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托洛茨基 -> 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 -> 十月革命（小册子，1918年）
译者前言
信仰不能取代客观科学研究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哪里来的呢，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时至今日，每逢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央视都要播放专题节目。但对它的颂扬是建立在盲目信仰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客观研究和科学认识的基础上。因此在颂扬了半个多世纪后，国内出现了对十月革命的怀疑和指责之声，也就不足为奇了。刊登在今年2月《炎黄春秋》上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就公然否定十月革命，说十月革命的炮响送来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列宁主义，而列宁主义是布朗基主义，十月革命是少数人策划的暴力夺权阴谋。
对历史重大事件有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的。何况像十月革命这样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事件。革命本身就是利益冲突极度尖锐化的产物，更何况是十月革命这样彻底告别传统的统治模式，剥夺所有剥削阶级，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革命。令人遗憾的是该文作者的结论缺乏坚实的史料的支撑，因而不能令人信服。这些观点虽然与此前对十月革命顶礼膜拜大相径庭，原因其实是一个，即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理解都是建立在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也就是说，他们眼中的十月革命和列宁都经过了为斯大林个人独裁而篡改的历史的折射。如该文作者说，列宁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共同胜利的思想，提出了在落后的东方国家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
其实这个理论与列宁毫无关系，它是1924年底斯大林伙同布哈林一起炮制的，于1925年正式公布，取代世界革命理论成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新正统。他们制定推行这个理论正是在联共（布）党内斗争时期，新理论受到反对派的严厉批评。于是多数派采取他们在党内斗争中惯用手法，把他们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说成是列宁的理论和主张，其依据就是列宁在其晚年的《论合作社》一文中说的苏联已经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托洛茨基反驳说，具备建设社会主义条件指的是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实行了生产资料和土地的国有化，在这些条件下可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但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定义，社会主义不仅要消灭阶级，国家也要消亡，还要废除常备军。在一个孤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家是不能消亡的，常备军也是不能废除的；包围这个社会主义孤岛的帝国主义国家也不会让它独自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布哈林声称苏联将撇开一切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托洛茨基辛辣地讽刺说，你可以撇开一切，在一月的严寒中赤身裸体地在莫斯科大街上行走，但天气和民警不会撇开你。
列宁本人同期口授的另一篇文章《宁可少些，但要好些》证明了他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是世界革命论者。在这篇文章中，他指出精简机构、厉行节约，是为苏联的工业化积累资金，而实现工业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请注意“坚持到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这句话，不是“撇开”，而是“坚持到”，也就是说，列宁认为，如果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不发展到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没有保障。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列宁始终是世界革命论者。如果列宁认为苏联具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指的真的是在苏联一国之内建成社会主义人间天堂的话，他显然是不会这么说的。在这篇文章的结束部分，列宁用了几个“坚持下去”：“尽量缩减一切非绝对必要的东西，我们才能坚持下去。而且我们将不是在小农水平上、在这各种方面都很有限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而是在不断地前进、向着大机器工业前进的水平上坚持下去。”这里的“坚持下去”与上面的“支持到”是一个意思，说的是坚持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官方一直把斯大林定位为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度对他顶礼膜拜，1920年代他与反对派的斗争被说成是捍卫列宁主义的斗争，他的一国社会主义论理所当然地成了列宁主义的学说，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何况又有前几年被吹捧为列宁身后联共（布）领袖中最好地掌握了辩证法的布哈林也是这个理论的共同作者和鼓吹者。即便如此，也不应该侵犯斯大林的著作权，不明不白地把它算到列宁的头上。
