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10月的一个早上，几乎可以说在拂晓时，这个从西伯利亚逃出的人在伦敦英王十字形碑附近猛敲着霍福特广场10号住宅的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和他的妻子娜捷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他们的下层中产阶级邻居称他们为里克特先生和里克特夫人——在这栋房子里住的是带厨房的一居室。清早的时间不宜拜访和做客。但是这位来访者的使命太重大、太急切、太自信，无暇考虑这些细小礼节。他心情极其激动地从伊尔库茨克来到伦敦，他曾偷越国境，在旅途中克服了重重困难。他在维也纳也曾把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创建人，著名的维克多·阿德勒（Victor Adler）在星期天的休息中唤醒，得到他的帮助及自己此行其余路程所需的钱。在苏黎世，他曾在午夜敲俄国马克思主义前辈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Павел Акселърод）的门，向他作自我介绍和为最后一段路程作准备。此时他已到达最终目的地。他孑然一身，在伦敦拂晓的灰色晨雾中，身后只有等候他付车钱的马车夫——乘车人没有钱；他用力叩门，表明他内心的激动。他确实是在敲历史的大门。
克鲁普斯卡娅猜到大清早就来大声叩门的来客是同胞，她有点儿担心邻居英国人可能会因为陌生人在房子里这样过分的举动——这已不是第一次——而生气，就赶紧出来迎接客人。她在门口就叫起来：“笔尖儿到啦！”她后来回忆说：“列宁刚刚醒来，还坐在床上，我让他们在一起，我去打发马车夫，准备咖啡。我回来时看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还在床上，跟托洛茨基就某个颇为抽象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谈话。”也许是对“雏鹰”的热忱介绍和这第一次的谈话使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这个新来的客人特别注意。”①客人忘不了“列宁脸上流露出的欢迎……和理所当然的不解的表情”。
①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60页。
客人一口气汇报了西伯利亚流放犯中的政治倾向与情绪和他新近的基辅、哈尔科夫与波尔塔瓦之行的印象；汇报了当地的团体对于自身应是全国整体运动的一部分所持的抵触态度，萨马拉总机关的工作，秘密接头地点的可靠程度，非法偷越国境准备工作方面的缺点以及其他许多问题。列宁因最近从俄国地下通道送来的信混乱与没有条理而生气，所以，得到这个青年人报告的非常丰富确切的信息，听到这个青年人“清晰而深刻的”汇报以及发现他是一个对党的集中制思想的坚定拥护者，列宁十分高兴。①
① 《列宁全集》第45卷第245一250页；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1章。
列宁急于进一步考察他，带他长时间地散步和谈话，在此过程中给他指点伦敦的历史及建筑文物。但是托洛茨基——从此开始要这样称呼他了——心里装的都是俄国的秘密斗争，因此，凡是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都不能使他产生兴趣。他注意到列宁在试图使他悉熟某些历史文物时所用的独特方式：“这是‘他们的’威斯敏斯特”，或“这是‘他们的’大英博物馆”，列宁总是这么说，他用语气的变化和暗示既表达他赞赏体现在雄伟庄严建筑物中的天才，又表达他和统治阶级的对抗，因为那些建筑物都是统治阶级的精神与权力的纪念碑。托洛茨基热切希望言归正传，希望谈话回到他所关心的问题上：《火星报》的编辑们建议用什么方法把分散的团体结合成一个紧密集中的党？他们反对经济派——这些人试图使运动保持在非政治性的工联主义界限以内——的斗争进展如何？而他们如何去反击另一些人开始复活民粹派式恐怖主义党的企图呢？他们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反对彼得·司徒卢威（Петр Струве）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呢？列宁局促而满意地倾听了托洛茨基叙述他本人和其他人在狱中如何研究过他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听他说该书中引用的大量统计材料给他们留下了如何深刻的印象：这些材料表明资本主义工业已使俄国社会起了根本变化，因此已使农业社会主义的一切希望都已破灭而为无产阶级运动准备了舞台。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迫切地要求托洛茨基来伦敦汇报以及他在这里的工作是什么？
实际上，并没有特别指定的任务在等待他。列宁往往急于要会见每一个在地下工作中脱颖而出的人。仅仅几个星期前，他曾写过：“为了使党中央不仅能够提出建议、进行说服和争辩，……而且能够实际指挥乐队，党中央必须确切知道，什么人在什么地方拉什么提琴，过去和现在在什么地方学过什么乐器，学得如何；什么人在什么地方走了调，为什么走了调……，为了纠正不和谐音，需要调谁去，怎样调和调到什么地方。”①列宁有关党的集中制的思想里包括对那些正在现场为党进行战斗的生气勃勃的人们的密切关注，这是真正领袖的重要特点。他知道托洛茨基在西伯利亚已“演奏过第一提琴”，因此，他想会见托洛茨基，要弄清楚“他在哪里以及如何学会演奏他的乐器的”。此时，列宁（在给朋友的信中）正在抱怨《火星报》编辑部人员不足，他必定考虑过是否把“笔尖儿”留在《火星报》工作。列宁在托洛茨基到达的当天就安排他在邻近的一栋房子里膳宿。《火星报》的其他编辑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都住在那栋房子里。托洛茨基搬进去后不久，就为该报写了第一篇稿子，这篇稿子发表在他到达后出版的那一期上，日期是1902年11月1日。②
① 《列宁全集》第7卷第16页。
② 《火星报》第27期。
《火星报》编辑部由6人组成：普列汉诺夫，维拉·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这三个流亡者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先驱），以及年轻得多的列宁、马尔托夫和刚刚从俄国来的波特列索夫（Потресов）。大多数编辑住在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区，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住在瑞士，但普列汉诺夫常到伦敦来。所有与俄国地下运动联系的线索都集中在这个团体里，特别是集中到列宁的家，秘密人员把信件带到霍尔福特广场来，把指示带回去。年轻的托洛茨基就是这样从维尔霍勒恩斯克直接来到俄国社会主义的指导中心，并且处于那些杰出而彼此对立人物的不断影响之下。
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跟托洛茨基同住、同吃，而且有共同思想。在托洛茨基出生前的那年，向特列波夫将军开枪的就是维拉·查苏利奇，她无意中鼓舞了民意派学习她的榜样。她在陪审团宣告其无罪后逃到国外，曾与卡尔·马克思保持接触，她虽然接受马克思的教导时思想上不无保留，但却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派的创立者之一。她是不顾马克思的疑虑而最早宣布马克思为西欧提出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同样适用于俄国的人之一。①她不只是一个英雄人物。由于熟读历史和哲学，她本质上是一个有聪慧智力的异端者，她凭直觉的冲动和机智而不是凭论证进行工作。在她同时代人对她所作的所有生动的描写中，我们还看到老式的俄国豪放不羁的艺术家的喜剧特性。“她的写作很慢，确实备受文字创作折磨之苦”；她在写作或辩论时反复思考，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拖鞋在脚下趿拉趿拉地响，卷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喷云吐雾，窗台上和桌子上丢满烟蒂，烟灰落在她的宽大军衣上、手臂上、手稿上，或散落在她的茶杯里，有时还落到与她交谈者的身上。在青年托洛茨基的眼中，她是壮丽史诗般的女主人公，现在他与活生生的革命传奇人物生活在同一屋檐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第240一242页。
马尔托夫比托洛茨基只大几岁，也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古老的希伯来伟大学者家族的后裔，真名是策杰尔包姆。他是崩得，①即犹太社会党的创始人之一，但后来他放弃了成立一个独立的犹太工党的想法，跟列宁一道在彼得堡建立了工人解放斗争协会。他继列宁之后流亡，并与他一起和老一辈流亡者携手创办《火星报》。马尔托夫是《火星报》撰稿人中的骨干，是敏锐的分析家，是有挖苦癖的作家，又是一位文笔流畅而多产的时事评论员。而列宁是《火星报》的政治鼓动者和组织者。马尔托夫和查苏利奇都属于浪漫的叛逆者，对于社会的不公正，他们的反应与其说受理论原则的指导，不如说受道德义愤的支配。他们富有魅力，慷慨，谦虚，就气质来说与其说他们是政治家不如说是艺术家。
① 崩得（依地语Bund）即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犹太工人总联盟，是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1897年建于维尔诺。1898一1903年和1906一1912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组织，1921年自行解散。―译注
列宁是用不同材料铸成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浪漫主义——当革命还只是思想和幻想的时候，没有浪漫主义气质的人是不能成为革命家的。但是列宁抑制了自己的浪漫气质，对俄国叛逆者常有的脱离现实抱之以轻蔑。列宁是民粹派烈士的弟弟，深知革命党人曾为脱离现实付出鲜血和挫折的代价。他认为，他的任务就是要给革命党人灌输现实主义精神，使冷静和热情相融合，并用准确有效的工作方法训练他们。因此，他珍惜精力和时间，自我约束，专心致力于研究和工作，在流亡者的聚会上很少看得见他，他也很少参加他们漫无止境而往往没有结果的争论。他欣赏为行动作准备的讨论而不喜欢为讨论而讨论。在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思想只沿着一条轨道活动，但这条轨道如同社会本身一样广阔，它通向社会的改造。
托洛茨基跟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更接近一些，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他们不断对他施加影响，而列宁对他的影响只是断断续续的。他仍处于性格形成期，需要密切的社会交往以及能促进他思想发展的辩论。充分满足这一需要的是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而不是列宁。他们还拨动了他的心弦，他最初加入什维戈夫斯基的团体时，民粹派分子也曾拨动过他的心弦。列宁的指导尽管引起他的好奇心和敬重，但在托洛茨基看来，它只是枯燥而平凡的。还要经过若干年以后他才能发现这位平凡人物的伟大。
