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托尔斯泰在街上看到一个人蹲着，作出奇怪的手势。他断定这个人一定是疯子。走近的时候，他才相信这个人在做必要的工作：在磨刀石上磨刀。
列宁喜欢引用这个例子。在旁观者看来，无休止的讨论，派系争吵，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的分裂，布尔什维克派自己内部的争论和分裂，似乎像疯子的活动。但是，事变的考验证明这些人在做必要的工作。斗争并不像局外人看来那样在深奥的学术问题上进行，而是在革命运动最根本的问题上进行。
列宁和他的信徒苦心地、明确地阐明了主张，划清了政治界线，因此，只有他们才作好了应付新的革命高潮的准备，并接连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些胜利迅速使《真理报》派取得了对工人运动的控制权。在反动年代，老一辈的大多数人都放弃了斗争。取消派常常轻蔑地说，“列宁手下只有一些小伙子”。但是列宁认为这就是他的党的一个很大的优势。革命像战争一样，必然把它的一大部分担子放在青年的肩上。不能够吸引“小伙子”的社会党是毫无希望的。
与革命政党进行面对面斗争的沙皇警察在自己的秘密信件中毫不吝啬地夸奖布尔什维克。警察局长在1913年写道：“在过去几年中，最有魄力、最勇敢、能够不倦进行斗争和抵抗并能够经常进行组织工作的分子，一直是……以列宁为中心的那些组织和个人……党的具有任何重要性的一切活动的永久的组织灵魂是列宁……列宁派总是比其他派别组织得更好，在目的性方面更明确，在工人当中宣传自己的主张方面更有办法……在过去两年中当工人运动开始变得比较强大的时候，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比其他人更接近工人，他是首先宣布纯革命性口号的人……布尔什维克小组、核心和组织现在遍布各个城市。永久的通信联系和接触已与几乎所有的工厂中心建立起来。中央委员会几乎是正规地进行活动，而且完全掌握在列宁手中……鉴于上述情况，这一点就不足为奇：目前，整个地下党正围绕着布尔什维克组织建立起来，的确，后者实际上就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于这个说法，几乎没有什么可补充的了。
国外人员的通信也具有了新的乐观口气。克鲁普斯卡娅在1913年初写信给什克洛夫斯基说：“一切接触跟以前有所不同了。不知怎样，你更多地感到好像是在与志同道合的人打交道……布尔什维主义的事业比以前更巩固了。”以自己的现实主义自豪、并且昨天还嘲笑列宁是堕落的宗派首脑的取消派，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次要地位并且孤立了。列宁从克拉柯夫不倦地注视工人运动的一切表现，记录并整理了所有那些可能使他了解无产阶级的脉搏的事实。他在克拉柯夫对工人报纸得到的捐款作了细心的统计，从这种统计中可以看出，在彼得堡，86％的工人读者站在《真理报》一边，只有l4％站在取消派一边；在莫斯科，力量对比的情况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在落后的省份，取消派的情况略微好些，但是整个说来，4/5的先进工人是支持《真理报》的。与“派系和思潮”相对抗的正确政策在三年中就把绝大多数先进工人团结在布尔什维主义周围。在这种情况下，要求这些派系和思潮团结一致的抽象号召能够有什么价值呢？第四届杜马选举期间，投票的不是社会民主党人而是普通选民，当时的67％的工人选民团投了布尔什维克的票。当彼得堡的社会民主工党杜马党团中的两派发生冲突期间，5000票是投给布尔什维克的，只有621票是投给孟什维克的。取消派在首都完全被打垮了。工会运动中的力量对比也是这样的：莫斯科有13个工会，其中没有一个属于取消派；彼得堡有20个工会，其中只有无产阶级成分最小和最不重要的4个工会部分或全部掌握在孟什维克手中。1914年初选举工人代表参加彼得堡病人福利基金会时，《真理报》的候选人完全获胜。所有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集团——取消派、召回派和各种调和派分子——证明完全不能够扎根于工人阶级。因此，列宁得出了结论：“只有在反对这些集团的过程中，真正工人的社会民主党才能在俄国形成。”
1914年春，当时的第二国际主席艾米尔·王德威尔得访问彼得堡，以便就地了解工人阶级内部派系的冲突。这位机会主义的怀疑论者以比利时议会政治的尺度衡量了俄国野蛮人的争论。在他回去后的报告中说，孟什维克想要合法地组织起来，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权利；布尔什维克要求立即宣布成立共和国，没收土地。王德威尔得称这种分歧是“相当幼稚的”。列宁对此只有苦笑而已。不久出现的事态发展使得有可能无可争辩地考验了个人和主张。马克思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之间的“幼稚”意见分歧逐渐在全世界工人运动中传布开来。
列宁在1913年初写信给高尔基说：“奥俄战争对于革命（整个东欧的革命）说来将是一件极有利的事。但是弗兰茨－约瑟夫和尼古拉未必会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机会。”156可是，他们毕竟这样做了，虽然这是一年半以后的事。
同时，工业的危机已渡过了顶点。危机的最初的潜在震动开始为人们所感到，但是它未能制止罢工斗争，相反，它使这个斗争更加富有进攻性了。光是在战争爆发前六个月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就有差不多150万罢工者。最后一次大发动是在军事动员的前夕发生的。7月3日，彼得堡警察开枪射击一群工人。最重要的一些工厂响应布尔什维克委员会的号召，都举行罢工以示抗议罢工者多达20万人各处都举行集会和示威。人们还企图修筑街垒，在已成为军营的首都发生这些事件的情况下，法国总统彭加勒前来与他的皇帝“朋友”举行最后的谈判；他有机会窥视一下俄国革命的这个实验室。但是几天以后，政府利用宣战来消灭工人组织和工人报纸。首先受害的是《真理报》。沙皇政府的得意想法是用一次战争来扼杀革命。
某些传记作家断言，斯大林是“失败主义”理论或者“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公式的制订者，这完全是捏造，并且证明他们完全不了解斯大林的智力和政治性格。他与政治革新和大胆创造理论的精神是最不符合的，他从未预见过任何事情；他从来没有走在任何人前面，他是一个经验主义者，因此向来害怕预先作出结论，宁愿在剪裁之前先量十遍。在这个革命者的内心，总是隐藏着一个保守的官僚。第二国际是一个强大的政治机构，斯大林是决不会主动与它决裂的。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的理论的制订，完全是列宁的成就的一个重要部分。斯大林没有为它贡献一个字，就像他没有为革命理论贡献一个字一样。但是，为了了解斯大林在流放年代特别是在二月革命以后最初几个重要星期内的行动，以及为了了解他后来与一切布尔什维主义原则的决裂，有必要扼要叙述列宁在战争开始时已经制订并且已逐渐使他的党相信的一套观点。
欧洲灾难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社会党人是否能够承担起“保卫祖国”的责任。这并不是每个社会党人是否应履行他作为－个士兵所负的义务的问题。他是不能做别的事情的。逃跑决不是革命的政策。问题是，一个社会党是否应当在政治上支持战争——投票赞成军事预算，停止反对政府的斗争，鼓动“保卫祖国”。列宁回答说：不行，它不应这样做，它无权这样做——不是因为这是战争，而是因为这是反动的战争，是由想要瓜分世界的奴隶主造成的一场血腥大屠杀。
