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8月，当《我们的政治任务》在日内瓦发表时，党内情况和一年前刚刚分裂后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孟什维克的《火星报》不断干扰列宁，列宁一度甚至不能对这种攻击进行反击。差不多过了6个月之后，列宁才能出版他自己的报纸《前进报》。普列汉诺夫尽情讥笑他以前的盟友，并相信已一劳永逸地使列宁的声望扫地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社会主义的权威们早已认识并且尊重普列汉诺夫及其他老战士，他们与后者一起谴责列宁，在他们眼里，列宁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无名后生。就连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也不顾列宁的立场而向孟什维克妥协。然而，在托洛茨基的小册子发表的当天，列宁在瑞士召集了那些准备追随他的布尔什维克，把一份召开有或没有孟什维克参加的新代表大会的计划摆到他们面前。
看来事情的发展使托洛茨基连珠炮似的攻击过时了，敌人在他极力主张的攻击之前就已经溃散了。因此经过事后的思考，他在《我们的政治任务》的序言中写道：党内危机已经过去，并说拥护团结的人可以满怀信心地放眼未来，因为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方的极端分子都已声望扫地并陷于孤立。一个较有经验的政治家或一位习惯于对自己的话是否有伤人后果进行三思的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或者会克制自己不发表小册子，或者至少会删去争论中过激的言词。但托洛茨基太迷恋于自己的话了，连这些都没有做到。不过，他在序言中力图考虑新的情况，他要求孟什维克结束他们自己的独立组织，即党内之党，托洛茨基自己也曾是它的秘密领袖之一。他强调写道：孟什维克应承认“派别组织的死亡”，那就是说，要接受至今对立的两个派别的合并。①然而他的呼吁却无人理睬。分裂正开始愈演愈烈，双方“热中分裂”的人都积极活动。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列宁集团把从大会以来发生的变化都看做是孟什维克的篡权，新的代表大会将彻底结束这种势态。孟什维克既已重新夺得权力，也就不会去冒在新召开的大会上失去权力的危险，更不必说通过组织的合并和对手分享权力地位了。托洛茨基曾经猛烈抨击列宁，指责后者是“瓦解党的人”，因而当他在其孟什维克朋友中发现“瓦解党的人”时，他感到震惊。他开始很温和地向他们申明必须和解的理由。他过去同孟什维克联合是为了补偿列宁曾使缔造运动的前辈蒙受的损害以及使运动本身也受到的损失，损害总该彻底补偿。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本身就是急欲进行补偿的。为结束这令人痛苦的一幕，此时所需要的是，放弃为打败列宁所必需的“特别”安排，而且党内两派的好心人一定要携起手来。但他并没有认识到那些“特别”安排早就木已成舟了。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8页。
像这样的争吵，调解人是不受欢迎的。他威胁要推翻安排好的计划，打乱所有的办法。他自己的朋友都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认为他比叛徒好不了多少。有些孟什维克当时的确是这样看待他的：说他的态度不坚定，简直跟布尔什维克的温和派没有区别，没有人敢说明天他会站在哪一边。确实，如果他没有对列宁进行过伤感情的攻击，如果列宁的追随者也没有使他跟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疏远，他可能不难成为一个布尔什维克的“调解人”。在布尔什维克眼里，他是一个最恶毒的孟什维克。因此，他虽与他的政治朋友绝交，但也没有多少机会跟他的敌手取得一致。
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受到一个人的影响，这个人就某种意义说是一个党外人士，而在党内事务上他却起着卓越的无党籍者的作用。他就是俄籍犹太人亚·季·格尔方德（Гелъфанд），他定居在德国，作为经济学家、政论家以及几本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的作者而出名。①他用帕尔乌斯（Parvus）的笔名给欧洲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高级期刊——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和其他许多社会主义报纸撰稿。他还出版他自己的评论性刊物《世界政治评论》，早在1895年，他就在该刊上预言日俄将发生战争，并且预见到战争将推动俄国革命，1904一1905年间，当这一预言成为事实时，有不少人引用过这一预言。帕尔乌斯在德国党内站在极左翼，激烈地反对改良主义倾向，并且蔑视某些领导人，说他们以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以此来掩盖他们和现存秩序的妥协。他精明而又富于战斗性，寻求各种途径和方法以使德国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得到新生。