他到达伦敦后不久也结识了普列汉诺夫，跟查苏利奇一样，普列汉诺夫在托洛茨基心目中也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普列汉诺夫还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前辈奠基者之一，一度与恩格斯交往密切。他是新学派的哲学家和理论家，是这一派伟大的、学识渊博的文体家和雄辩家，在欧洲享有声望。但普列汉诺夫陶醉在自己的声望和辉煌之中，因而冷漠无情且目中无人。他第一次见到托洛茨基时就对《火星报》的这个新撰稿者表示出本能的不悦，这种不悦渐渐发展成为强烈的反感。这两个人具有不少类似的才能和特性；两个人都是富于想象力的作家，而且都是机敏的辩论家，两个人的言谈和举止都有舞台效果，两个人都充满自信，坚信自己的观点和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是当这个后起之秀初露头角时，那个前辈的光芒已经开始衰退。托洛茨基充满着未成熟的但感染力很强的热情，普列汉诺夫则逐渐变成怀疑论者，而且过于成熟了。卢那察尔斯基讲了一段在流亡者中间流传的轶事，尽管这段轶事显然并不真实，但的确能多少说明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据说，当他到达伦敦时，查苏利奇在他面前兴高采烈地称赞托洛茨基的才干。她大声说：“这个小伙子无疑是个天才。”普列汉诺夫绷着脸，转到一旁说：“我永远不会饶恕他这一点。”①
① 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19一22页。某些回忆录作者（如泽利克森一博博罗夫斯卡娅）说，当《火星报》发表托洛茨基的第一批不署名文章时，读者以为是普列汉诺夫写的。
《火星报》这班人虽然还是用一个声音说话，但是已有了意见分歧，托洛茨基不久就意识到了这点，而且不知不觉地也被卷了进去。编辑部里成为势均力敌的两方，三个年长的编辑为一方，三个较年轻的编辑为一方。有争论的问题都用投票来表决，由于每一方都一致投票反对另一方，因而产生了僵局。方针问题的争端往往悬而不决。列宁急于要打破僵局，因而想给编辑部增加一个新成员，即第七个成员。早在1903年3月，即托洛茨基到伦敦四个月后，列宁在送给各编辑的一份备忘录中竭力推荐他。列宁事前先驳倒了关于托洛茨基的年龄及资格的种种反对意见：他强调托洛茨基“是难得的人才”、“信念坚定、精力充沛”，而且还说他投的稿子“不仅非常有益，而且是必不可少的”。①查苏利奇和马尔托夫都同意。马尔托夫在致阿克雪里罗得的信中写道：“他（托洛茨基）的作品显示出无可怀疑的才华……由于他的非凡的演说才能，他在这里已经产生重大的影响。他长于辞令，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我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都对此深信不疑。他知识丰富，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为丰富知识而工作。我毫无保留地赞同列宁的提议。”②阿克雪里罗得也认可这个候选人的资格。至少在这一点上，年长的一方和另一方之间并无分歧。《火星报》编辑部全班人员都热切地欢迎托洛茨基，只有一个人例外，这就是普列汉诺夫。他激烈反对的理由是：托洛茨基投的稿子过于雕琢，降低了《火星报》的标准。托洛茨基的文风华丽、词藻堆砌，这是事实，列宁曾设法委婉地加以删节，他在推荐托洛茨基时曾写道，如果托洛茨基成为编辑部的正式成员，会使他更容易注意到文风朴实的必要性，尔后他会明白这是全体编辑的意见而并非只是列宁一人特别喜欢文字简朴。但是使所有同事愤慨的是，普列汉诺夫无动于衷。在多次争吵以后，查苏利奇便把对此一无所知的托洛茨基带到编辑会议上来，希望普列汉诺夫会让步。普列汉诺夫冷冰冰地拒绝这个“闯入者”，固执地坚持他的否决票。
①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65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章。
② 《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79一80页。
托洛茨基在《我的生平》中说，普列汉诺夫怀疑他会同列宁联合起来反对年长的编辑们。这简直不可能是普列汉诺夫的主要动机。其他年长的编辑几乎都以父辈的自豪和体贴对待托洛茨基，他已成为这班人的宠儿，而他也对他们表示充满深情的敬爱。他不但对查苏利奇的态度如此，而且对阿克雪里罗得更是如此，阿克雪里罗得在苏黎世的家是托洛茨基来欧洲大陆期间最喜爱的隐蔽所。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的性格大相径庭，他们的友谊深厚，已共同工作了近25年。阿克雪里罗得像托洛茨基一样是南乌克兰犹太人。他起初是第一个南俄工人联合会中的民粹党人，托洛茨基曾借用过他的第一个组织的名称。后来阿克雪里罗得移居国外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没有普列汉诺夫那样的天赋，作为一个作家是蹩脚的，作为演说家就更糟了。有许多思想本是他首先提出的，倒被他的朋友阐述得很出色。如果说普列汉诺夫的社会主义是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那么阿克雪里罗得的社会主义则源于绝对相信工人阶级。他狂热地相信工人会找到通向社会主义和解放的道路，而且他本能地怀疑知识分子领导工人的抱负——这就是后来他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动因。普列汉诺夫在外表上是一个文雅的欧洲人、贵族，过着颇为布尔乔亚式的生活，而阿克雪里罗得则靠当工人过活，他在家里制一种特别的奶油供给他的主顾。从俄国逃出来的人以他家为避难所，他供他们吃，还常供他们穿，隔着牛奶罐跟他们辩论。他那不加修饰的大胡子使他看起来更像圣徒似的俄国犹太教教士，而不像革命的政治家。然而包括新近崛起的列宁在内的革命领导人，都视他为他们的导师和鼓舞者。对这个人，年轻的托洛茨基怀有深厚的感情，而这一深厚的感情甚至关系他的政治命运。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章，《列宁传》第9一60页；阿·卢那察尔斯基：《革命家剪影》第35一40页；唐恩：《布尔什维主义的起源》第191一194、288一289页；H．阿列克谢耶夫在1924年第3期《无产阶级革命》上的文章；.H．梅谢里亚科夫在《报刊与革命》1924年第2期中的文章；《梅杰姆自传》第2卷第1章；约翰·密勒：《先驱与建设者》第1卷第205一207页。
共同友谊的纽带也把他和另一位先驱列昂·捷依奇（Лев Дейч）联系起来，捷依奇也曾是南俄民粹党人，他经过13年的苦役之后，新近从西伯利亚逃出来，作了一次环球旅行。尽管捷依奇的声望达到巅峰，他的勇敢逃亡使他赢得了全世界的钦佩，但他也用厌倦而又有点儿不理解的眼光看待新时代、新时代的问题和新时代的人物。对托洛茨基生气勃勃的激进主义和乐观主义尽管有点儿不安，但他也深情地喜爱这个出色的“宠儿”，仿佛就是他自己年轻时希望的化身，他赞赏地注视托洛茨基在国外迈出的最初步伐，竭尽全力地帮助托洛茨基并使之更上一层楼。
《火星报》编辑部内部的意见分歧还未具有政治意义。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久以前列宁和马尔托夫也是怀有此刻激励托洛茨基同样的感情师事这些老战士的。但是他们的学徒期已告结束，而且如同经常发生的那样，徒弟总是比师傅更加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当时全部工作以《火星报》为中心，而老战士们既做编辑又是撰稿人，在这方面除普列汉诺夫以外，其他人都起不了多少作用。他们写得很少，又不大好；在组织俄国的秘密运动方面，他们很少介入或根本不参加。列宁与马尔托夫分担日常的编辑工作。而列宁在克鲁普斯卡娅协助下承担着保持和发展同俄国国内联系的主要的艰辛工作。①老战士们不可避免地觉得自己已被人超越。
① 波特列索夫在1927年写的带有敌意的回忆录中承认：“然而…我们所有和工作最密切的人……不但尊重列宁的学识、智力和工作才能，而且尊重他矢忠于事业，尊重他随时作好献身准备、承担极不愉快的职责，而且极其自觉地一定要履行这种的职责。”A.H．波特列索夫：《遗作集》第299页。
种种猜疑集中在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的对抗上，双方都是各自一班人中最自信的人。这样的对抗在《火星报》创办时已经出现，而且愈演愈烈。列宁已对自己的观点及工作方法产生信心，而且他对此并不隐瞒。普列汉诺夫则傲慢地嘲讽列宁或者像老师训斥学生一样地训斥列宁。1902年5月，托洛茨基到达的前几个月，列宁曾在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说：“收到了附有您的意见的文章。……您甚至不惜选用最轻蔑的言词。……如果您的目的是使我们的共同工作无法进行，那么您所选择的方法很快就会使您达到这个目的。……至于……私人关系，那已经被您完全破坏了，或者更确切些说，您已经使这种关系完全中断了。”①自那以后查苏利奇与马尔托夫曾经弥合了这一裂痕。但是争吵又一再发生，最近一次的争吵与托洛茨基进《火星报》工作有关。克鲁普斯卡娅写道：“有一次（列宁）从编辑会议上回来，极其震怒地说，太不像话了，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回击普列汉诺夫。瞧瞧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吧！普列汉诺夫呵斥托洛茨基，而维拉只说：‘瞧我们的乔治，他只会大喊大叫。’列宁大声喊道：‘我再也不能忍受了。’”②
① 《列宁全集》第44卷第219页。
② 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65页
这种分歧正在不知不觉地被由此产生的另一分歧所代替。列宁、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起初后者的作用是重要的，现在则微不足道了）一直共同行动，一致投票反对老一辈。但是随着争论的发展，列宁与同辈人，特别是同马尔托夫也开始疏远了。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不愿回头，而且完全不顾老一辈的感情，继续反对他们。马尔托夫的观点不大明确，而且他坚持自己的观点也不大坚决，因而企图和解。通常，他的意见往往和列宁的意见相同，但当他企图把意见付诸实施而遇到阻力时就开始犹豫，重新考虑之后，他就动摇甚至退却。不仅跟老一辈的争论是这样，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他往往开头和列宁一致，为某一目标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尔后面对列宁的不妥协态度，他又畏缩不前，最后干脆放弃目标。就气质来说，他是“温和的”，列宁的“强硬”使他反感。在会议上，“列宁常用略带怀疑的批评眼光看着马尔托夫，尽管仍然十分器重他，马尔托夫察觉到这种目光，感到不大好受并神经质地耸耸肩膀……列宁讲话时不看马尔托夫，马尔托夫眼睛在下垂的、从来不擦的夹鼻眼镜后面就会变得呆板无神。”①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76页。
托洛茨基当时就处于这些影响之下。列宁维护他，力图提拔他，抵制普列汉诺夫的反对，这一事实本应使他接近列宁而反对老一辈。但是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老一辈在这一点上并不支持普列汉诺夫——他们也尽力支持并鼓励托洛茨基。其次，他比列宁约小10岁，而对老一辈浪漫的号召却十倍地敏感。他与他们接触的时间太短，对他们的幻想还没有破灭，而且也没有注意到：尽管他们都有优点，但在日常工作中他们并不起作用。他觉得列宁反对他们是粗暴的，而且认为列宁的动机是个人的、自私的。