欧洲大陆上民族国家的形成包括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大体上从法国大革命开始，随着1871年的凡尔赛和约而终结。在这个时期中，为建立或者保卫民族国家——作为发展生产力和文化的一个先决条件——而进行的战争具有进步的厉史性。革命者不仅能够而且有义务在政治上支持这些民族战争。从1871年到1914年欧洲资本主义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取得成就以后就过时了，而把自己变为垄断的或者说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完成了所能够完成的一切以后而趋向没落的一种资本主义。”没落的原因在于，生产力同样受到私有制的框框和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为了寻求出路，帝国主义就力图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帝国主义战争接替了民族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在性质上是完全反动的，它标志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死胡同、停滞和腐朽。
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在我们的星球上有落后民族，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这些被压迫民族争取统一和独立的斗争具有双重进步性，因为一方面它为他们自己的发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它打击了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可以部分地得出这祥的结论：在文明的帝国主义民主共和国与殖民地国家落后的野蛮君主政体发生的战争中，社会党人将完全站在被压迫国家（尽管它有君主政体）方面来反对压迫的国家（尽管它有“民主”）。
帝国主义用“保卫和平抵御侵略”、“保卫祖国”和“保卫民主”等等主张来掩盖它的掠夺目的——夺取殖民地，夺取市场，夺取原料基地和夺取势力范围。这些主张是完全虚假的。列宁在1915年3月写道：“至于哪一个集团首先开始军事攻击，或者首先宣战，这个问题对于确定社会党人的策略，没有任何意义。双方叫喊保卫祖国、抵御外敌入侵、进行防御战争等等，这完全是欺骗人民的谎言。”157对无产阶级来说，战争的客观历史重要性是惟一具有任何意义的东西：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为了什么目的？——而不是外交手法，玩弄外交手法的人是知道怎样把敌人说成是侵略者的。
帝国主义者提到民主和文化利益的话也同样是虚伪的。既然两个阵营进行战争，不是为了保卫祖国、民主和文化，而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进行殖民奴役，任何社会党人都无权喜欢这个帝国主义阵营而不喜欢另一个帝国主义阵营。“从国际无产阶级观点来看，若说哪一个国家失败对社会主义来说将是损失最小的”，那是完全无用的。为了这个设想的“较小的损失”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政治独立，就是背叛人类的未来。
“民族统一”的政策在战时比在平时更加意味着支持反动派，使帝国主义野蛮制度水远存在下去。但是，不给予这种支持——这是一个社会党人的起码义务——只是国际主义的消极的或者被动的方面。光这样做是不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是“在军队中和战场上进行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多方面的宣传，这种宣传要表明，必须把枪口转向各国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和政党，而不是转向他们自己的兄弟，即其他国家雇佣的奴隶。”
但是，战时进行革命斗争可能使自己本国政府遭到失败！列宁没有为这个结论所吓倒。“在每个国家，要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自己的政府作斗争，就不应当害怕进行革命鼓动可能促使自已的国家失败。”158所谓“失败主义”理论的实质就在这里，无耻的反对者企图把这一点说成是意味着：列宁承认国际主义者可以为了战胜自己国家的反动派而与外国帝国主义者合作。事实上，这里指的是世界无产阶级对世界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斗争，办法是各国无产阶级同时把自己国家的帝国主义作为直接的主要敌人而对它进行斗争。列宁在1914年10月写信给施略普尼柯夫说：“使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失败，对我们俄国人来说，从俄国的劳动群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考虑，丝毫不容置疑、绝对不容置疑的一点就是，沙皇制度在这场战争中现在马上失败带来的损失最小……”159
用和平主义者对和平的虔诚哀叹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是不行的。“和平主义和抽象地宣传和平，是愚弄工人阶级的形式之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特别是在其帝国主义阶段，战争是不可避免的。”160同帝国主义者所缔结的和约只是取得新战争以前的喘息时间。只有对战争和战争所产生的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群众斗争才能取得真正的和平。“认为不经过一系列革命就能实现所谓民主的和平的想法，是极其错误的。”161
反对和平主义幻想的斗争是列宁理论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他特别痛恨地拒绝了“裁军”的要求，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显然是幻想，只会转移工人对武装自己的必要性的注意。“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做奴隶对待。”162而且，“我们的口号应当是：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163列宁拒绝了空洞的“和平”口号，而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来与它相对抗。
