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托雷平在全国作威作福约五年之久（1905－1911年）。他用尽了反动派的一切手段。六三政制在各个方面，尤其是在上地问题方面，表现出是毫不足取的。斯托雷平被迫从在政治上进行联合退而采用警察镇压手段。而且，在斯托雷平自己的秘密警察队伍中，出现了暗杀他的刺客，这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揭露他的政制的彻底破产似的。
到1910年，工业的恢复已成为无可争辩的事实。一些革命政党面临这样的问题：局势的这种转机将对国内政治情况产生什么影响？大多数社会民主党人保持他们的公式主义立场，认为，危机使群众具有革命思想，而工业复兴则使他们平静下来。因此，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这两派都倾向于贬低或者断然否认实际已经开始的工业的恢复。惟一的例外是维也纳的《真理报》，它尽管有调和派的幻想，却保卫了这一正确的思想：恢复和危机的政治后果远不是自动性的，每次都是重新决定的，它取决于以前的斗争进程，取决于整个国内形势。因此，在工业高潮（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非常普遍的罢工斗争）之后，形势的突然衰退可能引起直接的革命高潮，如果具备其他必要条件的话。另一方面，在进行了以失败告终的长期革命斗争以后，使无产阶级分裂和遭到削弱的一次工业危机可能完全摧毁无产阶级的斗志。或者，在长期反动统治之后出现的工业高潮，能够恢复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的形式）。在这以后，新的危机可能把群众的力量转到政治轨道上来。
日俄战争和革命造成的震动使俄国未能分享1903到1907年世界范围的工业复兴。与此同时，无间断的革命战斗、失败和镇压，已使群众精疲力竭。1907年爆发的世界工业危机使俄国的长时期萧条又延长三年，它远没有鼓舞工人进行新的战斗，而是使他们溃散，使他们的力量遭到空前的削弱。在关厂、失业和贫困的打击下，疲惫的群众肯定感到沮丧了。这就是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怡的“成就”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需要一次新的工业高潮所具有的复兴作用来恢复自己的力量，补充自己的队伍，再次感到自己是生产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并投入新的战斗。
1910年底，由于前第一届杜马主席、自由派穆罗姆策夫和托尔斯泰的逝世，发生了街头示威——这是很久没有看到的景象。学生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表面上，情况看来可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惯于犯的错误就是这样）政治复兴是从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中产生的，他们通过自已的榜样，开始吸引了上层工人。事实上，复兴的浪潮不是从上到下进行的，而是从下到上进行的。由于工业高潮，工人阶级逐渐从它的麻痹状态中觉醒起来。但是，使群众改变的那些化学变化在变得明显以前，已经通过中间社会集团传播到学生那里去了。由于青年大学生是比较容易发动的，这种高潮就首先以学潮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有充分经验的观察家看来，事前就很清楚，知识分子的示威只不过是无产阶级本身内部深刻得多、重要得多的过程的一个征象而已。
事实上，罢工运动的曲线很快就开始上升了。不错，l911年的罢工人数只达10万人（在前一年，它甚至没有达到此数的一半），但是，复兴过程缓慢只表明必须加以克服的麻痹状态是多么严重。无论如何，到同年年底，工人地区的情况比年初就大不相同了。1909年和1910年的丰收刺激了工业复兴，在这之后，1911年出现了灾难性的歉收，这一次歉收并没有使复兴停下来，而使2000万农民受饥挨饿。在农村开始的骚动再次把土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912年1月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会议完全有权提到“政治高潮的开始”。但是突然的转机直到1912年春发生连纳屠杀工人的著名事件以后才出现。在这个辽远的森林地带（离彼得堡5000多英里，离最近的铁路线1400多英里），每年为英国和俄国股东提供千百万卢布利润的金矿工人要求八小时工作日，要求增加工资和废除罚金。从伊尔库茨克调来的士兵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150人被打死；250人受伤；由于没有受到医治，数以十计的伤者死亡了。
在杜马辩论连纳事件时，内政大臣马卡罗夫（他是一个蠢官，跟他的同时代人一样）在右派代表的掌声中宣布：“从前如此，将来也会如此！”这句无耻之极的话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先是从彼得堡的工厂，然后从全国各地，人们用电话和电报传来关于发表抗议宣言和举行抗议示威的消息。连纳事件的影响只有七年前在“流血星期日”以后席卷劳动群众的愤怒浪潮可以与之比拟。一家自由派报纸写道，“自从1905年以来，首都的大街或许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
那时，斯大林在彼得堡，处于两次流放之间的自由时期。他在《明星报》（我们以后还有机会再提到它）上写道：“连纳的枪声击破了沉默的冰层，人民运动的江河奔流起来了。奔流起来了！……现存制度中的一切弊端和祸害，多灾多难的俄国所受的一切痛苦都集中在一件事实上，集中在连纳事件上。这就是连纳的枪声正好成为罢工和游行示威的信号的原因。”92
参加罢工的大约有30万工人。在五一罢工中有40万人游行。据官方材料，1912年总共有72.5万人罢工。工人总数比工业复兴年代增加了不下20％，同时由于生产的极大集中，他们的经济作用具有甚至更大的重要性。工人阶级的复兴影响了所有其他阶层的人民，饥饿的农村预兆不祥地骚动起来。陆军和海军中也发生了表示不满的事件。列宁在1912年8月写信给高尔基说：“俄国正出现的是革命的高潮，——不是别的什么高潮，而正是革命的高潮。”93
这个新运动并不是过去的运动的重复，而是它的继续。1905年，在发动强大的一月罢工的同时，人们向沙皇递交了天真的请愿书。1912年，工人们立即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1905年的思想、传统和组织经验——它们为在反动时代取得的辛酸教训所丰富——滋养了新的革命时期。从一开始，领导作用就是属于工人的。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领导权属于布尔什维克。这在实质上预先决定了未来的革命的性质，虽然布尔什维克自己还没有清楚认识到这一点。通过加强无产阶级并且为它取得在国家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作用，工业复兴加强了持久革命前景的基础。旧政制的马厩只能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扫帚来打扫干净口。民主革命只有把自己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因而也是征服自己，才能够胜利。
“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继续是这样。但是它有它的惟一弱点：调和主义，对孟什维主义的革命复活抱有希望。新的高潮——“不是什么别的高潮，而正是革命的高潮”——对调和主义进行了无可弥补的打击。布尔什维主义依靠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并且教导它领导追随它的贫苦农民。孟什维主义依靠劳工贵族，倾向于自由资产阶级。群众一旦再次进入公开冲突的战场，就不可能谈论这两派之间的“调和”。调和派被迫采取了新的立场：他们中间的革命者同布尔什维克站在一起，他们中间的机会主义者同孟什维克站在一起。
［柯巴的第三次流放从1910年9月23日持续到1911年7月6日，这时他在完成了两年流放期的剩余时间以后获释，其中有两个月是在从巴库前往索里维切果茨克的途中度过的，并且曾在各个转送监狱中停留。因此，］这次柯巴］作为一个流放者］在流放地度过了八个多月。关于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的生活，关于与他保持联系的流放者，关于他所读的书和使他感兴趣的问题，人们实际上是一无所知的。从他在那个时期写的两封信看来，他从国外收到了刊物，并且能够了解党或者更正确地说是了解侨居国外的人的生活；在国外，派系之间的矛盾已达到严重阶段。普列汉诺夫和他的一些无足轻重的追随者，再次与他的最密切的朋友们决裂，为使党处于非法状态这种主张辩护，反对取消派。这是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一生中的激进主义最后一次显现，他当时正在迅速走向没落。这样就产生了惊人的、自相矛盾的和寿命不长的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另一方面，存在着取消派（马尔托夫等人）、前进报派（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和调和派（托洛茨基）之间的和解。第二个联盟是完全没有任何原则作为基础的，它的组成在一定程度上使参加者自己也感到惊奇。调和派仍想“调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由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主义无情地拒绝关于与取消派达成任何协议的主张，调和派自然转而采取与孟什维克和前进报派结成联盟或半联盟的立场。正像列宁写给高尔基的信所说的，使这个插曲式的联盟结合在一起的东西，是“对布尔什维克中央的厌恶，因为这个中央为保卫它的思想而进行了无情的斗争。”这两个联盟的问题在当时人数不多的党的队伍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1910年12月31日，斯大林向巴黎写信说：“谢明同志：昨天我从同志们那里收到你的信，我首先向列宁、加米涅夫及其他同志致热烈的敬礼。”94由于有加米涅夫的名字，表示这个敬礼的话不再刊印了。接着就是他对党内形势的估计。“照我的意见，联盟（列宁－普列汉诺夫）这条路线是惟一正确的……联盟的计划显然是列宁的主意，——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明察秋毫。但这并不是说任何联盟都是好的。托洛茨基联盟（他会说，这是“综合”)就是腐朽的没有原则性的东西……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之所以有生气，就在于它有深刻的原则性，并在于它的基础是对复兴党的方法问题有一致的看法。可是，正因为这是联盟而不是合并，所以布尔什维克必须有自已的派别组织。”95所有这一切是完全符合列宁的看法的，实质上只是阐释列宁的文章，在性质上是表示自己忠于原则。他进一步宣布，“主要的”不是国外工作而是在俄国国内的实际工作。在好像是顺便这样宣布以后，斯大林马上又解释说，实际工作就是“运用原则”。在重复了这个有魔力的字眼“原则”而加强了自己的地位以后，柯巴就更接近于他要说的话了他写道，“据我看，我们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是组织中心小组（俄国国内的），这个小组应该先把……秘密的、半公开的和公开的工作统一起来……这样的小组却像空气和面包一样地需要。”96这个计划本身并无任何新奇之处。自从伦敦代表大会以来，列宁曾经不止一次企图恢复中央委员会在俄国的核心，但是在这以前党的分散使这些企图全都失败了。柯巴建议召开党的工作者的会议。“这个会议很可能给上述的中心小组提供适当的人选。”97在暴露了他把党的重心从国外转移到俄国来的目的以后，柯巴又赶紧来消除列宁可能有的任何疑虑：“行动必须坚决而无情，不要怕取消派、托洛茨基派和前进报派方面的责难。……”98他故意谦虚地谈到他计划中的中心小组：“这个小组可以随便叫什么名字，叫‘中央委员会俄国分部’或中央委员会直属辅助小组都没有关系。”99这种假装的毫不在乎的态度大概是为了掩盖柯巴的个人野心。“现在来谈我自己。我还有六个月期满。期满之后，我就可以完全听候使唤。如果实在迫切需要工作者，我立刻可以溜之大吉。”100这封信的目的是清楚的：柯巴提出自己为候选人。他想最终成为中央委员。
