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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革命中拿破仑主义的原素——
有许多的文章写下来，以为后来种种的不幸，连布尔什维克派掌握政权在内，都是可以避免的，倘若不是克伦斯基，而是另一个人，头脑清楚，性格刚强，把握着政府大舵。无疑，克伦斯基头脑既不清楚，性格也不刚强。但问题乃在于：那些社会阶级，为什么不得不把这个人，克伦斯基，抬于肩膀之上呢？
好像是为使我们的历史回忆更加清鲜活泼起见，现在西班牙事变又在显示我们：一个革命，撤消了通常的政治藩篱之后，在其最初时期，如何以一种玫瑰色的云雾包围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物。在此阶段，即使是革命敌人，也图谋染上革命颜色。这种摹拟动作表示那些保守的阶级的一种半本能的欲望，要顺应于当前的变化，以便少受此变化所损害。这个全国一致的现象本是建立于一些浮泛的辞句之上的，但使得妥协主义演出一种不可或缺的政治角色。小资产阶级理想主义者，忽视了阶级差异，以死板的辞句来思想，不晓得自己要什么，祝福大家都好，——这种人在此阶段是大多数人们唯一可想像的领袖。克伦斯基若有清楚的思想和刚强的意志，他就完全不适宜于他的历史作用了。这并非事后估量。布尔什维克派于事变正热之中便是这样判断的。“一个替政治案件做辩护的律师，一个社会革命党人做了劳动派的领袖，一个激进派没有任何社会主义修养，——克伦斯基比任何人都更完全的表现革命的第一时期，它的‘全国的’不定形性，它的希望和期待的热烈的唯心倾向。”——本书著者于七月事变后关在克伦斯基牢狱之内就是这样写的。“克伦斯基演说，论土地和自由，论法律和秩序，论各民族间的和平，论保护祖国，论李卜克内西的英勇，论俄国革命如何应当以其宽宏大量震惊世界，——演说时挥着一条小红绸手巾。那些俗人，刚刚开始在政治上觉醒过来，听着这些演说十分喜悦：好像是自己在演说台上讲话一般。军队欢迎克伦斯基以为他从古契柯夫底下救他们出来。农民听见说，他是个劳动派，是农民的代表。自由派则很称赞他的无定形的激进辞句之下非常稳健的思想。……”
但这个大家拥抱在一块儿的时代并不经久。阶级斗争暂息于革命初起之时，只为的以后以国内战争形式再爆发出来。雨后春笋般勃发的妥协主义，就含有它必然衰落的种子。法国御用的新闻记者克罗德·安涅，以不识相来解释克伦斯基之迅速丧失人心，这位社会主义政客因为不识相，他的行动遂与他的地位“不大调和。”“他坐在皇帝包厢看戏，住在冬宫或皇村，睡在俄国历代皇帝的寝床。过于爱虚荣了些，而爱虚荣也过于明显了些，——在那个世上最朴素的国家中，这事引起人家厌恶。”所谓“识相”乃是以了解局势及自己在其中的地位为前提的，无论是大事或小事。这种了解，克伦斯基全无影子。他被群众的信任心抬上来，却完全与群众生疏，不了解群众，不关心群众对于革命有何感想及他们从革命推出什么结论。群众期望他大刀阔斧地干，但他要求群众不要干涉他的宽宏和雄辩。当克伦斯基某次以戏剧般的动作探视被捕的皇帝家族之时，在皇宫守卫的士兵就对他们的长官说：“我们在硬板床上睡觉，吃得不好，但是小尼古拉虽然被捕了还有肉丢在垃圾桶里哩。”这并不是“宽宏大量的”话语，却表示出来士兵们的感想。
人民挣脱了多年的锁练之后，每一步都要越出那些有教养的领袖替他们定下的疆界。四月末，克伦斯基曾为此事痛哭过：“俄罗斯自由国难道是一个奴隶暴动之国么？……我惋惜我没有死于二个月之前：我应当同那个大幻梦一齐死去的……”他希望以这拙劣的辞藻影响于工农及海陆士兵。海军司令高尔却克后来在苏维埃法庭之前曾陈述五月间那位激进的海陆军部长如何巡视黑海舰队，为的调和水兵和军官。每次演说之后，他似乎认为已经达到目的了：“你看，司令，一切事情都妥贴了……”但没有一件事情是妥贴的。舰队的解体正在开始哩。
时间过去，克伦斯基那种矫饰，那种骄夸，那种吹牛，更加引起群众厌恶。当他巡视前线期间，他曾有一次在火车里气愤的对他的副官叫喊道：“把那些可恶的委员会送进地狱去罢！”——当时也许故意让将军们听着这话。巡视波罗的海舰队时，克伦斯基命令水兵中央委员会到司令坐舰上谒见他。“波中”是个苏维埃机关，并不受部长管辖，认为这命令是侮辱。委员会主席，水兵狄宾科，回答道：“克伦斯基如果要同‘波中’说话，那就叫他到我们这里来。”这不是一件不可忍受的傲慢行为么？克伦斯基在船上同水兵们作政治谈话时候，事情也未曾好些，尤其是在共和国号战舰上，那里一般情绪是布尔什维克的。那里人家向这位部长提出如下问题：当初他在国会为什么投票赞成战争？4月21日米留可夫的帝国主义通牒上他为什么签字？他为什么给帝制时代参议员以每年六千卢布赡养金？克伦斯基拒绝回答“敌人”向他提出的这些“奸狡的”问题。水兵们干脆宣布部长的解释是“不满人意的。”在坟墓一般寂静之中，克伦斯基离开了那支战舰。“暴动的奴隶！”这位激进派律师咬牙切齿自语道。但水兵们倒很得意：“不错，我们做过奴隶，而且暴动起来了！”