另外，十月革命是暴力革命的说法也值得商榷。
十月革命不是暴力革命
对暴力革命的怀疑过去是不存在的。中共是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当然不会怀疑暴力革命的合理性。然而现在不同了。东欧易帜、苏联解体后，中国学界开始反思苏共失败的原因，有些人发现，失败的原因就是十月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这样的革命遵循的是马克思早年的思想，而不是他更加成熟的晚年思想。所以，不仅斯大林的专制暴政，而且连中共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都应该归罪于这场暴力革命。
斯大林式的专制暴政源于何处，是个可以探讨的问题，把它归罪于暴力革命，显然是过于简单。更何况十月革命的暴力性质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有人会说，布尔什维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确实有过民主斗争阶段。列宁回国后曾说过，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布尔什维克应该通过耐心的解释赢得多数，从而获得政权。但在七月事件后，布尔什维克在7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就明确地放弃了 “全部政权归苏维埃” 的民主斗争的口号，代之以“武装起义”的口号了。这是史实，笔者并不想争辩。但说从此布尔什维克就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是以布朗基式少数人的冒险夺取政权的，则与史实不符。因为在七月事件和十月革命之间，还隔着一场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暴乱。这次暴乱使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斗争再次走上了民主的轨道，并在这个轨道上最终赢得了苏维埃的多数。
也就是说，七月事件没有终止民主斗争的进程，只是把它打断了一个多月。
七月事件也是列宁不是布朗基主义者的证明。七月事件是工人士兵自发地表达对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拒不满足他们对和平和土地的要求的抗议。而且士兵手持武器进行武装示威。但布尔什维克领袖认为时机不成熟，对示威群众循循善诱，竭尽全力使游行保持在和平示威的范围内。
临时政府为了给自己6月进攻大溃败找替罪羊，借列宁乘德国安排的铅封车回国一事，诬蔑列宁是德国奸细，七月事件后，更是变本加厉，以叛国罪指控布尔什维克领袖，对他们发出通缉令，捣毁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查封他们的出版物，宣布布尔什维克为反革命政党。布尔什维克又回到了沙皇时代的非法政党的状态中。列宁和季诺维也夫逃到芬兰，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被关进监狱。那时，对失去合法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党来说，确实没有进行民主斗争的可能。不仅如此，连二月革命后就一直存在的双重政权的情况也终结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以民主斗争形式赢得的成果，只有诉诸武装斗争，即暴力革命了。
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一个多月。深得克伦斯基信任和依赖、并被他提升为总司令的科尔尼洛夫发动的反革命暴乱打破了这种局面。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不得不请求尚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布尔什维克领袖托洛茨基等率领群众保卫彼得格勒。暴乱粉碎后，布尔什维克恢复了合法政党的地位，继续为赢得苏维埃的多数而进行民主斗争。
而此时，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的多数了。8月20日，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有效投票为355万张，社会革命党得票20多万张，减少了37.5万张，立宪民主党所得选取票占全部选票的1/5，孟什维克只得到可怜的2.3万张，布尔什维克得票增至20万张。而在6月初，在彼得格勒召开的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占据了5/6的选票。9月23日（俄历），在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时，彼得格勒苏维埃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其中布尔什维克13人、社会革命党6人、孟什维克只有3人，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人加在一起都少于布尔什维克，何况社会革命党人中还有与布尔什维克接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到了这时，彼得格勒苏维埃已经完全掌握在布尔什维克的手中。在俄国首都的情况是这样，在外地又是如何呢？在预定于10月25日（俄历）召开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妥协派代表人数占代表总数的1/4。孟什维克和追随他们的各民族代表不超过80人，社会革命党有159人（一说为192 ），其中左派占3/5。早在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之前，布尔什维克就已经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苏维埃选举中赢得了多数。