然而，他认为这种不和仅仅是光荣而重大的冒险事业中的次要方面。内部的争吵并不妨碍《火星报》成为新生政党的伟大核心——单单它的名称就是对革命者的激动人心的号召。没有人比托洛茨基更热情地相信《火星报》的使命，这种信心在他写的文章中跃然纸上。他最初给《火星报》撰写的文章其明显的标志是贯穿于文章的汹涌澎湃的感情力量，是他召唤革命的热情，是对俄国统治者以及社会主义的敌人的猛烈抨击，而不是他的独到的思想。这时他写文章不受检查官的约束，可以尽情发泄，但这一事实无助于提高他的文章质量——他为《火星报》写的文章往往不如他在西伯利亚写的文章。
他给《火星报》撰写的第一篇文章是为彼得大帝在首都附近建造恶名昭著的施吕瑟尔堡监狱200周年而作，标题是《他的欧洲窗口，他的最重要的监狱》。作者召唤在这座监狱的围墙里惨遭杀害以及被逼得发疯的烈士们的英魂，其中有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他在文章结尾对沙皇及其仆从们发出响亮的挑战：“你们仍可沉溺于你们爱国的狂欢中！——今天你们仍然是施吕瑟尔堡的主人。”他在同一期的《火星报》上痛斥半自由派的绅士们，这些绅士在地方自治会上连低声说一个反对当局的字都不敢。他写道：“要使地方自治会的自由派们挺直他们温顺弯下的腰杆，还需要什么埃及的瘟疫、俄国的蝎尾鞭吗？”①就沙皇发起斯拉夫人反土耳其的示威一事，他揭露“斯拉夫主义的骗子们”，写道：“俄国公民们，这是又一个打开官方斯拉夫主义的安全阀的企图，给你们过剩的市民激情准备一个出口。还是25年前（即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的老把戏，当时，爱国主义的办报人从他们的档案室里抽出……泛斯拉夫兄弟关系这个概念，并紧锣密鼓地加以传播。”然而，沙皇政府对待自己的人民并不比苏丹对待他的非穆斯林臣民好。作者问：“我们自己的牢狱难道比土耳其的牢狱好吗？……我们镇压叛乱的讨伐军士兵没有强奸过波尔塔瓦农民的妻子和女儿吗？没有抢掠过他们的财产吗？”那么，所谓的自由派对沙皇在土耳其的“文明使命”为什么给予支持呢？“为什么他们不要求发动反对野蛮的沙皇制度的……十字军远征呢？”半自由派的这种反对方式，亦即“用合法方式去反对无法无天的政府”，已经是，而且在许多年中一直是他特别喜爱嘲弄的对象。②地方自治会的职能本应当是裁决行政机关的活动，但在其中“被告实际上承担着裁判长的角色，并且僭取法庭随时休庭的权利”。沙皇统治赐给地方自治会“包上《大宪章》羊皮纸的皮鞭”，地方自治会就感到满足。他们懂得自由是什么吗？是“政治自由的自由吗”?“人们可以确信地说：如果俄国的自由要由地方自治会产生，那就根本不会有自由。幸而俄国的自由另有可靠的根源：一个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另一个是俄国专制主义内在自我毁灭的逻辑。”“会有不少政治潮流彼此接踵而来，许多‘政党’将会出现，也会消失，每个政党都自称要改良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和策略，但是未来的历史学家会说：这些政治潮流，这些政党在觉醒的工人阶级的伟大斗争中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次要的插曲而已。……工人阶级已经在政治和社会解放的道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他们的步伐虽不优雅，但却信心十足。”③
① 《火星报》1902年11月1日第27期。
② 《火星报》1902年11月15日第28期和12月1日第29期。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901年3月托洛茨基曾在《东方评论》上写道：“带着所有曼彻斯特标记的纯自由主义在我国没有开过花就已枯萎了：它本身在俄国没有任何社会基础。曼彻斯特思想的输入是可能的……但是要输入产生这些思想的社会环境却不可能。”《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85一86页。
③ 《火星报》l902年12月1日第29期。
他用同样的笔调写到沙皇企图把俄语强加给芬兰人并破坏芬兰人的自主权，写到马克西姆·高尔基被开除出帝国科学院，写到倒退到民粹党恐怖主义的新成立的社会革命党的无能，还写到警察机关企图建立假秘密组织旨在与真正的地下组织较量。他攻击社会革命党人的恐怖主义，特别是在青年大学生巴尔马晓夫（Балмашёв）因刺杀内务大臣西皮亚金（Сипягин）而被判处死刑之后他写的那篇攻击文章引起了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的愤怒抗议。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恐怖主义分子的同情大大超过对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情。但是就连社会主义者也认为托洛茨基的攻击太激烈，说他提到这个被处死刑的社会革命党人时应多些敬意和热情。①
① 1902年夏，立宪民主党的未来领袖米留可夫拜访过伦教的《火星报》编辑们，赞扬了《火星报》，但反对它开展反恐怖主义的运动。他说：“为什么呢？再给沙皇的大臣们来这么两三次，我们就会有一部宪法。”温和的立宪民主党人往往把恐怖主义者看做是对沙皇施加压力的有效的代理人。参见H．阿列克谢耶夫在《无产阶级革命》1924年第3期上的文章。
从他到达伦敦到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其间只过去9个月，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他的声誉已经确立，以致这位23岁的年轻人能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严重分裂的大会上担任领导角色。这与其说是取决于他的文章，不如说是取决于他的演说和发言。他一到伦敦，列宁和马尔托夫就让他去白会堂与可敬的老民粹派及无政府主义流亡者辩论。这个新手与胡子花白的对手辩论，轻易取得了全胜，这使他自己都感到惊喜。此后，他到西欧的俄国侨民区作巡回报告。他的同时代人描写过初次听他演说时受到的意外、难以抗拒的冲击，他那雄辩、干劲、激情、机智与洪钟般的声音使听众振奋，因而所向披靡。由于不过几年前他在为数不多熟悉的听众面前说话还只能结结巴巴、窘得脸红，而且此后的时间大多是在单人牢房和流放中度过的，因而他的胜利就越发令人注目了。他的雄辩完全不是教出来的：他过去几乎从没有听过一个值得仿效的演说家的演说。这是出乎意料的潜在天赋突然进发出充沛的活力而使目睹者惊奇与喜悦的例子之一。他的演讲以罕见的思想、想象力、感情和表达方式的力度而著称，甚至比他的文章还好。他那往往有损于其文章效果的修辞技巧却使他的演说更加动人。他带着似乎是他本身具有的戏剧性和对所加入的这场冲突的意识出现在讲坛上，他意识到，参加这场斗争的队伍和重要角色比荷马史诗中的战斗规模更大，都是堪称为半人半神的顶尖人物。①他高高地站在讲台之上，感觉到下面有千万双眼睛集中到他身上，自己正使千万人的心受到强烈的感染。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描写说，这个瘦瘦的高个子，有一对热烈的大眼睛和一张敏感的但并不端正的大嘴，像一只“猛禽”一样屹立在讲坛上。②
① 1902年8月，在他逃离西伯利亚前，他在《东方评论》上正好曾写过：“社会生活的法则和党的原则就其庄严性来说也是一种不次于古代命运之神的威力。社会原则，就其无情的强制性来说，并不亚于阿斯基勒斯（Aeschylus）的命运女神，如果与之冲突则能把每个人的灵魂碾磨成齑粉。”《托洛茨基全集》第20卷第241页。
② 《梅杰姆自传》第2卷第7一9页；П.A．加尔维：《一个杜会民主党人的回忆》第3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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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受人称赞的演说家和作家就要坚持靠”自卫本能的原始斗争”生存下去。他觉得自己既已处于运动的精英分子之中，就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他孜孜不倦地研究马克思主义，而处于黄金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使他这个能手具有可靠的思想武器，他从西伯利亚逃出前刚刚探索过“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错综复杂及其周期性危机，如同《资本论》第2卷中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一样，看似枯燥，然而却有激动人心的效果。在国外，他重新进行这一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入迷使他不理睬任何无关的思想或现象。他到达伦敦后，列宁设法使他对英国历史建筑感兴趣时，他觉得很奇怪。他初到巴黎时也同样自我戒备，以免受新奇印象的冲击。他荒诞地总结对巴黎的最初看法说：“非常像敖德萨，但不如敖德萨。”卢浮宫的艺术宝库使他厌烦。在法国使他最兴奋的是茹尔·盖得（Jules Guesde）领导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与追随饶勒斯（Jaures）的改良主义者之间的论战。他投身在巴黎工人示威群众中，反对米勒兰（Millerand）这个第一位当上资产阶级政府部长、随后又介入镇压罢工行动的社会党人，他在游行队伍中高喊“米勒兰是一切坏事的罪魁祸首”。
他在巴黎结识了他未来的第二个妻子，娜塔利娅·谢多娃 (Наталия Седова)，那时她是一个女大学生。她带他到卢浮宫，力图让他对绘画和雕刻开开眼界。她也是一个革命者，比他的第一个妻子小几岁。她原先在哈尔科夫的一所贵族女子寄宿学校读书，由于她劝说同学不去祈祷、不读《圣经》而读俄国的激进文学作品，因而被开除了。①这时她正在巴黎大学学习美术史。后来，她在他的有生之年始终陪伴他，分享他的全部胜利和失败。但索科洛夫斯卡娅仍然是他的合法妻子，还使用着他原来的姓氏。他们之间的法律关系的细微区别对他们三人说来都完全无关紧要——像其他革命家一样，他们原则上不理睬中等阶级社会的那种习俗准则。也许，托洛茨基对他跟索科洛夫斯卡娅分手的方式始终感到内疚，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他在自传中对全部事情不过只用了一句话，而不只是出于不愿详述他的私生活。他自己是流亡者，不能为妻子和两个孩子尽义务。他的父母（在1903年曾到巴黎跟他和好）照管他的孩子，帮助养育她们。就我们所知，托洛茨基和他的第一个妻子之间从来没有出现过是否重新团聚的问题。他和谢多娃回到俄国后也没有细微的不和迹象。互相尊重和品格高尚的友谊纽带把他们三人一直连结到底，最后，他的政治命运使两个妇女和双方的孩子们都受到同等程度的悲惨影响。
① 马·伊斯特曼：《托洛茨基青年时代的肖像》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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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法国、瑞士和比利时工作和讲演时，俄国国内的地下组织总部坚持要求让他回国。俄国地下组织和国外流亡中心为他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托洛茨基对这些要求一无所知。当老列夫·捷依奇得知时，运用他的所有影响阻止托洛茨基回国。他自己在西伯利亚13年的苦役至今仍然重压在他的心上，他恳求《火星报》的编辑们让这个“便雅悯”留在国外，使他可受更多的教育、见见世面并发展他的才智。捷依奇发现列宁是一个同盟者，因为列宁也不愿失去他的撰稿人。列宁给俄国写回信说，托洛茨基没有表示过希望回国。这是一个托词，列宁希望借此打消俄国总部的原来意图，而且克鲁普斯卡娅毫不怀疑，决定反对送托洛茨基回国的正是列宁。就这样，暂时决定了托洛茨基的命运：他要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代表大会留在国外。①
