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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唤起德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起来作进攻战，是一件艰难的工作。1919、1921与1923年的失败，使德国工人——他们除过受这些失败的打击外，原是被有力的保守派的组织所束缚着的——扩大了那些强大的障碍中心。但在另一方面，德国工人的组织团结，一直到现在，几乎还完全阻止着法西斯主义侵入它的行列，这种团结精神，开辟了防卫战的最大可能性。
必须记着，联合战线的政策，一般地用于防卫战比用于进攻战更为有效。无产阶级的较落后与较保守部分之为保持已得的利益而参加斗争，比较它们为取得新利益而参加斗争，更为容易。
在这种意义上，布吕宁的紧急令和希特勒方面的威胁，是采取联合战线政策之“理想的”警号。这是一个防卫问题，就这个字的最基本最明显的字义说。在这种情形下，联合战线可以围绕住工人阶级的最广大的群众。此外，斗争的目标，必然还要引起小资产阶级最下层的同情，一直到工人区域中的小贩。
目前的德国情势，虽有许多困难和危险，但这情势的本身，对于革命政党还是无限便利的；客观情势急迫地需要一个明白的战略计划，一个以防卫开始而转向进攻的计划。共产党无须一分钟放弃它的夺取政权的基本目标，就可以取得防卫地位，以号召直接的和急迫的行动。“阶级对抗阶级”！把它的真正意义恢复到这个公式，现在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了！
工人若击退了资本家和政府的进攻，不可免的要引起法西斯方面的加倍进攻。不管防卫的第一步是如何缓和，敌人的反动，一定要立刻熔结起联合战线的队伍，扩大它的任务，逼迫它采用更坚决的手段，从联合战线中逐出反动的官僚层，削弱工人内部的界限因而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并这样的准备从防卫战转变到进攻战。
如果共产党在防卫战中得着了领导的地位——在正确政策之下，这是可以保证的——那么，当时机到来而须转上进攻战的时候，便不需要取得改良派和中派的上层领袖的同意了。群众是决定一切的人；一旦他们离开了改良派的领导，则与后者作任何协议便失掉一切意义。要永久保持联合战线，必然要误解革命斗争之辩证发展，并必然要把联合战线这一块跳板变成一道障碍。
最困难的政治形势，在某种意义上说，反是最容易的；它只容许有一个解决法。一旦这任务明了地指出来了，那就是在原则上已经解决了，这任务是：从在防卫名义下的联合战线，走到在共产主义旗帜下夺取政权。
这种任务能完成吗？情势是困难的。极左的最后通牒主义支持着改良主义。改良主义又拥护着资产阶级的官僚专政。而布吕宁的官僚专政则加剧着德国的经济苦痛并培养着法西斯主义。
形势是十分困难、十分危险的，但决不是没有希望的。不管斯大林派的机关是怎样的有力，不管它如何具有篡窃而得的威权和十月革命的物质财源，然而它不是万能的。阶级战争辩证发展则更有力量。只要给它以及时的帮助就够了。
正这样危急之秋，许多“左派”对于德国的命运表示悲观。他们说，在1923年，那时法西斯主义还很脆弱，而共产党在工会和委员会内有很大的势力，然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得着胜利；现在党已变得更弱，而法西斯主义则变得无比的强壮，怎能希望胜利呢？
骤然一看，这种论据似乎很动听，其实是错误的。在1923年，形势还没有达到决战的阶段；党在法西斯主义的幻象之前避免战争。凡没有战争的地方，即不会有什么胜利。而现在则正是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和它的进攻，已使避免战争成为不可能的时候。战争必然要发生。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开始战争，它可以胜利。它必须胜利。
就在昨天，最高领袖们还在说：“让法西斯取得政权，我们是不怕的，他们很快就会消竭他们的力量”。这个观念，已经统治了共产党的上层好几个月之久。如果这个观念已经绝对巩固了，这无异表示在希特勒砍断无产阶级的头颅以前，共产党已预先麻醉了它。最大的危险即在这里。现在不复听见有人背诵这个意见了。我们已经打胜了第一仗。工人阶级已经知道，在法西斯主义走上政权以前必须先打碎它。这是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我们必须借着这个胜利继续从事一切煽动。
