策辩护的种种考虑是无可反驳的。为广泛的联合政府进行谈判则是枉费心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试图用迂回的办法从布尔什维克手里夺取政权，而不是共同掌权。加米涅夫尽管渴望跟孟什维克达成协定，但也不能接受他们的条件。事实上在同一次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会议上他要求过列宁的政府辞职，但他也宣称过没有列宁和托洛茨基就是“砍了党的头”。①另一方则坚持“砍头”，因为不先打破布尔什维克的自信心就不能把他们排除出政府。要求布尔什维克党让党外人指定谁代表政府并坚持它应否定自己的两个领袖，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的办法。
① 同上，第166页。
同在10月间一样，列宁此时也并不否认加米涅夫及其朋友有持不同意见的权利。但他否定他们有权在党外来反对党已宣布的政策。当他们示威性地辞职时，他又一次称他们为“逃兵”。加米涅夫及其朋友终于像10月间一样屈服了。在几个对立的政党都无意和解这点已然清楚之时，加米涅夫及其朋友的角色也扮演完了。季诺维也夫第一个改变立场，宣称孟什维克使和解成为不可能。①他呼吁他的朋友们说：“我们还是跟党留在一起；我们宁可同千百万工人一起犯错误，和他们同牺牲，也不能在这个决定性的历史时刻袖手旁观。”他的话预示着他将来更悲惨的屈服。这些“和解者”几天之内都垮了。加米涅夫被罢免了苏维埃执委会的最高职务；托洛茨基在一次执委会上提议斯维尔德洛夫继加米捏夫之后任执委会主席。谈判的唯一积极结果是，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不满反布尔什维克党派的立场而加入了列宁政府。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77页。
然而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党内的反对者并不像现在他们自己所承认的那样完全错了。他们所预言的：“清一色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只能靠政治恐怖才能维持”并会导致“不负责任的政府”这句话最终应验了。当时，列宁和托洛茨基以真挚的愤怒否定这一预言，他们反复保证，苏维埃只要有简单的多数票就能推翻政府。①但是历史将证明这个警告性的预言是正确的，尽管作此预言时显然并无根据。列宁和托洛茨基以及其他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无疑都本着对苏维埃全体选民负责的精神兢兢业业地治理这个国家。但事实表明：他们单独一个党全心全意信奉苏维埃宪政，这只能使他们把自己党的政策和宪政视为一体，然后以党的意志取代宪政的原则，最后将彻底抛弃那些原则。说得更明白些，布尔什维克是革命党这一情况促使他们首先把革命跟他们自己等同起来，尔后使革命成为他们党独占的事。11年后，布哈林在研究一系列导致对苏维埃民主的歪曲、导致斯大林的支配地位事件的后果时，把这些“祸害”追溯到“一个错误”：即把党与政府等同起来。②在革命的第一周内，形势的力量就已开始把党推上这条道路；温和派布尔什维克对这条道路本能地害怕。没有人想象得出这条路的行程的长短、方向及其悲剧性。
① 同上，第171一175页。
② 这话引自布哈林和加米涅夫在1928年的谈话，托洛茨基档案中有这次谈话的最完整的摘要。
托洛茨基仅次于列宁，是最直言不讳而且坚持主张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或以布尔什维克为主的政府的人。他引为自豪的是能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送入“历史垃圾堆”；他不想回忆他们曾是伙伴和盟友。然而他和他的任何同事都不想镇压这两个党派。在孟什维克退出苏维埃大会后的那一天，马尔托夫回来为被捕的社会党人部长一事找布尔什维克说情——正如7月间为被捕的布尔什维克找这些部长说情一样。当时，布尔什维克心软了，托洛茨基释放部长们出狱，先把他们软禁，尔后把他们统统放了。比起这些部长们不久前对待他本人和列宁的方式来，无论如何是更宽宏大量的。①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回转敞开大门；在中央执委会，他们按对方在代表大会的代表人数保留了相应的空席位。尽管列宁和托洛茨基两人都不希望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分掌政府，但希望看到这两个党在“无产阶级议会”及其一些机构中有人数公平的代表出席。
① 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7卷第243页。