在战争期间，工党的大多数领导人站在本国资产阶级一边。列宁称他们的倾向是“社会沙文主义”：言论上是社会主义，行动上是沙文主义。但是，第二国际的背叛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改良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国家的政策的不可避免的继续和发展“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的政治思想内容是一个，那就是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放弃革命的斗争手段，帮助‘自己的’政府摆脱困境，而不是利用它的困难推进革命。”164
战前资本主义繁荣的最后时期（1909一1913）使无产阶级上层特别强烈地迷恋帝国主义。在资产阶级从殖民地和各个落后国家取得的超额利润中，有一部分落到工人贵族和工人官僚手中。因此，他们的爱国是由帝国主义政策直接给他们的好处所决定的。战争把一切社会关系都暴露出来，在战争期间，“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由于他们与资产阶级、政府和参谋总部联合而取得巨大权力”。机会主义者肯定走到阶级敌人的阵营去了。
社会主义中的中间的、也许是最广泛的思潮是所谓中派（考茨基等人）。它平时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现在差不多完全成为以和平主义词句为幌子的社会沙文主义的俘虏。至于群众，他们没有准备，并且为他们几十年来一直建立的党机构所欺骗。列宁在从社会方面和政治方面对第二国际的工人官僚进行了估计后并不半途而废。“同机会主义者保持统一，实际上就是让工人阶级眼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分裂所有国家的革命无产阶级”。165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必须一劳水逸地与社会沙文主义者断绝一切接触。“不坚决与机会主义决裂”、与“社会主义中的资产阶级思潮”即中派决裂，“在目前就不可能执行社会主义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对工人进行国际动员”。党的名称必须改变，“抛弃‘社会民主党’这个被糟踢的和信誉扫地的名称而恢复‘共产党’这个旧的马克思主义名称，岂不更好？”现在是与第二国际决裂而建立第三国际的适当时候了。
这就是与艾米尔·王德威尔得在战争爆发前仅两三个月认为是“幼稚的”意见分歧。同时，第二国际的这位主席成为他的国王的爱国大臣。布尔什维克党是第二国际中最革命的部分——事实上是惟一革命的部分。可是，甚至布尔什维克党也没有立即在战争迷宫中找到出路。一般说，混乱思想在党的上层最普遍，持续得最久，因为他们是与资产阶级舆论直接接触的。布尔什维克杜马党团立即急剧右转与孟什维克一起发表了一个含糊的声明。不错，7月26日在杜马宣布的这个文件未谈“统治阶级用来作为执行其掠夺政策的幌子的假爱国主义”，但是它保证，无产阶级“将保卫人民的文化财富使它不受任何侵犯，不管侵犯来自什么地方，不管来自内部还是外部”。在“保卫文化”的借口下，党团采取了爱国主义立场。
列宁关于战争的提纲9月初才到彼得堡。党对它的态度远不是全面赞同的。大多数反对意见是不赞同列宁的“失败主义”口号，据施略普尼柯夫说，这个口号引起“迷惑”。当时由加米涅夫领导的杜马党团又企图缓和列宁的提法的尖锐性。莫斯科和各省的情况也是这样。莫斯科暗探局说，“战争使‘列宁派’措手不及他们长时期来……没有就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取得一致意见。……”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用暗语通过斯德哥尔摩写信给列宁说，“尽管对他很尊重，他卖房子的建议〔‘失败主义’口号〕没有引起响应。”在萨拉托夫，据当地的领袖安东诺夫说，“具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工人不同意失败主义立场。不仅如此……他们（例外极少）是肯定的护国主义者。”在先进工人当中，情况较好。在彼得堡的工厂中出现了这样的标语：“如果俄国获胜，我们的情况不会更好，我们将受到比以前更厉害的压迫。”萨莫伊洛夫写道：“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同志们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感到什么是……正确的道路，并且早在战争最初几个月就肯定地走出了这条道路。”
但是，只有少数几个人设法形成了自己的意见。大规模的逮捕使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破坏。报纸遭到的破坏使工作人员分散了。因此，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作用就变得更加重要。布尔什维克代表从最初的恐慌情绪中恢复过来以后，开展了重要的非法活动。但是他们早在11月4日就被捕了。对他们不利的主要证据是国外党的工作人员的文件。当局控告被捕的代表叛国。在预审中，加米涅夫和所有的代表（只有穆拉诺夫除外）都否定了列宁的提纲。在2月10日进行的审判中，被告采取了同样的立场。加米涅夫声明，摆在他面前的文件“肯定与他对目前战争的看法相反”。他发表这个声明不是由于关心自己的安全；这主要表示了整个党的上层对于失败主义的否定态度。使列宁极为气愤的是，被告的纯辩护性战术大大削弱了这次审判的鼓动效果。辩护工作本来是可以与政治攻势同时进行的，但是加米涅夫是一个聪明的和受过充分教育的政客，他生性是不会应付特殊情况的．辩护律师方面则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辩护律师之一彼列维尔节夫拒绝了叛国罪名，他在审判时预言，工人代表对他们的阶级的忠诚将永远留在后代的记忆中；而他们的弱点，即缺乏准备，依靠他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顾问，等等，“所有这一切将像一个空壳一样与诽谤性叛国罪名一起被抛弃”。
历史是从来不倦于开虐待狂玩笑的。由于这样一个玩笑，不是别人，正是彼列维尔节夫，以他的克伦斯基政府司法部长的身份，控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叛国和进行间谍活动。他这样做是借助于连沙皇检察官也没有使用过的无耻制造假证件的手法的。只有斯大林的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方面胜过了这位民主司法部长。
尽管被告的行动是暖昧的，审判工人代表这一事实彻底打击了“国内和平”的神话，唤醒了已受过革命教育的工人阶层。列宁在1915年3月写道：“约有4万工人购买《真理报》，而读《真理报》的工人就更多得多了……但要消灭这个阶层是不可能的。这个阶层生气勃勃……只有这个阶层站在人民群众中间，扎根于群众之中，宣传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的国际主义。”166群众很快就开始觉醒了，但是这种觉醒的影响是慢慢才传到外面的。由于要服军役，工人的手脚受到束缚。每个违反纪律的行动都使他们有可能被立即调到前线，同时还附有警察局的一项等于是宣判死刑的特别符号。这种做法在彼得堡特别有效，那里的监视倍加严格。
