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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十月革命（上） >> | |
倘若象征是一个形象的精粹，那么革命就是最善于制造象征的，因为革命以最精粹的形式表现一切现象和一切关系。困难的，乃在于革命的象征化是太宏大的，很不适合于个人的创作。正为此故，广大群众演出的人类剧之艺术的复制品是如此之贫乏的。
莫斯科国政会议以预先注定的失败告终。它没有建立什么，也没有决定什么。然而它留给历史家以一个不可估价的革命照像，——虽然是一个照像的底片：暗的现为光的，弱的现为强的，贪婪的现为廉洁的，无耻的现为高贵的。革命的最有力的党，只消再等十个星期就获得政权了，此时被屏于会场门外，被认为不值得提起的。同时，那个“进化社会主义党”，一向不知名的，反受人家重视。克伦斯基高视阔步，如同力量与意志之化身。合作政府过去已经破产了，如今则被说成为未来一种救国手段。几百万士兵共同仇恨的科尔尼洛夫，当作军民共爱的领袖而受欢迎。帝制党和黑色百人团人物表示他们热爱立宪会议。所有那些很快就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人物，好像预先约好了要在舞台上唱他们的拿手戏。他们一齐热烈地拼命叫喊：“这正是我们要做的！”“我们早就可以这样做了，若是没有人拦阻了我们！”拦阻他们的，正是工人，士兵，农民和被压迫的民族。几千万“奴隶暴动起来”拦阻他们表忠诚于革命。他们本是来莫斯科躲避的，但罢工跟着他们来到莫斯科。受了“愚蠢”“无知”和“煽惑”的追迫，这批拥挤在一个戏院内的2500名代表默然约定切勿打破这个舞台上的幻景。没有一个字提起罢工。大家努力不指名唤姓提起布尔什维克派。惟有普列汉诺夫偶然说起了“列宁的不幸的记忆力”，而且好像他在说着一个弃甲丢盔完全败北的敌人。底片性质一直保持到底，在这批自命为“民族活力”而其实已经僵死了一半的人群中，那个真实的人民领袖自然不能不被看做一具政治的死尸。
苏汉诺夫写道：“光耀的会场截然分为两半：右边坐着资产阶级，左边坐着民主派。右边正厅和包厢可以看见好多将军制服，左边则是准尉和士兵。舞台对面，从前皇帝包厢之内，是协约国和友邦高级外交代表的座位……我们一群人，极左派，占据正厅一个小角。”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到会，所谓极左派者就是马尔托夫的党徒。
三点钟至四点钟之间，幕启了，克伦斯基出现于舞台，两个青年军官伴着他，一个陆军，一个海军。象征着革命政府的权力；他们站得直直地，在内阁总理背后，一动也不动，如同生了根在地板之上。为的不用“共和国”字眼来刺激右派起见——这是预先约好的——克伦斯基以“俄罗斯国”政府之名向“俄罗斯国土列位代表”致敬。我们的自由派历史家写道：“这篇演说一般口气并不表示尊严和自负，却是受了最近几日影响之结果，表示出一种恐惧，演说者要隐藏这个心境，但仍露了出来；他图谋以恐吓高调来隐藏它。”克伦斯基没有直接说出布尔什维克派，但开始恐吓的话是指他们说的：再有什么举动反对政府，“就要用血和铁来解决。”会场中左右两翼在暴风雨一般的掌声中融合起来。然后又对此时尚未到会的科尔尼洛夫恐吓几句：“无论是谁，若向我提最后通牒，则我知道如何叫他屈服于最高权力的意志，屈服于我，我就是最高权力的首脑。”这话虽然激起狂热拍掌，但掌声仅仅从会场左半边来的。克伦斯基时时声明自己是“最高的首脑”，他需要这样提醒人。“我告诉你们从前线来的人，我，你们的陆军部长和最高领袖，告诉你们：军队中没有什么意志和权力高过于临时政府的意志和权力。”民主派十分欢迎这类空炮。他们以为如此就可以避免使用实弹了。政府首脑保证说：“人民和军队中的优秀分子，都把我们的军队在前线胜利，同俄罗斯革命的胜利联结在一起，可是我们的希望被践踏在污泥之中，我们的信心被唾弃。”这便是六月进攻之抒情诗般的总结。他，克伦斯基，自己无论如何是要继续战争至于完全胜利的。说起那个牺牲俄国利益以媾和的危险时候，——这话是暗指8月4日教皇和平建议说的——克伦斯基大称赞我们的同盟国的高贵的信义。他添加几句说：“我以伟大的俄罗斯民族之名只要说一句话，即是；除此信义以外，我们并未曾期待其他的事情，也不能期待其他的事情。”对协约国外交家包厢的喝采，使大家站了起来，除了少数国际主义者和若干以工会代表资格出席的布尔什维克派。军官包厢方面有人叫：“马尔托夫站起来！”为了他的荣誉，说句实在话，马尔托夫确有勇气不肯向协约国的无私致敬。
对于俄国那些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图谋重建自己命运的，克伦斯基则加以教训，杂以恐吓。“我们在帝制锁练下受苦和死亡之时，为了一切民族的幸福，我们并不爱惜自己的血。”他以别人带的锁练来自夸。以一种感激被压迫民族的心情，他劝他们忍受着一个剥除了他们权利的政制。
出路在哪里呢？“……你没有觉得心上含有这个强烈的火焰么？……你没有觉得自己有力量，又有意志来守纪律，自我牺牲和刻苦工作么？……你没有看见这里全国力量团结一致的奇观么？”这话正是莫斯科罢工那一天说的，而且说时科尔尼洛夫的骑兵正在神秘移动。“我们宁愿毁灭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要救国的。”以上便是革命政府所能告诉民众的一切话。