托洛茨基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和解者”时没有表示出任何犹豫不决的迹象。但我们却有可靠的证据证明他内心有过忧虑。萨多尔说，起义后的第三天，托洛茨基曾向他透露自己为孟什维克担心：由于他们的自命不凡以及故意阻挠，可能会迫使布尔什维克粗暴地对待他们，这样就会扩大两党之间的鸿沟。托洛茨基说，这比起有关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进军和成立白卫军的消息更使他忧虑。①稍后，他向萨多尔表达他的希望：布尔什维克在实现纲领中最基本的要点后，是会邀请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
① 萨多尔：《革命札记》第68一69页。
关于联合政府的谈判于11月3日突然终止。当时马尔托夫和阿布拉莫维奇声称：只要继续发生逮捕以及不允许刚被查禁的报纸复刊，他们就不会参加谈判。①布尔什维克已逮捕了几个右派政治家，查封了几家公开号召武装反抗的报纸。因此，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为这些措施辩护说：“在内战期间要求停止镇压，等于要求我们停止内战。……我们的敌人一直没有向我们提议和平。……在内战情况下查封几家敌对的报纸，这是合法的。”②他断然向苏维埃保证：政府并不想建立自己的新闻垄断。但有责任必须摧毁有产阶级的新闻垄断，因为每个社会主义政党都同意这样做。印刷厂和造纸厂应该国有化；然后政府按选举中人数的比例给所有党派及团体分配纸张和印刷设备，这样就会在历史上第一次确立真正的出版自由。人民传播他们观点的能量的大小将取决于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真正影响如何，而不取决于财政来源的多寡。③
①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74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04一105页。
③ 过了些时候，托洛茨基就同一问题对掷弹兵团讲话说：“拥护资产阶级的人如何解释出版自由呢？他们的解释与他们对贸易自由的解释一样。凡是有资本的人就有权，因为他们有按个人爱好办工厂、开商店、妓院或者办报的财力……但千百万农民、工人及士兵难道能享有出版自由吗？他们并没有自由的必需条件，没有财力，出版报纸的真实财力。”这一次他还为按比例分配印报设备及其他设备给各政党的原则作了辩护。同上，第125一127页。
革命后一个月，科尔尼洛夫、卡列金（Каледин）、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和邓尼金（Деникин）指挥的第一批白卫军已在顿河开始行动；奥伦堡的哥萨克在其首领杜托夫（Дутов）的率领下起而叛乱。白卫军的将军们甚至不打为恢复克伦斯基政府而战的旗号；他们公然宣称他们的目的是复辟沙皇统治，或是建立他们自己的独裁。与此同时，随着遥远省份的内战已实际开始，立宪民主党人和一些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首都发动了小规模叛乱。11月28日，托洛茨基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他说，这个党的中央委员会是白卫军的政治总部；它指挥着为科尔尼洛夫和卡列金招募军官的活动，①因此应该把立宪民主党人排斥出政府将要召开的立宪会议。托洛茨基又补充说，“我们已有了一个并不过分的开端，我们逮捕了立宪民主党头头，并命令监视他们在外省的追随者。法国大革命时，被雅各宾党人送上断头台的人都比这些阻挡人民意志的人更正直。我们没有把人处死。我们也不打算这样做。但现在是群情激愤的时刻，而立宪民主党人却在自找麻烦。”②
① 这段话逐字都是真实的，可以根据像邓尼金那样可靠的消息来源来印证。邓尼金曾详细地叙述白卫军同立宪民主党总部的关系。参见《俄国混乱时期笔记》第2卷第35、186一194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3卷第2册第138页。
“我们有了一个并不过分的开端”，这话听起来有点儿不祥。布尔什维克既然已经完成了一场革命，就不能放弃革命的恐怖；而恐怖有它自己的势头。每一个革命党最初都把他们的任务估计得过于简单：它必须镇压的只是“一小撮”暴君或剥削者。确实，暴君及剥削者通常只构成微不足道的少数。但是旧统治阶级并非脱离社会的其余部分而孤立存在。旧统治阶级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在其周围围织起了一张统治机关的网，笼络了各阶级的团体和个人；它产生了许多连革命都不能完全摧毁的依附和忠诚。解剖社会绝不像外科手术给人体截肢那么简单。每一个社会阶级与它的最接近的阶级都是通过许多几乎觉察不出层次的阶层而联系起来的。贵族渐渐变成上层中产阶级；以后又渐渐变成下层资产阶级；下层中产阶级分裂出工人阶级；而无产阶级，特别是在俄国，必然跟农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党之间也有类似的相互关系。革命如果要给最凶恶、最危险的党以致命的打击，就不能不迫使那个党，而且还迫使跟它关系密切的党以反击来作回答。因此，革命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跟敌人关系密切的党。当革命打击第二号敌人时，与这第二号敌人关系密切的党也会被激起而卷入斗争。这一过程像连锁反应一样地继续下去，直到这个革命党不得不奋起镇压所有直到不久前还挤满政治舞台的党派。