同时沙皇的军队继续失败下去。爱国心和恐惧所造成的麻痹状态逐渐消失了。1915年下半年，莫斯科纺织地区的高昂物价引起了零星的罢工，但是这些罢工没有发展起来。群众感到不满，但是没有闹事。1916年5月，在各省的新兵中间发生了零星的骚动，南方开始发生粮食骚动，并且立即蔓延到喀琅施塔得——这是守卫通往首都的道路的堡垒。最后，12月底，轮到彼得堡了。政治罢工立即卷进工人达20万名之多，布尔什维克组织毫无疑问是参加了的。局面打开了。2月，开始发生了一系列暴风雨般的罢工和骚动。这些罢工和骚动迅速发展成为起义，并随着首都驻军站到工人一边而达到顶点。自由派和孟什维克所指望的“德国发展路线”并未实现事实上德国人自已不久也脱离了所谓的德国道路……在遥远的流放地，斯大林注定要看到起义的胜利和沙皇的逊位。
在位于叶尼塞斯克省北部土鲁汉斯克地区的大约3万平方英里土地上，散居着约1万人，俄罗斯人和异族人。两户到十户（很少十户以上）的小村落相距数百英里之远。这里一年有八个月是冬天，农业是不存在的。居民渔猎为生，因为鱼和兽类很多。斯大林在1913年年中到达这个不适于居住的地区，斯维尔德洛夫已经在那里了。不久阿利路也夫接到一封信，斯大林在信中要求他催促巴达也夫代表把列宁从国外汇的钱寄来……“斯大林详细解释说，他急需这笔钱，以便在北极的严冬到来以前为自己准备必要的食品、煤油和其他东西。”
8月25日，警察局通知叶尼塞斯克宪兵说，流放犯斯维尔德洛夫和朱加施维里可能企图逃跑。12月18日警察局打电报要求叶尼塞斯克省长采取措施防止这种逃跑。警察局在1月打电报给叶尼塞斯克宪兵说，斯维尔德洛夫和朱加施维里除了以前所收到的100卢布以外，将再收到50卢布以便准备逃跑。3月，暗探局的密探甚至听说，人们看到斯维尔德洛夫在莫斯科。叶尼塞斯克省长马上报告说，这两个流放犯都“在这里，已经采取措施防止他们逃跑”。斯大林写信给阿利路也夫说，列宁汇的钱是用来买煤油和其他必需品的。但是写这种信也无用。警察局从第一手——即从马林诺夫斯基本人那里——知道正在准备逃跑。
1914年2月，斯维尔德洛夫写信给他妹妹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和我将再北移100俄里（将近70英里）——在北极圈以北80俄里（将近55英里）。监视更严格了。我们现在已接不到邮件，我们通常是每月一次从一位经常迟到的‘步行者’得到邮件的，实际上，我们一年只能收到八次到九次邮件……”指定他们居住新的地点是无人的库莱卡村。但这还不够。“由于朱加施维里收到了钱，当局已有四个月不发津贴给他了。他和我都需要钱。但是你不能把钱汇到我们的名下。”由于扣发津贴，警察局为沙皇的预算节省了钱，并且减少了逃跑的可能性。
斯维尔德洛夫在从库莱卡寄出的第一封信中清楚地叙述了他与斯大林在一起生活的情况。“我的新居的情况大大恶化了。首先，我已不再独自住一个房间，我们两个人住。和我住在一起的是格鲁吉亚人朱加施维里，一位老相识，因为我们已在别的流放地见过了。他是一个不错的家伙，但在日常生活方面太个人主义了，而我是主张至少要有点守秩序的样子的。这就是我有时感到不安的原因。但是这不是很重要的。更糟的是，没有东西把我们跟房东的家隔离开来。我们的房间就在他们的房间的隔壁，没有另外的门。他们有孩子。自然，这些小孩有很长时间是跟我们在一起的。他们有时很碍事。此外，村中的成年人也来。他们来了就坐下，不声不响坐半个钟头，然后突然站起来说：‘好吧，我们要走了，再见！’他们刚走，别人又来了，这样重复下去。他们好像不管一切似的，在最好的学习时间即在晚上来，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白天要劳动。我们在晚上看书看到午夜以后的习惯不得不放弃，因为根本没有煤油。我们点蜡烛。由于蜡烛的亮光对我的眼睛来说太不够，我现在全在白天看书。事实上我不看什么书了，我们实际上无书可看。”苏维埃共和国未来的主席和苏联的未来独裁者就是这样生活的。
这封信中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称斯大林是“不错的家伙，但是太个人主义了”这个谨慎的描述。这个证言的第一部分显然是为了缓和第二部分的语气而写的。在这个情况下，“在日常生活方面的个人主义者”的意思是说，一个人不得不与另一个人一起生活，但是并不考虑另外那个人的习惯或兴趣。斯维尔德洛夫所坚持而未成功的“有点守秩序的样子”是要求为了同房间的人的利益而一定程度的自制。斯维尔德洛夫生性就是会体谅人的。萨莫伊洛夫说，他在个人关系方面是“一位好同志”。斯大林身上却没有一点体谅人的影子。此外，他的行动可能还有很大程度的报复性。我们不要忘记，就是斯维尔德洛夫被派去消除斯大林在反对列宁时所依靠的那些《真理报》编辑人员的，斯大林是决不宽恕这种事情的。他从不宽恕任何事情。在1924年说要发表的斯维尔德洛夫在土鲁汉斯克写的全部信件从未发表；显然这些信包含着以后关系恶化的历史。
施韦泽——中央委员会第三名委员斯潘达梁的妻子，斯潘达梁在战争前夕前往库莱卡，当时斯维尔德洛夫已从那里迁走了——叙述说，在斯大林的房间里，“桌子上堆满了书和几大包报纸，在房间角的绳子上挂着他自己制造的各种渔猎工具。”显然，斯维尔德洛夫关于书籍不够的怨言已使人们采取了行动，朋友们往库莱卡寄书来了，自然，“他自己制造的”工具不可能是步枪和火器。这些工具是渔网和捕兔子及其他野物的捕机。后来斯大林既未成为射手也未成为猎人（从这两字的体育意义上来说）。的确，从一般的表面情况来看，比较容易设想的是，他在晚上安放一个捕机，而不是开枪射击在飞行中的鸟。
社会革命党人卡加诺夫（他后来成为歌剧歌手）把他在土鲁汉斯克流放地与斯大林会晤的时间说成是1911年而不是1913年；在这样的情况中，年代方面的错误是司空见惯的。卡加诺夫除了谈到其他事情外还谈到，斯大林为流放地的一个名叫恰伊卡〔海鸥〕的抢劫农民的罪犯辩护。他争辩说，不能把恰伊卡定罪，应当把他争取到他们一边来，未来的斗争是需要这类人的。我们已从维列沙克那里听说过柯巴对罪犯是有偏爱的。有一次，在一场争论的过程中，据说斯大林暴露出自己是一个反犹太分子，他用格鲁吉亚的粗鲁话骂犹太人。斯大林还违反了政治流放者的传统——如果人们相信卡加诺夫的说法的话——与一个警察奥塞金·基比罗夫建立了友好关系。斯大林在答复同志们的责难时说，这种友好关系并不妨碍他在必要时把这个警察作为政治敌人而加以消灭。据这位卡加诺夫说，斯大林由于“他完全不讲原则、阴险和极端残酷……”而使流放者感到惊奇。“甚至在小事上，他的异乎寻常的野心也自行流露出来。”在这样的故事中，很难断定哪些是真话，哪些是捏造的。但是整个说来，卡加诺夫的叙述使人想起，这和维列沙克在巴库监狱的观察很为相似。
库莱卡的邮政联系和其他联系要依靠修道院村，从那里可以通向叶尼塞斯克并进而通向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前流放者加文（现在是失踪者之一）告诉我们，叶尼塞斯克市是与地下的和合法的政治生活有接触的，它与其他流放地区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通信，而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则与彼得堡和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有联系，并向流放者提供秘密文件。甚至在北极圈，人们也设法过党的生活，分为小组，进行争论，直到嗓子喊哑，有时甚至直到引起极大的仇恨情绪为止。但是，流放者只是在1914年年中第三号中央委员、热心的斯潘达梁到达土鲁汉斯克地区以后，才开始在原则上发生分歧意见。
至于斯大林，他采取超然态度。据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隐居起来。他专心于渔猎，差不多是完全孤独地生活着……他实际上没有与人们来往的需要，只是偶尔去修道院村看看他的朋友苏廉·斯潘达梁。几天以后又回到他的隐居洞。在他碰巧参加了流放者安排的集会时，他是不就这个问题或那个问题发表他的无条理的意见的。”这些话在后来的一个版本中把语气写得缓和并加以润色（甚至“洞”这个字也不知为为什么原因变成“实验室”了）。必须理解这些话的意思是说，斯大林中止了与大多数流故者的个人来往，并且避开他们。无怪乎他与斯维尔德洛夫的关系也同样断绝了。在单调的流放条件下，甚至比他更能适应环境的人也不能避免发生争吵。