柯巴的无可非难的野心出人意外地为他另一封信（写给莫斯科布尔什维克的）说明了。“高加索沙夏在写信给你”（这封信就是这样开始的）。“你记得1904年在梯弗里斯和巴库的时候吧。首先我向奥里珈，向你，向格尔曼诺夫致以热烈的敬礼。现在与我一起过流亡生活的伊·姆，戈卢别夫把你们的情况全都告诉我了。格尔曼诺夫知道我叫K……b……a（他会明白）。”很奇怪，迟至1911年，柯巴不得不用间接的、纯系偶然的名称来提醒老党员想起他自己的情况；他仍然是不知名的，或者有被人们轻易忘记的危险。他继续说，“我在今年7月就要（流放）期满。伊里奇等人要我不等期满就到两个中心之一去。但是我希望完成我的期限（一个合法的人机会更多一些）……但是如果非常需要人（我正等待他们的答复），那么当然我将溜之大吉……我们在这里无事可做，真闷得慌，我简直要闷死了。”
从起码的谨慎这一观点来看，信中的这一部分看来是惊人的。一个流放者的信件总有落入警察手中的危险，然而他竟没有明显的实际理由就写信给他不很熟识的党员，提供关于他与列宁秘密通信的情况，并告诉他们，有人要他从流放地逃走，如果需要，他“当然将溜之大吉”。我们以后会看到，这封信果真落到宪兵之手，他们不费什么劲儿就确定了寄这封信的人的身份以及他所提到的所有人的身份。说明这种不谨慎作法的一个解释必然是：急于想夸耀！在1904年可能未受人充分注意的“高加索沙夏”情不自禁地要告诉莫斯科布尔什维克，列宁本人已把他包括在党的中央工作者之列。但是，作这种夸耀的动机只起辅助作用。这封神秘信件的关键在最后一部分：
“当然，我们听到了关于国外的‘杯水风浪’的情况：一方面是列宁－普列汉诺夫联盟，另一方面是托洛茨基－马尔托夫－波格丹诺夫联盟。据我所知，工作者对第一个联盟的态度是赞同的。但是一般说，工作者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员：‘让他们任意在墙上爬吧；但是，至于我们，凡是珍视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我认为这是最好的办法。”
令人可惊的话！斯大林认为，列宁反对取消派和调和派的斗争是“杯水风浪”。“工作者”——其中也有斯大林——‘开始看不起”侨居国外的人员（也包括布尔什维克参谋部）。“凡是珍视运动的利益的人，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看来，运动的利益与制订运动纲领的理论斗争并无联系。
一年半以后，在业已开始的转变的影响下，侨居国外的人员之间的斗争空前尖锐了，感情用事的半布尔什维克高尔基在给列宁的信中哀叹国外的“争吵”——杯水风浪。列宁以斥责口气答复他说：“资产者、自由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喜欢大叫大嚷地说社会民主党人‘闹内部纠纷’，这批人对于解决这些‘迫切的难题’不认真，他们跟着别人跑，玩弄外交手腕，并满足于拆中主义……”101他在以后的一封信中坚持，“那些了解‘内部纠纷’的思想根源……的人就有责任去帮助群众寻找根源，而不应该去证明群众把争论看做是‘领袖人物的私事’是对的。”102高尔基则坚持说：“目前在俄国工人中间有很多很好的……青年，但是他们对国外的人却怀着如此愤懑的情绪……”103列宁回答说：“这是确实的，不过这不是‘领导者’的过错引起的……应当把分离的东西连接起来。骂骂领导者，这很容易，也很普遍．然而并没有什么益处……”104看来，好像列宁在对高尔基的有节制的反驳愤怒地驳斥了斯大林。
仔细比较斯大林的这两封信〔信的作者从未打算要人们比较〕，对于看透他的性格和手法是极为宝贵的。他对“原则”的真正态度在第二封信里极为忠实地表示出来：“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这实质上就是许多不太聪明的调和分子的态度。斯大林对“侨居国外的人员”使用了非常轻蔑的语句，这不仅因为粗暴是他的性格的不可分的一部分，而且主要是因为他指望得到有经验的人，特别是格尔曼诺夫的同情。他从最近自莫斯科流放出去的戈卢别夫那里了解到他们的全部心情。在俄国进行的活动的情况很不好，地下组织衰退到极点，有经验的人非常容易责怪侨居国外的人在小事上大惊小怪。
为了解斯大林采取两面手法的实际目的，需要记住，格尔曼诺夫本人与在党的上层人物中很有影响的其他调和派有密切关系，他在几个月以前曾提议由柯巴担任中央委员。柯巴认为，向这个集团表示他对它的支持是有用的。但是他清楚知道列宁的影响的力量，因此他首先宣布他忠于“原则”。在他寄往巴黎的信中，他奉承列宁的不调和态度，因为斯大林是怕列宁的；在给莫斯科人的信中，他使他们反对列宁，因为列宁没有正当理由而“在墙上爬”。第一封信是逐字逐句重申列宁反对调和派的文章中的话。第二封信则重复了调和派反对列宁的一些论点。而这一切他是在24天之内做的。
不错，写给“谢明同志”的信有这样一句慎重的话在国外的中心“不就是一切，甚至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组织俄国国内的工作。”105另一方面，在写给莫斯科人的信中有一个看来是无意中提出的暗示：工作者对列宁－普列汉诺夫的态度，“据我所知，是赞同的。”但是在一封信里的辅助性纠正，在另一封信里成了发展相反的思想路线的起点。含糊的旁白（这种旁白差不多是思想上的保留）的任务是缓和这两封信之间的矛盾。但是事实上它只是暴露了作者的问心有愧。
任何阴谋手法，不管多么原始，都足以达到其目的，柯巴故意不直接写信给列宁，而写给“谢明”。这就使他有可能以极为亲切的口气提到列宁，而使他没有义务去探讨问题的实质。毫无疑问，柯巴的真正动机对列宁来说并不是谜。但是，列宁采取的态度是政治家的态度。过去表现过坚强的意志和坚定性的一个职业革命者现在急于要使自己到党的机构里来。列宁注意到这一点。另一方面，格尔曼诺夫也记得，调和派将在柯巴这个人的身上找到一个盟友。因此他的目的达到了，至少是暂时达到了。柯巴有许多条件可以成为中央委员会的杰出委员。他的野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令人惊奇的，是这位青年的革命者为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采取的手段——欺骗、弄虚作假和故意采取无耻的手法。
在进行阴谋活动的人的生活中，连累性的信件是要销毁的，与国外的人们的个人接触是很少的，因此，柯巴并不担心有人会把他这两封加以比较。为未来保全了这些无价的文件的功劳完全在于沙皇邮局的检查员。在1925年12月23日（当时这个极权主义政权还远没有达到它目前的机械程度），梯弗里斯报纸《东方曙光报》很不经心，发表了柯巴给莫斯科人的这封信的副本，这个副本是从警察局档案中找出的。不难设想，这个倒霉的编辑部为此而得到的惩罚是什么！这封信以后从未再登，没有一个官方传记作者曾提到这封信。
尽管迫切需要组织者，柯巴并没有“溜之大吉”——那就是说，他并没有逃走，他这次完成了他的流放期限。报纸传来了关于学生举行集会和在街上示威的消息。不下1万人拥挤在涅瓦大街106。工人们开始与学生们联合起来。“这不是变化的开始吗？”列宁在接到柯巴从流放地的来信以前几周写的文章中这样问。在1911年最初几个月，高潮已是不容置疑的了，然而，已经逃走过三次的柯巴这次却安静地等待流放期满。新春虽然到来，看来他却还是很冷的。他是不是由于记得1905年的经验而害怕新的高潮呢？
所有传记作者都毫无例外地提到柯巴新的逃走。事实上，没有必要逃走；他的流放期在1911年7月结束了，莫斯科暗探局在顺便提到约瑟夫·朱加施维里的时候称他这次“完成了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市的行政流放期”。同时在国外举行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议指定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安排党的一次代表会议，看来，柯巴和另外四个人一起被指派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在流放以后，他前往巴库和梯弗里斯，以便鼓动当地的布尔什维克，诱使他们参加代表会议。在高加索没有正式的组织，因此必须差不多是从头建立党组织。梯弗里斯布尔什维克通过了柯巴就建立革命政党的必要性所写的呼吁书：
不幸，除了政治冒险分子、奸细和其他渣滓以外，在我们加强自已的社会民主党的事业中的先进工作者不得不对付我们队伍中的一个新障碍，即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们。
这指的是取消派。这个呼吁书是以一个比喻（作这种比喻是我们的作者的特点）结束的：
“笼罩全国的黑暗反动的阴暗嗜杀的云雾开始消散，并开始为人民的愤怒的暴风雨的云雾所代替。闪电划破了我们的生活的黑暗背景，黎明在远处显露了曙光，暴风雨就要到来了……”
这个呼吁书的目的是宣布梯弗里斯小组的出现，从而使当地的少数布尔什维克可以参加即将举行的代表会议。
柯巴合法地离开了沃洛果达省。他是否从高加索合法地前往彼得堡，这是有疑问的。从前的流放者通常在一定时期内被禁止在重要城市居住。但是不管有没有得到许可，这位乡下人终于出发前往首都所在地。党刚刚从它的麻痹状态中觉醒过来，最优秀的力量关在狱中、被流放或者侨居国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彼得堡需要柯巴。但是他第一次在首都出现的时间是很短的。在他流放结束和下次被捕之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在这两个月的时间中，有三四个星期一定为他前往高加索的行程所用去。柯巴究竟怎样适应他的新环境或者他怎样在新环境中开始他的工作。我们是一无所知的。
这个时期的惟一值得记忆的东西，是柯巴发往国外的关于维波尔格区46名社会民主党人举行秘密会议的非常简短的消息。一位著名的取消派发表的讲话的主要思想是这样的：“在党的意义上，不需要任何组织”，因为，为了进行公开的活动，成立“倡导小组”就够了，这种小组可以负责安排公开的演讲和关于国家保险、城市政治等等问题的合法集会。据柯巴的消息说，取消派关于适应假君主立宪政体的这个方案遭到全体工作者的彻底反对，其中也包括孟什维克。在会议结束时，除了那个主要的讲话人之外，全体投票赞成建立非法的革命政党。
不是列宁就是季诺维也夫为来自彼得堡的这封信加上了下列的编者按：
“柯同志的信值得所有珍视党的人予以最大的注意……人们很难想像出对我们的和事佬与调和派的看法与希望有比此更好的驳斥了。柯同志所描述的事件是偶然的吗？不，它是典型的……”
可是，“党接到这种肯定的情报”的情况是很少见的，“我们感激柯同志提供这种情报”。苏联百科全书在提到这次报纸事件时写道：
“斯大林的信件和文章证明了战斗努力和政治路线的不可动摇的一致，这种一致把列宁和成为他的战友的那位天才连结在一起。”
为了取得这种赞扬，有必要接连出版几种版本的百科全书，在这个过程中，为数不少的编辑被消灭了。
据阿利路也夫叙述，在9月初的一天，他在回家途中注意到他的家门口有密探。他上楼到他的房间，发现斯大林和另一个格鲁吉亚布尔什维克在那里。当阿利路也夫告诉他楼下有“盯梢的人”的时候，斯大林不很客气地回答说：“你怎么搞的？有些同志变成吓破胆的市僧和乡下佬。”但是事实证明，真有密探：9月9日，柯巴被捕，到9月22日，他已经在他的流放地了，这次是在省会沃洛果达——就是说，环境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很可能，这次流放只是为了他非法在彼得堡居住而给予的一种惩罚。
