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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社会民主党的著名女党员托霍斯特，现已转变到共产党方面，一月中旬她以党的名义在法兰克福演讲。在她的正式报告中，她说：“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如果我们还要在这方面与他们继续从上层合作，那只是白费精力”。法兰克福共产党的报纸，对这个报告大大的加以颂扬，上段文句我们即是从该报引证来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就托霍斯特本人而论，她从社会民主党转变到共产党（由于这种行动使她博得称赞），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真面目之对于她，当然是充分地暴露了；然而就几百万的工人群众而论，他们现在还选举社会民主党，他们还容忍工会改良派的官僚，对于他们却是不甚充分的啊！
然而，引证一个孤立的报告是没有十分必要的。在达到我手中最近一期的（一九三二年一月廿八日出版的）《红旗报》，仍然争持只有反对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和撇开他们，联合战线才有建立之可能。唯一的证据就是：“那个活过最近十八年和经验过这些领袖们的工作的人，再没有人会相信他们”。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问，对于那些参加政治生活不到十八年，甚至不到十八个月的人，又怎样办呢？自从大战爆发以后，在政治上曾产生了几代的人，而后一代的人又必须综合前一代的经验，纵令是在极其狭小的范围以内。列宁教训极左派说：“事情的中心点，即在于我们不应该把对于我们是陈旧的，认为对于群众对于阶级也是陈旧的”。
就是那些活过和经验过十八年的老的一代人们，现在也还没有与领袖决裂。相反的，正是社会民主党还保存了许多的“老顽固”，长远的固定的传统把这班人与它紧系起来。诚然，群众学习得太慢，是件令人愁苦的事，但其大部分的罪过，还是因为共产党的“学究们”没有能够明白地揭破改良主义的罪恶。最低限度，现在所能作的是要利用客观的情势，同时当工人群众的注意因为致命的危险而紧张到最高程度时，要立刻逼迫改良主义者经受一次新的或者是真正决定的试验。
无论如何，用不着隐瞒或和缓我们对于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意见，我们可以而且必须向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说：“一方面，你们既然愿意同我们一道战斗，在另一方面，你们尚不愿意同你们的领袖决裂，那么这就是我们向你们的提议：逼迫你们的领袖在某种形式上、为着某种具体的目的与我们共同斗争，至于我们共产党人是早已经准备好了”。还有比这更明白和更令人信服的吗？
正是在这种意义之上，我曾经写过在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中，我们准备与魔鬼及他的祖母[1]，乃至与诺斯克和左季伯尔缔结实际的军事同盟，其用意自然是企图唤起不了解法西斯危险的痴子们之真实的恐怖，和那些江湖骗子之虚伪的愤慨。
正式党的自身，在每一步骤上破坏了它自己的短命政策。在它的“赤色联合战线”（与它自己联合）的宣言中，它不变地提出“无产阶级之无条件的出版自由，和示威、集会、组织的权利”的要求。这个口号是十分明白的。但是共产党既说到无产阶级而不单说共产党的出版和集会等，这在事实上，即是向出版工人报纸和召集会议的社会民主党提出联合战线的口号。在提出的政治口号本身中，即包含有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战线的观念，而拒绝缔结实际协议为此等口号斗争，这岂非荒谬绝伦！
穆载堡的健全的常识，有时总免不了与“总路线”相冲突，他在十一月的《红旗报》上写道，“的确的，国家社会主义是德国法西斯运动中之最反动的、极端爱国的和最恶毒的一翼；阻碍德国法西斯主义这一翼的影响和权利之生长，对于一切真正的左派（！）是生死攸关的”。如果希特勒的党是“最反动和最恶毒的”一翼，那么布吕宁的统治，最低限度是没有那样的恶毒和那样的反动。穆载堡在这里偷偷地玩弄着“较好”的理论，但他为了保持忠顺的外貌，接着就去区别法西斯主义的各个种类：温和的、中庸的、凶猛的，好像这是区别土耳其烟卷的种类问题一样。但是，如果一切“左派”（它们没有名字吗？）是利于克服法西斯主义，那么，使这些“左派”受一次实际的试验，不是必要的吗？
