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打拚为尊严——大同工会奋斗史

［第一章］

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

　　怠工结束了，然而对许大同员工而言，这次「意外」的集体行动却震撼了他们的心。这些工人们跟曾水鉴一样，许多是农家子弟，从中南部离乡背井来到台北讨生活，他们进入大同公司后只知道要认命工作，靠工钱勉强维持家计。这次意外的怠工，让他们第一次体认到：他们并不孤独，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集结工人力量的地方，一个自主的工会。　

　　一九八八年二月五日，农历年前一个干冷的清晨，在大同总公司上班的曾水鉴，带着好几捆的传单，来到大同员工搭乖交通车的板桥亚东工专对面，将传单交给正要上车的工人。
　　「这些传单……你们拿去到工厂发给大家。」
　　「喔，好……。」接过传单的工人愣了一下，接着脸上闪过会心的微笑。坐在车上的员工们纷纷围了过来。
　　「谈判年终奖金的问题？另一张写啥？」
　　「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
　　「抽几张起来看一看！」

看到传单，双手就发软！

　　……大同公司多年来年终奖金都不足一个月，而公司令年盈余大增，希望董事长今年能发放二个月的金额薪资，这是员工普遍的心声……。
　　同业年终奖金知多少？
　　台湾松下三点五至四个月，国际电化四至四点五个月。三洋电机二至二点五个月，歌林公司三个月，新力公司三至四个月……。^[1]
　　传单在前往三峡、桃园厂的交通车上散发开来，曾水鉴自己也骑着机车，载了一捆传单上班。清早刚开工不久，随着传单飘散到工厂的各个角落，大同员工们的情绪也跟着浮躁起来。看着传单上的「同业年终奖金一览表」，想到今年又只有半个月的年终奖金，加上限期三个月内使用的大同电器礼品券，每一个工人的心情都跌入了谷底。不要说发红包给小孩，就连过年拜拜的贡品都不够花！想到这里，平时被训练得极有规律的双手就变得不听使唤，想动也动不了。由大同总公司的录放影机第一中心开始，一直到三峡、桃园，大同集团旗下各工厂的生产线，自动一条接着一条停下来，工人们站起来伸懒腰、上厕所，过了不久便开始聊天，平常就比较冲的员工，更对公司的年终奖金、福利制度等问题破口大骂！
　　「工会的人除了每年发礼品之外、拢在做啥？」
　　这实在是个好问题，然而谁不知道，以往工会的干部都是由人事处主管「御笔亲点」的乖乖牌。三峡厂的许守活一面心里想着，一面把这些抱怨公司的大嗓门、在怠工中「带头作乱」的员工都记录下来。不过，他可不是人事单位的「抓耙仔」。
　　早在四个月以前，许守活一边做纪录，一边心里这么想。就在这时候，隔壁厂房的刘庸走过来串门子。许守活以前并不认识刘庸这个人，更没有想到，他们之后会成为三峡厂工会里经常「答嘴鼓」的战友。

怠工风波越滚越大

　　二月六日起，板桥厂的一千多名员工，在生产线上坚持怠工达五天之久，是怠工时间最长的厂区。由于电冰箱厂部份生产线未能配合，支持罢工的工人们甚至愤而锤凹了数台冰箱。接着北投厂员工也加入了怠工的行列。消息传到大同关系企业位于中和市的台湾育信公司，员工们开始在工厂大门口悬挂抗议布条，并提出四项诉求。第一、年假自十六日起至二十日放五天；第二、年终奖金发放两个月全薪；第三，台通公司将组成劳工委员会，劳工代表由员工自由投票选出；第四、此后员工调职，应征得员工的同意。大同公司方面虽然宣布年假延长为六天，希望缓和员工的不满，但怠工的风潮仍像瘟疫般持续地蔓延，二月七日，大同大龙厂也陷入了停工的状态。
　　大同各厂区的管理阶层除了在媒体上否认有停工事件以外，对这次的怠工束手无策，一方面是因为怠工完全没有组织，连打压的对象都找不到，另一方面是因为所有的大同员工都知道，包括林挺生的儿子——总经理林蔚山以及各厂厂长，在大同公司里都没有任何实权，除了董事长出面，各厂高阶主管的任何承诺都不能算数。因此，只要董事长不出面，怠工就会延续下去。
　　二月八日，台通公司数百名员工手持标语，从厂区内游行到厂区外，总经理林昭阳告诉劳方代表黄基财等人：「我要向上反映！」「年终奖金我无权决定！」就在同一天，大同转投资的中华映管公司，也有一千多名员工加入了怠工的行列，曾水鉴等总公司员工代表十余人，则带着一百多人连署的陈情书，到台北市劳工局检举大同公司强迫加班，违反劳基法。
　　大同工人的行动起了带头的作用。中坜市的福特六合汽车公司一千七百名员工走出厂房，聚集在厂区的办公大楼外，要求福特公司在过年前发放红利，金额至少要比照同业。台北新亚电器公司已四年未发放年终奖金，工会常务理事曾圳中向公司顾问反映，竟然遭采购课长等管理人员架住，被打得头破血流，资方扬言将以恐怖手段对付工会理监事，引发怠工工人更强烈的不满。远东化纤劳资协助破裂，低薪资的女工不满情绪高，工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全厂一千八百名员工十日上午八点起全面怠工。第二天，苗栗的台湾日商欧丽旺电机公司一千一百多员员工，也在这股怠工风潮的激励下，集结在厂区内的广场停工抗议。
　　二月九日，由于大同公司方面仍未能给员工一个合理的交代，总公司电扇厂、具件课、基板课与录放影机第一中心持续停工。终端机日产量八百台的北投厂，全天只生产出七十一台。三峡厂七个生产中心有五个毫无动静，台通、板桥厂处在全厂罢工的状态。大龙厂怠工的员工则在工厂门口集结抗议。
　　直到二月十日上午，在出身于大同公司的全国总工会秘书长邱清辉、大同工会理事长陶育忠与人事处副处长王守德拟定解决方案，并获得林挺生的首肯之后，资方宣布将大同公司春节假期延长为六天，年终奖金则由原先的三千多块，增加到一个月全薪，平均每个员工约一万四千元。听到这项消息，工人的不满情绪才逐渐平复，陆陆续续回到生产线上工作。

