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间，托洛茨基到达基辅，在那里他冒充退役海军少尉阿尔布佐夫躲了几个星期。当时基辅是秘密组织的中心，但那里警察的警觉性不如彼得堡和莫斯科警察的警觉性高。托洛茨基在基辅结识了列昂尼德·克拉辛（Леонид Красин），在当年的其余时间里，托洛茨基一直跟克拉辛关系密切。克拉辛是卓越的技术专家与成功的工业管理人员，他也是布尔什维克领导集团中仅次于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委员，而且是处于秘密组织负责地位的实际当家人。然而，他却是一个急欲克服党内分裂的“调解人”，因而跟列宁不和。这就使托洛茨基更容易与他合作。在克拉辛看来，托洛茨基是当时俄国国内唯一杰出的制订社会民主党政策的人，而且是著名作家，很快会成为不可或缺的人才。春天，克拉辛把托洛茨基带到彼得堡。
其他社会民主党领袖都留在西欧，一直到那一年年末。平时，事件进展缓慢，秘密组织能有充裕时间和国外流亡者商量，等待他们的指示。但此时，党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党越来越频繁地迫于事变，不得不立即采取行动。因此，秘密组织与国外流亡者的常规联系就变得太慢而且太麻烦了。
托洛茨基回到俄国这样早，因而立刻发觉自己已处于秘密活动事务的中心。这使他在1905年革命中比年长的革命家们更加突出。然而他的形象之所以更突出，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党内的两种倾向尚未完全定型，没有变成两支独立的敌对势力。不过，争论已发展到足以吞噬领袖们全部精力的程度了。俄国的动乱来得太晚，党不能以单一的整体立即用其首创精神和巨大的活力采取行动；但也可以说是来得太早——在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两派彻底分离以前和在它们尚未取得对运动的新的主动权时就来了。比起其他任何人来，托洛茨基更能代表那种踌躇不决以及非常讨厌分裂的情绪，而这样的情绪对当时的党内两派来说还是共有的。就某种意义说，托洛茨基是运动“未成熟”的化身，而“热衷于分裂的人”却更能代表运动的未来。托洛茨基表达出党的极强烈情绪以及反对运动发展的更为强大的逻辑。但是他又是运动迄今为止在更远大的革命抱负方面所达到的最高程度“成熟”的化身：在阐明革命的目标方面，托洛茨基无论比马尔托夫还是比列宁都更深远，因而使他在革命高潮时担当积极主动的角色有更好的准备。可靠的政治直觉使他及时置身于革命的敏感位置和焦点上并指导他的步伐。
他回国后最初几个月只不过写写文章，鼓动鼓动克拉辛，并通过他鼓动组织。一月份和二月份的动乱过去了，春季里工人运动陷入沉闷。罢工终于失败，警察的镇压和迫害威胁着工人们，政治主动权转到自由派的中产阶级一方。由工业家、商人、银行家、医生、律师及其他人士举行的一连串大会和会议呼吁成立立宪政府和进行改革。只是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在对马海峡的战事失败、“波将金号”战舰的水兵起义及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政治主动权才从中产阶级手里转回到工人手里。
在此期间，托洛茨基不能公开露面，就是在彼得堡的秘密组织圈子里也是谨慎地用“彼得·彼得罗维奇”这一化名进行活动的。因为根基动摇了——党组织里有保安局的密探。但他从躲藏的地方观察政治舞台，文章源源不断地从他的笔下倾泻而出，他研究社会问题，给《火星报》写信，撰写传单、小册子、犀利的辩论文章和论述革命战略战术的著作。他进一步肯定了他同帕尔乌斯共同阐述的观点，而且进一步加以发挥。他回国后马上在《火星报》上写道，除了社会民主工党之外，“再没有一个党能在革命战场”上组织全国性的起义：
城市居民中的其他集团只有在追随无产阶级的情况下才能在革命中起到他们的作用。……农民、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无论知何都不能担当跟无产阶级角色相同的独立的革命角色。……因此，要组成临时政府主要依靠无产阶级。如果起义以决定性的胜利结束，在起义中领导工人阶级的那些人就会取得政权。①
① 《火星报》1905年3月17日第93期。
在国外的帕尔乌斯也主张武装起义。当然，列宁也这样主张。孟什维克企图等待时机，说武装起义和一般的革命一样不应人为地组织而是伴随人民反抗的发展自发地产生的。孟什维克这种观望态度正是由于它顽固相信俄国革命的领导权并不属于社会主义而是属于自由主义。就在刊登托洛茨基说“除社会民主工党之外，再没有一个党能在革命战场上”担当领导这话的那篇文章的同一期《火星报》上，马尔托夫坚持说中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正是实现俄国社会的彻底民主化。下面就是马尔托夫本人的话：“我们有权认为，清醒的政治估计会促使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起到和上一个世纪在革命浪漫主义鼓舞下的资产阶级民主在西欧所曾起过的同样作用。”①
① 《火星报）1905年3月17日第93期。
托洛茨基通过批评自由派的立场来反对马尔托夫的观点，而莫斯科实业家协会、彼得堡钢铁工业、省银行、乌拉尔的雇主、乌克兰制糖厂厂主、医生、演员、犯罪学家的全国大会等团体当时所持的就是这种立场。他并不否认中产阶级受独裁统治的压制，也不否认经济发展和自由贸易同他们利害相关并因而促使他们要求政治自由。他甚至说：“自由政体成为资本的阶级需要”，还说“城市商人已表明了他们的地位不低于‘开明的地主’”。①但是他补充说，中产阶级的要求只不过是工人要求的回声，而且对革命的恐惧使他们受到抑制。“因为无产阶级民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政治的需要，而对资产阶级来说，则只在某些情况下民主才是政治上不可或缺的东西。”②资产阶级的反抗姿态正在给中产阶级制造不无革命风险的政治声望。迄今为止，知识分子一直看不起实业家和商人，现在却在欢呼他们是人民事业的英雄。而在自由派的代言人看来，“他们自己的发言信心十足地宣称他们等待敌人（指沙皇）立即投降。……但耶利哥（Jericho）还在，而且正在策划罪恶的阴谋。”③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71、79页。
② 同上，第91页。
③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98一99页。