这不是表示应该从自己的这一方面，提出具体的、详细的和实际的反法西斯主义的共同斗争的纲领；要求两党执行委员的联合会议，并要求独立的工会的执行委员参加这个会议吗？这不是表示应该用双手去抓住布莱特塞德的外交式的和模糊的提议吗？所有这些事情，不是自明的吗？同时这同一共同斗争纲领，应尽量推进到两党的各级组织和群众中去。一切的谈判，须在全民族之前公开地进行，日常工作的报告，应在报纸上无忌惮地忠实地发表。这种宣传，以其直接和锐利，比起关于“社会法西斯主义”的不断的喧嚷，对于工人阶级的效力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形之下，社会民主党在“铁的战线”的薄弱的行列之后，一天也不能掩藏。
每个人都应该读一读《左派幼稚病》，现在，这是一本最合时宜的书。此地我们且逐字地引证列宁说的一段话吧：“对于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对于它的有阶级觉悟的部队，对于共产党，在它的路线中适合时机的转换方针，与各种无产阶级的集团和各个工人的小雇主的政党成立协议和妥协，是绝对必要的。……整个的事情即在于为提高而不是降低无产阶级之觉悟，提高其革命的自觉，提高其战斗的和胜利的能力，我们才运用这个策略”。这段话，正是适用于现在德国的情形。
但是共产党采取什么步骤呢？日复一日地在报纸上反复申明它只能接受“直接反对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希特勒及其伙伴们”的联合战线。无可否认的，在无产阶级暴动的面前，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与希特勒之间，是没有什么分别的。俄国的经验就是这样，为着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十月暴动，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同立宪民主党和科尔尼洛夫勾结起来；克伦斯基领导黑色百人团和克拉斯诺夫将军的哥萨克骑兵，进攻彼得格勒；孟什维克拥护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而社会革命党则在保皇党的军官领导之下，布置贵族的暴动。
但是，这决不表示无论何时和在任何条件之下，布吕宁、塞维林、列帕特与希特勒都属于同一营垒。现在，它们的利益正在分歧。在一定的时候，摆在社会民主党面前的问题，不是保护资本主义社会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而是保护半议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制度以反对法西斯主义。拒绝利用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的这种冲突，将是最大的愚蠢。
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上这样写道，“以推翻国际资产阶级为目的而发动战争，但是预先排斥在路程中转换方针和利用敌人间的利害冲突（不管怎样暂时），避免与可能的同盟者（不论怎样暂时、动摇和偶然）提携和妥协，那不是愚蠢而又滑稽的事吗？”在这里，我们仍然是逐字逐句的引证，我们在括号中加重的字也完全是列宁的。
列宁继续说，“要克服最顽强的敌人。只有尽自己的一切力量，才有可能，而辛勤地、谨慎地和巧妙地利用敌人间的任何‘裂痕’，不管它是多么微细，也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曼努伊尔斯基指导之下，台尔曼和雷梅勒作些什么呢？以其社会法西斯主义的理论和对于联合战线的怠工，他们正竭其全力，拼命地接合这个裂痕——什么裂痕——社会民主党与法西斯之间的裂痕。
