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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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谈判

　　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历史性的晚间会议上，通过了印在附件上的和平法令。那时，苏维埃政权在国家的重要部分刚刚建立，在国外，相信它的力量的人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在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法令，但很多人觉得这只是政治示威。妥协派逢人就说，我们的决议不会有任何实际结果，因为一方面德国帝国主义分子不承认我们，不想与我们对话，另一方面，我们的盟友将因我们进入单独媾和而对我们宣战。我们为全面民主和平而迈出的头几步，就是在这些预言的标志下完成的。法令是10月26日通过的，那时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已经兵临彼得格勒城下，而11月7日，我们通过电台对我们的盟友和敌人建议共同缔结和平条约。盟国政府通过其军事代表对那时的总司令杜鹤宁声明，在单独媾和谈判的道路上的进一步行动将会引起最严重的后果。11月11日，我们以向所有工人、士兵和农民的呼吁作为对这个抗议的答复，在这份呼吁中我们声明，决不允许我们的军队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指挥棒下流血。我们不理睬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威胁，在国际工人阶级的面前承担起和平政策的责任。我们首先履行了我们的原则性的许诺，公布了秘密条约，废除其中违背所有国家人民群众利益的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企图利用我们的揭露来打击对方。但人民群众理解并承认我们。据我们所知，没有一份社会护国主义的报纸胆敢抗议工农政府彻底改变资产阶级外交的全部方法的事实，反对我们拒绝了它的卑鄙和可耻的勾结。我们为我们的外交提出的任务是教育各国人民群众，让他们睁开眼睛看清他们政府政策的实质，在对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和仇恨中把他们团结起来。德国资产阶级报刊指责我们“拖延”谈判；但各国人民都如饥似渴地关注并倾听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对话，在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以此为和平事业服务，这甚至得到了我们最正派的敌人的承认。首次如此清晰地提出了和平问题，任何幕后狡滑手段都不可能把它抹去。11月22日，我们签署了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整个前线停止军事行动的协议。我们再次向盟国提出建议，赞同我们，与我们一起进行和平谈判。我们没有等来答复，虽然这一次盟友已经不再企图威胁我们了。和平谈判是在12月9日开始的，是在通过和平法令的一个半月之后，因此，卖身投靠、社会党叛徒的报刊说我们不想与盟友协商的指责是虚假的。在这一个半月中，我们向他们通报我们的每一个措施，呼吁他们加入和平谈判。在法国、意大利、英国人民的面前，我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为了把所有交战国引到和平谈判中来，我们做了我们力所能及的一切。我们被迫进行单独媾和的谈判的罪过不能落在我们的头上，而是落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的头上，也落在那些俄国政党的头上，它们一直预言俄国工农政府很快就要寿终正寝，劝盟国别把我们的和平倡议当真。无论如何，12月9日开始了和平谈判。我们的代表团提出了原则性的声明，它说明了10月26日（11月8日）法令中准确表达的全面民主和平的基础的性质。对方要求中断会议，而且根据屈尔曼的建议，工作的恢复一拖再拖。很清楚，四国联盟代表团在答复我方声明的措词上遇到了不小的麻烦。12月25日做出了答复。四国联盟外交官赞成民主和平——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不兼并不赔款——的公式。对我们来说十分清楚，这只是口是心非。但我们甚至不曾指望他们能够表现出口是心非，正如一位法国作家据说的那样，口是心非是恶对善的应有的尊重。所以，德国帝国主义认为必须给予民主原则以这样的尊重，在我们的眼中证明了德国国内的形势相当严重……但是，如果总的来说，我们对屈尔曼和切尔宁先生们的的民主主义不抱幻想，因为我们相当了解德国和奥地利统治阶级的本性，但仍需要承认，我们仍没有想到几天后出现的那个深渊，它将德国帝国主义真正建议与冯.