克伦斯基既如此蔑视民主的舆论，就每一步都要同苏维埃诸领袖磨擦，他们走的道路与他一条，但比较时常回头看看群众。3月8日，为下层抗议所惊讶，执行委员会已经警告克伦斯基不可释放被捕的警察。几日之后，妥协派觉得不得不反对司法部长放逐皇族于英国的计划。再过二三星期之后，执行委员会就提出与克伦斯基“调整关系”的问题了，但这关系从来未曾调整好，而且调整不好。他在党的方面也发生了同样困难。六月初社会革命党开大会时，克伦斯基没有被选为党中央委员，270票之中他只得135票。领袖们只好委婉曲折向右方和左方解释：“好多人没有选举克伦斯基同志，只因他的工作已经繁剧了。”事实上是：在司令部和政府机关的社会革命党人虽然尊奉克伦斯基为福利之源泉。可是那些老社会革命党人，与群众接近的，并不信任他，也不尊敬他。但无论执行委员会或社会革命党，没有克伦斯基就不行：他是它们所需要的一环，藉以联系合作政府。
两党在苏维埃中的联盟，领导权属于孟什维克派，他们发明决议案——即发明避免行动之法。但在政府机关内，社会革命党人显然超过孟什维克派，——这事实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克伦斯基的占支配地位。半属立宪民主党和半属社会革命党，克伦斯基在政府之内并不是像策列铁里、欠尔诺夫般代表苏维埃，而是一个活的结子，联系资产阶级派和民主派。策列铁里和欠尔诺夫代表合作政府的一方面，克伦斯基则是合作政府本身的化身。策列铁里埋怨克伦斯基身上“个人动机”占优势；他不明白这是和克伦斯基的政治作用不可分离的。策列铁里自己做内务部长时也曾发出一个通令，要各省特派员依赖于当地一切“活的势力”——即是资产阶级和苏维埃——而且不屈服于“党派影响”以执行临时政府的政策。这个理想的特派员，超于一切敌对的阶级和党派之上，为的凭他自身和凭通令来尽他的职守的，——这就是一省的或一县的克伦斯基。君临于这个系统头上，就需要一个独立的全俄特派员在冬宫里面。如无克伦斯基，妥协主义就好像一个教堂屋顶，上面没有安十字架。
克伦斯基的发迹史充满了教训。他做了司法部长，恰好多亏他所害怕的二月暴动。“暴动的奴隶”的四月示威，使他做了海陆军部长。“德国奸细”煽起的七月斗争，捧他为政府首脑。9月初，一次群众运动还要使这位政府首脑兼任总司令之职。妥协政制的辩证法及其刻薄的嘲谑，就在这个事实，即是群众必须以自己的压力把克伦斯基捧到最高的尖峰之上然后才推他坠入深渊。
克伦斯基轻蔑的踢开了那给他政权的群众，就更加渴想那有教养阶级对他鼓励的表示。革命开始那几天，莫斯科立宪民主党人的领袖希金教授从彼得格勒回来时候说：“倘若没有克伦斯基，我们就没有现在有的东西。他的姓名将以金字写在历史书上。”自由派的赞美，成为克伦斯基最重要的政治准绳之一；但他不能，也不愿，将他受人民拥戴的地位简单置于资产阶级足下。恰恰相反，他一天比一天得更有兴致看见一切阶级都拜倒在他足底下。米留可夫证明道：“令资产阶级代表和民主派代表双方互相对立和平衡，这个思想，克伦斯基自从革命开始以来就有了。”这是他的整个生命行程自然要走的道路，——这条生命行程蜿蜒于自由派律师职务和秘密团体之间。克伦斯基一面向布哈南献媚，保证“苏维埃将寿终正寝的，”一面又时时拿苏维埃的愤怒来恐吓他的资产阶级同僚。而且每逢执行委员会诸首领袖与他意见相反之时，他总是拿最可怕的灾祸，即自由派辞职，来恐吓他们。
克伦斯基屡次声明，他不愿在俄国革命中做马拉，——这话就是说：他不愿采取严厉手段制裁反动，但并非说：他不愿如此制裁“无政府。”顺便说一句，凡反对政治上使用暴力的人的道德，一般都是如此的：当暴力是用来改变已成秩序的时候，他们反对暴力；但在保卫已成秩序时，他们就无论如何残暴的行为都做得出来了。
在准备前线进攻时期，克伦斯基成了有财产阶级特别宠爱的人物。德列钦可告诉每一个人：我们的同盟国如何看重“克伦斯基的劳绩。”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语报》对妥协派很严厉，却屡屡表示他们对陆军部长的善意。罗将柯自己承认：“这个青年人……每日以加倍的精力再生，为的从事于建设的工作，并图谋祖国的福利。”自由派自然是含有用意来恭维克伦斯基的，但他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根本上是为他们而工作。列宁曾说：“我们试想一想将是什么情形：倘若古契柯夫图谋下令进攻，解散几团军队，逮捕士兵，禁止开会，‘你呀，你呀，’对士兵说话，骂他们‘懦种’等等。但克伦斯基可以享受这点‘奢侈’[1]——固然是仅仅在他尚未曾耗尽了民众付托给他的那个容易融化的信任心以前。”