① 他的著作都译成俄文。其中的《世界经济与农业危机》，列宁在1899年评论此书时曾大加赞赏，他写道：“帕尔乌斯以世界市场的发展为重点，首先描述了……这一发展随着英国工业霸权衰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我们极力推荐……帕尔乌斯的这本书”。《列宁全集》第4卷第55一56页。
改良主义的头头们对他则是既害怕又嘲弄（即专门对那些谋求纠正其侨居国家的不足与缺憾的侨民的那种嘲弄）。①帕尔乌斯则以更辛辣的讽刺回敬，而他本人却也用以恩人自居的态度对待他本国的同胞。对流亡中的俄国人，他真切地指出他们那东方的落后和狭隘，力图教给他们西方的政治方式。尽管这种姿态可笑，但俄国人认为他在世界政治经济领域中还不失为是一位向导。他给《火星报》撰稿先是用莫洛托夫的笔名，后来改用帕尔乌斯。他的文章常发表在《火星报》的头版，《火星报》的编辑乐于给他腾出头版而把自己的文章放到其他版面上去。他们敬重他的渊博知识、才华和判断力。但是他们也担心他身上的某些不可靠的迹象。他身上确实有些类似卡冈亚都或福斯泰夫身上的东西，而且，用托洛茨基的话说，他长着一个像叭狗一样肥胖的大脑袋。但多年来，似乎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证明这种担心是正确的，帕尔乌斯没有犯过明显的过失，无论如何，他对社会主义的真诚和信念是无可指责的。他写的文章都是分期刊载的长文，但很少按时寄出，他是一个有点儿飘忽不定的投稿者，但他投寄的稿件还是很受欢迎。他的理财计划有点儿不牢靠：他曾力图建立一家社会民主党出版社，但没有成功；他计划要办一份社会民主党大型日报，并要同时用几种欧洲文字发行，他设想这份报纸会使欧洲的社会主义从改良主义的麻木中摆脱出来。但要创办这样一份报纸需要大笔资金，而他得不到，大概因为他尚未准备投入没有把握的经济冒险。由于某种原因，可以说他受到的重视中混杂有一点儿冷嘲及不信任感。他后来的发迹就表明，隐藏在他内心的是一个势利之徒，一个政治骗子。然而，他的政治头脑在他的同代人中是最大胆而且最深刻的。因而，他主要还是政治思想家，而骗子在他身上只居第二位。
① 一旦这位侨民开始适应环境，人们就不再对他冷嘲热讽，而是变得毕恭毕敬。帕尔乌斯直到云世前一直是魏玛共和国总统艾伯特的智囊。
在俄国人的争执中，帕尔乌斯先是表示同情孟什维克，但后来使自己远离两派，因为这样适合扮演一个调停角色的人。他曾试图使《火星报》的人与经济派和解，此时他又企图在前《火星报》的几个成员之间实行停战。总之，他和两派的关系始终未受损害。稍后当他开始批评双方时，对立的双方虽未被说服，但还是乐意接受他的调停，并把他当成好意而可敬的局外人来对待。①
① 帕尔乌斯：《革命与俄国》第182页；《火星报》第111期（1905年9月24日）；第112期（1905年10月8日）。另见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12页及以后各页。列宁用极尊重的语气评论帕尔乌斯的著作（《列宁全集》第8卷第95页）。
托洛茨基在被排挤出《火星报》后并跟每个人都不和时离开了日内瓦，前往慕尼黑，帕尔乌斯住在那里。他住在帕尔乌斯家，后来他的第二个妻子谢多娃也到那里和他住在一起。托洛茨基看出，帕尔乌斯是一个对俄国人内部各派持有超然见解的人物，他能够看清整个国际社会主义舞台，是一个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的大师。对阶级斗争的广阔前景，托洛茨基本人及其他人的设想都没有超过这位人物。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是：托洛茨基欣赏帕尔乌斯的雄浑有力的文风，甚至在他们决裂后很长时间里，托洛茨基还是念念不忘帕尔乌斯的文风。简言之，在博学方面、经验方面及文学鉴赏力方面，帕尔乌斯仍然高于托洛茨基。但是要确定帕尔乌斯究竟对托洛茨基影响到什么程度却不容易。时至今日，诋毁托洛茨基的人认为托洛茨基主义的标志——不断革命论的唯一原作者是帕尔乌斯，或是认为托洛茨基抄袭或剽窃了这一理论，或是认为这一理论的来源如此拼凑杂乱，必然毫无价值。托洛茨基自己从不否认他曾受惠于帕尔乌斯，尽管他对此人感谢的热情随着时间、环境的不同而起过变化。从他们交往最密切时所写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有多少最先由帕尔乌斯阐述的思想和见解在托洛茨基身上留下的深刻痕迹，又有多少托洛茨基终生反复阐述的思想和见解在形式上同他年长的朋友最初灌输的并无多大差别。
但是托洛茨基具有某些特点，这些特点能使他从一开始就不只是帕尔乌斯的门徒。托洛茨基有俄国的新经验，而且是地下斗争的新经验，帕尔乌斯却没有。托洛茨基有炽热的政治想象力，而帕尔乌斯的分析和预言则出自大胆而冷静的头脑。托洛茨基具有给自己的思想添翼腾飞的革命热情，而帕尔乌斯则是一个玩世不恭型的革命家。此外，对他们共有的丰富思想，托洛茨基也作出自己的个人贡献。正如大多数这样的合作一样，合作双方各自的份额是无法分清的，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楚。思考是一起进行的，尽管有时可能说一种理论的某一部分是谁先在出版物中提出的，但是对合作双方之间无形的双向交流的启发和促进却查不出头绪来。关于帕尔乌斯与托洛茨基之间能够讲的只是，二人之中年长者起初暂居前列，在思想和提法方面都是主导；在下一阶段两人似乎并驾齐驱了；最后，年纪较轻者由于作出贡献而一跃居前。