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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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知识分子在革命中

　　这个时代的事件的发展是如此迅猛，很难凭记忆来恢复它们，哪怕是是在它们的简单的编年顺序中。我们手边没有报纸，也没有文件。然而，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谈的阶段性的中断提供了现在条件下难得的闲暇。因此我努力凭记忆恢复十月革命的进程和发展，并保留今后根据文件做补充和修改阐述的权利。
　　我党几乎从革命的第一阶段起，就对革命日后发展的逻辑将使它掌握政权深信不疑，这说明我党的性质。我不说党的理论家们，他们在革命前几年，甚至在1905年革命前，从对俄国阶级关系的分析出发并得出结论，革命的胜利发展必然会把政权交给依靠广大贫农群众的无产阶级。这个预见的主要基础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和俄国工业的集中性质，也许还有俄国无产阶级巨大的社会意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微不足道的对立面是无产阶级的力量和意义。诚然，战争暂时在这方面蒙蔽了许多人，首先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集团。战争把革命事件中的决定性的角色给了军队。旧军队就是农民。如果革命发展得更正常的话，即在和平时代的条件下，假如它在1912年开始的话，无产阶级必然会一直占据领导位置，而农民群众将在无产阶级的驳船上逐渐被引向革命的旋涡。但是，战争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事件的机制。军队不是用政治联系，而是军事联系把农民联系起来。在农民群众被一定的革命要求和思想团结起来之前，他们已经被联合到团、师、军、集团军中。分散在军队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分子在其中无论在军事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扮演着领导角色，他们几乎完全地渗透着市民革命情绪。主要是由于沙皇制度的军事失败，群众中深刻的社会不满激化并爆发出来。在革命刚刚展开时，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就复苏了1905年的传统，号召人民群众组成代表机构——代表苏维埃。号召军队把自己的代表派到革命机构中，但军队的政治意识还没有接近正在展开的革命事件的水平。士兵能够派谁去当代表呢？就是那些知识分子和半知识分子，这些人是他们之中具有某些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知识，并善于把它表达出来的人。因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即被唤醒的军队的意志抬到极高的高度。医生、律师、记者、后备军士官生这些在战前条件下过着彻头彻尾庸人生活、并不追求扮演任何角色的人，现在一下子成了整个军和集团军的代表，并觉得自己是革命“领袖”。他们的模糊的政治思想完全符合群众的模糊的革命意识。这些人极其傲慢地对待我们这些尖锐地、毫不妥协地提出工人农民的社会要求的“宗派分子”。就在此时，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暴发户的傲慢下隐藏着对自己本身和把他们抬到意想不到的高度的群众的极度的不信任。自称是社会主义的、也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对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政治上的强大、它的知识和方法表现出掩饰不住的恭敬。小资产阶级领袖们无论如何都要实现与自由派资产阶级合作、联盟、联合的强烈愿望，就是由此而来的。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完全是由模糊的人道主义公式构成的，它用感伤的老生常谈和道德体系取代了阶级方法，对这个特定的领袖层来说，它是最合适不过的精神外衣。他们无论如何都要力求把自己精神和政治上的软弱添加到他们如此敬畏的资产阶级的科学和政治中，这在孟什维克学说中得到理论辩解，该学说称，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此资产阶级不进入政权中是不行的。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形成了理所当然的联盟，在其中可以同时找到市侩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半途而废和它对帝国主义自由派的附庸关系的表现。
　　对我们来说十分清楚，阶级斗争的逻辑迟早会破坏这个暂时的组合，把这些过渡时期的领袖们抛到一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的上层）的领导权实质上意味着这个事实，即通过军事机关突然被召唤有组织地参加与政治生活的农民，以其人数众多压倒并暂时排挤了工人阶级。此外，由于市侩领袖突然被军队大众抬到如此的高度，无产阶级本身——它的先进的少数除外——也不能不对他们怀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尊重，不能不力图与他们保持政治联系，否则它就有脱离农民的危险。而在老一代工人的记忆中还牢牢地记着1905年的教训，那时无产阶级之所以被击垮，正是因为迟缓的农民后备队在决战关头没有赶到。这就是在革命第一阶段甚至连无产阶级群众都觉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政治思想是可以接受的原因，更何况革命唤醒了此前一直沉睡的落后的无产阶级群众，这样使知识分子模糊的激进主义成了他们的预备学校。在这些条件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意味着农民的模糊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统治，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对农民的模糊的统治。如此迅速地崛起的如此之高的苏维埃大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它的技术知识以及它与资产阶级的联系在苏维埃工作中的领导作用。但对我们来说是清楚的，整个这座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厦是建在深刻的内部矛盾之上的，它在革命的第二个阶段的倒塌是完全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