那次进攻，虽然在资产阶级方面抬高了克伦斯基的声望，却完全败坏了民众对他的信仰。进攻的大丧败，本质上就是克伦斯基在两个阵营内同时大丧败。但最可惊异的恰恰是这个两方面丧败使得他从此以后成了“他人不能代替的人物”。关于克伦斯基在造成第二次合作政府时的作用，米留可夫这样表示：“这是唯一可能的人物，”但可惜不是“唯一需要的人物。”须得指出一点：自由派政客领袖从来看不起克伦斯基，而资产阶级广大成分也渐渐倾向于将一切命运打击归究在克伦斯基头上。照米留可夫的见证，“那些爱国主义集团的不耐”迫得他们去寻觅一个刚强人物。有一个时候，海军上将高尔却克为人瞩目。但要安置一个刚强的人于把舵地位；“不是谈判和妥协的办法可以做到的。”这话容易叫人相信。史丹开维奇论立宪民主党人道：“对于民主政制，人民意志，立宪会议等等之希望，已经抛弃了：市政局选举，全俄国各地，都让社会主义者获得极大的多数……他们于是着急的谋求一个政权，它不从事于说服，它只命令。”更恰切点说：他们所要的一个政权，是能够扼住革命的咽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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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尔尼洛夫的生平和他的性格之中容易看到一些特点，颇宜于充当国家救主的职务。马丁诺夫将军，平时是科尔尼洛夫的长官，战时也曾同他一起在奥地利要塞中做俘虏，曾以如下的话描写他的性格：“工作有恒心，自信力坚强迥异于人，但在智慧方面则是一个平凡而庸碌的人，又没有什么广大眼光。”马丁诺夫将军认为科尔尼洛夫有两个优点：个人勇敢和不自私自利。在那个社会中，人家首先为自己安全打算，人家不顾一切侵占他人利益，科尔尼洛夫有这两个优点自然惹人注目的。至于战略上才干，尤其估计整个精神的和物质的局势之才干，——则科尔尼洛夫全无影子。马丁诺夫又说：“此外，他也缺乏组织才干；他的容易生气和缺乏均衡不很适合于有计划的行动。”勃罗西洛夫在世界大战期间观察了他这个部下的整个军事活动，也很看不起他：“一支勇敢的游击队的头领而已，别的没有什么……”官厅散播的关于科尔尼洛夫一师的传说，是为了供应爱国派舆论的要求：事变的黑暗背景之上需要一些光明。马丁诺夫写道：“第48师毁灭了，为了科尔尼洛夫自己指挥无力，他……并不晓得如何去组织退军，而最不好的就是他时刻改变方针，而且浪费光阴……”到最后一刻，科尔尼洛夫把那一师人丢开不管了，那是他自己中了敌人诡计，如今他只图自己脱身。然而漂泊了四日四夜之后，这位倒运的将军终于投降奥地利人，直到后来他才逃脱。“回到俄国来时候，科尔尼洛夫与各报记者谈话，在他逃脱的故事上煊染了他自己想像出来的光明的颜色。”我们无需来说那些消息灵通的证人对他的传说所作的煞风景的更正了。显然，从此时起，科尔尼洛夫就喜欢报纸宣传了。
革命以前，科尔尼洛夫是个带着黑色百人团色彩的帝制党。在俘虏期间，每逢读报，他常说：“他愿把那些古契柯夫和那些米留可夫通通吊死。”但是政治思想烦扰他，如同烦扰他那一类型的人一般，仅仅是在直接影响于他本人的时候。二月革命之后，科尔尼洛夫很容易宣布自己是个共和派。据马丁诺夫说，“他很少明白俄国社会各层份子间利益之交织，他既不知道党派关系，也不知道那些社会活动家是怎样的人。”孟什维克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派，在他看来，是一大团敌派，他们妨害军官指挥军队，妨害地主享用地产，妨害厂主开办工厂，妨害商人买卖货物。
3月2日，国会委员会已经看上了科尔尼洛夫将军，由罗将柯签字要求总司令任命这位“全俄共知的勇敢英雄”为彼得格勒军区司令。皇帝，那时已经不是皇帝了，在罗将柯的电报上写道：“照办。”如此，革命的首都得到了它的第一个红色将军。3月10日，执行委员会的记录上，有这句话提到科尔尼洛夫：“一个旧派将军，他要终止革命。”然而在起初那几天，这个将军图谋上进，甚至闹闹热热的举行了逮捕皇后的仪式。这增加了人家对他的好感。从高比林斯基上校的回忆录中，大家可以知道科尔尼洛夫在这件事情上玩了双重把戏。高比林斯基上校就是他任命的皇村指挥长官。高比林斯基小心记载道，谒见皇后之后，“科尔尼洛夫对我说：‘上校，让我们单独谈几句。你去罢，站在门外等。’我出去了。大概五分钟以后，科尔尼洛夫喊我。我进去。皇后伸出她的手……”显然，科尔尼洛夫把上校当作一个朋友来介绍。以后，我们将听说皇帝和他的“狱吏”高比林斯基互相拥抱。科尔尼洛夫就了新职，表示出他是一个最蹩脚的行政家。史丹开维奇写道：“在彼得格勒，他的最接近的同事不断的感叹他之不能做事情或指导人家做事情。”然而科尔尼洛夫在首都只住了一个短时间。四月事变中，他图谋第一次流革命的血，并非没有受到米留可夫的唆使，然而执委员会反对他，他辞职了，去当军长，以后做西南前线司令。没有等待法律恢复死刑，科尔尼洛夫在前线就下令枪毙逃兵，陈尸大路上，布告罪状，他又以严刑恐吓农民，禁止侵犯地主的财产权，他又设立突击队，一有好机会他就举起拳头吓吓彼得格勒。如此，在军官和有财产阶级眼睛中，他的名字立刻围上一轮光圈。但克伦斯基的许多特派员也会这样对自己说：除了科尔尼洛夫再没有别的希望了。几个星期之后，这位好斗的将军带着做师长时的悲惨经验，竟做那几百万正在解体的军队的总司令了，——协约国正图谋叫这军队打仗以至于完全胜利哩。