这显然是他自己的贡献：他创立和完善了一种新的政治理论。他因完成这一理论便在波澜壮阔、错综复杂的革命舞台上异军突起。还应当指出的是：整个过程都异常迅速。这一理论创始于1904年夏，1906年在彼得堡监狱等待审判时达到顶点，托洛茨基以完美的书面形式对不断革命论作了阐述。他以帕尔乌斯为师的时间还是比较短的，仅到1905年初，即第一次革命开始时就结束了。这段时间是他的思想最凝练、最敏捷的时期，青年托洛茨基已把雅各宾主义形象投影到俄国革命中，他的确是一个学得很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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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战争爆发后，帕尔乌斯在《火星报》发表过论“战争与革命”的系列文章。①甚至在这以前，他署名莫洛托夫的文章就已使托洛茨基深受影响。但主要还是他在《战争与革命》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给托洛茨基留下不可磨灭的印像。
① 该系列文章在《火星报》1904年2月第59期上开始刊载。
帕尔乌斯的中心思想是：民族国家在资本主义下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气数已尽。“这一观点过去一直属于马克思学说的一般原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阐明过这一观点。但是在本世纪初，多数社会民主党作家都认为，它是一种适合在节日时重复讲述的大师言论，而跟晚近维多利亚式的、民族意识较强的和以帝国为自豪的欧洲现实却毫无关系。他们认为，只有在很远的将来民族国家才会黯然失色。帕尔乌斯则相反，已看出民族国家正在黯然失色。他指出其症候，预测出灾变的加剧，并据此迫切要求社会民主党人相应地调整他们的立场和政策。他格外强调诸民族和诸国家的相互依存，这一强调使他的论断具有广阔的世界性的意义，而这在其他社会党民主人中是绝无仅有的。他把1904年的日俄冲突看做是一连串战争的开端，他认为，一些民族国家受资本主义竞争的驱使而定会进行战争以求生存，各大陆的命运已联结在一起了；美国西部的开发已使农业生产者之间的市场竞争尖锐起来；欧洲的，特别是德国的农业界和工业界携手合作以求废除自由贸易，把保护贸易制强加给西欧。“关税壁垒已成为诸民族文化统一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经济障碍，它增加了国家间的政治冲突……因而强化了诸国及政府的权力······——政府的权力愈强大，各国之间愈容易发生武装冲突。”这些观点在托洛茨基看来已成为原则，他一生都根据这些原则进行辩论。
帕尔乌斯认为，俄国因在亚洲的扩张而与日本发生冲突，部分原因是由于国内压力造成的：沙皇统治企图通过对外征服而摆脱国内的弱点。但是俄国所受的外部压力却更大。在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之间的世界范围的斗争中，起独立作用的只有现代强国；就连沙俄这样庞大的帝国，因为工业落后，也只不过是“一个领取法国证券交易所津贴的国家”。“战争是在满洲和朝鲜开始的，但已发展成为争夺东亚统治权的冲突。在下一阶段，俄国在世界上的整个地位将岌岌可危，战争将以世界政治力量对比的改变而结束。”
帕尔乌斯的分析结论如下：“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发展过程引起俄国的政治动乱，这一动乱反过来必定要冲击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俄国革命将动摇资产阶级世界……而俄国无产阶级就会充分发挥社会革命的先锋作用。”①
① 《火星报》1905年1月1日第83期。帕尔乌斯在这同一系列的文章中写道：“人们必定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在历史发展中最有决定性的主观因素不是政治上的才智，而是政治上的愚蠢。人们还从来未能从自己创造的社会条件中充分受益。人们总以为自己远远地超越了客观历史进程，而其实他们远远落后于这一进程。……历史往往牵着那些自以为能控制历史的人的鼻子走。”“长久以来，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一直是欧洲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障碍。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只是因为人民群众还没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悲惨处境，无产阶级的政治能量还不够集中，各社会民主党还缺乏决心和勇气。人们可以设想，事变的转折会使社会民主党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幸存承担政治罪名。”同时代人都觉得这是牵强的预言。
