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事件预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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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狱中

7月3-5日案预审记录^[1]

　　“1917年7月24日，在彼得格勒单人牢房（十字架监狱）里，彼得格勒市第24段法院侦察员审问了据刑法第51、100和108条受到指控的被告，并根据刑法典法规第403条先确认了他的身份，并对他出示了在7月21日对他起诉决议中对他的指控，被告供认：
　　我是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现年37岁，无宗教信仰，在旧制度下，1907年作为被告，彼得格勒大理院据刑法第100条判决剥夺公民权和服兵役权，职业是社会问题作家，生活来源是文学工作，没有特别的体貌特征。就对我出示的“决定”我陈述如下：

一、战争期间我在国外的立场

　　战争爆发时，我和我的家人作为侨民生活在维也纳，我被迫在1914年8月3日（公历）的三个小时内离开那里，让我的住宅、家具和图书等听天由命。
　　我与家人移居苏黎世，在那里我出版了反对德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和谢德曼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的德文小册子Der Krieg und die Internationale。这本小册子于1914年11月问世，由瑞士和德国社会主义者（李卜克内西分子）非法运入德国，在那里散发该小册子引起了一系列的逮捕和继之而来的法庭审判，结果是我被缺席判处8个月的监禁。
　　据《基辅思想报》^[2]的电报建议，我作为该报记者于1914年11月前往巴黎。除这项工作外，我还加入了《我们的话报》这份社会民主党的俄文日报编辑部，还参预法国的国际主义运动（后来他们被称为齐美尔瓦尔德分子）。1915年8月，我与两个法国代表^[3]一起离开巴黎，前往瑞士，在那里积极地参加了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
　　虽然《我们的话报》是一份遭受书报检查的报纸，但它曾两次（在我任编辑时）被法国当局查封——是在俄国大使的坚持下，这是议会和书报检查机构告诉我们的。《我们的话报》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而是“超派别的国际主义者”的机关报；这份出版物高举齐美尔瓦尔德的旗帜。
　　1916年9月底，法国内政部长马尔维先生把我驱逐出法国，没有对我说明原因，但显然是因为我宣传“齐美尔瓦尔德”的思想。因为我拒绝自愿离开法国边境，要求向我出示明确的指控，两个法国警官把我押送到西班牙边境。我在马德里逗留了几天之后，我因来自巴黎的情报被捕。在对议会提出质询后，我在三天后被释放，但建议我去美国。1917年1月中旬，我和家人来到纽约。在两个半月期间，我在那里用俄文和德文在有组织的德国工人——他们中的大多数持李卜克内西的观点——中间宣传齐美尔瓦尔德思想。
　　在俄国革命爆发后，我与家人乘第一艘轮船经斯堪的纳维亚前往欧洲（3月底）。在哈利法克斯（加拿大），英国海军警察根据俄国密探-外交代理人制定的“黑名单”扣留了我与其他五位俄国侨民乘客。在加拿大拘留了一个月后，根据临时政府的要求，我被释放，经克里斯蒂安尼亚-斯德哥尔摩于旧历5月初抵达彼得格勒。