科尔尼洛夫头脑昏迷了。他的眼光狭小和政治无知，使他容易成为那些冒险家的牺牲品。“这个生着狮子的心和绵羊的头脑的人，”如阿列克谢耶夫所形容的（以后凡尔霍夫斯基也是这样说，）一面顽强保护他个人的特权，一面很容易受人家影响，只要投合他的野心。米留可夫同科尔尼洛夫很要好，也发觉他“小孩子一般信任那些晓得如何拍他马屁的人。”这个总司令身边最有势力的，是个名叫查伏衣科的人，他戴着一个谦逊的头衔：传令官，——一个怪异的人物，旧式地主出身，油生意投机者，冒险家，特别以他的笔感动了科尔尼洛夫。查伏衣科的确有那种无所不为的骗子的活泼的文笔。这个传令官成了科尔尼洛夫的文案师爷，报纸广告是他做的，通俗的科尔尼洛夫传是他写的，报告，最后通牒，以及一切需要“强硬的艺术手笔”（将军自己的话）的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查伏衣科之外还有一个冒险家，阿拉丁，第一届国会议员，曾在国外住了几年，一根英国烟斗从不离嘴，因之自命为国际通。这二个人站在科尔尼洛夫的右手方，替他联络反革命诸中心。他的左手方则是萨文可夫和费洛宁科服待着，他用尽种种方法支持将军的夸大的自负心，同时阻止他过早地惹起民主派大恶感。容易动感情的邓尼金将军写道：“君子和小人，诚实人和阴谋家，政军领袖和冒险人物，都来投奔科尔尼洛夫将军，同声喊道：救我们呀！”很难确定君子和小人各占多少成分。总之，科尔尼洛夫认真以为救国之责非己莫属，如此就成为克伦斯基直接的政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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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政敌认真的互相仇视。马丁诺夫说：“克伦斯基对于那些老将军一向高傲得很。阿列克谢耶夫是个谦虚苦干的人，勃罗西洛夫又善于外交，这二人可以容忍此种态度。但是对于那个自负的和暴躁的科尔尼洛夫，此种态度就行不通了，——何况科尔尼洛夫方面也看不起那个律师，克伦斯基。”双方之中较弱者准备让步，而且有了诚意的预示。至少，七月底，科尔尼洛夫对邓尼金说，政府方面请他加入内阁。“不行！那些老爷太受苏维埃束缚了……我对他们说，给我政权罢，我就要大干一下。”
克伦斯基的立足地不坚牢了，如同软泥一般。他总是在议论方面找寻出路：召集会议，发表意见，公布宣言！7月21日，他以“无人可以代替的”资格，超升于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派两个敌对阵营之上，这个成功使他想出了在莫斯科召集国政会议的计划。在冬宫密室内做的事情，现在要拿到公众面前来。让全国的人亲眼看一看，如果克伦斯基不拿缰绳和鞭策，什么事都要一塌糊涂的。
依照官方条例，被请参加国政会议的，有“政治的，社会的，民主的，民族的，商业的，工业的，合作社的各团体代表，民主机关诸领袖，军队，科学机关，大学校的高级代表，以及四次国会的议员。”原定共1500名代表，但开会时约有2500人，——人数增多完全为了右派的利益。莫斯科社会革命党报纸责备自己的政府说：“劳动代表150人有工商业代表120人来对抗，农民代表100人有地主代表100人来对抗，苏维埃代表100人则有旧国会议员300人来对抗……”克伦斯基的党的这个机关报，表示怀疑这样一个会议能够给政府以“它所寻求的援助”。
妥协派是咬紧牙齿来开会的。他们相互说：我们必须正正派派努力求得一致。但是如何对付布尔什维克派呢？无论如何不许他们干预此次民主派和有财产阶级的谈判。由于执行委员会一个特别决议案，各党党团不得主席团同意则无权在会场发言。布尔什维克派决定以党的名议宣读一篇宣言，然后离开会场。主席团注意他们每一步动作，要求他们放弃这个有犯罪意味的计划。布尔什维克派于是毫不迟疑的交还他们的入场证。他们去准备另一种更有意义的答复办法：莫斯科无产阶级起来说话。
差不多从革命第一天起，那些拥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一有机会便拿平静的“全国”和纷乱的彼得格勒相对比。在莫斯科开立宪会议成了资产阶级口号之一。国民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鲍特勒索夫诅咒彼得格勒，为的它以“新巴黎”自命。当初吉伦特派不曾用雷和电来恐吓旧巴黎么？不曾提议巴黎只有应得的八十三分之一的权力么？一个外省的孟什维克在六月间苏维埃大会上说：“无论哪个地方，譬如诺伏欠卡斯克，都比彼得格勒更适于反映全俄国的生活条件。”根本上说来，妥协派同资产阶级一样，并非在“全国”真实的情绪之中找寻援助，而是在他们自己幻想的安慰之中找寻援助。现在要感到莫斯科真实的政治脉膊时候了，此次会议的发起人就要遭遇无情的失望了。