米留可夫写道：“好多从外省来的人，在这会场内第一次看见克伦斯基；他们出了会场，一半儿失望，一半儿气愤。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人，一脸苦相，苍白的颜色，从戏子学来的态度……这个人似乎要叫人害怕，要使大家得到一种印象，旧式的权力和意志之印象。事实上，他不过激起了人家一种怜悯心而已。”
其他政府大员的演说，与其说是表示个人的破产，宁可说是表示妥协政制的破产。内政部长阿夫克森齐耶夫提交全国判断的那个大主意，就是设立一种“巡行特派员”制度。工业部长劝告资本家少挣些利润。财政部长答应，以增加间接税手段来减轻有财产阶级负担的直接税。右派大大咧咧得以狂热的拍掌欢迎这几句话，后来策列铁里有点难为情地指出这个拍掌有点缺少牺牲精神。农政部长欠尔诺夫，奉命完全不做声，免得以没收土地这个幽灵激恼了右派盟友。为了举国团结的利益，决定把土地问题当作并不存在。妥协派不反对。真正农民的声音从未在这会场的演说台上响过，然而在八月间这几个星期内，土地运动正在弥漫于全国，准备秋天爆发为一个不可抵御的农民战争。
中断了一天——两方面这一天都在检查和调动自己的力量——之后，8月14日又开会，当时空气异常紧张。科尔尼洛夫出现于他的包厢时候，会场右半边站起来，如暴风雨一般欢呼，左半边则差不多全体坐着不动。军官包厢中有人大叫“站起来！”继之以粗鄙的漫骂。到了政府出现时候，左半边则给克伦斯基以长久的欢呼，据米留可夫见证，“此时右方也拒绝参加欢呼，各人坐着不动。”在这互相敌对的拍掌浪潮之中，我们听到了临近的国内战争的喊声。此时左右两方代表还同坐在舞台上，合称为政府；总理虽然暗中调兵遣将对付总司令，却未曾一刻忘记他是“全体俄国人民联合”之化身。继续扮演这个角色，克伦斯基宣告道：“我向大家提议，今日总司令在场，我们应当向他致敬，即是向我们为自由和祖国而勇敢牺牲的军队致敬。”关于这个军队，第一次开会时他还说过：“我们的希望被践踏在污泥中，我们的信心被唾弃。”但没关系！一句得救的话想出来了。全场站起来，狂热的向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二人拍掌欢呼。举国团结又一次得到保证了。
统治阶级被历史的必然性扼住了咽喉，不得不采用历史的化装跳舞手段。他们显然觉得，若能将他们的一切面具装戴起来再一次出现于民众面前，则可以使他们更重要和更有力量。以国民良心的专家资格，他们叫四次国会的会体议员都上台来。这些人相互间的冲突以前激烈得很，如今和好了。资产阶级各党各派，现在毫不困难团结于那些名流提出的“不分党派不分阶级的政纲”，这些名流几天之前才打了一个电报，向科尔尼洛夫致敬哩。以第一国会——1906年的！——之名，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发言攻击“那认为有单独媾和可能之假说”。这并不阻止这位自由派政客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上记载：他以及好多立宪民主党领袖，都认为单独媾和是唯一得救之道。同样，帝制时代其他几次国会之代表，向革命要求的，首先也是血的贡礼。
“将军，轮到您发言了！”会场现在到了沸腾之点。总司令现在要说什么话呢，克伦斯基已经恳求他只限于说说军事状况？米留可夫以目击证人资格写道：“那个矮而粗但很强壮的人，出现于舞台上，一副加尔穆克人[1]的面孔，那双小黑眼睛射出锐利的光芒，凶恶得很。拍掌之声震动了会场。大家都站起来，除了……士兵。”气愤的叫喊，杂以谩骂声，从右方向那些未曾站立的代表投过来：“王八蛋，站起来！”那些没有站立的代表方面回答一声“奴才！”哗噪之声成了风暴，克伦斯基要求大家静听“临时政府第一个大兵”说话。以一种尖锐的，断续的，命令式的声调，一种适合于意图救国的将军的声调，科尔尼洛夫朗诵一篇演说稿，这是冒险家费洛宁科提出大意，由另一个冒险家查伏衣科起草的。但是这篇演说稿提出的政纲，比较以后的计划温和得多了。科尔尼洛夫毫不迟疑的把军队和前线境况说得异常之黑暗，显然是要叫人家惊吓。他的演说的中心点是一种军事上预断：“……敌人已经来叩里加的门，我们的容易动摇的军队若不能在里加湾海岸上阻止敌人，则彼得格勒就是门户洞开了。”说到此处，科尔尼洛夫重重打了政府一拳：“革命以后，那些不了解军队精神的人，创立了许多法律，因此全军变成了如疯如狂的暴徒，只晓得爱惜自己的生命。”结论是明白的：里加没有希望。总司令公然以挑衅的态度对全世界说，好像是邀请德国人来攻占这没有防卫的城市。彼得格勒怎样呢？科尔尼洛夫的思想是这样：如果给我机会来实行我的政纲，彼得格勒还是可以保存的，但要赶快呀！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这是什么？是警告呢，还是恐吓？塔诺普尔的败北便宜了科尔尼洛夫做总司令，里加的投降怕要捧他做独裁者哩。”这话比最多疑的布尔什维克派所猜想的，更恰切符合于那些阴谋家的计划。