在国外的布尔什维克中央继续派密使到俄国来，准备这次代表会议。各个地方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之间的联系已慢慢建立起来，但经常中断。挑衅盛行，被捕的人数极多，但是，据奥里明斯基说，先进工作者对于召开代表会议的主张的同情立即表明，“工作者只是容忍了取消主义，而内心根本是不喜欢它的”。尽管条件极为困难，密使设法与许多地方的非法小组建立了联系。这位奥里明斯基写道：“它就像一阵新鲜空气。”
在1912年1月5日于布拉格召开的代表会议上，有来自20个地下组织——大部分都是很弱的组织——的15名代表。代表们的报告十分清楚地说明了党的情况：数目不多的地方组织差不多完全是由布尔什维克组成的，有很大比例的奸细，他们一等组织站稳脚跟就背叛了组织。高加索的情况特别可悲。“在齐阿土雷没有任何一种组织”，奥尔忠尼启泽在报告格鲁吉亚这个惟一的工业地点的情况时这样说。“在巴土姆也没有任何组织。”在梯弗里斯——“情况也是一样。在过去一年中，没有发过一张传单，没有进行任何非法活动……。”尽管地方小组有明显的弱点，代表会议反映了新的乐观精神：群众正在行动起来，党感到情况对它有利了。
在布拉格作出的决议决定了党在未来很长一个时期的进程。首先，代表会议认为，有必要建立社会民主党核心，周围要有尽可能多的各种合法工人团体。据代表会议说，使2000万农民饥饿的歉收再一次证明，“……农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的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107。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代表会议宣布把取消派驱逐出党，并号召一切社会民主党人，“不分派别和色彩”，为了重建秘密的党而对取消派进行斗争。108在这样与孟什维克完全决裂以后，布拉格代表会议开始了拥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党独立存在的纪元。
在斯大林指导下编辑的、1938年出版的最新“党史”说：“中央委员会委员是列宁、斯大林、奥尔忠尼启泽、斯维尔德洛夫和戈洛舍金等人。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是在本人缺席时被选进中央委员会的，因为他们当时还在流放所。”109
但是，在官方的党的文件汇编（1926）中，我们看到：
“会议选出了由列宁、季诺维也夫，奥尔忠尼启泽、维克多（奥尔金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和戈洛舍金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党史”并没有把季诺维也夫，也没有把奸细马林诺夫斯基包括在中央委员会中；但是它把斯大林包括在内，而旧名单是没有斯大林的。对这个谜的解释，可以帮助说明那个时期斯大林在党内的地位以及莫斯科编史工作者目前使用的方法。事实上，斯大林并没有在会议上当选，而是在会议以后不久通过所谓补选成为中央委员的。上述官方材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
“后来，柯巴（朱加施维里－斯大林）同志和弗拉基米尔〔别洛斯多茨基，前普梯洛夫工厂的工人〕补选入中央委员会。”
同样，根据莫斯科暗探局的材料，朱加施维里是在会议以后根据中央委员所享有的补选权成为中央委员的。苏联的一切参考书都毫无例外地提供了同样的情况，直到1929年斯大林的指示（这个指示完全改变了编史工作）发表时为止。在1937年纪念代表会议召开25周年而出版的文件中，我们看到：
“斯大林不能参加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工作，因为当时他流放在索里维切果茨克。当时列宁和党已经知道斯大林是一位重要领导人……因此，根据列宁的提议，会议代表在斯大林缺席的情况下把他选入中央委员会。”
关于斯大林究竟是在会议上当选的还是在以后由中央委员会补选为中央委员的问题，看来可能是不重要的。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斯大林想要成为中央委员，列宁认为有必要把他选进中央委员会。可以作为候选人的人选极为有限，以致二流人物也成为中央委员了。可是，柯巴并未当选。为什么？列宁远不是他的党内的独裁者。此外，一个革命政党不会容忍对自己的任何独裁！列宁在与代表们进行初步商谈以后，显然认为不提出柯巴作为候选人是比较明智的，“在1912年列宁把斯大林带进中央委员会时”，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写道，“人们对此表示愤慨。没有人公开反对此事。但是他们在谈话中表示了愤慨。”这位前外交家提供的情况一向是不值得相信的，然而它令人感到兴趣，因为它反映了官僚的回忆和闲谈。列宁无疑遇到严重的反对。只有一件事是他能够做的：等会议结束，然后向人数不多的领导核心呼吁，这个核心不是依靠列宁的推荐，就是同意他对候选人的估计。这样，斯大林就第一次从后门进入中央委员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国内组织的历史也经历了同样的改变。
“中央委员会……根据列宁的提议，成立了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以指导党在俄国的活动。除了斯大林以外，中央委员会俄国局还包括斯维尔德洛夫、斯潘达梁、奥尔忠尼启泽和加里宁。”
贝利亚是这样说的。当我在写本章的时候，贝利亚被任命为斯大林的秘密警察负责人，他在学术上的这种努力是得到报答的了。但是，如果我们寻找任何文件来证明最新的“党史”一再重复的这种说法，那是徒劳的。首先，没有任何人曾被置于党的机构之“首”，这样一个选举方法是根本不存在的。根据旧的官方参考书，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奥尔忠尼启泽、斯潘达梁、斯大林和戈洛舍金组成的一个局”。在《列宁全集》的注释中，名单也是这样的。在莫斯科暗探局的文件中，前面三个人——“季莫费、谢尔戈和柯巴”——被称为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委员，这里用的是他们的化名。有趣的是，在所有的旧名单中，斯大林一贯不是名列最后，就是倒数第二。自然，如果曾把他置于俄国局之“首”，情况当然就不会是这样的了。戈洛舍金在后来的一次清洗中被开除出党的机构，他的名字也同样被排除于1912年成立的俄国局之外，他的位子为幸运的加里宁所替代。历史已成为陶瓷工人手中的陶土了，
2月24日，奥尔忠尼启泽对列宁说，他在沃洛果达访问了伊万诺维奇［斯大林］:“与他达成了肯定的谅解。他对于事情的结果感到满意。”这指的是布拉格党代表会议作出的决定。柯巴得悉，他终于被补选入最近成立的“中央”。2月28日，他以中央委员的新身份从流放地逃走。在巴库稍住以后，他前往彼得堡。两个月以前，他已32岁了。
在柯巴从地方舞台升到全国舞台的同时，工人运动高涨，工人报纸有比较普遍的发展。在地下力量的压力下，沙皇当局失去了他们以前的自信，检查员的力量削弱了，进行合法活动的可能性更广泛了。布尔什维主义公开出现了，最初是以一个周报出现的，后来以一个日报出现。对工人发生影响的可能性立即增多。党继续处于地下，但是党报的编辑部第一次成为革命的合法的工作人员。彼得堡《真理报》这个名字影响了整个时期的工人运动。在这个时期中，人们开始称布尔什维克为“真理报派”。在这家报纸存在的两年半时间内，政府把它封闭了八次，但是每次它都以类似的名称重新出现。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真理报》常常不得不只限于说一些谨慎的话和作一些暗示。但是它的地下鼓动员和传单说出了自己不能公开说的话。此外，先进的工人同时也学会了从字里行间体会意思。同西欧或美国的水平比起来，发行量4万份可能看来是太少了。但是在沙皇俄国过分敏锐的政治监视之下，这家布尔什维克报纸通过它的直接订户和读者，在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当中得到了响应。这样，年轻的革命一代就在经历过反动年代的老革命家的领导下团结在《真理报》的周围。斯大林后来写道：“1912年的《真理报》奠定了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胜利的基础。”110这是暗示他自己也参加了那个活动。
列宁由于还未接到斯大林逃走的消息，在3月28日抱怨说：“伊万诺维奇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样？……”111人员是很缺乏的。甚至在首都也没有合适的人。列宁在这封信中写道，在彼得堡“迫切”需要一个公开露面的人，“因为那里的情况很糟糕。斗争激烈而艰巨。我们既得不到情报，也缺少领导，更不能对报纸进行监督。”112列宁当时在对《明星报》编辑部进行“激烈而艰巨”的斗争，因为这个编辑部反对与取消派进行斗争。后来，列宁再次坚持说，“赶快对《生活事业》［取消派的杂志］进行斗争——这样胜利就有了保证。不然，我们的情况是会很糟糕的。不要怕论战……”。他当时所有的信件的基调就是这样。
我们也很可以继列宁之后重复问一遍：“他在做什么？在什么地方？怎么样？”。斯大林的实际作用——像通常一样，是幕后作用——是不容易断定的，需要彻底研究一下事实和文件。他作为中央委员——即作为党的正式领导人之一——在彼得堡的职责自然也扩大到非法的报纸。然而，在向“历史学家”发出指示以前，这个情况已完全被人遗忘了。集体的记忆有自己的规律，它并不总是与党的规定吻合的。《明星报》是在1910年12月创办的，当时工业恢复的初步迹象已很明显官方文件说，“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安排它的出版和从国外进行编辑工作方面是最密切合作的。”《列宁全集》编辑委员会在列举该报在俄国的主要合作者的名字时提出了11人，其中忘了提斯大林。然而毫无疑问，他是这家报纸的工作人员之一，而且由于他的地位，是一位有影响的工作人员。在过去所有的回忆录和参考书中，也都忘记提他的名字——这种忘记在今天或许可以称为记忆力破坏所致。甚至1927年《真理报》在为纪念自己创刊15周年而出的特刊中也没有一篇文章提到斯大林的名字，就连社论也没有提他的名字。人们在研究旧的报刊时，有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惟一的例外，是在奥里明斯基的宝贵回忆录中发现的，奥里明斯基是与《明星报》和《真理报》关系最密切的一些人之一，他是这样叙述斯大林的作用的：
“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在从流放地逃走以后曾经常在彼得堡出现……他们二人在彼得堡的出现〔直到他们重新被捕为止〕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是每次都对报纸、对党团等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这句简短的话不是在正文里，而是在一个脚注里，这大概最确切地说明了当时的情况。斯大林经常在彼得堡作短时的露面，对组织、对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和对报纸施加压力，然后又不见了。他出现的时间太短，他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党组织的影响，他的主张和文章又太平凡，因此没有在任何人的记忆中留下持久的印象。当人们并非在胁迫之下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们所记的并不是官僚的官方职务。而是有活力的人们的有活力的行动，生动的事实，明确的方案，具有独创性的建议。斯大林在这些方面都是不出色的。无怪乎人们所记得的是生动的原作，而不是复制品。不错，斯大林并不仅仅阐释列宁的话，但是由于他要支持调和派，他就继续在同时采取两条路线。从他在索里维切果茨克所写的两封信中，我们对这两条路线已很熟悉了，那就是：同列宁在一起反对调和派；同调和派在一起反对列宁。第一个政策是公开的，第二个政策是隐蔽的。斯大林反对国外中央的斗争也没有使撰写回忆录的人得到启发，虽然这是由于一个不同的原因。所有这些写回亿录的人都积极地或者消极地参加了调和派反列宁的“阴谋”，因此希望避开党史的这一章。只是在1929年以后，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的正式地位才成为对战前这一历史时期作出新解释时所依据的基础。