但由于列宁本人一直处于临时政府通缉下，不能公开露面，感受不到政治形势上发生的变化，失去了对民主斗争的信心，因此全力敦促布尔什维克党准备武装起义。托洛茨基则不同。在科尔尼洛夫暴动期间，他就已经获得自由，重新开始在苏维埃的活动，并在9月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他不仅对彼得格勒苏维埃内部力量的变化——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的消，布尔什维克的长——了如指掌，而且对全国形势了然于胸，坚信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一定会通过“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决议。因而建议把起义的日子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之时。这就是列宁与托洛茨基在武装起义的时机上发生分歧的原因。
说十月革命是靠精心策划而获得成功的阴谋，也同样是出于对这场革命缺乏了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一贯的口号。当它在苏维埃处于少数时，它无法实现这个口号。一旦它成了苏维埃的多数，它一定会实现这个口号的。临时政府、苏维埃中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以及立宪民主党人，也就是当时所有社会力量都知道这一点。而且布尔什维克公然宣称要在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实现这个口号。也就是说，它连它夺取政权的日期都公之于众了。托洛茨基在本书中回忆十月革命的部分中特地指出了这场革命的这一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什么阴谋可言呢？它的敌人都清楚地知道布尔什维克成为苏维埃的多数后，它主张召开的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意味着什么。他们还掌握着政权，为挽救自己也不断出击。如临时政府准备迁都，把彼得格勒放弃给德国人，召开全俄民主会议、预备议会，其宗旨都是要绕开布尔什维克在其中成为多数的苏维埃；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竭尽全力地阻挠、推迟第二届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还有政府试图将已经革命化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调出彼得格勒；在10月24日那天，起义是在这天夜里发生的，克伦斯基还征收私人汽车，调动前线部队来保卫政府。只是他一辆汽车也没有征收上来，他能调动的只是两个士官学校的学生和一个突击营，总共3000人左右。上述几个事件都是双方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如果承认这点的话，夺取政权的公然较量早在起义之前就开始了。哪里还有什么阴谋呢？上述几个事件在本书中都有反映。
另外，从二月革命后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历届政府的组成都是由苏维埃的多数决定的。除第一届临时政府是由被革命群众排除在苏维埃之外的大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和“进步集团”组成的外，[1]另几届联合政府都是由苏维埃的多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为主的政府，苏维埃的多数党就成了执政党。根据苏维埃与政府之间的这种关系，在布尔什维克成了苏维埃的多数后，理应由它来组成政府，实施它的政纲。何况此时的临时政府空有权力的表象，实际上已经气息奄奄。苏维埃的妥协派也消耗尽了他们的二月革命的资本，根本无法与布尔什维克对抗。这也就是十月革命为什么是一场几乎没有流血的革命的原因，仅凭三万多武装的工人和士兵，就推翻了临时政府，并夺取了全国政权。
综上所述，颂扬十月革命（暴力）和否定它的观点截然对立、大相径庭，但二者的根源却是一个：对十月革命缺乏了解。一国首先爆发（被该文作者说成是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和暴力革命原来是称颂十月革命和列宁的理由，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如今还是这两个原因，却要把它钉上历史的耻辱柱。
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领袖
这倒并非全是他们的错，除了上面说过的政治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资料。乍一听这种说法，很多人甚至会表示怀疑，但仔细一想，还真没有。其实，这场革命的不少亲历者——不管是十月革命的敌人还是它的领导者或参加者——都留下了史料，著有回忆录，还有人撰写了专著。但这些著作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严禁出版。在那时的苏联，对这类著作的出版有两个原则：能不出版的一律不予出版，非出版不可的，要进行“无害化”处理。如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的俄译本，将涉及托洛茨基的段落统统删除。读者若有兴趣，不妨看看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此书的两个译本，其中一本是根据原文译的，另一本是根据俄译本译的。甚至连被斯大林奉为老师的列宁的著作《列宁全集》都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列宁著作中所有赞扬托洛茨基的地方和能表明后者领导革命工作的地方均被删除，对斯大林本人的批评当然也被删除。关于这点，读者比较一下《列宁全集》的中文第一版和第二版就清楚了。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托洛茨基才是十月革命的直接领导人，它的最主要的领袖，是客观历史地研究十月革命绕不过去的人物。然而斯大林最怕的就是托洛茨基以及他与十月革命的真实关系，因此他为了达到歪曲伪造历史的目的，还必须禁止出版一切相关史料。因为所有史料——无论是同志还是敌人提供的——都表明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直接领袖。这就是当初的苏联以及后来的中国对十月革命的宣传颂扬热热闹闹，可理论和历史研究总结却付诸阙如的根本原因。