从八月初起，先后在莫斯科开的那些反革命会议，从地主会议到宗教大会，不仅动员了莫斯科有财产的人，而且使工人和士兵站立起来。黎亚布盛斯基的恐吓，罗将柯的号召，立宪民主党人与哥萨克将军们的联欢，——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下层人民眼前表演的。这一切都被布尔什维克派鼓动家从报纸消息之中寻出来向群众解释。但现在反革命危险呈献出可以捉摸的形态，甚至于具有血肉之躯了。一阵气愤浪潮弥漫于作坊和工厂。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报纸写道：“如果苏维埃没有权力了，无产阶级就必须团结于自己的活的组织周围。”这种组织首先指明是工会，其中大多数此时已经在布尔什维克派领导之下了。工人如此仇视国政会议以致下层提出来的总罢工思想，在全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各支部代表会议上被采取了，差不多没有人反对。工会先倡议。莫斯科苏维埃以364票对304票的多数否决罢工。但孟什维克派工人和社会革命党工人，在他们党团会议时，本来赞成罢工的，只因为服从党纪律之故，他们在苏维埃中才没有投票赞成罢工。这个好久以来没有改选的苏维埃，是违反真实的多数人意志而有此决议的；这个决议自然不能阻止莫斯科工人行动。41个工会负责人开会通过一个决议案，号召工人罢工一天以示抗议。各区苏维埃大多数站在布尔什维克党和工会方面。各厂工人立刻要求改选莫斯科苏维埃，这个苏维埃不仅落于群众之后，而且与群众相冲突了。在莫斯科河外区的区苏维埃中，与工厂委员会一致，要求召回那些“违反工人阶级意志”之代表之决议，竟得175票赞成，四票反对，和19票弃权。
然而罢工前一夜，莫斯科布尔什维克派仍很着急。外省固然跟随彼得格勒走，但落在它后头，七月示威者在莫斯科没有成功，那时不仅卫戍军，而且工人，大多数都害怕违抗苏维埃而走到街上来。这次怎样呢？第二天早上就回答了。妥协派的制止没有效，罢工终于成了有力的示威，反对合作政府。两天以前，莫斯科工业家报纸还很有自信地宣布说：“让彼得格勒政府快到莫斯科来罢，让它听听克里姆林宫圣地、圣钟和圣塔的声音。……”今天，圣地的声音被一种暴风雨前的寂静所掩盖了。
布尔什维克派莫斯科委员会一个委员毕亚特尼茨基后来写道：“罢工形势非常庄严。电灯不亮，电车不开，工厂，作坊，铁路机房都关了门，连饭店侍者也不做工。”米留可夫在这画图上又煊染一种鲜明的颜色：“代表们来赴会，……没有电车坐，没有地方买饭吃。”如这位自由派历史家所承认的，这事足令代表老爷认识布尔什维克派的力量，此次会议还把他们屏于门外哩。莫斯科苏维埃的《新闻报》很明白8月12日示威的意义：“不顾苏维埃的决议……群众跟着布尔什维克派走。”莫斯科及其四郊，四十万人听从一个党的号召实行罢工，这党五个星期以来不断的受人迫害，它的领袖或躲起来，或关在牢里。这党新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机关报《无产者》，尚未被封闭以前，曾提出一个问题给那些妥协派：“你们从彼得格勒走到莫斯科去，现在从莫斯科你们又要走哪里去了呢？”
当时当权的人也一定这样自问。在基辅，在考斯脱罗马，在察里津，也发生这样抗议性的一日罢工，全体的或部分的。鼓动遍于全国。到处，直至最遥远的区域，布尔什维克派都警告说：国政会议印着“反革命阴谋明显的标志。”八月末，这话的意义就展布于全国人民眼前了。
会议代表，以及莫斯科资产阶级，都希望群众携带武装走到街上来，希望冲突，战斗，希望来一个“八月事变。”但是若教工人跑到街上来，不异于是教他们让人家打杀：那时圣乔治骑士，军官生，以及若干骑兵队，都渴想要报复罢工。若是号召卫戍军到街上来，那也不异于是惹起卫戍军内部分裂，便利于反革命事业，反革命此时已准备好来打击了。党并没有号召他们到街上来，工人自己受了一种正确的战略感之指导也避免任何公开的冲突，一日罢工完全适合于当时局势。这罢工是不能被人隐瞒的，不比布尔什维克派在会场上的宣言。但全城沉入于黑暗之中时，俄罗斯全国都看见布尔什维克派的手正握着电灯的总开关。不，彼得格勒并不是孤立的。“好多人寄托希望于莫斯科首善之地的温顺，但那里的工人区忽然露出凶狠的牙齿来了，”——苏汉诺夫便是如此解释这一日的意义。合作政府的国政会议，虽无布尔什维克派出席，但它不得不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利齿威吓之下开会。
莫斯科人挖苦说，克伦斯基是来此“加冕”的。但第二天，科尔尼洛夫从总司令部来了，怀着同样的目的，无数的代表欢迎他，其中也有宗教大会代表。特克哥萨克兵从那尚未停妥的火车跳下来，穿着他们的鲜红外套，拔出他们的弯刀，排做两行在月台之上。当他检阅他的卫队和那些代表时候，小姐太太们，兴高采烈，拿鲜花撒在这个英雄身上。立宪民主党人劳及乔夫致欢迎辞后叫喊道：“请您拯救俄罗斯罢，知恩的人民会报答您的！”爱国派有人哭出来。穆罗佐瓦，一个富商的太太，跪在地下。军官们肩头抬着科尔尼洛夫出车站来。正当总司令在车站前面广场检阅圣乔治骑士，军官学生和哥萨克队伍时候，他的对头克伦斯基以陆军部长资格则在检阅莫斯科卫戍军。从车站，科尔尼洛夫就沿着以前皇帝走的路线，到伊凡尔圣庙去，在那里行祭，当着他的戴大皮帽的卫队特克伊斯兰教徒面前。哥萨克军官格黎可夫关于此次宗教祭礼写道：“此情此景足使虔诚的莫斯科人更加表示好感于科尔尼洛夫。”反革命此时图谋占领街道。科尔尼洛夫传记和画像从汽车上大量散发。墙壁上贴满了文告，号召人民起来赞助这个英雄。同皇帝一般，科尔尼洛夫在他的花车内接见政治家，工业家，金融家。银行代表向他报告全国财政状况。十月党人雪特洛夫斯基写得很有意义：“历届国会议员，惟有一个人到花车内谒见科尔尼洛夫，这就是米留可夫；两人谈了一会，谈的什么我不知道。”以后我们将从米留可夫那里知道他认为可以说出来的此次谈话情形。