斯大林是不可能对报纸留下他个人的烙印的，原因很简单，他生性就不是一个报人。从1912年4月到1913年2月，据他的一位亲密同事估计，他在布尔什维克报纸上发表了“不下20篇文章”，平均一个月约两篇。而且这是在局势处于高潮、生活在令人激动的每一天都提出新问题的时候！不错，在这一年中，斯大林在流放地度过了将近六个月。但是，从索里维切果茨克或者从沃洛果达向《真理报》写文章要比从克拉柯夫容易得多，列宁和季诺维也夫每隔一天就从克拉柯夫寄出文章和信件。懒散、过分谨慎、完全缺乏写作本领、最后还有东方人的极端懒惰性，使斯大林的笔写不出什么东西来。他的文章在语气上比第一次革命的那几年更为自信了，这些文章继续具有不可磨灭的平凡的印记。
他在4月15日的《明星报》上写道：“随着工人的经济发动而来的是他们的政治发动。随着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而来的是因连纳惨案而引起的抗议、群众集会和政治罢工……无疑地，解放运动的潜在力量已经动起来了……向你们致敬，第一群燕子！”113
象征“潜在力量”的“燕子”这个隐喻说明了我们作者的风格的特点。但是，他想说的是什么，毕竟是清楚的。斯大林在从所谓“连纳事件”得出“结论”时，分析了——像往常那样，公式主义地分析，而不顾活生生的现实——政府和政党的行动，指责资产阶级对枪杀工人“猫哭老鼠”，最后警告说：“现在，当第一次高潮正在退落的时候，曾经躲在猫哭老鼠这一烟幕后面的黑暗势力又开始出现了。”114尽管他作的隐喻“猫哭老鼠这一烟幕”令人吃惊——文章在其他方面是中立的，因此这个隐喻似乎是特别奇怪的——，这篇文章大体上说出了应当说的话和其他许多人本来会说的话。但是，正是由于他的解说——不仅是他的风格，而且还有分析本身——的“粗糙”，人们对斯大林的著作不能卒读，像敏感的耳朵听不谐调的音乐一样无法忍受。他在一张非法的传单中写道：
“在5月1日这一天，当大自然从冬眠中苏醒过来，森林和群山披上翠绿，田野和草地开遍鲜花，太阳开始更温暖地照耀，空气中感觉到新生的喜悦，大自然陶醉于舞蹈和狂欢中的时候。——他们决定在今天大声地公开地向全世界宣布，工人给人类带来的是春天，是挣脱资本主义枷锁的解放……工人运动的海洋日益波澜壮阔地泛滥起来……无产阶级愤怒的海洋掀起了巨浪……他们确信自己的胜利，他们镇定而坚强，他们骄傲地沿着通向乐土的道路，沿着通向光明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115
这就是用梯弗里斯说教的语言讲话的彼得堡革命者。
罢工浪潮高涨着，党与工人的接触增多了。周报已不再能满足运动的需要。《明星报》开始筹款办日报。前杜马代表波列塔也夫写道，“1912年冬末，从流放地逃出的斯大林来到彼得堡。办一家工人报纸的工作进行得更起劲了。”斯大林本人在1922年为纪念《真理报》创刊十周年而写的文章中说：
“1912年4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波列塔也夫同志的寓所里，两位杜马代表（波克罗夫斯基和波列塔也夫）、两位作家（奥里明斯基和巴图林）和我这个中央委员……在一起商妥了《真理报》的编辑方针，并且编排了该报的创刊号。”116
这样，斯大林自己就肯定《真理报》编辑方针是他负责制订的。这个方针的实质可以总括如下：“应当工作，其余的就不用管了。”不错，4月22日，就在《真理报》第一期出版的那一天，斯大林本人被捕。但是，在差不多三个月的时间内，《真理报》是忠实于他与别人联合制订的这个方针的。“取消派”这三个字从这家报纸的词汇中勾消了。
克鲁普斯卡娅写道，“必须同取消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此，当《真理报》起初硬要从伊里奇的文章中刚掉同取消派的争论部分的时候，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非常激动。他给《真理报》写去了一些气愤的信。”117其中一部分——显然是一小部分——总算发表了。她还抱怨说，“有时候——虽然这种情形不多——伊里奇的论文杳无音信；有时候，压下他的稿子，不马上登载出来。遇到这种时候，伊里奇就焦急，给《真理报》写去气愤的信，但无济于事。”118
同《真理报》编辑部的斗争是同《明星报》编辑部的斗争的直接的继续。列宁在1912年7月11日写道，“向工人们隐瞒分歧……是不应当的、有害无益的、可笑的”119。几天以后，他要求编辑部的秘书莫洛托夫（现在是人民委员会仁［副］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说明这家报纸为什么要“顽固地、不断地删掉我的以及其他同事的文章中提到取消派的那些话呢？”120同时，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即将到来。列宁警告说：“彼得堡工人选民团的选举无疑将一直与对取消派的斗争同时进行。这将证明是先进工人的最重要的问题。可是他们的报纸却保持沉默，避免‘取消派’这三个字！……规避这些问题就是自杀。”
列宁在克拉柯夫十分清楚地看出了党的调和派上层人物沉默地、然而顽固地进行的阴谋。但是他完全相信他是正确的。工人运动的迅速恢复必然要尖锐地提出革命的根本问题，不仅使取消派失去立足之地，而且也使调和派失去立足之地。列宁的力量不在于他有能力建立一个机构——他也知道怎样来做这个工作——而在于他有能力在一切危急关头利用群众的活力来克服任何政党都有的缺点和保守性。这次也是这样。在工人的日益增长的压力下，在克拉柯夫的鞭策下，《真理报》勉强地、在不断进行抗拒的情况下开始慢慢放弃它的中立立场。
斯大林在彼得堡监狱度过了两个多月。7月2日，他出发前往新的流放地，流放期为四年。这次要穿过乌拉尔，这是在托姆斯克省的北部——在纳赖姆地区，该地区因森林、湖泊和沼泽而著名。我们已经认识的维列沙克在科尔帕谢沃村再次会晤了柯巴，后者在前往他的目的地途中在这个村子住了几天。这里有斯维尔德洛夫、伊·斯米尔诺夫和拉谢维奇，全是老布尔什维克。当时很难预言：拉谢维奇会死在斯大林流放他的地方；斯米尔诺夫会被他枪毙；而斯维尔德洛夫只是由于过早逝世才免遭同样的下场。维列沙克写道，“斯大林到达纳赖姆地区后使布尔什维克的活动活跃起来，有不少人逃走了。”在另外几个人逃走后，斯大林自己也逃走了：“他差不多是公开地搭乘开春后的第一艘汽船走开了……”事实上，斯大林是在夏末逃走的。这是他第四次逃走。
他在9月12日回到彼得堡时，发现那里的局势已大大改变了。暴风雨般的罢工正在进行着。工人们再次高喊革命口号而涌上大街。孟什维克的政策显然是信誉扫地了，《真理报》的影响迅速增长。此外，杜马选举临近了。克拉柯夫已经定下了竞选运动的调子。进行争论的阵地已经选好。布尔什维克是在与取消派分开和在反对他们的情况下进行竞选斗争的。工人们在民主革命的三个主要口号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个口号是：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的土地。把小资产阶级民主分子从自由派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把农民争取到工人一边来——这是列宁的竞选纲领的主要思想。列宁把对细节的无微不至的注意与大胆的思想结合起来，他实际上是彻底研究了斯托雷平选举法的一切可以利用之处和需要加以防范之处的惟一马克思主义者。在从政治上鼓舞了竞选运动以后，他在技术上逐日指导了这个运动。为了帮助彼得堡，他从国外寄来了文章和指示，派来作了充分准备的密使。
萨发罗夫（现在是失踪者之一）,1912年春天在从瑞士前往彼得堡的途中在克拉柯夫停留，他在那里得悉，与列宁接近的一个主要的党的活动家印涅萨也将前往彼得堡去帮助进行竞选。“至少接连两三天，伊里奇向我们作了充分的指示。”彼得堡工人选民团代表的选举规定在9月16日进行。印涅萨和萨发罗夫在14日被捕。克鲁普斯卡娅写道，“但是警察局还不知道逃出流放地的斯大林已于12日来到这里。工人选民团的代表选举，取得了巨大的胜利”。121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说：“多谢斯大林。”她只是把这两句话并列起来。这是一种消极自卫措施。我们在前杜马代表巴达也夫的回忆录的新版本中看到：“在若干工厂中临时举行的集会上，最近从纳赖姆逃出的斯大林讲了话。”（第一版没有这句话）据迟至1937年才写回忆录的阿利路也夫说：“斯大林直接掌握了第四届杜马的整个的繁重竞选工作……斯大林非法地住在彼得堡，没有一个肯定的永久住所。他不愿在一次拖长了的工人集会结束以后在深夜去打扰他的任何亲密同志，而且也由于考虑到他是在进行秘密活动，他常常在某个酒馆里喝一杯清茶度过一夜的其余时间。”他在这里有时也“坐在充满了烟味的酒馆里打个盹。”
在竞选的初期需要与选民直接接触的时候，斯大林不可能对选举问题发生很大的影响，这不仅是因为他是一个很差的演说家，而且还因为只有四天的时间供他支配。他弥补了这一点，他在多层选举制的后期起了重要作用，只要有必要，他就鼓动选民团代表，依靠非法的机构，通过从幕后指挥的办法来指导他们。在这个活动中，斯大林无疑证明自已比任何其他人都更为合适。
竞选运动的一个重要文件是《彼得堡工人给自己的工人代表的委托书》。巴达也夫在他的初版的回忆录中说，这个委托书是由中央委员会写成的，但是在新版的回忆录中，他说委托书是斯大林个人写的。委托书非常可能是集体努力的产物，在这个集体努力中，斯大林作为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可能拥有最后决定权。
委托书说：“我们认为俄国正处在必将到来的群众运动的前夜，这一运动也许比1905年更加深入……这一运动的先锋，也像1905年一样，将是俄国社会中最先进的阶级即俄国无产阶级。它的同盟者只能是和俄国解放事业休戚相关的多灾多难的农民。”122列宁写信给《真理报》编辑部说，“一定要把这份……委托书用大号字登载在显著的地位。”123省代表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这个布尔什维克委托书。在这些令人激动的日子里，斯大林也作为一个政论家更积极地活动起来；我在一周中在《真理报》上看到他的四篇文章。
彼得堡的选举结果，像各个工业地区一样，是十分良好的。在最重要省份中的六个省份里（共包括工人阶级的4/5左右），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当选了。七个取消派主要是由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选票而当选的。斯大林在写给在国外出版的中央机关刊物的信中说：“和1907年的选举不同，1912年的选举恰巧是在工人革命浪潮兴起的时候举行的。”124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还没有什么抵制倾向的工人积极地为选举权而斗争。政府委员会企图宣布彼得堡的某些最大工厂中的选举结果无效。工人们以一致的抗议罢工相对抗，这个抗议罢工达到了目的。这封信的作者继续说，“应当指出，罢工运动是我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发起的。”125这里指的是斯大林自己。他为竞选运动作的政治结论是：“革命的民主社会党生气勃勃而强大有力，这是第一个结论。取消派在政治上破产，这是第二个结论。”126这是正确的。
这七名孟什维克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想要把这六名布尔什维克（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的工人）置于他们自己的控制之下。11月底，列宁亲自写信给瓦西里也夫［斯大林］：“既然我们拥有工人选民团方面的全部六名代表，就决不能默默地服从某些西伯利亚人127。六人团既然受到多数的压制，它就应当提出强硬的抗议……”128斯大林对这封信的答复，像对其他信的答复一样，仍然是郑重保管着的。但是列宁的呼吁井未得到同情：这六个人认为与那些被“开除出党”的取消派的团结高于他们自己的政治独立。在《真理报》发表的一项特别决议中，统一的党团承认，“社会民主党的团结是一个迫切的需要”，表示自己赞成将《真理报》与取消派的《光线报》合并，并且作为朝这个方向走的一步，建议它的全部成员都成为两家报纸的撰稿人。12月18日，孟什维克的《光线报》在它的撰稿人名单上胜利地公布了四个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名字（两个拒绝刊登自己的名字）；孟什维克派成员的名字同时在《真理报》的报头上出现。调和主义再次获胜，这在实质上意味着布拉格代表会议的精神和文字的失败。