率领白卫军的将军不过是些拥护君主主义之徒而已，他们被培养为沙皇专制主义的奴仆；他们怀有刻骨的仇恨和渴望复仇的心理观察了革命的各个阶段——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期和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的时期。立宪民主党人是君主立宪主义者。在沙皇统治下，捍卫专制主义者的主要集团和君主立宪主义者的主要集团曾经彼此敌对，互相轻蔑。但这两个党也有部分的一致性。自从君主政体垮台以来，他们之间的分歧变得无足轻重——他们都希望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十月革命后，他们终于摒弃分歧而在同一面旗帜下战斗。但大部分君主立宪主义者都紧跟二月政权的支柱——准社会主义的共和党人。在孟什维克及社会革命党内可以发现从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到准革命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观点；而这些党的极左派又跟布尔什维克有部分的一致性。如果布尔什维克曾有可能孤立白卫军，即孤立他们之中的最猖狂、最危险的敌人，并以他们为唯一的进攻目标，也许革命和内战的发展道路就将大相径庭。君主立宪主义者与白卫军之间的天然同盟使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布尔什维克为了剥夺白卫军的政治代理机关而不得不宣布立宪民主党为非法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主要集团绝不想保卫科尔尼洛夫、邓尼金或高尔察克。但当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时，他们就不可能无动于衷了。这只是因为他们的右翼在政治上与立宪民主党人有相互依赖的关系并与之共同策划政治阴谋。像马尔托夫这样的左派孟什维克是绝不会单单捍卫立宪民主党人的。但他深知，在立宪民主党人之后，革命的鞭子就会抽打到社会革命党和他自己的党的右翼；而这正是他急于要防止的事。
托洛茨基保证布尔什维克不想设置断头台，证明他已意识到恐怖行为可能与革命一起失去控制。急于防止恐怖的愿望在布尔什维克中是普遍的。他们在起义后的当天废除死刑；只有列宁一个人反对。①但甚至列宁在同温和派布尔什维克争论时也说：“在巴黎，他们（雅各宾党人）使用断头台，而我们只拿走那些不能从工会得到的粮食卡的人的粮食卡。”②整个党部分出于本能，部分出于自觉，都力图避免重蹈血淋淋的滑坡，雅各宾党人就是从这个斜坡上坠人深渊的。党被形势所迫，一只脚踏在斜坡顶上，只得费力持久地抵制向下滑的引力。政府宣布立宪民主党人为非法，却没有宣布11月28日参与过小规模叛乱的社会革命党的右翼为非法。政府颁布推举立宪会议代表的命令时，还没有完全觉察到由苏维埃产生的政府与立宪会议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到11月底，布哈林仍在力促中央委员会把清算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推迟到立宪会议开幕时解决。他引用英、法历史的先例而提议，应从立宪会议中开除立宪民主党人，然后那个残余议会应宣告自己是革命的议会。他希望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会控制这个会议中的压倒多数，给革命以更加合法的形式。托洛茨基显然支持布哈林的行动计划。看来，唯独斯大林在这一阶段对事变的动向有比较清醒的看法，大概因为他并不相信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能控制国内的多数。他声称，布哈林的提议来得太迟了；镇压立宪民主党人已经开始，不能拖延。他预料会议要分裂及两个敌对会议之间的斗争。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人提出解散立宪会议。就连在最可信的讨论记录中也找不到任何镇压其他党派的建议。③
① 托洛茨基：《列宁传》第116一117页。
② 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第110页。