二、我在俄国的政治工作

　　在彼得格勒，我立即加入了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国际委员会）的组织。这个组织具有完全独立的性质，它对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是十分友好的。我认为，过去使我们与布尔什维克分离的原则分歧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坚持必须尽快统一。但是，统一至今也没有完成。
　　但是，我们行动的政治路线与布尔什维克的完全一致。我个人在自己在《前进》杂志发表的文章中和自己的讲话中赞成全部政权归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不言而喻，这样的转交不能离开苏维埃，更不能反对苏维埃。也许，我们的主要的政治任务是把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大多数争取到上述口号一边。问题的实质本身就谈不上通过少数人的武装起义把政权强加给多数人。在我能听到负责的布尔什维克讲话中，他们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
　　关于战争，我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无论哪方面的进攻都不能成为摆脱所有交战国人民陷入其中的困境的出路。只有所有国家、首先是德国人民群众的反对战争的革命运动才能促进和平时刻的临近，并保障和平的民主性质。我证明，只有人民的、真正民主的苏维埃政府才能向德国工人表明，在他们进行革命的情况下，俄国不仅不急于粉碎德国，而是相反，向推翻了自己的政府的德国人民伸出和平之手。说我在何时、何地呼吁什么人离开前线，拒绝完成战斗命令或拒绝运送增补连队，这种断言是粗暴的诽谤。7月2日，我就这些问题对57个前线部队的代表们做了报告。
　　第111期《消息报》刊登了对这次会议的简短的报道，署名是波斯特耶夫。^[4]
　　报道是这样说的：
　　在会议上听了崇高的、最卓越的自由战士之一——布尔什维克托洛茨基同志——的讲话，代表们坚信，崇高的人以他们的名义痛斥逃兵，与那些拒绝上前线的人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我证明，只有建立“苏维埃政府”和制定它的革命的国内国际政策（立即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没收军工的超额利润，国家对生产进行监督，断然要求盟国放弃割地），才能用统一的目的和情绪把军队熔为一体，使它不仅能够防御，还能进攻。我论证说：“为了让这样的政策成为可能，我们这一派应该在苏维埃中成为多数。目前我们还是少数，我们不得不服从多数的政策，哪怕是进攻的政策，同时进行有利于我们的思想宣传。

三、所谓的“7月3-4日的起义”