① 娜·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60页；《列宁全集》第44卷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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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7月，代表大会终于在布鲁塞尔召开。实际上这是一个建党大会——1898年的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明斯克举行，只有8个人出席，他们不久都被捕了，除了彼得·司徒卢威写的一份激动人心的宣言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只有这时，1903年，秘密组织网络已变得足够严密，与《火星报》的联系也已足够密切，因此每个人都觉得建立一个有明确党章、由选举产生领导的正规的政党的时机已经成熟。《火星报》编辑部将仍是党的领导，这点不成问题，因为只有它能给各组织提供政治思想，只有它能协调各组织之间的活动。这次大会对整个《火星报》编辑部来说，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对老一辈革命家来说，这是他们在牢狱中、在流放地长期梦想的实现。
由于《火星报》成员在思想目标以及领导抱负方面团结一致，他们弃大会上将像一个人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而在大会之前，在起草纲领问题上曾有过分歧，但已然顺利解决。预计下面两个集团将提出反对意见：用打防卫战来反对革命政治胜利推进的经济派和为自己在党内争得特殊地位的崩得。这两个集团都处于少数，而《火星报》所有的人都将团结一致反对他们。在大会开幕前，《火星报》的编辑们在党的领导机构应如何建立的方式问题上发生过争论，但这似乎只是细小的组织问题。
7月初，44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4个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布鲁塞尔社会民主党的人民之家举行大会，托洛茨基代表社会民主工党西伯利亚协会，和另一名代表一起从日内瓦到布鲁塞尔参加大会。①代表们坐在人民之家后面的黄褐色的仓库里面兴奋地倾听普列汉诺夫致开幕词。他们觉得，他们出席的大会是正在为被湮没的俄国建立一座历史里程碑，它与沙皇的斗争已进行了约80年之久，而现在正朝着最后的决战前进。在参加大会的人看来，尽管大会的场地简陋，尽管大会没有引起世界的注目，都不能抹煞大会的历史重要性。
① 他在《我的生平》中幽默地叙述说，他和列宁的弟弟乌里扬诺夫大夫如何在日内瓦附近的一个小车站，匆匆扒上一辆开往布鲁塞尔的火车，人还没上去，车已启动，火车站站长使火车停下来，把这两个古怪的乘客从减震器上拉上车。托洛茨基此行用的是保加利亚假护照，护照上填的是萨莫科夫利耶夫先生。这些预防措施都是为了蒙蔽俄国密探的。但是代表中已有保安局的特务，因而比利时警察紧密监视着大会及其参加者。托洛茨基用精彩的电影脚本笔法描写了他半夜在布鲁塞尔空荡荡的街道里，穿街过巷，与一个密探赛跑。最后，大会转移到伦敦。
发言时的第一个争论问题与崩得有关。犹太组织要求在党内有自治权，有权选举它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在有关犹太居民的问题上有权制定它自己的政策。它还进一步要求：党应承认崩得是犹太籍工人的唯一机构。它极力要求党不仅像已经做到的那样提倡给犹太人以平等的权利，而且还应承认犹太人的文化自治权，也就是承认他们管理自己的文化事务以及在他们自己的学校里坚持用犹太（依地）语的权利。曾经是崩得创建人之一的马尔托夫代表《火星报》成员愤然拒绝这些要求。托洛茨基甚至更加激烈地重申这个拒绝。这场争论是在基什尼奥夫市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后不过几个月时发生的。这就激起了犹太人的感情冲动和猜疑，并在崩得的立场上直接反映出来。①《火星报》中非犹太籍的发言人为了避免引起那些人的感情冲动而不出面，所以，都是由犹太籍发言人来断然拒绝崩得的要求。马尔托夫提出反对崩得的动议，在动议上签名的也只有犹太籍的代表。托洛茨基本人代表《火星报》中犹太籍的工作人员发言，他充分利用这一情况，痛斥崩得的代表，使他们大怒。他们强烈抗议他的发言，认为他蓄意侮辱犹太人，并要求主席保护他们。在主席认为托洛茨基的话无可指摘时，崩得派代表提出对主席不信任的动议。
① 未来的苏维埃主席雅·米·斯维尔德洛夫的一篇通信中对大屠杀后犹太籍社会民主党人中的情绪有启发性的报道，载《报刊与革命》1924年第2期，另见《梅杰姆自传》第2卷第29一32页。
这是大会上最激烈的场面之一，也是托洛茨基以犹太人身份专就犹太人问题发言的极少有的机会之一。他仅仅为了反驳犹太人的要求才这样发言，这必然使极其敏感的崩得代表觉得他近乎粗暴。然而他辩解说，危险的不只是一个犹太人问题。崩得要求在党内有自主权并有选举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权利，实际上就是为其他派别开一先例：如果党同意给崩得这样的特权，以后就不能拒绝给其他派别以同样的特权了。那就不得不放弃团结一致的组织观念而把党自身变成了一个若干党派的松散联盟。总之，崩得派正是试图用狡猾的手法诱使《火星报》的人放弃他们的指导原则以及为使之为付诸实施而进行的实际工作。另外一个要求即承认崩得是党在犹太工人中的唯一机构，这等于要求只有犹太人才有权利把社会民主党的信件带给犹太人和组织犹太工人。托洛茨基指出：这表示不信任非犹太籍的党员，是对国际主义者的信仰及感情的挑战。托洛茨基在一阵激烈的抗议声中大声说：“崩得有不信任党的自由，但不能指望党投不信任自己的票。”①党作为一个整体，只要放弃向犹太劳苦群众发言的权利，就是对犹太分裂主义让步。崩得要求“文化自治”同样是出自分裂主义，它提出这个要求，首先是与党，以后是与国家和民族相对立。社会主义所关心的是要扫除种族、宗教和各民族之间的障碍——社会主义绝不能试图去构筑这类障碍。他同意犹太人有权使用自己的语言办学校，如果他们有这样做的愿望的话。他接下去说，但是不应超出全国教育制度的范围，而且整个犹太文化生活不应以自身为中心，不应闭关自守。他提出一项动议，以便补充马尔托夫的总议案。两项决议都以压倒的多数获得通过。②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52一55页。
② 同上，第198页。
托洛茨基像马尔托夫、阿克雪里罗得、捷依奇及其他犹太籍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持所谓同化的观点，认为犹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团体是没有前途的。保持犹太人彼此结合在一起的纽带不是宗教纽带就是半虚构的民族主义纽带，但根据社会民主党人的普遍信念，宗教纽带必定要断裂，民族主义的纽带最终必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崩得坚决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因为它认为犹太人的前途取决于犹太人聚居的那些国家。但是托洛茨基论证道：崩得在反对犹太复国主义时却吸收了犹太复国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实质。①他认为解决犹太人的问题不在于建立犹太国，更不是在非犹太人的国家里建立犹太国，而是坚持对社会进行国际主义的改造。其前提是，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之间无论在党内还是在国家中都应无保留地相互信任。这种态度，他终生不渝——只有纳粹主义的冲击曾使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敌视稍有缓和。他不承认犹太人对居住国环境的猜疑中含有悲剧性的真实。②他和其他任何社会民主党人甚至在噩梦中也都想象不到，倾听了国际团结宣传达几代之久的欧洲工人阶级在40年后竟不能或不愿去防止和制止在希特勒的毒气室里屠杀600万犹太男女和儿童。对这个问题，崩得的方案当然没有提供答案。托洛茨基作为犹太人站出来反对犹太分裂主义，因为他想象中的未来与本世纪中叶的欧洲“文明”有天壤之别。
① 托洛茨基在大会之后不久在《火星报》曾发表一篇激烈抨击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起因是，西奥多·赫兹尔领导的原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和以马克斯·诺道领导的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之间的一场争论，后者准备放弃巴勒斯坦而要乌干达作为犹太人的祖国。赫兹尔试图向苏丹购买巴勒斯坦的土地，而诺道则进行一场取得乌干达的运动。赫兹尔的一个狂热追随者图谋杀害诺道。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说赫兹尔是“无耻的冒险家”，并写到“犹太人中浪漫主义者歇斯底里的啜泣”；而且他在这场冲突中看到犹太复国主义的破产。（《火星报》l904年1月1日第56期）。
② 托洛茨基在接受美国犹太报纸《前进报》(1937年1月28日）采访时说，经历过纳粹主义以后，难以再相信他希望过的犹太人的“同化”了。他接下去说，单凭犹太复国主义本身解决不了问题，但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许仍有必要给犹太人安排一个单独的居住区。
《火星报》成员和经济派分子之间的争论是大会上的第二个争论。党认为革命政策高于工联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斗争，经济派分子反对这点。他们还反对集中制组织，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经济派分子会丧失战斗力。他们的发言人马尔丁诺夫（Мартьгнов）和阿基莫夫（Акимов）谴责《火星报》的“雅各宾式”的独断态度。①应当注意的是在记录上出现这样的指责还是第一次。《火星报》成员一致反驳批评者。托洛茨基猛烈地抨击经济派，使他赢得“列宁的棍子”称号。②他说，争取微小经济利益及争取改良的斗争，只有在有助于工人阶级积聚革命力量时才有意义。“当社会民主工党为改革而斗争时，也是对党本身进行根本的改革——无产阶级头脑中的改革，使它为革命的专政作好准备”。无论如何，统治阶级只有当他们面临革命的威胁时才同意改革，因此，即使是改良斗争也应受革命政策的支配。③他捍卫集中制的组织方式，申明说，党必需有严格的党章，使领导人员能抵制不相宜的思想的影响。他在奚落他们扣雅各宾主义的帽子时说：党章应表明”领导对党员的合理的怀疑”，这种怀疑体现在自上而下地对党进行警惕的监督上。④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37页。
② 娜·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第70页。
③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36一137页。
④ 同上，第168页。