因此帕尔乌斯在1904年已经看到，日益迫近的革命并不单纯是俄国的事，而是世界范围的社会紧张局势在俄国的反映。他在即将到来的俄国动乱中看到世界革命的序幕。在这里已有不断革命论的主要成分了。然而到那时为止，帕尔乌斯还只讲到俄国的“政治动乱”而没有讲“社会”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公认，由于俄国的半封建和落后的状况，俄国革命本身的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显然帕尔乌斯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托洛茨基却认为，革命由于自身的冲力会从资产阶级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甚至在西方革命到来之前就在俄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是第一个提出这一观点的人。
成为托洛茨基思想的重要部分的，不只是帕尔乌斯的国际主义思想和革命的观点；托洛茨基关于俄国历史的某些见解，特别是他关于俄罗斯国家的概念，都可以追溯到帕尔乌斯。①帕尔乌斯阐述过他的看法：俄罗斯国家是亚洲专制与欧洲专制杂交的变种，建成的不是俄国社会中任何阶级的机构，而是主要为抵制文明程度比它高的西方的压力而设计的军事官僚机器。②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沙皇统治曾把欧洲文明的一些要素引进俄国，特别是引进军队中。“这样就形成了俄罗斯国家的社会结构：靠欧洲式军队支持的亚洲专制国家。”他说，瞧瞧俄国边境要塞的防线就可以明白，沙皇想用一条类似中国长城的防线把俄国与西欧隔开。帕尔乌斯的一些理论经过托洛茨基阐述和加工，20年后成为激烈的历史及政治辩论的题目。
① 不过，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两人对俄国历史所持的看法，其原始资料部分来自自由派历史学家巴·米留可夫。
② 《火星报》1904年3月5日第61期。
帕尔乌斯对托洛茨基的影响还可在文风和表达方式上，特别是在典型的历史预测方面看出来。这不是说托洛茨基在写作上模仿帕尔乌斯，而是因为他和帕尔乌斯在智力上和文学方面的近似，自然而有机地接受了后者的影响，这一近似并未由于性格和气质的反差而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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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第一次在慕尼黑居住一直住到1904年9月底，在此期间，他在《致同志们的公开信》中宣布同孟什维克绝交。这封信是寄给《火星报》发表的，但是从来没有刊载出来。我们只有孟什维克关于此信的摘要，摘要说托洛茨基用“傲慢夸张的语气”对“某些同志”大加指责并提出种种要求。指责的要点是：孟什维克集团企图将派别利益置于党的利益之上。他在信中写道，此外孟什维克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对列宁的立场作出了错误的反应：尽管列宁一心想使知识分子在党内有特许的统治地位，但孟什维克却在煽动工人反对知识分子社会主义者。托洛茨基给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的私人信中解释说，他的批评是针对温和派政客费多尔·唐恩的，旨在促进建立一个“稳定的党的核心”并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取得谅解。他还抱怨说，“《火星报》不能吸收的”作者——暗指他被普列汉诺夫排挤出《火星报》，没有机会影响社会民主党公众。最后他正式宣布退出孟什维克集团。①
①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110一111页。
孟什维克的反应是又窘迫、又恼怒。托洛茨基同马尔托夫之间的通信“措辞非常激烈”，马尔托夫这样写道：“我如果放任他不加控制，我同他的关系就会以完全断绝告终。”马尔托夫及其他孟什维克都渴望避免这一决裂，因为他们如果把这位反对布尔什维克发言最直率的争论者对他们的批评公开，可能会有损他们的集团的名誉。所以，他们安排在日内瓦举行秘密会议，在托洛茨基出席的情况下讨论他的“公开信”。会议正式同意孟什维克流亡组织的继续存在会成为“党内新冲突的根源”这一意见，并同意，在俄国国内孟什维克各团体的进一步指示到来以前，该组织应予解散。①
①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110一111页。
这一决定的用意是清楚的，旨在安慰托洛茨基，使他平静下来。但它并未产生更多的影响。尽管托洛茨基能以幻想自慰，以为孟什维克已接受他的劝告，但是孟什维克这个“党内之党”与布尔什维克一样仍照旧在活动。无论如何，解散孟什维克组织这一正式决定倒使他摆脱了一直束缚他的集团纪律。马尔托夫很快就通知阿克雪里罗得，说托洛茨基终于“平静下来”了，“软化”了，说托洛茨基已重新给《火星报》撰稿了——自托洛茨基跟普列汉诺夫冲突以来的第一篇稿子确实不久在该报发表了。①个人的不满、自负和政治动机总是交织在一起，根本无法分清。托洛茨基“平静下来”，其原因是孟什维克在原则上向他让了步，还是他们弥补了普列汉诺夫对他的断然拒绝从而使他得到了某种满足，或是二者兼而有之，我们无法确定。他现在不是《火星报》的制订政策者和编辑部的撰稿人了，他写的政治笔记刊载在报纸后几版上。但《火星报》仍然是孟什维克的战斗报纸，因此在局外人看来托洛茨基也仍然是一个孟什维克。