列宁教调我们利用“每个机会去取得群众的联盟，不管它是如何暂时、动摇和不可信赖，谁不能把这个记住在他的脑中，谁就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和近代科学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新学派的先知们，竖起你们的耳朵吧：这里明明白白地写着你们是不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列宁所说的，正是你们这班人。答复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但是，斯大林派反驳说，没有对社会民主党的胜利，克服法西斯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真实的吗？在某种意义上是如此。但是相反的定则也同样是真实的：没有对意大利的法西斯的胜利，对意大利的社会民主党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都是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只要资本还继续统治，法西斯和社会民主党都会在各种结合中存在。因此，一切问题都约成同一的公分母：无产阶级必须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但是，现在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发生动摇的时候，法西斯起来维持它。现在正是需要把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维持者束缚起来，而人们却告诉我们，必须首先结果社会民主党……这样我们就像一尾死鱼一样，为三段论法引入迷津。唯一可想象的出路，是在行动的范围以内。而行动的性质，不是决定于玩弄抽象的范畴，而是决定于各种活的历史力量间之真实的相互关系。
“啊，不是的！”官僚们喋喋不休的说，“我们将‘首先’消灭社会民主党。怎样消灭呢？很简单的，我们可以命令党的组织在某一定的时期以内征收十万新党员”。官僚们以简单的宣传代替政治斗争，以部分的计划代替辩证法的战术。如果阶级斗争的真正发展，在此时已把法西斯主义问题提出，成为无产阶级当前的生死问题，那又怎样办呢？于是叫工人阶级把背转向着这个问题；使他们镇静；使他们相信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只是一个次要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等到以后让它自身去解决；法西斯实际上久已统治了德国；希特勒并没有什么新奇；没有惧怕他的任何理由；他不过简单地为共产党清除道路而已。
或者，这是言过其实吗？决不，这正是推动共产党领袖们的确切的观念。但是，他们并不时常由此观念推出其最后的结论。一与群众接触，他们则常常从最后的结论退回；他们混合各种各样的政策，迷乱了自己和工人；但是工人是要反对法西斯的，当官僚们有时企图把工人的真实愿望与他们的结论从两端接合的时候，他们总是从法西斯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观点出发。
德国共产党三个正式领袖之一的雷梅勒，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四日，在联邦议会说道：“布吕宁已经明白的指示了出来：一旦他们‘法西斯’掌握政权，那么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就会建立起来，那时它将把一切作一次彻底的清除。（共产党员热烈的掌声）”布吕宁以这种远景警惕资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党——那是很明白的：这样的他保卫了他自己的统治权。但是，雷梅勒之以这种前途来安慰工人阶级——却是不名誉的和愚蠢的：他这样的为希特勒的统治准备道路，因为这个前途是彻头彻尾的虚伪，并证明他完全误解群众心理和革命斗争的辩证法。在德国无产阶级之前，事变正在公开的发展着，如果它让法西斯走上政权，即是如果它表现致死的愚昧和消极，那么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在法西斯取得政权以后，这同—无产阶级将立刻摆脱它的消极而“作一次彻底的清除”。事情决不会这样，在意大利所发生的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十九世纪法兰西小资产阶级的辞令家，事实证明他们自己是完全不能领导群众，但是他们却坚信一旦路易·波拿巴统治共和国的时候，人民将立刻起来保卫自己，并“作一次彻底的清除”，雷梅勒的推理，正是按照这班辞令家的方式。事实上，人民既已经让冒险的路易·波拿巴夺取政权，这就充分的证明他们决不能事后去清除他。在人民能够清除他以前，还须发生新的大事变、历史的震动和战争。