“耶利哥”确实在策划——根据沙皇大臣布里根（Бульцин）的倡议——召开所谓布里根杜马这一假议会。8月6日沙皇在一份诏书中宣布了这一计划。杜马将成为沙皇的咨询（议）会，而不是立法机关。每一等级在选举中分别投票，投票权根据财产，沙皇保留对杜马的休会权或解散权。工人阶级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而这份诏书也使在野的反对派陷于某种紊乱中。大历史学家米留可夫当时以自由主义的领导自居，欢迎这份诏书，并把它说成是使举国渡过立宪政府的卢比孔河。①自由派领袖愿意满足于沙皇的贿赂，这促使赞成抵制杜马的托洛茨基写了一封致巴·米留可夫教授的公开信。②在他对自由主义的所有猛烈的抨击中，这封公开信是最辛辣、最尖锐的，这封信以半秘密方式广为流传。托洛茨基写道：“历史上的卢比孔河，只有当政府的物质手段从专制主义手中转到人民手中时才能真的渡过。教授先生，这样的事单凭签署一纸诏书是绝不能办到的；这样的事得在街上进行，通过斗争才能实现。”他回顾法国大革命，说它的伟大转折不在于宣布立宪原则而在于政权的真正转移。他又进一步回顾了1848年的德国事件——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是如何满足于普鲁士国王许诺的自由和如何帮助独裁者镇压革命的，最后，独裁者又是如何在革命退潮时击败自由主义、羞辱自由主义的：
但历史学教授们没有从历史中得到任何教训。自由主义的错误和罪恶都是国际性的。现在您重复您的前辈在半个世纪前在同样形势下的所作所为。……您害怕同杜马决裂，因为在您看来，干旱荒凉沙漠上的立宪海市蜃楼似乎是真实的，俄国自由主义在这样的沙漠上跋涉并非是第一个10年了。……您，教授先生不会把这些告诉人民。但我们要告诉他们。如果您不是在自由派的宴会上而是在群众面前打算跟我们辩论，我们将会让您看到，我们使用粗野刺耳的革命惯用语言能够所向披靡，令人心悦诚服。……知要革命不退潮，官僚政治依靠您如同依靠堡垒，如果您真的试图成为官僚政治的堡垒，胜利的革命一定要抛弃您。……（反之，如果革命失败，沙皇统治也就用不着自由主义了）。您建议不要受来自左边和右边的呼声干扰。……但革命还没有说出它最后的裁决。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把它的刀刃向专制主义的头上砍去。让自作聪明的自由主义者当心，别把他们的手伸到闪闪发光的钢刀下面。让他们当心吧。
① 这一紊乱打乱了党的路线：许多自由派分子不同意米留可夫的观点，准备抵制杜马，孟什维克一度反对抵制，布尔什维克则赞成抵制。参见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26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196一205页。
这封“公开信”真可谓文如其人，既学识渊博、词藻华丽而又毫不留情。他对自由主义的态度类似列宁。但列宁不大想或不想用直接的思想对话与自由主义交锋，而托洛茨基感到革命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不断对抗是必须的。他当时进行这样的对话，而且终生都进行这样的对话，这并非因为他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决裂的决心不如列宁，而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更知道这种对话的吸引力。列宁指示并领导他的追随者，而且就某种意义说，还劝诫改变信仰的人。而托洛茨基则直接对自由派的代言人发言，而且在广大的犹豫未决的听众面前剖析自由派代言人的论点，反驳他们的论点。与敌手对话也最适合他的好辩性格和辩证的文风。他爱好“公开信”这种表现方式是不无理由的。
因此他酣畅淋漓、非常热忱地直接对各不相同的听众发言，用每个社会集团的习惯用语对他们讲话。在讽刺自由主义时，他就转向知识分子和先进的工人说话。他用《致米留可夫的公开信》向学术界说话。他回到俄国后不久写下的告农民书由克拉辛发表，却是用中央委员会的名义签署的。托洛茨基写这些告农民书时，他眼中看到的是粗野、目不识丁的农业劳动群众，正像他还能想起他父亲农庄里的那一群人一样，其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能为其余的人朗读他写的文字。他用最简易的措辞、斯拉夫民间叙事体的韵律、特有的迭句和召唤写成他的号召书，他所用的语言和韵律仿佛都是为乡村中的半鼓动手、半吟唱手的吟唱和朗诵而设计的。然而他对俄国农民说话中的逻辑和气势却仍然和他对学术界敌手讲话时一样。在所有为农民或由农民写的革命文献中，就笔调通俗和呼吁的直截了当而论，很少能比得上托洛茨基论及彼得堡一月大屠杀时的告农民书的。他描写工人们如何手持沙皇画像、圣像及教会旗帜“和平、安静地”向沙皇皇宫进发的景象：
“沙皇究竟怎么办？他怎样答复圣彼得堡的劳苦人？
“听着，农民们注意听着……。
“这就是沙皇同他的人民讲话的方式……。
“彼得堡的全部军队都集结起来。……俄国沙皇就是这样准备与他的臣民讲话的……。
“20万工人向皇宫前进。
“他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有头发斑白的老人和年轻小伙子；妇女跟丈夫一起行进，父母领着他们的小孩子，人民就是这样向他们的沙皇走去。
“听着，农民们注意听着！
“每一个字都要铭刻在你们的心上……。
“和平的工人要去的所有街道和广场都早已被军队占领了。
“‘让我们去见沙皇！’工人们请求说。
“老人跪下了。
“妇女们请求，孩子们也请求。
“‘让我们去见沙皇！'
“事情发生了！
“响起了雷鸣般的枪声……工人的鲜血染红了白雪……。
“请告诉所有的人，沙皇是用什么手段对付圣彼得堡的劳苦人的！……
“要记住，俄国农民们，每一个俄国沙皇是如何傲慢地反复说：‘在朕的国家里，朕是朝廷之主，是头号地主。’……
“俄国的沙皇使农民变成了农奴，把农民像狗一样当做礼物赏给他们的忠实仆从……
“农民们，在你们的大会上要告诉士兵，他们是靠人民的钱养活的人民的儿子——告诉他们不要向人民开枪！”
他用的就是这样明白易懂的话，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农民想象力的掌握，他解释了党所追求的目的以及党应该使用的手段；而且也把“革命”这个外来语翻译成农民们习惯用的话：“农民们，让这把大火一举烧遍全俄罗斯吧，什么力量都扑灭不了。这样的一把全国性的大火就叫做‘革命’。”①
① 《火星报》1905年3月3日第90期；《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17一224页。这篇告农民书的手稿是在1917年以后在基辅宪兵队的档案中发现的——手稿是在搜查克拉辛的印刷所时被没收的。
