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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新社会主义工党（S.A.P.）的报纸，批评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党派自私主义”，史狄魏士且向我们保证，就他个人而论，“阶级利益是先于党派利益的”；其实，他们不过是堕入政治的感情主义而已，或者更坏些，他们是企图在这些动情的辞句之中，隐藏他们自己政党的利益。这种手段并不高明。无论何时，当反动派要求“民族”的利益先于阶级的利益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就必须尽力向群众解释：在“全民族”的掩饰之下，反动派正在贯彻剥削阶级的利益。民族利益之表现，只能从统治阶级或正在要求统治权的阶级的观点出发。而阶级的利益，没有政纲的形式即不能表示出来，保证政纲之实行，则不能不创造党。
就阶级的本身而论，它是被剥削的唯一的实体。无产阶级发挥独立的作用，只有在它从一个自在的社会阶级变成一个自为的政治阶级的时候。而这个过程的发生，必须经过政党为中介。党正是一种历史机关，由于这个机关，阶级才能变成自觉的。说什么“阶级高于政党”，不啻是说未成熟的无产阶级高于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这不仅是不正确，而且是反动的。为证明联合战线之必要，一点也用不着这种浅薄的理论。
一个阶级走向阶级觉悟之进步，也就是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之建立，是一个复杂而又矛盾的进程。阶级本身并不是同样的，它的各部分之达到阶级觉悟，是由不同的途径和在不同的时候。资产阶级当是积极地参加这一进程的。它在工人阶级内建立自己的机关或利用自己的机关，使工人的某一阶层去反对另一阶层。在无产阶级以内，总是有几个政党同时活动着，因此，在它大部分的历史行程中，它在政治上是分裂的。所谓联合战线问题（在某一时期内，这问题是最迫切的）即导源于此。
无产阶级的历史利益能在共产党内找着它的表现——当共产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时候。共产党的任务，在于征取大部分的无产阶级，只有如此社会主义革命才是可能的。如果共产党对于在工人阶级以内或以外的任何政党和组织，不能完全的和无条件的保持它自己政治的和组织的独立，它即不能完成它的使命。破坏这个马克思主义政策的基本原则。其罪恶之重大正等于反对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之遭受着失败，正是因为在斯大林、布哈林领导之下的共产国际，强迫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并服从其纪律。从斯大林派对于国民党的政策之运用所得到的经验，将永远是历史上一个革命怎样被它的领袖所破坏之最模范的例子。斯大林特为东方所创造的“两个阶级的工农党”的理论，即是与国民党的阶级混合政策在实际运用上之一般化和公认；这个理论在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高丽之运用，毁损了共产国际的威信，并阻止了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至许多年之久。这同一的政策──本质上是虚伪的──甚至应用于美国、英国以及欧洲一切的国家，一直到1928年，虽然它在形式上没有像在东方那样的无耻。
当斯大林与蒋介石、汪精卫、普色尔、拉狄吉、拉费勒特等人联合的时候，左派反对派要求在任何历史条件之下和在无产阶级发展的任何阶段之上，必须绝对保持共产党及其政策之完全的和无条件的独立；这种斗争，曾使反对派与斯大林小组织之间的关系，紧张到破裂的程度。在这个斗争之中，台尔曼和雷梅勒，以及布兰德勒和塔尔海默这班人，是完全站在斯大林方面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这是无须去回忆的。因此，我们再也用不着去进学校，从斯大林和台尔曼学习共产党的独立政策！
但是无产阶级之走向革命的自觉，不是经过学校的等级，而是经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不容许任何阻碍的。起来斗争，无产阶级必须统一自己的行列。这对于单个工厂内之部分的经济斗争，固然正确，即对于像这样一个“民族”范围内的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政治斗争，也是同样正确的。因此，联合战线的策略，不是偶然的和人为的，更不是一种狡猾的奸谋，它完全导源于支配无产阶级的发展之客观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曾说明共产党与无产阶级并不相抵触，因为除了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以外，党没有别的利益，这就是说，党之努力征取阶级的大多数，决不违反工人在他们战斗的队伍以内维持一致的需要。
关于“阶级利益必须高于党的利益”的争论，《红旗报》加以责难，这完全是正当的。实质上，正确地了解的阶级利益，与党所正确地表现出的问题，是相符合的。当讨论还限于历史哲学的范围时，《红旗报》的立场是无可批评的。但是它从此所抽出的政治结论，却只给马克思主义一种嘲笑而已。
在原则上，无产阶级的利益与共产党的目标之一致，并不是指整个的无产阶级（即使在今天）都是觉悟到它自身的阶级利益，也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之下，党都是正确地把阶级利益表现出来。无产阶级对于它的历史利益不是生来就了解的，政党的需要即导源于此。党的任务则在于从一切斗争中所得的经验，学习怎样向无产阶级证明其领导的权利。而斯大林派的官僚则恰恰相反，他们认为他们有权要求无产阶级明白的服从，简单的是因为他们持有盖了共产国际印章的党证。