雷梅勒告诉我们，无产阶级的联合战线只有在希特勒取得政权以后才有可能。这不啻承认自己的无能，还有比这更悲痛的自白吗？因为我们雷梅勒这班人，不能团结无产阶级，我们就把这个工作的负担放在希特勒的肩上，在他为我们团结了无产阶级以后，我们再来现露我们的真颜色。雷梅勒随后即大吹牛皮地宣布说：“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问题已经不是谁将征服谁，这个问题已经解答过了（共产党鼓掌）。现在的问题只是我们将在什么时候推翻资产阶级？”对得很啊！有如我们在俄文中所说的，那是用自己的手指指着天一样。我们是明天的胜利者。我们今天所缺乏的只是联合战线。当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时候，他将以联合战线供给我们。可是，这仍然表示明天胜利者不是雷梅勒，而是希特勒。那么，你们又可以在你们的鼻子上刻着：共产党胜利的时期，不会来得那样快呀！
雷梅勒自己也不能不感觉到他的乐观主义，有如一个残废了左足的跛子，总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于是他设法支持它。他说，“我们并不害怕法西斯的绅士们，他们将比任何别的政府更快的消竭他们自己的精力。（从共产党的议席：对啊！）”他所持的证据是：法西斯需要通货膨胀，而那正是有害于大多数人民的事情，因此，一切的事情将会转变得最有利于革命。这样，雷梅勒的言辞膨胀，陷德国工人于迷津。
这里，我们看到了党的正式领袖一篇纲领式的演讲，它散发了无数万份并且用在共产党征收党员的运动中，在演说稿以后并附着一张印就的空白纸，以备新党员的登记。事实上，这篇纲领的演讲的要素，即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投降。“我们不怕”希特勒的夺取政权。这是什么，纵令这个懦怯的公式不暴露出它的真实内容。实际上是“我们”不相信我们自己能够阻止希特勒走上政权，甚至于更坏些，我们这班官僚们堕落到连想也不敢十分的想与希特勒战斗。因此，“我们不怕”。你们不怕什么：不怕与希特勒斗争吗？啊，不是的！他们不怕的……是希特勒的胜利。他们不怕拒绝斗争。他们不怕承认他们自己的懦怯。可耻啊！不要脸的东西！
在我以前写的一个小册子中，我写着斯大林派的官僚正在为希特勒设下一陷阱，而这个陷阱不是别的，正是国家的政权。共产党的新闻记者，他们从穆载堡到亚尔斯茵[2]，又从摩色到穆载堡，立刻宣布了“托洛茨基诋毁共产党”。那不是很明白的吗，托洛茨基，由于他的对共产主义的厌恶，由于他的对德国无产阶级的怨恨，由于他的热诚的希望挽救德国资本主义——是的，托洛茨基伪造了一种投降的计划，以诬陷斯大林派的官僚们。但是，实际上我不过是简单的总括雷梅勒的纲领式的演讲，和台尔曼一篇理论文章的意见而已。所谓诋毁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台尔曼和雷梅勒，其实都只是抱着斯大林的训令在打滚。且让我们再回忆一下斯大林在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提出些什么，那时的德国，正像现在一样，一切事情都是悬在刀锋之上。“共产党应不应该（在一定的场合）”，斯大林写给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道，“企图排斥社会民主党而单独的夺取政权呢？他们充分的成熟到这样吗？据我看来，这还是成问题的，如果德国政权在这时候落下来，而德国共产党人如果去握住它，其结果他们将一败涂地。这还是最好的，如果是最坏的——他们将被打得粉碎和退出舞台……自然，法西斯不是在睡觉，最好让他们首先进攻：那将团结整个工人阶级于共产党的周围。照我的意见，我们应该抑制而不应该鼓励德国共产党。”
郎格在他的小册子《群众罢工》写道：“那种认为一九二三年十月的战争，其结果只能是‘决定的失败’的意见（布兰德勒的），不是别的，不过是掩饰机会主义的错误和不战而降企图而已”（一○一页）。这是绝对正确的。但是，谁个是“不战而降”的唆使者呢？谁个主张以“抑制”代替“鼓励”呢？在一九三一年，斯大林不过是扩大他一九二三年的公式：让法西斯取得政权，他们不过是为我们清除道路。自然，郎格十分懂得，攻击布兰德勒比攻击斯大林要安全得多。
事实上，最近两个月内，曾经发生一些变更——然而这并不是没有受着左派抗议的影响的——共产党不复说希特勒之夺取政权是为着迅速地消耗他的精力。它现在着重于问题之反面了：在希特勒还没有取得政权以前，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是再也不能延迟，要唤起工人反对布吕宁的法令，扩大和加深政治和经济的斗争。这是绝对正确的。凡共产党的代表在这方面所说的一切，是不容否认的。在这里我们没有任何的不同。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存在：如何从言论到实行呢？