他对城市工人又用另一种方式讲话——例如当城市工人不响应在五一节举行示威这个党的号召时，他说：“你们在沙皇士兵面前害怕了。……但是你们却不怕把你们的弟兄交给沙皇军队，使他们竟死于满洲那个无人哀悼的大墓场上。……你们昨天没有出来，但明天或后天你们一定会出来的。”①革命报刊上登了他的一篇短小精悍的杰作《早安，彼得堡的扫院工》。②在那一年，沙皇在所谓《十月宣言》中已经许诺颁布宪法和公民自由权，他的这篇文章写于宣言颁布之后。扫院工一直是政治警察的眼线或奸细，但这时候却受到革命的感染。“彼得堡的扫院工从警察的噩梦中醒悟过来”，托洛茨基写道："2500名扫院工集会讨论他们的需要。扫院工们不愿再充当警察暴行的工具了。”他们提出他们的要求，拒绝在呈交沙皇的谢恩书上签名，因为沙皇的《宣言》中“许诺自由但迄今没有兑现”。托洛茨基写道：“许许多多的罪恶迫使彼得堡的扫院工们深感内疚。他们不止一次按照警察的命令粗暴对待诚实的工人和学生。……警察威吓他们，人民开始憎恨他们。但是普遍觉醒的时刻来到了。彼得堡的扫院工正在睁开眼睛。早安，彼得堡的扫院工。”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41一245页。这篇由中央委员会签署的告农民书也是在1917年以后在基辅宪兵队的档案中发现的。
② 《俄罗斯报》1905年11月15日；《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300一301页。
他就是这样对社会上从地位最高到最低的各个阶级讲话的，用他们本阶级语言但却总是用他自己的声音讲话。俄国革命从未有过而且也不会有别的代言人能用这样种种不同的语调和口气讲话了。
* * * * * * * *
他住在基辅期间从一个秘密居所搬到另一个居所，用“阿尔布佐夫准尉”的假名掩盖自己的身份，但也不安全。这位“准尉”仪表堂堂，温文尔雅。但他忙得惊人，接待一些古怪的来客，甚至关在小房间里跟这些客人密谈上几个小时，或者仔细研究大量报纸、书籍及手稿。这使他的某些房东害怕，他又不得不搬家。但也有敢于庇护他的好心人。他在《我的生平》中描写了他如何假装成病人在一家眼科医院里找到避难所。负责病房的那位大夫和几个助手都是知道这个秘密的。但有一个不知情的护士认真而又体贴地同这个古怪的病人斗争，督促他滴眼药水，给他洗脚，不让他阅读和写作。
他迁到彼得堡后，克拉辛安排他住在炮兵学校的主任军医利特肯斯（Литкенс）上校的家里，那里也是克拉辛和地下党党员秘密开会的地方。上校的几个儿子都参加了秘密活动，上校本人是一个“同情者”。托洛茨基和谢多娃假称是地主维肯季耶夫夫妇，住在上校家中暂时躲避秘密警察的注意。但谢多娃在五一节示威中被捕，安插在秘密组织中的密探因而找到了托洛茨基的行踪。托格茨基急忙动身去芬兰，当时芬兰虽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但享有的自由却比俄国多得多。他住在芬兰乡间一家名为“宁静”的旅馆里，在湖边和松林中思考、研究、写作，并同克拉辛保持联系，直到10月中旬彼得堡总罢工的消息“像一阵猛烈的风暴吹进了敞开的窗户”一样闯进那家静寂凄凉的旅馆。10月14日，至迟是15日他回到了俄国首都。
* * * * * * * *
罢工以印刷工人要求缩短工时及增加工资的口号开始，尔后迅速蔓延到其他行业，并从彼得堡蔓延到外省，呈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这使社会民主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们大为吃惊。工人们高喊着要求公民自由、提高工资、缩短工时等口号。随着罢工的发展，诞生了俄国革命必然要诞生的机构：第一个“工人代表委员会”，或称“工人苏维埃”。苏维埃不是布尔什维克的发明。相反，波格丹诺夫（Богданов）和克努尼扬茨一拉金（Кнунянц—Радин）领导的彼得堡布尔什维克就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苏维埃，认为它是党的对手。到11月的第一个星期（新历第三个星期），当苏维埃的力量和影响己处于高峰时，列宁才从斯德哥尔摩那边发来指示，竭力说服他的信徒以更合作的态度靠拢苏维埃。①50个印刷厂的罢工工人构成了苏维埃的核心，他们选出代表并指示他们成立委员会。不久，其他行业的代表也加入了。说来也似乎矛盾，苏维埃这一概念本身却是沙皇间接或无意中建议的：在经历一月事变之后，沙皇曾任命杜马代表施德洛夫斯基（Шидловский）领导一个委员会调查动乱的原因。委员会命令工人们选出他们的工厂代表，以便倾诉苦衷。10月中，罢工的工人遵循了这个先例。10月13日苏维埃第一次开会时，只有一个区（涅瓦）的代表出席。需要有一种促进力量劝说其他区也参加。起这种促进作用的都是孟什维克，而他们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激烈反对这一制度，但当时他们对这一制度却起了教父的作用。
① 列宁为此曾写过一封信给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出版的《新生活报》，但该报没有发表这封信；35年后，即1940年11月5日，该信才在《真理报》上发表。
苏维埃立即取得令人惊异的权力。这是第一个由选举产生的机构，它代表迄今被剥夺了公民权的工人阶级。在一个极端蔑视人民民主代表制原则的政府统治下，第一个体现这一原则的制度势必马上在精神上使现存政府相形见绌。苏维埃立即成为革命的头等重要因素。
10月15日，托洛茨基从芬兰回来的当天或第二天，他第一次在理工学院召开的苏维埃会议上露面。出席会议的有好几个区的代表——参加选举的约20万人，几乎占首都全体工人的50％。后来，经继续选举后，代表人数逐渐从400个增加到560个。苏维埃决定出版自己的报纸《消息报》，就跟市政会谈判为出版工作提供设备和方便条件。理工学院的大厅和走廊里是一片热烈激动的气氛：罢工者来来往往、商谈、等候指示——这情景简直就是1917年苏维埃的一场预演。
然而社会主义党派及团体对苏维埃的态度仍不一致。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决定立即派出他们的代表。布尔什维克不愿跟着别人走，而要求苏维埃必须先接受党的指导——只有这样他们才准备参加。克拉辛邀请托洛茨基参加布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托格茨基力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不提任何先决条件参加苏维埃，他申明任何党派或团体都不能追求独霸领导权。苏维埃应当是包括形形色色工人阶级意见的代表机构，只有这样，尔后才能在总罢工中以及由总罢工发展而来的革命形势中形成统一的领导。
直到10月17日沙皇因为害怕总罢工而被迫发表允许立宪、公民自由和普选权的宣言时，上述的争论还在继续。宣言是半自由派的首相维特伯爵草拟的。布里根杜马还没有诞生就被埋葬了，沙皇出面放弃同皇朝本身一样悠久的专制主义，彼得堡先是惊得目瞪口呆，接着便陶醉在欢乐之中。像在节日里一样，群众挤满了街头。他们惊奇地阅读宣言。然而在政府里，反对改革的人继续在动用实际的权力。内务大臣特列波夫（Трепов）将军给警察下命令：“别吝惜子弹！"，这一命令和沙皇的宣言并排张贴在墙上，仿佛是有意给“新纪元”提供居心不良的注解。警察恰恰在沙皇发表宣言之前逮捕了许多人。