劳资双方大梦初醒

　　一九四九年，大同第一批国产电扇，在台海两岸政治动荡不安的环境下问世，一台要卖一两黄金。「大同大同国货好」的歌声、大同宝宝的玩偶、有拉门的老式电视机，和多数台湾人第一次看电视的记忆连在一起。由营造业、制钢业、家电与机电业到今天的电子业，大同曾经创下好几个台湾第一的记录：最早成立的家电厂商、第一家民营股票上市公司、第一个外销电子产品的企业等等。
　　「没烦没恼，住到大同倒」、「吃呼肥肥、装呼锤锤、穿呼水水，等领薪水」，这是一九七○年代在大同公司中流行的一些俏皮话。对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当时大同公司是个令人向往的工作场所，蓝色的制服上绣着大同的标致，代表一种荣誉。但是事过境迁，公司长期不合法的剥削，使得员工对公司的荣誉感，变成了厌恶感，抗争的情绪在生产线上发酵。
　　一九八四年，台湾劳工法律支援会成立，这是台湾第一个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劳工团体，成员以知识分子、党外律师为主，业务仅限于个案法律咨询。一九八七年底，台湾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冲击着党禁和报禁，国民党威权体制面临重大考验，年终奖金风波也开始酝酿起来。一方面，从党外到民进党所领导的政治反对运动，冲垮了戒严体制，有利于自主工会蓬勃成长，另一方面，基层工人、政治异议人士以及知识分子也开始集结力量，发展基层自主工会组织，甚至成立劳工政党。劳支会、自主工联、工党与劳动党等工运团体，都渐渐活跃起来。
　　就在这种大环境下，曾水鉴等人所发动的怠工事件，加速了大同工会的自主化，三峡厂产业工会的组成，则顺利打响了颠覆工会政权的第一炮。
　　发起怠工的灵魂人物——曾水鉴，一开始并没有期待能让工会变天。
　　四十五年次的他，由于台南白河老家种植莲花的六分地，养不起四个兄弟姊妹，国中毕业后就离乡背后，只身来到台北半工半读。一开始，曾水鉴在联勤印刷厂当学徒，学习排版、铸铅字，但是在役毕之后，印刷技术与市场都有很大的改变，他只有另觅新职，辗转进入大同关系企业台通公司工作。几年下来，他对于大同资方种种不合法的权威，感到相当不满，曾经为了反对公司限制女作业员上厕所一事，与分组长起冲突，而成为上司的眼中钉。
　　一九八五年，由于电信局订单萎缩，台通公司开始裁员，曾水鉴被调到台北总公司的录影厂继续上班。一九八七年底，眼看着戒严解除，强人崩殂，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展开，曾水鉴把希望寄托于民进党。每天下班回家之前，骑车经过台北桥、大汉桥下、重新路边的民进党服务处，他就会停下来听一听尤清、洪奇昌等人的演讲。
　　「如果这些人都不会被国民党抓去关的话，那争取年终奖金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吧！顶多是失去工作而已。」
　　怀着此忑不安、随时准备丢掉饭碗的心情，曾水鉴打电话到民进党位在板桥的服务处寻求协助，然而接听电话的党工却告诉他：
　　「年终奖金喔，这要看头家的良心啦，这款代志阮唛没法度帮忙……。」听到这一番话，曾水鉴心里凉了半截。
　　几天之，曾水鉴在报端读到工党支持劳工争取年终奖金的消息，他收拾起之前的失落感，开始和工党联络。在工党中常委汪立峡、侯晴耀等人的协助下，曾水鉴制作了「致董事长的一封公开信」与「谈判年终奖金的问题」两张传单，影印了数千份，然而面对可能被解雇的命运，心里总是七上八下。
　　眼看着一月底开始，各地争取年终奖金的工潮风起云涌，连日来北起台北山中电子、厚生橡胶、新海瓦斯、正大尼龙、大洋塑胶等厂，桃园国瑞汽车、新竹亚洲水泥、新埔远东化纤厂、裕隆三义厂、华夏头份厂、华隆头份总厂，南到高雄县永丰余久堂厂，总计有数万名劳工以怠工形式发动抗争，桃园客运工会更召开会员大会，对外宣布不惜以罢驶来瘫痪桃园县市交通，曾水鉴终于鼓足勇气，在二月五日将这些传单散发出去，并且在工党的协助下召开记者会、前往劳工局陈情。他万万没想到，这样的作法竟然就可以使得大同公司两万名员工进入罢工的状态，长达五天之久！
　　怠工结束了，然而对许多大同员工而言，这次「意外」的集体行动却震撼了他们的心。这些工人们跟曾水鉴一样，许多是农家子弟，从中南部离乡背井来到台北讨生活，他们进入大同公司后只知道要认命工作，靠工钱勉强维持家计。这次意外的怠工，让他们第一次体认到：他们并不孤独，他们需要的是一个集结工人力量的地方，一个自主的工会。
　　有一个人比怠工的工人们更加地震惊，他就是统治大同公司将近半个世纪，身兼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台北市议会议长与国民党中常委，集党政高层宠爱于一身的台籍大资本家，自封「教授校长董事长」名号的林挺生。
　　过去大同员工曾发动过多次无组织的怠工，其中以一九六九年的年终奖金怠工最为，曾导致保一总队进驻大同总公司。在国民党威权统治的时代，只要镇暴部队进驻工厂，就能顺利「消除」员工的不满，但是林挺生却对这一次怠工束手无策，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亿多新台币的年终奖金，怎么能不心痛！
　　一九八八年的怠工行动，惊醒了大同公司的工人，也惹火了「教授校长董事长」林挺生，他这四十多年来「大同之内，莫非王土，朕即王法」的管理权威，第一次受到如此强烈的挑战，年终奖金加上怠工一星期的数亿元损失，更是搔到他的痛处。究竟林挺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大同公司的管理权威为何会令人诟病？大同公司的政商网络，与林挺生的权威性格，又是如何形成的呢？