宗教大会参加了对科尔尼洛夫的盛大欢迎，如今派了它的一个最反动的分子柏拉东大主教来赞助总司令。这位“活力”代表说：“你们刚才听见了我们的军队陷于何等危险的状况。我到此地来是为的从这台上对俄罗斯说：不要悲伤，亲爱的。不要害怕，同胞们，……如果需要一个奇迹来救俄罗斯，那么上帝听到教会的祷告，会来实现此奇迹的……”为了保护教会的土地，那些教会首脑宁愿依靠几队好的哥萨克兵。但大主教演说的中心并不在此。他埋怨，从政府大员的演说中“没有听到‘上帝’二字。”科尔尼洛夫攻击革命的政府败坏军心，柏拉东则攻击“现在那些站在敬爱上帝的民族的首脑地位的人，”犯了不信上帝之罪。这些教会中人，一向匍匐于拉斯布丁脚底下尘土之中，如今竟敢公然教训革命政府了。
哥萨克12军的宣言，由加雷定将军宣读；在此时期，加雷定的名字常被人提起，认为武人之中最强硬者之一。试引捧他的人的话来说：“加雷定不肯，也不会，取悦于暴民，就在这一点与勃罗西洛夫将军决裂了，他既然不肯附和时代精神，就被解除了军长之职。”五月初回到顿河区域，不久就被举为顿河军的统领[2]；现在他就是以那支最老的和最强的哥萨克军长官资格负责提出哥萨克有特权的上层分子的政纲。不承认反革命嫌疑，他的宣言不客气地提醒那些社会主义部长：他们在危险时候如何请求哥萨克兵帮助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这位板起面孔的将军，大声说出了克伦斯基不敢说的一个字眼：“共和国”，以此出人不意地大受民主派所欢迎。会场大多数，尤其部长欠尔诺夫特别热心，都向这位哥萨克将军拍掌，他十分认真地要求共和国给予那专制国再不能给的东西。拿破仑曾预言：欧洲或是哥萨克的或是共和国的。加雷定同意俄罗斯变为共和国的，但附一个条件，即它仍旧是哥萨克的。宣读了“失败主义者不应在政府之中占据位置”这句话之后，那个不知感恩的将军就转过脸来粗暴而凶恶的看着那个不幸的欠尔诺夫。自由派报纸记载道：“所有的眼睛都盯着欠尔诺夫，他的头直低在桌面上。”加雷定不受任何官方地位所拘束，彻底宣布反动的军事纲领：取消委员会，恢复指挥官权力，前线和后方平等，改定士兵权利，即是缩小之以至于零。右派的掌声此时杂有左派的抗议，甚至吹唿哨。“为了能安静与有计划的工作，”立宪会议应当在莫斯科开会。这篇演说是开会以前准备好的，加雷定直至总罢工第二日才宣读。那句关于在莫斯科“安静工作”的话好像是说笑一般。这位哥萨克共和派的演说终于使全场情绪达于沸腾之点，使得克伦斯基不能不赶紧表示他的威权：“此次开会，无论何人，向政府提出要求都是不合适的。”但如此，他又为什么召集会议呢？卜立希开维奇，有名的黑色百人团人物，在他座位上大叫道：“我们替政府当跑龙套呀！”两个月之前，这位虐杀事件的主谋者还不敢露面哩。
民主派的正式宣言是一个冗长的文件，企图回答所有的问题，而不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文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齐赫泽宣读，他上台时得到左派热烈的欢迎。他们叫喊：“俄罗斯革命领袖万岁！”这位谦卑的高加索人听着未免有点难为情罢，他是世界上最不敢以领袖自居的一个人。民主派用一种替自己辩护的声调，宣告说：“他们并不贪图政权，并不想自己垄断政权。”他们准备拥护任何能够保护国家和革命利益的权力。但是你们切勿取消苏维埃：惟有苏维埃能够救护国家免得陷于无政府状态。你们切勿取消士兵委员会：惟有士兵委员会能够保证继续战争。那些特权阶级应该为了全民利益而让一点步。然而地主利益必须保护的，不可强迫没收土地。民族问题必须延缓至立宪会议解决。他方面也必须立刻实行最迫切的改良。关于积极的和平政策，这宣言没有说一个字。总之，这篇文件似乎特意写来激起群众的愤怒，而又未能令资产阶级满意。
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代表，在一篇无精打采的演说中，叫听众记起了“土地和自由”口号，“我们的最优秀的战士为它而死。”莫斯科某报记载一段插话，但正式记录漏略不载：“全场站起来，给希吕塞尔堡囚徒们一场热烈欢呼，他们同坐在一个包厢内。”革命的惊人的鬼脸！“全场”向那几个做苦工的政治犯行敬礼，他们侥幸未曾瘦毙于阿列克谢耶夫，科尔尼洛夫，加雷定，柏拉东大主教，罗将柯，古契柯夫，以及米留可夫等人所设的监狱之中。这些刽子手或其同僚，现在要以被他们陷害的殉道者的光荣来装饰自己了！
15年前，这个会场右半边诸领袖正在庆祝彼得一世占领希吕塞尔堡的第二百周年纪念。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机关报《火星报》，那几天写道：“想到爱国派庆祝这个可咒诅的海岛时，不由人心头燃起一把无名之火；那里是弥那可夫，米希金，罗加乔夫，斯特龙堡，乌里安诺夫，根内拉洛夫，奥西班诺夫，希维勒夫，安德柳希金等人的行刑场；那些石牢之内，克里绵科拿一根绳子自缢了，格拉采夫斯基自己拿火油淋在身上放火烧死，苏菲亚·金士堡用一把剪刀猛刺自己；在那些围墙之中，希捷德冷，尤华乔夫，康纳塞维趣，普喜吞诺夫，伊雅秀斯·伊凡诺夫，阿隆奇克和梯洪诺维趣都发了疯永未治愈，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因衰弱，贫血，结核病而死去。你们尽管去作爱国的狂欢罢，因为你们今天还是希吕塞尔堡的主人！”《火星报》名称就是取义于一个被判做苦工的十二月党人致普希金信中一句话：“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报名之下也印着这一句话。今日烈焰已经燃烧起来了，君主专制及其希吕塞尔堡苦工监狱都已燃成灰烬了；今日在这国政会议会场中，昨天的牢头狱卒向他们的囚徒拍掌欢呼，这几个囚徒是革命从那些狱卒手里抢出来的哩！然而最离奇的一桩事情：狱卒们和囚徒们居然联合起来共同仇恨布尔什维克派，——仇恨列宁，他曾是《火星报》的主笔；仇恨托洛茨基，他曾写了上面引的几行文字；仇恨那些抗命的工人和不服从的士兵，他们充塞了共和国的监狱。