17日早晨，托洛茨基和许多兴奋的群众向前两天苏维埃开会的理工学院走去。骑马的宪兵冲入人群之中。特列波夫的公告看来是警告每一个人的，让他们别得意得太早了。但是群众，包括工人及中产阶级还是沉浸在共同的喜悦之中。然而，唯有工人才是风云人物，正是工人的罢工才迫使沙皇答应立宪和自由。所有的房子都挂着皇朝的旗帜，即红白蓝三色国旗。但青年工人们扯去旗上的蓝色和白色的布条，随手扔在人行道上，举起扯碎了的狭条红旗。队伍行进到理工学院，但在那里被警察和宪兵的路障挡住了。
人群继续向学院前进，要在那里举行集会。人数不断增加的、兴高采烈的队伍带来一位青年，他等待这一时刻已经很久了，他曾预测过这一时刻，此刻却充满疑虑，急不可耐地要警告群众不要高兴得太早。队伍涌进学院的院子里，演讲的人已经从阳台上向群众演讲了。托洛茨基因疑虑而紧张，怀着从队伍中感受到的激动感情，挤过密密麻麻的广大群众，上了阳台：这里才是他的位置！大会的组织者只知道他姓亚诺夫斯基（亚诺夫卡人），在苏维埃中代表孟什维克；有些则知道他就是《火星报》的托洛茨基。①他望着人群，望着他过去从未看到过的这样的人群。他大声呼喊着，这声音仿佛连他自己也觉得陌生，仿佛不像他本人的声音。他说：“公民们！因为我们完全制服了统治集团，他们才答应给我们自由。”
① 米留可夫：《1905年彼得堡第一次俄国革命》第1卷第63页；第2卷第68页。
他停顿下来，似乎想知道他准备向群众的热情泼去的冷水会不会伤害他们；他在斟酌词句，既要让人们看到他跟他们一起兴高采烈，又要提醒他们谨防轻信。
他继续说道：“正是这个坐在皇位上的杀人不倦的刽子手，我们已经逼迫他答应给我们自由，这是多么伟大的胜利！但是——不要急于庆祝胜利：因为还没有完全胜利。难道期票等于纯金？许诺自由就等于自由？……公民们，请察看一下，难道昨天以来有什么变化吗？监狱的大门打开了吗？……我们的弟兄已从西伯利亚荒原上回家了吗？……”
“大赦！大赦！”群众回答说。但这还不是他的用意所在。他继续提出以下的口号：
“……如果政府真心实意地决定要跟人民和解，他们首先应该答应实行大赦。但是，公民们，一切就是为了实行大赦吗？今天也许会放出几百名政治战士。但是明天就会有几千人被投入监狱。……‘别吝惜子弹’的命令不是同自由宣言并排张贴着吗？……刽子手特列波夫不是彼得堡无可置疑的主人吗？"
“打倒特列波夫！”群众高呼。
“打倒特列波夫！”托洛茨基再继续说下去，“但是，单单打倒特列波夫吗？……他靠军队统治我们。他的权力和依靠是近卫军，就是那用1月9日的鲜血玷污了的近卫军。他现在命令他们对你们的肉体和脑袋别吝惜子弹。我们不能，我们不愿，而且我们也绝不会在枪口下生存。”
群众以要求军队调离彼得堡作为回答。这位演说者好像由于人民胜利的不现实而生气，又因群众经久不衰的响应以及他自己意外地掌握住群众而激动，他最后说：
“……公民们！我们的力量在于自己。我们必须手拿利剑捍卫自由。而沙皇的宣言，……瞧吧！只不过是一张废纸。”
他用戏剧性的姿态在群众面前晃动沙皇的宣言，愤怒地把它在手中揉成一团说：
“今天把宣言给了我们，明天就会拿走、撕成碎片，正像我现在把它——这纸上的自由在你们眼前撕成碎片一样。”①
① 托洛茨基：《1905年俄国革命》第93一96页。
俄国的首都就这样第一次听到这位革命演说家的讲话。
托洛茨基的这篇讲话是针对所有将使革命失败的致命弱点而发的。动摇了的是沙皇的自信，而不是政权的巨大机器。武装部队中，特别是海军中发生了骚动。但哥萨克、禁卫军和不计其数的农民步兵仍受盲目服从的陈腐习惯束缚。军队身后是俄国农村，沉溺于冷漠和绝望中的整个广大的俄国农村。革命还完全是城市的事。甚至在城市里胜利也夹杂有惧怕。中产阶级及其代言人自由派极愿相信沙皇许诺的自由，因而一想到他们应把这一许诺归功于工人的总罢工时就感到不舒服，他们是急于停止革命的。他们对老百姓的“无政府”幽灵提心吊胆，总是害怕革命继续下去会使沙皇听从那些策划镇压而无意让步的顾问的意见。因此自由派与社会民主党人争论说：“如果你们不放弃斗争，我们新近得到的自由就会成为泡影。”社会民主党人反驳说：“但这本来就是泡影。”十月宣言使工人阶级具有的胜利感并不像实力感那样强，工人阶级急欲运用那种实力继续进攻。每一阶级对运动都怀有各自不同的目的。中产阶级希望从君主立宪制度中得到最大的利益。而工人则拥护共和国。前者只要求政治自由，后者还提出针对中产阶级而不是针对沙皇的社会要求。
工人阶级的热情、激奋和冲动甚至超过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们。领袖们统计队伍、拟订计划、制定时间表。他们原指望这场斗争在1906年1月9日，即在进军冬宫的周年纪念日那天达到高潮。①但是所有阶段和日期都因群众的激烈情绪而意料不到地提前了，他们很容易被挑衅激怒而冲动行事。然而群众的无援正如他们的自信一样严重，因而其结果只能是灾难。工人阶级手无寸铁，在军队本身起义之前，工人阶级一直得不到足够数量的武器。即使革命是在理想的条件下，普遍的起义情绪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渗透到兵营里去。俄国军队的情绪取决于农民的心态。俄国农村到了1906年才算是真正骚动起来。而到那时，城市的革命已化为灰烬，已被穿军装的农民子弟扑灭了，如果城市的运动不是那样性急，穿军装的农民子弟原是可能参加的。革命一点点地浪费了自己的后备力量。工人阶级缺乏揭竿而起的经验。社会主义党派太弱，不能控制工人的急躁情绪。所有这一切背后的首要事实是：旧秩序的实力还没有完全耗尽，还有能力分化那些本来可以集中起来打击它的力量。
① 列宁从斯德哥尔摩的来信（这封在1940年才发表在《真理报》的信我们上面已经引述过）中写道：“到1月9日一周年的时候，沙皇政权的机构都能被消灭干净。’《列宁全集》第12卷第63页。别人几乎都没有指望过这样迅速而彻底的成果。列宁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道，起义最好推迟到1906年春天（同上，第311页）。
彼得堡苏维埃这个注定的革命中心从一开始就是已处于所有种种对立思潮的中心，它不断地在勇敢与谨慎之间、在周围火山般的狂热与政治判断力之间受折磨。10月7日苏维埃选出它的执行委员会。出席执委会的有3个布尔什维克代表，3个孟什维克代表及3个社会革命党代表。布尔什维克的主要发言人是克努尼扬茨一拉金和斯维尔奇科夫（Сверчков)（后来他写过一部苏维埃史）。托洛茨基是孟什维克的主要代表，尽管在国外他已退出了这一派。与此同时，他逐渐支配首都的孟什维克组织并使之反对流亡国外的领袖。①协助托洛茨基的是一个从尼古拉耶夫来到彼得堡的工人兹雷德涅夫（Эльднев)，他在当年早些时候曾在施德洛夫斯基委员会里代表他的同志。根据托洛茨基的倡议，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委员会组成联合委员会，准备重新统一两派，同时在苏维埃中协同行动。②社会革命党是由阿夫克森齐耶夫（Авксентьев）领导的，这个人后来在1917年充当克伦斯基政府的内务部长时下令监禁托洛茨基。但在1905年，三个党派的合作却是协调的。没有一个党派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党派，它们都一致推选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Хрусталев一Ноэарь）为苏维埃主席，此人是一名律师，置身党派之外，在劳资斗争中作工人的代理人，取得了工人的信任。③他对外界代表苏维埃，瞬息之间声誉鹊起。然而，苏维埃的政策是由各党派，主要是由社会民主党制订的，而赫鲁斯塔廖夫在革命中的作用只是一段插曲。正如参加者的记载和回忆所证明的，托洛茨基才是政治上原动力的灵魂。他在重大的场合既代表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又代表整个苏维埃发言。大多数苏维埃的宣言和决议都是他起草的，他还编过《消息报》。这样，在有名无实的苏维埃主席和行使主持权的灵魂之间在幕后形成了无声的对立。④