① 《火星报》1904年10月5日第75期。（在这段时间内，托洛茨基写的唯一一份投稿在6月份发表在作为《火星报》增刊的讨论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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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的分歧并没有真正解决，而不久从俄国传来的消息又使分歧进一步扩大了。日俄战争已给俄国造成灾难，沙皇统治的大厦已出现裂口。7月，沙皇远东政策的鼓动者普列韦（Плеве）大臣被社会革命党人萨宗诺夫（Саэонов）刺杀。①普列韦取缔并解散了地方自治会，因为地方自治会是自由派及半自由派士绅的大本营。他的继任者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Святополк—Мирский）试图抚慰反对派，准许于l904年11月举行地方自治会的全国大会。大会后，不少城镇举行许多政治宴会。自由派士绅和中产阶级的领袖们在宴会上提出他们的要求，但和他们并排出现的还有刚刚登上政治舞台的工人和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成员。尽管他们所有的人在发言中还是一致地反对政府，但那些宴会也使人们发现反对派中的深刻分歧。工人们怀疑，自由派代言人的目的不是推翻沙皇，而是同他讨价还价、拍板成交。
① 普列韦自己雇用的破坏秘密恐怖分子组织的奸细阿泽夫却帮助筹划刺杀事件。
在西欧的政治流亡者怀着希望和担心的双重心情注视着这场宴会运动。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年底。事变迫使社会民主党人阐明自己对自由主义的态度。在政治流亡者圈子中同样也存在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歧。彼得·司徒卢威的《解放》杂志先在斯图加特出版，后在巴黎出版，这份杂志最初鼓吹“合法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变种，旨在冲淡这一学说。它尤其强调马克思主义反对民粹派恐怖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那部分论述，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会给俄国带来社会进步。在这个时期，老《火星报》和《解放》杂志的对立还没有公开，但不久就明显起来：司徒卢威集团利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给社会主义安上一块标记——农业的，不再拥护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了。《解放》杂志从“合法马克思主义”向自由主义的演变正值社会民主工党两派的分裂加深的时候，因此这一演变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孟什维克倾向于自由派，布尔什维克却反对他们。1904年秋，托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跟孟什维克闹翻了。①
① 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02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3章。
在11月和12月间，他针对宴会运动提出的问题写了一本小册子，交给孟什维克的出版家。但他们不愿出版，百般拖延，据托洛茨基说是他们要把它封杀。这倒不是他们的既定意图，因为最后他们还是出版了这本小册子。由于孟什维克已经开始认为社会主义者与自由派联合反对沙皇是他们的机会，所以小册子中对自由派淋漓尽致的讽刺只能使他们感到忧虑。托洛茨基的论点的关键是：自由派害怕革命超过害怕沙皇，因而他们不会采取反对沙皇那样的行动。①
① 这本小册子《1月9日之前》收入《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
在小册子中，托洛茨基首先严厉批评了自由派在日俄战争中表现出的可怜而又虚伪的爱国主义。他写道，司徒卢威“不是为‘真心的爱国’而是为虚假的爱国去牺牲最后残留的一点儿反对派精神和政治尊严的”。①沙皇统治因为军事上的失败已陷于绝境。“反对派暴露沙皇统治和全国之间裂开的鸿沟·，·…越是尖锐有力，它力图把全国真正的敌人沙皇统治推入深渊的行动就会越坚决。而相反，自由派地方自治会……却把自己套在破战车上去搬运尸体、扫除血迹。”实际上，自由派祈求沙皇失败是因为这可能导致沙皇与反对派妥协。“但是自由派的报刊，这些咕咕哝哝、花言巧语、狡诈圆滑、已经腐朽而且仍在腐朽下去的可悲的报刊究竟干了什么？……（它讲到）‘我们的君主和我们的战争’时，既不相信它自己的话，也没有掩盖得住它那在渴望沙皇垮台时的奴才相。”“自由派这样的反对派只不过是在追求使自己得到专制主义的感激与信赖，成为专制主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最后用人民的金钱来收买它。这样的手法和俄国的自由主义一样陈旧，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变得更聪明、更体面些”。