我们一点也不怀疑，共产党员的绝对大多数以及一部分官僚，是诚恳的愿意斗争。但是事实必须公开的去应付：过去并没有什么战争，现在也还看不出战争的象征。布吕宁的法令平安的通过了。圣诞节的休战并没有被破坏。号召部分的罢工的策略，从共产党自身的报告看来，还没有得着任何重要的成功。这些事情，工人们都看见的。只是空声怪叫，是不足以说服他们的。
共产党把群众不能自动起来的责任，加在社会民主党的肩上。在历史的意义上，这当然是无容辩驳的。但是我们不是历史家，而是革命的政治家。我们的任何不在于作历史的考据，而在于找寻出路。
社会主义工党在它存在的初期，就已经正式的提出了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问题，特别在罗森费德和史狄魏士的文章中，现在它又前进了一步，认为必须针对着希特勒的夺取政权，适合时机地反攻。它的报纸，要求击退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必须立刻开始，动员群众反对饥饿和警察。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工党的政策之变迁，是在共产党的批评的影响之下成就的，批评中派主义的二元倾向而推动它的前进，正是共产党的任务之一。但是仅仅这种批评还是不够的，必须在政治上利用自己批评的结果，要求社会主义工党从言论转到行动。只是分析孤立的引证是不够的，向它提议缔结一种协议，采取特别的实际的步骤，以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样促使它临着公开的和明白的试验。如果社会主义工党暴露了它的无能，共产党的威权将愈益上涨，而这个中间的政党就愈会快些消灭。我们怕什么呢？
认为社会主义工党不是认真的愿意斗争，无论如何，这是不正确的。在社会主义工党的行列以内，有各种不同的倾向。只要事情是限于联合战线的空洞宣传时，内部的矛盾是潜伏的。一旦战争开始，它们就明显的暴露了。只有共产党将因此有所获得。
但是，这里还存在着关于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问题。如果它拒绝了社会主义工党所接受的提议，将会发生一种新的形势。中派总想骑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的墙上，首先埋怨这党，随后则攻击那党，企图在两党损失之上发展它的力量（这是乌尔邦斯所提倡的哲学）——然而因为社会民主党对于革命斗争的怠工将立刻显露出来，这班中派的先生们不能不发现他们自己是悬在空中。这不是一个重要的获得吗？社会主义工党中的工人，从此一定会倾向到共产党方面来。
此外，威尔士等人之拒绝接受社会主义工党所接受的共同行动的纲领，这事也决不会平安的过去和不影响到社会民主党的党员群众。《前进报》将立刻失掉了埋怨共产党消极的机会和口实。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对联合战线的倾向，将随之增加，这就是等于他们倾向于共产党。那不是十分明白吗？
在每个阶段和转点上，共产党取得新的力量。并不需要单调的千百次的在同一群众之前背诵现成的公式，共产党即能使新的群众行动起来，从实际的经验中教训他们，加强他们和在工人阶级中巩固它自己的权威。
自然，共产党绝对不容许放弃它对罢工、示威和一切政治运动的独立领导，即使只是一分钟之久。它必须保留它自己行动的完全自由，它不等待任何人。但是，在新的活动基础上，对于与别的工人组织的关系，它成就了一种活动的政治运动；它摧毁了工人间的保守的界限；它驱使改良主义内部的和中派主义内部的矛盾公开地爆发出来：它促进无产阶级之革命的团结。
[1] 法文杂志《布尔什维克文库》，这是一切斯大林派的刊物中之最荒谬的和最愚蠢的，它贪图地攫住了关于魔鬼的祖母的这些字句，自然，它永不知道她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文件中已有过悠久的历史。革命的工人们将把他们这种愚蠢和鲁莽的教员们，送到上述的祖母那里过一过学徒的生活，这个时期，我们希望不久就会到来。
[2] 亚尔斯茵和摩色都是德国资产阶级的印刷所。——英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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