不久，《光线报》的撰稿人名单上又出现了一个名字——高尔基的名字。这使人感到是一个阴谋。“你怎么与《光线报》搞在一起了呢？？？”列宁写信给高尔基，打上三个问号。“难道你可能是在步代表们的后尘？可是他们完全是上当了！”在调和派取得这个暂时的胜利的时期，斯大林在彼得堡执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和对《真理报》的控制权。没有任何人透露过关于他对严重打击了列宁的政策的这些决定表示抗议的任何情况——这是一个肯定的迹象，表明调和派阴谋的幕后鼓动者是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夫代表后来为他的犯罪行为辩解说：“像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我们的决定……是与我们当时有机会与之讨论我们的活动的那些党内人士的态度一致的……”这个转弯抹角的说法暗指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局，首先是暗指斯大林本人。巴达也失谨慎地声辩说，罪责不应从领导人身上转移到被领导者的身上。
几年以前，人们在苏联报纸上注意到，对于列宁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以及与《真理报》编辑部进行的内部斗争的历史没有作充分的说明。最近几年，有人采取了一切行动使得作这样的说明比过去更加困难。列宁在那个重要时期的信件还没有全部发表在历史学家手中的，只有在实行极权主义控制以前由于某种原因从档案中拿出的那些文件。但是，即使从这些零星的不全的材料中，也可看到一个明确的情况。列宁的倔强只是他的现实的远见的另一面。他坚持沿着在最后推牌时一定会成为内战的战线的那条线划清界线。经验主义的斯大林生性就是不能采取长远看法的。在竞选期间，他对取消派大力进行了斗争，为了能选上他自己的代表，这是一个获得重要的支持的问题。但是，一旦他的组织任务完成，他就认为没有必要引起新的“内部纠纷”，特别是因为处在革命浪潮影响之下的孟什维克看来也倾向于讲不同的语言了。的确，没有理由“在墙上爬了”！对列宁来说，他的整个政策使群众受到了革命教育。只要在选举以后，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仍然是联合的，竞选斗争对他来说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他认为，有必要在每一步、在采取每一个行动时，给工人各种机会，使他们相信，在所有的基本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所有其他政党都是截然不同的。这就是克拉柯夫和彼得堡之间的最重要的矛盾之点。
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动摇是与《真理报》的政策密切相关的。巴达也夫在1930年写道：“在这个时期，具有非法身份的斯大林主持了《真理报》。”消息灵通的萨维里也夫的写法不同：“在1912年秋和1912——l913年冬，仍然具有非法身份的斯大林，实际上主持了《真理报》。在这个时期，他只短时离开，前往国外，前往莫斯科和其他地方。”这些目击者的叙述是符合全部实际情况的，是不能加以怀疑的。然而，说斯大林实际主持了这家报纸却是不确实的。实际主持这家报纸的是列宁。他每天都寄出文章，对别人的文章进行批评、建议、指示和更正。斯大林是一个懒于思考的人，他不可能跟上源源不断提出的这些建议和主张，这些建议和主张有9/10在他看来是多余的、是夸张的。编辑部基本上是保持一种守势。它没有自己的主张，只是设法顿挫克拉柯夫的政策的锋芒。列宁不仅知道怎样保护这些锋芒，而且还知道怎样使这些锋芒重新锋利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自然成为调和派反对列宁的压力的行动的秘密鼓动者。
《列宁全集》编辑委员会（布哈林、莫洛托夫和萨维里也夫）说，“由于在竞选结束时对取消派采取的软弱立场以及由于向前进报派提出了为《真理报》撰稿的要求而产生了新的矛盾。1913年1月在约·斯大林离开彼得堡以后，关系更坏了……”。“更坏了”这个经过周密考虑的说法证明，甚至在斯大林离开以前，列宁与编辑部的关系并不是友好的。但是斯大林用各种力法避免使自己成为“标的”。
编辑部成员从党的意义上说是一些没有什么影响的人物，其中有些是偶然而来的人物。列宁要是撤换他们，本来是不难的。但是他们在党的上层人物的态度中和在这个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上得到支持。斯大林与编辑部和党团是有密切联系的，如果与斯大林发生激烈的冲突，那会意味着改组党的参谋部。因此，列宁的政策尽管是坚定不渝的，却是很谨慎的11月26日，他“感到非常痛心”129地斥责了编辑部，因为它没有在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在巴塞尔开幕的时候发表一篇文章：“其实写一篇这样的文章是完全不困难的，《真理报》编辑部也知道代表大会是在星期日开幕。”130斯大林无疑真正感到惊奇。国际代表大会？在巴塞尔？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然而，主要的摩擦原因并不是这种偶然的、虽然是再发生的错误，而是在对党的发展进程的看法上的根本分歧只有具有大胆的革命看法的人才感到列宁的政策是有意义的；从报纸的发行或从建立组织的观点来看，这看来只能是极为过分的。斯大林在内心深处继续把列宁这个“侨居国外的人”看作是一个宗派主义者。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在当时发生的一个微妙的插曲。在这几年中，列宁手头是很拮据的。当《真理报》能够自立的时候，编辑部规定给它的鼓动者和主要撰稿人一笔酬金，这笔酬金虽然数目不大，却是他的主要财政支柱。正当冲突变得十分尖锐的时候，这笔钱就不汇了。虽然列宁对这种事情是极为敏感的，他却不得不相当坚持地提醒他们注意他的事情。“为什么不把应寄的钱寄来。耽误会使我们陷入窘境。请不要耽误。”131不能认为扣钱不寄是一种财政惩罚〔虽然后来斯大林当权时，曾毫不犹豫地一再采取这种办法〕。但是即使这不过是疏忽问题，它却充分说明了彼得堡和克拉柯夫之间的关系。的确，这种关系远不是友好的。在斯大林前往克拉柯夫出席在党的总部举行的会议以后，列宁对《真理报》的愤慨立即在他的信件中公开化了。人们产生了这样一个无法抗拒的印象，即列宁只是在等待斯大林启行，以便与彼得堡的那一窝调和派决裂，同时保持与斯大林达成和平谅解的可能性。在消除了这个最有势力的敌人以后，列宁马上对彼得堡编辑部发动了猛烈的攻击。他在1月12日写给彼得堡的一个亲信人物的信中，提到《真理报》在关于纺织工人报纸方面所犯的“不能原谅的错误”，坚持要纠正“你们的愚蠢”等等。这封信完全出自克鲁普斯卡娅的手笔。后来，列宁亲笔写道：“我们收到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我们不想答复，必须赶走他们……我们对于没有关于改组编辑部的计划的消息极为不安……改组，更好的是，完全赶走全部旧人，这是极为必要的。它办得糟极了。他们赞扬崩得和《时报》（机会主义的犹太刊物），这完全是卑鄙的。他们不知道怎样对付《光线报》，他们对于文章［即列宁本人写的文章］的态度是恶劣的。我简直失去耐心了……”这封信的语气表明，列宁的愤怒——他知道在必要时如何克制自己——达到了极限。对这家报纸的严厉批评是关于斯大林负责直接监督它的整个时期的。写“编辑部的一封愚蠢而无礼的信”的那个人的姓名还没有透露，当然，这并不是偶然的。这不大会是斯大林写的，他太谨慎了，不会这样做：此外，当时他非常可能已经离开彼得堡。更可能的是，这封信是莫洛托夫写的，他是编辑部的正式秘书，他像斯大林一样性情粗暴，但是却没有斯大林灵活。
从列宁信中另外一些话里可以清楚看出，他现在是多么坚决地要处理长期存在的矛盾：“对款项的管理采取了什么行动？谁拿去了订报费？它在谁手里？一共有多少？”列宁显然并不排斥决裂的可能性，他很关心把财政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是并未决裂。感到狼狈的调和派根本未敢想到这一点。消极抵抗是他们的惟一武器。现在，甚至这个武器也要从他们的手中打掉了。
克鲁普斯卡娅答复什克洛夫斯基从伯尔尼寄来的悲观信件，并说布尔什维克的情况并不像看来那样糟糕。她在信的开头承认，“当然，《真理报》办得很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表示意见是一致的，像是不容置辩的。“每一个人都是编辑人员，他们大多数都不是作家……工人对《光线报》的抗议没有发表，以避免论战。”但是，克鲁普斯卡娅答应要在最近的将来进行“重大改革”。这封信是在1月19日写的。第二天，列宁通过克鲁普斯卡娅写信到彼得堡说：“……必须建立自己的《日报》编辑部，撤掉目前的编辑部。现在情况糟透了、没有自下而上实现统一的运动，是愚蠢的和卑鄙的……难道这些编辑是人吗？不是人，而是可怜的废物，事情就坏在他们手里。”132这就是列宁在想要表明他要斗争到底时所采用的文风。
同时，他在作了周密的布置以后对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调和主义开火。早在l月3日，他写信到彼得堡说：“务必无条件地发表我们寄给你们的巴库工人信件……”。这封信要求布尔什维克杜马代表与《光线报》决裂。巴库工人指出，在五年中，取消派“一直千方百计地重申党已死亡。”工人们问道：“现在他们为什么要求与死尸团结呢？”这个问题十分中肯。列宁则坚持问道，“这四位［代表］什么时候退出《光线报》呢？难道我们必须再等下去吗？……甚至从遥远的巴库，有20名工人也在抗议了。”这样假定是不会错的：在通过写信未能使这些代表与《光线报》决裂以后，列宁在斯大林仍在彼得堡的时候慎重地开始动员下层工人。毫无疑问，巴库工人是由于列宁的倡议而抗议的——列宁选择巴库也并非偶然！此外，他们不是把抗议信寄往巴库领袖柯巴所负责的《真理报》编辑部，而是寄往在克拉柯夫的列宁。冲突的复杂性已极为明显。列宁前进了。斯大林则玩弄手法。在调和派抗拒（这种抗拒不是没有得到取消派无意中的帮助，取消派愈来愈暴露出他们的机会主义）的情况下，列宁不久就诱导布尔什维克代表在抗议下辞去他们担任的《光线报》撰稿人的职务。但是他们继续受到杜马中社会民主党党团取消派多数的纪律的约束。
列宁为最坏的情况甚至为分裂作好了准备，他像以往一样，做了他可能做的一切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而使麻须尽可能少，使牺牲者的人数尽可能少。恰恰就是为这一点，他才首先要求斯大林到国外去，这样，他就能够使斯大林了解，在即将进行的“改革”期间，他最好离开《真理报》。同时，另一位中央委员被派往彼得堡——未来的苏维埃共和国第一任主席斯维尔德洛夫。这个重要的事实得到官方的证实。《列宁全集》第16卷的注释说，“为了改组编辑部，中央委员会派斯维尔德洛夫前往彼得堡。”列宁写信给他说：“今天得知《日报》已开始进行改革。多多致意，深表祝贺，并祝成功……你们无法想像，同一个暗中作对的编辑部合作，使我们吃了多少苦头。”133这是积聚的怨恨与宽慰感相交织的一些话，列宁这样就解决了在整个困难时期与编辑部的争端，而在这个时期中，就像人们告诉我们的，“斯大林实际上主持了这家报纸”。