他指出，新任大臣斯维亚托波尔克一米尔斯基亲王（愚蠢而又傲慢地）借以表示他的政府信任人民的办法，开始了欺骗性让步的时期。“仿佛问题就是内阁是否信任人民，而不是人民是否信任内阁”。托洛茨基继续写道，但是地方自治会从他们的声明中删去了普选权及立宪政府的要求，这就够了。他们害怕“宪法”这个外国字眼儿，而“在害怕字眼儿后面隐藏的是害怕行动……”，“谁想得到群众了解并使群众站在他一边，就应该清晰确切地提出他的要求，首先就应以真名呼其实物，宪法就叫它宪法，共和国就叫它共和国，普选权就叫它普选权。”②自由派由于胆怯，不知不觉又回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同样信任的专制主义的前途方面去。他们自称是民主主义政党，但他们出卖了自己的原则。“我们没有民主传统，必须创造这些传统，而只有革命能够做到这一点。民主主义政党只能是革命的党。”③除了工厂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外，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都不能对沙皇统治进行决定性的打击。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6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9页。
③ 同上，第30页。
整个小册子洋溢着革命迫近的胜利感。“律师们上街示威，政治流放犯在报纸上抗议流放……一个海军军官公开开展反对海军部的斗争。……不可思议的变成现实，不可能的变成可能。”①在其他流亡者的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对日益迫近的事变有如此准确的预感。其他人都深深地陷在内部冲突的斗争中，他们那样全神贯注于在相互斗争中耍手腕，无疑是想使党在革命中尽可能占有优势地位，因此他们几乎都没有看到革命的到来。因为托洛茨基几乎是独立于各派的，只有他一心关注俄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正如卢那察尔斯基（Луначарский）说的，其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程度不同地与祖国失去联系，而托洛茨基是一个与他们大相径庭的流亡者。②对他持怀疑态度的朋友听到他兴高采烈地预言起义的到来，只是轻蔑地耸耸肩，如同听到他猛烈地抨击自由主义时一样。
① 同上，第3页。
② 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20一25页。
托洛茨基以总罢工为背景去看革命的发展。但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因为到那时为止俄国工人斗争的规模一直都还是地方性的，就连西欧工业国家连同它们的老工会也未曾有过真正的总罢工的经验。他在《我的生平》中说，从1903年起他就提出这一思想进行讨论，不过在1904年才最后决定采纳。①他当时草拟过一个“行动计划”，他把这个计划概括如下：
鼓动工人离开机器和车间；领导他们走出工广大门，走上大街；指挥他们到附近的工厂，在那里宣布罢工；尔后把新参加的群众带上街头。这样从工厂到工厂、从车间到车间，在行动中发展，扫除警察的障碍，发表演讲，吸引过路的行人，与对面来的队伍汇合，堵塞街头，占领首批适合举行公众集会的建筑物，牢牢占领那些建筑物，利用那些建筑物和不断变换的听众举行不断的革命集会。这样，你就可以使群众运动秩序井然，提高他们的信心，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目的和意义；这样，你最终能把城市变为革命的营垒——这就是行动计划的大体内容。②
① 《我的生平》第1卷第13章；《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21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1页。
事实上这确实是在1905年10月和1917年2月实现的革命图景。这个“行动计划”的制订是没有任何先例可援的，因为法国大革命中还没有工业无产阶级这个成分。这幅革命图景出自炽热的革命想象。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这种想象中奇妙地融为一体。这本小册子中的某些部分读起来就像托洛茨基自己在1905年和1917年中的经历片段，只是这里的事件是用将来时态叙述的，甚至连口号也都是那些回荡于1905年及1917年的口号：“结束战争”，“召开立宪会议！”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1页及同书各处。
最后他概括地研究了投入战斗行动的社会力量：“城市必将是革命事变的主要舞台。”①但是单凭城市无产阶级不能决定结局。农民是“革命潜在力量的主要储藏库”。②“一天也不能拖延，必须不失一切时机地在乡村进行宣传鼓动。”③他根本没有号召城市无产阶级单枪匹马跟沙皇统治拼命而招致失败，并不像后来批评他的人所说的那样；而是相反，他格外强调威胁工人阶级的孤立主义这一危险。④他分析由农民组成的军队的作用，并促使社会民主党人清醒地注意兵营中发生的情况：当士兵接到向群众开枪的命令时，他们宁可朝天开枪；在过度疲劳下，军队的士气已经衰竭：