正当此时，一个军人政变在积极进行中。开会以前几天，科尔尼洛夫藉口援救里加，下令准备派四个骑兵师向彼得格勒移动。奥伦堡哥萨克团奉总司令部命令来莫斯科“维持秩序”，但克伦斯基下令中途阻止他们。后来在科尔尼洛夫案侦查委员会面前，克伦斯基作证道：“我们得到报告，说当莫斯科开国政会议时候，有人要宣布独裁。”如此，当那几天举国一致的庄严日子，陆军部和总司令正在调兵遣将互相对垒。然而在可能范围内，表面的礼貌是保持住了。两个阵营间之关系摇摆于表示友谊和国内战争之间。
在彼得格勒，群众虽然自己约束——七月的经验留下教训——但从上面，从司令部和报馆编辑部，仍撒下谣言，硬说布尔什维克派即将举行暴动。彼得格勒党的组织公开发表宣言警告人们当心敌人方面可能的冒名号召。同时莫斯科苏维埃也有布置。一个秘密的革命委员会组织起来，共六个人，每党出二人，布尔什维克亦在其内。一个秘密命令发出来，禁止圣乔治骑士，军官和军官生，在科尔尼洛夫经过的路上列成队伍。布尔什维克派自从七月事变以后被禁出入兵营，如今解禁了：没有他们就无法拉拢士兵。在公开的活动方面，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正与资产阶级谈判成立一个强硬的政权以反对布尔什维克派领导的群众；但在幕后，那些孟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人正与那被他们屏于会场之外的布尔什维克派合作，准备群众为反对资产阶级阴谋而斗争。妥协派昨天虽然反对罢工，今日则号召工人和士兵准备斗争。群众的鄙视和气愤，并不能阻止群众以斗争的热情回答这个号召，此种热情与其说是使妥协派欢喜，宁可说是使他们害怕。这种左右开弓的行为，这种差不多可说公开欺骗两方面的行为，将是不可理解的，倘若妥协派还是在自觉的实行他们的政策。事实上他们仅仅是在为了那种政策而受罪而已。
大事变显然在准备之中。但没有一个人计划着于开会那几日实行推翻政府。克伦斯基后来提起的那个传闻，始终没有什么文件，或妥协派材料，或右派回忆，来证实。仍然是一种准备而已。据米留可夫说——他的见证恰与后来事变发展相合——科尔尼洛夫自己于开会之前已经选定了动手的日子：8月27日。这个日子自然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然而那些模糊知道的人，在此情形之下总是把大事变的日期提早的，于是谣言预先散布开来，从各方面传入政府机关。时时刻刻似乎就要动手了。
资产阶级和军官方面激昂的情绪，本也可以在莫斯科发作起来：即使不是一次政变，至少也是一次反革命示威来试验力量。更有可能以会议代表创设一个救国中心，来同苏维埃对抗。右派报纸公开议论此事。但事情没有走到这个地步：因为群众阻止了它。即使有人想要催促决胜负的斗争早点实现，此次罢工也迫得他抛开这个念头，而对自己说道：我们不能出其不意袭击革命；工人和士兵在那里防备着，我们必须延期动手。教士和自由派得到科尔尼洛夫同意，本计划了一个各式人等的宗教仪仗到伊凡尔神庙去，——连这个计划也不得不抛弃了。
一旦明白了没有当前危险之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派就赶快宣称没有发生什么特别事情。他们甚至拒绝继续容许布尔什维克派出入兵营，虽然士兵们坚决要求继续听布尔什维克派说话。“狡兔已死，猎狗当烹”，策列铁里、丹和兴楚克（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一定用奸黠的微笑互相告语。但布尔什维克派绝无意坠入于“猎狗”地位。他们一心只想进行他们的工作以底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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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有阶级分化的社会，都需要政府意志统一。两重政权本质上乃是社会危机时一种政制，表明国家严重分化。双权政制含有暗的或明的国内战争在内。没有人愿意这个政制再拖延一个时候。恰恰相反，大家都期待一个强硬的，一心的，“铁一般的”政府。克伦斯基的七月政府已获得无限的权力。这计划本是要获得双方同意，在那互相消弱的民主派和资产阶级之上建立一个“真实的”最高权力。超出一切阶级之上而成为命运主宰：这个观念，不是别的，正是拿破仑主义。你试将两把叉对称的插于一个软木塞，则左右大摇摆之后，甚至能在一个针顶上保持均衡：这就是拿破仑主义式的超然公断者的力学模型。一个这样的权力，姑将国际条件除开不说，其巩固程度，是以国内两相敌对阶级之均衡稳定程度来定的。五月中旬，在彼格格勒苏维埃大会上，托洛茨基曾把克伦斯基说做“俄罗斯拿破仑主义之算学的中点。”这个批语之非物质性，正表明：这里并非人的问题，而是职能问题。七月初，大家还记得罢，所有的部长，依照各自的党的训令，都提出辞呈，好让克伦斯基组织政府。7月21日，这个实验以更明白的方式重做一次。两个敌对阵营都求助于克伦斯基，各方都在他身上发现了自己的一部分，各方都宣誓效忠于他。托洛茨基在牢内写道：“那些畏首畏尾的政客领导了苏维埃，所以苏维埃不敢接受政权。代表有财产者各派利益的立宪民主党，又尚无能力拿取政权。所以必须寻觅一个调停者，一个居间人，一个仲裁法官。”