③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50一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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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只不过两个月多一点儿的时间，而他在党的核心讨论会议上的领导地位已经牢固确立起来。起义前选出的第一届政治局从未恢复工作，取代它的是一个较小的机构：“中央局”，即常设的执行委员会，由四人组成：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①当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成功时，人民委员会选出一个核心内阁，在内阁中代表布尔什维克的也是这几个人，只是没有斯维尔德洛夫——他不担任政府职位。人们一般都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是党的主要的决策人，而且在理论方面是最高权威，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则是主要的组织者。
① 同上，第189页。
尽管列宁与托洛茨基之间的私人关系并不亲密，但他们却互相信任，彼此真诚尊重。在起义前，特别在起义后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而共同斗争，敌人对他们两人的仇恨致使要求把两人都排除出任何联合政府这件事所给二人带来的荣誉，还有他们在所有主要问题上的一致——这一切形成了最结实的纽带，把这两位人物结合在一起。在这样的协调一致下面，还存在着气质和习惯方面的不一致。列宁态度谦逊，几乎不受个人感情的影响，甚至在行使权力方面也如此。他不相信那种花哨的姿态、华美的言词。近20年来，围绕在他周围的是许多忠诚的追随者，他纯粹用品质与才智的力量领导他们。他学会了精于判断同事和下属的优缺点，并为党的最高利益使用他们。他在重要的争论中态度生硬，甚至无情，而在另一方面他又含蓄，有分寸，审慎，宽容同志们的敏感及弱点，而且对他们的意见及建议虚怀若谷。
托洛茨基火山般的热情与有力的语言打动着每个人的心灵，这是列宁深刻的说教和平铺直叙的文章绝不能做到的。此时，当他们为共同事业再次团结起来时，列宁以赞同甚至欣赏的神态倾听托洛茨基滔滔不绝的长篇激烈讲话，但多少也有点儿不安，正如俄国农民听城里人夸夸其谈时一样。他们的气质大不相同，其他特点也不一样，形成鲜明对照。多年来自由政治骑士式的活动在托洛茨基身上留下痕迹。他没有得心应手地与他人协力配合的习惯，而这种习惯却是使人成为真正领袖的力量。卢那察尔斯基即令在还是非常钦佩和尊重托洛茨基时也着重评述过托格茨基的这一特点，他说：托洛茨基要把追随他的人组织成一个稳定的团体是永远不能成功的。①托洛茨基态度傲慢，独断专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以后几年中他证明自己是如此伟大而杰出的行政官员，但是他在行政方面取得成就不是由于对人的管理，而是由于他的计划的清晰与严密，由于他的干劲、意志力以及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在有条不紊的工作能力方面他超过列宁，这在一个人们不珍视时间和不重视坚定不移的努力的国家里是罕见的。他现在与列宁的紧密合作是建立在他们个人的某些互相适应以及共同目标的基础上的。他以无可置疑的真诚承认列宁的领导能力。他的这种承认毫无吹捧之意，也没有放弃他自己的独立性，而是明显地懊悔他过去错误地低估了作为革命家和领袖的列宁。而列宁则竭力使托洛茨基在党内感到自己似乎过去始终在党内而且一直是党的一员一样。在他们6年合作的过程中也曾发生过不少新的争论，列宁没有一次提过他们之间以前的争论，只是私下说托洛茨基过去有些方面是对的；并告诫党说，他希望不应抓住托洛茨基过去不是布尔什维克这一点来反对他。
① 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25一30页。
“中央局”里的另外两个人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品质。作为党的总书记，斯维尔德洛夫实际上是斯大林的前任，但名义上，总书记这个职位当时还没有创立。斯维尔德洛夫像斯大林一样，全部政治生涯都是在地下活动中度过的；而且他同样具有组织才能，在用人方面同样具有鉴别力，而且同样具有经验型的头脑和坚强的性格。①但他比斯大林更能胜任组织家的任务，他没有充当理论权威的野心。如果人们根据他为数不多的著作和演讲来评判，就可看出他比斯大林学识更渊博，更有教养而且更灵活；他的口头表达能力要强得多。②列宁不在时，提议托洛茨基参加党的内部生活的人正是他，他使托洛茨基熟悉党的军事组织，使之便于跟各级布尔什维克核心小组合作。我们知道，斯维尔德洛夫还提议任命托洛获基为外交人民委员。