季诺维也夫在1934年（当时他已有杀身之祸）写道：“写这些句子的人清楚记得，斯大林到达克拉柯夫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列宁倍加高兴——因为在斯大林离开彼得堡期间，他能够在那里进行他的微妙的开刀手术，并且因为他大概能够不对中央委员会内部进行任何改组而做到这一点。克鲁普斯卡娅在简略而谨慎地叙述斯大林在克拉柯夫居留情况的时候写道（好像是无意中加上的）：“伊里奇当时正因《真理报》而生气，斯大林也因《真理报》生气。他们商谈如何把事情搞好。”134意味非常深长的这些话，尽管有意说得晦涩，显然是说得更明白的文本中仅存下来的东西。那个文本已由于检查员的要求而搁置起来。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来看，不可能怀疑列宁和斯大林“生气”是由于不同的原因，每人都在设法为自己的政策辩护。但是，这场斗争太不势均力敌了，斯大林不得不退却。
他奉召参加的会议从12月28日开到1913年1月1日，参加的有11人——中央委员、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和著名的地方领导人。会议除了讨论由于革命的高涨而产生的一般政治问题外，还讨论了党内生活的尖锐问题——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党报、对取消派和对“团结”的口号的态度。主要的报告是列宁作的，必须认为，杜马代表和他们的领袖斯大林不得不听取不少辛酸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以友好口气说出来的。看来，斯大林在会议上保持了平静，只有这一点才能说明为什么谦逊的巴达也夫在他的初版回忆录（1929）中甚至没有把斯大林列在与会者名单之内。此外，在紧急情况下保持沉默是斯大林的得意作法。会议的记录和其他文件“尚未发现”。非常可能，已经采取特别措施务使这些文件不被发现。克鲁普斯卡娅在那个时期寄往俄国的一封信中有这样的话：“在这次会议上，地方领导人所作的报告是十分有趣的。人人都说群众现在已经成长起来了……在选举期间已很明显，到处都有自发成立的工人组织……这些组织大部分是与党没有关系的，然而它们在精神上是党的组织。”至于列宁，他在给高尔基的一封信中指出，会议“是非常成功的”,“将起它的作用”。他首先所想到的，是解决党的政策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警察局通知它驻国外机构的负责人说，尽管他上次提出了报告，波列塔也夫代表并未参加会议，下列的人参加了：列宁、季诺维也夫和克鲁普斯卡娅；马林诺夫斯基代表、彼得罗夫斯基代表和巴达也夫代表；洛波夫，工人麦德维捷夫，俄国炮兵中尉特罗雅诺夫斯基135，特罗雅诺夫斯基的妻子136和柯巴。有趣的是名字排列的次序在警察局的名单上，柯巴的名字列在最后。在《列宁全集》（1929）的注释中，他的名字列在第五，在列宁、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之后，虽然当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克鲁普斯卡娅早已失宠了。在最近时期的名单中，斯大林总是居第二位，紧跟在列宁之后。这些变动相当清楚地说明他是怎样发迹的。
警察局想要用这封信表明，彼得堡对于在克拉柯夫进行的活动比它在国外的奸细有更清楚的了解。无疑，马林诺夫斯基在会上起了重要作用。他作为奸细的真正身份只有警察总部中的最高级人物知道。不错，与他接触过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早在反动年代就怀疑他了，但是他们拿不出证据来证实他们的怀疑，他们的怀疑减少了。1912年1月，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马林诺夫斯基出席在布拉格举行的代表会议，列宁急切地把握了这个有才干、有魄力的工人，并帮助提出他作为杜马选举的候选人。警察方面也支持它的奸细，逮捕了所有可能与他竞选的人。莫斯科工人的这位代表一度在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中建立了他的威信。马林诺夫斯基在从列宁那里收到拟好的议会演说稿以后，就把稿子送交警察局长审阅。警察局长起初企图作一些修改；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团制度把每个代表的独立权局限在非常狭小的范围之内因此，虽然这位社会民主党代表是暗探局的最好的告密者，暗探局的这个奸细也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团的最富有战斗性的演说家。
1913年夏，一些著名的布尔什维克再次对马林诺夫斯基产生怀疑；但是由于缺乏证据，这个问题又搁置起来。后来政府本身害怕此事可能暴露，害怕暴露之后产生政治丑闻。马林诺夫斯基根据他上司的命令，在1914年5月向杜马主席提出一项声明，宣布他打算辞去代表职务。关于他扮演的角色的谣言再次传播开来，而且传得很盛，这次还在报上登载出来了。马林诺夫斯基前往国外会见列宁，要求调查。他显然与他在警察局的上司共同规定了他的行动方针。两周以后，彼得堡的党报发表了一封电报，电报间接地宣布，中央委员会调查了马林诺夫斯基事件以后，深信他个人是正直的。又过了几天，一项决议发表了。决议大意说，马林诺夫斯基由于故意辞去代表职务，“已使自己处于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之外”。用合法的报纸的语言来说，这意味着开除出党。
列宁的反对者对列宁进行了长期的和猛烈的攻击，因为他“庇护”马林诺夫斯基。警察密探参加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特别是参加中央委员会，当然是党的一个重大灾难。事实上，斯大林最后一次流放就是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出卖。但是，在那些日子里，由于派系的敌对而复杂化的猜疑毒化了地下组织的气氛。没有人提出对马林诺夫斯基不利的直接证据。毕竟不可能根据含糊的猜疑而宣布一个党员政治上的——或许甚至是肉体上的——死刑。而且由于马林诺夫斯基居于负责地位，而党的声望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他的声望，列宁认为，他有责任以他一向是出色的力量来为马林诺夫斯基辩护。在君主政体被推翻以后．马林诺夫斯基为警察局服务这一事实完全得到证实。十月革命以后，这个奸细在从德国俘虏营回到莫斯科时．根据法庭的命令被枪决了。
尽管缺乏人员，列宁并不急于派斯大林回俄国。必须在他回去以前完成在彼得堡的“必要的改革”。另一方面，斯大林在克拉柯夫会议以后也不急于回到他从前工作的地方，这次会议明确无误地（不管是多么间接地）谴责了他的政策。像往常一样，列宁尽了他一切力量使这位被打败的人作一次体面的退却。报复是同列宁的性情格格不入的。为了使斯大林在这个重要时期留在国外，列宁使他对研究少数民族问题发生了兴趣——这完全是符合列宁精神的一种安排！
高加索有几十个半开化的、原始的然而是迅速觉醒的民族。斯大林是高加索人，列宁无须向他证明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独立的传统继续在格鲁吉亚发扬光大。柯巴本人就是在这里第一次具有革命冲动的。他的假名就源起于他自己的民族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不错，据伊雷马什维利说，在第一次革命的年代，他对研究格鲁吉亚问题变得冷淡了，“民族解放……对他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了。他不想对他取得权力的意志施加任何限制。俄国和全世界今后必须是他追求的目标。”伊雷马什维利显然预见到晚得多的时候的事实和态度。不容置疑的一点是，柯巴在成为布尔什维克以后，就放弃了民族主义的浪漫主义，这样浪漫主义继续与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毫无生气的社会主义协调地和平共处。但是，在抛弃了格鲁吉亚独立的主张以后，像许多大俄罗斯人一样，柯巴不能够继续对民族问题完全漠不关心，因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俄罗斯人等等之间的关系经常使高加索的革命活动复杂化。
在他看来，柯巴已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但是，他在感情上已成为一个国际主义者了吗？大俄罗斯人列宁是不能容忍可能伤害被压迫民族的感情的任何玩笑或奇谈的。斯大林具有的吉第里洛村农民气味太重了。当然，在革命前的年代，他是不敢玩弄民族偏见的，后来在他已经当权的时候才敢这样做。但是这种性格甚至在当时已经在小问题上表现出来。在提到孟什维克中的犹太人在1907年伦敦代表大会上占优势的时候，柯巴写道：“关于这一点，布尔什维克中曾有人（好像是阿列克辛斯基同志）开玩笑说，孟什维克是犹太人的派别，布尔什维克是真正俄罗斯人的派别，所以我们布尔什维克不妨在党内来一次蹂躏犹太人的暴行。”137
甚至现在也不可能不感到惊奇：在为了写给高加索（那里的气氛充满了民族仇恨情绪）工人看的一篇文章中，斯大林竟引述了这样一个极为可疑的玩笑。此外，这不是偶然不够机智的问题，而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就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洋洋得意地拿代表大会关于没收土地的决议“开玩笑”，目的是要消除高加索战士的怀疑。人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巴库的孟什维克当时是由犹太人领导的，作者想用他关于反犹太的暴行的“玩笑”来使他的反对派在落后工人的心目中信誉扫地。这比通过说服教育争取他们要容易，斯大林在一切事情上总是寻求会遇到最小阻力的办法。可以补充一句，阿列克辛斯基的“玩笑”也不是偶然的，这个极左的布尔什维克后来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对分子和反犹太分子。
自然，柯巴在他的政治活动中维护了党的正式立场。可是在他出国以前，他的政治文章从未超过日常宣传的水平。现在，只是在列宁的倡议下，他才从一个更广泛的理论和政治观点来对待民族问题。他对高加索的复杂民族关系的直接了解无疑使他比较容易在这个复杂的领域进行探讨，在这个领域中，制订抽象的理论是特别危险的。
在战前欧洲的两个国家，即沙皇俄国和哈布斯堡奥匈帝国中，民族问题具有特殊的政治意义。在这两国中，工人政党都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在理论方面，以奥托·鲍威尔和卡尔·伦纳为代表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认为，民族是与领土、经济和阶级无关的，把它变为受所谓“民族性格”限制的抽象概念。在民族政策方面，以及在一切其他方面，它并不想超越对现状的纠正。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害怕瓜分这个帝国的想法，力图使它的民族纲领适应于这个拼凑起来的国家的疆界。所谓“民族文化经济”的纲领规定，同一民族的公民，不管他们是怎样分布在奥匈帝国的领土，不管这个国家的行政分区是什么，应当在纯个人特点的基础上联合成为一个共同体，以解决他们的文化任务（剧院、教堂和学校等等）。这个纲领是不自然的、空想的，因为它企图在一个为社会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把文化与领土和经济分离开来；它同时也是反动的，因为它使同一国家的工人被强迫分裂为各种民族，破坏了他们的阶级力量。