我们的舰只速度缓慢，我们的步枪射程不够远。我们的士兵都是文盲，我们的军士既无地图又无罗盘，我们的士兵赤足走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我们的红十字会在偷窃，我们的补给部门在偷窃。这类传闻一传到军队中，都被士兵贪婪地吸收进去了。每条这样的传闻都像强酸一样腐蚀掉上了锈的陈旧的官方训条。我们多年的和平宣传起不到战争一天所起的作用。
军官在决定性的日子中再也不能依靠士兵了。……昨天朝天开枪的同一个士兵，明天会把他的武器交给工人。一旦他坚信：人民不但一心要起义，而且在懂得起义的要求并且能够为起义的要求而战斗时，他就一定会这样做。……我们必须在军队中开展最强有力的鼓动，这样，在（总）罢工的时刻就会使派去镇压“叛乱”的每个士兵都懂得在他面前的是要求召集立宪会议的人民！⑤
① 同上，第50页。
② 同上，第20页及同书各处。
③ 同上，第52页。
④ 同上，第46页。
⑤ 《托格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0页。
俄国革命序幕揭开的消息传来时，孟什维克的出版家仍然扣压着托洛茨基的小册子不予出版。1905年1月9日，彼得堡工人前往沙皇的冬宫进行声势浩大的和平请愿。领导工人队伍的是监狱神父加邦（Гапон)，他的保护人是宪兵队队长祖巴托夫(Эубатов）。祖巴托夫建立了他自己的工人组织，用以反对地下的社会主义者。示威者举着沙皇画像、圣像和教堂的旗帜，希望向沙皇呈递请愿书，请愿书中卑躬屈膝地哀求沙皇为他们伸冤。沙皇拒不接见请愿者，命令守卫冬宫的军队向群众开枪。这样一来他点燃了引爆革命的雷管。
托洛茨基是在日内瓦听到这一消息的，他刚刚作完巡回讲演回到那里。他费尽心机也未能出版的小册子中的预见已经成为事实。他怀着希望、充满激情地回到慕尼黑的帕尔乌斯家，口袋里装着小册子的长条校样。帕尔乌斯读了长条校样深受感动，决定利用他的权威和影响来加重托洛茨基观点的分量。他为小册子写了一篇序言，而且极力主张让孟什维克出版小册子。他在序言中提出了托洛茨基本人还踌躇着未敢做出的结论。帕尔乌斯写道：“俄国的临时革命政府”一定会是工人民主政府。……因为社会民主党居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这个政府一定会是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是社会民主党占多数的联合政府。”当小册子最终问世时，引起了不少争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都就此提出他们自己的预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帕尔乌斯的结论上，而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双方都反对这个结论。前者认为，因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残余，其目的不是社会主义，所以政权的合法继承者是资产阶级而非无产阶级。依照他们的意见，社会民主党人不能参加任何资产阶级政府，即使它是一个从革命中出现的政府。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是要站在反对派立场上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列宁承认，就革命的目的不是社会主义来说，它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他并不相信资产阶级能承担这一革命任务。他认为社会民主党人有义务参加革命政府。然而他也反驳帕尔乌斯关于这个政府有社会民主主义性质的预见。列宁写道：“如果讲的不是瞬息即逝的偶然事件，而是在历史上多少能留点痕迹的时间比较长的革命专政，那么，这种情况是不可能有的。这种情况之所以不可能有，是因为只有依靠绝大多数人民的革命专政才可能是比较巩固的专政，而俄国无产阶级目前在俄国人口中占少数。”革命政府的组成不得不是有“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甚至贫民群众”参加的联合体。……它“才能成为绝大多数”，列宁补充说，“对此无论抱有什么样的幻想都会极其有害！”①
① 《列宁全集》第10卷第16页。
代表俄国社会主义的集团或个人公开要求政权或在其中占主要位置，这是第一次。奇怪而反常的现象是，这一要求却是俄国革命的局外人帕尔乌斯首先提出的，而列宁几乎是极其厌恶地加以否定。在列宁本人看来，革命仿佛“在这远大的而又模糊的目标面前由于吃惊而后退了”。然而就是帕尔乌斯讲的也仅是“工人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托洛茨基也还未曾怀疑过大家认同的假定，认为这一革命只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破坏了封建专制制度后，革命的任务也就完了。同时，在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看来，如果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的主要动力，那么，如果革命胜利，无产阶级的代表必定能对临时政府施加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辩驳的。没有一个在革命中首当其冲的社会阶级会愿意放弃革命的胜利果实。批评家们对这个论点都没有能力进行有效的反驳。但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都提出两个有关的问题：第一，这一前景怎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不相冲突？第二，人们怎能设想一个占少数的无产阶级执政的政府却会不放弃代议制民主政府的原则？而这个原则是争执各方都不愿放弃的。对这两个问题。托洛茨基和帕尔乌斯都还没有答案。
