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内部摩擦



  此时,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在全国展开。在莫斯科的斗争具有极度持久和流血的性质。起义的领导人没有立即表现出进攻所必须的全部果断性的事实,可能不是最次要的原因。在内战中,胜利比在任何其他战争中更可能只靠果断和连续的进攻来保障。不能动摇,进行谈判是危险的,等待观望地在原地踏步是致命的。事情关系到手中从来没有掌过权的人民群众,他们总是处在其他阶级的压迫之下,因此他们最缺乏的就是政治自信。革命领导核心的动摇立即就会瓦解他们。只有在革命党坚定不移地朝自己的目的迈进的情况下,它才能帮助劳动人民克服数百年养成的奴隶的本能,引领工人群众走向胜利。只有在坚决进攻的道路上,才可能以最小的力量损失和牺牲取得胜利。
  但全部困难就在于达到果断坚决的策略。群众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它没有当权的经验反映在领袖们的身上,而后者除此之外,还受到来自上面的资产阶级舆论的强大的压力。
  自由派资产阶级满怀仇恨、咬牙切齿地接受了建立劳动群众统治的可能性的思想。它通过它掌握的无数机关报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感觉。知识分子追随它,虽然它在语言上激进,世界观的社会主义色彩,但在其意识的最深处,浸透了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和它的执政艺术的奴隶般的崇拜。整个这个“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急剧地向右转,它看待不断巩固的苏维埃政权,就像是末日的开始。在“自由”职业代表的身后跟着官员、行政技术人员,所有这些人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靠资产阶级餐桌上的残羹剩饭为生。这些阶层的反对主要是消极反抗,特别是在粉碎了士官生的暴乱之后,但它仍可能是不可克服的。他们在每一步上都拒绝协助我们。官员或是离开了部,或是留在那里,但拒绝工作。他们不交出工作和资金。电话局不给我们接线。电报局篡改或扣押我们的电报。我们找不到翻译、速记员,甚至都找不到誊写员。所有这一切不能不造成这样的气氛,我们自己的党的个别上层分子在其中也不由得产生怀疑,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如此抗拒之下,劳动群众能否建立起政府机关和维持政权?开始出现了必须妥协的声音。与谁?与自由派资产阶级?但与它联合的经验已经把革命驱入可怕的泥潭。10月25日的起义是在联合政权的软弱的叛卖时期之后的自卫行动。只剩下了在所谓的革命民主派、即所有苏维埃政党的队伍中的联合。实质上,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的10月25日的会议上,我们从一开始就建议的就是这种联合。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了,我们建议苏维埃代表大会把政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右翼政党离开了,“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他们是代表大会上的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宗派。他们身后已经没有群众了,而那些由于惯性还在支持他们的阶层,也日益转到我们这边。与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合不能扩大苏维埃政权的社会基础;同时,它们会把被政治怀疑主义和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偶像崇拜彻底侵蚀的分子带入这个政权的人员构成之中。新政权的全部力量在于它的纲领的激进,在它的行动的坚决性中。把自己与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集团联系起来,意味着束缚新政权的手脚,使它失去行动自由,以此在最短的时期内破坏工人群众对它的信任。
  我们右边最近的邻居是所谓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总体来说,他们准备支持我们,但同时力图建立联合的社会主义政府。铁路工会的管理机构(所谓的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邮局职员中央委员会、政府机构官员工会,所有这些组织都反对我们。在我们自己党的上层,出现了有利于无论如何必须和它们妥协的声音。但在什么基础上?所有上述机构都已经经历了从内部耗尽自己的阶段。它们与自己的底层人员的关系,几乎和旧的军队委员会与战壕里的士兵群众的关系一样。历史在上层与底层之间造成了深深的裂痕。与这些已经耗尽自己的昨天的革命领导人建立无原则的联合,是注定要失败的。应该坚定不移地依靠底层,和他们一起克服上层的怠工的贵族野心。我们让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继续没希望的妥协尝试。相反,我们的政策是让劳动者底层与那些支持克伦斯基制度的组织的所有代表相对立。这个不妥协的政策在我们党的上层引起了摩擦,甚至造成了某种分裂。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抗议新政权的严厉措施,坚持妥协的必要性。他们得到了部分布尔什维克的支持。三位人民委员放弃了自己的全权,辞去了政府职务。党的某些其他活动家原则上与他们一致。[1]这在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圈子里造成了巨大印象:如果士官生和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不能战胜布尔什维克的话,现在已经十分清楚,苏维埃政权应该因内部瓦解而灭亡……但是,群众根本没有发现这个分裂。他们一致支持人民委员会,不仅反对反革命阴谋分子和怠工者,也反对妥协者和怀疑分子。