托洛茨基与斯维尔德洛夫的关系是融洽的同志友谊关系，相比之下，他最初同斯大林更密切地接触时却完全不同。他自己后来写道，直到十月革命之后，他几乎察觉不到斯大林的存在。③然而斯大林一直是党报的编辑。而且是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如果真是托洛茨基忽视了斯大林，这也不会全像托洛茨基一心要证实的那样是因为斯大林的作用不重要，而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斯大林在党内工作中获得的个人影响没有兴趣。斯大林不是一个出众的人物。他沉默寡言，没有口才，有时粗俗卑下，引不起托洛茨基的注意。因为托洛茨基十分注意别人是否具有他那样杰出的品质，这使他更容易重犯过去对列宁所犯过的错误：斯大林的暗淡无光使他看不到斯大林的力量。甚至在斯大林已成为处理党及政府事务的那个最小型机构中的同僚以后，他仍继续用虽非故意但更有害的轻蔑来对待这个未来的政敌。因此他刺伤了斯大林的自尊心，这点是用不着惊奇的。
① 萨多尔说布尔什维克给斯维尔德洛夫取的绰号是“守口如瓶”，《革命札记》第266页。
② 这在斯维尔德洛夫的私人通信中明显地表现出来，通信发表在1924年《报刊与革命》第2辑。
③ 托洛茨基：《斯大林》第242一243页及同书各处。
然而个人感情以及刚刚出现的忌妒心理到那时为止还是无关紧要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在这几个月的狂喜和骚乱中仿佛生活在心醉神迷的梦幻中，而这种梦幻会突然悲惨地消失。他们坚持并力图巩固执政地位，即使处于这种地位看来暂时毫无权力可言；然而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预料到，他们自己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失败，而革命车轮会辗过他们的尸体驶向最后胜利。列宁曾对托洛茨基说过：“如果白卫军把我们两人都打死了，斯维尔德洛夫和布哈林能把这副担子担起来吗？”①同时，他们发表宣言，颁布法令，这与其说是为了立即实行，倒不如说是为了留下历史记录。他们考虑到：如果发生最坏的情况，他们至少会给后来者留下一整套思想、一系列革命政策，这些思想与政策会鼓舞其他人，正如巴黎公社的启示曾鼓舞两代社会民主党人一样。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竟然用这种似乎不切实际的方式奠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基础。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2卷第60页。
他们实现这一任务所处的外部环境是符合理想家的目的的。如果说新国家的这些奠基人身边既没有办公设备，也没有可以炫耀的权势，这只是轻描淡写的说法。他们甚至连在最简朴的办公室中都能找到的办公设备也没有。在斯莫尔尼宫里，打字机是稀有之物，速记机是神话，而电话则是令人欣喜欲狂的技术设备了。新的统治者起草重要宣言、法令还是用他们自己的手来写。他们要经过迷宫似的走廊才能跑到彼此的办公室。他们在斯莫尔尼宫的食堂里吃的是黑面包，喝的是白菜汤。他们大多数人都在他们小小的办公室里住宿，生活在无休止的嘈杂声中，生活在通信员及鼓动人员来来去去的脚步声、士兵皮靴的沉重橐橐声、警铃声、惊慌与狂热和垂死世界与新生世界的一片混杂声中。他们的办公室已由赤卫队的志愿人员担任警卫；但是他们总是平易近人地对待地位最低的工人、水兵及记者。我们认为，托洛茨基在斯莫尔尼时期撰写的无数文章应归功于这种环境。以下是一名美国记者所写的一篇有代表性的印象记：
在布尔什维克暴动的最初几天，我基本上每天早晨都去斯莫尔尼宫采访最新消息。托洛茨基和他娇小的妻子住在最高一层的一个房间里，他们（对外国记者）只说法语，几乎从未用过别的语言。房间被隔开，像穷画家的顶楼画室。房间的一头是两张行军床，一个廉价的小梳妆台，另一头是一张书桌及两三把廉价的木椅子。……托洛茨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期间一直占用这间办公室，不少显要人物知道必须在这里拜访他。……世界上每一个小小的困难都要由托洛茨基来处理。他工作勤奋，往往濒于精神崩溃：他变得烦操，动辄大怒。①
① 路易斯·布赖恩特：《俄国的六个红色之月》第145页。
起义前，托洛茨基在中产阶级居住区租了一套房子，住在那里，他及其家人的周围笼罩着强烈的仇恨。萨多尔写道：“托洛茨基显得疲劳、神经质。……从10月20日以来，他一直不在家。他的妻子和蔼可亲，身材不高，富有战斗精神，精力充沛，生机勃勃，可爱动人，她说他们的邻居威胁说要杀死她的丈夫。……想想这个无情的专政者，……这个全俄的主人因为害怕看门人的扫帚而不敢在家里睡觉，岂不是很有趣吗？”①
① 萨多尔：《革命札记》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