列宁的立场与此截然相反。他认为，民族与领土、经济和阶级结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他并不认为，历史形成的国家（它的疆界横切了各民族的有机躯体）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要求承认国家的每一个民族单位有权分离出去而独立存在。由于各个民族自愿地或者由于必要而在一个国家的国境之内共处，他们的文化利益必须在最广泛的区域自治（因而是地域自治）——包括在法律上保障每一个少数民族的权利——的范围内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同时列宁认为，某一国家的全体工人（不管他们属于哪个民族）的不容争辩的义务是团结在同一个阶级组织里。民族问题在波兰特别尖锐，这个问题由于波兰的历史命运而恶化了。以约瑟夫·皮尔苏茨基为首的所谓波兰社会党热烈主张波兰独立；波兰社会党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它的黩武民族主义的暧昧的附属物。另一方面，波兰社会民主党（它的领导人是罗莎·卢森堡）提出了关于波兰地区实行自治作为民主俄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要求，与波兰独立的口号相对抗。卢森堡是从这样的考虑出发的：在帝国主义时代，波兰与俄国分离在经济上是行不通的，而在社会主义时代，这种分离则是不必要的。她认为，“自决权”是空洞的抽象的东西。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战持续了好几年。列宁坚持说，帝国主义在各国、各地区和各个生活方面的统治并不是相似的或者同等的；过去的遗产是各种历史时代累积起来的和互相交错而产生的东西；虽然垄断资本主义凌驾一切，它并不代替一切；尽管帝国主义进行统治，许多民族问题仍然完全没有解决；甚至在帝国主义时代，波兰也可能独立，这取决于国内和国际局势。
列宁的看法是，自决权只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在民族关系方面的应用。在资本主义下，真正的、完全的和全面的民主是无法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弱小民族的民族独立同样是“无法实现的”。但是，甚至在帝国主义下，工人阶级并不拒绝为民主权利——包括每一民族独立存在的权利——而斗争。而且，在我们的星球的某些部分，正是帝国主义自己使民族自决的口号具有了特殊意义。虽然西欧和中欧在19世纪总算设法解决了它们的民族问题，但是在东欧、亚洲、非洲和南美，民族民主运动到20世纪才真正开始发展起来。否认民族自决权实际上就等于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反对他们的殖民地，并且一般地反对一切被压迫民族。
在反动时期，俄国民族问题大大恶化了。斯大林写道：“可是从上层掀起的黩武的民族主义浪潮，‘当权人物’用来报复‘爱好自由’的边疆地区的种种高压手段，在下层激起了民族主义的逆流，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变成粗暴的沙文主义。”138这是由于宗教祭礼谋杀案而对基辅的犹太人贝里斯进行审判的时候。回想起来，从文明的最新成就特别是在德国和苏联的成就看来，那次审判在今天看来差不多是人道主义的实验。但是在1913年，它震惊了全世界。民族主义的毒素也开始影响工人阶级的许多部分。感到惊恐的高尔基写信给列宁，认为必须反击这种沙文主义的狂暴行动。列宁回答说：“关于民族主义，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应当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我们这里有一位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正在埋头给《启蒙》写一篇大文章，他搜集了一切奥国的和其他的材料。我们要在这方面加把劲。”139这里指的是斯大林。高尔基是长期与党有联系的，他十分清楚地知道党的一切领导干部。但是，他显然完全不知道斯大林，因此列宁不得不使用“非常好的格鲁吉亚人”这样一个不称名道姓的、虽然是恭维性的说法。顺便说一句，这是列宁按民族来称呼一个著名俄国革命者的仅有的一次。当然，他心中所想的不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而是高加索人。这个原始因素无疑吸引了列宁；无怪乎他这样厚道地对待卡莫。
斯大林在国外居留的两个月中，写了一篇很短的、然而是很锋利的论文，题为《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为合法杂志写的，所以它的用词很谨慎尽管这样，它的革命倾向是极为明显的。作者首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民族定义与符合奥地利学派精神的抽象合理的定义对抗。他写道：“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种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140把民族的心理特点与它的地理和经济发展条件混合起来的这个复合定义，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效果的，因为这样，每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从改变它的生存的物质条件（从地域开始）方面来寻求。布尔什维主义从不沉迷于国家边疆的崇拜。在政治上，问题是根据民族自己的需要和愿望在地域上、政治上和行政上改造沙皇帝国这个民族监狱。
无产阶级政党并不责成各个民族留在某一国家的疆界之内或者与它分离，这是各个民族自己的问题。但是它认为，它必须帮助每个民族实现自己的真正民族愿望。至于与一个国家分离这个可能性，这是具体历史情况和力量对比的问题。斯大林写道：“谁也不能说巴尔干战争是纠纷的终结，而不是纠纷的开始。因此，完全可能造成一种内外形势结合在一起的局面，那时，俄国某个民族将认为必须提出和解决本身独立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以阻碍，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事情。由此可见，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不能不主张民族自决权。”141
保障自愿留在民主俄国疆界之内的民族的利益的办法将是“像波兰、立陶宛、乌克兰、高加索等固定了的地域单位的自治。区域自治能最适当地利用本地区的天然资源；区域自治不是把人们按民族划分的，而是为按阶级划分开辟道路的。”142各个地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地域自理是与民族只在“文化”问题上的超地域的即纯精神的自理相对立的。
但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最直接和最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的工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布尔什维主义主张各民族的工人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紧密地和不可分割地团结在党和工会中。“组织形式不仅影响到实际工作，它还在工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上打上不可磨灭的烙印。工人过着自己的组织的生活，在自己的组织中获得精神上的发展并受到教育……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是培养同志情感的学校，是拥护国际主义的最强有力的宣传。”143
奥国“文化自治”纲领的目的之一，是“各民族的民族特点的保存的发展。”144布尔什维主义惊异地问道：为什么？为了什么目的？把人类的各个民族部分分离开来决不是我们的事情。不错，布尔什维主义坚持，每个民族应有分离权——有这个权利，但是没有这个义务——作为防止压迫的一种最后的和最有效的保障。但是，人为地保存民族特点是与布尔维主义格格不入的。必须利用消除任何民族压迫或侮辱——甚至是变相的，甚至是精致和实际上是“无可估量的”民族压迫或侮辱——的行动来实现各民族的工人的革命统一，而不是实现他们的分离。只要是存在着民族特权和侮辱，各民族就必须有彼此的分离的可能，从而他们可以使工人便于为了各民族的亲密无间而自由地统一起来，其遥远的前景是，最后各民族溶而为一。这就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倾向，它在十月革命中充分表现了它的力量。
奥国纲领只是透露了它的弱点它既未拯救哈布斯堡帝国，也未拯救奥国社会民主党。奥国纲领培植无产阶级民族集团的特点，同时未能真正满足被压迫民族，它只是掩饰了日耳曼人和马扎尔人的统治，正像斯大林正确指出的，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145但是，应当十分公正地指出，作者在批评他的反对者对“民族特点”的关心时，对他们的思想作了显然是过分简化的解释。他说，“真是异想天开：‘保存’南高加索的鞑靼人在‘沙黑西－瓦黑西’节日自己打自己的这一类的‘民族特点’！‘发展’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146事实上，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心中所想的当然不是保存这种显然是反动的残余。至于“格鲁吉亚人的‘复仇权’这一类的‘民族特点’”，正是斯大林后来把它“发展”到人类历史上或许没有任何人发展到的那种程度。但是，这属于另外一套思想。
这篇论文有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对他的宿敌诺·饶尔丹尼亚进行论战的，饶尔丹尼亚在反动年代开始倾向于奥国纲领。斯大林接连举例说明，民族文化自治“一般说来……如果从高加索的条件来看，那更是毫无意义和荒谬绝伦的。”147他对犹太崩得的政策的批评也是同样坚决的，崩得不是按照地域原则而是按照民族原则组织的，它企图强使全党接受这个制度。“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接受崩得的联邦主义，那么俄国社会民主党就要根据按民族‘划分’工人的原则来实行改组；或者是采取国际主义的组织形式，那么崩得就要根据区域自治的原则……来实行改组……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原则只会战胜，不会‘调和’。”148
《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无疑是斯大林最重要的——不如说是他的唯一的——理论著作。这一篇文章（它长达40页）使它的作者有权被承认是杰出的理论家。相当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在这以前或者以后，他没有写出在质量上可以稍与之比拟的任何东西呢？这个谜的解答在于：斯大林的这篇著作完全是列宁启发他写的，是在列宁不断监督下写成的，并且是由列宁逐字逐句修改的。
列宁在他一生中两次与他的亲密合作者、高级理论家决裂。第一次是在1903－1904 年，当时他与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全部老权威——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决裂了，并与杰出的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尔托夫和波特列索夫决裂了；第二次是在反动年代，当时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波克罗戈斯基和罗日柯夫这些非常有资格的作家全都离开他。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并不是理论家。在这个意义上，在新的革命高潮出现时，列宁处在困境。无怪乎他急切地抓住在制订党纲的某一问题方面可能有用的任何青年同志。