①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41一142页。
② 由托洛庆基签署的协定发表于《消息报》第2期，另见马尔托夫的上述引文。
② 但后来赫鲁斯塔列夫一诺萨尔加入了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派）。
④ 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作为一名流亡者被法国警察逮捕、被指控犯有金融罪时，他的传奇也就无情地烟消云散。1917年他到彼得格勒苏维埃要求承认他是前苏维埃主席，遭到轻蔑的拒绝。1918一1919年内战期间，他作为所谓赫鲁塔廖夫共和国这样一个小共和国的头子在南俄的一个省份再次出现，不久以后被杀死。关于赫鲁斯塔廖夫和托洛茨基的对立，参见《托洛茨基全集》第8卷第190一197页和第2卷第1册第110一111、508一509页；H．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1卷第126、129页。
在沙皇发表宣言两天之后，即10月19日，托洛茨基力主苏维埃停止总罢工。继续总罢工没有取得进一步胜利的希望，反而可能招致过多的流血。苏维埃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因而在10月21日结束了罢工。当时苏维埃宣布在10月23日将为在罢工中遭到杀害的工人举行隆重的葬礼。但在22日得知，特列波夫将军正在调动宪兵准备镇压这次示威运动，而且特务正在阴谋策划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当天晚上。托洛茨基站在苏维埃前，要求取消葬礼。说：“苏维埃（通过他的提议）宣布：彼得堡无产阶级决不按特列波夫选定的日子同沙皇政府进行最后的决战，而只有在有组织、有武装的无产阶级认为适合的时候才进行这一决战。”①苏维埃忍辱吞声，取消了对烈士的葬礼。这样的屈辱是极为痛苦的：难道无产阶级只有把自己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后才能按自己选定的日子进行战斗吗？那么无产阶级应该如何武装起来？同一天，苏维埃决定组织战斗队，它的当务之急是防止大屠杀。后来在对苏维埃的审问中得到确凿证据证明，大屠杀确实是策划过，只是苏维埃的行动才防止了它。但这些战斗队，即令是保卫苏维埃的最好的战斗队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用左轮手枪武装的起来的，绝大多数人都只有棍棒和铁器。然而就是这一进行武装的号召，都成了对苏维埃控告的一条主要罪状。②
①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84页。
② 参见本书第六章和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第200页。
但无论如何，苏维埃仍然保持朝气蓬勃的政治上的首创精神。十月宣言许诺过新闻自由；但是伪自由派首相维特却命令报刊审查机构照查不误。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在苏维埃的鼓励下宣布不排、不印已呈送审查官审查过的书报，以此作为回敬，出版家和作家也迫使政府表态，使俄国第一次尝到新闻自由的滋味。于是要求8小时工作日的呼声高起来了，工人们在苏维埃的保护下自己开始在工厂中推行8小时工作日。到10月底，政府在波兰宣布戒严状态，使革命彼得堡的情绪受到伤害。11月1日苏维埃为“被压迫的波兰代表团”筹备隆重的欢迎会。使大会不安的是：看到来为波兰说话的人却是扎莫伊斯基（Zamoyski）伯爵、克拉辛斯基(Kpasiki）伯爵、卢鲍米尔斯基（Lubomirski）亲王以及几位罗马天主教教士和商人，代表团中只有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然而，托洛茨基仍然热情地欢迎代表团，庄严地宣告波兰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苏维埃号召举行新的总罢工，以表示对波兰的同情。政府同时宣布凡参与过十月罢工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都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于是，要求释放水兵的呼声和要求波兰自由的呼声结合在一起了。①
① 托洛茨基欢迎波兰人的演说词发表于《消息报》第5期（11月3日）。
这样慷慨英勇的情绪并非没有挑衅的性质。维特首相向工人们发出呼吁：“工人弟兄们，请听听一个同情你们、祝愿你们走运的人向你们提出的劝告吧！”这个呼吁传到暴风雨般热烈的苏维埃大会上，托洛茨基马上写出下面这篇答复：①
无产阶级不是维特伯爵的亲戚。……维特伯爵要求我们怜悯我们的妻儿。苏维埃……则号召……工人们数一数从维特就职以来工人阶级中增加了多少个寡妇和孤儿。维特伯爵讲到沙皇对劳动人民的宽厚照顾，苏维埃则想起……1月9日那个流血的星期日。维特伯爵要求我们给他“时间”，并答应“尽力而为”。……苏维埃知道维特已找到时间把波兰交给军事刽子手们，而苏维埃毫不怀疑维特将“竭尽全力”地扼杀革命的无产阶级。维特伯爵……祝愿我们走运。苏维埃声明不需要沙皇的趋炎附势者之流的良好祝愿。苏维埃要求基于普遍、平等、不记名、直接选举的人民代表制。②
① 斯维尔奇科夫说苏维埃委托他（斯维尔奇科夫）起草答复，但是他因为不知怎么写就请求刚到达的托洛茨基写，托洛茨基当场写出答复，在一片掌声中宣读。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第28页。
②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87页。