劳教小辞典1

什么叫做怠工（sabotage）？

　　怠工乃属争议行为样态之一种，是指劳工根据工会之指示，以不正规的工作态度集体降低工作效率，不完全履行依劳动契约内容属应负劳务提供之义务；换言之，即劳动者在形式上仍然提供劳务，但故意让作业效率降低之争议行为。一般怠工的型态包括以下几种：减速劳动（slow down）、拒绝出差、拒听电话、收款罢工（例如在交通运作事业中，随车工作之劳动者即司机或车掌未向乘客收取车资之行为）、无言战术（劳动者在工作场所内拒绝与雇佣或其代理人说话，藉以使雇主在指挥管理上产生不便）、集体用餐（劳动者利用集体用餐之行为，导致特定业务停摆，如柜枱无人服务）。上述这些怠工的型态，一般劳动法上称之为「消极性怠工」，若属于破坏作业设施、故意生产不良产品之型态者，则称之「积极性怠工」；就怠工之合法性言，除我国等少数国家以外，多数国家对于消极性怠工皆予以承认，但对于积极性怠工则多采否定态度。我国现行法第二十九条第七款，禁止工会「命令会员怠工之行为」是一个相当不合法的规定，应予以修改。但「怠工」行为之发动，就劳动法理探讨上，如欲有正当性，仍应符合以下几点原则：第一，必须是预告性怠工；第二，不得因怠工产生工作场所之危险；第三、不得违背劳动义务中之诚信原则。过去我国曾因怠工而发生重大劳资争议事件的工厂，除大同公司外，尚有铁路局高雄检车段、台湾三美公司前镇厂、高雄县大明公司仁武厂、白砂电机等。
　　一般而言，怠工经常于厂场地位针对劳动条件的控制，我们不妨称为「经济性怠工」。但是怠工也是一种政策控制的手法，台湾规模最大的一次「政治性怠工」，就是一九九四年底，台湾劳工阵线反对全民健保法草案中劳工须负担四成保费比例的「一一○一」全国怠工，据估计有三万名劳工参与了这个活动，虽然劳委会认为「政治性怠工」违反现行法令，但是在这一波工运控制施压之后，经过立法院的党政协商，将产业劳工的保费分担比例降到了三成，可见政治性怠工的潜力。

^[1] 上述两张传单原稿皆已亡佚，只能找到受访者记忆所及与报纸引用的片段。