国民自由派古契柯夫，第三届国会的议长，他当日不许左派议员加入国防委员会，为此之故那些妥协派才委任他做革命后第一任陆军部长，——这天他说了一篇很有趣味的话，用俏皮话抵御绝望的心理，但没有抵御成功。他暗指克伦斯基的话而说：“那么为了什么呢？……政府诸代表为什么吓得要死，歇斯底里地叫喊无望，大敲警钟，来找我们呢？为什么有这个警钟，这个惊吓，这个叫喊呢？他们为什么在我们的灵魂内发现一种相似的刺心的苦痛，如同将死的人的苦痛？”代表那些过去操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说话，这位莫斯科富商竟公然承认感到了“将死之人的苦痛。”他又说：“政府不过是权力的影子。”古契柯夫说得不错。但他自己也不过是过去的他的影子罢了；他过去是斯托雷平的伴侣。
开会那一天，高尔基的报纸上发表了一个消息，说罗将柯如何供给不能用的木料去做来福枪托杆，而发了财。这个不合时宜的发现——是加拉罕做的，他后来成了苏维埃外交官，当时则是无名人物——并不能阻止这位宫内大臣在会议上很威风的替军火制造的爱国政纲做辩护。他说，一切不幸，都是从临时政府未曾与国会携手同行而发生出来的，国会是“俄国唯一合法和绝对代表全国的代议机关”。这话似乎过分了一点。左边有笑声。有人叫喊：“6月3日！”以前有一个时候，这个日子，1907年6月3日，钦赐的宪法被践踏在脚底下的日子，如同一颗耻辱之印盖在专制政权及其同党的额头上。现在仅仅留着一个模糊的回忆了。但罗将柯自己，连同他的洪大的低音，笨重而威严，当他站在演说台上时候，也不过是过去时代一座活的纪念碑，已非政治角色了。
为着对抗国内的攻击，政府于是拿出若干从国外来的鼓励，来得恰合时机。克伦斯基宣读美国总统威尔逊一封贺电，文中允许“以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援助给予俄国政府，以求得那联合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之成功，在此事业之中他们并不追求自私的目的。”大家再向外交官包厢拍掌，但这个拍掌并不能遮饰华盛顿来的这封电报激起了会场右方的惊惶。称赞他们的不自私，这在俄罗斯帝国主义者是太清楚了，那意思就是开了一张饥饿疗法的药方。
以妥协的民主派之名，策列铁里，这派的公认首领，起来替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做辩护，好像为了荣誉之故起来辩护一件业已失败的事情一般。“革命的自由的俄罗斯大厦尚未完全建筑好以前我们不能撤去这些棚架。”革命之后，“民众根本上不信任别人，只信任自己。”惟有妥协派苏维埃的努力，有财产的阶级才能依旧站在上面，虽然在初时没有往常那样舒服。策列铁里特别替苏维埃夸口的，就是苏维埃“将一切国家职能都移交于合作政府。”他问，这个牺牲难道是“人家用武力迫民主派做出来的么？”这个演说者，好像一位要塞司令，他公然夸口说他没有作战就献他负责防卫的要塞。……而且在七月事变中，“谁挺身而出保卫国家，免陷于无政府局面呢？”右边有人说“哥萨克和军官生。”这简单几个字好像一个鞭子突然打断民主派的老生常谈。会场中资产阶级派完全明白妥协派救了他们；但“感激”并不是一种政治的感情。资产阶级很快从民主派援救他们这事实之中求出他们的结论。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的时代快过完了，接着开始的是哥萨克和军官生的时代。
策列铁里特别谨慎提到政权问题。是近几个月来，各地市政局以及一部分地方自治会议根据普选制举行了选举，——结果怎么样呢？这些民主的自治机关之代表，在国政会议中，都站在左边，与苏维埃一起，受共同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派——所领导。如果立宪民主党人坚决要求消除政府对于民主势力的种种依赖，那么立宪会议有什么用处呢？策列铁里不过微示这个议论的要点而已，若彻底发挥则将攻击那与立宪民主党人合作的政策，因为连形式上的民主政治也与此不相容。他又说，人家骂革命侈谈和平，但是有财产的阶级不明白么，和平口号现在是能继续战争的唯一手段？资产阶级很明白这个：他们不过要将这个能继续战争的手段，连同政权一起，抓在自己手里而已。策列铁里以赞美合作政府结束他的演说。在这分为两半的会场上，没有出路，妥协主义的常谈遂最后一次唤醒一丝希望。但策列铁里根本上也已经是他自己的幽灵了。