自由派们在他们的客厅里，大学生和教授们在课堂里，工人在茶馆里，他们都哄然大笑。据说，维特本人读到苏维埃的尖锐反驳时全身一阵痉挛。①
① 米留可夫证实：托洛茨基对待维特伯爵并非不公平。大约就在这时候，米留可夫拜访维特并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说，沙皇不必等到杜马召开，应立即颁布一部宪法。维特回答说，沙皇不要什么宪法，十月宣言是在“头脑发热”下发表的。维特本人也不要宪法——他感兴趣的只是虚伪的宪政。米留可夫：《第二次俄国革命史》第1卷第1册第18一19页。
11月5日，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大会上代表全体执行委员发言，要求结束第二次总罢工。政府也刚刚被迫宣布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该受普通军事法庭而不是受战时军事法庭的审判。苏维埃确实不是胜利地撤退而是光荣地撤退，然而也是不得已地撤退，尤其是因为外省的罢工者已日益厌倦。托洛茨基说：“事变为我们尽了力，我们不必强迫加速事变的步伐。我们一定要尽可能为决定性的行动延长准备的时间，也许要延长一两个月，直到我们能成为一支团结最紧密、最有组织的军队。”总罢工不能无限期进行下去。总罢工的后果应该是起义，但苏维埃对此并无准备。将来总有一天，当铁路工人和邮电工人已经加入时，他们定会“用铁路钢轨和电报线路把全国所有革命堡垒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在需要时才会使我们在24小时以内就能唤起整个俄罗斯”。
即使他在力图抑制狂烈的反抗成分时，他仍然像挑战本身一样热情而又忧郁地站立在苏维埃面前。他讲到他同一个力主克制的著名自由派分子的一场谈话：
我对他回忆起法国大革命中的一件事，当时国民议会要投票表决“法国人民决不在自己的国境内同敌人谈判”。国民议会的一个议员打断说：“你们签订了一项胜利的条约吗？”他们回答他说：“不，我们签订了一项死亡的条约。”同志们，当自由派资产阶级仿佛夸耀他们的背叛，对我们说：“你们现在孤立了。你们想想，如果没有我们，你们能继续战斗下去吗？你们签订了一项胜利的条约吗？”我们把这一答复甩到他们的脸上：“不，我们签订了一项死亡的条约。”①
① 这篇演说词发表于《消息报》1905年11月7日第7期；《托格茨基全集》第2卷第1册第290一293页。
几天以后，他不得不再使苏维埃记住本身的弱点，力主停止坚持8小时工作日：因为雇主的答复是否则不准十万多工人进厂。苏维埃发生了分裂，少数人要求总罢工，但是托洛茨基得到钢铁工人的拥护，占了优势。这些弱点表现得愈来愈频繁，但群众的冲动行事又使这些弱点不可避免。令人惊奇的是，苏维埃的弱点并没有带来更具灾难性的后果，特别是苏维埃的主要鼓动者是一个年轻人，而以前又从未领导过或参加过任何规模的群众运动。当考虑到这次革命是在一切不利条件下艰苦进行的，那么旨在扰乱敌人不让它开始总决战的苏维埃策略就几乎是无可指摘的了。而其结果是苏维埃保持着不衰的权威，并且努力争取到沙皇的让步。这样的结果肯定是令人难忘的。直到20年后，即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斗争期间，才把托洛茨基在1905年的“温和态度”拿出来作为他的罪证。但在长达20年的期间内却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指责，布尔什维克把苏维埃的这项记录作为革命编年史上值得自豪的一章。①当时布尔什维克从未向苏维埃建议过另一条指导路线。在这20年当中凡有关这个课题研究的政治文献都一致把1905年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国内“客观”力量对比过于悬殊，从来没有归咎于任何一个领导人，更没有归咎于托洛茨基。②
① 但布尔什维克却以更强烈的情绪培植对1905年12月莫斯科起义的纪念，那次起义是由布尔什维克成员领导的。
② 《列宁全集》第28卷第313一333页；《1905年彼得堡第一次俄国革命》第1卷及第2卷。在党的下一次大会上并没有出现对苏维埃策略问题的分歧，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和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大约到1926年党的历史学家〔利亚多夫及波克洛夫斯基〕才逐渐开始“修正”这种态度，直到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79一80页）明确地说苏维埃在托洛茨基和其他孟什维克的影响下“反对准备起义”。
苏维埃瞬息之间成为革命的主要焦点，因此所有集团、党派连估量其意义或使自己适应这一新形势的时间都没有。到11月中旬，所有集团、党派的领导人终于都从西欧回国。他们担心而又迷惑地注视这个看起来很像俄国国民议会的论坛。但他们身上的流亡习气太重，不能在其中取得一个立足点——无论如何，苏维埃是在他们到达以前三四个星期已经自行组成了。这正是托洛茨基代表彼得堡的无产阶级在苏维埃歌颂老一辈流亡者的自我牺牲和英勇精神之时。①那年年初当他向这些流亡者告别时，他们还像对待神童那样，用赞赏俯就兼有的态度对待他。此刻他们对他刮目相看，充满敬意，注视着他在讲坛上的那副高屋建瓴的姿态，在工人集会上的一张张粗鲁而又严肃的脸上觉察到他赢得的威望和信赖。卢那察尔斯基回忆说，11月8日（或10日）列宁回国后，当有人告诉他“苏维埃的强者是托洛茨基”时，他的脸色有点儿不快，但是他说：“也好，托洛茨基是以其卓越和不倦的工作赢得这个地位的。”他脸色之所以不快，一定是因为托洛茨基曾攻击他的那些伤害感情的浑号闪过他的脑子。那些浑号激怒过列宁：刚在不久前，列宁不责骂帕尔乌斯同别人合伙，而偏偏责骂他同托洛茨基合伙，骂托洛茨基是“敲不响的破锣”、“空谈家”、“巴拉莱金”。②然而此刻他却公正地承认托洛茨基的优点和成就。
① 参见《1905年彼得堡第一次俄国革命》第1卷第128页上巴·米留可夫的回忆；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1卷第14章。
② 巴拉莱金是萨尔蒂科·谢德林作品中的一个讽刺人物，此人工于算计，是一个自鸣得意的饶舌者、律师。这是列宁为托洛茨基用“蹩脚律师”这个浑号攻击他而作的针锋相对的回敬。
看来，托洛茨基另外还有更深刻的理由证明自己反对以前的政敌是正确的。现在列宁和马尔托夫双方都承认，他们的狂热争论在只不过是流亡者茶杯里的风波，是小题大做。对中央委员会特权及党员条件的争论是与组织的秘密形式相关的。党已走出地下可以公开活动，党员第一次能投票选举他们的领导机关而无需害怕暗探局。列宁和马尔托夫一样急欲使党委自下而上地选举而不是由上边指定。①另一方面，孟什维克对中产阶级革命使命的信心已经动摇，因为这一信心与事实难以相符。孟什维克的追随者在彼得堡受到托洛茨基激进主义的影响如此强烈，使流亡国外的领导人不得不对此加以容忍。因此所有的分歧似乎都已消失了，随着双方的中央委员会合并完成，两派可望在年终前重新统一。看来是这样：热衷于分裂的人已被证明是错误的，而鼓吹团结的人则是正确的。②