时至今日，国内大多数人甚至都不知道它的领导人是谁。今天在中国要做一个关于谁是十月革命领袖的问卷调查的话，大概多数人会说是列宁，不少人还会加上斯大林。这也难怪，因为国人对十月革命的了解主要是通过斯大林亲自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此书曾是中共党政干部必读书。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本书被定性为斯大林篡党夺权的工具，歪曲篡改历史，并禁止该书的出版。不管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如何评价，应该说当时对此书的评价是正确的。前两年，普京下令在俄国再版这本教程，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一篇长文，为此书的再版大声叫好。此书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再加上直到现在我国的历史教科书和相关著作中，都说是列宁领导了十月革命。去年央视播放纪念十月革命89纪念周年的专题片仍说是列宁下达了攻打冬宫的命令。其实，在10月24日（俄历）夜[2]列宁乔装（他当时仍受着临时政府的通缉）来到斯莫尔尼宫时，彼得格勒大部分已经处于赤卫队和起义的军人的掌控之中。也就是说，在列宁抵达斯莫尔尼宫之前，起义已经开始，并且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所差的只是对被包围在冬宫里的众叛亲离的临时政府的几个部长和保卫他们的2、3千士官生和军人进行最后一击了，克伦斯基已化装乘美国使馆提供的汽车逃走。列宁抵达的斯莫尔尼宫是彼得格勒工兵苏维埃及其军事革命委员会的所在地，十月革命不是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而是以苏维埃的名义发起的。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中，把他指挥十月革命的斯莫尔尼宫的小房间比喻为舰长的舰楼，足见他在这场革命中的角色。下令“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用空弹炮击冬宫的也是托洛茨基。就是在十月革命前的准备阶段，大量工作也是经过苏维埃进行的，尤其是在七月事件之后，列宁为躲避临时政府的逮捕而隐藏起来，不能公开露面，布尔什维克的报纸被查封，机关被捣毁，7月底召开的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虽然通过了以武装起义取代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但由于列宁躲避通缉，布尔什维克党的主要领袖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公然反对武装起义，斯大林则采取消极观望态度，这个决议根本无法落实。恰恰是在这段时期内，托洛茨基在苏维埃中的积极活动对十月革命的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
布尔什维克党是十月革命的主力，躲避通缉的列宁是否能通过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袖指挥领导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呢？这在理论上是不能排除的。但恰恰是在对待起义的态度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层中产生了重大的分歧。大家都知道，在起义前，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反对起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公然在报纸上泄露起义日期。其实，这只不过是布尔什维克上层反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表现，并非特例。列宁回国前，布尔什维克领袖中多数人是支持临时政府的。3月28日（俄历），在列宁回国前召开的全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上，斯大林在其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政府分成了两个机构……苏维埃的确在革命性变革方面采取了主动，苏维埃是起义人民的唯一领导者，控制临时政府的那个机构。临时政府承担了巩固革命人民成果的任务。苏维埃动员了各种力量，行使了控制权，而临时政府则勉强地、拙劣地承担了人民实际已经取得的成就的捍卫者的任务。”在宣读完他的报告后，他又宣称他更支持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苏维埃的决议，该决议的核心是：“只要临时政府采取满足工人阶级和革命农村的要求的方针，就支持临时政府。”加米涅夫也持同样的立场。他反对列宁的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四月提纲》。他在刊登在1917年4月12日（俄历）《真理报》上的文章《论列宁的提纲》中写道：“他的提纲对英国、德国、法国的正在形成的革命的头几步来说，是极其伟大的纲领，但不是对已经完成的俄国民主革命。”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国内局势就是如此，社会革命党人的苏维埃和立宪民主党必然会承担起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以推翻资本的断然措施妨碍工兵苏维埃的这项工作，从科学和策略的角度都是不允许的。”因此，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主持的《真理报》拒绝刊登列宁主张布尔什维克投入夺取政权斗争的《远方来信》。