米留可夫以会场右半边之名回答民主派。他是有财产的阶级的极端清醒的代表人，但历史已经不许这些阶级施行清醒的政策了。在他的历史中，这位自由派领袖，详细写下他自己在国政会议上的演说。“米留可夫……从事实上把‘革命的民主派’的错误检查了一下，归结为几点：……在‘军队民主化’问题上屈服了，激起古契柯夫退出政府；在‘齐美尔瓦尔得’外交政策问题上屈服了，激起外交部长（米留可夫）退出政府；在工人阶级空想的要求之前屈服了，激起康诺瓦洛夫（工商部长）退出政府；在少数民族过分的要求之前屈服了，激起其余的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第五次屈服，——在群众于土地问题中取抢劫行动的倾向之前……激起了临时政府第一任总理李沃夫亲王退出政府。”这段病症史写得不坏。可是提到药方时候，米留可夫的智慧并不能超出警察手段以外：我们必须扑灭布尔什维克派。他责备妥协派说：“这些比较温和的党派，为显然的事实所迫，不得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派之中确有罪犯和叛逆。但他们还未承认：把那些主张无政府工团主义斗争行动的党徒结合起来的那个根本思想，就是大逆不道的。”（拍掌）
那个极端温和的欠尔诺夫似乎还是联结合作政府于革命的一个圈子。代表右派说话的人：加雷定，麦克拉可夫（立宪民主党人），阿斯特罗夫（立宪民主党人）等，差不多都要打击欠尔诺夫一下，他预先奉令不能做声，也没有人出来替他做辩护。米留可夫这回也教人注意此事实，即：农政部长“自己曾到齐美尔瓦尔得和昆塔尔去，且在那里提出一些最激烈的决议案。”这一下不是打着眉毛，而是打中眼睛了：欠尔诺夫未做部长以前，未做帝国主义战争的部长以前，确曾签名于齐美尔瓦尔得左派即列宁派的某些文件。
米留可夫并不向会场隐瞒这个事实，即他一开始就反对合作政府，认为这不会“比从革命产生的政府更强些，反而更弱些，”——所谓从革命产生出来的政府者，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政府也。现在他“很害怕此时行政机关的首脑部……不能保障人身和财产的安全。”但虽如此，他，米留可夫，仍允许“自愿而无异议的”支持政府。这个宽宏的诺言二星期后就证明是欺骗了。此时他的演说既未激起热情的欢迎也未激起猛烈的反对。冷然的掌声，迎他上台，又送他下台。
策列铁里的第二次演说，归结于保证、发誓和哭求：你们不明白，这一切，苏维埃，委员会，民主政纲，和平口号，都是为了你们，为了保护你们的么？“谁更有本事调动俄罗斯革命国家的军队？是陆军部长古契柯夫呢，还是陆军部长克伦斯基？”策列铁里此处差不多是逐字句重述列宁的话，不过妥协派领袖以为是一种功绩的，革命领袖则指为背叛。策列铁里甚至为了他过分宽待布尔什维克派而请人原谅：“我告诉你们，革命与左方的无政府势力相斗争时，并无经验（右派热烈拍掌。）”但得到“几次教训”之后，革命才纠正了错误：“已经通过了一条取缔的法律。”恰在此时，莫斯科是受一个六人组织的委员会秘密领导着的（二个孟什维克派，二个社会革命党人，二个布尔什维克派，）防备那些人在此举行政变，但妥协派公开许诺那些人说：他们要粉碎布尔什维克派。
临了，一天之最高点，乃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演说，他的威权就是旧派军事官僚庸碌无能的化身。在右派热烈欢迎之下，旧日尼古拉第二的参谋总长和俄国军队处处失败的组织者，评论那些捣乱份子说：“他们的袋袋响着德国马克的悦耳之声。”要复兴军队，纪律必需的；要维持纪律，指挥长官的权威是必需的；要建立长官的权威，纪律又是必需的。“铁的纪律，自觉的纪律，真正的纪律……根本上是一而三，三而一的。”在阿列克谢耶夫看来，一切历史都可以拿驯服的服务规则尽之。“先生们，牺牲一些幻想的利益是如此困难的么，——譬如在相当时期之中牺牲那些组织？（左边有人笑，有人哗噪和叫喊）”这位将军劝人家将那解除了武装的革命付托给他保管，不是永久的，——呵，上帝在上，——只是“在相当时期之中！”他答应，战争一停止，就要原封归还。但是阿列克谢耶夫以一句格言结束他的演说，这格言很不坏：“我们要的是办法，而不是敷衍。”这两句话是迎头打击齐赫泽的宣言，临时政府，合作政府政权，以及整个的二月政制。办法而非敷衍！——布尔什维克派也赞成这句话。
阿列克谢耶夫演说之后，立刻有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左派军官代表的演说来对抗，他们说话拥护“我们的最高领袖陆军部长。”他们之后，顾秦中尉，一个老孟什维克，以“国政会议前线诸代表”发言人资格，上台说话；他自命为代表几百万士兵，但士兵们在妥协主义的镜子里面差不多认不得自己的面目了。“我们大家都读了虚考姆斯基将军的谈话，发表于一切报纸之上，其中说，协约国如果不来帮助我们，里加就守不住了……”最高司令部，一向都是隐瞒着失败，现在为什么要说得那么样悲惨呢？左边有人对着科尔尼洛夫喊“可耻！”他前一天曾在会场上表示同样的思想。顾秦这里触到了有财产的阶级最感痛苦之点。资产阶级上层，军事领袖，以及会场整个的右半边，都持失败主义，在经济的，政治的和军事的三方面。这些坚定而镇静的爱国派都奉“愈坏就愈好”为座右铭。但是这位妥协派演说家，赶紧中途停止，因为不然他自己的立足地也要动摇了。顾秦说：“我们能否救得了军队，尚未可知。但即使我们救不了，司令部也是救不了的……”军官席上有人叫：“救得了！”顾秦说：“不然，救不了！”左派方面大拍其掌。如此，指挥军官和士兵委员会，双方在会场上对骂，但复兴军队之政纲正建立在幻想的双方团结一致上面的。同样，会场两半也是这样互相对骂，人家还希望这会场是“精诚合作”之基础哩。会场中的冲突，其实不过是此时弥漫全国的大矛盾之一种微弱的，窒塞的和议会化的回声罢了。