斯维尔德洛夫在他碰巧得到发表的一封信中谨慎地写道：精神气氛不是特别好的……只有在监禁和流放条件下才有可能发生的若干次冲突（个人冲突），尽管是些小冲突，却对我的神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这种“冲突”，斯维尔德洛夫转移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另外两个布尔什维克，即戈洛舍金和麦德维捷夫，很快也离开库莱卡，他们现在同样在失踪者之列。斯大林容易发火，粗暴，野心勃勃，人们是不容易与他相处的。
传记作者说，这次，逃跑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们这样说显然是夸张，虽然毫无疑问逃跑一定会遭遇到严重的困难。斯大林以前几次的逃跑，并不是真正的逃跑，只是非法地离开流放地。一旦人们决定不要自己的“合法身份”，从索里维切果茨克、沃洛果达甚至是从纳赖姆逃走并不费劲。土鲁汉斯克地区则大不相同：在那里，人们必须依靠鹿或狗，或者在夏天乘船，或者小心躲藏在船舱内（如果船长对政治流放者友好的话），以便走一段很难走的路。一句话，土鲁汉斯克的流放者想要逃跑是要冒很大危险的。但是这些困难并不是不能克服的。在那些年代里，有几个人确实设法从土鲁汉斯克流放地逃跑，这最好地证明了上述论点。不错，在警察局得悉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的逃跑计划以后，他们二人受到了特别的监视。但是北极的“卫兵”是有名懒惰和容易用酒来诱惑的，他们从不阻止别人逃跑。土鲁汉斯克的流放者因此而有充分的行动自由。施韦泽写道：“斯大林常常到修道院村来，流放者常常在这里聚会。他为了这样做而使用了非法的以及各种合法的借口。”在广阔无垠的北部荒地上监视不可能是很有效的。在第一年里斯大林看来是在观望形势，并且不慌不忙地采取准备步骤，他是很谨慎的。但是在第二年的7月，战争爆发了。除了逃跑的实际困难和政治困难以外，又增加了在战时政治条件下过非法生活的危险。正是由于这个加剧了的危险，斯大林才没有逃走，许多其他人也因此而没有逃走。
施韦泽写道：“斯大林这次决定留在流放地。他在那里继续写民族问题，完成了他的著作的第二部分。”舒米亚茨基也提到斯大林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在流放的最初几个月，斯大林的确写了一篇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关于这一点，我们有阿利路也夫的明确证言。他写道：“同年（1913年）初冬，我接到斯大林的第二封信……信封里附有关于民族问题的一篇文章，斯大林要我把这篇文章寄给在国外的列宁。”如果文章能够附在信封里，它就不会是很长的。可是这篇文章的结果怎样呢？1913年，列宁全年都继续在制订民族纲领。他不会不急切地利用斯大林的新著作。无人谈到这篇文章的命运，这只是证明，它被认为不充实，不能发表。斯大林不依靠列宁在克拉柯夫向他提出的思想路线而独立地写作这显然已使他走上错误的道路，因而列宁认为无法修改这篇文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这惊人的事实：在以后的三年半的流放中，生了气的斯大林没有再努力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文章。
在流放地像在监狱里一样，重大事件似乎是特别难以相信的。据舒米亚茨基说，“爆发战争的消急使我们大家目瞪口呆，其中有些人的看法完全错误……”加文写道：“护国主义倾向在流放者当中是强烈的，人人都迷失了方向。”不足为奇，甚至在彼得堡（最近易名为彼得格勒），革命者也迷失了方向。施韦泽说，“但是，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当中的威信是如此之高，他给流放者的第一封信就消除了一切怀疑，稳定了动摇分子。”这封信怎样了呢？这样的文件在流放者当中传阅时是随传随抄的。这些抄本不可能全都遗失。落到警察手中的抄本应当在警察局档案中发现。如果得不到斯大林的这封“历史性信件”，那只是因为根本没有写这封信。施韦泽的证言尽管是平凡的，却是人类的一个可悲文件。她是在1937年即事件发生以后25年作为一项必须完成的任务写她的回忆录的。她被迫归功于斯大林的那个政治贡献事实上属于——虽然在较小的程度上——她的丈夫、1916年死于流放地的那位不乖顺的斯潘达梁。当然，施韦泽十分清楚地了解真正发生的事情，但是弄虚作假的机器是自动进行工作的。
比较符合事实的是在施韦泽的文章以前约13年发表的舒米亚茨基的回忆录。舒米亚茨基把在对爱国主义者进行斗争方面的领导作用归功于斯潘达梁。“他是首先采取毫不妥协的‘失败主义’立场的一些人之一，并在同志们难得举行的集会上讽刺地申斥社会爱国主义者……”甚至在晚得多的版本中，舒米亚茨基在叙述普遍存在的思想混乱时仍保留了这样一句话：“故斯潘达梁对这个问题看得清楚而明确……”显然，其他人看得不那么清楚。不错从未去过库莱卡的舒米亚茨基又马上补充说，“在自己的洞中完全与世隔绝的斯大林毫不犹豫地立即采取了失败主义立场”，斯大林的信件“支持苏廉对他的反对者进行的斗争”。加上这句话是为了使斯大林在“失败主义者”当中居于第二位，但是舒米亚茨基本人却大大减少了这句话的可信性。他进一步写道：“只是在1914生底和1915年初，斯大林访问了修道院村并支持斯潘达梁以后，斯潘达梁才不再受到反对集团的攻击。”斯大林是不是在与斯播达梁会晤以后而不是在战争开始时才采取国际主义立场的呢？舒米亚茨基为了掩盖斯大林的长期沉默而从新版中删掉了提到斯大林‘只是在1914年底和1915年初”才去访问修道院村的一切话，但是事实上，他这样一来比以前更加强调说明了这种沉默。其实，这次访问是在1915年2月底进行的，当时由于七个月的战争的经验，不仅动摇分子而且甚至许多积极的“爱国主义者”也从麻痹状态中清醒过来。事实上，情况不可能不是这样。彼得堡、莫斯科和各省的主要布尔什维克对列宁的提纲是感到迷惑和不安的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照提纲的原样加以接受。因此，没有理由期望斯大林的迟钝和保守的脑子会独立地得出意味着工人运动中的大变动的结论。
在斯大林的整个流放期间，在已知的文件中，只有两次反映了他对战争的立场。这就是他给列宁的私人信件和他所签名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集体声明。2月27日从修道院村写的这封私人信件是斯大林的整个战争期间给列宁的第一封并且显然是惟一的信件。我们全文引述：
“我向您，亲爱的伊里奇致意，热情、热情地致意。向季诺维也夫致意，向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167致意。您好吗？健康情况怎样？我像以前一样生活，啃我的面包，完成了我的流放期的一半。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您的情况怎样？您那里的情况一定活跃得多……我最近读了克鲁泡特金168的文章一这个老笨蛋一定完全发疯了。我还读了普列汉诺夫在《言论报》169上的一篇短文。无可改正的陈腐的胡扯。去它的！取消派和他们在自由经济协会中的副代理人怎样了呢？没有人打他们，他妈的！难道可以让他们跑掉而免受处罚吗？让我们痛快一下，让我们知道，在最近的将来将出版一家报纸，狠狠地给他们几记耳光，而且要经常这样做，永不厌倦。如果您想写信的话，请寄往：土鲁汉边区，叶尼塞斯克省修道院村，苏廉·斯潘达梁转。您的柯巴。季莫费〔斯潘达梁〕请您向盖得170、桑巴171和王德威尔得172转达他对他们担任光荣的——哈哈——部长职务的辛酸祝贺。”