① 《列宁全集》第12卷第78页。
② 尔·马尔托夫：《俄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41页一151页。
在那些日子里，托洛茨基的人格和思想力量的影响远不限于对苏维埃和各社会主义政党。1906年当革命早已衰退时，米留可夫受到来自右派的攻击，他在自卫时这样说：“那些现在指责我们党（立宪民主党）的人说我们当时没有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革命幻想……他们简直不了解或是忘记了当时大会上所有民主公众中普遍的情绪。”米留可夫说，那些人在1905年要是试图反对“托洛茨基主义的幻想”只会使自己声望扫地。①这就越发意味深长，因为米留可夫心目中的“民主公众”都是专业人员、开明商人，他们并不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活动范围以内。他只有很少几次离开平民苏维埃去对资产阶级公众讲话；而且即使如此，他也是作为苏维埃的使者。托洛茨基在他的1905年历史记述中说到在11月罢工期间他如何到尤赫库姆·冯·希利德勃朗特男爵夫人家里去参加一次重要的政治集会。“男管家等着我出示名片，但是，我真不幸，一个冒名顶替的人拿得出什么名片？……在接待室里出现的第一个人是大学生，接着是一个激进派的讲师，尔后是一位‘严肃’期刊的主编，最后是男爵夫人本人。他们显然在期待着一个‘从工人中’来的、令人鼓舞而更使人敬畏的人物。”顺便提一下，在这动乱的一年，托洛茨基的样子看起来非常布尔乔亚，穿着如此整洁，使他的一些社会民主党朋友都感到吃惊。②无论如何，在男爵夫人家聚集的人与一个粗野的革命煽动家来往却没有感到紧张。“我报了姓名，人们很客气地把我领进去。拉开帷幕，我看见有六七十人在一起的集会……走道的一边是30个高级军人，其中有戎装华丽的近卫军军官，另一边坐着夫人们。最前排是一班穿黑色燕尾服的自由派的主要人物。”前马克思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正怂恿近卫军军官捍卫沙皇的十月宣言，以防来自左派和右派的攻击；托洛茨基在听司徒卢威讲话时回想起仅在7年前司徒卢威本人写的话：“在欧洲越是往东方，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就越胆怯、越卑鄙。”尔后轮到托洛茨基向军官们讲话，他告诉他们：工人阶级尽管要解放自己，但手无寸铁；而他们军官则握有国家军火库的钥匙；在决定性时刻，他们应把钥匙交给理应归其所有的人，即交给人民，这是他们军官的责任。③近卫军高级军官们竟会听得下去这样的讲话，这也就衡量出政治不稳的程度。但他的呼吁在他们听来必定仍然像天大的笑话。他把沙皇统治比做金字塔，认为如果从它的根基而不是从它的顶端去推是完全能推倒的。
① 米留可夫：《第二届国家桂马选举前情况》第91一92页。
② 阿·卢那察尔斯基等：《革命家剪影》；A．齐夫：《我记忆中的托洛茨基的特点》第50一52页。
③ 《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73页。
每次会议后他都急匆匆赶回到他的编辑部，因为他主编的和与他人合编的报纸有三份。苏维埃的《消息报》不定期出版，这份报纸的出版纯属大胆冒险的举动。因为每期都要在另一家极右派报纸的印刷厂里排印，每次苏维埃都要派一个小队对这家印刷所发动突然袭击，临时征用它。除此以外，托洛茨基在已来到彼得堡的帕尔乌斯的帮助下设法控制了激进的自由派日报《俄罗斯报》，他把《俄罗斯报》改造成为受欢迎的社会主义的战斗报刊。稍后，他与帕尔乌斯和马尔托夫创办了一份严肃的大型日报《开端报》，名义上是孟什维克的喉舌，实际上主要是托洛茨基的报纸，因为他向孟什维克提出他的条件是：报纸要支持他和帕尔乌斯的“不断革命论”，而且不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打交道。所以马尔托夫写信给阿克雪里罗得时这样说：“我们不得不同意宣传一种简直是危险的思想，而我们却不能对它作任何批评。”①在这份报纸的撰稿人名单中有欧洲社会主义大名鼎鼎的人物：维克多·阿德勒、奥古斯特·倍倍尔、卡尔·考茨基、罗莎·卢森堡、弗兰茨·梅林、克拉拉·蔡特金；而且《开端报》的专栏也对普列汉诺夫开放，这正是托洛茨基的漂亮报复，因为刚刚在去年普列汉诺夫还认为在《火星报》与托洛茨基为伍“简直令人恶心”。托洛茨基编辑的几份报纸比布尔什维克那份由列宁、高尔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编辑的《新生活报》成功得多。凡是从头到尾读过那些报纸合订本而加以比较的人都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因为托洛茨基编的报纸更有气势、更加辛辣。②尽管两个编辑部的人互相对抗，但两家报纸在政治上却互相支持，而且共同支持苏维埃。
① 《阿克雪里罗得和马尔托夫书信集》第145一146页。
② 列宁本人后来承认了这一点。1917年5月，甚至在托洛茨基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之前，列宁就提议任命托洛茨基为布尔什维克的一份受欢迎的报纸的主编，他还回想起1905年托洛茨基主编的出色的《俄罗斯报》，不过，列宁的提议却被否决了。载《红色年鉴》1923年第3（14）期。
由苏维埃和各社会主义政党公开活动以及各派报刊的公开出版形成的这一开放的平民自由之花不久就被摧残了。政府成功地镇压了军队中的零星起义。工人阶级中一部分人经受不住考验；一部分人失去自制，一心要拿起武器。维特伯爵重新强行实施书报检查，苏维埃坚决反对。托洛茨基呼吁道：“捍卫言论自由！对工人来说，言论自由就是面包，就是空气。政府却对它怕得要命。”①下一个打击落到苏维埃本身。11月22日，赫鲁斯塔廖夫一诺萨尔和其他几个领导人被捕。政府等着看苏维埃会怎么办。苏维埃又一次面临常见的两难抉择。社会革命党人力主对沙皇的大臣们进行报复。其他人则宁愿用总罢工予以反击。社会民主党人在原则上反对恐怖的报复行动，但也不愿号召再举行一次总罢工。再一次落到生气勃勃的托洛茨基身上的任务就是要求头脑冷静和再次推迟使用武力的最后尝试。他提出一项动议，建议“工人苏维埃代表临时推选一位新主席和继续作武装起义的准备”。苏维埃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建议，选出由亚诺夫斯基（这是托洛茨基用的化名）、斯维尔奇科夫和兹雷德涅夫组成的三人主席团。托洛茨基所说的起义准备连初步都谈不上：只派出过两名代表同省苏维埃建立联系，根本就没有起义的力量。政府决定不让苏维埃有继续准备的时间。一队警察很快在苏维埃举行会议的自由经济协会大门外布置了岗哨。