　　把7月3-4日事件纳入武装起义的概念下，意味着不顾起码的事实。武装起义是借助于武器而实现一定的政治任务的有组织的发动。由于发动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就谈不上把这个政权强加给它们。没有一个政治组织呼吁采取这个毫无意义的行动方法。我也没有呼吁。7月3日，我最初是在塔夫利达宫的工人士兵农民代表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得知机枪团出动和它对其他部队和工厂的呼吁的。这个电话转告的消息使我、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同志感到的震惊，不亚于其他党的代表。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志立即汇报，他们的中央委员会立即采取所有措施，阻止群众发动，尤其是武装发动。据整体反映，党的中心派出的所有宣传员进行的正是这方面的鼓动。众所周知，尽管如此，还是发动了。
　　说我本人在头天晚上、即7月2日，在集会上呼吁机枪团拒绝进攻，武装出动反对政权，这种断言纯属胡说。7月2日在民众文化宫举行了开放的收费“音乐集会”，那里有许多偶然的、庸人听众。在这样的集会上，我显然不能号召武装发动，即便认为这样的号召是需要的。我是直接从上述那个前线代表会议来到民众文化宫的。我不仅预先告诉会议我将参加机枪团组织的集会，而且又从集会重新回到会议上。我在民众文化宫的讲话中，我对前线代表阐述了我对增援队伍、逃兵等问题的答复。这些很容易核实的情况就能排除我在民众文化宫的集会上呼吁起义，拒绝运送增援连队的任何可能。我的讲话归结为宣传上面阐述的对政权和战争的观点。没有任何“消灭克伦斯基！”的喊声。
　　7月3日，我不止一次对站在塔夫利达宫前的武装士兵工人群众讲话。我的讲话提纲是这样的：“你们要求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是正确的要求。今天苏维埃的工人部第一次表达了支持这个口号。也许，我们没有任何理由绝望。生活对我们有利。如果你们拿着武器来到这里，那当然不是为了对什么人施加暴力，而显然是为了保护自己免遭可能的暴力。我呼吁你们立即平静、和平地回到自己的部队去，让我们的敌人明天不敢指责你们的暴力。”许多随部队来的军官请求我对他们的士兵讲同样的话，使他们能够和平地把士兵带回军营。
　　从7月3日中午12点直到7月4日凌晨4点，我就一直呆在塔夫利达宫内，一次也没有离开过。无论是在那天夜里，还是在7月初的那几天，我都没有去过克舍辛斯卡娅私宅，^[5]因此不能参加在那里召开的任何会议。我一共去过两次克舍辛斯卡娅私宅；第一次是在6月10或11日。第二次是在6月20几号，我的摩登马戏场的几个听众把我领进这所私宅，先把我带进院里，后来又把我带进一间屋子里，让我能够休息一会儿，等待在报告后和我一起离场、妨碍我回家的人群走散。
　　我与在克舍辛斯卡娅私宅中的军事组织没有任何关系，既不是它的成员，也没有参加过它的任何一次会议，对它的成员我也一无所知。据《真理报》和中央委员会的声明判断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我认为军事组织以同样的精神活动。我没有为《真理报》撰过稿，因为我们这两个组织还没有统一。6月底或7月初，我在《真理报》上登了一份篇幅不大的呼吁两个组织统一的意见，署的是我的名字。
　　7月4日，在塔夫利达宫前，有10 几个人企图逮捕В.М.切尔诺夫，^[6]他们半是刑事犯，半是挑拨者式的人。这个企图是背着群众干的。开始时我打算与切尔诺夫以及逮捕他的人一起离开人群。但海军准尉伊里因-拉斯柯尔尼柯夫^[7]跑到我身边，极其激动地喊道：“这不行，这是耻辱！如果您和切尔诺夫一起走出去，明天人们就会说什么喀琅施塔得人想逮捕他！必须立即释放切尔诺夫！”司号员请求人群安静，让我有机会做一个不长的讲话，在结束时我问：“谁赞成暴力，请举手？”切尔诺夫立刻能够不受阻碍地回到塔夫利达宫中。
　　关于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人员构成的问题，我只能建议侦察当局询问它的主席H.C.齐赫泽，或是他的同志克伦斯基、斯柯别列夫等。
　　作为1905年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维埃主席，执行委员会邀请我加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作为只有发言权的代表。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我作为“统一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者”党团的代表加入全俄执行委员会。
　　作为对上面所说的统一社会民主工党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组织关系的补充，我可以把侦察员先生的相关问题再说一点，我们的组织不在克舍辛斯卡娅的私宅中，而在花园街50号（水上救生协会），有自己独立的机关刊物《前进》杂志。
　　1904-1909年，共同的革命立场和工作把我和帕尔乌斯联系在一起，关于我与他的关系我可以告知如下：战争初期，电讯刚刚把帕尔乌斯在巴尔干半岛的亲德的讲话带到巴黎，我就在《我们的话报》上发表文章，痛斥帕尔乌斯是德国帝国主义的仆人，称帕尔乌斯对社会主义事业来说，已经是一具僵尸。与此同时，我在刊物上两次呼吁所有同志拒绝支持帕尔乌斯的任何社会活动。我可以随时提供刊载这些文章的报纸，还有上面提到的我的那本德文小册子。至于加米涅夫同志（列夫·鲍利索维奇·罗津费尔德），他是我的妹夫，作为比其他布尔什维克更加按规矩参加执行委员会会议的人，我与他的关系比与其他人更近些。
　　对加米涅夫号召武装起义的指控，与他在7月3-5日危机的那几天的全部行为和他的整个立场是截然矛盾的。
　　我在侨居国外的生活中的不同时期，在代表大会和会议上与加涅茨基^[8]见过几次。我与他任何时候都没有任何关系，无论是私人关系还是政治关系。从来没有与他通过信。关于他的商业活动和他与帕尔乌斯的联系，最初是从刊物的揭露文章中得知的；这些揭露是否可靠，我不得而知。
　　直到在俄国刊物上出现苏缅松^[9]女士这个名字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整个战争期间，我与苏缅松、加涅茨基、帕尔乌斯、科兹洛夫斯基^[10]决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政治、业务和私人关系。后者我在彼得格勒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见过几次。我在场时，科兹洛夫斯基先生从来没有发过言。我没有任何关于他过去的信息。
　　对我与德国政府或它的间谍有联系，用德国的经费、为它的利益而活动的指控，我认为是骇人听闻的，与我的全部过去的生活和我的整个立场是格格不入的。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柯伦泰犯有任何这类的罪行，我同样认为是不可思议的，我认识这些人，作为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他们不会出于自私的动机而拿良心做交易，更何况是为了德国专制主义的利益而犯罪了。进一步的调查将彻底粉碎捏造的指控，我对此深信不疑，同时我认为必须指出，检察当局把未经验证的、实质上与现实是完全矛盾的消息通报给刊物，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出自客观调查的需要，而是令人厌恶的政治斗争的武器。在援引检察当局对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进行的这样的中伤面前，所有对他们不出庭的抗议都失去了效力。
　　根据上述一切得出结论，就对我的指控的实质来说，我不承认我有罪。