这一思想不久就成为列宁的专有特性，成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标志。我们记得，早在1901年托洛茨基就已经提倡这一思想了；而这一思想更是《火星报》的共同特征。引用最有权威的孟什维克历史学家的话来说，这一思想总结了所有向前看的社会民主党人对运动的“紊乱与松散联盟”的反应。①《火星报》所有的成员，包括未来的孟什维克在内在捍卫这一思想时完全一致，但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他们中也许没有人像托洛茨基那样强有力地为这一思想辩护。如果有人告诉托洛茨基在以后的几次会议上他竟会生气地放弃自己说过的话，他们之中谁都不会比他本人更吃惊。总的说来，在这次大会上对纲领进行辩论时，不是列宁，而是未来的孟什维克领袖们，特别是普列汉诺夫，最坚决地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普列汉诺夫极力要求代表们通过方案，这一方案使人们对下述情况没有怀疑的余地：他们在革命局势中将不惜摧毁议会制度并限制公民的自由。普列汉诺夫论证说，如果推翻沙皇统治后，选举出来的是同革命政府敌对的立宪议会，革命政府应仿效克伦威尔的做法，解散议会，普列汉诺夫发言时用“革命利益至上”这几个字作为他发言的题目。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8年就是根据这一原则行动的，而且没有因老迈衰病的普列汉诺夫的谩骂而动摇。此时，普列汉诺夫还申明说革命政府不应废除死刑——为了推翻沙皇可能有此必要。这些意见曾引起一个不引人注目的代表的反对，并在其他几个代表中引起微弱的怀疑。但它们在欢呼声中被一致通过。
①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史》第62一72页。马尔托夫叙述集中制的组织思想当时是极不“成熟的”。最初详细提出这一思想的不是列宁，而是彼得堡的一名地下工作者，他曾给列宁写过一封信阐述这一思想，党分裂后他加入孟什维克派。大会前的那一年，萨温科夫曾向《火星报》提出一个和列宁的计划相似的组织计划。他后来脱离社会民主工党而建立社会革命党。马尔托夫即使在党分裂后还写道：“在组织问题上，我们首先是集中制的拥护者，作为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我们必须是集中制的拥护者。”同上，第11页。另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一18页和马尔托夫为切列瓦宁的《组织问题》一书撰写的序言和阿基莫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发展特征史料》第104页。
然而在幕后，《火星报》的团结一致正在开始消失。起初出现的不和并不是什么政策问题，甚至也不在党章中著名的第一条上（虽然他们最后是为这一条分裂的），而是在无关政策或组织原则的问题上。列宁提议把《火星报》的编辑人数从6人减为3人。3个编辑是：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和列宁自己。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及波特列索夫都被排除了。对立两派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中都极欲把列宁的这一提议理解为是用意深远的；按照观点的不同，有人认为他居心险恶，有人认为他用心良苦。就实际背景看，列宁的目的很简单，他试图使《火星报》的编辑工作比近期的工作有更高的效率。因为6个人的编辑部易于分成势均力敌的两方。为了打破僵局，他曾提议任用托洛茨基；但因为普列汉诺夫反对，他放弃了这一提议；所以他此时企图用减少而不是用增加编辑人数的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提议留任的3个人一直都是《火星报》的真正台柱子。查苏利奇、阿克雪里罗得和波特列索夫都很少供稿——他们都不是文笔流畅的作家，而且在管理和组织工作方面甚至做得更少。①单以效率为理由来说，列宁的提议也是正当的。但是对效率的考虑往往与既有的权利及情感发生冲突。列宁在决定这一步骤前曾有过疑虑，而普列汉诺夫则很少或无所顾忌。在托洛茨基看来，把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排除出《火星报》这一企图简直是“亵渎神圣”，因为他们二人是《火星报》的创办人。列宁的无情使托洛茨基震惊。
这个小问题立刻同其他较大的问题纠缠起来。《火星报》编辑部正如以前一样，必须仍是党的真正领导。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必须在俄国国内工作。但由于进行地下活动有遭受逮捕的危险而不能保证中央委员会领导的连续性，只有像编辑部这样流亡国外的中心才能做到这点。列宁又进一步提议选出一个委员会，它将充当中央委员会和编辑部之间的仲裁。该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火星报》成员两名，中央委员会两名，而另外一名是主席，将由大会选举产生。普列汉诺夫应该是主席，这是预料中的必然结果。因而《火星报》编辑部肯定对委员会施加决定性影响。正是因为这个方案，列宁给自己招来指责，说他企图统治党。然而正如事情表明的那样，这个方案本身并没有使列宁享有比在旧体制下更大的权力。如果这一方案势必会给某一个人以特权地位，那么，这个人就是普列汉诺夫，即列宁未来的敌人。该方案所要实现的目标无非是要把这支旧队伍中战斗力最差的成员去掉，首先是去掉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列宁是乐于向这两位老战士表示敬意的，而这种敬意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但他不愿意以会对事务的有效处理有干扰的方式向他们致敬，而这些事务的主要压力无论如何都将由他本人承担，所以他不准备这样做。这两位老战士对此感到震惊，是很自然的。马尔托夫一心要安慰他们。托洛茨基对这支队伍的内部活动情况知之甚少，他无法理解列宁的动机。他觉得这是一个险恶的阴谋。
① 列宁给追随者的一封信中说明他自己的动机，他说在45期“旧”《火星报》中马尔托夫写过39篇文章，列宁写过32篇，普列汉诺夫写过24篇，查苏利奇只写过6篇，阿克雪里罗得写过4篇，波特列索夫写过8篇。《列宁全集》第44卷第393页。
当“家丑”已私下传开之时，党章已提交大会辩论。《火星报》小组在大会前已讨论过党章，并已注意到列宁和马尔托夫之间的分歧。列宁的草案如下：“凡承认党纲，在物质上帮助党并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的人，都是党员。”除了列宁要求党员应“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这一点外，马尔托夫的草案与列宁的草案是一致的。马尔托夫的提法比较含糊，要求党员“在一个组织的指导下经常亲自协助党”。其间的差别似乎是难以捉摸的。列宁的公式强调党是一个只由参加秘密组织的人组成的紧密团结的党。马尔托夫的公式强调党是一个包含那些仅仅帮助地下组织而不属于这个组织的人在内的涣散团体。当这两个公式初次对比时，分歧似乎并不重大，而且马尔托夫也准备撤回他的草案。①党竟然只因党章中一条的两个词而闹分裂，似乎没有道理。
① 巴甫洛维奇：《就第二次代表大会告同志书》第5页。
在此同时，与列宁的编辑部方案有关的个人冲突在背后形成了恶感和怀恨，使领导人都有无礼之举、猜疑日增。①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及其他人愤然责备列宁粗暴与贪求权力，而列宁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的辱骂会泼到他的头上来，当时他所做的一切只是为《火星报》的改组提出一项切实可行、不言自明的计划。每一方都开始怀疑对方的每一行动怀有阴谋诡计。每一方都在警惕对方设下的圈套。每一方都开始改头换面地重复早已忘却的往日分歧；而这些分歧在昨天看来还是微不足道的，今天就仿佛有了深远意义、预兆不祥。在大会进入到审查党章时，对立双方都怀着这种心情彼此相对。现在无疑应该弥合这两个公式的分歧，只提出一份草案。但事与愿违，每一草案的作者都极力要说明他的条文中隐藏极深的含义，尽可能要使之清楚明确，要使不知所措的代表们产生一种印象，即所供抉择的两个草案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要强调而且过分强调采纳这段条文或那段条文就要承担的某种实际后果。马尔托夫和列宁这两个朋友和同志，像敌人一样相互对抗。每个人的发言好像都恍惚迷离；每个人对自己的奇怪行为都感到惊奇；每个人都因此感到吃惊和迷惑；然而他们两人都不能停止自己的步伐或从原路回头。②
① 《火星报》成员在大会外举行秘密会议。当分裂初露端倪时，一次秘密会议由托洛茨基主持，因为任何其他人担任主席，对立双方都不同意。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章。
② 列宁在大会后不久写给波特列索夫的一封信中说：“现在我常常问自己：究竟为什么我们要各奔东西，成为永远不共戴天的敌人呢？我反复回想代表大会上的所有事件和印象，感到自己的行动常常过于激动‘狂热’。如果说应当把当时的气氛、反应、责备和斗争等等自然引起的那些东西叫做过错，那我愿意向任何人认错。”《列宁全集》第44卷第360页。
两个主要对手的情绪传染给代表们，大会分裂了。不是建立一个党而是产生两个党。当时，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可调和的未来的敌人普列汉诺夫却是列宁最紧密的同盟；而托洛茨基则是反对派中公然抨击列宁最激烈的一个。他指责列宁企图建立一个阴谋家的秘密组织，不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党。社会主义是以对工人的阶级本能的信任以及他们有能力理解自己的历史使命为基础的——那么党为什么不应像马尔托夫提议的那样向工人阶级敞开大门呢？列宁看见自己的“棍子”转过来打自己，感到吃惊，他曾多次试图把托洛茨基与马尔托夫拆开。他在全会上温和而有说服力地争取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由于缺乏经验而混淆了争论的问题，把分歧解释错了。他接着说，在工人阶级中也有混乱、摇摆和机会主义；如果党像马尔托夫所竭力要求的那样把门完全敞开，那么就会把所有那些软弱分子都吸收进自己的队伍里来。党应该组织的只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最有阶级觉悟和最英勇的分子。党必须领导工人阶级，因此，党不能像阶级本身那样广泛。
这一论据没有说服托洛茨基。于是列宁在会议礼堂外面和托洛茨基交谈。花了几个小时答复对方的指责并解释自己的行为。后来列宁还派他的追随者以及他的弟弟去“争取托洛茨基”。①但一切都落空了，托洛茨基的敌意反而变得更强。
①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2章。
大会以多数通过马尔托夫的党章草案。但这个多数包括“崩得”和经济派代表在内，而这两派的代表因《火星报》全体一致的表决而失败，正打算退出大会，下一步就是退党。在他们退出以后，列宁提出改组《火星报》编辑部的方案。托洛茨基以提议进一步加强旧《火星报》编辑部的职权来反对这一方案。①这一次列宁仅以两票的多数获胜。大会以同样的多数选举列宁提议的候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对方弃权。因此，称追随列宁的人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而称反对列宁的人为孟什维克（少数派）。少数派的领导人因列宁蛮横剥夺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在党内的地位而感到震惊，而且几乎是被激怒，他们宣称要联合起来抵制新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马尔托夫立即辞去编辑部的职务。列宁谴责说这是不可容忍的无政府主义行为，他决心要加强新选出来的机关的权威。尽管是微弱的多数使他们当选，但列宁坚持他们要组成合法的领导机关：在任何民主的团体中，多数派尽管是非常微弱的多数，但也拥有合法的权力。大会在一片混乱的吵闹声中结束。