① 《俄罗斯报》1905年11月17日；《托洛茨基全集》第2卷第2册第301—303页。
显然，苏维埃存在的时间已屈指可数，而且从此苏维埃的活动主要是示威性的，目的在于使人民铭记革命的原则和方法。托洛茨基向苏维埃提议停止强行实施8小时工作日时说：“我们还没有为工人阶级争取到8小时工作日，但是我们已成功地争取到工人阶级去要求8小时工作日。”确实，在不久以前，要求8小时工作日对俄国工人来说似乎是幻想，甚至对西欧工人来说也一样。然而这一要求从当时直到1917年都居俄国工人要求中的首位。同样，在1905年，托洛茨基命中注定不是去争取无产阶级起义的胜利，而是争取无产阶级进行起义。在每一场合他都解释说：有些人指望总罢工能奇迹般地推翻沙皇的统治，但是，如果总罢工不导致起义，就不能完成对社会的根本改革；他还继续说明保证起义的成功需要的是什么。他后来甚至在被告席上也阐述了这一教训；而且，以后几个月及几年的事变使人理解了其中的道理。那些持革命只是巧妙策划的密谋这一观点的人认识不到在革命背后是人民心中长期、缓慢积累起来的不满、经验及策略思想，他们想不到这样的革命教育学，并可能把苏维埃的起义决定看做是空洞的威胁，而且仅仅是短期内的空洞威胁。但是苏维埃和托洛茨基的方法在将来才能得到验证。1917年的二月革命将1905年流传下来的思想付诸实施。它的第一幕是，彼得格勒工人及其子弟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结合起来，使它获得了胜利，而这些工人正是1905年聆听托洛茨基演讲的工人。
苏维埃的最后姿态是宣布在财政上抵制沙皇。苏维埃号召人民停止纳税、只接受金币而不要钞票、从银行提取存款。①帕尔乌斯写的《财政宣言》斥责政府的腐败、财政破产和伪造收支平衡，指明首要的问题是：政府的性质不代表人民。“害怕民众监督，怕因此把政府的财政破产暴露于全世界；害怕人民监督，促使政府把召集普选代议制会议束之高阁……。政府从未得到人民的信任，因而也没有得到人民授予的权力。现在政府统治自己的国家正像统治被征服的国土一样。”《宣言》宣布俄国人民不会替沙皇还债，这是有朝一日苏维埃政府要对沙皇的西欧债主们重提的一个警告。《宣言》的论据在道义上、在政治上听起来都是令人信服的，然而作为实际政策，抵制只能加速苏维埃一直千方百计推迟的冲突。双方都认为这是以抵制取代起义，并非没有道理。苏维埃采取这一手段正是因为没有能力进行武装行动。《宣言》宣布“只有一条出路……推翻政府的路——就是不给政府……纳税”，这显然同经常阐述的观点——武装起义是推翻沙皇统治的“唯一道路” ——是矛盾的。而在另一方面，政府受到的纳税人拒绝纳税这种打击可能几乎和起义一样沉重。它不得不立即行动起来。②
① 抵制的倡议并非出自苏维埃，而是出自比较温和的全俄农民协会，苏维埃和这个农民协会紧密合作，《财政宣言》是由苏维埃全俄农民协会、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社会革命党和波兰社会党共同签署的。
② 7个月后，即当社会民主党人失败以后，沙皇决定跟自由党人算账，解散第二届杜马，因自由党人在第二届杜马中占有优势。自由党在他们著名的《维堡宣言》中也要求财政抵制。他们要求的条件几乎和苏维埃宣布的抵制条件相伺，但同样也没有效果。《维堡宣言》还要求人民拒绝应征参加沙皇军队。
12月3日下午，托洛茨基主持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要准备将要召开的苏维埃全会的议程。他作了关于政府最近的行动情况的报告：政府已授权各省省长颁布戒严令，有些地方业已颁布了戒严令；罢工者受到重罚的威胁；发表《财政宣言》的各报社已遭查封；内务大臣正在准备强行取缔各社会主义政党并监禁它们的领袖。这次，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双方都提议举行总罢工。在辩论中间传来消息说，警察对苏维埃的袭击迫在眉睫。执委会决定继续进行议程，但派几个执行委员离开会场，如果苏维埃成员遭到监禁，就由他们代表苏维埃继续行动。那几个推选出来的执行委员刚离开就又回来了，因为禁卫军、哥萨克、宪兵和警察已包围了那栋房子。于是，执委会一致决定留下不动，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决定不进行武装抵抗。执委会继续商议，此间长统靴的橐橐声和军刀的卡嗒声愈来愈近。从楼下大厅里（代表们因为要出席全体会议已在那里集合）传来愤怒的抗议声浪。托洛茨基从厢座上向下面的代表们大声说：“同志们，不要进行抵抗。我们预先宣布，在这里开枪的只有奸细或警察！”他还命令把枪机砸坏后再把手枪交给警察。然后他又回到执委会会议桌旁的主席席位上。
一位工会发言人正在声明他的工会准备参加总罢工，这时一队士兵和警察占领了过道。一个警官走进执委会正在开会的那个房间，准备宣读逮捕令。此时唯一的问题是：苏维埃是否能不失尊严地承受它的软弱和屈辱。抵抗这条路已被排除，但难道他们能没有一点儿反抗的表示就温顺地面带愁云地屈服吗？托洛茨基的自尊心及其舞台效果的意识不允许他主持这样泄气沮丧的场面。但因为他不能进行认真的对抗，就只能以幽默来缓和这暗淡、阴郁的形势。因此，他把这一场面的最后一幕变为对无耻行径的机智讽刺。当那个警官刚要对执委会宣读逮捕令时，托洛茨基严厉制止他说：“请不要打断这位发言者的话，如果你想要发言，必须先报姓名，我还要问问会议是否想要听你的话。”
困惑的警官因为不知道自己是否受了嘲弄或者是否会遇到武装抵抗，所以等候那位工会代表发言完毕。然后，托洛茨基严肃地问执委会，他是否应准许这名警官“为介绍情况”而作陈述。那个警官宣读过逮捕令，托洛茨基提议执委会应承认收到这一通知，接着就继续进行议程中下一项的讨论，另一位发言者起立。
那个警官因这一前所未闻的举动而感到慌乱，朝托洛茨基结结巴巴地说“对不起”，仿佛向托洛茨基求援似的。
“请不要妨碍发言”，托洛茨基严厉地训斥他：“你已经发过言了，你已作过陈述；我们已收到通知，难道会议还需要跟警察打交道吗？”
“不！"
“那么，请离开会议厅。”
警官嘟哝了几句拖着两脚离开房间。托洛茨基指示执委会成员烧毁所有文件、不要对警察暴露自己的姓名。楼下大厅里响起了砸左轮枪枪机的声音——代表们正在执行托洛茨基的命令。警官再次进来，这一次他率领了一排士兵。一位执委会成员站起来对士兵讲话，他说：沙皇恰恰在这一时刻撕毁了《十月宣言》的诺言，而他们士兵却容许沙皇利用他们充当反对人民的工具。警官怕这些话发生影响，赶紧带领士兵们到过道里去，随手关上大门。发言人提高嗓门说：“即使关上门，士兵们也会听到工人们兄弟般的号召。”
最后，一大队警察进来，托洛茨基宣布“执委会会议闭幕”。
历史上第一篇苏维埃史诗，就这样经历50天后结束了。①
① 斯维尔奇科夫：《革命的曙光》第163一165页；托洛茨基：《1905年俄国革命》第177-179页。本章中的某些材料引自B．沃伊京斯基：《胜利与失败的年代》第1册第184、222一223页及同书各处；加尔维：《一个社会民主党员的回忆》；《维特回忆录》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