《1917年7月3-5日彼得格勒反国家政权的武装暴乱预审》，第144页。

^[1] 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七月事件之后，立即开始在布尔什维克中进行逮捕。对是否让逮捕的问题，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做明确的决定。众所周知，后来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党正式为列宁等同志不向反革命投案的行为辩解。直到7月23日之前，托洛茨基同志仍享有自由。在政府阴谋活动最高潮时，在7月23日夜，他与卢那察尔斯基同志一同被捕。我们引用《日报》对逮捕事实的描述：

逮捕卢那察尔斯基和托洛茨基
　　7月23日夜，根据彼得格勒审判院Н.С.卡林斯基的命令，逮捕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刑警副局长和刑警副检察员以及两名反侦察机构的的官员带着一队士兵来到卢那察尔斯基居住的拉赫京斯基大街25号楼。军警到来时，他还在睡觉。卢那察尔斯基立即被押送到十字架监狱的单人牢房。两名警官率领这队士兵前往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卢里耶的住宅，托洛茨基在那里居住。后者也在家，也被逮捕，被立即押送到十字架监狱。7月24日，重案侦察员审讯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对他们的审讯持续了几个小时。法庭侦察员对他们宣读了根据刑法51、100和108条对他们起诉。加强的军人押送队把他们从十字架监狱押解到冯坦克大街16号的法庭上。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案将被一起并入7月3-5日制造7月3-5日事件的总案之中。（《日报》第118期，1917年7月25日。）

　　约两天后出版的区联派机关刊物《前进》杂志以下述呼吁对逮捕做出反映：

　　据审判院检察官的命令，7月23日逮捕了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并把他们押送到十字架监狱。我们坚决请求工人同志们克制因不断地逮捕革命的社会民主工党党员而引发的任何积极的发动，仅限于抗议和致敬的决议。我们毫不怀疑，克伦斯基公民制造的审判和革命前的贝利斯案类似，在旧制度的侦察员、诽谤者布尔采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推动下，只能导致今天已经被捕的同志们为其最优秀的宣传鼓动员的思想的加强和巩固。

　　与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被捕相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上和在它之后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在主席团建议讨论各种组织问题之后，梁赞诺夫发言，他声称在这种条件下讨论组织问题“不正常”：

　　主席团不认为需要向我们通报，没有出现在这一片（他指了指布尔什维克坐的那面）的两位同志——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现在在哪里。我认为，只要主席团还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逮捕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为他们获释采取了什么措施，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加米涅夫同志获释采取了什么措施之前，讨论上面拟定的问题是不正常的。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理由把加米涅夫从一个地方转到另一个地方。

　　在几个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发言之后，梁赞诺夫的建议被否决了。过了一会儿，梁赞诺夫再次发言，主席打断了他，结果会议剥夺了梁赞诺夫的发言权。后者与其他布尔什维克一起退席，以示抗议。
　　在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梁赞诺夫再次触及这个问题：

　　我今天想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谈托洛茨基和卢那察尔斯基同志被捕的事。人们以这个问题将与政权危机问题一起在联席会议上讨论为理由，禁止我谈这个问题。我想请你们注意司法部某些代表不负责的行为。