1905年1月，托洛茨基在帕尔乌斯家里开始撰写一系列文章，后来用《彼得堡起义以后》的标题发表。这些系列文章是由颇不相干的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有反对自由派的挖苦性的新论战，有充满激情迎接革命的篇章以及对革命方法非常清醒的看法。托洛茨基在其对自由派的责难中对这点曾详加论述：在彼得堡示威之前仅仅两天，司徒卢威还说“俄国不存在革命的人民”，他评论说：这些话应镌刻在司徒卢威的额头上，即使他的头部看来不像一块墓碑而因此没有刻上去，但墓碑下面也埋葬着那么多的计划、口号和思想——社会民主党人的、自由派的、“爱国的”、革命的、君主主义的，民主主义的及其他的。①托洛茨基的结论是：“我们为革命所作的斗争以及我们为革命所做的准备工作都要与为争取影响群众、争取无产阶级领导角色而作的反对自由派的无情斗争同时进行……。”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7页及以后各页。
我们从下面这些话中也许可以估量出他撰写的迎接革命的篇章中的要点：
是的，她来了，我们一直在期待她，我们从未怀疑过她。多年来，她只是从我们的“学说”中推导出来的结论，而形形色色的政治上无足轻重的人物挖苦我们的“学说”。她的第一次冲击已经使社会振奋。……1月9日以前，我们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在所有自由派的权威看来都是幻想和空谈，使他们厌恶。但只要一天的革命，只要人民和沙皇间一场壮丽的遭遇战就足以使立宪君主思想变成幻想、空谈而且令人厌恶。神父加邦用他的君主思想反对现实的君主。但是因为站在他后边的不是君主制的自由派，而是革命的无产阶级，所以，这场有限的“骚动”立刻在街垒战中和在呐喊声中显示出造反内容：打倒沙皇。现实的君主摧毁了君主思想。……革命已然来了，她结束了我们政治的童年时代。①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57页及以后各页。
在这一阶段，革命的方法问题“非常重要”。“彼得堡无产阶级表现出伟大的英雄主义。但那是群众手无寸铁的英雄主义，不能对付兵营里武装的白痴”。从今以后，力量分散会导致一事无成——运动必将在全俄起义中达到最高潮。革命必须武装自己。有些人认为起义者反对拥有现代武器装备的政府是毫无希望的，例如一位英国作家就认为，如果路易十六有几个机关枪连，就不会有法国大革命。托洛茨基说：“用枪炮的口径去计算革命的历史机遇，这是多么狂妄的废话。仿佛指挥人的是枪炮，仿佛使用武器和枪炮的不是人。”①他承认：工人单凭自己，即使武装起来也不能在起义中取胜——他们还必须使军队转到自己这边来。但要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首先武装自己，而且要用自己的决心去影响动摇的沙皇士兵。他在教导工人应如何武装自己和形象地描述、具体地说明沙皇军队会转到起义人民一边来的过程的文章片断中阐述了这一思想。重读这些预期的场景，就像阅读在事变后撰写的历史篇章一样。他在结束语中仿效丹东的风格，向他的同志们呼吁说：为了奋起抓住良机，你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些很简单的素质：不受组织的陈规戒律的约束，不受秘密运动可怜传统的影响，眼界开阔，敢于创新，有审时度势的才智。再说一遍：敢于创新”。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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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从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仍可能感觉得到作者当时炽烈的热情。他急不可耐地要返回俄国投入革命旋涡。他无法忍受流亡者侨居地的沉闷空气，因为在这里他几乎与每个人都有矛盾。他也无法忍受流亡生活，因为从流亡地注视革命是看不清楚的，就像从遥远的海岸注视大海上的风暴一样。返回俄国要冒严重的危险。从西伯利亚逃出的流放犯如果被警察抓住，就要作为逃犯处置，被解送去服苦役，不管他原来是否被判处过苦役。但他还是下决心回国。谢多娃先于他而回国，以安排秘密的居所。1905年2月，托洛茨基自己动身回国，途中在维也纳停留时拜会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维克多·阿德勒，在他家中刮了胡须，使俄国警察不容易认出来。
当年托洛茨基在从西伯利亚去英国的途中，第一次请求帮助时也是在阿德勒家中。从那时以来，时间不过过了两年半，但这却是充满了预兆的两年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