列宁回国后，他的《四月提纲》也遭到党的上层的抵制。他费了不少力气扭转了布尔什维克的某些领袖准备在苏维埃中当反对派的立场，使全党走上为夺取政权而斗争的道路。但他未能使党的上层心服口服，未能消除他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三个阶段理论，即俄国首先要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然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最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每到紧要关头，党的上层都会产生重大分歧。而在这些关键时刻，托洛茨基的立场与列宁完全一致。这大概也是在十月革命及其准备期间，列宁不仅不能依靠他们，而且还要与他们进行斗争，并分外倚重1917年5月刚刚加入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的原因吧。
在列宁身后发生了激烈的党内斗争，其结果是斯大林取得了胜利。于是出现了历史大错位：十月革命的领袖、苏维埃共和国之父、红军的缔造者和统帅托洛茨基被打成了反革命、托派首领、列宁主义、苏共和苏联人民的最凶恶的敌人，而在十月革命期间消极观望、碌碌无为的斯大林却成了列宁唯一的“忠实学生”、革命领袖，而且还永远正确。由于这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他领导下的世界革命和国内经济建设中都找不到支持，他只好求助于伪造历史，破坏党内民主，制造冤假错案，大开杀戒，这一切都是出于保持他篡夺的权力，掩盖他犯的错误，制造他永远正确的神话的需要，与革命、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利益毫无关系，更确切地说是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背道而驰。由于托洛茨基是他在这条道路上的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他个人的死敌，因此必须要除掉。不仅要剥夺他的革命功勋，还要从肉体上消灭他，彻底抹去他在历史上留下的痕迹。如今，十月革命即将90周年，斯大林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为自己营造的光环早已不复存在。对1920年代联共（布）党内斗争的是非对错可以有不同看法，但实在没有理由再为斯大林制造个人神话而隐瞒这个历史事实——托洛茨基是直接领导十月革命的领袖。
十月革命现在进行时
本书篇目选自苏联国家出版社于1920年代出版的《托洛茨基文集》[3]系列一（《十月的历史酝酿》）中的第3卷第1册《从二月到十月》和第2册《从十月到布列斯特》。删去了布列斯特和谈期间的文章和两册中的附录。虽然这两册于1924年由苏联国家出版社出版，但由于联共（布）党内斗争已于1923年开始，托洛茨基为当时的多数派排挤对象，已经被打成派别活动首领，犯有反对列宁主义、破坏党的团结的罪行。这当然会对此书的发行产生影响。1927年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随后被流放，一年后又被驱逐出国。那时，托洛茨基著作就成了禁书。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形成的恐怖气氛中，阅读和传播他的著作会给人带来杀身之祸。这些书在苏联社会上逐渐绝迹。这也影响了国外托洛茨基著作的收藏。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托洛茨基的俄文原著大多是他被驱逐出苏联后在国外出版的，很少有1927年以前在苏联出版的。苏联出版的《托洛茨基文集》更是一本没有。中央编译图书馆是国际共运专业图书馆，其中的《托洛茨基文集》都是复印本，不知是原书年代久远，还是复印技术的原因，复印本字迹不清晰，个别卷次甚至模糊难辨。连这家专业图书馆都只能以复印本为满足，足见此书难求。
本书所收文章、讲话和报告都是托洛茨基在二月革命爆发后（当时他还在美国）直到1918年1月，即革命的酝酿、发展、爆发及巩固期间所发表。它们最生动地展现了革命的灵魂、理想、激情和力量，留下了清晰的革命发展的历史轨迹。用现在的话来说，它是十月革命现在进行时，是研究了解十月革命的第一手材料。
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的文章讲话在中文第2版中已经全部译出，已经有了十月革命的一条主线。但因为他与托洛茨基的主要活动领域不同，前者主要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克服党内高层抵制、反对夺取政权的革命，而后者主要在苏维埃，直接面对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的对手，直接面对广大群众。因此，他们两人的著作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场革命。另外，在七月事件后，列宁为逃避临时政府的追捕而东躲西藏，无缘直接参加苏维埃内部进行的斗争，因而他在这段期间的文章的核心是敦促布尔什维克党加速武装起义筹备和发动，不能反映出苏维埃内部的斗争及其力量的消长以及形势的变化。而托洛茨基一直处在斗争的第一线，直接领导着这场斗争，即使在被羁押在十字架监狱中时，他也通过前来探望他的工人士兵与与形势发展保持密切的联系。而这几个月，正是革命发展最迅速、最关键的时刻，布尔什维克最终战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赢得苏维埃的多数，成为全国形势的主人，其实是在此期间。可以说，在这段期间，托洛茨基的活动更准确、更直接地反映了革命的进程。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史料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此书中大部分是当时发表的文章、讲话和报告。只有两部分是后来写的。《回忆十月革命》一章中收录的是1918-1921年间托洛茨基所做的对十月革命的回忆，有的回忆是在党史研究委员会组织的活动中进行的。其中既涉及革命的重大问题，也涉及一些细节。另一章是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利用谈判闲暇为欧洲工人写的介绍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它在原书中是最后一章。该小册子提纲挈领地叙述了整个革命，把书中各部分的具体活动联系起来，并彰显其在整体中的意义，而具体活动又为整体叙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二者相得益彰。此外，小册子对革命进程叙述的独特视角，以及对重大事件的理论历史总结和概括，对读者更好地了解十月革命有所帮助。在李向晨先生的建议下，译者把它放在第一章，作为本书的导读。