克伦斯基以自己名义发一篇告民众书，其中他说：“我以政府首脑资格，认为没有权利可迟疑，如需改变（政府结构）……增加我在最高行政机关上应负的责任。”这是拿破仑主义的道地的口头禅。然而虽然受左右双方所拥护，事情却从未曾超出于口头禅以上。这是为了什么原故呢？
那个小科西嘉人[2]能够超出于一个新兴的资产阶级民族之上，那必须革命已经完成了它的根本使命：土地分配给了农民，而且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已经创立了一支常胜的军队。在18世纪，革命不能走得更远些：它只能从此点向后退。然而在后退时候，它的根本胜利品发生危险了。无论如何牺牲，必须保护这些胜利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对立，一天比一天深刻，虽远未臻于成熟，但已经使得基础本已很动摇了的国家，陷于一种非常紧张的状态。在此情形之下，一个全国的“仲裁者”是不可缺少的。拿破仑保证大资产阶级可以发财，保证农民可以保持那小块土地，保证农民子弟和流氓有机会趁战争抢劫。那个仲裁者一手拿着剑，他自己也履行了法院执行吏的职务。第一个拿破仑的拿破仑主义是有巩固的基础的。
1848年革命并没有拿土地给农民，而且不能拿土地给农民。这不是一个大革命，即并非以此社会制度代替彼社会制度；这是在同一社会制度框壳之内的政治改革。拿破仑第三背后并没有一支常胜的军队。如此，典型的拿破仑主义之两个主要原素并不存在。但此时有其他的有利条件，也是同样真实的。无产阶级在半个世纪之间成熟了，于六月事变中表现它的惊人力量，但还不能拿取政权。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害怕自己对无产阶级的血淋淋的胜利。有私产的农民害怕六月暴动，希望国家能保护他们，免受那些主张平分土地的人所侵害。最后，一个工业大繁荣时代到来，足足有20年之久，中间只有轻微的停滞，——这就开辟了前所未闻的财富源泉于资产阶级面前。次代的拿破仑主义有了这些条件就足够了。
俾斯麦也是“站在各阶级之上的”，如人家常常指出的，他的政策也无疑含有拿破仑主义原素，虽然化装为王统形式。俾斯麦政制之稳定是受这事实所保证的，即是：这个政制在一个懦弱的革命之后发生出来，可以勉强拿来解决像德意志全国统一那般大问题。这个政制以三次战争胜利，赔款，和资本主义的盛大发展（为保障）。这就够它延长几十年生命了。
俄国那些候补做拿破仑的人，他们的不成功并不在于他们不像第一个拿破仑或俾斯麦：历史晓得如何去使用代替品。他们却是被一个大革命阻拦着，这个革命并未解决它的问题或竭尽它的力量。资产阶级正在强迫那尚无土地的农民去为保护地主财产而战争。战争除了失败之外没有什么结果。工业繁荣毫无影子；恰好相反，工业衰落正在造成更多的破产。如果说无产阶级退守了，那只为的更加团结自己的队伍。农民后退一步，只为的给地主以最后袭击。那些被压迫的民族正在对那主持俄罗斯化的专制制度采取攻势。为了求得和平，军队愈加接近于工人及其政党。下层正在团结，上屋正在削弱。没有均衡。革命还是生气勃勃的。拿破仑主义表现得奄奄一息，那并没有什么奇怪。
马克思和恩格斯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拿破仑政制之作用，去同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斗争中旧式君主专制之作用相比较。无疑有许多相似之点，但说到政权的社会内容时二者间的差异就表现出来了。在旧社会分子和新社会分子中间做仲裁法官的作用，在某一时代是可能的，那时两种剥削人的制度都需要自卫以抵御被剥削者。但在封建地主和农奴之间，则“公正的”居间人作用不能发生。俄罗斯帝制调停了封建地主和新兴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利害，其对于农民的作用则不是一个居间者了，而是剥削者阶级之全权代表。
同样，拿破仑主义也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仲裁者，事实上乃是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之最集中的统治。拿破仑以其靴子踏在全民族的脖子上以后，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不能不采取保护私产，地租和利润的政策。政制的特殊点并不会超出保卫手段以外。看门巡捕现在不是站在门口，而是坐到屋顶上去了，但他的职务还是一样的。拿破仑主义之独立性，大部分是外表的，装饰的，排场用的：其象征就是那件皇袍。