遵照拿破仑主义的舞台导演，左右双方演说者先后交替着，尽可能的求得均衡。如果正教教会诸首领拥护科尔尼洛夫，那么福音教会诸牧师就同临时政府一致。地方自治会议和市政局的代表双双上台演说，一个代表多数派赞成齐赫泽的宣言，另一个则代表少数派拥护国会的宣言。
被压迫民族诸代表，一个又一个向政府保证他们是爱国的，但劝政府不要再欺骗他们：在各地方，有着与从前一样的官吏，一样的法律，一样的压迫。“你们不可再延缓了，——没有人能靠纯然的许诺来过活。”革命的俄罗斯必须表示：她是国内一切民族的亲母，而非继母。这些畏怯的责言和谦逊的祈求，连会场左边也难得引起同情的回声。帝国主义战争的精神是最不能与一种正直的民族政策相融洽了。
孟什维克派程克里以乔治亚人之名宣告道：“外高加索诸民族直至如今未曾有过一次分离运动，将来也不会有的。”这诺言博得会场掌声，但无须过多久就证明是骗人的话：从十月革命时候起，程克里就变成了分离运动诸领袖之一。然而这里并没有矛盾：民主派的爱国心，并不超出资产阶级制度范围之外。
有时过去时代一些更可悲的幽灵也出现于舞台上；残废军人出来说话。他们也是不一致的。断手的，断脚的，瞎眼的，其中也有贵族平民之分。一个残废军官，“以人数众多和势力强大的圣乔治骑士会之名，以它的全俄128分部之名，”为了爱国感情被人凌辱，遂表示拥护科尔尼洛夫（右边拍掌）。全俄残废军人会代表则赞助齐赫泽的宣言（左边拍掌）。
新近成立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简称“铁委”，以后几个月有很大的作用——赞成妥协派的宣言。“铁委”主席，一个稳健的民主派和极端的爱国派，把铁路当局反革命阴谋说得很生动：恶毒地进攻工人，成群开除，任意违犯八小时工作制，逮捕和控告。他说，秘密的势力，受了隐藏的然而有力的中心所指挥，显然图谋挑拨饥饿的铁路工人起来斗争。敌人始终捕捉不着。“反间谍机关在做梦，检察员在睡觉。”这位稳健派中最稳健的人物，也以恐吓的话结束他的演说：“如果反革命毒蛇敢抬起头来，我们就要走出来，以我们自己的手扼杀它。”
此时，一个铁路大亨立刻上台来，反攻道：“那个晶莹的革命泉源被下毒了。”为什么？“因为革命的唯心的目的，被代表替以唯物的目的。”（右边拍掌）立宪民主党地主劳及乔夫以同一精神骂工人从法国学来那个“无耻的口号：发财！”布尔什维克派不久就要使劳及乔夫这句话得到异常的成功，虽然不是说这话的人所希望的那种成功。奥则罗夫教授，一个纯粹科学家代表农业银行说话，高呼道：“士兵在战壕里，应该想着如何打仗，不应该想着怎样分田。”这是毫不足怪的：私有土地被没收就等于银行资本被没收。1915年1月1日，地主负债超过35亿卢布。
右边上台说话的，有高级军事长官，有工商金融家代表，有养马会代表，又有其他名流团体代表；左边上台说话的，则有苏维埃代表，有士兵委员会代表，有工会代表，有民主的市政局代表，有合作社代表，他们背后远距离之处站着几百万几千万的无名人物。在通常时候，杠杆上总是短的一臂占优势[3]。策列铁里教训人道：“尤其在这样一个时候，我们更不能否认，那些因有财产而有势力的人有大的比重和大的意义。”但问题要点乃在于这个比重渐渐不重了。在物理学上，重，并不是个别物体的一个内在属性，而是许多物体之间的一个相互关系；同样，社会的重，也不是人们一个天赋的品性，而只是那种阶级属性，其他的阶级不得不承认它。然而革命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不承认统治阶级这个最根本的“属性”了。正是为了这个原故，站在杠杆上短臂一边的有名望的少数人的地位才变成如此不舒适的了。妥协派拼死命维持平衡，但他们也已经没有力量了：群众太顽强的向长臂一边压下来。那些大地主，银行家，工业家等，出来保卫他们的利益时候，是何等的小心谨慎！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利益么？仿佛不是的。他们是在称赞唯心论，宣扬文化，议论未来的立宪会议的权力。重工业领袖丰·狄特玛甚至以颂扬“自由、平等、博爱”来结束他的演说。利润的铿锵声和地租的嘶嗄声哪里去了呢，——躲藏在什么地方了呢？惟有慷慨牺牲的甜蜜歌声充满了会场。但细听一会：这甜水之中含有多少胆汁和酸醋！这抒情的歌调如何出人不意的泄露恨声！全俄农业会主席加巴秦斯基诚心赞助未来的土地改革，但并不忘记感谢“我们的纯洁的策列铁里，”为了他的通告，维持法律，抵抗无政府。但是土地委员会呢？他们直接要把政权交给农民之手！“竟至于要把国家立法之权付托于那些愚蠢不识字，一快乐就失去理智的人们，而且把土地也要交给他们！”如果与这些愚蠢的农民斗争，地主们竟去保卫财产，那并不是为了自己的原故，呵——不是的！——而只是为的后来能把财产献于自由之神的祭坛上。