这封信显然是受了与斯潘达梁的谈话的影响，它基本上没有提供什么东西可以来估计斯大林的政治立场。年老的克鲁泡特金，纯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家，在战争开始时就成为过激的沙文主义者。甚至连孟什维克者完全弃绝的普列汉诺夫的情况并不更好。王德威尔得、盖得和桑巴由于担任了资产阶级部长，是太朗显的目标了。斯大林的信没有关于当时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中占主要地位的新问题的丝毫暗示。对和平主义的态度，对“失败主义”口号，“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成立新的国际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当时进行的许多辩论的中心问题。列宁的主张是很不受欢迎的。斯大林如果事实上同意列宁的主张，那么在信中向列宁表示这种同意，岂不极为自然？如果施韦泽的话可以相信，那么，斯大林就是在这里，在修道院村，第一次看到了列宁的提纲。她以贝利亚的风格写道：“斯大林在读列宁的提纲时是怀有多么大的愉快、信心和胜利感呵！这个提纲证实了他自己的想法……”那么为什么他不在他的信中提出关于这个提纲的一点暗示呢？如果他独立地研究了新国际的问题，他不会不向他的老师就他自己得出的结论至少是谈几句话的，也不会不就一些最迫切的问题向他的老师请教。但是没有关于这一点的迹象。斯大林只从列宁吸收适合他自己的观点的那些思想。在他看来，其余的就是未来的靡靡之音了，如果不是在国外的“杯中风浪”的话。他后来就是抱着这些观点来迎接（1917年3月）二月革命的。
从修道院村写的这封信内容空洞，并有一种不自然的洋洋得意的浮夸口气（‘他妈的”,“哈哈”，等等），但是它透露的东西比它的作者想要透露的多得多。“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能够过紧张写作生活的人是不会这样写的。“如果您想写信的话，请寄往……”真正重视交流理论思想的人是不会这样写的。这封信有三个特点：阴险、愚鑫和庸俗。在他的四年流放中，他没有与列宁系统地通过信。尽管列宁非常重视与志同道合的人进行联系，并有保持通信的嗜好。
1915年秋，列宁问流亡者卡尔宾斯基：“我要请你帮忙，请查明‘柯巴’的姓〔约瑟夫·朱……？？我们忘记了〕。非常重要！”卡尔宾斯基回答说：“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问这干什么，是要汇款还是寄信？需要查问他的姓就肯定表明他们并不经常通信。
斯大林签名的另一文件，是一批流放者写给致力于工人保险事业的合法报纸编辑部的一封信。
“《保险问题》173要极力设法在思想上替我们工人阶级保险，防范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和普列汉诺夫一班先生所进行的极端败坏人心的、根本违反国际原则的反无产阶级宣传。”174
这无疑是反对社会爱国主义的一篇宣言，但它仍然完全是不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甚至在左翼孟什维克中间所共有的思想范围以内，这封信从风格来看，一定是加米涅夫写的，它的日期是1916年3月12日——即在革命压力已经大大得势而爱国主义压力已经大大减少的时候。
加米涅夫和被定罪的杜马代表在1915年夏到达他们在土鲁汉斯克的流放地。代表们在审判时的行动继续是党员当中大肆争论的问题。约有18名布尔什维克，包括4名中央委员斯潘达梁、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和加米涅夫——一块来到修道院村。彼得罗夫斯基作了关于审判的报告，加米涅夫作了补充。萨莫伊洛夫叙述说，参加讨论的人“指出了我们在审判时所犯的错误。斯潘达梁讲得特别尖锐，其他人发表了比较宽容的意见”。萨莫伊洛夫根本没有提斯大林参加了讨论。但是斯潘达梁的未亡人被迫把实际上是她丈夫做的事情归功于斯大林。萨莫伊洛夫接着说，“在讨论后通过决议，决议整个说来赞同了……党团在审判时所采取的行动”。这种宽容是与列宁的不调和态度大相径庭的，列宁公开斥责加米涅夫的行动，认为“与一个革命的民主社会党人不相称”。什克洛夫斯基应列宁的要求以婉转的措词从伯尔尼写信给修道院村的萨莫伊洛夫说：“我非常高兴你不想同我的家属争吵，但是他（加米涅夫）给我们造成了多少不愉快的事（而且不仅是他）……任何人都会犯错误或者做某种蠢事，但是他必须至少通过公开道歉来纠正他的错误，如果他和他的朋友们对我的荣誉和我的亲人的荣誉有任何重视的话。”萨莫伊洛夫解释说，必须把“我的家属”和“我的亲人”这些话理解为“党中央委员会”。这封信是最后通牒性的，但是加米涅夫和代表们都没有发表列宁要求他们发表的声明。没有理由认为斯大林支持这个要求，虽然什克洛夫斯基的信是在会议刚要举行前在修道院村收到的。斯大林对代表们的行动的宽容基本上是一种谨慎的同情表示。面对着充满着可怕后果的审判，列宁的尖锐公式一定看来是倍加不适当了。为了自己认为是错误的某种东西而牺牲，有什么意义呢？过去，斯大林从未表现过愿意利用被告席作为一个革命讲坛。在对巴库示威者的审判悬而未决的时候，他采取了相当可疑的手法来使自己与其他被告分离开来。他是把加米涅夫在审判时的策略作为战略而不是作为进行政治鼓动的机会来加以判断的。无论如何，在整个流放期间以及在革命期间，他一直是加米涅夫的亲密朋友。在修道院村所拍的一张集体照片上，他们是站在一起的。12年以后，斯大林不是作为原则问题而只是作为争夺个人权力的斗争中的一个武器，才提出加米涅夫在审判时的行动作为对他的一个可怕的指控。但是什克洛夫斯基的信向斯大林暗示问题比他所认为的要严重得多，他不再能继续采取等待态度了。正是由于他了解到这一点，他才写了上述的信给列宁，这封信之所以写得那么随使，是为了掩饰他不愿在政治上表示自己的意见。
1915年，列宁要在莫斯科出版一本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文集，以便至少从字里行间表示布尔什维克党在战争问题上的观点。这本文集被检查员扣起来，但是文章保存下来，并在革命以后出版。我们发现，除列宁以外，作者当中有作家斯切潘诺夫，奥里明斯基（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比较新的布尔什维克米柳亭，调和派分子诺根——全是流亡者。我们也发现斯维尔德洛夫写的题为《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分裂》的文章。但是斯大林没有为这个文集写任何文章，而他的流放生活条件和斯维尔德洛夫是一样的。可以说明这一情况的是，斯大林担心他的意见可能与其他人的意见相左，或者由于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未被发表而烦恼。暴躁和任性像谨慎一样，是他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舒米亚茨基说，斯大林在流放期间应征服兵役，这显然是在1916年，因为当时正在动员年纪较大的人（斯大林当时快37岁了），但由于他左臂不能弯曲而未把他征入军队。他耐心地在北极圈那边等待机会，捕鱼，放捕机捉兔子，看书，可能也写文章，“生活相当沉闷，可是没有办法。”他是一个隐居的人，沉默寡言，性情暴躁，远不是流放者当中的中心人物。