书中所收托洛茨基的讲话和报告并不是原稿（因为托洛茨基不是写好稿子后照本宣科，而是只列提纲），是发表在当时各家报纸——主要是《新生活报》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孟什维克的报纸——上的记者报导。因此这些讲话都经过了记者报导的折射。原编者保持这些文件的历史原貌，未做任何改动。同一个报告或讲话的报导有较大差别时，将两篇报导一起收入。但在报导明显歪曲了讲话者的观点时，就直接询问本书作者，并将他的答复放在注释中。托洛茨基是难得的口才文笔俱佳的人。这些讲话的报导无法保留他演讲的风采。读者只能通过当时听众的反应来想象。他的讲话不仅赢得支持者的暴风雨般的掌声，而且还令对手折服。孟什维克苏汉诺夫在其《革命札记》中就这样描述托洛茨基9月14日（俄历）在全俄民主会议上的讲话：
这无疑是这位令人惊异的演说家的一篇最杰出的演说，我抑制不住自己心头愿望几乎全文转录了这篇了不起的演说，使我这部著作生色。如果将来我的著作也有读者，那就让读者根据这一页来评判我们时代的演讲艺术及其政治思想吧。他一定会得出结论：在过去的这一个半世纪中人类没有白活，我们的革命英雄已使1789年的著名领袖黯然失色。
有必要提醒一下，苏汉诺夫不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朋友，而是它的对手。
托洛茨基演讲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也可以通过效果来进行侧面来了解。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一周年纪念日写的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起义的全部实际组织工作都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托洛茨基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可以肯定地说，卫戍部队之所以能迅速转向苏维埃一方以及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巧妙的工作安排，党首先要感谢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是怎样让卫戍部队迅速转向苏维埃一边的呢，不是幕后交易，也不靠拉拢许诺，靠的还是他的演讲。在直接关系到革命进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的选举中，事先估计布尔什维克所得的选票离半数只差百余票，而且认为这就是胜利。结果是他们得票比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还多了一百多票。托洛茨基在选举前的讲话对选举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他问他的对手是否把克伦斯基的名字列入他们的名单，对手回答当然列入。托洛茨基接着说：
我们曾确信，克伦斯基不再是苏维埃的成员。但原来我们错了。克伦斯基的影子在奇赫泽和扎瓦杰之间游荡。当建议你们赞成主席团的政治路线时，请记住，就是建议你们赞成克伦斯基的政策。
这几句话使一百多名摇摆不定的人转向了布尔什维克一边，决定了它在苏维埃中的多数。
还需要指出的是，原书的注释工作做得很细。书中对当时的重大事件和重要机构都有详细的注解，对争论问题列举双方的观点，还提供了书中涉及的选举各方得票数字，大大地增加了此书的史料价值。编者还将各方面对托洛茨基报告和讲话的反映收入注释中，不仅可以使读者更好地感受当时的气氛，也增加了此书的可读性。
托洛茨基为原书写的长篇序言《十月的教训》因已有中译本（《托洛茨基言论》三联书店1979年版），两册中的附录因不是托洛茨基所著，未收入中译本中；最后一章《巩固革命的第一阶段》中有几篇未译，其中两篇是托洛茨基撰写的外交部令，解除怠工官员的职务并剥夺他们享受退休金的权利。尽管与怠工作斗争是巩固新政权的重要举措，但这两份命令中都是人名和头衔，对读者来说未免过于枯燥，因而删除。还有几份任命出于同一考虑，也未翻译。其余各章均全部译出。
马长虹先生为联系此书出版和查找注释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谢忱。
译者
2007年8月4日
[1] 第一届临时政府是彼得格勒苏维埃请求杜马临时委员会组建的。
[2] 伊萨克·多伊彻在《武装的先知》中说列宁是10月24日深夜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列宁更可能是25日早晨来到斯莫尔尼宫的。托洛茨基在其自传《我的生平》中叙述了决战之夜，即10月24日（俄历）之夜他在斯莫尔尼宫用电话指挥起义的情形：当大局已定，城里最重要的地方都转入起义者的手中时，他离开电话机，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一阵眩晕，便失去了知觉。当时在他身边的只有加米涅夫，没有提到列宁在他身边或是在斯莫尔尼宫。本书中提到唐恩和斯柯别列夫看到乔装的列宁，应该是在他们来出席25日开幕的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也就是说，列宁在此前刚刚抵达这里，还没有来得及卸装。24日夜至25日凌晨，起义已经获得了胜利，列宁在前往斯莫尔尼宫的途中，起义者已经基本控制了彼得格勒，如果列宁是在24日夜间来到斯莫尔尼宫的话，他没有必要把这身装扮一直保持到25日早晨。
[3] 《托洛茨基文集》的出版工作于1927年停止，所出版的最后一卷是第22卷，但实际上出版的并没有这么多，有几卷已经编好，但没有出版。当然还有不少有待整理的著作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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