工人阶级的情绪是在重负之下的。他们为失业和穷困所苦。但是他们更为混乱的领导所苦。工人们知道不能让希特勒走上政权。但是怎样去阻止他呢？没有任何道路现出。从上面来的，不是帮助而是阻碍。但工人们是要战争的。
黑尔希—唐克尔的煤矿工人决议道，必须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就我们从远处所能判断的说，这决议未为人们所重视，这实在是一件可惊奇的事！啊，这就是说明天他们就要建立苏维埃，作为整个阶级的机关。或者甚而今天他们就要建立了，人们只须充分知道怎样去扣问他们就够了！单是这个现象，已经比那些高傲的不喜欢群众的文学家和演讲家之印象主义的估量，千倍的重要和明确。
虽然有党的机关的督促，但共产党的队伍，在表现上和事实上似乎都是消极的。但是，为什么这样呢？共产党员渐渐不去参加支部会议，在这种会议上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些干燥的谷糠。上面所供给他们的意见，既不适用于工厂，又不适用于街道。工人党员觉得当他们面对群众的时候，他们所须向群众宣传的与他们从党的正式会议上所得到的，有不可调和的冲突。骄傲的不许有异议的官僚机关，已创造了一种虚伪的氛围，这氛围已使党员群众不可忍受了。因此，我们觉到了党的会议上的空虚和无力。但是，这并不是表示工人们不愿战斗，而是表示政治的混乱和群众对于有权力而无脑筋的领导机关之沉默的抗议。
无产阶级队伍中的混乱，提高了法西斯的精神。他们的进攻扩大了。危险正在增长。但是，正是这法西斯危险的逼近，将特别惊醒先进工人的视听，并为简单明了而引向行动的提议，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拿布龙希魏格作例子，穆载堡在去年十一月写道，“在法西斯的威胁和进攻的压力下，这个联合战线将会立刻产生——关于这件事情，即使在今天也是无可怀疑的”。穆载堡没有向我们说明，为什么他自己是委员之一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拿布龙希魏格事件作起点，而采行勇敢的联合战线政策呢？虽然这无异于他承认自己的缺点，但穆载堡的诊断还是正确的。
法西斯危险的迫切，必然要引起社会民主党工人，有时甚至引起一部分改良派机关之左倾化。社会主义工人党内的革命的一翼，必然要前进一步。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的机关之转变更是不可避免的，甚而为了这种转变要引起内部的冲突与分裂。我们必须恰朝着这个发展方向前进。
斯大林主义者的转变是必然的。征兆已经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显示了从下面来的压力；某些论据被别的论据所代替，辞令愈变愈不明显，口号更变得模棱两可；同时，凡是不留心去了解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当前工作的人都被开除出党了。所有这些，都是行将来到的转变之无误的征兆，但是他们仅仅是征兆而已。
在过去，这样的事情曾不止发生过一次，即斯大林官僚们耗费了几百吨的纸张，著文以反对反革命的“托洛茨基主义”，而这样以后，又骤然转变，企图实行左派反对派的纲领——有时候，这种转变是在无希望的延迟以后。
在中国，转变来得太迟，而且采取了那种完结革命的突转方式（广州暴动！）。在英国，“转变”则是由反对者那方面，即是由总委员会作成的，这个总委员会与斯大林派决裂，当它不复需要他们的时候。但是在苏联，转变得还合时机，从迫切的灾难中挽救了专政。在这三个重要的例子中，我们不难找出转变不同的理由。在中国，年幼的无经验的共产党，盲目地信从莫斯科的领导；俄国反对派的呼声，一般地说，甚而还未能达到那里。英国发生的事情几乎和中国相同。在苏联，左派反对派就在事情的当场，而且曾不断继续它那反富农政策的运动。在中国和英国，斯大林等人是在远处冒险，而在苏联，则事情直接关系着他们自己的头颅。
德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的便利，在于一切问题被合时地公开地提出来；在于共产国际的领导权威已经大大削弱了；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派在德国以内活动着；而且在于在德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内，有几百几千有经验有眼光的个人，他们能使群众听到他们的呼声，而且正在开始使群众听到他们的呼声。