斯大林的信徒舒米亚茨基写道：“在土鲁汉斯克流放者的记忆中，比许多其他人的形象更为清楚的是苏廉·斯潘达梁……这位不妥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和卓越的组织者的不朽形象。”斯播达梁是在战争前夕到达土鲁汉斯克的，比斯大林晚年。“他常常讽刺地说：‘这里多么平静！每一个人在一切问题上都同别人意见一致——社会革命党人、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无政府主义者……难道你们不知道彼得堡的无产阶级正在听取流放者的意见吗？”苏廉是第一个采取反爱国主义立场的人，并且使每一个人都倾听他的意见。但是在对同志们的个人影响方面，斯维尔德洛夫居第一位。斯维尔德洛夫“活跃并会交际”，他是生来不会以自我为中公的外向性格者，他总是团结其他人，收集重要消息，在流放者的各个集居地传布、组织流放者合作社，此外还在气象台进行有系统的观察。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流放者以这两个人为中心组成集团。虽然这两个集团一起对行政当局进行斗争，可是舒米亚茨基所说的“争夺势力范围”的竞争从未停止。今天不容易断定那个斗争的原则基础是什么。斯大林是反对斯维尔德洛夫的，他谨慎地和紧密支持斯潘达梁。
舒米亚茨基在他的初版回忆录中写道：“这个地区的行政当局认识到苏廉·斯潘达梁是最活跃的革命者、把他看成是革命者的领袖。”在后来的版本中，这句话扩大而包括两个人：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警察基比罗夫〔斯大林大概与他建立了友好关系〕对斯潘达梁和斯维尔德洛夫进行了密切的监视，认为他们是“所有流放者的头目”。舒米亚茨基暂时丢开了官方的说法，他在这方面完全忘记提斯大林，原因是不难理解的。土鲁汉斯克流放者的一般水平大大超过普通水平。在这里同时拘留了构成布尔什维克俄国中央的主要核心的那些人：加米涅夫、斯大林、斯潘达梁、斯维尔德洛夫、戈洛舍金和另外几个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在流放中没有正式的党组织，不可能匿名进行领导和在幕后操纵。每一个人都在众目睽睽之下。阴险、僵硬和顽固不足以争取这些富有经验的人，人们必须有文化修养，是独立的思想家并且是有技巧的辩论家。斯潘达梁显然由于敢于大胆思考而出色，加米涅夫由于学识广博和有较自由的看法而出色，斯维尔德洛夫由于有较大的感受性、创造性和灵活性而出色。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斯大林“成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满足于发表简单的意见，舒米亚茨基只是在他的回忆录的较后版本中才想到称这些意见是“尖锐的”。
斯大林在流放地是否学习，学习些什么？他早就过了人们满足于漫无目的地随便看书的年纪了。只有研究具体的问题，记笔记，设法把他自己的主张系统地写下来，他才能进步。然而除了所提到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以外，没有人谈过斯大林在这四年中的写作生活。斯维尔德洛夫根本不是理论家或作家，然而他在这几年中写了五篇文章，从外文进行翻译，定期向西伯利亚报纸投稿。他以乐观的口气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这样，我的情况还不坏。”毫不爱好理论的奥尔忠尼启泽逝世以后，他的妻子在写到已故丈夫的监狱年代时说：“他无休止地学习和看书。在监狱当局向谢尔戈发的很厚的油布面笔记本中，保存着他从在当时所看的书中记下来的长篇摘录。”每一个革命者都从流放地和监狱带出这种油布面笔记本。不错，有许多东西在逃跑和搜查期间丢失了，但是斯大林在最后一次流放中，本来可以带出他喜欢带出的任何东西，并且会完整无损。至于在以后的年代，不是他受到搜查，相反，他使别人受到搜查。然而，要想寻找他在这一整个孤独和悠闲时期的文化生活的任何痕迹，却是徒劳。在这四年中——俄国革命运动高涨的年代，世界大战的年代，国际社会民主党崩溃的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激烈斗争的年代，为新的国际奠定基础的年代——斯大林不可能一直没有拿过笔。然而在他当时所写的东西中，看来没有一句话可以用来提高他在后期的声望。战争年代，为十月革命铺平道路的年代，在斯大林的思想史上是一块空白。
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流亡者”列宁的笔下得到了完善的表现。一国——而且是落后的俄国的舞台太有限，人们无法对世界的前景作正确的估计。正像流亡者马克思需要伦敦（它当时是资本主义的中心），以便把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与英国经济学综合起来一样，列宁在战争期间必须留在欧洲大事和世界大事的焦点，以便从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得出决定性的革命结论。在布哈林以后和在季米特洛夫以前的共产国际正式领导人曼努伊尔斯基1922年写道：“……列宁和季诺维也夫在瑞士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和托洛茨基出版的巴黎《呼声报》（后为《我们的言论报》）对于未来写第三国际历史的人将是基本的材料，这些材料形成了国际无产阶级的新的革命思想。”应当欣然承认，曼努伊尔斯基过分估计了托洛茨基的作用，但他甚至没有口实来提出斯大林的名字。可是几年以后，他得尽最大力量来纠正这一疏忽。
由于多雪荒地的单调生活而安定下来的流放者远没有料到在1917年2月（公历3月）所发生的事件他们全都感到意外，尽管他们一直相信革命是必须要发生的。萨莫伊洛夫写道：“最初，我们好像突然忘记了我们的意见分歧……政治分歧和相互的敌对似乎突然消失了……”这句有趣的话为当时的一切出版物、讲话和实际步骤所证实。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国际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之间的壁垒倒塌了。全国沉浸在人们以轻松然而是近视的态度喋喋不休地谈论的调和主义之中。人们在英雄词句——二月革命的主要成分，特别在它的最初几周里——的洪流中挣扎前进。一批一批的流放者从西伯利亚的各个角落出发，汇成一道人流，在令人陶醉的喜气洋洋的气氛里向西行进。
在西伯利亚的一次集会上，据人们后来说，加米涅夫与自由派、民粹派和孟什维克一起参加主席团，他参与签署了一封电报，向皇子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祝贺，因为他采取了据认为是慷慨的然而事实上是怯懦的行动，即放弃王位，等待立宪会议作出决定。有这样的可能：很重感情的加米涅夫认为，最好不要不礼貌地拒绝签字而使主席团中的同事感到不安。在当时极为混乱的情况下，人们对这一点毫不注意，而斯大林（甚至没有人想到要把他包括在主席团内）直到他和加米涅夫的无情斗争开始后才反对加米涅夫的这个不体面行动。