屈尔曼于12月25日对我们出示的从俄国革命那里抄袭来的那些公式截然分开。如此无耻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屈尔曼的答复使俄国工人群众产生了巨大的印象。它被解释为是同盟国帝国的统治阶级对德国工人群众的不满和不断增长的不耐烦害怕的结果。12月28日，在彼得格勒为民主和平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士兵示威游行。^[1]第二天早晨，我们的代表团从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返回，给我们带来了冯.屈尔曼以同盟国帝国的名义对我们提出的掠夺性的要求，作为对自己的“民主”公式的解释。乍一看，可能觉得不可理解，德国外交到底指望的是什么，它提出自己的民主公式，只是为了在后来，在2-3天后表现出它的豺狼胃口。围绕着民主公式展开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屈尔曼本人倡议那些理论争论则不那么冒险。在这条道路上，同盟国的外交不可能获得很大的荣誉，这应该首先对它自己来说是早就清楚的。但屈尔曼外交行动的秘密在于这位先生真诚地相信我们准备与他演奏四手联弹。他的相关推理大致是这样：和平对俄国来说是必须的。布尔什维克由于自己为和平而进行的斗争才获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想维持它的政权。这对他们来说只有在签署和约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诚然，他们把自己与明确的民主和平纲领联系在一起。但为什么在世界上存在着外交官呢？不就是为了把黑的说成是白的吗？我们德国人为布尔什维克创造条件，用装饰性的公式来掩盖我们的掠夺。布尔什维克有充足的理由不去挖掘事情的政治实质，或更确切地说，不在全世界的眼前揭穿欺骗性的公式的内容……换言之，屈尔曼希望与我们心照不宣：他把我们的好公式还给我们，我们不加抗议地让他为德国得到支配外省和人民的机会。这样，在德国工人的眼中，强占就得到了俄国革命的批准。当我们在辩论中表明，对我们来说，问题涉及的不是空话，不是幕后交易的遮掩，而是各国人民共处的民主原则。屈尔曼把这看成是对心照不宣的协议的恶意破坏。他无论如何不想离开12月25日公式的立场，依靠他的炉火纯青的官僚司法逻辑，力图在世人眼前表明，白与黑没有任何区别，只是我们的恶毒意愿使我们坚持这个区别。切尔宁伯爵是奥匈帝国的代表，在这些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任何人都不会称之为庄重和体面的。他受屈尔曼的委托拙笨地充当决斗助手，承担起在所有关键时刻发表更加激烈和更加无耻的声明的责任。霍夫曼将军给谈判带来了清新的调子。将军对屈尔曼的外交手腕没有太大的好感，他数次把他的军靴放在人们围坐四周进行复杂的法律辩论的桌子上。从我们这方面来说，一分钟也没有怀疑过，正是霍夫曼将军的军靴才是这些谈判中唯一严肃的现实。
　　屈尔曼手中最大的一张王牌是基辅拉达参加谈判。对当权的乌克兰市侩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欧洲资本家政府“承认”他们。最初，拉达把自己交给盟国帝国主义分子支配，从他们那里得到点零花钱，后来又把自己的代表派到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旨在背着俄国人民求得奥德政府承认其国家的合法性。刚刚步入“国际”存在的道路，基辅外交就暴露出永远是巴尔干半岛微不足道的政客的视野和道德水平。屈尔曼和切尔宁先生当然不对谈判的新参加者的尊严抱任何幻想。但他们正确地考虑到，基辅代表团的加入会使游戏变得更复杂，这对他们有利。
　　基辅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时，曾把乌克兰界定为正在形成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这显然给同盟国的外交官造成了困难，他们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把俄罗斯共和国变成新的巴尔干半岛。在其第二次出现时，拉达的代表们在奥德外交的授意下，声明乌克兰从今以后拒绝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完全独立的共和国。

^[1] 尽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号召抵制示威游行，但仍有广大工厂工人和士兵群众参加了游行。参加示威游行的还有奥地利和德国战俘。示威游行的口号是：“争取全面民主和平！争取国际劳动革命！反对国际帝国主义！拥护第三国际！争取立即和平，争取全世界苏维埃政权！拥护为实现社会主义而采取的紧急措施！与怠工者进行无情的斗争！反对妥协分子和乌克兰拉达的叛徒，争取兄弟民族的解放和苏维埃拉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