社会象征的作用现在似乎差不多完尽了。但此时克伦斯基又得灵感。他提议让另一群人发言，——“一群属于俄罗斯历史的人物，即是勃来希可·勃来希考夫斯卡雅，克洛泡特金和普列汉诺夫。”俄罗斯的民粹主义，俄罗斯的无政府主义和俄罗斯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其老辈为代表上台发言，——无政府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是以其最杰出的创立者为代表上台发言哩。
克洛泡特金自愿表示赞成“那些人的主张，他们号召全体俄国人民永久与齐美尔瓦尔得主义断绝关系。”这位传播无政府福音的使徒，急急忙忙加入于会场的右翼。他喊道，我们的失败不仅要使我们损失广大的土地和偿付多量的赔款，“同志们，你们必须知道，还有比这一切更糟的事情哩，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被征服国家的心理！”这位老国际主义者宁愿看见一个被征服国家心理产生于……国境以外！他提醒人家，当初被征服的法兰西是如何卑躬屈节于俄罗斯诸帝之前，——可是他没有预见到一个胜利的法兰西又如何卑躬屈节于美国银行之前，——他喊道：“我们要去过那种生活么？无论如何不！”全场都向他拍掌。接着他又说：何况战争开辟了灿烂的前途，“大家开始明白，我们必须在新的社会主义原则之上建立一个新生活……劳合·乔治近日的演说沾染了社会主义精神……在英国，在法国，在意国，发生了一种新的人生观，沾染了社会主义，——可惜是国家社会主义。”如果（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统）庞加莱，“可惜”尚未曾抛弃国家原则，那至少克洛泡特金已经公然接受国家原则了。他说：“我想，我们并非要侵占立宪会议任何权利，——我完全承认立宪会议有最后决定这种问题之权，——如果我们在这俄罗斯国家大会之中，大声表白我们愿望俄罗斯宣布为共和国。”克洛泡特金坚持要一个联邦共和国：“我们需要一个联邦，如同美国那样。”巴枯宁的“自由公社联盟”，堕落至于如此地步！结束时，克洛泡特金恳求道：“让我们最后互相约定，我们不再分化为这个戏院中左半边和右半边了……因为我们大家只有一个祖国，为了它，我们应当团结一起，必要时应当共同为它牺牲，不分左派和右派。”地主，资本家，将军，圣乔治骑士，所有不承认齐美尔瓦尔得的人，都给这位无政府使徒一阵热烈的欢呼，——这是他应当得到的。
自由主义原则惟有同警察制度结合起来，才能真实存在。无政府主义企图使自由主义脱离警察制度。但是纯粹的氧气是不能呼吸的，同样没有警察制度的自由主义也等于社会死灭。无政府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漫画式的阴影，便必须一般的分担自由主义的命运。阶级斗争之发展杀死了自由主义，也杀死了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同所有的教派一般，它的学说不是建立在人类社会真实发展之上，而是建立在其中一特点引伸至于荒谬程度之上，故当社会矛盾达到战争或革命之点时候，无政府主义便同肥皂泡一般破碎了。克洛泡特金所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恐怕是国政会议一切幽灵之中最怪相的。
在西班牙，这个巴枯宁主义典型国家中，那些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那些所谓“秃头无字的”或纯粹的无政府主义者，形式上不问政治，事实上正在重复俄国孟什维克派政策。这些夸口否认国家的人，到了国家换了一点皮毛时候，就恭恭敬敬向国家的权力磕头了。他们警告无产阶级不要受政权所诱惑，自己却去出力拥护“左派”资产阶级的政权。他们一面咒诅议会主义毒疽，一面秘密的叫党徒投庸俗的共和派之票。西班牙革命无论如何发展，至少无政府主义要被它送进坟墓去的。
普列汉诺夫上台，全场热烈拍掌欢迎他；左派哩，尊敬他们的旧教师，右派哩，尊敬他们的新盟友。他代表俄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发言，此种马克思主义的眼光在这几十年中都不出于政治自由的界限以外。布尔什维克派认为革命刚刚开始之处；普列汉诺夫当便作是革命的终点了。普列汉诺夫一面劝告实业家“设法同劳动阶级和好，”一面教训民主派，“你们绝对必须与工商业阶级诸代表求得一致。”普列汉诺夫举出一件可怕的例子，就是“列宁的不幸的记忆力”竟低落到如此程度，乃至于号召无产阶级“立刻拿取政权。”国政会议需要普列汉诺夫做的正是这个“不可夺取政权”的警告，他临到革命时候，连一个革命家的最后的武装也抛弃了。
“俄罗斯历史人物”发言那一日，晚上，克伦斯基又请农业会和养马会一个代表上台发言，——也是一个姓克洛泡特金的人，也属于那个贵族旧家，这家的族谱如果是可信的，则比罗曼诺夫族更有权利做俄罗斯皇帝。这位封建贵族说道：“我不是社会主义者，虽然我很敬重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我看见了占夺，抢劫和强暴时候，我就不得不说……政府应当责令那些假冒社会主义招牌的人离开建国事业。”这个第二克洛泡特金显然是瞄准欠尔诺夫开枪的，并不是反对那些社会主义者，如劳合·乔治或庞加莱一流人。这个帝制党克洛泡特金，与他的本家无政府党克洛泡特金，一同反对齐美尔瓦尔得，反对阶级斗争和占夺土地——可惜依照习惯称之为“无政府”——也一同要求团结和胜利。可惜，会场记录未曾写明白，这两个克洛泡特金是否互相拍掌的。