途中，第一个有大量工人的大地方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这里已经成立了一个代表苏维埃。当地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一起是这个总的组织的成员，这些布尔什维克等待从这里路过的领导人给予指示。被统一浪潮完全征服了的这些领导人甚至没有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这有什么用处呢？布尔什维克像孟什维克一样，是主张支持由自由派的李沃夫大公领导的临时政府的。意见分歧在战争问题上也是不存在的：必须保卫革命的俄国丁斯大林、加米涅夫等人就是抱着这种心情向彼得格勒前进的。萨莫伊洛夫追述说：“沿铁路的道路上的情况是很奇特和热闹的，有许多欢迎示威、集会等等。”在大多数车站上，流放者都受到兴高采烈的居民的欢迎，军乐队奏马赛曲175；奏国际歌的时代尚未开始。在较大的火车站上举行了节日宴会。这些被赦免的人不得不“无休止地讲话，讲话”。许多人嗓子哑了，累得不舒服，留在他们的车厢里；“但是甚至在车厢里，我们也得不到安静。”
斯大林嗓子没有哑，因为他没有发表讲话。另有许多更有本领的演说家，其中有嗓音洪亮的矮小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仍然居于次要地位；阴沉，对于高潮到来时汹涌澎湃的洪流感到惊恐，并且像以往一样是心怀恶意的他再次被一些才干小得多的人排挤到一边去了。他已有将近20年的革命活动的历史，这种活动为不可避免的逮捕所打断，而在逃跑后又继续进行这种活动。
自从柯巴放弃了梯弗里斯的“停滞的沼泽”而前往工业城市巴库以来，差不多10年过去了。他在这个石油工业都城工作了将近八个月。在巴库监狱度过了将近六个月，在沃洛果达流放地度过了将近九个月，他进行了一个月的地下活动后又受到几个月的惩罚。逃跑以后，他再次进行了将近九个月的地下工作，在监狱度过了约六个月，在流放地住了九个月——这是比较不错的比例。在流放结束后，他进行了不到二个月的秘密工作，在监狱度过将近三个月在沃洛果达省住了将近二个月，进行一个月的活动后，又受到两个半月的惩罚；又进行了二个月的地下活动，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将近四个月。又一次逃跑，进行了半年多的活动后，又是坐牢和流放，这次直流放到二月革命，即持续了四年。总的说来他在参加革命运动的19年中，二年九个月在监狱度过，五年九个月在流放地度过。这个比例不算坏，大多数职业革命家坐牢的时间要长得多。
在这19年当中，斯大林并没有作为主要人物，甚至也未作为二流人物出现。他是无名的。梯弗里斯暗探局局长在1911年提到所截获柯巴从索里维切果茨克发出的信时，写了一份关于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祥细报告，报告中既没有值得注意的事实，也没有惊人的特点，或许只有一点除外，那就是，它提到化名“柯巴”的“沙夏”是作为孟什维克而开始他的生涯的。同时在提到这封信中顺便谈到的古尔根（齐哈卡雅）时，宪兵写道：“后者老早就是一位重要革命……”根据这个材料，古尔根是“同著名的革命者波格丹·克努尼杨茨一起”被捕的。后者不仅也是格鲁吉亚人、而且和柯巴同年。至于朱加施维里自已的“名望”，甚至一点暗示都没有。
两年以后，警察局长在详细叙述布尔什维克党和它的参谋部的结构时顺便谈到斯维尔德洛夫和“某一个约瑟夫·朱加施维里”通过补选而进入中央委员会的俄国局。“某一个”三字表示，l913年，朱加施维里的名字对警察局长来说没有什么意义，尽管他有像马林诺夫斯基这样一个情况来源。直到不久以前为止，斯大林在1917年3月以前的革命经历是十分平淡的。数以千计的（如果不是数以百计的话）职业革命家做了像他所做的那样的工作，有些人做得更好些，有些人做得差些。莫斯科勤勉的研究人员算出，从1906年到1909年的三年中，柯巴写了67篇呼吁书和在报上登的文章，即一个月不到两篇。这些文章只不过是为了他的高加索读者而把别人的思想改头换面提出来，一篇也没有从格鲁吉亚文翻译出来，也没有在党或党团的主要机关报上转载过。当时在彼得堡、莫斯科和国外出版的刊物中，不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不管是报纸、杂志还是文集，都没有斯大林的文章，在撰稿人名单上也没有提到他。人们仍然不认为他是马克思主义作家，而只是个不出色的宣传者和组织者。
1912年，当他的文章开始或多或少经常地在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出现时，柯巴给自己找了斯大林这个笔名，这是从钢这个字找来的，就像罗森菲尔德在他之前从石头这个字找来加米涅夫这个笔名一样。在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当中，选择硬的笔名是很流行的。斯大林署名的文章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这些文章除说理粗糙外，没有特点。在少数主要布尔什维克这个小圈子以外，没有人知道这些文章的作者是谁，也没有什么人想要知道。1913年l月，列宁在为著名的鲁巴金书目参考书所写关于布尔什维主义的经过仔细考虑的注释中写道：“主要的布尔什维克作家有：格·季诺维也夫，弗·伊林176、尤·加米涅夫177，普·奥尔洛夫斯基等人。”列宁不可能想到把斯大林列为布尔什维主义的“主要作家”之一，虽然当时斯大林就在国外写他的“民族”论文。
皮亚特尼茨基同党的整个历史，同党的国外工作人员以及同党的俄国的地下机构，同作家和非法的运输者，是一直有联系的，他在关于1896－1917年这一时期的谨慎的、整个说来是诚实的回忆录中，谈论了所有或多或少是著名的布尔什维克，但是一次也没有提到斯大林，甚至在该书最后的索引中也没有斯大林的名字。这个事实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因为皮亚特尼茨基远不是反对斯大林的；相反，直到今天，他一直是斯大林的二等随从人员。在莫斯科暗探局的一大本材料（它包括布尔什维主义从1903到1917年的历史）中提到斯大林的地方有三处：他被补选入中央委员会，他被任命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他参加克拉柯夫会议；没有关于他的工作的任何话，没有任何估计，没有提到一个突出的个人特点。
斯大林不是作为一个人物而是作为布尔什维克中央的一个成员第一次出现在瞥察视线之内和党的视线之内。在宪兵的报告中，像在革命者的回忆录中一样，在谈到他本人的主张和行动时，从来没有称他是领导人、创始者和作家，而总是作为党组织的一部分——作为地方委员、中央委员、一家报纸的撰稿人和一张名单上的许多人之——提到的，而且在提到他时，从来不是把他列在首位。跟和他同年的许多人相比，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时间晚得多，并且不是正式选入而是补选进去，这不是偶然的。
有人从彼尔姆向在瑞士的列宁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致兄弟的敬礼。今天动身去彼得格勒。加米涅夫、穆拉诺夫、斯大林。”当然拍这封电报是加米涅夫的主意。斯大林最后签名。这三人感到自己为团结的纽带连结起来。大赦把党的最优秀力量解放出来，斯大林想到革命的首都是感到害怕的。他需要加米涅夫的相对的声望和穆拉诺夫的代表头衔。这样，他们三人一起到达了为革命所震撼的彼得格勒。为斯大林写传记的德国人之一契·温德克写道：“他的名字在当时只有少数党内人士知道。他没有像列宁在一个月以后那样……受到持红旗和奏音乐的感到鼓舞的人群的欢迎。他也没有像两个月以后从美国赶回来的托洛茨基那样受到驱车出迎并把他举起来的一个代表团的欢迎。他无声无响地到达，坐下来工作……在俄国国境以外，没有人知道有他这样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