[1] 十月革命后的头两个星期,我党处在整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阵线的攻击之下。全部斗争都是在要求消灭布尔什维克恐怖和建立联合社会主义政府的口号下进行的。
  这场斗争导致我党领导层的动摇、11月初,党的一些最高层的工作人员递交了辞呈。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报刊以毫不掩饰的喜悦迎接我党内部的这些分歧。它品味着这个分裂,百般称赞我们党内的“反对派”。例如《工人报》在其一篇题为《末日的开始》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布尔什维克阴谋胜利已经10天了,“胜利者”已经处在完全瓦解的状态之中。“人民委员”还没有来得及去一次“委托”给他们的部,就一个接一个地辞职;一批刚刚上任的人也离开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布尔什维主义的台柱子也抛弃了自己的党的中央委员会;“联合国际主义者”也断然与布尔什维克决裂;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拒绝参加所有像军事革命委员会这样的机构,他们一直在其中掩护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分子。众口一词地为自己逃离即将沉没的布尔什维克战舰辩解: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策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的毁灭,国家和革命的灭亡。
  米柳亭、李可夫、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禁卫军离开布尔什维主义的陛下列宁一世和托洛茨基一世,这不仅仅是昨天不忠诚顺从的仆人的个人背叛。而是布尔什维夺取政权想依靠的那些社会力量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布尔什维克军队中的士兵和工人之间的裂痕——的征兆。
  列宁和托洛茨基的“社会主义”依靠“军事革命”委员会以及彼得格勒和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刺刀,然而与他们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力图依靠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运动,它要求和平、妥协和统一的民主阵线。
  所有这些报刊都一致断言,党的反对派是布尔什维主义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成份。例如苏汉诺夫在《列宁公民的专政》一文中这样写道:
  对国家工作多少有用的所有文化力量都离开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政府”,党的所有认真负责的领袖都离开了,官方承认他们是中央委员会的一直“反对起义”的个别人,这意味的正是对国家和革命做罪恶试验的政治冒险分子的孤立的开始。
  我们在11月7日的《新生活报》上找到了类似的界定:
  布尔什维克的脓疮在慢慢地、痛苦地消散。与工人群众联系最紧密的、从不脱离他们的最清醒的人离开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政府。留在“社会革命战舰”上的是狂人和教条主义者,他们是根据日内瓦侨民会议了解俄国的。和他们一起留在战舰上的还有冒险家,他们被战争的血腥和绝望所败坏过时的人,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革命的沉渣,他们亵渎工人运动,把神圣的社会主义旗帜践踏在泥泞中。脓疮消散得很慢,新的复杂化和毫无意义的、犯罪的内战的新的爆发日益威胁着我们。每一天都在撕裂着国家,越来越深地地把它推进无政府状态的深渊。每个小时都很珍贵。却没有和平,妥协也不能实现。
  幸运的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反革命分子的希望落空了。得到党的整个基层和广大工人士兵支持的中央委员会能够迅速地中止反对派反对党的致命活动。中央委员会的坚定路线导致一批支持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妥协的人公开承认了自己的政策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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