人家在这个被仇恨所分裂的会场上侈谈团结，谈得如此之多，非至少实现一秒钟不可，——在那个不可免的象征的握手之中来实现。孟什维克报纸很快活得报告这件事情：“当布卜里可夫演说时候，发生一件事，给了全场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布卜里可夫说：‘如果，昨天，一位高贵的领袖策列铁里向实业界伸出手来；那么我要使他知道，这只手不会虚悬在空中的’……布卜里可夫说完了以后，崔勒里就走到他身边，同他握手。暴风雨般的拍掌欢呼！”
那么多的拍掌欢呼！未免过多了一点。这幕戏演出以前一个星期。那布卜里可夫，一位铁路大亨，出席实业界家大会还痛骂过苏维埃领袖：“那些无耻的无知的家伙滚开去罢……所有赶我们走到毁灭去的人都滚开去罢！”他这几句话还有余音在莫斯科空气中。老马克思主义者梁赞诺夫，以工会代表资格参加会议，把这次握手比做里昂主教拉穆列的接吻，[4]比得很恰当。“立法会议中两部份人——不是工人和资产阶级，而是这派资产阶级和那派资产阶级——互相拥抱接吻，但接吻过后，双方斗争比前更加激烈了。”米留可夫非常坦白承认，这个团结，在实业家方面，“并非诚意的，而是一个将有重大损失的阶级的无可奈何的作为。有名的布卜里可夫握手，正是那种面和心不和的和解。”
会场大多数人果真相信握手和政治接吻的效力么？他们果真相信自己么？他们的感情是矛盾的，如同他们的计划。固然某些人的演说，尤其边区来的人的演说，还含有初期的热忱，希望，幻想。但在这样一个会议之中，左半边既然失望了，颓丧了，右半边又气愤填胸！那种三月初的回声就像一对夫妻求爱的情书于离婚诉讼时宣读出来的一般。这些政治家已经走向阴国去了，仍努力以虚幻的手段来保存一个虚幻的政制。死人一般冰冷的绝望气息，弥漫于此“活力”会议场中，笼罩着这些垂死人的检阅。
会议快结束时发生了一件事，表明在那个被认为团结一致和报国的模范集团中，即哥萨克中，也已有了深刻的分化。那加也夫，一个青年哥萨克军官，苏维埃代表之一，宣告说劳动的哥萨克并非与加雷定一致的。他说：在前线的哥萨克并不信任他们的首领。这是真的，但这抓着了此次会议之最痒处。报纸记载，此时是整个会议最骚动的一幕。左派热烈拍掌，还有人高喊：“革命的哥萨克万岁！”右派则气愤抗议：“你们要替这话负责的！”军官席上有个人叫道：“德国马克！”这话本是爱国主义最后的法宝，必然要拿出来，但此次仍有炸弹的效力。全场陷于极端骚扰之中。苏维埃代表跳起来，拿拳头威吓军官席上的人。有人叫喊：“挑唆者！”主席不断摇铃。“下一瞬间，好像就要打架了。”
这一切事情过后，克伦斯基在他的闭会辞中保证说：“我相信，而且知道，……我们成就了大家更能谅解，我们成就了互相更加尊敬……”二月政制的口是心非，以前未曾达到如此令人生厌的高度。克伦斯基自己也不能维持这个声调说下去，他在最后几句话中忽然爆发出恐吓和绝望的哀号。如米留可夫所形容的：“克伦斯基以一种断断续续声音，从歇斯底里的叫喊变为悲哀的啜泣，来恐吓一个幻想的敌人，用他那发焰的眼睛在全会场中寻找这个敌人……”其实，米留可夫比谁都更知道，这个敌人并非是幻想的。克伦斯基狂乱的说道：“今天，俄罗斯国的诸位公民，我再不做梦了……愿我的心变为石块……让那些花都干枯了罢，让一切为人类而做的梦都清醒了罢。（楼座有女人声音：‘不可以！’）这些花和这些梦，今天在这个演说台上被人践踏于脚底下。好的，我自己也要求来践踏。从此再没有这些东西！（楼座又有女人声音：‘你不能这样。你的心不许你这样。’）我把我的爱人类的心锁起来，把钥匙抛到远处去，我一心只想着国家。”
全场都惊呆了，这一次左右两方都惊呆了。国政会议的社会象征，以一个不可忍受的剧中独白告终。那个女人声音，替心头的花做辩护的，好像是一个求救的呼声，——和平的，不流血的，光辉的二月革命的S.O.S[5]舞台的幕终于落下来，遮盖了国政会议。
[1] 译者按，加尔穆克人是属于蒙古种的民族，生活于俄国南部（顿河和伏尔嘉河中间）及西伯利亚。
[2] 原音译为阿脱曼（ataman）。－C.R
[3] 著者这里的优势是指杠杆平衡时，短臂的一端重量要“重”。—C.R
[4] 译者按，法兰西大革命时，1792年7月7日，立法会议上，一个议员，里昂主教阿德里央·拉穆列，说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话，感动得互相敌对的两派都流泪了，两派议员起来互相拥抱接吻，一个代表团由拉穆列自己领导跑去报告国王。但是当晚，人家就将这事情忘记得干净了，两派依旧冲突起来。
[5] 译者按，S.O.S.是英文save our souls（救我们的灵魂）之缩写，船舶遇险时用无线电呼救之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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