《红旗报》反复地说，每一次的联合战线，如开始不放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势必趋于反对无产阶级的利益。无论何人，若不承认共产党的领导，则他自身不能不是个反革命者。工人必须预先信任共产党的组织，服从它的命令。从党的目的和阶级的目的之原则上的一致出发，官僚们得出他们有权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的结论来。团结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于共产党旗帜之下的历史任务，还有待于共产党去完成，然而官僚们却把它变成最后的通牒，变成指着工人阶级的太阳穴的手枪。形式的、行政的和官僚的思想方法，代替了辩证法。
还有待于解决的历史问题，官僚们宣布已经解决了，有待于去征取的无产阶级的信仰，官僚们自认是已经得着了。用不着说，这是最容易的办法，但是这是得不着什么结果的。在政治上，必须从事实之客观的真相出发，不能从我们主观所愿望的或事变之未来的结果着眼。斯大林派官僚们之立场，其结果将趋于在事实上否认党。如果无产阶级必须预先接受台尔曼和雷梅勒的领导，那么，党的一切历史工作的结果是为着什么呢？
对于希望加入共产党的工人们，党有权利要求：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政纲，服从我们的纪律和我们的选举制度的权力。但是，当为着一定目的之联合行动的问题发生时，向各种组织的工人群众提出这一类既定的要求，即或是提出其中的一部分，都是荒谬的罪恶。党的真正基础将因此而被掘毁，因为党只有与阶级维持正确的关系才能实现其任务。党不应发出这样片面的最后通牒以激怒和侮辱工人，而应提出共同行动的一定纲领：这是获得实际的领导之最可靠的方法。
最后通牒主义，是不能说服工人阶级以后一种威吓的企图：工人们，接受台尔曼、雷梅勒和莱绮曼的领导，否则我们不允许你们建立联合战线。党的领袖们自陷于此种绝望的境地，这是任何毒辣的敌人所不能想出的诡计。这是趋向毁灭之最可靠的途径。
德国共产党在它的宣言中，用一种诡辩的废话申明说，“我们不要求你们预先接受我们共产党的观点”，其实，这只有更加加强它的领导之最后通牒主义的色素。像这样的申明，不啻是对于无可辩护的政策之一种辩护而已。党宣布了拒绝与别的组织进行任何谈判，但表示愿意容纳那些要与他们自己的组织决裂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在它的领导之下，而不必一定要求他们转成共产党员，这正是官僚们所用的纯粹最后通牒主义的辞句。关于所谓“……我们共产党的观点”的保留条件，是绝对滑稽的和无意义的；当工人准备与他自己的党决裂，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参加斗争的时候，事实上决不会害怕称自己为共产党人的。工人阶级不惯于欺骗和外交的权术，他们只就事实之真实状况去认识政治和组织，他们如果仍旧与社会民主党在一起，即表示他们还不信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可以确定地说，社会民主党的大多数工人直到今日还留在他们的党内，不是因为他们信任改良派的领导，而是因为他们还不相信共产党的领导。但是，即在现时，他们要与法西斯主义斗争，是确切的和自愿的。只要他们一开始表示参加共同的斗争时，他们即会逼迫他们的组织采取同样的步骤。如果他们的组织加以阻碍，他们就会走到与组织决裂的程度。
但共产党的中央，不是帮助社会民主党的工人经过经验找寻他们的出路，而是唆使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去反对工人群众。威尔士和希法亭这班人，正在引证共产党反对参加共同斗争来遮掩他们自己的不愿意战争，和他们的害怕与不能战争。在目前情况之下，共产党之坚决的顽强和愚蠢的拒绝联合战线的政策，正是供给社会民主党以最有力的政治上的武器。这也恰是本质上过着寄生生活的社会民主党，所以抓住我们对于斯大林—台尔曼的哀的美敦政策的批评之理由。
共产国际的正式领导者，现在趾高气扬地说有提高党的理论水平和研究“布尔什维克主义历史”之必要。但实际上，“这个水平”是在经常地下落，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教训是被人遗忘、曲解和践踏。同时，在俄国党史上，却不难找出德国党中央的现行政策之先驱者：他就是已死的最后通牒主义或召回派的创造者波格丹诺夫。远在一九○五年，波格丹诺夫认为苏维埃如不预先承认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布尔什维克就不能参加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在他的影响之下，彼得格勒政治局（布尔什维克），在一九○五年十月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向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提出承认党的领导的要求，如果要求被拒绝，社会民主党员就退出苏维埃。一个青年律师克拉西科夫，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之一，在苏维埃的全体会议上宣读这封最后通牒。当时，工人的代表们（布尔什维克也有内）都相顾失色，但随即按照议事日程进行会务，并没有一个人走出苏维埃。不久，列宁从国外回来后，他便无情地批评最后通牒派。他责备他们说：“你们不能够（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借助于最后通牒去逼迫群众跳过他们自己的政治发展之必须的阶段”。