①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第364页。
尽管从表面上看这一分裂有偶然性，但它是由来已久、不可逆转的分化过程造成的，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的党必定要与温和的党分道扬镳。西欧工人运动中的最温和分子已公然自称是反对革命的改良分子。在俄国也同样出现这样的分裂，这是很自然的。但在沙皇专制制度下，就是最温和的社会民主党人也不可能公然组成一个改良政党，因为缺乏议会民主的环境。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真诚地继续承认革命的社会主义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情况甚至比令人迷惑的分裂更能掩盖其实质。分裂呈现的形式复杂、无理性令人如堕五里云雾之中。在1903年，托洛茨基所看到的是两个团体承认同样的政策和组织原则，除了列宁冷酷对待同志，对待像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这样享有崇高声望的同志之外，他看不到使他们渐趋分裂的任何理由。他认为这种不必要的分裂只能成为削弱党及工人阶级的根源。
就事情的表面看，这似乎是很确切的。迄今为止，主要领导人只因性格不同而分裂，尽管很快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力图使这一分歧合理化，把它说成是思想观念上的深刻争论。但性格不同这一点也并非无关紧要之事。列宁对老战士的“不尊重”表明，他让一切情感及所有其他考虑——不论它多么值得称颂——都服从政策和组织的最高要求。如果为了提高效率而不得不牺牲建党的奠基人，列宁就会牺牲他们。地下运动攻击沙皇统治堡垒，因而受到残酷迫害，所以它不能容忍把名誉性的闲职授给任何人，即便是开创运动的元老也不行。当然，这是一种狂热的，而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不近人情的态度。能做出这种事的人会为了他所认为的革命根本利益而毫不犹豫地牺牲其他人和其他考虑。但一个革命的政党不服用大量这类的狂热剂就不能行动。必须认真执行普列汉诺夫宣布的准则，即：捍卫革命是革命的最高准则。反之，列宁的对手们把他们的私人感情的分量看得和这一最高准则的分量一样重，尽管他们曾许诺只应该看重后者。他们在将来也将同样重视各种其他的感情和考虑，这就不能不同他们所宣称的革命抱负相冲突。他们定会证明自己是调和者而不是革命者。
然而并不奇怪的是，这种分歧所表现出来的意义回顾起来虽是如此明显，但不少（如果不是绝大多数）当时登场的角色却察觉不到。托洛茨基并不理解在列宁本人的冷酷无情背后却是革命的心境。也许还有其他动机使他的立场如此坚定。他看到站在列宁一边的是目中无人、咄咄逼人的普列汉诺夫，而这位普列汉诺夫一有机会就显然毫无理由地冷落他。而在另一边，他所看到的是热情而不摆架子的男女革命家，他对他们十分感激。他的选择是明确的，但有一天，他将会为这一选择而追悔莫及。
几乎在大会刚刚闭幕，“冲突的热度还没有冷却”时，他写了《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照他的话说，这是“写给将来历史学家的一份有人性的文件”。在这份报告中他夸张地表达了他的幻灭、他对列宁的新的敌意并暴露出他自己态度中的矛盾。
大会认为正在进行建设性工作，其实进行的却只是破坏性的工作。……谁能想象由《火星报》召集的大会竟会无情践踏《火星报》编辑部？……有哪一个政治预言家能预卜到马尔托夫和列宁会……作为两个敌对派别的敌对领袖出场呢？所有这一切都无异于晴天霹雳。①……列宁以其特有的能力和才干承担了瓦解党的角色。……列宁的后盾是由《火星报》的“强硬”派新拼凑起来的多数，他们反对《火星报》的“温和”派。我们西伯利亚协会的代表加入了“温和”派，而……我们并不认为因此我们已抹去了我们的革命记录。……肯定《火星报》的老编辑部，是理所当然的。……同志们，明天我们就要埋葬《火星报》了，……同志们，再也没有《火星报》了，同志们，说到《火星报》时，我们只能用过去时态了。
① 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8-11页。
为与马尔托夫相呼应，托洛茨基写道：列宁被权力欲所驱使，把“戒严状态”和他的“铁拳”强加给党；①“我们遭到失败，因为命运裁定（列宁的）自我中心获胜，而不是集中制获胜。”列宁像一个新的罗伯斯庇尔，试图“把党的最谦虚的委员会变成有无限权力的公安委员会”；而且和罗伯斯庇尔一样正为“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的热月党人准备基础”。②这是他第一次作这一意义深远的类比，在其一生中，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情况下，他将一再重复这种类比。他当时所要表达的思想是这样的：罗伯斯庇尔的恐怖导致热月党人的反动，不但对雅各宾党人而且对整个法国大革命都是一个挫折。同样，列宁推行集中制原则过了头，他这样做不但使自己失去信誉，而且也引起对集中制原则的反动。这一反动将有利于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和联邦派分子。托洛茨基在文章的后记中嘲讽说，他根本不打算把列宁与罗伯斯庇尔相比，因为他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不过是对罗伯斯庇尔的拙劣模仿，而列宁与罗伯斯庇尔的相似程度犹如“庸俗的闹剧与历史悲剧一样”。③一旦托洛茨基决定反对列宁时，他就直言不讳地对列宁加以指责，并以最强烈的义愤进行狂风暴雨般的抨击。
① 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20-21页。
② 同上，第30页。
③ 托洛茨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西伯利亚代表团的汇报）》第33页。
少数派，即孟什维克的领袖们威胁要抵制中央委员会及《火星报》。托洛茨基也和其他人一起停止为《火星报》撰稿。1903年9月，孟什维克在日内瓦聚会以便决定进一步行动的方式：他们的抵制应进行到什么程度为合适？他们有被开除的危险吗？如果被开除，是否应建立一个对立的党？或他们应当慎重行事，以便继续留在党内，设法在下次大会上剥夺列宁的地位？对这些问题众说纷纭。托洛茨基尽管激烈、公开地攻击列宁，却也主张节制。在他看来，抵制的目的是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施加压力，恢复老战士们的重要地位，重新确立党的团结。会议通过了由马尔托夫和托洛茨基合写的一项决议，决议中由托洛茨基写的那一部分说：“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有责任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斗争，我们采取的措施不致使我们置身于党外，也不至使党和党的集中制思想受到损害……，（却使我们能）改变党的最高机构的成员，从而保证党有可能自由地从事思想上和组织上教育党的工作。”①但是，孟什维克虽然没有突然彻底地分裂出去，他们却建立了一个影子中央委员会，它要反对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和《火星报》，而且，如果最后分裂了，它无疑会作为新党的领导机关出现。组成那个委员会或“局”的有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唐恩（Дан）和波特列索夫。这些人中除了托洛茨基外，其余的人都始终领导孟什维克派直至最后。
① 《阿克全雪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94页。
其实，孟什维克派不必承担分裂党的恶名，他们大喊大叫进行的抵制已迅速产生结果。起初如此坚决同列宁站在一起的普列汉诺夫渴望要向对方让步，要消除对方的不满。他竭力劝说列宁应恢复老编辑部，列宁毫不动摇，他说他不能在非正式流亡团体的压力下推翻全国代表大会作出的正式决定。①从任何政党都要以常规程序为准则的观点来看，列宁的理由是无可反驳的。但普列汉诺夫却能不顾及这一准则。他是党的委员会主席，而且在《火星报》编辑部里仍然是最有权威的人，当马尔托夫辞职后，编辑部里就只有他自己和列宁。普列汉诺夫决定邀请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重返编辑部。列宁提出辞职。这样，孟什维克接收了仍是最有影响的《火星报》，不久，就是列宁自己的追随者也怀疑起来，列宁是否已走得太远了，是否与对手谋和要更加明智。列宁被打败，被孤立，然而他甚至比以前更确信自己立场的正确，因而决定加以捍卫。
① 《列宁全集》第44卷页第394页。
使普列汉诺夫非常烦恼的是，托洛茨基与孟什维克一起回到《火星报》。但普列汉诺夫既然已使老战士胜利地归来，他就不能直接排斥他们的这个最热心的卫士和被保护人。起初他只是力劝当时的实际主编马尔托夫让托洛茨基接受低于他在老《火星报》中曾占有的位置或者马尔托夫打算给他的位置。显然，托洛茨基只限于评论无关紧要的问题，①尤其在俄国国内的读者反对托洛茨基攻击列宁的那种冒犯性语调之后。普列汉诺夫本人当时攻击列宁虽然也很尖锐，却不愿支持托洛茨基的这种语调。最后他终于要求《火星报》应停止发表托洛茨基撰写的稿子；而且威胁说：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就要辞去《火星报》的职务。他说，担任托洛茨基为之撰稿的报纸的编辑，使他“内心感到厌恶”。
① 可参见《火星报》第60期上的《特维尔党委的抗议》。
引起这一“最后通牒”的是托洛茨基写的一篇评论刚刚爆发的日俄战争的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04年3月中旬的《火星报》上，在内容和风格方面都很杂乱——普列汉诺夫反对这篇文章不是没有理由的，但文章中也含有一些重要思想。主要是专门揭露俄国自由主义的“半吊子、模棱两可、优柔寡断和背叛倾向”。中产阶级的这一态度必然有害于民主事业，但这也有一个补偿性的后果：自由主义不能置身于革命的领导地位，而且由于它的行为会加速“无产阶级的自决”。然而，主要的争论点是对党的立场的批评，这种批评与托洛茨基对自由派的抨击不太吻合。他针对党委宣传的粗陋方式而攻击“多数派党委会”，因为这种宣传断定正在进行的对日战争是为了俄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并由俄国资产阶级支持的。托洛茨基争辩说，这不是事实，沙皇是为独裁政府的自身利益进行战争的，而资产阶级自由派有“反护国主义的情绪”。他反对在党内泛滥的“假马克思主义的陈词滥调”，写道：“极其重要的阶级利害关系准则正失去光彩，变成僵死的陈词滥调……变成对解决问题采取强求一致的制度，它不是为无产阶级的需要……去分析问题，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砍掉问题。”这一批评如果不是专门也是主要针对布尔什维克的。①
① 《火星报》1904年3月15日第62期，另见1904年6月《火星报》增刊上托洛茨基的半辩解性的评论。
