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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临时政府的一封信
部长先生们：
7月22日在报纸上刊登了彼得格勒高等法院关于七月事件的通报。
就是在俄国法院极其沉重的历史上，这份通报也堪称是骇人听闻的，在这个意义上，它是配得上佩列韦尔泽夫和别萨拉博夫发出的通报的补充，并立即把通报者置于法律之外。
在此我不对这份文件进行逻辑批评，因为它的每一行都证明它期待的不是逻辑批评，而是对它的压抑，更确切地说，它期待的是吓坏了的庸人心理，它的任务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对后者施加影响。但我认为，必须以对我的指控的例子表明，检察当局为了得到它所需要的结论而制造罪名时，它的疏忽和随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6月24日，侦察员亚历山德罗夫对我提出了与对列宁、季诺维也夫、柯伦泰等人一样的指控，即指控我为了达到瓦解俄国军队的目的，与德国和奥地利间谍狼狈为奸，并从这两个国家获得活动经费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漫长的审讯期间有充分的可能相信，亚历山德罗夫先生认为列宁是德国的奸细是“铁案”，我的罪过是由下述几点中得出的：1、我和列宁一起从德国回国；2、我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3、我是中央委员会下属军事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当然，即便这些都是事实的话，也不能由此得出我与德国政府有联系的结论，事实上，在对待该政府的态度上，列宁和他的朋友们比起他们的指控者来说，是更加不可调和的敌人。但问题不在这里。如果检察官先生和侦察员在逮捕我和审讯我之前，费心进行一下最简单的调查，他们就能知道，我比列宁晚回来一个月，我不是经过德国，而是从美国、途经斯堪的那维亚回国的，从来没有进入过中央委员会，与它的军事组织没有任何关系。甚至那不可思议的、骇人听闻的指控所依据的外在组织框架，对我来说都是根本不适用的。
5个月前还在捍卫罗曼诺夫们、施秋梅尔们和苏霍姆利诺夫们的“现存制度”的法庭工作人员认为在调查尚未结束前就能向全世界宣告，与罗曼诺夫们、施秋梅尔们和苏霍姆利诺夫们斗争了几十年的革命家会突然卖身投靠霍亨索伦王朝，而且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想成为共和的和民主的新制度下，把司法事务恰恰交付给上述这些人，这一情况是否合理，是大可怀疑的。当所能想象的最严厉的指控在示经核实之前，就被检察院通过发狂的反动报刊的渠道抛向群众，这一情况无论如何是不合理的，这点却是不容置疑的。
部长先生们！我们的政治对手指责我们，说我们的口号折射在愚昧的群众的头脑中，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就算是这样吧。但是你们的法庭工作人员、法律的维护者却以最混乱和见不得人的方式把对一个大党的领导人的最严厉的指控抛向最愚昧的群众。佩列韦尔泽夫先生的《通告》不仅导致某些布尔什维克遭到殴打，还导致他们被杀害。检察官先生的新通告走的是同一条路。
我不知道，总检察长手中是否有规定这些行动的刑法典的条文。但我坚信，在所有文明国家的历史中，在阴谋指控上没有比这更加骇人听闻的审判，为肆无忌惮地中伤一个政党的利益而使用完全捏造的指控方法上没有比这更加罪恶的审判。
列·托洛茨基
写于十字架监狱单人牢房中
1917年6月25日
《新生活报》88期，
191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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