俾斯麦很巧妙的利用了资产阶级对于工人的恐惧心，但在他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改良之中，他始终是有财产的阶级的全权代表，他始终未曾背叛过有财产的阶级的利益。然而无产阶级日渐增大的压力，无疑地使得他以有力的官僚仲裁者资格超出于地主和资本家两阶级之上：这就是他的作用。
苏维埃政制允许政府对于工农两阶级保持着很大的独立性，因之在这两阶级之间也有一种“居间作用”，只要两方的利害根本上还是可以调和的，无论怎样发生争吵和冲突。但在苏维埃国家和资产阶级国家中间要找一个“公正的”仲裁者就不容易了，至少对于双方的根本利害来说。在国际关系上，苏维埃之不能加入国际联盟，正与在一国范围内之不能建立一个真实不虚的“公正”政府来调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出于同样的社会原因。
克伦斯基政制没有拿破仑主义的一切力量，却有拿破仑主义的一切罪恶。它之超出于全国之上只为的以它的无能来腐化全国的人。口头上，资产阶级和民主派双方领袖都答应“听从”克伦斯基；事实上，那个全能的仲裁者克伦斯基是听从米留可夫的，尤其听从布哈南。克伦斯基进行帝国主义战争，保护地主财产，并拖延社会改良至比较幸运的时日。倘若他的政府是柔弱的，那也恰与资产阶级不能叫自己的人抓住政权，出于同样的原因。然而这个“救国政府”虽然可怜得很，它的保守的资本主义性质，却显然随着它的“独立性”之增加而增加了。
资产阶级政客虽然明白克伦斯基政制是此一时期资产阶级统治之不可避免的形式，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非常不满意于克伦斯基，也不能阻止他们准备尽可能快的排除他。有财产的阶级中人一致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提出的那个全国仲裁人，必须代替以从有财产的阶级出身的人物。但为什么一定要科尔尼洛夫呢？因为候补做拿破仑的人必须适合于俄国资产阶级的品性。他必须是落后的，与民众隔离的，无才干的，衰败的。在一支只见到可耻的失败的军队之中，很不容易找到一个众人爱戴的将军。科尔尼洛夫走到这个地步亦不过是矮子队里选将军罢了。
如此，妥协派和自由派既不能团结于合作政府之中，又不能共同承认一个候补救主。革命的未完成的任务，妨害了他们如此做。自由派不信任民主派，民主派不信任自由派。克伦斯基固然向资历阶级张开双臂，但科尔尼洛夫则明白示意：一有机会，他就要扭断民主派的脖子。从以往发展下来，不可避免地要产生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冲突，这个冲突其实是两重政权的矛盾翻译成个人野心的容易爆发的语言罢了。
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卫戍军当中，七月初，形成了一派不耐烦久待的人，不满意于布尔什维克派太谨慎的政策；同样，八月初，在有财产的阶级当中，也积聚了不耐烦久待的情绪，反对立宪民主党领袖的观望政策。这个情绪，——譬如说，——表现于立宪民主党大会上，那里有人要求推翻克伦斯基。在立宪民主党以外，这个政治上不耐烦久待的情绪表现得还更明显，譬如在那不断受士兵威胁的司令部中，在那要被通货膨胀淹死的银行界中，在那着了火的地主邸宅中。“科尔尼洛夫万岁！”成了希望、绝望和复仇之口号。
克伦斯基完全同意于科尔尼洛夫的政纲，但关于实施时日有不同意见：“我们不能立刻施行这所有的事情。”米留可夫也承认有排除克伦斯基的必要，但他回答他的那些不耐烦的党徒说：“我认为还早了一点。”由于彼得格勒群众的急躁产生了七月的半暴动；同样，由于有财产者当中不耐烦久待的情绪也产生了八月的科尔尼洛夫叛乱。布尔什维克派不得不加入武装示威，为了可能时保证成功，至少为了保护它免于溃败；同样，立宪民主党人，也不得不为了这种目的加入于科尔尼洛夫叛乱。在这界限之内，两种局势有一种惊人的对照。但在这对照之中，目的、手段和结果又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情形，在往后的事变里面，将要完全展开出来。
[1] 指古契柯夫做不到的事情，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社会党人克伦斯基却可以做到。－C.R
[2] 译者按：即拿破仑，他是科西嘉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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