克鲁普斯卡娅追述，“这次，伊里奇同斯大林就民族问题谈了很多话，他很高兴遇到了一个认真关心这一问题、研究这一问题的人。在这以前斯大林在维也纳住过两个月，研究民族问题，熟悉了在那里的我们的人，认识了布哈林、特罗雅诺夫斯基夫妇。”有些话她没有说。“伊里奇同斯大林……谈了很多话”——这意味着：列宁向斯大林提供一些重要想法，说明这些想法的各个方面，解释错误的概念，提出阅读材料，校阅初稿，作出修正……这位克鲁普斯卡娅又说：“我回忆起伊里奇对待缺乏经验的作者的态度。他看到本质，看到基本的东西，周密地考虑如何帮助改正缺点。但是他做得十分谨慎，以至有的作者竟觉察不出在纠正他的缺点。伊里奇非常善于在工作中帮助别人。例如，他想委托谁写一篇论文，但没有把握那人是否写得出，于是先同那人详细地谈论这题目，发挥自己的想法，引起那人的兴趣，充分试探以后，然后建议说：‘您写篇关于这个题目的论文好不好？’作者甚至觉察不出同伊里奇的预先谈话给了他多大帮助，觉察不出在自己的文章中写进了伊里奇的话，甚至采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当然，克鲁普斯卡娅并没有说出斯大林的名字。但是，她把描叙作为青年作家的导师的列宁的这些话，写在她的回忆录中叙述斯大林写民族问题的那一章里。克鲁普斯卡娅常常被迫采取转弯抹角的办法，以便至少保护列宁的一部分著作权不为别人所篡夺。
人们把斯大林写这篇文章的进展情况十分清楚地给我们叙述出来。最初，列宁在克拉柯夫与他进行启导性谈话，概述主要思想和提出研究材料。后来斯大林前往维也纳，到“奥地利学派”的中心去。斯大林不懂德文，他不能利用原始材料。但是有布哈林在。布哈林毫无疑问有一个理论头脑，懂一些外语，了解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知道怎样利用文件。布哈林像特罗雅诺夫斯基一样，奉列宁的指示去帮助这位“卓越非凡的”、然而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格鲁吉亚人。显然，最重要的引语是他们选择的。文章的逻辑结构（有卖弄学问的毛病）非常可能是由于受到布哈林的影响。布哈林与列宁不同，倾向于学者风格；对布哈林来说，文章的结构是由它的政治利益或论战利益决定的。布哈林的影响并没有超过这一点，因为在民族问题上，他接近罗莎·卢森堡的程度要比接近列宁的程度大得多。特罗雅诺夫斯基参加的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是从那个时候起开始与斯大林接触的。过了几年，在情况改变以后，这种接触使这位不重要的和不稳定的特罗雅诺夫斯基得到了一个最负责的外交职务。
斯大林从维也纳带着他的材料回到克拉柯夫。在这里又轮到列宁进行工作了，他细心地和不倦地进行了校改，在每一页都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思想的印记和他的笔迹。作者机械地写进去的某些句子，或者显然是校改者所写的某些句子，如果不参考列宁的相应著作，那看来就是出人意外的或者是无法理解的。斯大林未作任何解释就写道：“决定俄国进步的命运的不是民族问题，而是土地问题。民族问题是从属的问题。”关于土地问题和民族问题对俄国革命进程的相对影响这个正确而深刻的思想完全是列宁的，而且他在反动年代曾作过无数次阐释。在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统一的斗争一度曾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中心问题。在俄国则不是这样，因为在俄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大俄罗斯人并未遭受过民族压迫，相反，压迫了其它民族；但是，遭受农奴制的沉重压迫的却正是大俄罗斯广大农民群众。这个思想的真正创造者不会不提出证据、也不加评论（好像顺便作为一个通论而提出似的）就发表这样一个复杂的和经过认真考虑的思想。
长期与列宁一起生活的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不仅学到了列宁的思想，进而学到了他的用语，甚至学到他的笔迹。对斯大林却不能这样说。当然，他也是靠列宁的思想生活的，可是在离开列宁很远的地方生活，他只是在需要这些思想来达到他自己的独立目的时，才利用这些思想。他太倔强、太顽固、太愚笨、太呆板，因而学不到他的老师的写作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列宁对他的文章的修改，用一位诗人的话来说，“像破烂不堪的旧布上的鲜艳补钉”。揭露奥地利学派是“一种精致的民族主义”的人无疑是列宁。其它一切简单的、然而是有关的公式也是列宁提出的。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关于鲍威尔对民族所下的“相对的性格共同体”这一定义，我们在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话：“那么，鲍威尔的所谓民族和唯灵论者的所谓神秘的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又有什么区别呢？”这句话是列宁写的。在这以前和以后，斯大林都没有表示过像这样的意见。而且，在提到鲍威尔对自己的民族定义所作的折衷的修正时，文章评论说：“用唯心论的针线缝成的理论就这样不攻自破了。”人们不会看不出这是列宁的手笔。关于称工人的民族组织形式是“同志情感的学校”这个说法也是这样。斯大林是不会这样写的。另一方面，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尽管有许多尖刻的地方，我们找不到像具有兔子颜色的变色龙、潜在的燕子和泪水做成的烟幕这样的话；列宁把所有这些华丽词藻统统删去了。自然，原来的手稿和所作的修改能够加以隐藏，但是无论如何隐藏不了列宁的手笔，也隐藏不了这个事实。斯大林在他被监禁和流放的那些年代中，没有写出那怕是与他在维也纳和克拉柯夫的几周中所写的这篇著作无可比拟的任何东西。
2月8日，在斯大林仍在国外的时候，列宁向《真理报》编辑部祝贺，“近日来在整个报纸工作中所获得的巨大进步”154。这些进步是原则问题方面的，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对取消派的斗争上。据萨莫伊洛夫说，斯维尔德洛夫当时担任了实际的主编的责任；他当时仍具有非法身份，一直待在一个“不可侵犯”的代表的寓所里整日忙着处理报纸的稿子。“此外，他在一切个人事物方面是一位很好的同志”这是正确的。关于斯大林，萨莫伊洛夫却未说过一句这样的话，而他与斯大林的接触是很密切的，而且对斯大林是十分尊敬的。2月10日，警察进入了“不可侵犯”的寓所，逮捕了斯维尔德洛夫，不久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这无疑是由于马林诺夫斯基的告密。2月底，已从国外归来的斯大林也与这些代表住在一起。萨莫伊洛夫叙述说：“他在我们［杜马］党团和《真理报》的生活中起了主要作用，他不仅参加了我们在寓所里安排的一切会议，而且还经常冒很大危险前去参加社会民主党党团的会议。在那里，他在反对孟什维克的争论中和在其他各种问题上维护了我们的立场，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
斯大林发现彼得堡的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先进的工作者坚定地支持斯维尔德洛夫根据列宁的授意而进行的改革。《真理报》有了一批新的工作人员。调和派遭受了挫折。斯大林甚至没有考虑真正为他在两个月以前被迫放弃的立场进行辩护。这样做是不符合他的精神的，现在他只关心保全他的面子。2月26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号召工人们“发表意见反对党团内部的分裂努力，不管这种努力来自哪里。”实质上，这篇文章是准备使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分裂、同时把分裂的责任加在对方身上的运动的一部分。斯大林已不再受他过去的行动的约束，他企图用旧辞藻来表示他的新目的。因此，他提出“不管这种努力来自哪里”这样一个关于分裂党团的企图的引起误解的说法。无论如何，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在克拉柯夫学习以后，作者设法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改变他的路线和开始采取新政策。但是．他实际上没有机会这样做，因为他不久就被浦了。
3月，布尔什维克组织在合法的《真理报》主办下，举行了一次音乐会和晚会。萨莫伊洛夫说，斯大林“想要到那里去”，因为在那里可以看到许多同志。他征求马林诺夫斯基的意见：去是否安全，有没有危险？这个不忠实的顾问回答说，他认为没有危险。但是，危险是马林诺夫斯基自己布置的。斯大林一到，大厅里就充满了密探。同志们在给他穿上一件女人穿的斗篷以后，企图通过舞台入口把他领走。但是，他被捕了。这次他注定要销声匿迹整整四年。
在发生这次逮捕事件以后两个月，列宁写信给《真理报》说：“衷心祝贺你们的成就……改进是巨大的、确实的,但愿是稳固的和彻底的……但愿不要乐极生悲！”155为了作完整的叙述，我们不能不引述列宁在1913年10日寄往彼得堡的信，当时斯大林已在遥远的流放地，加米涅夫负责编辑部的工作。这封信说：“这里人人都对报纸和它的主编感到满意在这一整段时间里，我没有听到一句批评的话……人人都满意，我自己特别满意，因为我已证明自己是一位预言家。你们记得吗？”信的末尾说，“亲爱的朋友，现在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六人团争取他们的权利的斗争上。我请你们全力以赴，不让报纸或马克思主义舆论再动摇一次。”
所引述的这一切证据都导致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列宁认为，报纸在斯大林负责的时候办得很糟，在同一时期，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向调和主义摇摆。只是在斯维尔德洛夫在斯大林不在的时候进行了“重大的改革”，报纸才开始在政治上来说办得好了。报纸在加米涅夫负责办的时候改进了，令人满意了。同样，在他的领导下，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赢得了他们的政治独立。马林诺夫斯基在分裂党团方面起了积极作用，甚至同时起两种作用。宪兵将军斯皮里多维奇在写到这一点的时候说：“马林诺夫斯基执行列宁和警察局的指示，在1913年10月实现了……‘七人团’和‘六人团’之间的最后的争吵。”当时孟什维克方面一再对列宁的政策与警察局的政策的“巧合”感到高兴。既然事变的进程作出了自己的判决，旧论点就失去了它的意义。警察局希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会削弱工人运动。相反，列宁估计，只有分裂才能使工人得到所需要的领导。警察局的权谋家显然估计错了。孟什维克注定要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布尔什维克全面胜利了。
斯大林在最后一次被捕以前的六个多月中在彼得堡和国外进行了紧张的工作。他帮助进行了杜马竟选运动，主持了《真理报》，参加了在国外举行的一次重要的党的工作人员会议，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文。这半年对他个人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他第一次负责在首都的活动，他第一次与重大政治问题发生关系，他第一次与列宁有了密切接触。他认为，自己有的优越性——这是他作为一个现实的“有经验的人”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不由于他与这位伟大流亡者的接触而动摇。他对自己的估计更加富有批判性和更加冷静，他的野心更加隐秘了。他这个乡下佬的受伤的自负心必然掺杂了妒忌心，这种自负只是由于谨慎才有所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