然而，波格丹诺夫并没有抛弃他的方法论，随后他创造了一个“最后通牒派”或“召回派”的小组织。他们之得着后一个混名，是因为他们主张从上面发出最后通牒：“首先你们必须接受我们的领导”，如果那一个组织拒绝接受，即从那个组织召回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最后通牒派不仅企图运用他们的政策于苏维埃，而且企图运用到议会和工会以内，简言之，即企图运用到一切合法的和半合法的工人组织中。
列宁反最后通牒主义的斗争，是为着保持党和阶级间之正确的相互关系。最后通牒派之在老布尔什维克的党内，从没有起过任何重要的作用，否则，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力量，即在于它与工人阶级有亲密的和灵活的关系。甚至于当列宁的意见居于党的最高统治的时候，他还继续与最后通牒主义斗争，特别是关于对工会的态度问题。他写道：“如果在现在的俄国，在对于俄国和协约国的资产阶级之空前的胜利二年半以后，我们向职工会把出以‘承认专政’作为加入我们方面的条件，那将是一种愚蠢的罪恶，将损伤我们对于群众的影响，而且帮助了孟什维克。共产党的任务，即在于能够说服落后的群众，知道如何在他们中间工作，而不以虚伪的幼稚的‘左倾’口号使群众与我们隔离。”（《左派幼稚病》）。对于西方只代表工人阶级中之少数的共产党，这些话尤其正确。
然而在近几年内，苏联国内的情况是剧烈地改变了。共产党之得着统治权，即表示在先锋队和阶级间的相互关系中引进了一种新的因子──暴力的因子。列宁反对党和苏维埃的官僚之斗争，在本质上不是反对各部分不完善的组织，也不是反对部分的官僚习气和缺乏行政效率，而是反对向无产阶级发号施令的整个机关，和反对党的官僚们之转变成为新的“统治”的派别。列宁从他临死的床上提议组织一个离中央执行委员会而独立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委员会，和撤换斯大林并使他的小组织离开党的机关，其用意则在于防止党之官僚化的堕落。因为许多原因（在此地我们没有可能加以讨论），党把列宁的忠告置若罔闻。最近几年以来，党之官僚化的堕落，已经达到了极点。斯大林的机关只知发号施令。命令的辞句，正是最后通牒主义的辞句。每一个工人必须一定地和立刻地承认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切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决议之绝对正确。官僚们的政策愈错误，则他们愈益要求群众承认他们是神圣的。
斯大林的小组织集中共产国际一切机关于其掌握之后，很自然地将它的一切官僚方法也运输到外国的支部，即是运输到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德国领袖们的政策，正是莫斯科的领导政策之副本。台尔曼效法斯大林派的官僚如何地作威作福，他公然宣布那些不肯承认他们政策是神圣的人为反革命者。台尔曼不及斯大林的地方究竟何在呢？如果工人阶级不愿意把他们自己放置在他的领导之下，那只是因为工人阶级是反革命的。那么，那些指出最后通牒主义的谬误的人，更是双料的反革命者了。列宁全集被看成为最反动的出版物之一。所以斯大林有充足的理由施以严格的检查，特别当他们以外国文出版的时候。在一切情况之下，最后通牒主义都是有害的，如果在苏联它耗竭了党的精神资本，则对于西方那些还须开始积蓄精神资本的党，它产生了双倍的恶果。在苏联以内，在须要一个压力的机关之掩饰下，最低限度，胜利的革命为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创造了物质的基础。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包含德国，最后通牒主义只能变成无力的讽剌画，而且障碍共产党走上政权的运动。尤其台尔曼与雷梅勒的最后通牒主义是滑稽的。特别关于一个革命政党的事情，凡任何滑稽的又都是有害的。
让我们暂时将问题移到英国，在这里由于斯大林派官僚之错误的结果，共产党现在还只包含无产阶级之极微弱的一部分。如果认为除了共产党以外，其它任何形式的联合战线都是反革命的，那么，很明显的，在共产党能够居于领导地位之前，英国无产阶级必须放弃它的革命斗争。可是共产党除了基于自己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以外，不能达到阶级的领导地位。而它的经验之能够具有革命的性质，只有吸收几百万的群众参加斗争。但是，那些非党的群众，尤其是那些有组织的，又除了经过联合战线的运用，不能被吸引来参加斗争。于是我们堕入到魔术的圈子里去了，官僚的最后通牒主义无论如何也不能从这里找得着出路。但是革命的辩证法却早已指出一条出路来了，并已从各方面用无数的例子证明了它：夺取政权的斗争必须与日常的改良斗争连系起来；维持党的完全独立同时又要保持工会的一致；为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斗争同时又要利用它的制度，从议会的讲坛上无情地批评议会主义；向改良主义进行惨酷的斗争，同时又与改良派在部分斗争中作实际的协议。
在英国，因为共产党之极端软弱，最后通牒主义之无力是有目共睹的。在德国，最后通牒主义的祸害，却有些为党的数量上的伟大力量及其生长所掩蔽。但德国党的发展，乃是由于客观事变的推动，并非由于领导者的政策，更不是由于最后通牒主义的运用。而且党的数量上的增长不会演任何决定的作用，只有党和阶级中间之政治上的相互关系，才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因素。德国共产党在它自身与阶级之间筑了一道最后通牒主义的多剌的篱垣，因此沿着这条基本路线的局势，不能有所改良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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