在数量上，德国左派反对派是无力的。但是，在某个尖锐的历史转变中，它的政治影响可以起决定的作用。像扳道夫一样，适时的扳动轨闸，能把一列装满货物的火车转到另一条轨道上去；同样，弱小的反对派，在意识上的有力地坚定地扳闸，也能使德国共产党的火车和更重的德无产阶级的火车，转到另一个方向去。
每经过一天，我们的立场之正确性，将在行动中变得更明显。当头上的天花板烧起来的时候，最顽固的官僚也必须忘记特权。甚至于真正的枢密顾问官，在这种情形中，也要穿着衬衫从窗子跳出来。事实的教训将帮助我们的批评。
德国共产党是否会及时地转变呢？现在，我们可以照着惯例只说及时。如果没有“第三时期”的疯狂，德国无产阶级也许今天已经握住政权了。如果在上一次国会选举以后，共产党采取了反对派所提出的行动纲领，那么，胜利已经有了保证。现在，我们不能说什么有保证的胜利了。现在所需要的，是唤起及时的转变，这转变可以使德国工人阶级能在法西斯接收国家机关以前，向它开火。
为着促成转变，必须把一切力量发挥出来。共产党的领导分子，党内的以及党外的，必须不要对行动表示畏缩。必须当着工人群众面前并在党内，公开的反对官僚们的沉默的最后通牒主义。
“但是，这是破坏纪律”，动摇的共产党员将这样说。自然，这是破坏斯大林派的纪律。如果没有必须的理由，任何庄重的革命家都不愿意破坏纪律，即使是形式的。但是，谁如果在纪律的掩盖下，容忍那种在他看起来很明显的是灾祸的政策，也决不是革命家，而是无决断的下流的废物。
如果在未曾努力奋斗以期老党改变路线以前，共产主义者反对派即像乌尔邦斯等人那样，采取创造新共产党的道路，那是罪恶的行动。创造一个小的独立的组织并不难。但创造一个新共产党则是巨大的工作。有担任这样任务的干部吗？如果有，那他们对于正式党内的几千几万的工人们，曾作过些什么有影响的事情呢？如果这些干部认为他们自己能够向工人们解释新党的需要，那他们就应该在复活现有的政党的工作中测验他们自己。
在现在提出第三党的问题，不啻是在伟大的历史决定的前夜，使自己与几百万的共产主义工人对抗，这些工人虽不满意于现在的领导，然而从自己求生存的感觉出发，仍在紧贴着党。我们必须和这几百万共产主义工人发出同一的声调。必须不顾官僚们的毁谤和迫害，而找到达到这些工人们的觉悟之切近的道路；必须向工人表示，我们所要的东西正是他们所要的，我们除了共产主义的利益以外，没有别的利益，而我们所指出的道路正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我们必须无情地暴露极左倾的投降者，并要求“领袖们”对于怎样办的问题作明白的答复，同时我们对于全国、对于每一省、每一城市、每一区和对于每一工厂，必须提出我们自己的答复来。
必须在党内建立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支部。在他们的旗帜上必须写着：改变路线和改良党制。在任何地方，只要他们相信能得着真正的拥护时，必须在实际上运用出联合战线的政策，即使在很小的地方范围内。党的官僚们将开除我们吗？一定的。但是，在现在情形下，他们的威严是不会维持长久的。
在共产主义的队伍和整个无产阶级以内，必须有自由的讨论，不要分裂会议，不要用虚伪的引证，不要作恶毒的诋毁——而要在无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诚实地交换意见。在整个的一九一七年，我们就是这样地在自己党内并与其它各党进行辩论的。经过广大的讨论以后，必须筹备召集一个党的非常会议，其议事日程中的唯一问题，就是“以后怎么办？”
左派反对派不是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媒介。他们是共产主义的士兵、煽动者、宣传家和组织者。一切眼睛都向着共产党！我们必须向它解释，我们必须说服它！
如果共产党被迫而采用了联合战线的政策，那法西斯进攻之能被打退，几乎是确定的。对法西斯之真正胜利，将为无产阶级专政清除道路。
但是，即使领导了革命，共产党自身仍存在着许多的矛盾。左派反对派的任务，一点也没有完结。在某种意义上，它只是开始。首先，德国无产阶级之胜利，即表示共产党对于斯大林官僚机关的依赖之消灭。
在德国无产阶级胜利的次日，甚而就在这以前，即当夺取政权的斗争还在进行中的时候，那束缚共产国际的圈箍将会碎裂。官僚的中派主义之思想上的贫乏，它的观察之国家界限，它那统治之反无产阶级的性质——所有这些，将在德国革命的光辉中立刻暴露出来，这革命的光辉，比起十月革命来，将更为灿烂。马克思与列宁的思想，在德国无产阶级以内，必然会得着绝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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