　　马尔托夫也涉及了这个问题，做了如下声明：

　　根据108条不能追究尼古拉二世和亚历山德拉·费道罗夫娜的责任，现在却根据它来追究整个一个党的责任。

^[2] 《基辅思想报》在战前岁月中是最好的左翼报纸之一。具有高素质的撰稿人队伍，在国外有众多的记者，这份报纸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对那个时候来说，它相当大胆地说出了自己反政府的立场。一批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参与了这份报纸的工作。在战争年代中，《基辅思想报》逐渐向右转，成为一份护国派的报纸。

^[3] 这里说的是法国左翼工会工作者梅尔盖姆和布尔多伦恩。他们两人在战争年代中加入了温和的国际主义派。后来这两人再次与若奥之流妥协。梅尔盖姆患了精神病，退出了政治舞台。

^[4] 《消息报》第111期第4页。

^[5] 克舍辛斯卡娅私宅系彼得格勒的一栋楼房，二月革命前属于沙皇尼古拉二世宠姬、舞蹈家М.Ф.克舍辛斯卡娅。1917年3-7月间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和彼得格勒委员会所在地。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于4月16日（俄历3日）曾在此楼阳台上发表演说。——译注

^[6] 逮捕切尔诺夫一事是这样的，在七月事件中，确切地说是在7月4日，当时塔夫利达宫被激动的群众包围，他们派代表进入宫殿中，要求政府派某个部长上街。切尔诺夫受命走到街上，站在台阶上讲话。快讲完时，不知是什么人，挑拨者还是极度激动的工人把切尔诺夫拖下台阶，塞进一辆汽车里，声称他将成为人质。宫中一得知切尔诺夫遇险，苏维埃领袖们就要求列·达·托洛茨基和其他布尔什维克上街平息“自己人”。切尔诺夫在其《札记》中以下面的形式描写了该事件接下来的进程：
　　这时，托洛茨基从塔夫利达宫走出来，站在我坐在其中的那辆汽车前面，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先面对水兵，问他们是否认识他，是否见过他，是否记得他。然后指出，有人想逮捕一个社会主义者部长，这是误会，喀琅施塔得人永远是革命的骄傲和光荣，因此他们不可能想对个别人施加任何暴力，个别人没有任何意义，在这里当然没有人会反对社会主义者部长回到会议厅去，而水兵将留在这里和平地讨论革命的生命攸关的问题。我没有搞错，这里没有任何人赞成暴力，不对吗？谁赞成暴力请举手。没有人举手；于是那些把我带到汽车里来的人不满地让开了；我觉得托洛茨基好像说，“切尔诺夫公民，谁也不会妨碍您自由地回去”，这是一场误会。所有在汽车里的人都可以自由走出来，此后我们回到了宫中。

^[7] 拉斯科尔尼科夫（Фëдор Фëдорович Раскольников，1892-1939）1910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前为喀琅施塔德海军中尉，积极参加十月革命；十月革命后任副海军人民委员、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等军事领导职务。1921年任苏维埃驻阿富汗全权代表；回国后在共产国际中央机关工作，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和中国委员会书记。后任苏联驻外国大使，在清洗期间是为数不多的拒绝应召回国的外交人员之一，并发表声明揭露斯大林背叛革命、迫害革命家的罪行。——译注

^[8] 加涅茨基（Яков Станиславович Ганецкий）波兰和俄国革命活动家。十月革命后在财政、外交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担任负责职务。——译注

^[9] 苏缅松（Е.М.Суменсон）是一个普通彼得格勒市的居民，她确实在瑞典生活过，但与我党和革命运动都没有任何关系。

^[10] 科兹洛夫斯基（Мечислав Юлиевич Козловский，1876-1927）系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苏共党员（1900年起）、法学家。积极地参加了1905-1907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1918-1920年为俄罗斯联邦小人民委员会委员和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