普列汉诺夫的“最后通牒”使孟什维克的《火星报》小组左右为难。一方面，他们都同意这篇被人控告的文章的论点，他们不愿免除托洛茨基的工作：托洛茨基是他们的主要喉舌之一，是他们的影子中央委员会的一员。另一方面，多亏有普列汉诺夫，他们才把《火星报》重新夺回来，正如普列汉诺夫不断提醒他们的那样，他们新赢得的优势都应归功于他，归功于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普列汉诺夫。他们起初拒绝他的要求，并对他那“有失尊严的行径”、“勒索”和“泄私愤”深表恼火。然而，托洛茨基提出辞呈，表示希望回俄国从事地下工作。马尔托夫和其他孟什维克劝说他不必计较侮辱、继续为《火星报》工作。但普列汉诺夫既然把自己的声望作为赌注押在这一仇恨上，对此就不能容忍，他于是以辞职相要挟。最后，孟什维克害怕失去他们最重要的同盟者，因为能使他们打败列宁、羞辱列宁的正是这个同盟者，他们对普列汉诺夫让了步。从此托洛茨基的名字就从《火星报》上消失了。①
① 这件事的叙述系根据《普列汉诺夫与阿克雪里罗得书信集》第2卷第198一201页、《阿克雪里罗得与马尔托夫书信集》第101一105页和《火星报》。
托洛茨基开始疏远孟什维克。虽然他本人原是为避免使朋友为难而提出辞呈，但他们跟普列汉诺夫的交易只能使他厌恶。他愤然离开日内瓦，几个月没有出现在孟什维克分子的圈子里。个人恩怨与早期的政治分歧混在一起。孟什维克因为力图使其与布尔什维克长期不和的动机合理化，他们开始放弃分裂以前曾作过承诺的观点。其倒退从组织问题上一直扩展到政策问题上。查苏利奇大谈其社会主义和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联盟的梦想，而当时声望正在提高的费多尔·唐恩则直截了当地鼓吹这种联盟。即使在现在，当唐恩和托洛茨基是同一派别的领袖时，他们也是在本能上彼此互不相容的。唐恩的性格坚定而平凡，而托洛茨基的性格似火焰般热烈。一个能在政治妥协的气候下如鱼得水，就像他1917年在克伦斯基内阁中扮演的角色所表明的那样；而另一个则是天生的革命家。当孟什维克开始摸索更温和的公式时，唐恩在他们中的影响自然上升，而托洛茨基的影响则逐渐下降。马尔托夫本人预先就注意到追随他的人在追求温和道路，但他被自己所开创的过程压倒了。他们反对“老”《火星报》精神，托洛茨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而体现那种精神的只能是托洛茨基反对的列宁。此时，托洛茨基发现，老《火星报》一直没有摆脱类似民粹派那样的密谋态度，它对待经济派不公正，而且错误地宣称组织优于自发工人运动。这些都是大多数孟什维克在回顾自己最近的过去时得出的基本结论，在这些问题上，托洛茨基跟他们步调一致。①但当他们试图架桥沟通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间的鸿沟时，他停住了脚步，而且在这点上永不越雷池一步。他坚持反对自由派的立场，总体上看，这一立场在老《火星报》里占优势。他在和孟什维克的长期争论中认识到，在这一决定性问题上，他和孟什维克的分歧是如此之大，而与列宁的距离是如此之小。
① 在这方面，托洛茨基（在《我们的政治任务》中）与极右翼孟什维克切列瓦宁（在《组织问题》中）并无二致。
然而，托洛茨基在跟孟什维克分手之前却又一次用最伤感情的话劈头盖脑地抨击列宁，使他跟列宁几乎不可能和解。1904年4月，托洛茨基离开《火星报》，8月，他在日内瓦出版了《我们的政治任务》这本小册子，扉页上的题词是“献给我亲爱的导师巴维尔·阿克雪里罗得”。这本小册子的历史与传记意义在于，在以往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写的抨击列宁的文章中，这是最刺耳的一篇；在于它首先提出的一系列思想和散见于一百多页印得密密的谩骂文字上那惊人的历史直觉的闪光。
讲到日俄战争时，托洛茨基是这样开始的：“一举消灭世界反动势力，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任务。在这样一个时代，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却似乎表明它不懂得除了进行偏狭的党内争吵外还有其他任务。”这是一出“多么令人心碎的悲剧”，而且造成了“多么可怕的气氛”!“……几乎每个人都意识到分裂的罪恶，但却没有一个人能从历史的铁腕下解脱出来。”分裂的深刻原因在于党无法调和其民主任务与社会主义任务。俄国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党目前最关心的是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然而党的更长远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党在这两个目标之间不断分裂。每当党的队伍中发生争论，每一方都指控对方放弃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支持资产阶级民主。“每个代表新倾向的集团都把它的前辈革出教门。在那些提出新思想的人看来，前一时期似乎只是对正确道路赤裸裸的背离，是对历史的曲解……。”①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4页。
他继续写道，因此列宁和老《火星报》应该全面地看待经济派，尽管后者有其局限性，但是他们唤醒了俄国的工人阶级。孟什维克是试图在它前辈的肩头而不是在其断骨上自我确立起来的第一个集团，单这一点就是成熟的标志。经济派“向无产阶级呼吁，但他们并不是以社会民主的精神”而是以非政治的工联主义精神去做的。相反，《火星报》则向知识分子而不向工人讲社会民主的要旨。列宁强迫革命知识分子接受正统马克思主义并向马克思的权威无条件投降，希望用这样的方法训练知识分子，使他们可以胜任尚未成熟而且缺乏自信力的工人运动的可靠领导。但列宁不过是在试图加速历史的步伐；尽管拥有如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无产阶级学说，但它“并不能取代政治上已经成熟的无产阶级”。①列宁不信赖群众，对群众未经正规训练的行动采取轻蔑的态度，认为工人本身不能自动从工联主义上升到革命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由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的。托洛茨基写道，这是一种“正统的神权政治”的理论，列宁的组织体制就是适应“将以自身取代工人阶级”的党，这个党不顾工人的感受和思想，却以工人的名义并且代表工人发挥其代理人的作用。
① 同上，第23页。
他用阿克雪里罗得设想的模仿欧洲社会民主党建立“有广泛基础的党”来反对这种“取代主义”（托洛茨基这样称呼它），反对这种以党充当无产阶级代理人的概念。①他说：“列宁的建党方法导致如下的情况：首先是党组织（秘密会议）以自身取代全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以自己取代党组织；最后是一个独裁者以自己取代中央委员会……。”②“党必须在自己的基层，在积极而自信的无产阶级中而不是在上层核心小组中去寻求稳定的保证，因为革命在展翅奋飞之时可能会一下子扫除这个小组……。”托洛茨基在挖苦地模仿了列宁的“骇人听闻、肆无忌惮的煽动”作风③并针对列宁把纪律强加给党的企图作了讽刺之后问道：“任何严肃的团体……当其面临进退两难——是应根据纪律观而埋没自己还是应不顾纪律为生存而斗争这一困境时，毫无疑义要选择后一条道路，并会说：应当消灭那种压制运动的根本利益的‘纪律’。难道懂得这一道理就这样困难吗？历史绝不会说：即令世界必须毁灭也应使纪律生效。历史最终会证明那些对革命任务理解得更深刻、更全面的人是正确的。”④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50页。
② 同上，第54页。
③ 同上，第75页。
④ 同上，第72页。
小册子中最难以理解的部分是最后一章“雅各宾主义与社会民主党”。①在大会上，当经济派拿雅各宾主义讽刺整个《火星报》时，托洛茨基曾反驳过对雅各宾主义的攻击。这时他却转而用雅各宾主义来指责列宁。面对这种指责，列宁几乎感到自豪，他回答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正是雅各宾派，不过是和无产阶级的组织紧密联在一起、而且意识到无产阶级阶级利益的人。”正如小册子所表明的，托洛茨基显然是根据他近期对法国大革命的深入研究而精心炮制了这些指责，而他却言中了俄国革命未来的戏剧性事件。他说，雅各宾派与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是相互排斥的。法国大革命因受时代的局限，只能建立以资产阶级财产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雅各宾主义（资产阶级社会所能到达的激进主义的顶点）力求使类似平等主义的短暂革命高潮永垂不朽，而这一革命高潮却与时代的根本潮流是不相容的。这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乌托邦：历史如要挽救雅各宾主义，就不得不中断其进程。雅各宾主义及其与时代之间的矛盾说明了雅各宾派思想和行动方法的原因。罗伯斯庇尔及他的朋友们对真理，即他们的“真理”有他们的形而上学的看法，但是他们不相信他们的“真理”会赢得民心和民意。他们怀着病态的猜疑环顾周围，仿佛看见敌人从每条缝隙里爬出来。他们不得不在他们自己与其余世界之间划出一条鲜明的分界线，而且这条分界线是他们用断头台的刀刃划出来的。“凡是要抹杀雅各宾主义与其余世界之间（这条分界线）的一切企图都有释放内部离心力的危险……。”罗伯斯庇尔的政治本能暗示，他只有通过持久的戒严状态才能延长短命的革命高潮。“他们不惜大规模杀人，为他们的‘真理’奠定基础。……他们对形而上学概念绝对信仰，与此相对应的是，他们绝对不信赖生气勃勃的人民。”
① 同上，第97一107页。
托洛茨基继续写道，具有乐观前景的社会民主党与雅各宾派不一样，因为它和它的时代潮流融为一体。在20世纪初，随着现代工业增长和工人阶级的壮大，社会主义不再是乌托邦了。社会民主党和雅各宾派代表“两个对立的世界、两种教义、两种策略、两种心理状态。……他们是空想主义，而我们想成为客观倾向的代表；他们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而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们是唯理性主义者，而我们是辩证论者；……他们砍掉人的头颅，而我们用阶级觉悟来启发他们。”
托洛茨基并不否认雅各宾派与社会民主党之间有类似点。他认为两者都是不妥协的：雅各宾派进行反对调和主义的斗争，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改良派的机会主义。但是社会民主党用不着断头台。“假如在一个革命的法庭上指控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调和主义，那么马克思的狮子头会第一个掉在断头台下。”①“罗伯斯庇尔常说：‘我只知道两个党，一个是好公民的党，一个是坏公民的党。’这句政治格言铭刻在他马克西米利安·列宁心上”，他“这种恶意的、道德上令人厌恶的猜疑态度是对雅各宾派悲剧性偏狭态度的拙劣模仿……。”（他在同一段里把列宁说成是“机敏的统计学家和马虎的律师”。）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95页。
必须在雅各宾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作出明确的抉择——这是托洛茨基的结论。他认为，列宁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是放弃社会主义，自立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派的领袖。托洛茨基指控的要点就是，列宁正从一个社会民主党人蜕变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政客，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政客才会像列宁那样极度地不信任工人阶级。①列宁的追随者甚至走得更远，公然设想他们“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当人们读到某些布尔什维克分子（托洛茨基在这里引用了他们在乌拉尔出版的小册子里的话）主张有必要建立一个绝对一致的党时，“人们感到寒彻脊背的战栗”。
① 托洛茨基此处引阿克雪里罗得的话，阿克雪里罗得把列宁的演变与司徒卢威相比。托洛茨基在这本小册子中称颂孟什维克的领袖，特别是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他称前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有透彻精辟的政治见解”，说后者是“他这一代的杜勃罗留波夫”。
托洛茨基的论据以下面这段反对绝对一致性的抗辩结束：
新制度的任务一定是很复杂的，只能通过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的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竞争，通过长期的“争论谈判”，通过不断的斗争，不仅仅是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斗争，而且是社会主义内部的各种派别之间的相互斗争（当无产阶级专政提出无数新……问题时，必然会产生这些派别），这些任务才能完成。任何一个“坚强有力的组织……都不能压制这些流派和意见分歧。……当无产阶级有能力对社会实行专政时，就绝不会再容许任何人对它自己实行专政。……在工人阶级之中……无疑会有不少政治残废……许多必将抛弃的、陈旧的思想包袱被吸收到自己的行列中。在现在这样一个专政时代，工人阶级绝对有必要使自己的思想意识摆脱错误理论和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并把政治空谈家和抱着陈腐观点的人从自己队伍中清除出去，正像它在今天绝对必须这样做一样。但是，不能通过把经过精心挑选的、拥有“解散”和降级的权力的几个人，或者更恰当地说把这样的一个人置于群众之上来代替这一复杂的工作。①
① 托洛茨基：《我们的政治任务》第105页。
在40年里由托洛茨基多产的笔写下的文章当中，这本小册子大概算是最令人惊异的文件了，这绝不只是因为它含有种种如此独到的重要思想、辩论中的小手段、敏锐的历史洞察力和夸张的华丽词藻。任何一个孟什维克作家几乎都没有用这么多人身攻击的恶毒语言攻击过列宁。“肆无忌惮的”、“可怕的”、“煽动性的”、“马虎的律师”、“居心叵测的以及道德上令人厌恶的”，托洛茨基把这些形容词一古脑倾泻到一个人的头上，而这个人在不久前曾向他伸出友谊之手，这个人使他到西欧来，这个人提拔他而且保护他免受普列汉诺夫的中伤。确实，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惯于无情坦率地说出他们的观点。但他们都能克制不作人身攻击和诽谤，这是一条规矩。托洛茨基触犯了这一惯例，不能单用少年气盛来解释——他当时表示出来的特点在他一生里都未能完全摆脱：他不能把人与观点分开。
托洛茨基也没有举出任何一个能在历史学家眼中可以增加他的指控分量的事实来支持他的种种指控。列宁至今没有把一个人开除出党。列宁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坚持大会给他的授权的有效性，他警告反对派，如果他们坚持妨碍大会的正式决定，抵制当选的领导机关，他就不得不对他们采取行动。列宁的这一行为是任何政党的任何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都会有的。①因为孟什维克通过一系列事件和人事调动首先夺回《火星报》，尔后实际上把列宁撵出领导机关，所以列宁正式占优势只持续很短一段时间，在此期间内，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事来贯彻对反对派的警告。反对派一旦得手，领袖们也会对列宁发出同样的警告，不过，因为他们在大会上未曾当选，所以他们没有权利这么做。②
① 当时罗莎·卢森堡在《新时代》上，尔后在《火星报）(1904年7月第69期）上攻击列宁，她批评他把欧洲的，即德国和英国（费边社）的组织模式移植到俄国来。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温和派领袖高举集中主义旗帜反对革命派。卡尔·考茨基（在1904年5月第66期《火星报》上）以同样的理由批评列宁说，对欧洲来说是可口的肉，对俄国来说却是鸩毒。布尔什维克的未来敌人俄国社会革命党曾热烈赞同列宁的立场（参见《俄国革命导报》第3期的《俄国社会思想的发展》）。由此可见，布尔什维克和不少批评布尔什维克的人都认为列宁在1903年所表述的集中主义这个标志是布尔什维克专有的特点、专有的品质或它的原罪，但这一观点是多么不符合历史事实。
② 接近孟什维克超过接近布尔什维克的帕尔乌斯（参见下一章）批评孟什维克采用他们归咎于列宁的独裁的组织方法。帕尔乌斯：《俄国与革命》第182页及以后各页。
托洛茨基知道这一切，在他的小册子里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他对列宁的指控只是根据推论，而在一点上则是根据理论。列宁曾认为，在历史上，革命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曾发挥过特殊作用，即给工人运动灌输马克思主义观点；而工人本身不会自发获得这种观点。托洛茨基根据列宁的这一论点而认为，这是否定工人阶级的革命智慧，是以列宁为喉舌的知识分子渴望使工人运动始终受他们的监护。他认为其中蕴含着雅各宾式的专政，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则是集权主义专政。已经有不少社会党人作者强调知识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特殊作用，其实列宁的这一观点是从公认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考茨基那里引来的。①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两派都受知识分子的领导：在最近的一次代表大会上，几十个代表中只有3个工人。所以，毫无理由把“知识分子的抱负”这个恶名只加到列宁一个人身上。列宁对革命政权的概念，如到那时为止他所阐述的，没有一点是托洛茨基能据以指控列宁的。当时及以后许多年，列宁都认为俄国的革命政府将由几个党联合组成，并且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甚至不能希望在其中占有多数的席位。②他甚至没有想到过一党专政。当时托洛茨基本人倒比列宁更接近这种思想：不久，他就开始主张以无产阶级专政作为俄国革命的直接目标来反对列宁，这种说法未必一定就是一党专政的意思。但不可避免地已含有与之近似的的意思了。简言之，托洛茨基过早地把列宁描绘成俄国的罗伯斯庇尔，说他把他的党和外界之间用断头台划了一条分界线，这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不能找到任何重要的依据。如果要用这样失真的镜子去照出他的对手，那就要求小册子的作者需要有反复无常而不负责任的想象力了。
① 《列宁全集》第6卷第29页；另见卡尔·考茨基在《新时代》1901年第3期上的文章。
② 《列宁全集》第10卷16页；参见下章。
然而对于未来而言，这却是一面准确的镜子，不过，镜子里照出的俄国罗伯斯庇尔与其说是列宁，倒不如说是他的继承者，此时，他的继承者还是一个不知名的高加索社会民主党人。这面照出未来影像的镜子确实很准确，使人们可从错综复杂的事物之中看到俄国革命的戏剧性事件的一切成分。首先有资产阶级民主与革命的社会主义目标之间的困境，这是一种经常出现的困境。此外还有布尔什维主义中的两种精神：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无论在列宁身上抑或整个布尔什维主义，甚至在托洛茨基本人身上都从未解决。虽然托洛茨基此时迫切地要求在马克思主义与雅各宾主义之间作明确的抉择，但是环境不会允许列宁或托洛茨基作出这一抉择。此外，镜子预先照出几个阶段，即革命政党将按“取代主义”的方式经历的这些阶段：“秘密会议取代党，尔后是中央委员会取代秘密会议；最后是一个独裁者取代中央委员会。”其实，这些阶段在革命编年史上将要写好几章，而且是相隔很远的几章。再说这时，托洛茨基一点儿也想不到将来有朝一日他自己竟会在宣扬和赞美“取代主义”方面走得比列宁还远得多，直到它发展到极点他才因害怕而退缩。而且那个极点的残忍、可怕的景象即是：那个“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独裁者病态地猜疑想象，看到他的敌人从周围的每条缝隙里爬出来，为使革命的高潮永不衰退他奋力斗争，甚至不惜用大规模的屠杀使革命与其余世界完全隔绝。而且正像古典悲剧的序幕一样，这些预兆看来也预示托格茨基自己的命运：他现在为思想和倾向的自由竞争进行抗辩，20年后他在布尔什维克的法庭上几乎是用同样的话重复他的抗辩。他当时深信“有能力对社会实施专政的工人阶级绝不会容忍独裁者对自己专政”，而他没有意识到他提出了一个最重大的问题：如果革命后工人阶级不能对社会实施专政，将会发生什么情况？他相信历史最终会证明那些对他们时代的需要“了解最充分、最深入的”人的正确性，这是他终其一生、直到刺客的钝斧砍破他的头颅时为止始终不断阐述的一个信念。最后，好像预感到那个的时刻似的，他一想到列宁的党将会变成什么样的党时，就感到“寒彻脊背的战栗”。
我们不能详细推测托洛茨基对未来得出这一见解的内心过程。他的结论缺乏可靠的事实依据，这种情况表明他的内心过程是凭直觉想象而不是凭理性认识的过程。我们只能探索出若干使他的想象力发生反应的外部促进因素。总的说来，某些孟什维克已经将布尔什维克与雅各宾派作过类比。普列汉诺夫甚至在他还是列宁的盟友时就曾这样说过后者：“有这种禀赋的人能成为罗伯斯庇尔。”其他的人先是窃窃私语，后来公然重复这句脱口而出的名言。但几乎所有的人，就是这句话的原作者也没有把这话当真——人们都把这句话当做普列汉诺夫争论中的妙语。但托洛茨基则逐字地接受了这句话，至少是对它相当认真，因此他投入到雅各宾主义的历史中，并且用对比的眼光起劲地加以研究。由于受到雅各宾派悲剧的激发并充满了新吸收的形象，因此他的想象力把这一切都投射在他日常接触的团体和个人身上，并且投射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上。根据严格合理的分析，这种投射可能是怪诞的、没有道理的。更冷静、更加训练有素的人是不会屈从这种想象性的预测的。但托洛茨基具有第六感官，即历史的直觉，这点使他从同时代的政治思想家中脱颖而出，虽然有时几乎使他沦为笑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则可以发现，在更多的情况下他的预测是成功的、正确的。
在他辩论和富有想象力的预测能力后面是被抑制的浪漫主义的革命情感，他自己虽然多次谈到需要一个紧密团结而有纪律的党，但一旦他面对这样一个党时，却突然以个人主义的态度反对这个党的现实。他的倾向、他的爱好、他的气质都使他厌恶列宁那平凡而有条不紊的决心，列宁打算用这样的决心把党从抽象的云端降到坚实的组织基础上。托洛茨基现在反对列宁，与他还是17岁的少年时并无两样，那时他对待索科洛夫斯卡娅，即他结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脾气也是这样粗暴，他向她泼去的话是：“那些要把枯燥和冷酷带进全部生活关系的人都该死！"1898年的最后一天夜晚他在什维戈夫斯基的果园里突然发出的这个叫喊声也同样在1904年他对列宁的猛烈抨击中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